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人肉搜索一个人的具体地址_百度知道
怎么人肉搜索一个人的具体地址
好像姓孙），请大家给我尽快回复信息好吗，过了两三个月，怎么都不接电话，所以请大家帮帮忙帮我一下，后来在联系他就不接电话了，厂家给我换，搬回家后就用大帆布包的严严实实的，6000多元就买了我前段时间在郭俊杰那里买了一套木艺沙发？谢谢了，他的母亲是政府机关的干部（不知道是贵阳市政府还是贵州省政府的，和郭俊杰联系后他答应过来处理，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郭俊杰，打开一看沙发配套的茶几边角的位置已经裂开了，因房子还没有装修，房子装修完了，我去原来买家具的地方也找不到他的地址，现在郭俊杰就耍赖了，叫我自己运回厂家后，后因为郭俊杰生意不好要搬家，当时原价一万多，是在沙冲路的贵阳浙商城买的（原来是省展览馆搬迁过去的）
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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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互联网“人肉搜索”第一人是谁
日 10: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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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摘自：《未来是湿的》
　　作者：[美]克莱&舍基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版次：2009年5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舍基，一个新文化的最敏锐的观察者，对此种社会革命的后果&&无论是好是坏&&给予了明晰而富有穿透力的解析，并思考了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做什么。一位妇女丢掉了手机，但征召了一群志愿者将其从盗窃者手中夺回。一个旅客在乘坐飞机时领受恶劣服务，她通过自己的博客发动了一场全民运动。在伦敦地铁爆炸案和印度洋海啸中，公民们用可拍照手机提供了比摄影记者更完备的记录&&
　　《未来是湿的》
　　2006年5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一位名叫伊凡娜的妇女把自己的手机丢在纽约一部出租车的后座上。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每年都有上百部手机出现在纽约出租车和轿车管理处的办公室里，实际的数目还要大得多，因为被下一位乘客捡走的手机无法计数。伊凡娜的手机就遭受了这样的命运。她的手机是一部功能完备的Sidekick手机，附带屏幕、键盘和内置的照相机。对她来讲，格外悲伤的是，这部手机存有她即将举行的婚礼的全部信息，包括婚庆公司的联络信息和来宾名录，而且别无备份。
　　在她意识到自己犯下了蠢行之后，伊凡娜请求在金融业从事软件工作的好朋友埃文发出一封电子邮件，声称归还手机必有重谢，而这封邮件可以到达她的手机。几天之后，在手机的下落依然如石沉大海的情况下，伊凡娜掏出300多美元重新购买了一部手机。电话公司在服务器上存有她的信息的备份，这些信息被转移到她的新手机上。在收到这些信息之后，伊凡娜发现自己丢失的手机在皇后区一个名叫莎莎的女孩手上。伊凡娜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这个女孩使用她的旧手机为自己及朋友留影，而且把这些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四处扩散，它们也被转到了伊凡娜的新手机上。伊凡娜和埃文无法确定是谁把丢失的手机从出租车上拿走了，但他们清楚手机现在在谁手里。至少他们知道这个女孩的长相和电子邮箱。
　　埃文立刻给莎莎写去了电子邮件，解释相关情况，要求归还手机。莎莎回信说她没有那么愚蠢，还使用了辱骂性的字眼，说&白人混蛋&根本不配归还手机(莎莎是从手机里的照片推断出埃文和伊凡娜是白人的，她本人是西班牙族裔)。这样的唇枪舌剑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对话中，莎莎说是她的兄弟在出租车上捡到手机之后给她的，而埃文仍然坚持要求归还，因为莎莎已经知道了手机真正的主人。莎莎最终说，她和她的男朋友会和埃文见面，她回了一封错字连篇的电子邮件，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说：&我才不在乎呢，以下是我的地址，花冠大道108号20栋37室，你有种就过来，我会还给你手机，不过是用它来敲你的脑袋。&
　　埃文拒绝前往，一是因为他觉得此地址必定是假的(事实也果真如此)，二是他害怕信中提到的暴力威胁。他决定将此事公之于众。他制作了一个简单的网页，上面有莎莎的照片，以及迄今为止有关整个事情经过的一篇短文，声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教育人们&懂得拾金不昧&。网页的名字叫做&被盗窃的Sidekick&，附在他的个人网站EvanWasHerecom上。埃文开始告诉自己的朋友发生了什么。
　　原始网页6月6号上线，在上线后几个小时，埃文的朋友及朋友的朋友开始到处转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当天迟些时候，埃文第一次更新网页，发现他的朋友已经做了某些网上侦探工作，在社交网站MySpace上发现了一个网页，载有莎莎及其可能的男友的照片。埃文在第二次更新当中提供了更多的有关手机如何丢失、它现在的主人是谁的背景。在当天下午的第三次更新中，他告诉大家一位纽约警察局的官员看到了整个故事，写信教他如何向警察请求立案。
　　当天晚上，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一位叫做路易斯的男子写信给埃文，说他是莎莎的兄弟，是一位军事警察。他说莎莎是从一位出租车司机手中买下了这部手机(这一说法，如同埃文在他的网页中所指出的那样，与莎莎早些时候有关她兄弟发现手机的故事是矛盾的)。路易斯要埃文停止骚扰莎莎，暗示说再继续下去就要他好看。那晚事件的另一进展是，埃文的故事上了Digg。Digg是一个协作性新闻站点，用户提交新闻，其他人投票&推&(thumbs up)或是&埋&(thumbs down)。Digg的首页像任何报纸的头版一样，由及时而重要的新闻构成，只不过在Digg这里，及时性意味着新推的新闻有多快，重要性是由用户的投票而不是编辑的判断决定的。Digg的首页每天有100万读者，这些读者中有许多通过Digg看到了&被盗窃的Sidekick&网页。
　　这个故事显然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埃文每分钟收到10封电子邮件，人们询问电话的下落，给他打气，表示愿意相助。每一位曾经丢过东西的人都会对那些捡到别人的物品而昧着良心留下的人怨气冲天，然而这一次，靶子被聚焦到个人身上，因为埃文以及所有那些读到&被盗窃的Sidekick&网页的人现在都知道，是谁霸占了丢失的手机，不但拒不归还，还语出伤人。如果归还物品比较麻烦，我们会说&谁捡到，谁受益。谁丢掉，谁哭泣&，但假如没有那么麻烦，我们就不会这样想了。在街上捡到钞票和捡到一个内有身份证的钱夹是不一样的，而丢掉手机甚至比丢掉钱夹更糟糕。拒绝归还这部手机给原主人，在许多关注这件事情的人看来，是穿越了某种底线，而来自莎莎及其朋友和家人的辱骂和威胁更是在伤口上撒盐。
　　埃文明显地受到自己渐次增加的读者群的鼓励，他在自己的网站上不断发帖评论。10天之内他更新了40次，地方和全国性媒体都开始热切关注此事。可供更新的内容有很多：人们发现了莎莎和她的男朋友戈多以及她兄弟在MySpace上的更多踪迹。有个&被盗窃的Sidekick&网页的读者查到了莎莎的全名和她的地址，并开车经过她的房子，随后把一段视频放到网上供所有人浏览。路易斯单位的人也写信来调查是否有军事警察威胁平民，并承诺说一定过问此事。
　　埃文为他的读者建立了一个BBS，供他们讨论如何帮助他找回手机。在建BBS的过程中，他选择的第一个服务商根本无法应付那些试图同时登录的激动的网友。看到这一点，埃文选择了另一家服务商，但突如其来的点击令其再次瘫痪。第三家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这些失败，有时被称做&成功带来的危机&，这让我们想起尤吉&贝拉(Yogi Berra)对一家纽约餐馆的著名观察：&没有人再去这家餐馆了。它过于拥挤。&)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家能够同时应付成千上万点击者的服务商，那些Sidekick手机事件的关注者聚集其中，讨论这个事件的方方面面，从有关莎莎的道德罗盘的一般性议论，到一个邀请军方成员参加的论坛，论坛的目的是讨论路易斯、军事警察及其在事件当中的卷入(如同这类社区通常所见的情形，许多对话是跑题的：这个BBS的军事版包括对路易斯所穿军装的议论，在莎莎用手机拍摄的照片中，他似乎把军服打理得不怎么样)。
　　在这段时间内，莎莎的家人和朋友一直在和埃文沟通有关电话的事情，他们给出了各种不一致的说法：她母亲从某个人的手中买到电话，莎莎把电话卖了，所以目前电话不在她手上，如果埃文肯付100美元，她可以把电话再找回来。路易斯宣称他们要以骚扰罪名告埃文，他的朋友们也加入进来，写了更多威胁性的电子邮件。埃文和伊凡娜联系了警察局，但警察局认定手机是被丢失而不是被盗窃的，这意味着他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于是纽约市政府的好几位工作人员写信帮忙处理埃文的控告，包括一位警察局官员，他提供了纽约警察局的内部文件，解释了控告的处理流程(后来埃文试图让警察局把他的控告重新归类时，他手头的这份文件差点令埃文被捕)。截至此时，关注此事的读者已达100万之众，数家主流媒体也予以报道。纽约警察局拒绝受理的行为引发了众怒，其后，警察局修正了自己的立场，派出两名警探同伊凡娜谈话，同意把手机作为被盗窃而不是被丢失的财产来对待。
　　6月15日，纽约警察局的警员逮捕了莎莎，取得了那部Sidekick手机，还给了它的原主人伊凡娜。在女儿被捕的当天，莎莎的母亲对记者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未想到一部手机会给我带来这么多的头疼事。&引发头疼事的其实并不是手机。是那群集结在手机另一端、阅读埃文的网页、发现了MySpace上的档案和莎莎家的地址、共同向警察局施压的网民，他们在忙乱的10天内造成了莎莎的被捕。在实现了原定的目标&&公开谴责莎莎和收回手机&&之后，埃文和伊凡娜拒绝莎莎，她随即获释。伊凡娜的婚礼完美地举行了，埃文因为自己集聚人群的能力，开始从事自由公关活动。&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Sidekick手机的丢失和找回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埃文的偏执倾向，伊凡娜拥有这样一个朋友的幸运，手机在变得昂贵，但贯穿整个故事的一个主题是群体行动的力量，特别是在拥有合适的工具的情况下。尽管埃文表现神勇，以其一己之力他也无法拿回手机。他利用了自己现有的社交网络把消息散播出去，此举帮助他吸引了一个庞大的关注伊凡娜的不幸的人群，这群人不仅仅是读读标题，而是愿意做更多的事情。由于有了这个人群，埃文在和莎莎打交道的时候高下立判，这个人群的积极执著还使得埃文拥有了影响纽约警察局的能力。事实上，正是此种积极执著的特性把众多的访客带到埃文的网页上，这些被《草根媒体》(We the Media)一书的作者、记者丹&吉尔摩(Dan Gillmor)称做&原本的受众&(the former audience)的人群，在新闻的进展中做出反应，深度参与，甚至改写了整个故事。
　　让我们从莎莎的角度考虑一下这个故事。她是一个在媒介饱和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有人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拾到一部昂贵的、巨酷的手机，把这部手机给了她，她决定把手机留在手里而不是去寻找旧主人。这种行为谈不上道德，但它也不是事先策划的盗窃，而且，不管怎样，这样做又会惹来什么麻烦呢？她的朋友和家人都支持她，她也假定(这种假定准确无误)埃文不会冒冒失失地来到花冠大道。既然如此，莎莎及其朋友和家人的故事和威胁应该是会奏效的。毕竟，虽然手机不便宜，但也没有昂贵到了不起的地步，区区300美元也不会令埃文得到多少帮助。如果埃文想要的是帮伊凡娜省出300美元，那么，在寻找手机上花掉比300美元更多的钱并无多大意义。
　　可是，埃文并不是为了钱。他是为了满足他的正义感。由于他对自己所做事情的投入是情感上的而非出于功利心，也因为他并不缺钱，他可以花上更多的精力来找回手机，而不去计较丢失的手机值多少钱。他决定把自己的动机公之于众，这也是人们被他所吸引的原因。&这并非一种宗教或道德努力，而是一种人道努力，&埃文在事件当中这样说。纠正过失的故事是有力量的，这一故事帮助埃文引发了众人的参与，最终令手机完璧归赵。
　　莎莎和她的朋友不仅仅是要击败埃文&&他们完全有把握断定他必败无疑。路易斯和戈多的威胁带有一种&你算哪路人马&的口吻，因为他们确定警察不会卷入。(路易斯在他给埃文的第一封信里就说得很清楚：&别跟我胡扯什么你会去找警察处理手机丢失的事情，纽约警察局有比为你朋友丢失手机而操心远为重要的工作。&)埃文努力的转折点发生在警察同意把此案由&财产丢失&(他们对之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转为&财产盗窃&(这最终导致了莎莎的被捕)来处理的时候。你很难去威逼纽约警察局这样一个组织，然而，在他们试图结案之后仅仅几天，警察局便改变了主意，派出两名警探就此事同伊凡娜谈了半个小时，然后调动更多警力到花冠大道去抓捕莎莎，取回手机。想想看，当莎莎发现手机的主人的确能集结一票人马(其中包括律师和警察，乃至全球上100万的网民)的时候，她该有多么慌乱啊。
　　由于有了万维网，全球出版的成本急剧下降。生猛的出版能力、埃文的社交联系、这个故事非同寻常的特性，以及网民发现莎莎MySpace网页的轻易程度，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注意力的某种正向增强。人们对故事发生了兴趣，他们将其转发给朋友和同事，后者也被点燃了兴趣，故事获得了更多的转发。这种增强模式既是主流媒体卷入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很难想象《纽约时报》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会报道一部丢失的手机，但当这部手机被置于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注意焦点上的时候，主流媒体会刊发新闻，而这又会把更多的访客带到埃文的网站，随之而来的是更多媒体的加入。这则新闻出现在60多家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以及200多个博客上。开始仅有伊凡娜的一个简单故事，以及数张莎莎及其朋友的快照，但慢慢地，&被盗窃的Sidekick&网页聚集了100万读者。
　　读者的注意力改变了埃文与警察局的关系的前提，埃文十分清楚这一点。他甚至在一次更新中声称&被盗窃的Sidekick&网页的作用就在于向纽约警察局施加压力。这也使埃文变得更加大胆。当他前往第九辖区把控告由&丢失的财产&升级为&被窃的财产&时，值班警官对他毫不客气，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犯罪不犯罪只有警察局说了才算。当天晚些时候，埃文的更新文章有一部分是这样说的：&我想要做的只是报告一起犯罪事实。警察很荒唐，可我也不怕。明天我会给警察局更多的惊讶。他们必须得听取我的以及你们大家的意见，有上千人写信支持我，100万多人在阅读这个网站。&他所说的&惊讶&是指他预先知道第二天《纽约时报》将会报道此事。此后，当警察暗示他们愿意过问此案时，埃文在网站上公开呼吁：&我请求每一个人都来访问我的网站，关注案件的最新进展，以保证纽约警察局信守他们的承诺。&面对纽约警方暧昧不明的官腔，埃文拥有信息时代的穿墙透视术：有内行人给他出主意，他也敢与纽约警察当面冲突，知道相关消息第二天会见报。
　　我们可以看到埃文很好地执行了和网站读者的交易&&他们向埃文投射了注意力，促使埃文继续斗争，令故事对传统媒体变得富有吸引力，而埃文则会引导读者的注意力，把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公之于众。&被盗窃的Sidekick&网页的许多读者并不仅仅是读者，他们可以说是在操作个人的媒介出口，作为&原本的受众&的一部分，他们在网络博客上讨论这件事情，向邮件列表中的每个人传递它，在埃文所建的各个电子讨论组中报告它。埃文拥有代表他工作的律师、警察、网络侦探、记者，甚至他自己的特别压力集团，尽管他不从属于任何一个能够行使这些功能的组织。
　　埃文的更新中不断提到他从越来越多的市政府官员那里得到的鼓励和帮助，这些人认为他受到了纽约警察局不公正的对待。就在网页刚刚放到网站上几个小时之后，一位警察局的官员就和埃文联系，告诉他该怎样提起控告。四天后，另一位警察局官员写信给埃文提出要和他会面。在他们碰头的时候，这位官员给了埃文警察局内部文件的一个复印件，告诉他该如何填报表格，以使此事被当做盗窃罪处理。最后，当莎莎的家庭开始威胁说要采取法律行动的时候，来自法律咨询网站Legalmatchorg的人主动帮助埃文获取免费法律咨询。
　　十分明显，这个故事不大可能重复发生。某人丢失了一部手机，不会总是成为世界媒体的关注事件。尽管如此，这个故事的非常之处还是凸显了过去与现在的不同。五年以前，埃文不可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十年以前，这样的结果人们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原因在于，在那个时候，既不存在埃文今天使用的工具，也没有他可以依托的社会结构。同样明显的是，如何看待这个故事，完全取决于你所站的角度。对伊凡娜，结局是好的。埃文的偏执及这种偏执所引来的注意力使她获益，她几乎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拿回了手机。对埃文而言，为了他心中的正义而战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感，即便他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钱财。而对莎莎，结局当然是悲惨的。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数不清的电话，只有她手里的那一部，在线路的另一端有着上百万的听众。
　　对我们来说呢？这种拔河似的争夺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现在我们还看不清全貌。整幕场景揭示了一个事实：我们已经被戏剧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所显露出来的关于自身的信息，不论是通过照片、电子邮件还是MySpace页面，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社会可见度(social visibility)，使我们更容易互相找到，但也更容易被公众审视。媒介旧有的限制被极大地削减了，权力一点点地向&原本的受众&汇聚。一则新闻可以在刹那间由一个地方扩散到全球。而一个群体也可以轻易而迅速地为了合宜的事业而被动员起来。
　　然而，由谁来决定什么事业是合宜的呢？埃文获取众人帮助的能力，既可以归于一种强烈的不公正感，也可以归于一种对失败的不情愿，不管事情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也不管他的对手为此要承担什么样的代价。莎莎的辱骂嘲弄虽然令人十分不悦，在这里面起作用的还是种族与等级。埃文是个成年人，所从事的工作令他可以把大把的业余时间花在追踪手机上。莎莎是个未婚的少女妈妈，她所遭受的损失不仅限于手机归还原主&&埃文的BBS迅速成为人们痛贬莎莎、她的男朋友和其他朋友、单亲妈妈以及波多黎各族群的大本营。有个帖子的主题是&干一下！&，发帖人注意到有人已经发现了莎莎的住所，因此号召大家去堵截莎莎(虽然作者自己并没有说他会参加)。另一个主题挑逗性地问&你会上手吗？&其中主要是男人们在讨论莎莎是不是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引他们跟她上床。
　　有人也许会责怪埃文竟然容许这些种族主义的和含有性别歧视意味的对话存在，但对这起手机丢失案感兴趣的人数之多(大多数软件都无法处理这么大的用户流量)，以及网络用户惯常的匿名性，都使得对对话的控制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之事。况且，尽管埃文明显地受益于众人的注意力，他对这种注意力也不具备全权的控制&&他和用户达成的交易使得他要为后者提供他们想看的故事。如果他关闭这个BBS，或者对对话的内容加以编辑，他就会违反他这一方的义务，因为事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种双向的期待。(他是否应该采取这样的步骤是一个主观判断，关键在于，一旦一个群体得以形成，有关社区控制的课题就不再简单。无论埃文采取什么行动，或让对话自由进行，或对言论予以高压，都会产生复杂的副作用。)
　　一个更大的问题超越了个别事件。一个富有的成年人，利用强大的影响力令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遭到逮捕，而且还在全球平台上被指名羞辱，只不过是为了一点小小的违法行为，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世界吗？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上百万人的确想看到事情的结局，这部分是因为这个故事掺和了道德和本能的挣扎。而且，莎莎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我们希望错误行为受到惩罚。但在同时，我们也希望罪与罚是相适的。有那么多人拿了别人丢失的东西而不归还，所以很容易断言莎莎不应该逃脱惩罚，但假如我们想象一下，把人物的位置颠倒过来，上述逻辑看上去就不再具有一致性了。穷人也丢手机，损失的程度还更甚，为什么埃文能够威逼纽约警察局在那么多丢失的物品中，唯独关心这一部手机？
　　倒退回几年前，埃文也不可能让他的故事被别人听到。在网络变得无所不在之前，他无法吸引听众，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听众了。而缺少了听众，他根本无力让警察局变更控告的类别。想想看，我们有多少生命浪费在漠然的官僚主义奴役之中。埃文的最终获胜因此堪称一个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警察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人们感受不公正的意愿是无限的。不论何时，如果拥有影响力的人被惹怒了，都可以单方面把自己的优先选择加诸于当地的警察局，这个世界难道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这些问题都是无须作答的，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世界。真正的问题在于，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一部丢失了的手机的故事描绘了未来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好的，有些则是坏的，大多数变化则复杂得无法贴上标签&&它们正影响着群体集聚和合作的方式。这些变化是极为深远的，因为它们正放大和延伸着我们的基本社会技巧，还有我们特有的社会失败。
　　旧行为的新杠杆人类是社会性生物&&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向来如此。社会交往能力(sociability)是我们的核心能力之一，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几乎每一层面都以原因和结果的双重面目出现。社会不仅仅是个体成员的产物，也是群体构成的产物。个人与群体的集合关系，群体内部的个人的集合关系，以及群体间的集合关系，共同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网络。为了维持生计，我们总需依赖群体的努力。甚至在农业发明之前，狩猎和采集就必须经由协调工作和劳动分工才有可能。从我们有关群体的语言就可以看出，我们多么富有社交的才能，就像爱斯基摩人用17个神秘的词来描述雪一样，我们在现实中使用极为多彩的语言来描述人类的交往。我们能够细微地辨别出一家公司与一个宗教团体，一个小集团和一家俱乐部，一群乌合之众和一个秘密会社。我们很容易理解诸如&我妻子朋友的孩子&和&我孩子朋友的妻子&这样的可传递的标签的不同，这种关系的微妙性渗透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本性甚至在我们表示否定时也会出现。一种可以施行的最为严厉的惩罚就是将囚犯单独监禁&&即便是在监狱这样一个严酷和稀薄的社会环境中，把人完全同他人隔离开来也是一个更加严酷的举措。
　　我们的社会生活富有原始意味，从灵长类动物中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来看，它们和我们一样是社会性的。那些设计群体使用的软件的人有时会把人们的社会本能开玩笑地称作&猴子的脑筋&(Monkey Mind)。然而人类较其所有的灵长类近亲走得更远：我们的群体更大、更复杂、更有序、存在的时间更长，最为关键的是，这些群体超出了家庭纽带，囊括了朋友、邻居、同事，有时甚至是陌生人等类别。除了社会本能，我们也有个体的高智商。在社会整合的绝对意义上，甚至就连教派这种严苛要求个人屈从于群体的组织，都无法比肩一个蜂巢；但个体的智商使我们区别于那些社会交往的笼罩性比我们更强的生物。
　　正是这种个人才智和社会本能的结合才使我们成为动物王国无可争议的冠军，特别是在集体的灵活性上。我们无处不在协调行动&&从组织生日派对这样的简单工作(其实实际的组织过程令人惊讶地复杂)，到经营一个有着上千名甚至上百万成员的组织。这种技能使得群体能够处理更大、更复杂、更分散化、周期更长的任务，而它们是单个人无法独自应付的。建造一架大飞机或是一座大教堂，演奏一次交响乐或是施行一次心脏病手术，养一群牲口或是把一座城堡夷为平地，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把多项任务在多个人之间予以分配、分工和协调，时间长达几年、几十年，有时还要跨越多个大陆。
　　我们生来擅长群体活动，以至于我们在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常常不考虑群体的因素。许多我们认为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实际上需要不止一个人的努力：在描绘西斯廷教堂天顶画(the Sistine Chapel Ceiling)的时候，米开朗基罗请助手帮他完成一部分内容；托马斯&爱迪生以他个人的名义申请了上千个专利，但却有一帮手下帮他打理工作。甚至就连写书这种出了名的孤独事业都需要编辑、出版商和设计师的参与。现在你手里捧读到这本书，还需要印刷厂、仓库保管员、卡车司机和其余许多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架设网络的人的合作。即便我们排除那些有着共享特点的群体标签，比如说高个和红头发的人，我们每个人几乎还是可以基于家庭、朋友、工作、宗教归属等而被归入多个群类。群体活动在人类生活当中的中心性意味着，任何群体作用方式的改变都会对商业、政治、媒体和宗教等领域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一个明显的教益是，新技术使得新式群体的形成成为可能。埃文所利用的工具颇为简单&&手机本身、电子邮件、一个网页、一个论坛&&但没有这些工具，丢失的手机不会再被找回来。在整个过程当中的每一步，他都能够摆脱私人生活通常的局限，用此前专属于专业人士的能力武装自己：尽管不是记者，他用自己的网站报道故事；虽非侦探，他能够找到莎莎的信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不同的专业阶层转移出来的这些能力到了公众手中，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建筑在出版商蒂姆&欧内利(Tim OReilly)所称的&开放参与的架构&(architecture of participation)之上。
　　当我们改变了沟通的方式，也就改变了社会。社会用以创造和维持自身的工具对人类的核心意义就仿佛蜂房对蜜蜂生活的意义。虽然蜂房不是任何单只蜜蜂的一部分，但它是蜜蜂群体的一部分，既被居于其中的蜜蜂的生活所形塑，也在形塑着这种生活。蜂房是一种社会性装置，一种有关蜜蜂的信息技术，它提供了沟通和合作的平台，蜂群的生存因之成为可能。单只的蜜蜂如果离开蜂群，或是离开它们共享的、共同创造的环境，根本无法被理解。人类网络也是如此：蜜蜂造就蜂房，我们造就手机。
　　但拥有工具并非全部。工具只是一种传导现存动机的方式。埃文有很强的驱动力和很多的资源，对莎莎来说很不幸的是，他还满怀怒火。假定他把自己的使命用完全自利的角度表达出来(&请帮我朋友节省300美元！&)，或是确立一个难以达成一致的笼统目标(&让我们处处和盗窃作战！&)，他选择的工具不会发生多大效力。他所做的是提炼一条信息，然后把这条信息放在足够大的框架之内以激发人们的兴趣，同时使目标触手可及，足以激发自信。这种甜点甜点(sweet spot)一词多见于网球，就是击球最舒服、最稳定、最有力的球拍面位置。此处用以比喻找到了触动人心的关键点。&&编者注是开源软件理论家埃里克&雷蒙德(Eric Raymond)所称的&一个挺像回事的承诺&(a plausible promise)。缺少了这种挺像回事的承诺，世界上所有的技术也就不过是技术而已。
　　如同我们在丢失了的手机这个故事中所看到的，获取一个巨大而分散的群体自由而且随时随地的参与，已经从不可能之举变为轻而易举之事。这个群体具备多种技能&&侦探活动、法律建议、从警方到军方的内幕信息爆料。之所以这样，从技术上和社会上看，存在许许多多小的理由，但这些小理由汇聚到一起，便成就了一个大变化：群体的形成现在变得如探囊取物般容易。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创建一个新群体或者是加入一个现有群体的成本近年下降了，下降的幅度还不是一星半点。成本滑坡了。(&成本&在这里用的是其经济学上的含义&&它等于任何消耗物，无论是金钱，还是时间、精力以及注意力。)经济学的少数几个没有争议的信条之一是：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回应。如果你给予他们更多的理由做某件事，他们就会更多地去做这件事，而如果你把他们倾向于做的事情变得更加容易去做得更多，他们也会做得更多。可是，经济学为何在此会起作用？理论上，既然人有互利合作的天分，我们应该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集合起来，去完成那些过于艰巨而导致单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如果这是真实的状况，那么，任何需要共同努力的事情&&维持治安、道路建设或是垃圾收集，都会从个体成员的动机中生发出来。而现实中，是协调的困难性阻碍了这些情况的发生(为何会是如此，我将在下一章予以讨论)。
　　即便如此，还是存在着一些大型组织。微软公司、美国军队和天主教会都是巨大而运转良好的机构。一个临时性的群体和一个像微软这样的公司之间的差别在于管理。微软不会等待一个群体自发形成之后再来创造软件，而是精心管理其员工的劳动。员工为了获取薪酬而牺牲自由，微软则承担指挥和监控员工产出的成本。除了支付工资，它还要支付从高管和员工之间的沟通成本(这正是中层管理者存在的理由之一)到人力资源部门购买新桌椅的花费等各类支出。为什么微软或者任何一家机构会容许这些成本？
　　它们这样做是因为不得不这样，否则它们就会面临机构的解体。如果你想要组织或哪怕少数几个人工作，你都必须施以管理。随着组织发展壮大到几百人、几千人，你还得管理管理者，最终是管理管理者的管理者。为了在一定的规模上生存，一个组织必须承担所有这些管理的成本。组织存在许多抵消这类成本的方法&&微软使用营业额，军队使用税收，教会使用捐助&&但是它们无法避免这类成本。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机构都生活在某种矛盾之中：它们存在是为了利用群体的努力，但它们的某些资源又为了引导这些努力而慢慢流失。我们可以将此称为&机构困境&(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因为一个机构耗费资源以管理资源，在这些机构理论上的能力和实际上的能力之间存在一条沟，机构越庞大，产生的成本也越大。
　　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群体行动天分与我们的新工具在此相遇。那些为创建群体提供简单路径的工具会导致新群体的诞生，这样的群体越来越多，不仅数量递增，而且种类多样。在埃文所使用的工具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种影响&&网页用来同世界沟通，短信和电子邮件在他的读者中传来传去。还有手机日益具备群发信息和图片的功能，而不仅仅是指向一个接收人(传统的电话使用模式正是如此)。
　　如果我们如此擅长社会生活和共同工作，那么，这些工具会带来什么好处？人类事务的革命是一件大事，很难归因于一堆像电子邮件和手机之类杂七杂八的工具。电子邮件的确是好东西，但在事情的整体进程中，它又能占据多高的位置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是：&电子邮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如果仅从其自身考虑的话。&奥妙在于，不能仅就电子邮件自身谈论电子邮件。我们在丢失的手机这个故事中所看到的一切技术，包括手机和电脑、电子邮件和短信，还有网页，都显示着一个更大的转变。现在我们拥有了能够灵活配合我们的社交能力的沟通工具，而且我们在见证充分利用这种转变的崭新的协调行动方式的崛起。这些沟通工具被赋予了许多名字，其实都是一个主题的变奏：&社会性软件&(social software)、&社会性媒体&(social media)、&社会性计算&(social computing)等等。虽然这些标签之间存在差异，但核心理念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能力在大幅增加，这种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与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力都来自传统机构和组织的框架之外。虽然上述的许多社会性工具是计算机科学家和高科技行业的员工首先采用的，但它们现在已经越出了学术界和企业圈。它们的影响将绝不仅仅限于找回丢失的手机，而是要广泛得多，深远得多。
　　通过使自发群体变得更容易形成，使个体在不经正式管理(伴随着相关的管理费用)的情况下更容易为群体行动做出贡献，这些工具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无人监督的努力在规模、复杂水平和范围上所受到的限制(正是这些限制在一开始导致了机构困境的产生)。它们没有完全消除这些限制&&有关复杂性的问题仍然很大，我们后面将会看到&&但是新工具带来了可替代的战略，以保证复杂性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如同我们所期待的，当愿望很强烈而成本滑坡时，新的群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将出来，它们对这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正到处扩散。
　　结构性转变在现代生活的大多数层面上，我们在集体努力上的天分和欲望被相当僵硬的制度结构过滤掉了，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管理群体的复杂性。我们还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所有群体，我们只是拥有我们能够负担的所有群体。有关不需管理的和不需付费的群体所能够做的事情的旧有限度已经不复存在了；阻碍自发群体共同工作的难点正在被消减。这意味着，群体在没有金钱动机和缺乏管理监督的情况下所能从事的工作的数量和种类都在增加。当下的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来这样总结：妨碍群体行动的大多数障碍倒塌了，失去了这些障碍，我们得以自由地探索集结在一起做好事情的新方式。
　　乔治&特罗(George Trow)在《没有语境的语境中》(Within the Context of No Context)谈到电视的社会影响时，描述了一个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同时并存的世界：
　　每个人都知道，或是应该知道，我们脚下的地壳构造板块在发生迁移&&政党仍然叫着同样的名字；我们仍然拥有CBS、NBC和《纽约时报》；但我们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一切如旧的国家了。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今天，只不过换成了新的工具。我们前一年所拥有的大部分机构明天会依然存在。在过去，这些机构对公共生活的把持是无可替代的，这部分地是因为缺乏管理大规模行动的别样途径。现在，出现了可以和传统机构的做事方式相竞争的机构，旧有的机构还会存在，但他们对现代生活的独霸会被动摇，因为群体行动的创新性的替代方法已经开始崛起。
　　这并不是说企业和政府会逐渐衰败。虽然针对新的沟通工具而产生的某些早期的乌托邦学说认为，我们正在进入某种后等级制度的乐土，它却并不是此时我们所见的情形，也不会是将来发生的故事。企业、学校、政府这些机构的绝对优势并未散去。相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它们的大多数相对优势消失了&&这里相对的意思是说，相对于它们所代表的人群的直接活动。我们可以在许多地方看到这样的迹象：例如，音乐产业仍然处于迷茫之中，因为它发现音乐的制作和发行原本是一种有价值的服务，现在却成了顾客可以自行其是的事情。在自我组织起来的世俗团体面前，天主教会遇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长期挑战。然而这些数不胜数的故事绝非仅仅发生在某些特定的企业、政府和宗教组织身上。它们发生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
　　群体行动赋予人类社会以特殊的性质，任何群体做事的方式的改变必然影响到整个社会。这种改变不会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机构或是机构的功能之中。对于任何给定的组织，重要的都是要问自己&这样的变化何时会发生？&以及&什么会发生变化？&对此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变化不会不发生，也没有什么不会发生变化。任何特定机构发现情势不得不变的程度会有所不同，然而，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变化全部来自于一个深刻的根源：具备新能力的群体在形成，它们的工作无须遵循管理规则，克服了限制其有效性的传统桎梏。在世界上所有允许群体走到一起实现某种目标的地方，这样的变化都会在那里造就新貌，这将意味着，没有这些变化触及不到的地方。第2章群体中的人是复杂的，复杂得足以使群体难于形成和难于维持。传统机构之所以显示出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大多是为了应对这种困难。新的社会性工具摆脱了其中的一些负担，使得新型的组织形成成为可能，譬如把简单分享作为创造新群体的基点。
　　想象一下，你和其他35个人一起排队，为了消磨时间，排在你前面的那个家伙要和你打个赌。他愿意出50美元，赌队列中没有两个人在同一天过生日。你会愿意打这个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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