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绿卡’啦，感觉和中国人一样了”|广州|绿卡|外国人_新浪新闻
南方日报讯 （记者/吴珂 实习生/刘楠 通讯员/林名胜 张毅涛 陈玉敏）“终于拿到中国‘绿卡’啦，感觉自己和中国人一样了！”在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代表处工作的刘维宁（阿廖沙）从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骆振辉手中接过第一张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时激动地说，“不用再去排长队办签证了，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16日上午，广州市公安局举行2017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首发仪式，为5名取得在华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颁发了首批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其中2人是我国“千人计划”高级专家、学者。
“这次拿新版身份证非常快，两周左右就拿到了。”来自澳大利亚的司马先生竖起大拇指笑着说，自己2002年就来到广州，现在在广州开餐厅，是一名“中国女婿”。新版身份证将让他的出行和生活更便利，“今后一个人也可以去买房子、办公司了。”
据广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项新政的实施，目的是为助力广州构筑人才高地，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来穗居留和创业。永久居留身份证的持证人在中国境内办理金融、教育、医疗、交通、住宿、通信、工作、税收和社会保险、财产登记、诉讼等事务时，可以作为身份证件单独使用，对吸引海外投资、涵养侨务资源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日，公安部支持广东自贸区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16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正式启动，其中有6项涉及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政策。政策启动后，广州市公安局专门对“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及其家属实行特殊政策，设置VIP专窗，当面审核材料，缩短办证时限；同时，经公安部和省公安厅授权，在海珠、天河、白云、番禺、南沙、黄埔、花都等7个区开办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业务，外国人可以在工作、居住地就近申请签证证件。
目前，广州市公安局累计为近4000名外籍高层次人才签发2年以上工作类居留许可，受理符合16项新政条件的申请1700余件。
跟格局小的人打交道，就像被缩骨伞夹住脑袋一样不痛快。
号外号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强，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是XX你就坚持60秒！
吴承恩的人生经历，决定了《西游记》背后必然影射着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
没有石油的生活，可能比如今这种依赖石油的生活更加有趣和充实。【加入中国国籍的几位著名的“外国人”生平】
【加入中国国籍的几位著名的“外国人”生平】
他们本不是中国人，但是最终他们做了中国人，他们本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比中国人更像是中国人，他们把中国当着自己的国家建设，他们让我们敬仰，他们的一生值得我们每个人铭记，值得我们的子孙后代永世不忘！...&
【马海德】性病和麻风病专家。阿拉伯裔美国人，祖籍黎巴嫩，原名乔治·海德姆。他早年即投身于中国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他毕生为这些病的患者解除病痛，为在中国消灭性病和在2000年全国争取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作出了贡献。
1933年到中国，先后在上海广慈医院和来斯特医院工作，后参加了路易·艾黎等人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1936年，经宋庆龄介绍，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最高指挥部的临时驻地——陕北保安访问。访问结束后，他便自愿留下来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随中国共产党迁至陕北延安。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马海德担任八路军总卫生部的顾问，随军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工作。年底返回延安，开始筹建八路军军医院，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到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1946年以中共代表团医疗顾问身份，参加在北平成立的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代表团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海德并没有离开中国，而是继续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提出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他的请求，马海德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协助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性病和控制麻风病领域，并取得重大成果。1980年至1988年，马海德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常委。1988年9月，卫生部授予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身患癌症的他强忍着病痛，坚持工作，终因体力不支病倒。日与世长辞，终年78岁。
1936年春末，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去陕北，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情况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宋庆龄推荐了斯诺和马海德前往。6月他们到达中国工农红军的临时驻地保安，毛主席接见了他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们到保安和苏区各地参观、访问。后来，马海德随红军第一方面军南下甘肃省迎接在长征途中的第二、四方面军。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省南部胜利会师后，他又先后随第二、四方面军行动。1937年1月，他随红军队伍回到陕北延安。他以满腔热情一边紧张地投入诊疗工作，一边作调查研究。在一个多月中，他巡视了陕北各地卫生医疗单位，掌握了大量材料，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改进苏区医疗事业的建议。毛泽东很欣赏他的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任命他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1937年2月，马海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为了更好地接近陕甘宁边区人民，他不仅很快学会了中国的普通话和陕北的方言，而且把自己的美国名字改成了中国名字——马海德。
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大同盟以后，马海德受宋庆龄的委托，经常向该同盟报告陕甘宁边区的情况，通过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向海外呼吁，争取国际援助。边区因而获得了许多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1942年，他被调到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马海德曾先后接待了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外国医生，并协助他们去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医疗救护工作。仅在1944年到1947年，马海德就曾诊治伤病员4万余人次。由于出色的工作，他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多次奖励。
马海德在延安时期，还曾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的顾问，积极参加外事活动和对外宣传工作。1937年11月，他帮助新华社创立了英文部，开始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他还经常为当时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撰写稿件。
　　1946年，马海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医疗顾问，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他和代表团的同事们一起揭露了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阴谋。不久，他又作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医疗顾问，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红十字会的人员进行接触，积极争取他们对解放区的援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1953年，他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前身）。该所成立后，他主要从事对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在卫生部的领导下，他会同有关专家首先制订了消灭性病计划。他先后到内蒙古、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江苏、江西、西藏和新疆等地，为消灭那里的性病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劳动。接着，他又确立了新的奋斗目标—消灭麻风病。“文化大革命”中，他曾遭到“四人帮”的迫害，但他没有动摇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他主动到北京阜外医院担任皮肤科门诊工作。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海德精神振奋，加紧了消灭麻风病的工作。1981年，经过周密的调查和论证，他提出“中国要在2000年基本消灭麻风病”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积极开展中外医学界的合作与交流，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985年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第一届国际麻风病学术交流会。1986年，为进一步落实各国麻风基金会给中国的援助，他出访十几个国家，为中国争取了价值上千万美元的援助。马海德根据中国的国情，将麻风病传统的住院隔离治疗办法改变为社会防治，并于1980年把国外治疗麻风病的新技术—强杀菌联合药疗引进了中国，大大提高了疗效。马海德历任卫生部顾问，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麻风病防治中心主任，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理事长和中国麻风病福利基金会主席，中国肿瘤基金会名誉主席等职务。
在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根据马海德的建议，中国与有麻风流行的一些国家共同倡议，把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麻风的目标，作为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一部分，并使大会通过了“走向消灭麻风”的决议。在上述倡议的影响下，1988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麻风联合化疗协调会议上，日本笹川基金会提出了要使亚洲地区麻风联合化疗的覆盖率在5年内达到75%，10年内达到100%的目标。在1988年9月海牙第十三届国际麻风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也积极响应，提出了到2000年在世界范围内麻风联合化疗的覆盖率要达到80%，也就是说，到本世纪末，80%的麻风病人将得到应有的治疗。可以说，这是马海德对世界麻风防治工作的贡献。马海德还是一位十分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和人民外交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多次应邀出国访问，出席过许多国际会议。在广泛的国际交往中，他总是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生动地宣传、介绍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为促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作出了贡献。马海德晚年身患癌症，但一直顽强地坚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卫生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并出版了《马海德纪念册》，同时还设立了“马海德基金会”，以奖励和表彰优秀的麻风防治科研和管理人员。
【爱泼斯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又名艾培，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任新闻工作。1937年任美国联合社记者。1939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宣传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向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解放区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国积极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为数不多的几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裔人士，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被中国官方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今日中国》杂志（原《中国建设》）名誉总编辑、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理事等职。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状况》、《西藏的转变》以及30余万字的英文自传体回忆录《见证中国》。
1920年，天津海河北岸的意租界马可·波罗路，搬来了一户姓爱泼斯坦的犹太人。这家人人口很简单，一对年轻夫妇，一个独生子。父亲拉沙尔在一家公司做会计，母亲松亚是位助产士，自生了儿子小爱泼斯坦之后便不再外出工作，留在家里料理家务。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这年才刚刚5岁。这一家人虽然人口简单，但迁徙之路却充满艰难困苦。他们原来生活在波兰华沙，因为参加犹太人劳动联盟反抗沙皇的残酷统治，拉沙尔坐过沙皇的监狱，松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拉沙尔被公司派往日本开展太平洋方面的业务。德军逼近华沙，松亚抱着襁褓之中的小伊斯雷尔万里寻夫，通过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乘船跨海到达日本。两年以后，一家人迁居中国的哈尔滨。到了哈尔滨，他们仍然没能逃脱沙俄反犹主义的魔掌。那时，沙皇的白俄军队被新生的苏维埃打败，大批逃往哈尔滨，也把排犹的恐怖活动波及到哈尔滨。青天白日之下，一个犹太青年记者在哈尔滨街头被白俄军官追赶射杀；法国犹太族钢琴家西蒙·卡洛培被绑架，凶手将他的耳朵割下来送到他有钱的父亲那里勒索赎金。爱泼斯坦一家只得南下，离开哈尔滨来到天津，一住便是18年。1992年。时隔72年之后，爱泼斯坦出席了美国哈佛大学举行的“在中国的犹太人”研讨会，这位在中国生活了近80年并已加入中国国籍的犹太人对世界说：“在犹太人的经历中，像中国这样没有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以及犹太问题的国家，是不多见的。”
后来爱泼斯坦一家从意租界搬入旧德租界，住在武昌路的一栋公寓里。父亲拉沙尔开了一家小洋行，做进出口生意，但他不善经营，他的家就不能像那些有钱的外国人那样买别墅、雇中国保姆带孩子。伊斯雷尔7岁时，父母送他进入一所美国人办的小学读书。这所小学在马场道，上学下学很方便。伊斯雷尔的中学时代是在英国人办的文法中学（即今天津市第二十中学）度过的。小学、中学进行的都是英语教育，这一点他与所有在天津生活的外国孩子一样。那时，天津的犹太社会有三千人左右，但只有一个孩子在中国的学校里读书。对于中国文化，父亲拉沙尔持积极交流的态度，他认为在西方生活的第二代犹太移民都学会了他新祖国的语言，并为那里的文化做出了贡献，也创造了当地的犹太文化，而在中国的犹太人仍却生活在“欧洲文化废料”中。他曾经措词激烈地说道：“中国人会因为缺少文化交流而迷失吗？不会。但在这里长期生活的犹太人会的。他们没有任何当地的生活背景，他们在可能永远生活的土壤上没有任何根基，他们的子女也会如此。”伊斯雷尔从小就接受了父母关于民族平等的教育。父亲拉沙尔对中国民众充满同情。90年代初，一位学术上的朋友告诉爱泼斯坦，说当年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密销的文件中有一份报告，说拉沙尔·爱泼斯坦在当地犹太人中进行募捐活动以援助西北地区饥饿的中国人，这项活动受到了一些人的敌视。那时，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人普遍认为“犹太人等于布尔什维克”。父母经常告诫小伊斯雷尔：“我们犹太人是受歧视的，我们决不能再歧视任何人。”10岁时，有一次他看到街上有几个外国小孩在殴打一个中国孩子，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帮助那个受欺负的中国孩子。1931年，伊斯雷尔15岁了，长成了一个富有正义感、同情心的翩翩美少年。他中学毕业后便进入京津泰晤士报社当了一名记者。
1937年，中国爆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随战局变化，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的驻华记者，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特别是在1938年4月，奔赴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头两年的战绩。爱泼斯坦与斯诺一起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帮助爱国者和革命者离开敌占区到根据地去。斯诺有时到天津来找爱泼斯坦，让他协助寻找安全的住处并将他们转移出去。1937年5月，邓颖超从根据地经西安到北京西山治疗肺结核。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邓颖超以李太太的身份进城，住在地下党员张小梅家里。不久，斯诺亲自护送她来到已经沦陷了的天津，找到爱泼斯坦协助返回西安。爱泼斯坦安排她住进有些犹太人常住的泰来饭店，然后买了到烟台的船票，走海路从烟台上岸，安全抵达西安。1981年，年近八旬的邓颖超与爱泼斯坦笑谈那次天津之行，时隔44年，邓大姐对初见爱泼斯坦的情景记忆犹新。爱泼斯坦是著名记者、作家，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状况》、《西藏的转变》等许多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新闻报道和专著。他对中国人民有真挚的感情，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为增进中外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9月，爱泼斯坦在广州爱国游行队伍中，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不久应宋庆龄之邀参加了她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这是宋庆龄邀请部分中外著名人士建立的国际性统一战线组织，主要从事战时的医疗救济工作和国际传播。爱泼斯坦在保盟中央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英文半月刊《新闻通讯》，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援助。
　　1944年，中国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这是十分艰难又显露胜利曙光的时刻。这年5月，中外记者团突破国民党的多年封锁访问陕北。爱泼斯坦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的记者参加了记者团，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他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许许多多为抗战而奋斗的军民，写了十几篇通讯，在国外重要报刊上发表，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
1945年至1951年初，爱泼斯坦在美国担任《联合劳动新闻》总编辑，妻子邱茉莉主办进步月刊《聚焦远东》。他们夫妇不顾美国反动势力的迫害，积极投入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增进美中两国人民友谊的进步活动。新中国成立不久，1951年他们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参与创办了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杂志（今更名为《今日中国》），为执行编辑。后于1979年被任命为杂志社的总编辑，至今还是刊物的名誉总编辑。几十年来，《今日中国》已发展成为有中、英、法、西、阿等多语种文版的综合性月刊，他为这本杂志的不断改进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文革”动乱期间，也蒙受过冤屈，被囚禁狱中五年，但他没有动摇过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念。1973年初，获平反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依然满腔热情地投入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作为记者，他仍然追踪与记录新中国和世界的变迁。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参与了参政议政活动。他珍重友谊，积极开展国际友好交往活动。特别是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他更致力于传承宋庆龄的精神与事业，热情支持中国福利会（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及宋庆龄基金会的工作。他受宋庆龄生前的嘱托，于1992年完成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日，为祝贺爱泼斯坦70大寿和在中国工作半个世纪，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办了庆祝活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亲临祝贺。1995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江泽民、李瑞环也亲临祝贺他80寿辰。最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亲切地问候他。2004年，高龄的爱泼斯坦以惊人的勤奋与毅力完成了《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一书。他说：“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来到爱泼斯坦的家中看望他。同年5月26日，爱泼斯坦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夫人：邱茉莉（已故），黄浣碧。有两个养子，女儿艾颂雅，儿子艾颂平。
【沙博理】男，翻译家，日出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政协委员，宋庆龄基金会理事。2010年12月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1年4月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1947年春天，沙博理抱着“到中国看看”的心理，带着仅有的200美元积蓄只身来到上海，之前他在美国只学了9个月的中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决定让他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上海落脚后的沙博理，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女人，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凤子。沙博理刚来中国就结识了上海著名演员凤子，第二年两人结为夫妇，在那个“跨国婚姻”还很少见的年代，他们共同演绎了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凤子毕业于复旦大学，早期主演过《雷雨》《日出》，是上海文艺界的活跃人物，在她的帮助下，沙博理不但更快速地学习了汉语，而且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也许是爱情的力量，也许是时代的力量，沙博理决定留在中国，投身于中国的发展，投身于一种新的生活。沙博理说：“因为凤子，我才能适应并且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中国。她已成为我的中国。凤子、Phoenix、我的中国的凤凰。我爱上了凤凰，也爱上了中国龙。”婚后的沙博理，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尝试接触一个全新的领域—翻译。从1956年第一本译著出版开始，几十年来]他一直笔耕不辍，把中国的很多著名作品都翻译成了英文，包括《家》、《春蚕》、《小城春秋》、《我的父亲邓小平》等，使得中国的文化经脉得以在国外的土壤中继续延伸。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其翻译的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这一英文版本被认为是“信、达、雅”兼备的绝妙译作，沙老也因此赢得中国文联最高翻译奖。沙老曾经写下这样的一段文字：“翻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它使我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比我几辈子可能做到的还要多。”他通过这些翻译作品，向世界传播了中国的形象，努力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1963年由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中国国籍，是当时第一批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并在此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历史大事件。自1983年沙博理离休后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一直连任至今他始终积极参政议政，常到全国各地考察，对一些问题提议案，行使政协委员的权利和责任。沙博理被称为是“陪伴中国人民走过半个多世纪的真诚朋友”。2011年是沙博理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的第64个年头，在这片土地上，他与中国人民共度风雨，并肩前行，书写别样的人生。中国有句老话叫“落叶归根”，但沙博理说，中国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已深深地扎在了这里，我是一个中国人。
　　日，沙博理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47年4月，学习中文的他带着对东方神秘国度的向往，为“见识一下真正的中国”，远渡重洋来到上海。然而32岁的沙博理看到的中国，却充满了中世纪的黑暗和落后。“那时候我看到的中国是很恐怖的。群众非常苦，统治阶级打人、欺负人，老百姓很穷。”但很快，沙博理看到了希望，带来希望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他结识了从事革命工作的演员和作家凤子，一年后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受妻子和她的朋友们的影响，沙博理开始融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掩护被国民党搜捕的进步人士，为地下组织提供接头场所，帮助运送药品到解放区。做这些事虽然要冒很大风险，但他没有胆怯。他说，我在美国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共产党是进步力量的代表，我敬重他们，希望帮助他们做一点事。北平解放时，沙博理骑着自行车到西直门迎接解放军入城。“解放军进了城门，他们很帅，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车辆也很新，当然都是蒋介石‘送’的，我们自己的同志开玩笑说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日，沙博理和凤子应邀在天安门东侧的观礼台上亲历了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直到今天，他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面很有戏剧性。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说完之后全场几十万人有几秒钟竟鸦雀无声，好像是太激动了，然后‘哗’地全场欢呼，高兴、啜泣的声音全出来了。我也非常激动。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时刻。毛主席不是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当时的感觉确实如此，跟旧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旧社会，中国人有自卑感，总觉得低人一等，新中国一成立，就像变了个人，精神上也站起来了。”那时，沙博理还不是中国公民，但在人海中，他能感觉到，激情与感动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
&　　新中国成立后，沙博理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新儿女英雄传》、《家》、《春蚕》、《李有才板话》、《保卫延安》、《创业史》、《林海雪原》……他翻译了大量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其中他耗费巨大精力完成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的英译本堪称巅峰之作。2010年，他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和中国文学结缘，不仅加深了他对中国的爱恋，还把这种爱播撒到世界，让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通过文学的窗口认识了一个真实可爱的中国。他从此定居在中国，满腔热情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介绍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他曾经看见过旧中国的样子，现在又看到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摆脱悲惨境况的奇迹，而自己也参与了这一奇迹的创造。他说：“我一生中第一次感觉到成就感，我不仅仅需要个人的进步，还想要成为这个生气勃勃的社会的一分子，和中国一同进步”。他明白自己最想要的那种生活就在中国。他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喜欢北京，这里有他的家，有亲人，有朋友。在中国能比在美国做更多有益的事情，于是他决定永久地留下来。
　　1963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沙博理加入中国籍。从此他感到不再是一个“帮忙者”，而成为一名“参加者”。他经常在不同场合强调自己不是“国际友人”：“我是中国人，可国家对我太照顾，一直作为外国老专家给我这么好的待遇。”如今，“我是中国人”不仅成为沙博理的内心认同，更是一个骄傲的身份。在2011年4月举行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颁奖礼上，他的感言中充满自豪：“1947年，我刚来华的时候，有人说中国是东亚病夫，现在可能那些人害怕我们太健康了……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对我的教导，我什么都办不成……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要高兴地大喊：我是一个中国人！”
作为中国公民，沙老时刻关心着引领国家方向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他拿起桌上的一本《毛主席语录》，上面注满阅读的标记。他指着其中一段话一字一句地念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说党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是嘴唇和牙齿的关系”，9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正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才能取得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只有永远和群众在一起，为人民谋幸福，共产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陈必娣】女士；原名（Betty
Chandler），日出生在加拿大温雷帕克市，7岁时随全家移居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1933年至1938年她在奥尔根大学学习，期间以交换生的身份于1936年至1937年到中国广州岭南大学学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必娣结束岭南大学的学习，从香港经上海、南京，到达北平。由于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她滞留在北平，并且目睹了一批批与日本侵略军英勇作战而负伤的中国军人无人护理的惨状。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她参加了外国团体组织的伤员护理的工作。为了让世界了解日军暴行，陈必娣秘密买下美国记者在沦陷区拍摄的日军残杀中国人的照片，冒着风险将它们带出日军关卡送到美国，其中一张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作为来自战争“前线”的反战勇士，她自己的相片也被登在报纸的显要位置，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引起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命运的强烈关注。
陈必娣返美后，于1938年毕业于奥尔根大学，然后到密西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营养系学习，在这儿她结识了在这家医院胸外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张纪正，后结为夫妻。1940年10月，陈必娣随丈夫二度来到中国，在天津安了家。抗战期间，美国领事馆曾函电她全家离华回美并承担一切费用，同时安排在美工作。她到领事馆表达了她的留华意愿，她已把中国视为她的第二故乡了。她亲身经历、目睹了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压迫下的悲惨生活，对苦难的中国人民充满同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充满敬仰和希望。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陈必娣为之欢欣鼓舞，并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抗美援朝期间，尽管陈必娣同志的生活并不富裕，但她还是把自己仅有的宝石戒指和个人的全部积蓄捐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外文出版社工作期间，越南战争爆发，她又捐献一千元，支援抗美援越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陈必娣曾在天津河北大学教授英语。1961年起，她来到外文出版社担任英语改稿工作。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她始终认真负责，作风严谨，精益求精。她经手改定过大量难度大、专业性很强的书稿，如《中国针灸学概要》，在全世界受到各国读者的欢迎和好评。1940年以来陈必娣一直把中国作为她的“第二故乡”，并于1963年加入了中国籍。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她本人先后11次赴美探亲。在美探亲期间，她积极介绍中国情况，多次婉言谢绝了子女和亲友的挽留，放弃了随时可以定居美国与子女共享天伦之乐的机会。她早已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这块她患难与共几十载的土地之中—中国。陈必娣自1983年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历任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政议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晚年在家中，她仍时时关心着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关心外文局事业的发展和年轻人的成长，经常在自己的住处或去幼儿园为孩子们免费教授英语，还为一些单位的工作人员义务讲授英语。日，陈必娣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吴雪莉】1925年7月生，华籍美国人，著名的英语教育家，河南大学外语系教授。1946年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州农学院，1953年到河南大学任教至今。Eugene
O'neil作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政协常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担任英国文学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日，她出生于美国阿肯色州，父亲是一位外交官。13岁那年，雪莉·伍德第一次从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认识了中国。令她没有想到的是，7年后，她将与大洋彼岸那个神秘而古老的国度结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解情缘。1945年圣诞节的第二天，在二战结束的喜庆气氛中，雪莉与中国农业部特派的留学生黄元波先生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次年，这对异国恋人便来到中国上海，21岁的雪莉也有了伴随自己一生的中国名字—吴雪莉。从此，除了短暂的几次探亲外，她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来中国之后，他们先到位于西安的西北农学院，黄先生受聘为畜牧兽医系主任，吴雪莉被聘为外语系副教授。1953年，黄元波应一位开封籍老同学之邀，来汴筹建药厂，雪莉随其来到开封，随后进入河南大学外语系任教。吴雪莉的母亲道逊夫人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委员，与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好朋友。在斯特朗的引见下，1962年道逊夫人从莫斯科秘密来到中国，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并第一次与分别了17年的女儿、女婿一家团聚。在女儿的影响下，黄元波、吴雪莉和他们的6个子女
2年后，道逊夫人也来到河南大学，成为一名普通的外籍教师。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多次向道逊夫人发来问候，并亲自函告河南省委及有关部门，要求妥善安排好这位美国专家。1975年，经周总理批示，吴雪莉顺利加入中国国籍，她终于实现了近30年的夙愿。
从1979年开始，每隔几年，吴雪莉都会回乡探亲。而每次探亲的那几个月都会成为她最忙碌的时期，介绍、宣传中国的情况是她的主要工作：中国的悠久历史，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国妇女的地位……在她的侃侃而谈中一一展现。连吴雪莉都搞不清楚，她是在向自己的同胞介绍另一个国家，还是向不了解情况的外人介绍自己的国家。“这是一幅描绘共产主义中国日常生活的画卷，它不是一个西方记者也不是一个中国人短短几周的采访记录，而是一个嫁给中国人、做了中国家庭的主妇和母亲的美国妇女的亲身经历。”伦敦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中国一条街》时，特意在内封上打上了上述文字，以宣传它的与众不同。而这部英文小说正是吴雪莉初到中国4年生活浓缩的结晶。早在解放前后，吴雪莉就常常给国外的报刊、出版社撰文，写她一个西方人对古老中国的新奇认识、新鲜感受。伦敦的一家出版社曾来信感谢她为众多读者介绍了东方伟大的文明发祥地，撩起了他们心头的神秘面纱的一角，并鼓励她继续创作。60年代中国高校的外籍教师屈指可数，吴雪莉很快被外文出版社所识中，来信约请她翻译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这对吴雪莉来说可是个大大的意外：虽然汉语说和写都已经不成问题了，但翻译中文小说心里还是底气不足。找来杜鹏程的这部小说，吴雪莉认真阅读着，那些在和平日子里转业为工程兵的战士深深打动了她。一行行清丽的英文从那台老式打字机中流出，流到不少西方人的心中。此后不久，还是吴雪莉，还是那台打字机，《苦菜花》英文版诞生了。此后，吴雪莉又先后出版了《英美文学批评史话》、《实用英语教程》，并为伦敦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翻译了45万字的材料，为《陈云文选》翻译了初稿。1988年，应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邀请，吴雪莉前往北京翻译李鹏总理、姚依林副总理在全国七届人大会议上报告的部分初稿。凭借着母语优势和对中国的深刻了解，吴雪莉在攻克“清正廉洁”、“执法如山”、“凝聚力”等改革开放后出现新鲜词语的翻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的翻译受到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和马列著作编译局专家的认可和称赞，并被作为这类词汇的标准译法。也正是因为吴雪莉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上作出的努力，《人民日报》曾把其誉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红娘”。
吴雪莉和丈夫共有6个孩子。1984年丈夫去世后，她的5个孩子先后去美国留学，并留在了那里。如今，只有大儿子留在开封，陪伴着她。身为美国人，5个孩子也在美国，已是85岁高龄，想过“
叶落归根”、回美国安享晚年没？每次遇到这个问题，吴雪莉都会说：“纽约不是我的家，我的母亲、我的丈夫都在这里去世，我的事业我的学生也在这里，我在这里生活得也很好，我的家就在这里。”
　&&2002年，河南大学90年校庆晚会上，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的主持人问吴雪莉为什么留在中国，老人回答说：“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代表着整个世界的发展，我留下来是为了亲眼看中国的发展。”
“我爱这个伟大的国家，我爱这里的人民，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美丽！”吴雪莉这样对记者说
【魏璐诗】原名（Ruth F.
Weiss），女，犹太人，1955年加入中国国籍，日逝世。日出生在奥地利。1932年在维也纳大学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10月来到上海。通过中外进步人士，特别是宋庆龄的影响，了解了学生运动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决定长期留在中国，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魏璐诗曾为史沫特莱提供学生运动的报道，同马海德、路易·艾黎等进步人士定期学习研讨马列，与在北京的斯诺一起为国际联盟及《中国呼声》杂志转达革命动向并撰写文章，配合路易·艾黎、耿丽淑等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后为工和国际）及其他组织工作，并多次到宋庆龄、史良、鲁迅家中探讨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为他们提供翻译、校对。1936年“七七”事变后，魏璐诗于9月到达成都，在华西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任英语教授。在此期间,她担任成都《新闻快报》主任编辑,同时与斯诺和史沫特莱合作，共同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1943年她到重庆，在教会总会、加拿大驻华使馆、重庆联合国新闻宣传处任职。在此期间，多次会晤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胡绩伟、王炳南等，协助文字翻译，并在家中掩护了多位险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时，她协助宋庆龄重建保卫中国同盟并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与陶行知探讨办学并编制了育才小学的记录影片，通过联合国影闻宣传处发往世界各地，还配合宋庆龄、路易·艾黎为工和国际做各种对外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后，魏璐诗又回到上海，在宋庆龄同志主办的中国福利会工作。1946年到美国纽约，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1951年魏璐诗应邀回到中国，在北京国际新闻局(外文局前身)任英语专家。1965年到人民画报社任德语专家。
【李莎】原名：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老一辈革命家李立三的夫人，著名俄语教育家。作为一名俄罗斯女性，李莎在中国已整整待了56年。今日的她宁静、平和，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无论是对爱情的忠贞，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还是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老人都觉得无怨无悔。
　　话题从李莎与李立三的异国恋情谈起，提起当年与李立三的相识、相恋，李莎老人的语调格外地充满了感情。“我与立三是在莫斯科我的一位女友家相识的，那时我还是个19岁的小姑娘。通过女友的介绍，我知道他叫李明，在共产国际工作。第一次见面，他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只是觉得他是个话语不多的中国青年。后来，恰逢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了，他邀请我和他的中国朋友一起欢度这个重大节日。在餐桌上，他十分开朗活泼，与大家有说有笑，把场上的气氛搞得很热烈。当时，我虽然不懂中文，但我可以深切地感受能上能下的他是这个集体的核心人物，我被他的魅力所深深吸引。不久后，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我们谈恋爱时，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得知他就是那个曾经犯过‘大错误’的李立三时，都好心地劝告我不要和他交往，其实，我早就知道他的身份了，但我从未把他的错误与我们的恋爱联系在一起。人的一生谁都有错，何况立三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我的眼中，不管他叫李明也好，叫李立三也好，他只是一个诚实可爱的青年。而且，我们俄罗斯女性对爱情的看法是：爱情和理智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对两个人之间的爱情进行理性的思考，那就不是真正的爱情。”“结婚后，我与立三经历了两次生死离别，一次在中国，一次在苏联。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对政治相当敏感，一个曾经犯过政治错误的人很难得到人们真正的理解与信任，但我从未对立三失去信任。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文革”中，立三没有说过一句违心话，写过一个违心字，他是一个忠诚正直，光明磊落的人，我为他骄傲。”1967年，李立三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离开了心爱的妻子和女儿。自从丈夫去世后，是对丈夫忠贞的爱和思念支撑着李莎走过了以后漫长的岁月。
　　1946年，追随先期回国的丈夫李立三，李莎也来到了中国，第二年李莎便被安排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从此开始了她长达50年的俄语教学生涯。两年后，她随李立三来到北京，先后在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从事俄语教学工作。中苏关系恶化的年代，很多苏联专家以及一些同中国人结婚的苏联女公民纷纷离开中国，而李莎却毅然留在了这里。“与亲人的离别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与我的丈夫、女儿生活得很幸福，我是不会与他们分开的。”为此，她放弃了自己的苏联国籍。1980年，李立三的冤案被平反，李莎重新回到了教学岗位。“回到北外后，又有人叫我李莎老师了，当时的兴奋与激动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劫后余生的李莎格外珍惜这次机会，而那时她已是66岁的老人了。在她六七十岁时，每周还要上14节课，可她还嫌不够，“我恨不得一天24小时地投入工作。”但是，毕竟年纪大了，体力与精力都在逐渐衰退，终于有一天，她昏倒在讲台上。李莎，一个普普通通的俄罗斯女性，在灾难过后，没有一味哀哭亲人的离散和自己流血的伤口，而是将自己的余生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对此，她袒露心迹：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没有什么怨言。由于她与中国人民共同经历了那场灾难，她与中国人民的感情更深了，她的命运已与整个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郑律成】（），原名郑富恩，出生于朝鲜光州。后加入中国国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从事音乐创作，其作品耳熟能详，被广为传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
郑律成是中国杰出的作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1918年他出生在朝鲜半岛南部（现属韩国）全罗南道一个贫苦的革命家庭。原名郑富恩，后因酷爱音乐，改名律成。他父亲是个爱国者，三个哥哥先后为朝鲜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1933年，年仅15岁的郑律成随着一批进步的朝鲜青年来到中国，进入朝鲜在华抗日团体开办的南京“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后参加朝鲜人革命组织“义烈团”、“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从事抗日活动。他一边在沪宁道上从事革命活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钢琴、小提琴和声乐。1936年，郑律成经罗青介绍加入抗日救亡组织‘五月文艺社’，并任理事。1937年“七七事变”后，初识冼星海，并同意长期合作，唱电影歌曲、灌制唱片”。
　　1937年10月，19岁的郑律成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春，郑律成与丁雪松结婚，丁雪松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秘书，婚礼由周扬主持。“演出的时候，他的节目很特别，用铁丝把口琴缠挂在嘴前吹奏出悠扬的曲调，怀里抱着曼陀铃弹出动人的旋律，脚下踩着打击乐器打出有力的节奏，一身三职却悠然自得；有时他还会引吭高歌，洪亮抒情的男高音流露出一种感人的魅力；有时开会前，他会走上前台指挥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大合唱；有时他会静坐在夕阳中，眉宇显得英俊而刚强，落日把他的面庞衬托得棱角分明。”这就是郑律成在延安时留给他夫人、日后中国第一任女大使丁雪松女士的最初的印象。
1938年和1939年间，郑律成在延安的生活中，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对革命的一片赤诚，感受到了革命圣地延安的庄严和崇高。对党和八路军的无比热爱，对延安的由衷的赞颂，使他的音乐创作进入了高潮时期，《延安颂》《延水谣》《保卫大武汉》《生产谣》《寄语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八路军大合唱》等等，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笔底下迸发出来，在古老的延安城里回荡。其中，公木作词、郑律成作曲的《八路军大合唱》中的《八路军进行曲》自1939年问世以后很快广泛流传于八路军各部队和抗日根据地，1945年后在华北等地区传唱中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这首军歌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之后的30多年间，这首历经战火洗礼的军歌的歌名几经变换，最后于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1942年8月，郑律成被派往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任华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教育长。1944年1月回延安。抗战胜利之后，按照上级命令精神，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当即宣告停办，全体人员均按义勇队编制准备进军东北，郑律成与夫人丁雪松奉命将随队回到朝鲜。
　　回到朝鲜后，郑律成历任朝鲜劳动党黄海道委宣传部部长、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国立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等职，全力以赴地投入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的筹建工作。他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军民谱写了《“8.15”颂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朝鲜解放进行曲》《歌颂新中国》，大合唱《图们江》《东海渔夫》等十余部作品。在谈到《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时，中国音乐评论家和作曲家唐诃同志曾评价道：两个国家的两首军队进行曲，均出自一位作曲家之手，这在世界音乐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
由于郑律成出色的工作，朝鲜人民会议、人民委员会、文学艺术总同盟等机构，先后4次向他颁发金日成等同志签发的奖状与奖金，1948年还荣获“共和国模范劳动者”称号。
　　1949年初，郑律成夫人丁雪松调到中国东北行政委员会驻平壤商业代表团任代表，党的关系也由朝鲜劳动党转回中国共产党。郑律成因此受到影响，人民军政委金一明白无误地通知他：“你爱人是中国人，你在人民军中工作不合适。”由此，郑律成被调离人民军，安排到朝鲜国立音乐大学当作曲部部长。
　新中国诞生前夕的9月中旬，丁雪松受命筹建新华社平壤分社并任社长。10月，新中国成立后一星期，中朝宣布建立外交关系。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考虑到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国内决定立即在平壤筹建大使馆。主要任务是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丁雪松如留任使馆官员或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郑律成的处境将更加困难；或者从此分离，各自东西，可是两人感情非常深厚，不能割舍。那么，就只有是郑律成和丁雪松一道返回中国。丁雪松通过使馆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回国，同时提出郑律成和她一起回去，转回郑律成的党籍并加入中国国籍的要求。周总理百忙中很快批复，并亲笔致函征得了金日成首相的同意。金日成同志十分大度，说：“调郑律成回国？可以嘛，中国共产党给我们培养了那么多干部，现在你们要一个郑律成，不成问题”。8月底，丁雪松先行回国到新华社工作。随后不久，郑律成带上周恩来总理和金日成首相关于调他到中国的来往函件去朝鲜外务省办理回中国的手续。郑律成心情非常复杂，口气迟疑地对办理护照的同志说：“我的同胞现在正在受难，在这个时候离开朝鲜，心里非常不安。”外务省的同志曾在中国参加过抗日战争，和郑律成很熟，就劝他：“既然周总理亲自来信要你回去，你切莫放过这个机会。说到心里不安，你回中国去还有机会弥补。你还可以以一个中国音乐工作者的身份，再到朝鲜来，做援助朝鲜的抗战工作，不也很好么？”10月10日，中国大使馆根据朝鲜外务省的通知做紧急撤退，中国大使馆的政务参赞柴成文同志特地派一辆吉普车接郑律成和他近八旬的母亲撤离平壤。郑律成回到北京后，加入中国国籍，被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
1950年12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作组的成员，郑律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凌子风、李瑛等人一道去了朝鲜。作为从中国来的客人，受到劳动党中央的热情接待。朝鲜东道主很熟悉刘白羽和郑律成，餐桌上宾主交谈甚为融洽，金日成和郑律成还不时用朝语攀谈，彼此开开玩笑。有感于两国军队的大无畏气概，郑律成要求作家刘白羽：“作一首歌给奋勇作战的同志们唱罢！”就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他和刘白羽合作写了《歌唱白云山》，他和魏巍同志合作谱写了具有浓郁朝鲜风情的《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他和欧阳山尊同志合作谱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和《志愿军十赞》，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郑律成的作品之所以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在于他寄予作品中的情感与祖国人民的心声，与革命军队的意志共鸣于一体。1956年，郑律成调到中央乐团（现中国交响乐团）创作室作曲至去世。他深入工厂、农村、边防，足迹踏遍了中国大地，到处寻找新的创作原料，为工农兵创作，谱写了大量的音乐作品。日突发脑溢血逝世。
【汉斯·米勒】，内科专家。生于德国。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1939年获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7月来中国。曾任延安和平医院门诊部主任、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医生、第十八集团军卫生部流动手术队队长兼一二九师医务顾问、冀察热辽军区医院院长、第四野战军医院管理局主任。建国后，历任长春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兼儿科系主任，北京积水潭医院教授，北京医学院副院长、教授　汉斯·米勒：1915年生于德国莱茵区杜塞尔多夫城。1933年中学毕业后到瑞士，进入巴塞尔大学医疗系学医。1939年获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9年5月到香港，通过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会见了廖承志，同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939年9月，经廖承志和爱泼斯坦介绍到延安，并将国外援助中国抗战的600箱医药用品和1辆大型救护车送往延安。在延安，他见到了毛泽东，并参加了八路军。一个月后，随印度医疗队到达太行山区。1943年1月，返回延安，在联防司令部门诊部当医生，后在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和精湛的医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和中国军民一起战斗在太行山上，为抗日战士治伤救命；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里，他救治了无数名伤病员。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冀察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院长。解放军攻克天津后，他随军进城，同早在1945年就参加八路军医院工作的日本护士中村结婚。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1月加入中国国籍。先后任长春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沈阳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兼儿科系主任。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到北京积水潭医院任内科教授。1972年到北京医学院任副院长、党委委员。后任北京医科大学顾问等职。1983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日逝世。在乙型肝炎的研究工作中，领导研制出乙型肝炎疫苗。指导流行病学的调查，提出在中国控制与预防乙型肝炎的措施，在北京地区指导进行母婴传播的预防阻断工作。撰有《医学科学的发展在中国》等论文，与路易·艾黎合著有《西方的帝国主义在中国》被誉为“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的汉斯·米勒遗存的五件珍贵文物于日被郑重地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汉斯·米勒夫人中村京子向抗战馆捐赠了五件珍贵文物，其中有1945年底萧克送给汉斯·米勒的望远镜，1945年底朱德、聂荣臻为汉斯·米勒回国给林彪的信函以及为汉斯·米勒出具的服务证明等文件。
【中村京子】1930年生于日本。1945年，年仅14岁的她和那个年代的许多日本青年一样，在一切为了“圣战”的狂潮下来到中国，被分配到辽宁锦州“满铁”护士学校学习。时隔不久，日本战败，中村所在的护士学校被中国的军队接管。恐慌中的她为了能够有个暂时的安身之所，于是成为了红色革命阵营中的一名护士。在辽沈战役前线手术队，她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德国医生汉斯·米勒，米勒曾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正是由于与米勒的结合，使中村京子做出了留在中国的决定。如今，米勒虽已过世，中村京子依然住在北京他们共同生活过的地方。
在北京一处宁静古老的四合院内，虽已是74岁的老人，但看上去不过50岁出头，精神矍铄。她满脸笑容地用流利的普通话聊天，遇到听不懂的词，她会迅速走到书桌旁写下来，还时不时地翻出报纸、照片来看。
中村女士给讲了一件虽已时隔多年，但至今仍历历在目的事情。50多年前，她所在的医疗队随部队来到一个名为大营子的地方。每天早上，战士们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乡家砍柴、挑水。一次，一位小战士向老乡借针线补衣服。“好像借的是黑色的线，大概有20寸吧。”她边比画边补充道。“后来小战士居然将剩下的大概5寸线连同针还给了老乡。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就那么小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还呢？”直到学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才逐渐了解了八路军并对这支人民的军队产生了感情。
解放战争时，由于工作尽职尽责，组织派中村参加了前方医疗队。在那里，她遇到了医术精湛的手术队队长汉斯·米勒。已过而立之年的米勒渐渐被年轻的女护士中村吸引。“当时我小啊，才17岁，一心想着要回到日本。就说请他理解，他也很理解我。”没想到时隔两年，他们又再度在天津重逢。“再次见到他时，他到车站接我，别人就告诉我说米大夫等了我两年。当时我就特别感动，于是两个人就开始交往。你想想，两个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德国人，用中文谈恋爱，又都说的不是特别好，是不是很有意思？”1949年春天，他们结合了，婚后生活幸福美满，“他虽然不浪漫，却很会疼人，每年生日都不忘给我庆祝，有一年我回日本探亲，他还特意打来电话说生日快乐”。
中村京子和米勒有两个孩子：女儿米密、儿子米德华，两个孩子都毕业于清华大学。大女儿结识了一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的瑞士籍人士，嫁到了瑞士。儿子留学美国后加入了美国籍，娶了位香港太太。而中村京子是日本人，米勒以前是德国人，所以她笑称自己的家是个“联合国”。
孩子们都有着欧洲人的脸庞，但都操一口流利的中文。特别是外孙女，这是个标准的欧洲美人，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外孙女的中文说得可好了，你会以为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儿，她每年暑假回来看我，一回来就纠正我的咬字发音，俨然就是我的中文老师。”中村满脸自豪地说。&&
解放后，中村京子学习了药理学，成为一名药剂师，先后在天津、沈阳、北京等地方工作。
作为中国发展的见证人，中村在感受着日新月异变化的同时，也感受着中国百姓的淳朴善良。退休前，她每天早出晚归，工作非常忙，和周围的邻居一直没有来往。退休后，她渐渐和邻居们熟识起来，“特别是米大夫刚去世时，邻居们很关心我，常常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出门总是和人家打招呼，还经常和她们一起去买菜，有意思的是和她们在一起，别人都看不出我不是中国人。”
当问她是否考虑过“落叶归根”回日本时，中村京子风趣地说：“我还年轻，这个问题没有想过。”之后她又严肃地说：“我爱中国，要一直住下去，中国就是我的家。”
【傅莱】理查德·傅莱(Richard Frey)原名：理查德·施泰因 (Richard Stein)
日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少年时期即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奥地利共产党党员。1939年1月，为反抗德国法西斯迫害、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只身来到中国上海。先后在上海虹口难民传染病隔离医院、天津德美医院、北京道济医院、顺德府福音医院、天津马大夫医院等，从事抗日救援工作，并四处寻机参加八路军。1941年12月在中共北京地下党的秘密安排下，几经辗转来到抗日战争的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开始了他中国革命事业的生涯。1944年10月，经聂荣臻司令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晋察冀白求恩卫生学校、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任教；曾担任晋察冀边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青年傅莱在维也纳
　　西南军区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公共卫生处负责人、重庆市卫生局顾问、重庆医学院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顾问、中国医科大学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名誉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了中国国籍，历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曾获陕甘宁边区政府奖、国家卫生部科学贡献奖、中华医学会奖等，并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等。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他儿子到中国代表父亲接受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金质奖章。他在世时被人们称作“活着的白求恩”。在担任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其间，晋察冀边区流行麻疹、疟疾等疾病；他不辞辛苦寻找除疾良药，采用中西医结合救治了大量抗日将士。在担任军队医学教员时，他千方百计地克服边区教材和实验器材严重缺乏的困难，为军队培养了急需和在前线为八路军战士诊病
　　大量的医务工作人员及高中级干部。在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时，他为缓解部队急需的外伤用药困难，成功地研制了初制青霉素和外用青霉素，用于战伤及感染性疾病治疗，是中国在战争时期研制使用青霉素的第一人。在解放初期，他长期工作在困难的西南地区为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的防病治病调查研究奔走呼号。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时，他是中国医学信息现代化工程的倡导人和建设者，为中国医学信息工程和医学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为促进中国医学信息工作的发展和国际合作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所有中共外籍党员中党龄最长的党员，在他65年的中国革命生涯里，即使在长期逆境中也始终不渝地热爱着他的第二故乡，默默地为中国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中国革命事业和医学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两次婚姻共育有四个子女，晚年时提出要将自己遗体捐献给中国医疗事业作研究之用，骨灰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革命根据地河北省唐县。日，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奥地利人民的好儿子傅莱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奥地利国家总统及驻华大使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各界人士敬献了花圈。日，由中国政协全国委员会出资，奥地利国家总统撰写碑文，在维也纳他曾就读的学校竖立了傅莱纪念碑。日，在河北唐县晋察冀烈士陵园他战友白求恩、柯棣华的墓旁，傅莱纪念墓碑落成揭幕，三个曾经在晋察冀八路军为中国抗战事业做出伟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永远安息在这里。与此同时，傅莱前妻抗日老战士李滨珠，在他老家维也纳逝世后奇迹般地同日下葬，他们从此永远长眠于对方的祖国。
【赛珍珠】（Pearl S. Buck或Pearl
Buck）（日－日），直译珀尔·巴克，美国作家。1932年借其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获得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也是唯一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作品流传语种最多的美国作家。
　& 赛珍珠是以中文为母语之一的著名美国作家，中国南京大学著名校友。本名珀尔·布克Pearl
Sydenstricker
Buck。赛珍珠以中文姓氏为姓（其父即名赛兆祥），取pearl中文意思珍珠，合成自己的姓氏。赛珍珠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西部，4个月后，随传教士父母赛兆祥和卡洛琳来到中国。先后在清江浦、镇江、苏州、南京、庐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其中在镇江生活了18年，她在镇江经历了她人生的早期岁月，因此她称镇江是她的“中国故乡”。她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那里度过，首先学会了汉语和习惯了中国风俗，然后她母亲才教她英语。值得一提的是，从幼年起，她就在鼓励声中开始写作。
17岁回美国进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Randolph-Macon Woman's
College）攻读心理学，毕业后又来中国。1917年与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结婚，从事传教工作。婚后随丈夫迁居安徽北部的宿县（今安徽省宿州市），在此期间的生活经历成为日后闻名世界的《大地》的素材。1921年秋她的母亲去世后，全家迁至南京。1927年北伐军进入南京，她离开中国。自1921年至1935年，她与布克(J.
长期居住在所执教的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分配给他们的小洋楼里，这所民国建筑仍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今为赛珍珠故居，在这里她写出了于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
三部曲等小说，并最早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1934年与布克离婚；1935年与约翰·戴公司总经理、《亚细亚》杂志主编理查·沃尔什结婚，因而进入约翰·戴公司任编辑。以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庄里从事写作。
1934年由于中国条件较差以及为了亲近她的女儿以及Richard
Walsh，赛珍珠告别了中国，回国定居。回国后她笔耕不缀，还积极参与美国人权和女权活动。1942年夫妇创办“东西方联合会”（East
Association），致力于亚洲与西方的文化理解与交流。1949年出于对当时收养政策歧视亚裔和混血裔儿童的义愤，她还创立了国际化的收养机构“Welcome
House”，在后来的50年，这个机构帮助了超过5000名儿童。1964年为了帮助不合收养条件的儿童，她还成立了“赛珍珠基金会”（Pearl
S. Buck Foundation）。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她主动支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专题“重新看中国”节目，并积极申请访华。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她的访华申请遭到了拒绝。日她抑郁中去世于佛蒙特州的丹比（Danby，Vermont），葬于宾西法尼亚州普凯西的绿山农场。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她热爱的中国大地。她病逝后，按其遗愿，墓碑上只镌刻“赛珍珠”三个汉字。美国新闻名人海尔德·艾赛克斯（HAROLD
ISAACS）在他的杰作《我们里的烙印》一书讲到，他曾深入采访过的五十年代的美国政府、新闻、商界等要人们，都深受赛珍珠笔下刻画的中国人物的影响。尤其神奇的是，尽管经历过抗美援朝、越南战争和“文革”，美国百姓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印象居然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位超前女性对中国的杰出贡献。赛珍珠于1922年在庐山牯岭开始尝试写作，1931年发表长篇小说《大地》，立即印成为畅销书，由于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她的一生中，赛珍珠创作了超过100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地》。她作品的题材包括小说，小故事，剧本和儿童故事。她的作品和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她试图向她的读者证明：只要愿意接受，人类是存在着广泛的共性的。她的作品主题涵养了女性、情感（广义的）、亚洲、移民、领养和人生际遇。赛珍珠还为林语堂的成名作《吾国与吾民》作序。
赛珍珠生前曾加入中国国籍。1937年抗战爆发后，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奔走。许许多多美国人正是通过赛珍珠的小说了解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囊相助。她因批评蒋介石独裁，国民政府拒绝她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仪式。
【特别介绍】：
&&&&&&&&&&&&&【没有加入中国籍、但一直居住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
他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但他视中国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他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他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成自己毕生的事业。他当然会“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他是：
&【路易·艾黎】日出生，新西兰人。日来到中国，此后长期居住中国。他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
　　20世纪30年代，路易·艾黎积极参加了在上海的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并向国外撰写了大量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并发起组织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它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40年代，他在甘肃省山丹县创办了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为办学宗旨的培黎工艺学校，吸收劳动人民子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他同当地人民一起生活了9年，1953年到北京。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他热爱新中国，宣传新中国，为发展中国人民同新西兰及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新西兰人民和广大国际友人的尊敬和爱戴，曾受到我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等的亲切会见。1982年路易·艾黎85岁寿辰时，北京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1985年，甘肃省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1987年12月逝世时，邓小平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艾黎一生未婚。他的学生们曾问过他个中的缘由，他说，有了家就有了麻烦，就不能好好做事了。艾黎有4个养子，即“聂家老大到老四”，但在山丹的另一个培校老校友武忠说，艾黎真的养子只有两人，除了段士谋外，还有一个名叫黎雪。但聂家的4个孩子成人后，一直呼艾黎为“父亲”。山丹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现任馆长宋昌援引培校老校友杨春林的话说：“在我们的心里，艾黎不是一个伟人，他是我们的父亲。”说起艾黎的“慈父形象”，每一个培校学生都能讲出一长串故事来。马西元入校时才11岁，当艾黎的小“跟班”一年多才转为正式学员。艾黎中午不休息，带着学生到坝湾游泳，西北的孩子大多不识水性，艾黎看到他们不下水，就把他们推下水，看到学生呛了水，自己才下水把他们捞上来，他在旁边呵呵地笑。除了游泳，艾黎还让他们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或做俯卧撑，说那样对身体有好处。孙润东说，艾黎总是很和善，很少动手打学生，即便学生犯了错，处罚时他也从不打脸打头，而是打屁股，但多的时候是带着玩笑性质的，甚至会扒掉裤子打，打完了学生也不生气，权当是个乐子。解放后一次艾黎去北京开会，有两个学生因破坏公物受了处分，主持学校工作的一位校领导不让他们上课，除罚搞卫生外，还在两人的背上贴了“爱护公共财物”的纸条，艾黎回来发现后大为光火，把那位校领导狠狠地教训了一通，大骂其“严重侮辱人格”。艾黎不准学生留长发，怕生虱子。他还亲自给学生理发，有的学生不愿理，他就来个“艾黎式的幽默”———拿剃刀从脑袋正中理上一刀，然后挥挥手说：“就这样，很好看啦，去吧！”学生哭笑不得，只好请求他剃成光头。1947年是培黎学校最困难的一年，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艾黎曾忍痛卖过汽车。不仅如此，看到学生们吃不饱，艾黎不得已动用了他母亲的1万美金退休金，全部购置了生活用品。
　　1946年的一天，培校的两个学生赶着两辆大车拉东西时，被士兵拦住，说要征用车辆，学生强调用车必须经过艾校长同意，士兵不听，还打了学生，艾黎接到报告后勃然大怒，率领学生赶到驻军营部理论，迫使营长列队让学生指认扣车士兵，最后打了扣车士兵四十军棍，并向学校赔礼道歉方才了事。山丹解放前夕，国民党残兵横行无忌，为保护学校和学生，艾黎组织学生搞“演习”，带着车队到野外“拉练”，给外界造成了校内“全副武装”的假象，致使那些散兵游勇止步在了校门之外，才保住了山丹的这块乐土。
日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斯普林菲尔德镇。祖父是南爱尔兰移民，父亲是小学校长，母亲积极参加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艾黎有兄弟姊妹六人，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性格锻炼。1916年末，他中学未毕业便参加新西兰远征军赴欧作战，曾两次负伤并荣获军功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国，与人合作办牧场。艾黎从1927年至1938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防火督察、工业督察长等职。在此期间，他目睹了许多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和中国工人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悲惨情景。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残暴镇压，更促使他决心投入中国人民变革社会的斗争。1934年他参加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他在愚园路的住所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碰头地点和避难所，上海地下党曾在他的顶楼架设过秘密电台。他还和史沫特莱、刘鼎等多方设法为红军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他冒险去太原，为中国共产党兑换红军在陕西缴获的地方钞票。美国友人格兰尼奇夫妇主办进步英文刊物《中国呼声》期间，他是积极的支持者和撰稿人。与当时文化界左翼人士鲁迅、矛盾、丁玲、胡愈之等也有接触。1929年夏，绥远遭旱灾，艾黎利用假期去萨拉奇帮助华洋义赈会组织修建民生渠的工作。1932年假期又去湖北进行水灾救济工作，为洪湖老解放区抗洪人民运送救济粮。他还在节假日广泛旅行，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问题。1938年初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艾黎与埃德加·斯诺和佩格·斯诺等中外友人发起“工合”运动，制定了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以此支援抗战。这项计划从一开始便得到宋庆龄和共产党的支持。5月，艾黎辞去在上海的职务去武汉；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表面上支持“工合”，任命艾黎为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艾黎为委员，并担任实地工作秘书。曾先后去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地为“工合”筹募资金。1939年至1942年期间，艾黎全力投入“工合”工作，经常奔走于中国西北、川康、滇黔、湘桂、赣闽粤、浙皖、晋豫等抗战后方的城镇农村，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新四军根据地中心的茂林都设有“工合”事务所。艾黎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和向前线临时工厂输送技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9年至1940年，艾黎两次到延安，毛泽东曾予接见。1939年毛泽东和叶挺同志分别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赞扬了工合运动对抗战做出的贡献。据统计，截至1942年，“工合”在整个非敌占区总计建立了约两千个大小不同的合作社和作坊，生产数十种民用消费品和部分军需品。由于“工合”积极支持抗日，许多领导人和社员遭到迫害，国民党指责艾黎与共产党有联系，于1942年9月解除了他的行政院技术顾问的职务。1942年以后，艾黎转向培训“工合”管理和技术干部的工作，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1944年该校迁到甘肃省山丹县，一度发展到近600人的规模，设有近20个供学生实习的生产组，实行半工半读、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方针，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1949年解放大西北时，艾黎调拨学校所有卡车，帮助运送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为解放玉门等地做出了贡献。受到彭德怀同志的高度赞赏。1953年，学校迁往兰州，改名兰州培黎石油技工学校，艾黎为名誉校长。多年来该校为中国的石油和工业战线培养了许多技术人才。编辑本段晚年生活病痛
　　进入20世纪80年代，艾老的心脏病不时发作，一次又一次的皮癌手术令他十分痛苦。但他仍坚持每年一度的例行出访，而且仍对他过去工作过的偏远地区、建设中的工地，以及刚发生过水灾、地震等灾害的地方最感兴趣。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这些新气象给他的晚年注入新的生机，令他快慰不已，但“文革”的后遗症和向西方敞开大门引发的新问题，又开始使他担心，深怕外国一些坏东西乘虚而入，让中国的发展走弯路。他每次外出归来，总要把看到的问题上书报告，提出意见和批评。他去海南时看到，海南岛森林被毁日趋严重。在琼中，人们把硬木料锯短当柴烧，松涛水库汇水区的五指山区也在砍伐森林，一旦发生大暴雨会导致洪水，冲垮水库大坝和过窄的溢洪道，使农民蒙受重大灾难。他参观广西红水河水电站，发现红水河的淤沙将会给水电站造成越来越大的问题。回到北京后日夜不安，立即向中央反映。他看到广西松林大面积枯死十分着急，建议赶快引进吃松毛虫的鸟蛋，“因为松毛虫的扩散将使松树生长区出现新的水土流失，带来重大经济损失。”
　　艾黎牵挂的另一问题，是对外开放后的青少年教育和社会上价值观的功利化。1982年他在庆祝山丹培黎学校建校40周年大会上，特别讲了这样一段话：“作一名今日的中国青年，远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青年更优越。因为没有哪个地方有如此多的挑战，如此规模宏大的工作，也没有哪个地方个人创造性和集体力量是如此重要。”他告诉学生们：“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伟大的人？不是靠耍政治诡计，不是靠攀龙附凤，是要靠不断努力去取得客观的看法，锻炼自己，积累知识和经验，学习如何同他人合作，在需要完成的巨大任务面前保持像周恩来那样的谦虚。一个伟大人物应该不骄不傲，朴实审慎，实事求是，使其思想有扎实的基础，有涵养，而且心怀坦荡……一个人被提拔还是一直做普通工作，这并不重要，真正的伟大不仅有益于你自己，也使你接触到的人都受益。”艾老的这番话语重心长，提醒年轻人不可无尽无休地追求物质生活，忘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艾黎晚年最感欣慰的事，莫过于工合的恢复和山丹培黎学校的重建。为实现这两个愿望，他等了35年。原以为，这两项起于抗战年代，一度蜚声海内外的事业，能在新中国建设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不料解放后培校迁至兰州，改成石油部下属的石油技工学校，工合协会被“大一统”统入中华全国合作总社，为支援工合而在香港组成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停止活动。一时间，工合和山丹培校销声匿迹。但艾黎和他当年的工合战友始终坚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曾经被民众所欢迎，代表公平、公正、民主等合作社价值观的工合，培养能“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实用人才的山丹培黎学校，都是利国利民、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好事。借助改革开放好时机，在中央和甘肃地方政府，以及国内外热心人的支持下，二者终于在艾老在世时，得到恢复重建。
　　晚年的艾黎生活是幸福的。作为对外友协的常住外宾，他在工作和生活上一直有专人照料，他的一身正气和朴实作风感染了许多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从80年代起，友协帮他把数十年搜集和珍藏的近4000件中国古文物和艺术品，陆续运往山丹，作为他留给第二故乡的赠礼，了却了他一大心愿。王炳南会长还决定在友协专门设立艾黎研究室，协助他完成自传、整理资料档案、安排藏书赠送给人民大学等工作。就在他圆满地打理好一切后事，欢度过90岁寿辰之后，于日溘然长逝。艾黎终生未婚，不少人对此曾有过种种猜测。其实他并非有意选择独身生活，多少不同国籍的女性仰慕他的品德和才干，大多因志虽同而道不合，最后止于做终生好友。他自己也并非没有中意的人，但年轻时他认定，在革命中，一个人不该有家室之累，有家室而不能给家人带来幸福，会有愧于。一年又一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然而，艾黎很早就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家庭，20年代他在内蒙古和洪湖的救灾工作中，收养了失去父母的孤儿阿兰和迈克，在抚养他们成人后，送到延安去参加抗战；40年代在山丹办学时，又在乔治·何克不幸病逝后，继养了母亲病故、父亲为革命逃亡延安的聂家四兄弟；解放后他抚养革命烈士邓中夏的侄儿邓邦镇完成美术学业，为他成家立业创造条件。由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们组成的艾黎中国大家庭，晚年给了他的家温暖与欢乐。山丹培校培养出来的几百名学生，不时从全国各地传来工作有成的好消息，使他精神上得到极大慰藉。
　　1952年艾黎来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委员。1953年定居北京，此后曾多次参加国际和平会议。1961年至1965年他每年出席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
&、1971年他三次返回新西兰探亲。1973年访澳大利亚。在探亲和访问期间，他在各地多次作报告介绍中国；还去朝、越、蒙和古巴等国访问。解放后至1985年，艾黎主要从事写作。他每年都要到各地参观访问，掌握第一手材料，用客观报道和新旧对比的方式，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写下了大量诗文，还翻译了不少中国优秀的古诗和现代诗，已出版的著作和译作共66本，最后一本著作是《艾黎自传》。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艾黎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学识广博，对中国人们的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对老一辈革命家感情很深。1978年以后他不断就中国的环境保护、经济建设、资源和青年思想教育、就业等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力求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做出贡献。为了帮助大西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将自己收藏的3700多件文物捐给山丹，1982年起在新建的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展出。1984年他又促成山丹县培黎图书馆的建立，并捐赠了许多图书。1987年4月，他长期努力重建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正式开学，他任名誉校长。为募集学校所需的资金、设备，他在国际上作了大量工作。这项计划受到甘肃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新西兰政府、人民和各国友人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艾黎晚年还为恢复“工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83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恢复，艾黎被推选为名誉顾问。1987年，中断工作35年的“工合”国际委员会也重新组建，艾黎任主席，亲自领导了该会的日常工作。
艾老1927年来到中国。60年中艾黎一直同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见证人和直接参与者，他多彩的在华生涯被
世人视为传奇，杰出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崇敬。
&&&&年。他在北戴河和海南度假期间为写自传口述自己的故事，“跑题”到对中国未来重大问题的闲谈上来。艾黎本来对写自传不感兴趣，常推说他还有更多关于中国的东西要写，他的“跑题”实际是他那深沉的中国情结不自主的流露。艾老当时最关注的是中国未来的生态环境、自然灾害、青少年教育和社会安定等问题。进入上世纪80年代，艾老的心脏病不时发作，一次又一次的皮癌手术令他十分痛苦。但他仍坚持每年一度的例行出访，而且仍对他过去工作过的偏远地区、建设中的工地，以及刚发生过水灾、地震等灾害的地方最感兴趣。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这些新气象给他的晚年注入新的生机，令他快慰不已，但“文革”的后遗症和向西方敞开大门引发的新问题，又开始使他担心，深怕外国一些坏东西乘虚而入，让中国的发展走弯路。他每次外出归来，总要把看到的问题上书报告，提出意见和批评。他去海南时看到，海南岛森林被毁日趋严重。在琼中，人们把硬木料锯短当柴烧，松涛水库汇水区的五指山区也在砍伐森林，一旦发生大暴雨会导致洪水，冲垮水库大坝和过窄的溢洪道，使农民蒙受重大灾难。他参观广西红水河水电站，发现红水河的淤沙将会给水电站造成越来越大的问题。回到北京后日夜不安，立即向中央反映。他看到广西松林大面积枯死十分着急，建议赶快引进吃松毛虫的鸟蛋，“因为松毛虫的扩散将使松树生长区出现新的水土流失，带来重大经济损失。”艾老牵挂的另一问题，是对外开放后的青少年教育和社会上价值观的功利化。1982年他在庆祝山丹培黎学校建校40周年大会上，特别讲了这样一段话：“作一名今日的中国青年，远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青年更优越。因为没有哪个地方有如此多的挑战，如此规模宏大的工作，也没有哪个地方个人创造性和集体力量是如此重要。”他告诉学生们：“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伟大的人？不是靠耍政治诡计，不是靠攀龙附凤，是要靠不断努力去取得客观的看法，锻炼自己，积累知识和经验，学习如何同他人合作，在需要完成的巨大任务面前保持像周恩来那样的谦虚。一个伟大人物应该不骄不傲，朴实审慎，实事求是，使其思想有扎实的基础，有涵养，而且心怀坦荡……一个人被提拔还是一直做普通工作，这并不重要，真正的伟大不仅有益于你自己，也使你接触到的人都受益。”艾老的这番话语重心长，提醒年轻人不可无尽无休地追求物质生活，忘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艾老晚年最感欣慰的事，莫过于工合的恢复和山丹培黎学校的重建。为实现这两个愿望，他等了35年。原以为，这两项起于抗战年代，一度蜚声海内外的事业，能在新中国建设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不料解放后培校迁至兰州，改成石油部下属的石油技工学校，工合协会被“大一统”统入中华全国合作总社，为支援工合而在香港组成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停止活动。一时间，工合和山丹培校销声匿迹。但艾黎和他当年的工合战友始终坚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曾经被民众所欢迎，代表公平、公正、民主等合作社价值观的工合，培养能“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实用人才的山丹培黎学校，都是利国利民、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好事。借助改革开放好时机，在中央和甘肃地方政府，以及国内外热心人的支持下，二者终于在艾老在世时，得到恢复重建。艾黎无私奉献，苦干实干的一生，在晚年获得了应得的回报。他多方面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头衔，包括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工合之父”、中新关系架桥人、英女王社会服务勋章获得者、北京市、甘肃省荣誉公民，以及各种荣誉学位等等。1977年12月“文革”后刚复出的邓小平在艾黎80岁生日宴会上的贺辞中，尊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战友”，总结他一生的贡献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这是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在华一生的崇高评价。晚年的艾黎生活是幸福的。作为对外友协的常住外宾，他在工作和生活上一直有专人照料，他的一身正气和朴实作风感染了许多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从80年代起，友协帮他把数十年搜集和珍藏的近4000件中国古文物和艺术品，陆续运往山丹，作为他留给第二故乡的赠礼，了却了他一大心愿。王炳南会长还决定在友协专门设立艾黎研究室，协助他完成自传、整理资料档案、安排藏书赠送给人民大学等工作。就在他圆满地打理好一切后事，欢度过90岁寿辰之后，于日溘然长逝。艾黎终生未婚，不少人对此曾有过种种猜测。其实他并非有意选择独身生活，多少不同国籍的女性仰慕他的品德和才干，大多因志虽同而道不合，最后止于做终生好友。他自己也并非没有中意的人，但年轻时他认定，在革命中，一个人不该有家室之累，有家室而不能给家人带来幸福，会有愧于心。一年又一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然而，艾黎很早就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家庭，20年代他在内蒙古和洪湖的救灾工作中，收养了失去父母的孤儿阿兰和迈克，在抚养他们成人后，送到延安去参加抗战；40年代在山丹办学时，又在乔治·何克不幸病逝后，继养了母亲病故、父亲为革命逃亡延安的聂家四兄弟；解放后他抚养革命烈士邓中夏的侄儿邓邦镇完成美术学业，为他成家立业创造条件。由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们组成的艾黎中国大家庭，晚年给了他的家温暖与欢乐。山丹培校培养出来的几百名学生，不时从全国各地传来工作有成的好消息，使他精神上得到极大慰藉。在一首《家》的小诗中，艾黎曾这样描绘他晚年的居家生活：艾老一生做人的基本信条是“给予”，而不是“索取”。因此不论身处顺境逆境，都能不喜不惧，泰然处之。他献身造福中国人民的事业是心甘情愿的，毫无保留的、不求回报的。他从这种“给予”中得到满足，即使在得不到理解时，也能照既定目标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从战胜困难中充实自己的生活。他在回答一些青年人“为什么你要留在中国”时说，“是中国给了他生活的目的，一个值得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岁月”。他为“能在千百万人民的队伍中有一个位置而感到自豪”，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没有什么比这是更大的报酬”。也许在今天，有人会把艾黎看作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艾黎是最讲“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当年所做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为了干成这些事，他作出了重大的个人牺牲，承受了各种误解和政治压力，忍受了战乱中四处奔走的艰辛带来的病痛，几次大难不死，直至新中国的黎明。艾黎无私奉献，苦干实干的一生，在晚年获得了应得的回报。他多方面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头衔，包括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工合之父”、中新关系架桥人、英女王社会服务勋章获得者、北京市、甘肃省荣誉公民，以及各种荣誉学位等等。1977年12月“文革”后刚复出的邓小平在艾黎80岁生日宴会上的贺辞中，尊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战友”，总结他一生的贡献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这是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在华一生的崇高评价。艾黎在中国和新西兰获得了多种荣誉。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曾授予他文学荣誉博士学位；在他85岁和88岁寿辰时分别获得北京市荣誉市民和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同年新西兰政府授予他女王社会服务勋章。近年，介绍艾黎生平的传记和记录片、电视片在中国与新西兰陆续发行和放映。艾黎终身未婚，但收养了一些贫苦百姓和革命者的后代，晚年享受着四代大家庭的欢乐。艾黎于日因患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他的第二故乡山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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