---04月01日 08:26端午节：“五彩”缤纷的仲夏之梦 ——从辟邪除瘟到纪念屈原的历史演变轨迹 - 中国端午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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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五彩”缤纷的仲夏之梦 ——从辟邪除瘟到纪念屈原的历史演变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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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时值仲夏，阳光普照，百草丰茂，万物生长，而瘟疫的危险也悄然发展。驱除邪气，克服瘟疫;卫护生命，让生命之花开得更加灿烂，是端午节的根本使命。
农历五月五日是端午节。端午的起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先秦时代，这是我国一个十分古老的节日。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民根据各自对于端午日的理解，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民俗活动，使这个节日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端午处在仲夏之月，恰遇季节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为了顺应大自然时序的变化，人们创造了象征季节变化的一些文化形式，例如吃粽子、使用菖蒲、艾蒿、出游、缠五色线、龙舟竞渡等等。这些文化形式所包含的主题思想是辟除引发疾病瘟疫的神秘邪气，后来又发展出对古代圣贤(屈原、伍子胥、曹娥)的庄严纪念。直到今天，端午依然是我国广泛存在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同时，端午节还流传到邻近的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家，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节日。
在长期的历史传承和地理传播过程中，端午节从名称、内容到象征意义都发生过很大变化。为了更加深入地认识它，我们必须全面考察端午节的历史演变轨迹。
一、节日名称的变化和字面涵义
端午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名字，例如端五、重午、重五、端阳、天中节、浴兰节、蒲节、女儿节、娃娃节、五月节等等。这些名称的产生时代不一样，涵义也不同。以下对这些名字略作说明。
在东汉以前，端午节一般直接写作五月五日。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战国时代成书的《夏小正》(见《大戴礼记》)说：“此日(指仲夏之午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这是古代端午节习俗的最早记录。仲夏，就是农历五月。午日，指当时历法中用干支表示的一个日期。仲夏午日，就是五月午日。对此，清代学者赵翼《陔余丛考》有详细考证，其结论是：“古时端午亦用五月内第一午日。”端午这个词就是从“仲夏午日”发展而来。其最早的字面意思是五月第一个午日。端午一词的最早文献出处是西晋周处的《风土记》。根据金武祥辑本《风土记》记载：“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又云：“端午造百索系臂。”又云：“端午采艾，悬于户上。”但是，有学者根据《玉烛宝典o五月仲夏第五》所引的《风土记》是“仲夏端五，烹鹜角黍”，推论“端午”二字应该是“端五”，剥夺了周处首先使用“端午”一词的权利。这种说法证据不足。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端午”的涵义已经通俗化为五月五日，而不是五月午日了。唐代以后，端午一词普遍流行。起初每月的初五都可以称为“端午”，后来逐渐专指五月初五。唐玄宗《端午》诗，杜甫《端午日赐衣》诗都是讲的五月初五端午节。“端五”的字面意思是初五。先秦两汉时代干支记日法和数字记日法并用，五月第一个午日与数字日期上的五月五日经常不一致。魏晋以后，数字记日法成为主流趋势，于是端午节定在五月五日，而“端午”一词大约也在此时被“端五”取代。“端五”之所以能够取代“端午”，主要原因在于计日方法改变了，其次在于“午”、“五”两个字发音相同，很容易取代。端五作为节日名，意思是五月初五。端午节的另外一个名字是重午，重午的意思是午月午日。五月为什么叫“午月”?这里涉及古代天文历法学的知识。古代天文学家发现北斗星斗柄在初昏时刻所指的方向各月不同，每年循环一次。于是根据其所指方向来计算月份，分别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代表十二个月份，叫做十二辰。夏历(即农历)建寅，就是把北斗星勺柄指向寅辰的孟春之月作为正月，即以寅月(正月)为岁首。那么，五月的时候，初昏时刻北斗星勺柄指向午辰，所以，五月就是午月。午月的午日，自然就是重午。
重五，即五月五日，因为月份和日期都是五，故名“重五”。端午节又称为天中节，其原因是此节的精确时刻是午月午日午时，太阳正在中天。黄石《端午礼俗史》认为，午在八卦上为离为火，太阳的威力走到午的方位才登峰造极，所以此节的每一时间层次都是午，定在午月午日午时，日在中天，阳气达到极点。端午节也叫端阳节。端阳的意思是太阳正处于极盛状态，意思与“天中”接近。浴兰节的名称见于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五日重五节，又曰浴兰令节。”这是因为古代有端午节用兰草水沐浴的风习，所以这么称呼。
端午节还称为“蒲节”。这是因为五月菖蒲成熟，而端午节又有悬菖蒲于门首、或用菖蒲泡酒饮用的习俗。这个名字是古人根据端午节最突出的民俗事项之一——使用菖蒲，作为这个节日的代表。女儿节的叫法最早见于明清时代的北京地区，后来也流传到其他地区，包括韩国、朝鲜。根据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当时北京城端午节的时候，从初一到初五，家家把小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头插鲜红的石榴花。因此，把端午叫做女儿节。而沈榜《宛署杂记》说，当时还有端午节妇女回娘家的习俗，这也是端午称为“女儿节”的原因之一。清代康熙年间《大兴县志》的记载与《帝京景物略》相同。现代陕西也有“女娃节”或“女儿节”的称呼。娃娃节是端午节的现代俗称之一。因为端午节的辟邪保健习俗主要是保佑儿童，五色线、五毒服、涂雄黄都是用在儿童身上，所以有“娃娃节”的称呼。
端午在五月，是此月最大节日，因此，端午节也叫做五月节。
二、端午节起源于战国时代
(一)研究端午起源的方法
由于上古时代的典籍大量失传，以及民俗节日逐步发展的特点，有关节日起源方面的史料都非常缺乏。在节日起源研究领域里，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争论。具体到端午节起源的研究上，学术史曾经出现过辟邪说、纪念屈原说、仿效勾践操演水师说、纪念伍子胥或曹娥说、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说，以及古代越人新年说等等。但是，民俗学界的主流意见是辟邪说——认为端午节起源于上古时代辟邪的风俗。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支持辟邪说，并对后五种假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我看来，其他假说出现失误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把传说当作历史事实，例如“纪念屈原说”就是把原本用来解释端午节的民间传说当作历史真实事件了。其二是片面理解端午节习俗，把其中某些后来增加的因素误以为是最原始因素，例如把竞渡当作端午节的原始内容，并以此确定整个端午节的起源点。
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错误，研究端午节的起源需要采取下列三个步骤。首先全面考察端午节的习俗，以确定其最原始的核心因素。其次，剔除非核心因素。端午节的其他因素是逐渐发展、粘连到核心因素的。它们虽然各有各的起源，但是对于端午节来说，那些只是节日的流传变化，与起源无关。第三，寻找有关端午节核心因素起源的相关史料。普遍流行的传统端午习俗包括八个方面。第一是使用菖蒲、艾蒿的各种习俗。人们一直相信菖蒲、艾蒿具有巫术和药用的双重价值，因而出现许多利用菖蒲、艾蒿辟邪保健的习俗。如采各种草药(包括菖蒲、艾蒿)、在门上悬挂菖蒲、艾蒿等等。第二是缠挂五色线以驱邪辟凶。第三是用艾虎、或道教符图驱邪。第四是饮用药酒(主要是蒲酒和雄黄酒)，也是为了驱邪保健。第五是吃粽子，这是象征季节变化(详见后文)，实际也是趋吉避凶的。第六是出门游玩，这在上古时代也是为了回避邪气。第七是划龙舟或赛龙舟。虽然有传说称划龙舟或者龙舟竞渡是纪念屈原，但是在很多民众心目中龙舟竞渡的真正目的是“送瘟神”。第八是亲友互相赠送礼物。因为端午日不祥，所以亲友之间在危难之时互赠礼物，互相关心。以上八项端午节习俗中，都是以辟邪、辟瘟、保健为目的，因此辟邪就是端午节的核心。端午节的原始本质就在于此。
至于民间传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某些历史著名人物而产生，那不是历史事实，而只是端午节习俗不断发展的结果。因此，它们和端午节起源的事实无关。
(二)创造端午的思想基础
古人为什么要在五月五日(或午日)辟邪辟瘟呢?换言之，他们为什么认为这一天有邪气侵害、如此凶险?这是古人创造端午节的思想基础。了解这个思想基础，是探讨端午节起源的重要前提。先秦时代的人们相信阴阳二气的和谐是宇宙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一年之中的各个自然节气是宇宙运行的关键点，尤其是冬至、夏至。冬至，阴气极盛，但是阳气开始复苏;夏至则是阳气极盛，阴气开始产生。包含着夏至的仲夏五月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礼记o月令》云：“是月(指仲夏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意思是五月里白昼最长。但是阴气、阳气激烈斗争，生物半死半生。君子应该斋戒，禁绝一切情欲。这里所谈的核心是夏至时节(后来的端午节包含了夏至的因素)阴阳二气的斗争，以及斗争的结果——代表生命的阳气开始衰竭，代表死亡的阴气重新出现，并将逐渐强大。因此，古人把五月看成是邪气丛生，有害于生命的“恶月”。这是后来端午节习俗集中在辟邪方面的最根本原因。
(三)端午节习俗的起源
先秦时代在我国历法史上属于月令时代。国家完全垄断历法的制订和节日活动的内容。当时的王官依照自己对于天时的观察和理解制订出全面指导社会生活的国家时间制度——月令，强调人类生活必须顺应大自然的节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司马谈《六家要旨》引述阴阳家观点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这里的四时(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都是自然节令。这是从遵守自然节令对于人事的影响来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根据五月是“恶月”的观念，战国时代产生了一些相应的特殊时令习俗。为了简洁，我只列举与端午节起源有关的习俗：不育五月出生的孩子、蓄采百药、沐浴兰汤和登高游玩。第一种习俗是认为五月出生的婴儿长大后“将不利于父母”，必须及早抛弃。《史记o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田文生于五月五日，父亲田婴不让妻子养他，理由是：“五月子长与户齐，将不利于父母。”这里特别强调五月五日出生，可见当时的忌讳可能是专指这个日期的。五月五日因此就从五月的三十天之中突出出来。田婴的妻子悄悄抚养了孟尝君，也并未发生危害父母的事。但是，这种迷信思想却一直在民间流传，到汉代仍然存在。王充《论衡o四讳》记载当时流行的忌讳：“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已举之，父母祸死……”。东汉应劭《风俗通》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应劭把时间明确为五月五日，与后来的端午节时间完全一致。这个习俗迷信，而且野蛮，但是它长期贯穿在端午习俗中，应该看作端午起源之一。第二种习俗是认为五月存在不利于身体健康的邪气，需要采集各种药材以驱逐毒邪之气。战国时代成书的《夏小正》说：“此日(仲夏月午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意思是五月午日要采集各种草药，以消除此时到处弥漫的“毒气”。这个习俗后来发展成为专门采集这个时候的药材，认为此时药效最好(详见后文)。因此，这也是端午节的起源之一。第三种习俗是用浸泡了兰草的热水——兰汤——沐浴。战国时代有沐浴兰汤的习俗，屈原作品有“浴兰汤兮沐芳华”的诗句，但时间不详。《大戴礼记o夏小正》记载：“(五月)蓄兰，为沐浴也。”这里有月份，但没有日期。《艺文类聚》转引《大戴礼记》则为：“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兰草在古代被看作一种能辟邪的植物，在三月上巳节和五月端午节都使用兰草。《太平御览》卷五十九引东汉薛汉《韩诗章句》云：“当此盛流之时，众士与众女执兰而拂除邪恶。”可见汉代人认为，兰草是可以辟邪的。浴于兰汤的目的就是要辟邪保健。这个习俗在唐宋以后的端午习俗之中还能看到(详见后文)。所以，这也是端午节的一个源头。第四种是登高游玩。《礼记o月令》讲到仲夏月的时候说：“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意思是五月里太阳已经达到极盛，所以不能再在南方用火。为了避免阴气伤害，人们要住在高处，或者登山望远。这条材料没有说明具体日期，但是后代端午节中的远游习俗都是由此发展而来。
上述四种习俗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它们都认定这个日期充满不利健康的邪气。这时出生的孩子会害父母，因此要及早抛弃;空气中存在邪毒之气，危害身体健康，因此要采药、要沐浴兰汤、要登高游玩。基于以上原因，这四种习俗虽然记录在不同的著作中，但是，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因此，这四种习俗共同成为端午节的起源。
任何一个完整的民俗节日，需要具备三个基本因素。第一是固定的日期。第二是特殊的习俗。第三，特殊的节日名称。完整的端午节习俗，应该包括特定的时间点五月五日(或五月午日)、特定习俗以及专门的节日名称。根据前文所述，战国时代端午节的时间已经基本确定在五月五日，或五月午日。其习俗内容是不举此时出生的孩子、蓄采百药、沐浴兰汤和远游。唯一不足的是，专门的节日名称尚未出现。
缺少名称，说明战国时代的端午节还不完整。当时端午节没有名称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历法制度是王官月令，被政府垄断，并主要为政府服务。制订月令的王官对于百姓生活中民俗节日的表述并不重视。因此，他们虽然记录了一些节日活动，但是没有使用专门的节日名称，更没有记录民众对于节日习俗的解释传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端午节起源于战国时代，而完整的端午节还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发展。
三、汉代端午节习俗的初步发展
秦汉时代，大一统的国家政治制度保证了古老的月令体系仍然发挥功能。端午节习俗依然沿袭着战国时代的辟邪模式自然发展。前文已经说明，战国时代的四种端午习俗，汉代均有流传。另外，汉代人还创造了一些新的习俗形式。
(一)汉代的各种辟邪物品
农历五月是收获蚕丝、开始缫丝织布的季节。东汉时代，人们利用新蚕丝及其制品来应对端午这个不祥的日子。端午节出现了用五种颜色的蚕丝制作辟邪物的习俗。其中包括五采丝、五色缯、条达等等。
五采丝，又叫五色丝。按照应劭《风俗通》的说法：“五月五日以五采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瘟)，亦因屈原。”当时人相信用五采丝缠在胳膊上，可以避免被兵器和鬼怪伤害，还可以避免瘟疫、健康长寿。因此，五采丝后来也叫辟兵缯、长命缕、续命缕。缠五采丝的习俗生命力顽强，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它是汉代一项重要的文化创造。值得关注的是，当时人传说这种习俗跟屈原有关。虽然这个传说情节不详，但是它跟后来的端午节屈原传说一脉相承，因此预示着未来的端午节将跟屈原发生更多的联系。把五色丝习俗的起源追溯到屈原，并不是历史真实，而是代表了一种民间知识，这反映了原来被官方月令垄断的时间制度中逐渐出现了民众的思想。五色缯，是一种五色丝帛。青、赤、白、黑在外，黄色在中央。折叠成方形，缀在胸前。按照应劭《风俗通》里的说法，佩带五色缯，本来是为了展示妇女养蚕的功绩——这是当时士大夫们心目中的礼仪(按照这种礼仪观念，还要用麦秆编织成物，挂在门上，表示农耕有成)。但是，普通民众却不管所谓礼仪，而是认为五色缯能够防止兵器伤害。除了丝织品，还有所谓“五色印”，也叫“五色刚卯”，就是用桃木做成的印章。六寸长，三寸见方。桃木在汉代被当作辟邪物品，用来驱鬼。所以，桃木的五色印也是辟邪物品。《后汉书o礼仪志》记载：“……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之饰，以难(傩)止恶气。”就是用丝绳拴一个五色印挂在门上，以驱逐恶气。
根据《风俗通》的记载，人们除了自己辟邪以外，还互相赠送节日礼品。其中就有“条达”，一种丝织的手镯。这是一种社会交际活动，表明端午节习俗已经很普及，成为社会交际的一条渠道。
(二)汉代食枭羹的皇家礼仪
汉代五月五日有一个官方礼仪。皇帝命令郡国召集百官，赏赐枭羹，就是猫头鹰汤。为什么要用猫头鹰做羹呢?明代邹善长《彙苑详注》引《汉史》说：“以其恶鸟，故以此日食之，盖欲灭其族类也。”古代传说，猫头鹰吃自己母亲，所以古人认为它是恶鸟。为了灭绝它，特意选择在端午这个“恶日”来吃。但是，这个解释不全面。吃恶鸟，自然是为了消灭它，但更加主要的目的是要消灭它所代表的恶行、恶人。其实也是教训大臣，不要做恶人、奸臣。官方礼仪往往是具有政治涵义的。
这个礼仪比较罕见。以至于黄石《端午礼俗史》认为它后来失传了。其实唐宋时期还保存在皇家礼仪之中。详见本文第十一部分《社会交际》。
(三)汉代端午习俗与夏至习俗的趋同化
端午与夏至时间相近，两个节日的观念背景基本相同。比较而言，端午的民间文化气息浓厚，而夏至的官方色彩较浓。夏至时间点需要精确的天文观察和政府月令的公布，而端午则是民众日常生活中容易掌握的时间点。因此，二节长期并行不悖。不过，在汉代的端午节和夏至节习俗之间，开始出现明显的趋同现象。应劭《风俗通》直接把二者叙述在一起：“夏至、五月五日，五采辟兵，题‘野鬼游光’。俗说五采以厌五兵。游光厉鬼，知其名，令人不病疫温(瘟)。”夏至与端午习俗相同。《后汉书o礼仪志》云：“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锤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汉并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之饰，以难(傩)止恶气。”这里的夏至与五月五日的习俗也基本一致。这显示出端午与夏至两个节日逐步合并的趋势。造成这种合并趋势的一个原因就是官方月令体系的衰微，和民间岁时体系的逐步崛起。
四、魏晋南北朝时代端午节的定型
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中国进入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人们一面延续着汉代的各种端午习俗，一面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俗文化创造活动。在这三百六十多年中，除了西晋时代短暂的六十年统一之外，分裂局面长达三百年。政治上的分裂割据，使得统一的月令体系彻底破产，因而产生了以晋代周处《风土记》和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为代表的以地方性民俗节日文化为特征的民众节日体系。民众的节日名称(“端午”首见于《风土记》)、解释节日的传说都得到全面记录，这是中国历法节日体系的一次重大发展。随着民众节日体系的发展，端午节与夏至更加接近。在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端午节和夏至的节令食物都是粽子(一名角黍)，可见二者已经接近融合了。另外，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得中原汉族不断南迁，进入江南地区。地理环境的变化，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使得端午节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来自南方文化的龙舟竞渡习俗被吸收到端午节之中。至此，辟邪保健和龙舟竞渡构成了后世端午节的两大基本主题。从此以后，端午节虽然还有个别的变化，但是其基本模式定型了，没有再出现根本性的演变。魏晋南北朝时代，思想上，依然沿袭着五月为恶月的基本观念，禁忌很多。根据《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不能晒床席，也不能盖房子。在此基础上，端午节的各项习俗都得到很大发展，内容几乎囊括了后来端午习俗的全部。其中包括端午节的名称、缠五采丝、采集百药、制作艾人、艾虎、饮菖蒲酒、吃角黍、龙舟竞渡、解释节日习俗的屈原传说等等。因此，为了使大家更加清楚地了解端午节各项习俗的具体变化，本文以下部分将按照具体民俗事项一一介绍，不再按照朝代顺序介绍。由于端午节是一个大节，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相关习俗异常丰富，本文只能选择其中比较重要的习俗事项，对其流传变化加以介绍。至于那些流传时间短、分布范围小的习俗事项就只好割爱遗珠了。
五、端午采百药
(一)采百药的目的
百药，指各种药材。特意在端午这一天采集百药有两个目的，医学的目的和辟邪的目的。首先是医学的目的。古人认为端午采集的药材效果最好。大约为汉代所作的《神农本草经》多以五月初五为采药时间，而且强调在午时采药。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是端午时节，植物生长茂盛，药性比较强。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其二则是来自古代阴阳哲学思想。端午是阳气最盛的时刻，古人因此认定百草药性此时最强。采集来的药材并不只用于端午节，也制成药物用于未来治疗疾病。端午采百药的第二个目的是辟邪。古人依靠药物治疗疾病，而疾病的原因被他们归结为各种邪气。因此，他们认为药物能够克制邪气。这是战国时代端午节“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习俗以及后代采药辟邪习俗的共同思想依据。比如艾蒿本来是一种药材，用它制成的艾绒可以灸病。于是端午节采集艾蒿来辟邪。
(二)百药的种类
目前可以推知的汉代以前端午节所采百药之中包含用来进行沐浴的兰草。汉代习俗中，蟾蜍也成为端午节药物之一。《四民月令》记载：“五月五日取蟾蜍，可合恶疽疮。”就是说端午节抓来蟾蜍制药，能够治愈毒疮。这种习俗后来一直流传。晋代周处《风土记》谈到端午采集百药的习俗，而且专门指出艾蒿是其中主要的品种：“端午采艾，悬于户上。踏百草。”踏百草，就是到野外游玩踏青。为了采集药物，顺便也就进行了踏青活动。唐朝韩鄂《四时纂要》说，端午日出之前采集各种药草的嫩头，种类越多越好，一次捣烂，挤出汁液。再取石灰若干，与汁液混合，制成药饼。据说可以治疗各种刀伤和小儿恶疾。这种所谓的“药”，其科学效果不详，更多的恐怕还是精神上的效果。所以，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讲当时端午习俗说：“采百药或修制药品，以为避瘟疫之用。藏之，果有灵验。”那么，端午节所制的药物究竟包含哪些种类呢?根据陈元靓《岁时广记》总结宋以及宋以前的习俗，大致有：苍术汤、韭泥、草灰、艾熊、葛根、蜀葵、糯米、苋菜、菊茎、木耳、青蒿丸、小蒜、胡荽汁、蘩蒌羹、芣苢、相思药、相爱药、能饮药、不忘药、急中药、丁根药、金疮药等等。明清时代，端午采药习俗广泛存在。《熙朝乐事》记载明代习俗：“端午为天中节，……或采百草以制药。”明嘉靖时期安徽《石埭县志》记载比较详细：“烧苍术丹(云避瘟气);采药物(日正午采百草、捉蟆，以备药物);捕乌蛇(俗以午月午日午时捕乌蛸蛇酿药物)。”现代已经没有遍采百药的习俗，比较多的是采艾蒿和菖蒲这两种有香味的药物作为辟邪之用。留待下节详谈。
六、端午节的辟邪装饰物
人类节日文化体现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其中最直观的方面是特定的节日装饰品，包括环境装饰和人类衣饰。它们传达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古代端午节作为一个处于“恶月”的节日，其节日装饰的特点在于辟邪。
(一)艾蒿和菖蒲
艾蒿、菖蒲都有药性，古人用来治病，也用来辟邪，有所谓“戴艾叶疗一切鬼气”的说法。按照古俗，艾蒿和菖蒲经常是同时使用，即所谓“艾旗、蒲剑”、“艾虎、蒲龙”，所以本节将它们放在一起介绍。
1、艾人、艾虎、艾旗用艾蒿制成的端午饰品有艾人、艾虎、艾旗等等。晋代已经开始把艾蒿挂在门上。南北朝时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踏百草游玩时，还有“斗百草”游戏。古代斗草有不同形式，有的是比赛谁采到的药材最好，有的是比赛谁知道的草名多，有的是比赛各自所采草茎的柔韧性，各用草茎互相拉扯，断者为负。斗百草是采集百药活动派生出来的游戏民俗，为这个节日增加了欢乐气氛。至于采来的艾蒿则做成人的形状(大概是捆扎出一个人的模样)挂在门上。这就是后来长期流行的挂“艾人”的习俗。宋代盛行道教，普通的艾人就具体化为用艾蒿制作的道教张天师。南宋的《梦粱录》记录当时习俗：“以艾与百草缚成(张)天师，悬于门额，或悬虎头。”这里的艾草张天师就是古代的艾人，后边的“虎头”就是所谓艾虎。还有用泥塑造张天师像的情况，例如《岁时杂记》记载：“端午又作泥塑张天师，以艾为须，以蒜为拳，置于门上。”好象艾人还不够有力，人们又造出艾虎挂在门上，或戴在头上来抵挡邪气，正如王沂公《端五帖子》诗所说：“钗头艾虎避群邪”。为什么如此看中老虎?因为古人认为老虎能够吃鬼，鬼都害怕老虎(见王充《论衡》)。因此，艾虎的驱鬼辟邪能力比单独的艾更上一层楼!《岁时杂记》关于宋代制作艾虎的两种方法是：“又以艾为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因为是戴在妇女头上，所以非常小，最小只有黑豆那么大。女工之细可见一斑!明清时代用艾十分普遍。门上插艾，身上佩带艾人、艾虎的习俗遍及全国。比如安徽寿春妇女就把艾虎插在鬓发之上。当时大城市里常用布料缝制艾虎。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里说，每到端阳节，北京城里那些心灵手巧的女子就用绫罗制成小老虎、粽子、葫芦、樱桃、桑葚之类，并用彩线穿在一起，挂在自己的钗上，或系在小孩子的后背。当时的南京人除了喝菖蒲酒、做艾人之外，也剪绒为虎，插在妇女鬓发之上。或者用线网做成老虎背在孩子背上。使用艾蒿做装饰的习俗一直流传到现代。黄石考察民国时期河北中部地区端午习俗，门上插艾、男女头上都戴艾。男人戴在耳边，女人戴在发髻。目前，全国还有很多地方程度不同地保留着端午用艾的习俗。
2、蒲人、蒲剑、蒲鞋用菖蒲制成的饰品有蒲人、蒲剑、蒲鞋等等。宋代以后，常常用菖蒲刻成人的形状来辟邪，这就是蒲人。明代沿袭这种习俗。高廉《遵生八牋》记录明人习俗云：“端午日以菖蒲根刻作小人，或葫芦形，佩以辟邪。”明清时代，北京城流行端午节穿蒲鞋。蒲鞋，就是用菖蒲叶编织的鞋。根据朱彝尊《日下旧闻》所记：“京城端午，贵贱人等必买新蒲鞋，穿之过节，岁以为常。”蒲鞋，现在可能失传了。我们通常所见到的端午专用鞋只有幼儿穿用的老虎鞋。菖蒲的叶子又直又尖，形状类似宝剑，所以，名为蒲剑。随着历史发展，最初只在门上挂艾蒿的习俗，慢慢发展为同时悬挂菖蒲和艾叶。并合称为“蒲剑、艾旗”。清人范寅《越谚》中有“菖蒲作剑斩八节之妖魔，艾叶为旗招四时之吉庆”的对联，就是赞美蒲剑、艾旗的。明清时代，杭州、北京流行买些菖蒲、艾蒿，还有石榴、葵花等种在院子里。目前，北京、西安、南京、宁波、武汉、广州、太原、昆明等地都还有一些人家在门上同时插艾蒿和菖蒲。有些地区则只插艾蒿，比如天津。不仅民间有使用艾蒿、菖蒲的习俗，宫廷也有此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时代每逢端午节宫廷匠人用菖蒲雕刻张天师像，四周用染成五色的菖蒲叶子加以装饰。还用扇子、艾虎等赏赐大臣。《酌中志略》记载明代宫廷习俗云：“五月初一日起，至初五日止，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褂子蟒衣。门两旁安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画天师，或仙子仙女执剑降五毒故事，如年画之门神焉。一月方撤佩带艾叶……”当时，也有用艾虎赏赐大臣的礼仪。《大明会典》记载：“端午节文武百官俱赐扇，并五彩寿丝缕。若大臣、经筵官，或别赐扇及彩绦、艾虎诸物，各以品级为等。”清代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家郎世宁于1732年画《午瑞图》，画面上青瓷花瓶中插菖蒲、艾草和盛开的石榴花、蜀葵花。宫中档案说此图“端阳节备用”，表明当时宫廷也有端午使用菖蒲、艾蒿的习俗。由此可见，端午节习俗在宋、明、清三代的宫廷和民众之中普遍流传，端午是全民族共同的节日。
(二)五毒符、五毒衣
1、五毒的含义与功能这里所谓“五毒”，是指人们心目中五种有毒或有害的动物。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所说的五毒有一些区别。有三种说法比较常见。一说是蝎子、蜈蚣、蛤蟆、蛇和壁虎。另一说则是蝎子、蜈蚣、蛤蟆、蛇和蜘蛛。第三说是老虎、蝎子、蜈蚣、蛤蟆、蛇。民国时期“五日午时钱”背面所刻画的五毒就是这第三种说法。按照科学观点，这些动物似乎不尽有毒。比如壁虎就没有毒性。蛤蟆略有毒性，但毒性不大。但是，在古人心目中，它们都是高度危险的动物。
而五毒图案的使用目的则有两种，一种是利用它们的凶恶面目驱逐各种邪气从而保护人。另一种是为了消灭它们，免得它们给人造成伤害。
2、利用五毒保护人类的五毒符、五毒衣古人为了抵御端午时节的邪气，通常悬挂、张贴神像(如张天师、钟馗)，或者各种符咒。把五毒图案用作驱邪方法的时候，五毒图案实际上也是一种巫术符咒。其中的原理正是以毒攻毒。五毒模型或图案在宋代已经出现。《岁时杂记》记载，宋代端午节男女把艾蒿(或人工仿制艾蒿)插在头上，并且在艾蒿上再装上“蜈蚣、蚰蜒、蛇、蝎、草虫之类，及天师形相……”。这里的五毒不大可能是真实的动物，应该是模型或者图案。明清时代，妇女头戴五毒图案的装饰品广泛流行。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明代北京妇女端午节也有在头上“簪五毒、五瑞花草”的习俗。儿童最容易遭受疾病侵袭，所以，儿童服装上出现五毒图案最多，甚至出现专供儿童穿用的五毒衣。天津旧俗给幼儿穿五毒衣、五毒鞋。据说这样可以免除疾病，兼防蚊虫叮咬。河南农村过去把五毒绣在兜肚上，给孩子穿。古代的宗教人士利用民间习俗，把五毒图案正式制成“五毒符”赠给施主。清初庞嵦《长安杂兴》诗云：“一粒丹砂九节蒲，金鱼池上酒重沽。天坛道士酬佳节，亲送真人五毒符。”这是道士所为。清代顾禄《吴趋风土录》又记载了尼姑做的五毒符：“尼庵剪五色彩笺，状蟾蜍、蜥蜴、蜘蛛、蛇、蚿(一种类似蜈蚣的多足虫)之像，赠檀越(施主)贴门楣寝次，能厌毒虫，谓之‘五毒符’。”道门、佛门都参与到端午民俗活动之中了。商业人士也从民俗中发现商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北京商铺把“五毒符咒”画在黄纸上出售。据说贴在门上，“以避祟恶”，就是辟邪。民国时代南京人用五色纸折叠成方形，剪出或画出五毒形状，贴在门上或床头，用来禳灾。如今民间剪纸作品中五毒图案的用途大多如此。
3、以消灭五毒为目的的五毒符、五毒饼、五毒菜有时候人们把五毒当作所有害虫的代表，在节日里驱逐或“杀死”它们，以象征驱逐和杀死所有害虫。明代学者吕种玉《言鲭》发现古代山东地区并不在端午节使用五毒符，而是在谷雨日：“……绘五毒符，图蝎子、蜈蚣、蛇、虺(毒蛇)、蜂、蜮(蛤蟆)之状，各画一针刺。刊布家户，贴之以禳虫毒。”画面上用针刺毒虫，当然是为了杀死它们。不过，吕种玉由此推测最早的五毒图案是用在谷雨，而不是端午，他的根据不充分。有可能是当地农民把端午节的五毒移植到谷雨节了。清代至民国时期，北京、南京都有专门的五毒食物——五毒饼、五毒菜等。意思是吃了这些食物，就代表着消灭了五毒，人们由此得到安全。详见下文。
无论是利用五毒来辟除邪气，还是象征性地消灭五毒，端午节有关五毒的习俗都跟科学没有多少关系。它们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形式，把五月五日装点为一年365天之中最有特色的日子。
(三)五采丝
也叫五色丝、辟兵缯、长命缕、续命缕、百索、端午索、五色线等等，就是缠在胳膊上的五色丝线装饰品。个别也有缠在脖子上的。汉朝人首先在端午节使用五采丝。他们认为可以避免被兵器和鬼怪伤害，还可以避免瘟疫。这个习俗从此绵延不绝。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地区流行于端午节用五彩丝缠在胳膊上，这样可以不得瘟疫。这和汉代缠五采丝的观念基本一致。只是名字变为“避兵”。此书还记载当地另外一种近似习俗——系长命缕，就是用丝缕把楝树叶缠在胳膊上。楝树叶在古人眼里具有驱邪却病功能，长命缕上使用楝树叶表明它的目的在于辟邪防病。从“长命缕”这个名字可以看出，它淡化了驱邪色彩，突出了延年益寿的色彩。北朝则流行所谓“合欢索”。《古今类传》引《燕志》云：“北人五日结‘合欢索’缠臂。”从使用方法看，这个合欢索与古代的五采丝是同类的饰物。北朝人还继承了汉代人手戴条达的习俗，改名“綵条达”。按照《初学记》的记载：“北人五日以什綵缠臂，一名‘綵条达’，又名‘綵条脱’。”北宋东京城端午节有使用百索的习俗，就是从五采丝发展来的。百索的做法不一，比较华丽。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中解释说：“今有百索，即朱索之遗事也，盖始于汉。本以饰门户，而今人以约臂，相承之误也。”宋人的百索是缠在胳膊上的。因此，应该是来自五采丝，而不是来自朱索。汉代的朱索是挂在门上的，五采丝才是缠胳膊的。明代首都北京的习俗是在脖子上缠端午索，主要给儿童使用。根据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载：“(五月)五日之午前，……项各彩系，垂金锡，若钱者，若锁者，曰端午索。”意思是说，人们在端午节中午之前，在脖子上系一条彩色的端午索，下边还垂着一个用金属制作的钱形或锁形装饰。这里非常强调“午前”，可见当时人们心目中端午节最关键的时刻还是“午时”。端午节强调午时，正如我们过春节特别强调半夜“子时”一样。明代嘉靖时期河北《清苑县志》说当地“以色丝系小儿颈、腕，名为百岁索。”万历时期浙江《秀水县志》说：“幼者系彩索于臂。”那时侯，人们相信戴了百索可以使儿童不受毒虫蜇咬。《永平府旧志》就说：“冀州人成人戴艾，小儿才系百索，旧《州志》云：‘……童幼系百索于手腕，曰虫不蜇。’”这里所说的“虫不蜇”只是把辟邪说得更加实际了。《大明会典》记录皇帝在端午节赏赐文武百官的“五彩寿丝缕”就是民间的端午索之类的东西。不过，官方礼仪比较好古，采用了接近汉代“五采丝”的名字。
现代日常生活中蚕丝已经很少见，一般都改用五色线。民国时期，南京人用五色线编织细绳，名叫长命缕，缠在孩子手臂上。比较复杂的长命缕上还挂一个布制小老虎或布制小粽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缠五色线的习俗还比较常见。(四)、香囊香囊，指装裹了具有辟邪作用的药物或香料的袋子。各地名称不一，有香囊、绣囊、香包、香布袋、艾包、雄黄荷包、朱砂袋等等。为方便起见，此处统称为香囊。宋代以后的端午节习俗中常常出现各种袋状饰品。宋人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云：“端午日以蚌粉纳帛中，缀之以棉若数珠，令小儿带之，以裛汗也。”这种装了蚌粉的袋子带在幼儿身上，据说是用来消除汗味的。能够除汗味，应该算作香囊。可是记录者只看到它除汗味的实用效果，却忽略了它辟邪的精神功能。我怀疑这说法不准确的理由是：平时孩子也出汗，为什么平时不用，只在端午节用?所以，这种袋子应该跟后来辟邪用的香囊具有同样功能。《岁时杂记》还记载了另外两种袋子：“端五日以赤白綵造如囊，以丝线贯之，搐使如花。俗以稻、李置囊中带之，谓之‘道理袋’。”端午节时，早稻已经收获，李子是仲夏成熟的水果，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用丝囊装裹它们，象征着生命由此得到滋养。也算是战胜端午恶气的工具吧。该书记载的“搐钱”袋做法相同，但是要钉在门上，或带在身上，据说可以防止“赤口白舌”，就是别人说自己坏话。“赤口白舌”，大概被当时人看作“邪气”的一种了。明清时代香囊成为流行的端午节饰物。香囊中包裹的东西各不相同，有朱砂、雄黄一类药物的，也有装填了沉香等香料的。万历时期浙江《新昌县志》云：“佩香囊、艾虎。”有些地区的香囊中装的是朱砂(也是古代辟邪药物)，所以叫“朱砂袋”。如清雍正时期《辽州志》云：“系五丝，佩朱砂袋。”
现代一些地区仍有端午佩带香囊的习俗。河南、河北、湖北、陕西、山西、四川、广东等地有流传。河南洛阳的香囊是用硬纸包裹艾叶、雄黄等，折叠成粽子形状，外边缠满五色彩线，挂在小孩子胸前，目的是辟邪。山西太原的香囊与洛阳相似，但是大人、孩子都可以佩带。只是大人都挂在腰里。湖北武汉的香囊做成菱形，或猴子形状，用法是背在孩子的背上。四川成都妇女在端午回娘家前，用红绿绸缎做成海椒或金瓜形状，内装香料，叫做“香包”，挂在孩子胸前。成都也有做香包赠送亲友的习俗。杜学德《河北民俗》记载河北南部邯郸县旧民俗，五月初四，姑娘们采集艾叶，缝在丝绸小包里，叫“艾包”。艾包挂在胸前衣扣上，或辫梢上。也有装其他树叶的，例如杨树叶、柳树叶、槐树叶，其歌谣唱道：“戴上艾，不怕怪;戴上杨，不怕狼;戴上柳，不怕狗;戴上槐，大鬼小鬼不敢来……”从歌谣可以看出来，艾包里的这些树叶都是用来辟邪的。河北东部农村还有“扔灾”习俗。端午节前一天开始佩带艾包，端午下午立刻扔掉，称为“扔灾”。意思是把所有灾难都抛弃掉。这端午“扔灾”的习俗跟某些地区通过放风筝扔灾非常相似。
七、端午节的饮食
端午时节，北方有许多水果成熟，如樱桃、桃子、李子等，南方水果更多。作为应时水果，它们自然成为端午节食物。春天孵出的家禽此时也成熟，可以宰杀了。有些地区有端午吃鸡鸭的习俗。另外，吃鸡蛋、鸭蛋、苋菜、大蒜在一些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流行。不过，最有代表性的端午食物还是粽子、菖蒲酒、雄黄酒和五毒饼、五毒菜等。
1、粽子的名称与历史演变
粽子，古书也写成糉子，或者叫角黍。它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时令食品，表示的意思是顺应季节变化和帮助季节的运转。农历五月是北方黍子成熟的季节，用新熟的黍子做粽子(角黍)正好代表着新季节。所以，粽子可能起源于北方。
不过，目前所见最早记录粽子的文献是晋代江南人周处《风土记》。周处是阳羡人，今属浙江，后来主要在江南地区活动。按照他的说法，端午节前一天把粘米(糯米或黍子)和枣、栗子混合，用菰叶(即茭白叶)包裹，煮熟。名字叫角黍，也叫粽子。周处推测其象征意义是“取阴阳包裹未散之象”，就是用包裹起来的粘米和枣、栗子象征阴阳和谐不分。后来北方地区以甜味为主的粽子都属于这种粽子类型。周处还说到粽子的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把很肥的乌龟煮烂，去掉骨头，拌上盐、豆豉、蒜、蓼等调味品，与粘米放在一起，名字叫“俎龟粘米”，也是粽子的一种。后来浙江等南方地区的肉粽子基本属于这种类型。周处根据乌龟的骨在外肉在内是“阴内阳外之形”，正好相当于端午时节阳气极盛在上，阴气初生在下，推测“俎龟”的象征意义是“赞时”——帮助四季的运转。
古代不光端午节吃粽子，周处说当时夏至节也吃粽子。南北朝时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也是夏至吃粽子。后来仍有一些地区保持着夏至吃粽子的习俗，如唐代的苏州、宋代的安徽池州等。这表明，在古人心目中，端午节与夏至节是非常接近的，因此其节日食物也非常一致。不过，随着端午、夏至两节的合并，到了明清时代基本都统一为端午吃粽子了。
唐代国力昌盛，粽子不仅是食物，而且成为游戏对象。长安城流行用箭射粽子，射中者可以吃。民众如此，皇宫也如此。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岁时广记》中也有唐德宗用角黍赏赐大臣的记录。
唐、宋时代端午节的粽子品种极多，其名不一。有九子粽、百索粽、角粽、锥粽、茭粽、筒粽、秤锤粽、杨梅粽、巧粽等等。而宋代人不仅吃粽子，还用粽子作祭品来祭天。
明清时代至今，全国各地基本都保持着这一习俗，以至于端午节得名“粽子节”。因为目前端午吃粽子仍然流行全国，基本上家喻户晓，所以，这里只简单介绍南北粽子的差异。北方地区的粽子基本都是甜味的，用料是糯米，或者糯米加豆沙，或者红枣。外包棕竹叶，或芦苇叶，用叶条或五色线捆扎。蒸煮之后，蘸白糖食用。江南地区既有白粽子和豆沙馅的甜粽子，也有肉馅的咸粽子。浙江嘉兴、广东广州均如此。而且，北方只在端午食用粽子。而广州则是四季都吃。
2、吃粽子的传说
当吃粽子成为习俗固定下来的时候，人们创造了各种传说故事来说明它的起源和意义。其中主要是关于屈原的传说。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的大臣，忠君爱国，但是却遭楚王流放，最终自沉汨罗江而死。楚国百姓一直纪念屈原，按照晋人王嘉《拾遗记》的说法，屈原死后，楚人把他崇拜为“水仙”，水中的仙人，建立祠庙祭祀他。
其实，最早把端午节与屈原联系起来的传说是东汉应劭《风俗通》，他说端午缠五采丝的习俗是因为屈原。令人遗憾的是，应劭没有记录详细的故事情节。
南朝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第一次记录了完整的粽子源于纪念屈原的传说：“屈原午日投汨罗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刘秀年号)中，长沙欧回(或作区曲)白日忽见一人，自云三闾大夫(屈原的官职名)，谓欧回曰：‘君尝见祭，甚善。但当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五色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今作粽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这个传说谈到当时包粽子的习俗是在竹筒中装上米，外边缠五色丝和楝树叶。楝树叶有浓烈气味，古人用以辟邪。这种粽子，唐代还有流传，叫做“新筒裹練(楝)”。吴均解释这种粽子的起源是屈原显灵给欧回，说过去人们献祭给他的竹筒粽子外边没有五色丝和楝树叶，都被蛟龙偷走了。请以后献祭的时候缠上五色丝和楝树叶。欧回遵照屈原的指示做了，于是形成了后来包粽子的习俗。
这个传说解释了当时包粽子习俗的起源和目的，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当时还有另外一个不太流行的传说，即刘敬叔《异苑》所说：粽子是屈原的姐姐女媭发明的。可见南北朝时代，关于粽子起源的传说都归结到屈原身上。其中，吴均记录的传说后来得到广泛传播，其主要情节一直流传到今天，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
这个来自艺术虚构的传说，为什么能够得到全民认同?那是因为传说的情节充分巧妙地解释了包粽子的习俗，起到了美化生活的作用。
首先，屈原是一个伟大历史人物，把端午粽子归结为纪念屈原，就为这个普通的节日食品增添了神圣色彩，传达了人民的道德观念。
其次，当包粽子的习俗逐渐变化，取消了竹筒和楝叶，改用棕竹叶、芦苇叶包裹，外缠五色线以后，相关传说就不提竹筒、楝叶了。现代传说都是说：粽子原来不包叶子，没有五色线，被水族抢吃。
另外，传说的情节为了保持合理性，还适应人们的信仰变化。南北朝时代，宗教信仰比较盛行，所以，吴均说屈原大白天显灵给欧回。可是，随着宗教观念的淡化，后人无法相信白日见鬼这样的事情。后来的传说一般都是讲屈原“托梦”给祭祀他的人，让他们包粽子。这是民间传说适应社会发展而发生的改变。因此，这些传说是不同时代社会民俗生活的真实反映，并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它们的情节虽然不是历史上的事实，但是情节之中包含着当时生活的事实。同时，传说情节巧妙，具有艺术吸引力。它们是端午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特别提请注意的是，自从这个传说出现以后，原本以辟邪保健为唯一目的的端午节习俗开始出现纪念古代圣贤的因素。端午节原本只是体现人与自然节律之间的关系，但从此以后，也开始体现出人与人的关系，渗透了社会道德思想。这是端午节习俗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端午节的酒
端午节饮用的酒有菖蒲酒、雄黄酒、菖蒲雄黄酒和朱砂醑等。据说它们的功能是辟除瘟疫之气，或驱逐毒虫。
菖蒲是端午节一大主角。它不仅用来做蒲剑、蒲人、蒲鞋等装饰品，还用它的根或叶子来泡酒，即菖蒲酒，简称蒲酒。东汉时代就有菖蒲酒，但不知道是不是端午节专用。南北朝时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云：“端午节以菖蒲一寸九节者泛酒，以辟瘟气。”这里是用菖蒲的根泡酒。唐代孙思邈《千金月令》云：“端午以菖蒲或丝或缕泛酒。”就是把菖蒲切碎了泡酒。菖蒲酒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由此可见，端午节饮菖蒲酒是有保健作用的。
雄黄酒，是把雄黄研碎，溶解在酒里。雄黄入药，也被用于辟邪，所以雄黄酒也是用来辟邪的。饮雄黄酒的习俗，宋代以后比较常见。有时候还加入菖蒲丝，称为“菖蒲雄黄酒”。元代瞿祐《四时宜忌》云：“五日午时饮菖蒲雄黄酒，辟除百病，而禁百虫。”明代《五什俎》里记载雄黄酒的制作与使用方法比较详细：“端午以雄黄入酒饮之，并喷屋壁、床帐。婴儿，涂其耳鼻，云以避蛇虫毒害。”这和后来常见的用雄黄酒在儿童额头写“王”字大致类似。
关于雄黄酒能够辟邪的观念还出现在著名的《白蛇传》传说中。白蛇修炼成精，化为白娘子，与杭州人许仙结成美满婚姻。但是，在端午节饮用雄黄酒后，白娘子现出蛇形，竟把许仙吓死。在这个传说中，雄黄酒的辟邪力量是如此巨大，连白娘子这个已经修炼成精的蛇也无法抵挡。
还有一种朱砂醑，就是朱砂酒。明代冯应景《月令广义》介绍说：“午日用朱砂醑，辟邪解毒。各以余酒指染额、胸、手足心，无虫虺之患。又以洒墙壁门窗处，远毒虫。”朱砂既是药物，又是辟邪物。用朱砂于酒，目的当然也是辟邪。其使用方法也和雄黄酒几乎一致。明代也有把菖蒲、雄黄和朱砂一同泡酒的用法。证明这三者具有同样的辟邪功能。
清代北京地区普遍流行菖蒲酒或雄黄酒。部分饮用，部分洒在床帐之间，部分用来涂抹小儿额头或耳鼻。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洒之，用涂小儿额及耳鼻间，以避毒物。”《宛平县志》则有全家喝菖蒲酒，用雄黄涂抹小儿。
各地志书多有菖蒲酒、雄黄酒的记录。黄河流域，山东的惠民县、邹县均有菖蒲雄黄酒。陕西凤翔县也是菖蒲雄黄合用。长江流域的江苏苏州的所谓雄黄酒，其实也是把雄黄末、菖蒲根一起掺在酒里。浙江的嘉定、六合、新昌、富阳等地也有饮用菖蒲酒、或雄黄酒的习俗。范寅《越谚》记录越地习俗：“菖蒲雄黄如烧酒曰‘蒲黄酒’，午时饮之。饮后，喷壁角、门。饮余酒中雄黄，书王字于孩额，并抹其眼、耳、鼻孔，可辟虫豸，与下喷门、壁，皆辟毒虫蛇虺。”按照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记录，当地饮用“菖蒲雄黄醴”——醴，也是酒的意思。
但是，二十世纪后期，饮菖蒲酒、雄黄酒逐渐消亡。蘸雄黄酒给儿童涂抹额头、耳鼻也逐渐减少，城市里几乎见不到了。
(三)五毒饼，五毒菜
清代至民国时期，北京、南京都有专门的灭五毒的食物——五毒饼、五毒菜等。《京都风俗志》记载当时北京富裕人家购买有五毒图案的糕饼，叫“五毒饽饽”，味道甜美，也用来馈赠亲友。这种五毒饼的原料是玫瑰花、蜂蜜、白糖、核桃仁、松仁作馅，外包白面粉酥皮，香甜可口，上面加盖红色的五毒形象。潘宗鼎《金陵岁时记》记述民国时代南京的五毒菜是杂炒银鱼、虾米、茭菜、韭菜、黑干(木耳)等五种原料制成。这些食物原料并没有任何毒性，南京人只是把它们当作五毒的代表使用而已。
八、端午节的祭祀
端午的祭祀活动有不少，一是祭祖，二是祭神。所祭祀的神灵，有天神、张天师、钟馗、瘟神等等。
古代中国盛行祖灵崇拜，但凡节日，一般都有祭祖活动。端午节也有祭祖，但是，其内容结合了仲夏季节的特点。仲夏五月是黍成熟的月份，先秦时代于此月举行尝新礼仪——品尝新收获的黍。根据《吕氏春秋》，仲夏之月，天子用雏鸡尝试刚收获的黍，并把樱桃献给祖庙。不过，当时尝新不一定在端午这一天。中古以后，尝新礼仪废除了。
唐代的玄宗皇帝则在五月五日向祖庙献“衣扇”，就是夏季服装和扇子。这是典型的端午祭祖活动。民间祭祖没有皇家礼仪那么复杂，一般是在端午日吃饭之前，用酒和粽子等节日食物祭奠祖先，然后全家食用。
(二)祭神和贴挂神像
端午节祭祀的神灵各不相同。
有的是祭祀抽象的天。宋代端午节长达五天，从五月初一到初五，分别称为端一、端二、端三、端四、端五。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用《岁时杂记》云：“京师人自五月初一日，家家以团粽、蜀葵、桃柳枝、杏子、林禽(檎)、柰子，焚香、或作香印祭天者，以五日。”一连五天，每天用丰盛的节令食物做祭品，焚香祭天。
有的是祭天神。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用《岁时杂记》的话：“古词云：‘角黍厅前祭天神，粧成异果’。”这个天神比较模糊，祭祀方法也很简单。南宋时代流行在端午节中午焚香、点蜡烛祭神。神的身份也不清楚。黄石考察现代两广地区端午节午时焚香，向太阳行三拜礼，似乎是祭祀太阳，可是当地人表示只是泛泛地祭拜天神，并非祭祀太阳。
有些神灵不需要祭祀仪式，只是悬挂或张贴其画像就可以。比如张天师和钟馗。东汉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号称张天师。宋代皇帝尊奉道教，张天师也就成为神灵之一。宋人在端午节常悬挂或张贴所谓“天师符”以辟邪。这天师符有些是画的骑艾虎张天师，有些则是绘天师印，或其他符箓。也有塑造张天师泥像的。还有悬挂钟馗像的。钟馗是唐代人，死后被崇拜为捉鬼的神灵。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北京商家出卖天师像和钟馗像，百姓买回去，贴在门上。这样，他们就能赶走鬼怪。苏州旧风俗也有端午挂钟馗像的内容。
(三)送瘟神
在端午节所祭祀的神灵中，有一个神灵非常突出，身份也十分明确，那就是瘟神。瘟神，就是疾病之神。端午正是盛夏，害虫多，疾病多。所以，在这个特定时刻祭祀瘟神倒是很符合实际要求的。对待这个瘟神，人们的祭祀方法也很独特，有的是祭祀瘟神，有的是“送瘟神”。相信瘟神掌握瘟疫，祈求他保护人类免遭瘟疫的时候，就采用祭祀瘟神的方式;相信瘟神带来了瘟疫，那么就要采取烧瘟神、送瘟神的方式了。
各地祭祀瘟神，或送瘟神的大致时间都在端午节，或端午前后。
送瘟神习俗与端午竞渡有密切关系。宋代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记载：从四月初八开始，沿江各庙备船择日下水，进行竞渡，至端午节结束。竞渡的目的是消除灾祸和瘟疫：“其实竞渡也，而以为禳灾。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櫂鼓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这里没有说明祭祀的神灵身份，不过，从最后的“送瘟”推测，可能是瘟神。
根据方志记载，明清时代的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都有端午送瘟神活动。例如，广东南雄在天中节(端午)的中午时分，用茅草船装上天符神，敲锣打鼓，送到河里漂走，号称“遣瘟”，即遣送瘟疫。山西阳曲有五瘟庙，僧人们派人把车做成龙舟形状，装上五瘟神像，叫做“送瘟船”，从五月初一开始遍游大街小巷。清代河南《扶沟县志》记载：“(五月)朔日(初一)，里民造瘟船，送瘟神于河。”湖北武汉在五月十八日，把瘟司庙供奉的神(即瘟神)抬出庙门巡游。人们在大街上拖着茅草船走，号称“逐疫”，就是驱逐瘟疫。湖北大冶也在五月十八日举行“送瘟”仪式。制作一个数丈长的龙舟，上面设三闾大夫(即屈原)像，送到河堤焚烧。
祭祀瘟神活动在现代依然流传。根据黄石的考察，河北定县有瘟神庙，创立于隋代，原名“瘟司庙”，其中供奉着五位面目狰狞的瘟神。据明代弘治十七年(1504)的《重修瘟司庙记》说，这五个瘟神的前身是五位擅长医治瘟疫的游方郎中，死后被人们尊奉为神。五月初三举行“劝驾”仪式。众人抬瘟神像巡游主要街道，一路上有高跷、秧歌、狮子会等表演随行。沿途善男信女或染病之家，多在自家门前焚香祭祀，祈求保佑。游行结束，把五瘟神像送回庙里。初五正式举办“瘟神庙会”。众人进庙参拜，焚香、烧纸钱、纸马给瘟神。祭品有粽子、馒头、小米饭等。庙中戏楼还要唱戏。庙前则是盛大的庙会市场，出售祭品和日常用品。整个活动到初六才结束。
九、出游避灾
古人追求生活方式与自然变化相一致。为了顺应仲夏月的时序变化，他们或登高望远，或乘水临风。目的不在于游玩，而是为了回避邪气，祓除不祥。
由于时近夏至，阳气即将衰微，阴气回升，而登高，可以回避阴气。所以《礼记o月令》说：“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这是端午登高。《西湖老人繁盛录》记录南宋临安(即杭州)人端午节游西湖，或欣赏荷花，或泊船于柳荫之下饮酒，十分悠闲自在。这是到水上游乐。
这两种端午习俗，在后来都有流传。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记录当时北京习俗：“(五月)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坛，曰避毒也。过午出，走马坛之墙下。”天坛很高，所以是登高避毒。该书接着说：“(北京)无竞渡俗，亦竞游耍。南则耍金鱼池，西耍高粱桥，东松林，北满井。为地不同，饮醵熙游也同。”其中，金鱼池、高粱桥、满井都是有池塘或河流的地方，松林的位置不详，可能也在水边。到水边饮酒，自在逍遥。根据黄石《端午礼俗史》的分析，出行到水边的动机“一是离家避灾，二是临水濯祓。”不过，时代发展了，端午出游到水边的辟邪色彩在杭州、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已经淡化了。
相对而言，端午登高比较少。因为它和重阳节登高有所重复，特点不鲜明。现代民间比较常见的还是到河边避灾的习俗。现代学者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记录北京附近丰润县有“躲避灾星”的习俗。五月初一，家家用棉布、棉花缝制小狗、小人、小袋子，带在孩子身上。小布人分男女，分别给男女孩子带。父母焚香祷告，祈求神灵保护。如果孩子能够一直保留着小布人不丢，则认为所有灾殃都由小布人代替了。到了初五中午以前，母亲带孩子到水边，躲避灾星。回家时，把所有小布狗、小布人、小袋子都扔到水里。据说，小布狗是用来咬灾星的，小布人代替孩子受灾，小袋子装晦气。这些东西随水流去，就可以保证一年无病无灾。
杜学德《河北民俗》记录冀东迁安一带旧俗，端午日上午，妇女要到河边游玩，叫“走百病”。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到河边游玩消除各种疾病。冀东农村人在端午节前佩带艾荷包，端午下午扔掉，叫“扔灾”。而民国时代的贵州贵阳也有类似习俗：端午午饭后，全家出外游玩，叫“游百病”。据说游后可以消除百病，保证健康。成都妇女端午节头上插栀子花。晚上，把栀子花扔进河里冲走，据说这样就可以不生火眼——即红眼病，这是夏季比较容易出现的传染病。
传统习俗中的各种出游避灾活动，有逐步淡化的趋势。
十、沐浴兰汤
夏季炎热多汗，为了保持清洁，沐浴是必不可少的。不过端午节的沐浴却不仅仅是为了清洁，更主要是为了祛除邪气。所以，端午沐浴不仅用热水，水里还要加上能够辟邪的兰草。战国时代出现的沐浴兰汤习俗就是这样。汤，洗澡用的热水。兰汤，就是加了兰草的热水。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泡水的药草有变化，有时候是兰草，有时候用艾草、桃叶、柳叶或菖蒲，甚至是用“百草”——各种各样的草药混合使用。但是，这些都是从沐浴兰汤发展来的，实质也跟兰汤近似。所以，我统称之为“沐浴兰汤”。
南北朝时代，北方人重视端午沐浴，习凿齿和朋友曾在五月五日一起沐浴，游玩。用什么水，没有说。
北宋时代，一直沿袭沐浴兰汤。苏轼《皇帝阁四首》诗云：“喜辰共喜沐兰汤”，晏殊《御阁》诗云：“沐浴兰汤在此辰”。这些作品都是端午节应制诗。诗歌内容都写到沐浴兰汤，可见这个习俗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端午节才获得“浴兰令节”的美名。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云：“五日重五节，又曰浴兰令节。”
当然，宋代也有不使用兰草制汤的例外。《岁时广记》引宋人温革《琐碎录》云：“五月五日午时，取井花水沐浴，一年疫气不侵。俗采艾、柳、桃、蒲，揉水以浴。”这里泡水的不是兰草，而是艾蒿、柳树叶、桃树叶和菖蒲。材料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保证不遭受瘟疫邪气的侵害。
明清时代，端午沐浴广泛流传。各地使用的药物种类繁多。万历年间，福建《建阳县志》记载：“午时为天中节，采百药煎汤浴体，以免疱癣。”建阳人不讲避邪气，而是讲能够避免皮肤病，观念上比以往有所进步。嘉靖年间，福建《仙游县志》记载：“至午时采百草为汤，浴体以去百病。”清代广东《揭阳县志》记载，揭阳人特意在端午节打水储藏，称为“节水”。据说这种“节水”可以长期贮存，不会变质。他们还“……采百草汤以浴身。”节水加上百草，想来效果更大，可以使沐浴者心理上得到更大的安慰。江苏扬州也流行百草水沐浴。根据乾隆时期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当地的公共浴池在端午节给顾客提供百草水沐浴。浴池老板顺应当地习俗提供这种节日特殊服务。
当然，也有坚持沐浴兰汤旧俗的人。明末清初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记录粤地习俗云：“(五月)五日，浴女兰汤。”虽然坚持用兰汤，不过风俗还是有了一点变化，就是只给家里小姑娘沐浴，并非全家。清代江苏如皋县的《如皋志》说：“端午采泽兰煎汤沐浴，昔人谓浴兰汤者是也。”由于当地习俗与上古时代的“兰汤沐浴”非常一致，县志作者特意说明这就是古代的“浴兰汤”，言下颇有自豪之意。不过，同属江苏的苏州人则用艾叶和菖蒲煮水沐浴。
晚清同治年间，四川高县仍然保持着端午沐浴的习俗。县志记载：“沿山采药，煎水净身，云免疮疥。”
现代社会卫生条件大为改善，很多人天天洗浴，洗浴用品中香味剂、甚至于药剂也丰富多彩，端午节沐浴逐步丧失了节日习俗的独特性，越来越淡化了。
十一、社会交际和妇女归宁
基于科学方面(气温越来越高)和思想观念方面(邪气盛行)的双重原因，端午是古人十分担忧的特别日子，又是一个休息的大节日。因此，社会成员趁此机会互相走访，互赠节日礼物，借以表达相互之间的关怀，从而巩固彼此关系。
(一)民间交际
1、一般亲友互赠礼物
东汉应劭《风俗通》里说，当时人互相赠送“条达”，就是一种丝织的手镯。魏晋时期，也有互相赠送五色缕(即后来的五色线)的。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清代富贵人家每到端午节都要互赠粽子，同时还附带送上其他时令食物：樱桃、桑葚、荸荠、桃、李子、五毒饼等等。其中五毒饼制作考究(见前文)，被视为高级礼物。
民国时期，南京盛行端午送鲥鱼和粽子。可是送来送去，有可能最后又转回本家。夏仁虎《岁华忆语》说：“戚友家多以鲥鱼、角黍相馈遗。往往一鱼，辗转数处，仍送回本家。则已馁不堪食矣。足为发噱。”他觉得很可笑。但是，站在民俗学研究的角度，我们应该注意到：互送礼物，本身只是一个手段。鲥鱼也好、粽子也好，只是代表端午这个特殊日子的一个符号。赠送礼物的主要目的还是进行社会交际，密切亲友关系。虽然最后这些食物都不能吃了，但是，在整个礼物交换过程中，它们的确起到了沟通亲友的作用，其主要目的实现了。所以，尽管这种习俗存在上述缺陷，但是，人们依然行之若素。
现代广州、宁波等地，端午节亲友之间互相送粽子。太原、成都有亲友互送香囊的习俗。
2、妇女归宁
归宁，就是回娘家。古代女儿出嫁，长住丈夫家，难得见到自己父母。而端午节是她回家看望父母的机会。
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习俗：“燕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已出嫁之女各归宁，俗呼是日为‘女儿节’。”
蔡利民《苏州民俗》介绍，旧时苏州妇女要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回娘家，称为“躲午”，就是让孩子躲过端午时候的邪气。湖北也有母亲带孩子去外婆家“躲端午”的习俗。这是妇女回娘家的一个重要目的，当然更加重要的目的还是社会交际。成都妇女也带孩子回娘家。行前，给孩子挂上香包，又带上婆家的礼物出发。在娘家吃午饭之后，带着娘家回赠的礼物，返回婆家。实际上，她代表婆家与娘家之间进行了一次礼尚往来的礼物交换。
武汉旧俗是五月初六回娘家，比别处晚一天。
王世雄、黄卫平《黄土风情录》说，陕西出嫁的女儿端午要回娘家。娘家回送的端阳礼物可以包括夏令衣物、扇子、凉帽、汗衫等，但必不可少的是绣有蛤蟆的花裹肚兜。
现在，河南农村多有姻亲于端午走动的习俗。据孟宪明《民间礼俗》介绍，在光山县、新县，新出门的女儿由女婿陪同，带礼物回娘家。娘家设宴款待。临行前，娘家要赠送夏衣、雨伞、扇子、草帽及食物。河南其他地区也有女儿于端午回娘家，或者有母亲去看女儿的习俗。互相赠送的食物，也是当地端午节常吃的食物，就是各种油炸食品。包括油条、糖糕、“老鸹(乌鸦)头”、馓子、麻叶儿(类似于北京的排叉)等。
(三)君臣礼仪
普通人之间要交际，皇帝和大臣之间也要“交际”，这就是端午节的君臣之礼。其核心是君主礼贤下士，臣子竭尽忠心。
汉代皇帝在端午宴会上赐大臣枭羹。东汉章帝则把适合夏季穿的“水纹绫裤”赏赐给大臣。唐代皇帝在端午节大宴群臣，并赏赐夏季服装、百寿缕和扇子等节日用品。这些都是表示皇帝对大臣的关心。但这种关心是有政治目的的。
下面以唐玄宗端午赐宴为例，来揭示其中包含的政治意义。根据《唐书o李元紘传》记载：“五月五日，明皇(唐玄宗)宴武成殿。”唐玄宗在其《端午三殿宴群臣并序》中表达自己对端午宴会的感受说：“……感婆娑于孝女(指曹娥)，悯枯槁之忠臣(指屈原)而已哉!叹节气之循环，美君臣之相乐……”这说明，他所关注的是端午节传说中体现的纪念忠臣孝女的思想。他希望通过端午节赐宴来建立良好的君臣关系、社会关系。
唐玄宗所赏赐的宴会食物之一是恶鸟——猫头鹰，象征恶人、奸臣。玄宗在其《端午三殿宴群臣并序》中曾经列举所赐食物：“厨人尝散热之馔，酒正行逃暑之饮。庖捐恶鸟，俎献肥龟，新筒裹练，香芦角黍。”饭食的目的是“散热”，饮酒是为了“逃暑”，都是消除夏日的暑气。食物中有角黍(粽子)、有肥龟、有“恶鸟”，就是猫头鹰。可见唐代仍然保持着汉代吃“枭羹”的皇家礼仪。北宋皇帝端午赐宴也有枭羹。苏轼《太皇太后阁》诗云：“外廷已拜枭羹赐，应助吾君去不仁。”可见，赐枭羹的象征意义是驱逐不仁的恶人。
而获得赏赐的大臣们纷纷献诗，表达自己对皇帝的忠诚与感激。杜甫《端午日赐衣》云：“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诗中除了赞美皇帝所赐宫衣之外，最着重表达的还是“终身荷圣情”的感恩之心。看来，皇帝的端午宴会完全达到目的了。
正是基于端午礼仪包含着上述政治涵义和政治功能，因此，汉、唐、宋、辽、明各代都有端午节赐宴和赏赐大臣的礼仪。
十二、龙舟竞渡
端午节最热闹的活动，当然还是龙舟竞渡。不过，历史上的竞渡习俗，有的在春季，有的在秋季，不一定都与端午有关。本文只介绍和端午相关的竞渡活动，其他就舍弃了。
端午竞渡在晋代已经出现。南北朝至隋，主要流传于南方地区。唐代以后开始传入北方。但历史上这个习俗主要还是存在于河流较多的南方各省，北方比较少见。
(一)龙舟竞渡的历史演变
端午节竞渡习俗起源的原始材料失传。黄石《端午礼俗史》根据后代一些地区龙舟竞渡目的在于禳灾驱瘟，推断龙舟竞渡的原始含义就是驱邪送瘟。这个假说很有价值，使我们能够透过娱乐性的竞渡活动看到它背后隐藏的真实目的。
目前可见的最早记录端午竞渡的古籍是晋代葛洪《抱朴子》。唐代《北堂书抄》卷一三七转引其佚文云：“屈原没汨罗之日，人并命舟楫以迎之，至今以为竞渡。或以水车为之，谓之飞凫，亦曰水马。州将士庶悉观临之。”按照传说，屈原自沉汨罗是五月五日，因此，这条史料所记录的竞渡正是端午竞渡。而且，当时竞渡习俗已经和纪念屈原的传说结合在一起，原始的驱邪送瘟意义已经隐藏到背后。
端午竞渡起初是在南方流行。南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记录楚地习俗云：“是日(五月五日)竞渡，采杂药。”隋代杜台卿《玉烛宝典》探索竞渡起源的时候说：“……南方民又竞渡，世谓屈原沉汨罗之日，并楫拯之。在北舳舻既少，罕有此事。”根据杜氏说法，当时北方竞渡习俗还很少见。
唐代刘禹锡《竞渡曲》认为：“竞渡始武陵，至今举楫相和之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原之义。”刘餗《隋唐嘉话》记载江南地区流行端午竞渡：“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已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
在南方广泛流行端午竞渡的同时，竞渡本身作为一种游戏也渐渐传入北方。《唐诗纪事》说唐中宗在皇宫中观看竞渡游戏。《资治通鉴》记载唐敬宗欲造二十艘竞渡船，遭到大臣反对，减为十艘。胡三省的注释详细介绍唐代龙舟的情况说：“自唐以来，竞渡务为轻驶。前建龙头，后竖龙尾，船之两旁，则为龙鳞而彩绘之，谓之龙舟。植标于中流，众船鼓楫竞进，以争锦标。有破舟折楫至于沉溺而不悔者。”规模之大，制作之精，竞赛之激烈，前所未有。从此以后，龙舟竞渡名副其实。不过，清代历史学家赵翼考证：唐敬宗是在三月观竞渡，唐穆宗是在九月观竞渡。由此看来，唐宫的竞渡只是游戏，跟端午节没有直接关系。
端午竞渡习俗后来出现在后蜀国，皇帝孟昶在端午节陪同其母观看竞渡。南唐后主则利用民间端午竞渡习俗训练水军，把竞赛获胜者编成“凌波军”，加强水上力量。
到了北宋时代，首都汴京(开封)的竞渡在端午节举行。按照《岁时杂记》的说法：“五日竞渡起于越王勾践，后以为拯屈原。世人遂以为戏。刻舟为龙，服具彩绘一色，极其华侈，横江跳浪，便捷如龙。掷彩夺标，传为盛事。”宋代都城的龙舟竞渡仍然只是一种游戏。
不过，在宋代南方的岳阳地区，端午竞渡却是一种禳灾辟邪的民俗仪式。宋人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记载：各庙从四月初八开始备船，进行竞渡，到端午节结束。但是，民众竞渡的目的是消除灾祸和瘟疫：“其实竞渡也，而以为禳灾。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櫂鼓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这种习俗就是后来广泛存在的送瘟神活动。前文已述，此处不赘。
元代，政府禁止龙舟竞渡。范寅《越谚》引《元典章》云：“撶棹龙船，江淮、闽广、江西皆有此戏，合移各路禁治。”
明代宫廷也有端午节请母后观龙舟竞渡的礼仪，明末逐步废除。但是，端午竞渡在南方各地民间依然广为流行。张岱《陶庵梦忆》说自己平生“看西湖竞渡十二三次，己巳竞渡于秦淮(南京的一条河)，辛未竞渡于无锡，壬午竞渡于瓜州，于金山寺。”他详细比较上述各地竞渡的优胜之处：“西湖竞渡，以看竞渡之人胜，无锡亦如之。秦淮有灯船，无龙船。龙船无瓜州比，而看龙船亦无金山寺比。”其中，瓜州龙船有十多艘，龙头龙尾。龙头上有一人表演倒立，龙尾悬挂一个小孩子，非常惊险。彩色船篷，旌旗招展，各有二十个大汉划桨。船上钲鼓齐鸣，两岸观众人声鼎沸。从五月初一一直延续到十五。在张岱眼里，上述四地的竞渡习俗都只是游戏而已。
其实，明代民众对于竞渡习俗是有自己解释的，而且各地不同。其中，以纪念屈原的传统说法为多，但也有例外。弘治年间《温州府志》说是为了“祈年赛愿”，就是祈祷丰收。崇祯年间福建《海澄县志》则云：“所在竞渡非惟屈原，亦以避邪。”崇祯年间福建《尤溪县志》云：“斗龙舟以祛瘴疠”——驱除瘟疫。
清代，端午竞渡遍布南方各省，北方也继续流传。有学者统计，在全国共有二百二十七种方志记录有竞渡习俗。乾隆帝曾在端午节命内侍在北京福海举行龙舟竞渡，但后来时断时续。南北民众对于竞渡习俗的解释主要有纪念屈原，或驱除瘟疫，与明代基本一致。此处不赘。
民国时代，端午竞渡已经逐步衰落。夏仁虎《岁华忆语》介绍，南京龙船由各种商业团体兴办。秦淮河船户组成河帮，外江船户组成江帮，上新河木材商组成木牌帮。端午日，各帮船只集合于夫子庙前，船上有各种杂技表演。各船竞渡，争夺锦标。观者云集两岸。潘宗鼎《金陵岁时记》承认秦淮河龙舟竞渡是从楚地纪念屈原的习俗发展来的，也介绍了当年盛况。可是，清末竞渡出现看台倒塌，民国时竞渡又发生桥梁坍塌，伤亡惨重。于是，竞渡被禁止。
其他地区，如苏州、宁波、湖南、湖北等地端午竞渡也很热闹。虽然纪念屈原的传说还在讲述，但是现代竞渡基本上都是娱乐游戏了。
(二)关于竞渡的其他传说
虽然全国各地的端午竞渡习俗多数将纪念屈原作为目的，但是，江浙两省部分地区却沿袭本地古老传统，认为是为了纪念伍子胥，或孝女曹娥。
魏邯郸淳《曹娥碑》记载浙江上虞人曹盱在“汉安二年(143)五月，时迎五(伍)君(即伍子胥，死后成为涛神)，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接着是讲曹盱的女儿曹娥投江自尽，寻得父亲尸体的神奇故事。不过，东晋虞预《会稽典录》把这个事件的时间具体为“汉安帝二年(108)五月五日”。可能当地已经出现把端午竞渡习俗归结为纪念春秋时代吴国大将伍子胥的传说。伍子胥受诬陷而死，深受百姓同情，古代关于他的戏曲很多。江浙百姓说他死后成为涛神，借江涛宣泄自己的怒火，是很符合人类心理的。
隋代杜公瞻注解《荆楚岁时记》，介绍了关于端午竞渡起源的三种传说。第一，起源于拯救屈原。第二，在东吴地区是源于迎接涛神伍子胥，与屈原无关。第三，起于越王勾践(理由不详)。杜公瞻客观地介绍以上三种说法，并不强求一致。这种态度承认不同地区人民可以根据本地历史文化对端午竞渡进行自己独特的解说。
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并序》表示感念于孝女曹娥和忠臣屈原，可能当时的民间传说不仅讲纪念屈原，也讲纪念曹娥。曹娥的父亲死于端午迎接涛神，她为寻找父亲尸体而投江，成为孝女。后人也把纪念这位孝女列为端午竞渡的目的之一。例如，明清时代湖北《云梦县志》记录，当地水浅，无法竞渡，只能用竹子做旱龙(即旱龙船)。上边摆设屈原像、游江女娘像(县志作者认为是曹娥)和瘟司水神像。最后送到河边焚烧。
正确对待不同地区的不同民间传说是很重要的。民俗是百姓的日常生活，不同地区历史与地理条件不同，人们对端午节的解释有差别是很正常的。尊重不同地区人民独特的文化创造，保持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文化遗产，更有利于创造未来文化。因此，我们不能用普遍的屈原传说去贬低或取代其他地方性的民间传说。
十三、端午节的射柳游戏
古代端午日要出门辟邪，为了消除无聊，人们发明了很多游戏活动，如射柳、打马球、摔交等。但后两种游戏流行地区不广，时间也不长，所以，本文只介绍射柳。
射柳，又名足藉(左足字旁，右藉，音扎)柳、示昔柳枝、扎柳。其基本形式是骑马射柳树枝，展示骑术和箭术。这种游戏具有军事价值，在早期主要是由军人表演。
射柳游戏起源于古鲜卑族秋天举行的一种祭祀仪式：树立柳树枝，众人骑马绕行三周。汉族的射柳游戏，据宋人庞元英《文昌杂录》考证，开始于唐朝。
宋代射柳游戏分别在三月三和端午节进行。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的玩法比较正规：皇帝登楼观看军人表演百戏，其中有“示昔柳枝”：地上插柳枝，若干骑手驰马射之。但是，时间是在三月。庞元英《文昌杂录》记录的则是在端午：军人在端午日树立一根旗杆，上边悬挂鸟笼，骑马射之，称为“扎柳”。
北方的辽国也是清明、端午两节玩射柳游戏。他们把装着鹁鸽的葫芦挂在柳树上，军人骑马射葫芦。射中，鹁鸽飞出，飞得高者获胜。金国因袭辽国风俗，世宗皇帝在端午节观赏射柳，还奖励优胜者。金人一般的玩法是：在毬场上插两行柳枝，标上记号。按照尊卑顺序依次驰马射箭，能够射断柳枝而且用手捡起断枝者最优，射断而不能捡起者次之。其他为负。
明代多位皇帝都到万岁山(今名景山)观看射柳游戏。熹宗时代诗人蒋之翘《天启宫词》中有专门咏射柳游戏的诗：“飞凤三花逐电流，例逢足藉(左足字旁，右藉，音扎)柳拜前旒。八珠穿得皆班赏，夺取头标胜一筹。”作者自注：“午日大驾幸万岁山，阅御马监勇士跑马，名曰‘射柳’。即金、元足藉(左足字旁，右藉，音扎)柳之遗。”射柳的名字可能是明朝人起的。
明代末年，射柳开始流行民间，并固定在端午进行。活动地点在天坛到金鱼池一带。天坛本来也是民众端午“避毒”的处所，正好观看射柳。
清代官方与民间也都在端午进行射柳活动。
十四、韩国、朝鲜和日本的端午节
端午节不仅在中国广泛流传，而且随着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陆续传播到韩国、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地。本文只介绍韩国、朝鲜和日本的端午节。
(一)韩国、朝鲜
韩国、朝鲜，原本都属于统一的朝鲜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分裂为南部的韩国和北部的朝鲜。其实，除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同之外，韩国和朝鲜的语言和文化习俗是一样的。
朝鲜王国时代(相当于中国明清时代)全面学习中国文化，端午节自然也在引进之列。当时学者洪锡谟《东国岁时记》记载：端午日，男女儿童要化上“端午粧”，就是用菖蒲水洗脸，涂上胭脂，削菖蒲根做簪子，“遍插头髻以避瘟”。同时又把端午称为“女儿节”，因为这一天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在朝鲜，妇女用菖蒲煮水洗头，然后用菖蒲根簪头发。据说这一天采来的艾蒿晾干制药非常有效，所以人们都去采艾蒿。有人用艾蒿做艾饼食用。韩国、朝鲜的端午节在节日时间、名称、以菖蒲、艾蒿作为主要辟邪药物、妇女归宁、采药制药等方面，都与中国端午节习俗一致。
不过，韩国人也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有些地区，妇女玩荡秋千游戏，男子则热中于角力，就是摔交。时至今日，韩国江陵地区还保持着完整、盛大的“端午祭”活动，并于2005年底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
日本也有端午节。根据直江广治《日本儿童日与中国端午风俗》介绍，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贵族阶层首先引进了中国的端午节，后来传入民间。江户时代，端午节的各项要素已经普遍出现在日本民间。
日本主要的端午习俗包括：吃粽子和柏叶饼。有些地区把菖蒲和艾蒿插在屋檐上，或放在房顶上。有些地区喝菖蒲酒，用菖蒲水沐浴。传统的日本浴池在端午都要把菖蒲切成段放进水池中。这些都与中国端午节习俗基本一致。鹿儿岛五月五日的时候，母亲背着不到一岁的小女孩出门，在外边跳一种名叫“幼女祭”的圆圈舞。类似于中国南北方普遍存在的带孩子回外婆家“躲端午”的习俗。
日本冲绳有端午竞渡习俗，称为“哈利”。长崎的“爬龙”活动就是竞渡。这都是从中国传入的。当然，与中国一样，日本的竞渡活动并不都是在端午节进行。像对马、岛根等地区的竞渡日期不是端午节，内容也是日本特有的神社祭祀仪式之一，这些恐怕是日本文化固有的。
日本端午节的独特之处是，挂鲤鱼旗，摆武士偶人。在日本，端午节主要是男孩子的节日，三月三是女儿节。所以，每到端午节，有男孩子的家庭要挂出鲤鱼形状的旗子，有一个男孩挂一条。从鲤鱼旗的数量可以知道此户人家有多少个男孩子。家里还要摆出相应数量的武士偶人，表示孩子未来能成为武士。不过，直江广治认为原始的武士偶人可能是用来转移污秽和灾难的，就是把它们扔到江河大海里。这和中国民间的“躲避灾星”、“扔灾”习俗是一致的。
十五、总结
端午节从战国时代开始，至今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伴随着人类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发展而变化。从早期单一的辟邪驱瘟主题，逐步发展到兼顾辟邪驱瘟和纪念先贤，两个主题并重。其中既包含着我国古代天文学、医学知识，也体现着人民的忠孝观念。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端午节民俗中具有迷信性质的辟邪色彩逐步淡化，游戏娱乐成分(特别是其中龙舟竞渡游戏)逐步加强。可以说，端午节的演变过程记录着中国人走过的历史脚印。
端午节把一个原本普通的日子，装点成一个绚丽多彩的节日，使我们平淡的生活变得富于诗意。这是端午节最大的意义。
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作者:陈连山    编辑:黄晓晓 彭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