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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方远电脑学校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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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余生活
散文新秀作品
作者：01　来源：解放岩学校　日期：　阅读：1447 次　http://lxjfyjnz.xxycjy.cn
&&&&&&&&&&&&&&&&&&&&&&&&&&&&&&&&&&&&&&&&&&&&&& 秋收备忘录
&&&&&&&&&&&&&&&&&&&&&&&&&&&&&&&&&&&&&&&&&&& 陕西　赵　丰　　　　　 　　我的祖母、外婆是在秋天去世的,祖父也是。也许他们有约定,或者是命运之必然。他们下葬的场面我都经历了,而且都是在秋风秋雨中进行的。因此,我对秋天没有什么好印象。 外公我没见过。母亲对他的记忆也很淡漠。母亲说她那年十三岁,舅舅七岁。母亲还记着那天的情景。正在收玉米,下起了大雨。她和外公外婆往家里跑……外公光着脚……她的头发淋湿了,正在屋里找木梳――外婆梳过头发后习惯把木梳顺手胡扔……外公和外婆吵起来了。隔着布帘,她看见外公揪住了外婆的头发。之后,外公就出门了。“这一出去就没影了。”母亲叹着气对我说:“他们三天两头吵架。” 母亲的记忆就这些。 从母亲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知道了外公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家,外婆也再没有嫁人,外婆从此就有点怪。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母亲怀疑外公不是他的亲生父亲。外公和外婆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我弄不明白。母亲似乎隐约感觉到一些,但她不愿意说,我也就没有再问。 小时,我们全家在小镇吃着商品粮。收过秋,玉米、谷子、红薯、辣椒、烟叶、豆角、白菜、萝卜……色彩纷呈地摆满了秋场。农民和他们的儿女们等候着分配。那种喜悦,是秋天的馈赠,而我只能躲在一边望眼欲穿。平时,我和农民的儿子在一起玩耍,但到了秋天,我就显出了孤独。不过,陪伴我的有竹笼中的蚂蚱。每年麦子黄了,我会跑到山坡上捉那种俗称“绿板子”的蚂蚱。它绿得晶莹,翅膀透明,叫声节奏感极强。没有它的叫声,我的夏天和秋天就很难过。 十四岁那年的九月,除父亲外,我们全家去了南正村。按那时的说法,叫下放居民。深入进去,我对农民的真实生活,才有了切身的感受。尽管我那样羡慕秋场上的实物,但当我握着锄把钻进溽热的玉米地时,却感到了窒息。那种感觉,已经遥远了。 当年秋天,我们家就分到了秋场上的东西。很多东西是按工分分配的,我们家只有母亲一个劳力,况且她只挣了不到一个月的工分。我家分到的东西自然少得可怜,让我心里不是滋味。人永远有不满足的时候。原来分不到失落,现在分得少嫉妒。母亲好像不在乎,可对我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在那样的年龄,虚荣心是无法排除的。 在上学的路上,我要从村北的池塘边走过,塘边是一片苹果园。苹果飘香了,我会在中午或傍晚看守果园的人回去吃饭时,潜进果园偷偷地摘几个果子。那种提心吊胆的行为,竟然成为秋天里的快乐。那天午饭后,看守果园的人正在茅庵睡午觉,他的鼾声壮大了我的胆子,让我放心地偷苹果。苹果熟透了,那彤红的脸蛋让我想到夕阳。我正在做着美妙的联想时,也许受到雷鸣般鼾声的诱惑,突然起风了。那风呼呼地走进果园,刹那间树枝舞蹈起来,接着便是雨,果子从树枝上乒乓地落下,有一颗还砸在我的头上。那个苹果砸疼了我,催促我落荒而逃。我是举起双臂迎着风跑出果园的。那样的动作现在想起来很滑稽――像电影中敌人投降的姿势。以后,我再也没有心境踏进那片果园。在其后相对漫长的岁月中,我甚至不愿品尝苹果的滋味。 死亡，应不应该进入一个少年的思维空间?论证它似乎没有必要。因为我刚刚经历了外婆的死亡过程。母亲带我去守灵,我怎么也哭不出来,但母亲拧我的屁股,非让我学她的样子痛哭流涕。那天的气氛让我记忆犹新…… 秋日的午后,窗外的檐下,我的蚂蚱正在享受着吃北瓜花的待遇。在我为它采集的所有食物中,它对北瓜花情有独钟。吃了一小片,它感激我似的振翅鸣叫。屋内,突然传出父亲的惊叫――祖父死了。虽然已有预感,但祖父死在蚂蚱欢快的叫声中,我还是无法原谅它的可恶。那一刻,我恨不得摔坏笼子,掐断那只蚂蚱的羽翅。 相对于祖母,祖父多活了几年,就有机会跟着我们去了南正村。关于祖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咳嗽声。一入秋,他的咳嗽声伴着蚂蚱的插翅声,在剧烈的颤动之后嘎然而止。我和祖父睡在一个炕上。那断弦的琴声之后是祖父的喘息声,我的任务是削一片梨塞进祖父的嘴里,然后递给他一个茶缸,让他把浓黑色的痰吐进里边。祖父一辈子爱抽烟,那黑色的痰便是烟叶的精灵。在咳嗽声平息下来时,祖父说:“好了,现在我接着讲赵匡胤……”祖父讲过的故事中,赵匡胤是最活跃的一个皇上。他自豪的是和赵匡胤拥有同一个姓。在讲述的过程中,祖父的腮旁挂起微笑。 皇上降临时有预兆,升天时有天象,不是刮风闪电,就是地震冰雹――祖父对我这样描述着皇上的死,不过他不说死,说升天了。祖父没有穿龙袍坐龙椅的命,却在咽气时享受了皇上般的天象。那是深夜,南正村笼罩在狂风骤雨中。好几天了,祖父咳嗽出来的不是痰,而是血。父亲要送他去县城的医院,祖父说:“还去啥医院?我这病神仙也治不好……七十八了,早活够了……”那几天父亲请了假陪着祖父。夜里,祖父剧烈的咳嗽过后,父亲把茶缸递给我。我捧着茶缸小心翼翼地去厕所,黑暗中那血里仿佛映射着我惊悸的魂魄…… 没有人会知道自己要经历多少个秋天。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不过是一个季节的名词,不需要做什么文章。可是,我不一样――尤其在我的少年时期。 ――现在我还保存着我所体验到的感觉。说出这些,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秋天带给农民的是欢乐。我却在他们的欢乐中体会着死亡的意义。那些成熟的农作物以及树上的柿子和苹果(我的少年时代,只见过树上结着这两种果子)在秋天不都面临着死亡么?成熟意味着死亡。就像屠夫宰猪一样,吃的人喜欢,而猪却悲哀。角度。我那时处在一个与常人颠倒的角度。 现在我要说到崇山大伯了。之所以提到崇山大伯,是因为在我十七岁的那个秋天无法剔除他的影子。这篇文字我无法绕开他。就比如,你今天出门不愿意碰到某人,却不偏不巧遇上了,躲都躲不开。有些事,是不依人的意愿转移的。 在下放落户当年的冬天,我家盖了房子,在村子北头。那是村上新规划的宅基地,只住着我们和大伯两家。刚到村里时,我们对农活和一些生活方式不懂,就有人看笑话――现在想起,那也不是什么恶意。起码,我们的到来,占有了他们理应分到的农作物。他们不会振臂欢呼我们的侵入。崇山大伯就不同,常来我家帮着干活。譬如拴玉米辫呀,摇筛子呀,垒猪圈呀,套驴磨麦子呀……大伯是村里出名的能人,唱戏,编写对联,主持婚礼,写悼词,听说年轻时篮球打得也很出色。惟一的是小时家里穷,没上中学,也就没上大学。他有一儿一女,女儿叫香香,我们进村时她已出嫁了,儿子聋哑痴呆。两岁时曾有人劝他“放弃”了这儿子。而大伯不相信自己的后代不会是个正常人。他抱着儿子跑遍了县内大大小小的医院,跑完了县,又跑西安,到儿子六岁时才死了心。这时,他越发舍不得儿子了。他要用自己的爱心创造一个奇迹。他听说有这方面的先例。每天从地里回去,他先端一盆水给儿子洗脸擦身,老伴做好了饭,他端着饭碗给儿子一口一口地喂。然后,他一字一字地教儿子发音……为了照顾好儿子,他说服了老伴不再生育。为了不让村里人笑话自己,大伯从不让儿子出门,也从不邀请村子人去他家里。为了避开村里人的目光,他跟别人换了宅基,把房子盖到村外。 大伯这样的性格让很多人不理解。为了一个傻儿子,如此折磨自己,不值。但大伯淡淡地说，你们不懂。 渐渐地,儿子能发出“呀呀”的呼叫。夫妻俩还明白:一声“呀”是唤母亲,两声是叫父亲。这简单的呼叫成为夫妻俩活下去的理由和希望。那生命的琴弦虽然只能弹奏出单调的弦音,也让他们心满意足了。只要儿子活着,他们就不会舍弃;不伺候儿子,他们就感到日子的空虚。 我的记忆里还保留着大伯扬场的姿势。这是他拿手的活。碾完麦子,需要将麦粒和杂物分离出来。大伯的姿势是这样的:握着锨把,做一个弓箭步,锨板插入麦堆,挑起麦粒,顺风把锨举过头顶,锨把划过一条弧线,麦粒洒洒扬扬飘向远处……那晚,我自告奋勇给他当下手。我第一次干这种活,手脚笨拙,崇山大伯落在了最后(平时,他总是第一个扬完)。夜风很爽,月光很亮,我俩不舍得离开,头枕着木锨,躺在麦堆上望着星星,说着话。我们的话题大多和生活有关,由于琐碎,差不多忘完了,只记得大伯问我想讨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做媳妇……沉默中他还问我:“天上落一颗星星,地上会不会就死一个人?” ――这是夏天的一个插曲。 玉米刚刚挂缨,雨有点疯狂,阳光二十几天都没有踪影,屋顶漏雨,院墙倒塌,屋里的地面渗出人影。田里积着一面面水洼,一些玉米杆垂头丧气地倒下,玉米棒子就浸泡在水里开始发霉…… “狗日的雨!”崇山大伯仰头骂天。 天那么浩大,他那么渺小,骂也是白骂,雨照下不误。房上的瓦不停地流下雨来。有时是一条条不间断的直线,有时落在房檐前的滴水槽里像个感叹号。人都窝在屋里,即使发生些什么,信息也不畅通。在秋风凄雨中,蚂蚱翅膀的摩擦声有气无力,细长的腿肢日渐收拢,宛若告别前的演出。空中,白杨树的叶子纷纷飘落,一个个老鸦窝清晰可见。在这样的背景下,崇山大伯的儿子死了。大伯让老伴在炕上用被子蒙着头哭了一场,他不想惊动村子任何人。他让老伴的娘家人帮忙,连夜挖了墓坑将儿子埋了。儿子的死,让大伯感到了人生的失败,他不愿让村里人看到他面对失败的痛苦――这是我对他这种行为的恰当解释。这一切,村子人都蒙在鼓里。连日的雨让人们很少出门,再说,大伯家又偏僻……等到人们知道大伯儿子的死讯后,有些人还是忍不住想劝劝大伯。然而,大伯关紧门户谁也不见。 他这个人哪……人们唏嘘着,不需要再说出下文了。 天一晴,村里人开始忙着收秋的准备工作(毕竟,粮食是庄稼人的命根),也就疏忽了一些细节。一天傍晚,崇山大伯一个人摇晃到村外(那已经不是他习惯的姿态了)。有人看见他坐在村西公坟边的机井旁,低着头,一只手覆盖着头顶。他的儿子就埋在那儿,他想不开,就让他多坐坐吧。那会儿,人们的确想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队长让我去县上拉化肥,下午回来,我看见机井旁站着许多警察。他们严肃的样子让风都凝滞在空气里。机井边摆放着大伯的尸体,周围是一张张变形的脸……后来,警察定性了:不是他杀。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或者在某种强烈刺激下,人们会缺乏应有的理智,甚至会做出一些傻事。关于崇山大伯的死,派出所所长――那个胡子拉茬的老雷这样做着理性的分析。 仿佛一个苍白、浮肿的问号――这是崇山大伯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符号。那天下午,我始终没有勇气走近机井最后看一眼大伯。我不敢面对他冰冷的面影。我后悔着:在大伯关紧门户的阴雨天里,我为什么就不敲门进去看看呢?况且,我是隐约觉察到他家好像出了什么事情,可是,我怎么就长了个榆木脑袋呢?我光知道躺在炕上睡觉!坐在距离机井不远的公路边,我孩子般呜呜地哭……晚上,我幽灵似地徘徊在空旷的秋场,望着星空,忽然想起夏天里的那个插曲。我在想,大伯昨晚坐在机井边时,天上是不是有一颗星星陨落了呢? 与大伯的生命相比,那个谜底显然不重要了。 　　又是秋天。和我有关的人或死亡或失踪都在秋天发生。在我的少年时代,秋天是一团魔影,时而鬼鬼祟祟,时而张牙舞爪地从梦中穿行。夏天将止,我就会滋生恐惧和慌乱。犹如,妖魔在向我招手。那时,我的情感和理智都非常脆弱,还无法做到坚强。 崇山大伯死了。在经历了短暂的精神自残后,他把苦难无休止地留给了他的老伴。我忽然就想起了外婆。母亲十三岁时外公出走了,四十三岁时外婆死了。按母亲的年龄推算,外婆经历了整整三十年的守寡日子。这三十年对她来说,无异于漫长的精神长征。母亲常常放心不下外婆,我就有机会跟着她去舅家。舅舅家院子很深,院子里搭着长长的丝瓜架。如果是春夏交接的季节,外婆便站在架下,抚摸着长出的丝瓜,说些没头没脑的话。天只要一下雨,她就唠叨这么两句:“没戴草帽,也没穿鞋……”她是在挂念外公出走时的情景。随着年龄的增长,关于外公的出走,我就越想弄个明白,但母亲就是不愿透漏更详细的内情。被我问得急了,母亲就显出从未有过的烦躁:“问,问!我哪儿知道啊?你问那些事情有啥用处?反正不是啥好事!”渐渐的,我懂得了:世上有些事,未必都要弄个明白。就像崇山大伯儿子的死,还有大伯投井前的想法…… 依稀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外婆的情景。风开始冷了,丝瓜架上的叶子泛黄,映衬着外婆瘦小枯黄的脸。回去吧,冷。母亲说。外婆不言语,只是诡秘地笑。 窗外,我心爱的蚂蚱死在了竹笼里――它的寿期到了。在它最后的日子里,我没有为它采集一星半点的食物。它侧身躺着,腿肢不甘地前伸,向我发出抗议。这个秋天折磨得我身心疲惫,哪还有心情照料它!有点怕,也有点恨。这是秋天给予我的感受。天虽然晴了,但我仍然无法从阴影中走出,潮湿的心能拧出水来。梦里,一些阴影总像毒蛇般纠缠着我。 心理的作用影响到生理。一些事物在我的视野里也就怪诞起来。我站在田野里,观察着秋天的阳光。它仿佛在遭受着蹂躏。秋风把它一块块地撕碎,锄头和镰刀无情地割裂着它,耕牛、犁铧粗暴地践踏着它,让它遍体鳞伤,在呻吟中死亡。于是,我诅咒秋风,还有锄头、镰刀、耕牛和犁铧……我怀疑是它们将死亡带给了秋天。我的心理扭曲着,没有人能够解释它的逻辑性。我是在用残疾的心态和扭曲的视角解读秋天的事物的。 母亲对我表现出了忧郁。我是她的大儿子,她对我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其他三个儿女。这是我能感觉到的。崇山大伯去世后的那段日子里,母亲探寻我的目光总是躲躲闪闪。躲闪不是逃避,而是担忧。那段时间,我也总是力图避开母亲的目光。无意中对接上了,我和母亲几乎蝎子蜇了似的同时逃离。我高中毕业了,没有恢复考大学,除了去地里干活,我就只能待在家里。收秋的季节来临了,我在后院挖了个坑,把笼子里早已枯干的蚂蚱(我确信它的灵魂还在,就舍不得扔)用土掩埋了。我正在院子为蚂蚱祈祷,母亲在屋里喊我磨镰刀(收谷子需要镰刀),我没好气地说:“磨啥镰刀?说不定要我扳玉米呢!”说话时我连头都不愿回。母亲走出后门愣了会儿,我能听见她在我背后急促的喘气声。“咋个(怎么)天一冷你就蔫不拉几的?热天那会儿没有大学考,也不见你这个样子?”母亲说着就抽泣了。 母亲是看到我骨头里了。我回过头,呆呆地站了会儿,在后檐墙上取下了镰刀。我在磨镰的时候,四周是那样的静,我使着劲,仿佛跟谁赌气似的,阳光在镰刃上跳跳闪闪……我忽然就忍不住了,脑子里蹦出些怪念头来:该死的死了,不该死的也死了,还磨的什么镰刀!我跳起来,把磨亮了的镰刀朝空中一挥,企图向秋天讨个说法,或者想割断秋天的翅膀。 秋天是个魔鬼!我在心中吼道。那时,我的样子一定像个妖怪。 惊悸和仇恨,折磨着我尚不成熟的思维。迷惘、失落、霉雨,混杂着青春期的无处宣泄,我无辜地发脾气,摔东西,母亲和几个弟妹常常感到莫名其妙。“活着有啥意思……”在他们愕然目光的注视下,我烦躁地用被子蒙上了头。父亲不在家,母亲猜不透我究竟犯了什么心病,做活有些神不守舍。但最后,还是母亲拯救了我。舅舅在邱庄小学教书,他有好多小说。秋收完了,麦子也种了,母亲喘口气回了趟娘家,把舅舅的那些书背回来。母亲是用一个蓝布裹着那些书的。到了家,放下布包,母亲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快给我倒碗水,渴死我了……平生,我是第一次给母亲倒水。母亲一边喝水,一边给猪伴食。我不知道布包里裹着什么东西,打开,我就愣了。那么远,十几里路呢;再说,书又那么沉。那些书的名字罗列出来是:《苦菜花》、《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日》、《红岩》……阅读着这些书时,秋天正在书页中游走,也正从窗外或者天空中消失。我安静地看书,母亲安心做家务。家里的气氛和谐了。 母亲带来的那些书弄坏了我的眼睛。有时躺在炕上看,有时收工了借着傍晚的光线看。眼睛和书的距离越来越接近。后来,母亲说是她害了我,医治了心病,却伤害了眼睛,划不来。可是我觉得,精神远比眼睛珍贵。 ――这是我曾经拥有过的秋天。或者,它是我曾经受伤的心灵。十七岁是一个结尾,一个成熟了的果子。事实上,十七岁之前它就开始孕育,发芽、长茎……十七岁以后呢?秋天不再那么面目可憎了。这完全取决于人的精神转化。虽然,我明白十七岁以前的秋天不值得庆幸,但常常,我是那样苦苦地思念着那些已经逝去的秋天――这是成熟的一个蜕变过程,就如春蚕出茧。在某种意义上,那些秋天是透视人生的窗口。因此,记录它是必要的。 母亲带给我的书中,秋天是那样丰富多彩,诱发了我出逃的念头。我想置身于一个更广阔的秋天,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后来,恢复了考大学,我离开了南正村,算是为我的出逃找到了一个体面的理由。不久,母亲落实了政策又上班了,几个弟妹也恢复了吃商品粮的身份。在村子盖的房子卖掉了,按说我就可以不用回到南正村,但鬼使神差,一有机会,我就在村子转一圈,在我家老房子和崇山大伯的门前驻留。村里人说,大伯的女儿香香带着他的丈夫和儿女住回来了(香香的婆家弟兄多),村子给他们上了户口。这多少让我放宽了心。 我家的老房子门上着锁,买了房子的人暂时还没住进来。还有几户人家搬了过来,形成半条街。心迷离着,眼皮有些发困。恍然,我的耳旁响起熟悉的蚂蚱声和祖父的咳嗽声……祖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娃呀,活着就是幸福”。
&&&&&&&&&&&&&&&&&&&&&&&&&&&&&&&&&&&&&&&&&&&&&&&&&& &母亲在疼 &&&&&&&&& &&&&&&&&&&&&&&&&&&&&&&&&&&&&&&&&&&&&& 贵州　卢仁强　　　　　　　 &&& 卢仁强，贵州普定人，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小学教师，有作品近2万字发表于省、市报刊、入选部分作品集，现为贵州安顺市作协会员。 &&&&&&&&&&&&&&&&&&&&&&&&&& 一 　　母亲说自己一年不如一年了,身体也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母亲疼了,她就吃一角钱五片的去痛片。母亲说村里的老人疼了,专吃这种去痛片。这种去痛片便宜,能止痛,当然,母亲不知道这种药还会伤胃。 　　我劝母亲上医院看看,母亲总是说那是老病,治不好。我不信,科学如此先进,母亲是心疼钱。 　　母亲的手一疼,她就说是打连枷(一种农具,由两根木棍组成,一根长约三米,另一根约两米,用一米长的绳索拴在一起,农人用手甩起连枷,打麦子、油菜籽、稻草等)。母亲为了抢工分,争口粮,母亲还在“月子”里就出工了,村里的好心人劝她不能这样,那会烙下遗症的,母亲沉默不语。后来,母亲常说自己的骨隙里像有针在刺。她的手疼起来,既端不了碗,也拿不起筷。 　　外祖母常说,我的母亲苦得很,不知要苦到什么时候。母亲的右脚有残疾,两岁时就带上了,是小儿麻痹症,母亲走路,一瘸一拐地。 　　母亲多站或多走路,脚就疼起来。母亲是农民,在地里做活路总是站着,母亲要走路,总是要用很长的时间。母亲从地里回来,脚就肿了。母亲用热水敷,热水烫人很疼,母亲以疼治疼。母亲的脚让热水敷红了,她小心翼翼地穿上鞋,然后,母亲就做饭菜,洗衣服…… 　　外祖母会编织斗笠技艺,在外祖母四个儿女之中,只有我的母亲继承了。在那些年月,母亲拉扯着六个儿女过日子,白天,母亲下地做活路,晚上,母亲熬根守夜,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编斗笠。有时,母亲困了,竹签有意无意地刺破母亲的双手,母亲手上的肉裂开了,血流了出来,母亲像是不知道,她继续着编织。 　　星期天,母亲就挑着斗笠进城,有时,斗笠很快就卖完了,而且,能卖上好价钱;有时,母亲守了一天,都没卖完。母亲赶集卖斗笠,无论如何饿,她不会花一分钱,坐车,更是从未有过。 　　四姐才四个月大时,母亲背起我的四姐,挑着斗笠到二十里外的集市去卖。母亲守了一天,卖得了5元钱,她早上没吃饭,还喂四姐奶水。母亲饿得实在挨不了,她买了一朵莲花菜后,就来到晌午摊前吃点东西。当母亲摸钱时,衣袋已被刀子划破,钱让强盗偷走了。母亲在晌午摊前哭了。流尽了眼泪的母亲像是不饿了,她背起四姐,挑起卖剩的斗笠回家了。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一边走,一边把手伸进口袋里掐一点莲花菜来吃。母亲回到了家,她打开口袋一看,那朵莲花菜已被母亲一点一点地吃尽,袋子里只剩下光秃秃的菜根了。 &&&&&&&&&&&&&&&&&&&&&&&&&&&& 二 　　我六岁时,母亲在地里做活路很艰难。姐姐们长大了,她们不让母亲到地里去。于是,母亲除了做家务,就日夜不停地编斗笠。不知是母亲编的斗笠多了,还是什么,斗笠生意不好做了。母亲很焦虑,母亲停止了编斗笠,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店,卖些烟酒糖等。母亲开了小店,我的家里就有了许多好吃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忘不了米花糖。那时,母亲经常拿米花糖到我上学的地方去卖。每天,母亲就背着背篓,系着围腰布,拿着簸箕,牵着我去上学。上课的时候,我舒适地坐在教室里,母亲就静静地坐在石板上,像校园里的一棵树,在岁月的变迁中顶着烈日,迎着寒风。母亲偶尔站起来瞥一眼教室,她在人群中找到了那最熟悉的小脑壳,母亲看到我的嘴在动,她像是清楚地听到了我的朗朗读书声,母亲笑了,灿烂的笑容就挂在母亲的脸庞。 　　课间,学校里有钱的同学围着我母亲的米花糖摊子。我跑到母亲的后面站着,我要帮母亲卖米花糖。我听到同学们嚼米花糖“咔嚓……咔嚓……”的乐曲,我忍禁不住往肚子里吞淡淡的口水,我没真心帮母亲,我总想着簸箕上和胶袋里落下了多少被揉碎的米花糖,那是属于我的米花糖。 　　又上课了,我就在簸箕上抓一把揉碎了的米花糖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我在走向教室的路上不停地回头,母亲在收拢簸箕上揉碎了的米花糖,母亲还弯着身子,我看见母亲在一粒一粒地捡起那揉碎了让风吹到地上的米花糖,然后全放进胶袋里,用麻绳扎紧。 　　放学了,我回到家中,就迫不及待地撕开胶袋,双手抓出揉碎了的米花糖,我狼吞虎咽。当袋子里一粒不剩时,我意犹未尽,我用鼻子闻闻胶袋的香,用舌头舔舔残留在袋沿的甜,我真想连袋子都吞进身体里。有时,我会因揉碎了的米花糖太少而发脾气,我吃揉碎的米花糖,母亲很心疼,母亲说:“儿啊!你姐姐们想吃也得不了啊!”母亲这样说,我就看姐姐们,她们都不看我,我知道,我比姐姐们幸福多了。我吃揉碎的米花糖,母亲的心很疼。 三 　　二姐最聪明了,她辍学回家后,中学的老师来过我家几次,老师说二姐成绩好,将来一定能端上国家的饭碗,但是,二姐还是没有回到学校。我家店里的货物都是二姐到城里买的,三姐和四姐都结婚了,二姐才离开了家,二姐成家后,母亲就自己到城里进货。 　　从桥头到城里,10公里,沙子路。母亲每次进城,尽走路,路上有了车子跑后,母亲进货,进城走路,回家坐车。母亲说每一次能省2元钱,2元钱不多,但是,在母亲看来,要是以卖米花糖来挣,得卖200多块。母亲每次从城里回来,就用老办法。慢慢地,母亲的老办法越来越止不了脚的疼,母亲开始吃去痛片,母亲吃了去痛片,她说觉得舒服多了,从此,母亲的身体哪儿疼了,她就吃去痛片。 　　有了去痛片,母亲能对付脚疼了,但是,我的父母亲都不识字,村里有俗语:“不赊不欠,不成小店。”村里人赊欠了,一包烟,一斤酒,一斤糖等等,母亲不会记账。姐姐们都出客了,我也到外上学,小店里的赊欠,母亲都是凭记性记着,等我回家了,她就说给我听,我就写在笔记本上。每一次给母亲记账,我都没有认真对待,母亲像是看出来了。母亲说她枉自有六个孩子,她一个都靠不着。 　　母亲把小店里的东西分成若干类,她找了一把学生用的尺子,村里人赊某种货物,母亲就划横线,那横线或长或短,或深或浅,或明或暗。母亲用自己的方式记录,没有人看得明白,只有母亲自己知道。村里人来还款时,母亲就拿出来指给那些人看。有时,某些人想赖账了,母亲让那人好好回忆,那人想起来了。母亲说自己不会记错,别人忘了,她忘不了。 　　我让母亲别开小店了,母亲说自己闲着闷得慌,我说如果这样,就不准走路,母亲笑笑。我的小弟从小就读不了书(上学成绩不好),初中没毕业就回家了。母亲砌了三间平房,她想以此留住自己的小儿子,但是,小弟还是打工去了,他已经四年没有回家,听说正与当地的一个姑娘谈恋爱呢!我的姐弟们都出门了,我住在县城。母亲说只有我离她近些,可是,她不知我的事情是真多还是假多,总听到我忙得很。逢年过节或是母亲病了,我才回家。我的母亲总希望过节,或是自己疼了。我想把母亲接到身边,然而,母亲说就算自己死了,她也不会进城,她要守住农村的那个家。城里比农村好,我不知道母亲为何如此眷恋那个家,那个家对母亲真是那么重要吗? 四 　　母亲疼了,我固执地把她送到了医院。然而,医生治疗我母亲疼痛的最好办法就是开些止痛药。母亲回家了,她吃完了药后,母亲让我给她买些。我找遍城里的大小医院,止痛药或伤胃或伤肝或伤肾,我管不了啦,我就买这种药,我请人带给了母亲,或是,我亲手放进母亲的手里。 　　母亲说我受骗,她说服了我买的药,她就恶心呕吐,几天都吃不了饭。我是用医保卡到正规医院买的,我买到了假药?母亲或许在撒谎,我去了桥头,母亲说药是真的,她吃后,手脚都不疼了,就是感到胸口不舒服。我忍不住哭了,母亲仔细打量着我,她伸出粗造的双手摸摸我的脸,又摸摸我的身体,母亲说我又瘦了。我过得好吗?母亲一直就记挂着。 　　母亲常说她吃好东西时就想起了自己的六个孩子,她还说等哪一天我们来了,她就把家里最好的做给我们吃。母亲病了,我回到了母亲身边,母亲像是好了。她四处张落着,母亲在做好吃的,吃饭时,母亲没吃,她就坐在我的身旁,母亲给我夹菜,她望着我吃。我吃饱了,母亲还在往我的碗里送菜。我吃的比母亲的好,母亲却说我没有一口好的吃。我过得好,难道母亲不知道吗? 回到桥头,我常喝醉。村里人说我喝酒太乱了,我喝醉了爱哭。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一哭就要喊妈,我的儿子常学我:“我的妈呀,您何时不疼？”
&&&&&&&&&&&&&&&&&&&&&&&&&&&&&&&&&&&&&&&&&& 在故乡的正午 &&&&&&&&&&&&&&&&&&&&&&& &&&&&&&&&&&&&&&&&& 潍坊　刘学刚　　　　　　　　 　　 刘学刚，一个文学青年。2003年习散文，作品散见于海内外近百家报刊。 &&& 几天前，我从别人的城市回到我的故乡。 　　在别人的城市里，有我的家有我病着的母亲。一上车，同学就问我，为什么两年多没有回来了？在校园里我们总这样写诗，故乡是我的母亲，现在呢，我的母亲是我永远的故乡。 　　我姐来短信了：这么急着回乡？我刚从她的城市回来。进入故乡，我的手机没了信号。这是不是一个暗示呢？它想告诉我什么。 　　路过我大姑住的园屋，车停了。我一弯腰就进去了。她的园屋就在大路边，原先是看菜园的小屋，后来听小舅幽默地称这种建筑为“开发区”，说哪天不中用了，就住开发区去，图个耳朵清净。大姑一见我就问我母亲的病情，接着用衣袖不停地擦自己的眼角。这样的场景在故乡重复了几次，只是人物在变：二姑、二婶、舅母、妹妹。我总是说一句话，我得走了，我同学在外面等着呢。时间短得连自己的感情都来不及发动。 　　我和我的同学同时看到了那座小桥。我不自觉地直起了身子，我看到了我的一个表姐，好像在等什么人，我没有下车。我同学记起了往事，１９91年春节，他赶了60里路，就在这桥头买了两瓶“老黄皮”（故乡对一种白酒的爱称，酒的包装是黄色的），别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去了我家。 　　现在是这个镇上的党委书记。经过镇上时，我记起了他的身份。小镇不过是放大了的村庄，也有一条主要的街道，不过这街道将派出所、电信局、政府大院、农业银行、我曾经教书的中学和大大小小的商店穿成一串，样子像极了插在竿子最上方的冰糖葫芦，在正午的阳光下，我看它亮亮的，车在动，我看到了细碎的舞蹈。碎的，拾不起来，许多年前没有发现的美。那时的我总觉得生活在别处。 　　车平稳地驶入村前的道路，我想到了一个新兴的词语：村村通。故乡通过一条道路给了我崭新的感觉。是的，故乡的道路，是新鲜年轻的表情，是老树的一枝新绿。庄稼和风，流动的彩虹。我被正午道路上流淌的时间缠住了思绪。你该写写这道路的，是你小舅干了村支书以后带领村里人修的。同学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时空跌落。 　　我看到了我家的老屋。说白了，是老屋曾经存在的地方，上面矗立着别人的新瓦房。老屋倒下的那天，父母哭了，我想我已经没有泪水了。老屋的炊烟是和母亲融为一体的。如果有一天，母亲再走了，失去了生命的源头，我不知道我还有多长的流程。无家可归。 　　出门迎接我们的，先是小舅家的黄狗，然后是表弟，是小舅，还有两手油腻系着围裙的舅母。小舅很高兴，他看上去很阳光。从他的笑容里我看到了我母亲。他看到了什么？他姐姐？他上司？我同学说好的，我们一起聚聚，没有其他的内容。我的同学崔也来了，他和我一起离家上学一起回乡教书。１９90年放秋假了，我俩还待在学校里，吃了他煮的面条，我闹肚子回家了。他依然以留守生活的方式培育着故乡新鲜稚嫩的书声。 　　我们开始不停地碰杯，没有话说的时候就碰杯，互相敬完了再敬各人的长辈。崔说我瘦了我说熬夜鼓捣稿费呢。小舅说今年书记多扶持一下俺村啊，我于是喊着“书记”和同学碰杯，同学说咱是同学你别折腾我。三舅也来了，还好，他没有问我的母亲。这种情状，有些酒一碰就得喝光，有些话题一碰就得心痛。喝着喝着，我换成了茶水。我很清醒，见了故乡的人，我还是沉浸在了童年的语境中。 　　走的时候，很娴熟地一弯腰，钻进车里，就这样迅疾地离开了我的故乡。不过两个小时，蜻蜓点水一般，而这是滋润着我生命的水，一生的水。 　　在我寄居的城市，正午我是睡着的。在故乡，我醒着，也仿佛行走在梦中。看到故乡的屋顶鱼鳞一样闪着点点的白光，我忽然想起这样一句话： 　　只有回头的风景，没有回头的命运。
&&&&&&&&&&&&&&&&&&&&&&&&&&&&&&&&&&&&&&&&&&&&&&&&& 风　水 &&&&&&&&&&&&&&&&&&&&&&& &&&&&&&&&&&&&&&&&&& 河北　崔东汇　　　　 崔东汇，1963年出生。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在各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多篇，中间停笔十多年，2002年出版散文集《声音沧桑》。2003年后，先后在《散文》、《美文》、《散文百家》、《中华散文》、《散文家》等发表作品多篇，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视野》、《读者》和网络转载，并入选《散文2004年精选集》、《大家美文》、《中国散文最新读本》、《21世纪散文年度选-2005散文》、《2005年散文随笔新选》，其中《黄河影子里的生灵》为“2004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提名作品”。 &&&& 乡村的风水先生我在老家时见过几个，都脏兮兮的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可谁家有了不测之事后都要请他们查看一下宅基和祖坟。这些风水先生总是很神秘地东探西看划符念咒，一副高深的样子，与巫婆神汉类似。我对这些人很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骗人的一种招数，所以对“风水”是很不在意的。可自从人命关天的大事接二连三地在姥爷的谢家发生后，在众人议论纷纷中我不得不思索和正视“风水”带来的恶果。 　　我们那一带在宋朝时是宋军和辽军交战对峙地带，现在的许多村名还遗留那时战争的痕迹，比如寨、堡、营等。我们村叫杜寨，周围村有毛演堡、小西堡、刘寨、陈寨、南营、北营，多啦。可姥爷所在的村名很奇怪：风火。我原以为也与战争有关，是烽火的谐音，后来一查县志，方知大相径庭。县志说这村有一个大水坑，长满芦苇，一年冬天干枯的芦苇着火，由于风大，殃及全村。为汲取教训，改村名为风火。就这么稀松平淡。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水坑竟然与我姥爷家族的命运有关。 水坑在街南，我姥爷家在街北。 水坑的来历和年代没人说得清楚，在我的记忆里那绝对是一个值得留恋的地方：粗大的倒垂柳一棵棵风情万种袅娜水边，憨态可掬的鹅鸭们悠哉凫水，赤条条的孩子们玩水嬉戏，女人们洗衣捶布和无忌的说笑声在水面回响，紧邻水坑北边幽深的砖井和水车，清亮的井水和哗哗转动的水车轮子，至今在我记忆里晃动。夜晚三月互映，真的在天上，大的在水坑，小的在水井，乡村寂静，虫声脆鸣，遍地月光，那时的乡村和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一样：瘦弱而清澈纯净，贫穷且无欲散淡。几乎每个月夜，姥爷总是独自坐在水坑边默默吸着旱烟，月光洋溢着他的安详和思索。当时贪玩的我并未把姥爷单调而又虔诚的动作放在心上，只是在后来一系列人命非正常消失后，我自己琢磨，那时的姥爷也许不是在观赏宁静的夜景，他或许就在观察和思考水坑与家族的关系。 多年后，我的猜测似乎得到了证实。1988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大舅和表哥长海陪同表嫂到卫校附属医院看病，晚上闲聊时大舅告诉我，水坑与一街之隔的谢家的兴衰是密切相关的，他前不久找风水先生看过。风水先生说，只要水坑里的水满，谢家就兴旺。大舅说罢就仰头叹息。我知道那个大水坑已近干涸，周围民房在一步步向里围剿，地少人多，村里许多人家膨胀的腰包都虎视耽耽盯着这块可作宅基的风水宝地，家族的隐秘命运正被无情的现实一口口吞噬，大舅心里急啊。 我理解大舅的担忧和现实。1987年正月十六做午饭时，体格一向强壮的大妗子由厨房回北屋挖面包饺子时被门槛绊倒在地，立马昏迷不醒，到医院住了十多天后就停止了呼吸。医生说这是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眼下，大舅独生子长海的媳妇又患病在身，在县医院检查，医生怀疑是乳腺癌，可又不敢确定，所以三人只好冒雪来市里医院检查。他们到单位找到我时天色已晚，只好住下。我的单位距卫校附属医院很近，第二天就找熟人给表嫂进行了检查，因切片化验一时出不来结果，他们便委托我周日回家捎回去。那时我住单身宿舍，每周回去与在乡中学教书的妻子团聚。马上就要过春节了，看他们三人心事忡忡愁眉不展，我就安慰他们：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说不定是误诊，表嫂这么年轻，身体这么壮，不会有事的。临出门表哥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告诉我，如果检查结果是真的，千万不要让大舅和表嫂知道。表哥说着掉了泪：你大妗子刚不在了，你大舅心情正不好哩，这次你嫂子如果再有事，这个家就没法过了。望着憨厚善良的表哥，我心里酸酸的。他这个独生子，一直是全家的宝贝，虽然比我大几岁，可没有我吃的苦多，因为大舅精明能干，表哥从小到娶妻成家，从没操过什么心。我知道表哥的担忧，大舅一旦倒下，家庭这副担子就会把他压垮。 三天后我到医院取出结果，表嫂果然是乳腺癌。怎么把这个噩耗告诉他们呢？在去风火村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不留神在冰滑的路面上摔了两跤。我轻轻走进大舅家门，表哥正在院子里打扫，我招招手退出门外，表哥跑出来急切地问：结果咋样？我默默掏出诊断书，低声说：你一定要沉住气。表哥明白了一切，身子顺着砖墙出溜到地上，低着头好久才呜呜哭出声来。直到把表哥劝住，我才绕道离开，我怕碰见熟人。心情沉重，本来半个小时的路，我走了整整两个小时，本来很喜欢大雪的我再无浏览田野雪景的兴致。到家后妻子见我摔的浑身雪泥，责怪我太贪玩。我无言以对。 其实大舅并不是我的亲舅，他和二舅都是我二姥爷的儿子。二姥爷是我姥爷的亲弟弟。我从未见过我的亲舅舅，听母亲说我亲舅舅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美男子，中学毕业准备参加工作，却被姥爷阻拦，大概是在建国初期因为阑尾炎医治延误而丧命，那时舅舅也就二十岁左右。不久，因思子心切姥娘气病而亡。两年后久病在床的二姥娘也撒手人寰。在连失三位亲人后，姥爷和二姥爷经风水先生指点，将街门由面南而改为面东。风水先生说，对面水坑水大，阴气太冲，街门的方向必须改变。这也是后来母亲告诉我的。 姥爷先前和大舅后来找的风水先生不同，查看的结果也不同，甚至互相矛盾，我认为这些都是在无奈之下的无奈之举，一种临时抱佛脚的心理安慰。不管如何，姥爷的谢家解放前还算殷实，两进院落都是青砖白灰大窗厚门，在到处都是土墙草棚的风火村是比较扎眼的。姥爷和二姥爷都比较厚道，老哥俩一辈子没红过脸，就连分家也是弟谦兄让，最后在姥爷一再坚持下，二姥爷才搬进了房屋质量相对较好的后院，可两家仍走一个街门，前后院子由三间腰屋连接，穿过腰屋中间的门洞两家还是一家。在老哥俩步入晚年后，二姥爷的两个儿子进行了分工，二舅赡养我姥爷，大舅伺候二姥爷。因为关系融洽，大舅和二舅待我像亲外甥一样，感情一直很好。 外甥是姥姥门上的一条狗，话有点儿粗，可是事实。两村较近，姥爷又特喜欢我，所以童年的我就像一条小狗一样时常在姥爷的门里门外蹿来蹿去。姥爷家街门面南时我还没有出生，所以我印象中姥爷的街门一直是面东的。街门两边的青石门墩从粗糙到光亮，就有我屁股摩擦的功劳。姥爷家对面的大水坑也曾浸泡我赤条条的少年时光。水坑边的柳树枝变成的柳笛曾让我不谙世事的心在水面荡漾。当这一切成为记忆的时候，我发现街门的改向确实给谢家带来了运气，尽管这运气来得有些迟缓。 我首先发现的是二舅，那是我师专即将毕业之前的一天，夏天的温度让我烦躁，在图书馆报架上我随便抽出一张地方小报来打发时光。不料在头版却发现了二舅的照片，二舅蹲在瓜地，笑嘻嘻地双手捧着一个西瓜，如果不是图片说明我真以为是民兵在练习埋地雷，因为那时报纸还没有激光照排，黑白照片不是那么清晰。图片说明告诉我，二舅率先使用地膜覆盖技术进行西瓜种植，不仅西瓜成熟早，而且价格也高，云云。那是八十年代第二个年头，土地分包到户不久，正在大力宣传土地承包责任制和科学种田。兴奋赶走了烦躁，我几乎是颤抖着手用指甲把二舅的照片从报纸上划了下来，小心放入衣袋，这是我在师专惟一的一次不光彩行为。 其实，我对两个舅舅的聪明才智是有所了解的。大舅在村里当会计多年，帐目条理清楚，从未出过差错，打算盘是方圆几十里高手，别看言语不多，那可是满脑子智慧，打麻将也是十里八乡的高手，十有九次赢钱，很会算计。二舅性格外向，敢想敢干。从八十年代初，兄弟二人联手开油坊、办面粉厂、养树苗、育良种，还与别人合股开办精神病医院，干一个成一个，干啥啥赚钱，在我们那一片是响当当的发家致富带头人。 水坑终于消失，砖井早已枯竭，水车和它的时代一起进入记忆的角落，倒垂柳也在完成了它护卫水坑的任务后四分五裂各奔东西。此时，与水坑遥相呼应的谢家也发生了经济之外的变化：1983年，与毛泽东同龄的姥爷在初夏的热风里停止了呼吸；翌年秋，一向和善的二姥爷竟不可思议地精神惶惑神经错乱起来，当时已参加工作的我在学校忙着教学，并不知道这些，我记得这年秋的一个周日傍晚回家，我和父亲正在院子枣树下吃饭，二姥爷风风火火闯进来，吃了几口面条，竟提出让我扛一张床跟着他到五里外的另一亲戚家去，他准备随时在路上躺下休息。后来知道内情的父亲劝阻了，并连夜把他送回风火村。可没想到没过几天就接到报丧信息，二姥爷竟在夜里自缢身亡。虽然村里对此有所议论，但都了解两个舅舅的孝道和为人，明白二姥爷确系犯病所致。 可水坑的消失和两位老人的离世并没有影响谢家兴旺发达的步伐，两位舅舅的事业依然红红火火。大舅虽然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可他把宅基扩大后一气盖了十间正房多间陪房，二舅几乎为四个儿子都修建了一处独门独院的住处，二舅的儿子们还在上学，村内村外就有许多人托媒人上门，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谢家，似乎动手晚了就会被别人抢占。总之，谢家的日子让外人羡慕得眼红。然而，随着大妗子的突遭不测，谢家似乎冥冥中又向另一条路滑去。 因为姥爷由二舅赡养，我家跟大舅家交往相对少一点，心理上感觉没有与二舅家近。大妗子这人很会说话，见面也算亲，可遇上事总感觉她没有二妗子厚道。所以对大妗子的突然离世我并没有多少悲伤，家庭条件这么好便英年早逝，只是觉得她没福气。可对表嫂的病我却心情沉重，虽然她和大妗子是一家人，也与我没有血缘关系，可表嫂这个人实在，每年春节拜年我都与表哥表嫂说笑一阵子。尤其在大妗子去世后，无论是同情还是亲情，我都觉得大舅一家不该再有不幸了。然而不幸还是降临了，经过手术、吃药、化疗等等努力，仍没有挽留住表嫂三十一岁的生命，1990年秋表嫂极不情愿地离开了善良的有些窝囊的表哥和年幼的一儿一女。如果能健康活着，即使表哥再窝囊，他们不用劳动，大舅为他们挣来的钱也足够他们一生衣食无忧。 1992年正月初三我去风火村拜年，在二舅家与表哥中午喝酒后打了一下午麻将，此时的表哥已从悲痛中走了出来，我劝他应该再找一个媳妇，他笑笑说：不慌，先盖好房再说。在表嫂离世后大舅找风水先生看了宅基，觉得老家风水不好，又花钱另选了一处宅基，只是大舅目前还有些犹豫，他不愿离开老宅，觉得老宅的房屋修建时间不长，不想浪费钱财。而表哥的积极性很高。表哥还给我谈了他以后的打算，先把家搬出去，然后准备与人合办一个私立小学，合适的时候再找一个媳妇。他的办学计划已与父亲商量，大舅支持。我觉得也可行，赞扬他有头脑，表哥就兴奋地对我说：我这学校办起来了，你给多宣传宣传。然而，我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表哥的最后一面。正月初五下午四点，刚回单位上班的我突然接到二舅电话，说长海不行了，让我回去给县医院交涉。这突然的消息让我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可二舅作为长辈不会给我开这种玩笑的。匆忙回去后才知道，这天表哥到外村串亲戚拜年，喝多酒在回家路上让车给撞了，肇事车逃跑，表哥血肉模糊在路上躺了两个多小时才有好心人通知了大舅。送到医院又没及时抢救，一条人命就稀里糊涂完了。肇事车跑了，二舅他们想让医院赔几个钱，否则觉得太窝囊。我帮找了熟人后匆匆赶回单位，因为单位有急事处理。至于医院是否认帐，后来我没再过问。本来是可以找到肇事车的，有人提供线索，可大舅长长叹了一口气，说：人已经不行了，要钱还有啥用。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有人说大舅命硬，人生的三大不幸他都赶上了，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还没到老年又丧子，在遭受种种不测之后，本来有些内向的大舅就更少言寡语了，但他并没有被一连串不幸所击倒，原来还犹豫的他下决心丢弃老家一大片房屋，重新在村南又修盖了一处宅院，很快就离开这个伤心老家宅院。可就在大舅搬走的第二年春末，正至壮年的二舅查出了贲门癌。到石家庄做手术，医生打开又马上给缝合了，晚期，已无法手术。我去探望他时，五十四岁的二舅已是瘦骨嶙峋奄奄一息，他不甘心地问我：我真的不中了？我按事先二妗子和表弟们给我统一的口径安慰他：胃病，没事儿，养几天就好了。亲友们怕二舅压力大，善意地对他隐瞒。可我想，聪明的二舅未必就真不知道，只是求生欲使他自己也宁肯相信谎言。 二舅的死让大舅更加不安，他下决心要彻底改变风水带来的不利。花大钱从外地请了一个风水高人，决定将祖坟由村东南迁到村西南一处据说风水上佳的茔地。迁祖坟是一件大事，等于给故去的亲人重新安家，老的新的大大小小的棺材十几个，场面颇为壮观。然而，面对这心酸的场面，就连那些对谢家的富有而红眼的人也不住地叹气。可还没等谢家歇一口气，第二年春二舅的二儿媳妇因为家庭琐事和我二表弟争吵后喝农药身亡。二表弟媳妇是一个漂亮能干的人，与二表弟同学，他们是自由恋爱，平时感情很好，生有两个儿子，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可半瓶农药骤然毒害了这个让人羡慕的家庭。有人说这是过去恶风水的惯性所致，也有人说不该迁祖坟，迁祖坟殇新人。 &&& 一系列物是人非的变故让谢家曾经的辉煌变成了秋天的枯叶，而那春天的新枝却遥遥无期。本来快完成人生任务的善良的二妗子不得不又担负起抚养孙子的责任。每次看她，总是满眼泪水，过度的伤心已使她憔悴不堪。大舅也戒掉了他热爱的麻将和所有的生意，早早给虚岁只有十八的孙子成了家，我见他时他还是那样笑眯眯的神情，只是那神情不再是过去的幸福和睿智，而是淡淡的苦涩。 那个据风水先生说与谢家命运有关的大水坑虽然已被一排排民房代替。可每次从那里走过，我的心都会有别样的颤动，不是水波轻柔的涟漪，而是冬天结冰后固体般的沉重。虽然我现在依然不相信谢家的一切变故与大水坑有关，认为那不过偶然的巧合和人为的牵强附会，觉得风水先生们的话矛盾可笑。可我仍为谢家的遭际感到不公和痛心，因为血缘，因为变化莫测的人生，还因为那里曾记载着我的童年。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如今，大水坑和遭遇不幸的谢家亲友又让我知道了生命的宝贵和脆弱，所以在一次次坎坷失落之后我就常常想起它和他们，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把火烧火燎的名利心扔进大水坑洗涤一番，力求洗去一些世俗的污染，尽力找回年少时的那份恬淡，尽管那时的阳光空气和大水坑一样都已流失，尽管多年的锈蚀已无法还原曾经的全部，可我觉得，仅我剩存的纯真和良知就比某些人所谓的正常值要高多倍，这是让我平静坦然活着的足够资本，至于别人费尽心机的飞扬或作茧自缚的沉沦，我都不再关注计较。因为这是我的伤痛，也是我的幸运，更是我的“风水”。
&&&&&&&&&&&&&&&&&&&&&&&&&&&&&&&&&&&&&&&&&&&&&&&&& 迎春花 　　　&&&&&&&&&&&&& &　&&&&&&&&&&& 临沂　王兴堂　 && &王兴堂，山东省莒南县人，先后在《山东文学》、《当代文苑》等发表作品数十篇，并获得奖项。系山东省当代文学院理事会理事。 　　母亲酷爱迎春花。 　　年少的我们不理解,大人们也看不惯。三叔就数次挖苦过母亲:连口饭都要吃不上了,还养花,真是屎壳郎戴花――臭美。可不管别人怎么说,母亲仍然精心地侍弄着那盆花。 　　在那贫穷的年代,家里日子过得很清苦。母亲患有严重的痨病,连一般农活都干不了,大姐和我还有二弟上学,二姐帮母亲料理家务,三弟尚小。一家人全靠父亲挣工分。被乡亲们称为“机巧人”的父亲虽身强力壮,庄户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木工活、石匠活、铁匠活皆干得有板有眼,但他挣的工分却不多。原因是他在生产队出工的日子比别人少,今天帮李大爷家起屋,明天给二叔打车桩,后天还要给陈奶奶盘炕,帮的都是义务工,生产队不记工分。为此,母亲也没少和父亲怄气。可气归气,每当叔伯大娘找上门来请求帮忙时,没等父亲开口,母亲总是忙不迭地说:有空有空,哪天都行。等到生产队里分粮食,看到同样人口堆谷最少的一份是自家的时,母亲的眉头总是紧锁,盘算着怎样度过来年的春荒。 　　家里住的房子不知建于何年何代,房顶上的麦秸烂得一块有一块无,极像癞疬头上的毛发一样。墙体是用没有经过任何打磨的原石垒砌的,石缝间的泥巴被风雨剥蚀得所剩无几。一到冬天,肆虐的北风争先恐后从墙缝中钻了进来,使屋内的温度比外边高不了多少。灰暗的屋里几乎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除了几张床几口粮食缸之外,惟一能改变那沉闷气氛的,就是我们姐弟几个那一墙的奖状和角落里的一盆迎春花。 　　那迎春花不知母亲是从哪里弄来的,起初只有干干瘦瘦的一个枝条,栽在一半破瓦盆里,我们谁也没在意。冬去春来,那迎春花竟蓬蓬勃勃地长成了一大丛,一半破瓦盆又换成了一个破小肆盆。每年的春节过后,虽是春寒料峭,天空时不时还会飘来片片雪花,甚至有几年“倒春寒”,树上结满了长长的冰凌。可就在这时,迎春花却一朵朵一串串竞相开放了,她们好像是要急于摆脱冬天的桎梏,向人间报送第一缕春的消息。她们似乎要把蓄积了一个冬天的力气全部释放出来,开得是那样热烈而奔放,如金黄的蝴蝶,似觅蕊的蜜蜂,密匝匝簇拥在条条枝干周围,为寒冷的屋里增添了无限生机。每当这时,母亲都会久久地凝视着花儿,眼角的皱纹也舒展了很多,脸上呈现出丝丝春光样的笑容。 　　在母亲的眼中,我们便是那枝条上的迎春花朵了。当时不管人家怎样谈论和劝说,母亲都执拗地坚持着――那就是家里再苦再难也要我们上学。懂事的大姐见母亲日夜哮喘和辛苦劳作的背影,便不想再读书了,不听母亲的再三劝说,扛起铁锨要去生产队里干活。母亲紧追到大门外的胡同里一把夺下铁锨后,接着便狠狠地煽了大姐一个耳光。受了委屈的大姐痛苦失声,母亲抚摸着大姐已有些红肿的脸,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坚定地说:“我和你大大就是去要饭,也要供你们把书念完,多识几个字总比睁眼瞎强!” 　　迎春花年年春天开,却年年花不同,有茂盛更有萧条。记得我十岁那年,我们全家蒙受了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奇耻大辱,被扣上了“小偷”的帽子。 　　十月二十八是一年一度大店的“秋山会”。头一天傍晚,已当了生产队长的父亲,召集队委会成员到生产队的仓库开会,因天色已晚(那时还没有通电),又在地里劳累了一天,几个人就蹲在院里边抽烟边把几件事商量了一下。其中一件就是让保管员第二天到集上把仓库里的两筲花生油卖了。 　　第二天早晨,父亲正带领社员在南沟崖整大寨田,保管员气喘吁吁地跑来说,仓库的两筲油不见了。父亲连忙和保管员跑回仓库,翻遍了仓库的角角落落也没有找到。父亲便对保管员说,你们再找找,实在找不着就报告大队,父亲便返回地里继续干活。随后,接到失窃报告的大队支部书记又连忙报告了公社。公社成立了以派出所为主的联合工作组,进驻村里。区区不足100斤的花生油,现在看来微不足道,可在那个年代却是天大的事。工作组扎扎实实地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大会动员,小会讨论,逐个排查,人人过筛。最后,父亲被内部确定为重要嫌疑人。根据有三,一是经过现场察看,仓库门窗门锁完好无损,窃贼显然是开门进来的,而仓库只有两把钥匙,父亲和保管员各一把。出事后保管员一直跑上跑下反映问题,帮着寻找线索,表现积极,父亲却大部分时间在地里干活,表现属不正常。二是头天晚上队委会开会,父亲可能是由于心虚才没让大家进仓库的屋,那时花生油可能就已被偷走。三是工作组在向父亲了解情况时,他没有竭力向工作组表白和开脱,表现平静,看来早有心理准备。再接下来的搜家过程中,我家自然成了重点户,前后被搜了三四遍。该拆的拆了,该挖的挖了,那真叫不留任何死角,不漏掉任何疑点,就连猪圈里的粪汪也专门有人用粪叉打捞了一圈。 　　一天深夜,我被憋屈的哭声惊醒,只听父亲说:“咱人穷志不短,没偷就是没偷,杀了也不能承认。”母亲边咳嗽边安慰父亲说:“咱脚正不怕鞋歪,干屎抹不到人身上,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把这几个孩子拉扯成人,等着你回来。” 　　由于缺乏证据,父亲又宁死不承认,贼,最后也没抓到。一个月后,工作组撤走了,可父亲从此在村里人的心目中就被烙上了“小偷”的烙印,我们便成了“贼崽子”。谁家丢了只鸡,菜园上少了棵葱,都有意无意地往我家门口瞅。在生产队摘棉花、捡花生,收工时都要翻衣兜,对别人都是走走过场,对我们姐弟总是里里外外反反复复地搜个遍,为此,姐姐委屈地哭了一次又一次。那年的冬天出奇的冷,大雪下了一场又一场,晚上缩在被窝里,一晚上都冻得睡不着,只听见远远近近此起彼伏的猪、羊、牛的叫唤声。第二天就听大人说,谁家的猪冻死了,谁家的羊冻僵了。那年的迎春花迟迟没有开。母亲常常呆呆地望着那干瘦的枝条暗自垂泪。 　　“人倒霉时喝口凉水也塞牙”。被撤掉了生产队长,并被疑为“小偷”的父亲整日默不作声,只知道拼力干活。三秋大忙结束后,便跟着包工队到连云港一带搞建筑。就在父亲到达工地的第九天时,便传来了如同晴天霹雳的消息,父亲在建筑工地从七层楼上摔了下来,两腿和腰部多处粉碎性骨折。看着大伯几经辗转背回来形容枯槁的父亲,我们姐弟几个哭作一团。一向孱弱多病的母亲却突然挺直了腰板,厉声说:“不要哭了,不是还有我吗,天塌下来我顶着!”为给父亲治疗,母亲变卖了家中仅有的几件值钱的东西,东借西凑还是不够,最后咬着牙把来年的地瓜种和花生种都卖了。在母亲的精心伺候下,被医生诊断为终身残疾的父亲却奇迹般地好了起来。可那年的迎春花却没有开,因母亲实在是太繁忙,有十几天竟忘了给花浇水,差点枯死…… 　　三年后,真正的“小偷”被抓获,是我们邻村车峪大队的,他是去一家染坊偷布时被现场抓获的。据知情人说,那贼人居然私自配制了四十多把不同的钥匙,那天晚上就逐个试投,没用到一半就把仓库的锁打开了,进仓库后用钢钎将两筲花生油挑走,卖给了炸油条的人家…… 　　听到这一消息后,母亲凝望着开得并不欢实的迎春花,长长地舒了口气。 　　迎春花开得最灿烂的年头,是高考制度恢复后,我们姐弟几个相继考上了大学,虽然家里的日子更加艰难,可母亲的脸上总是挂着舒心的微笑。三婶戏谑地说,母亲的脸上也像盛开着一朵迎春花。可就在我们先后参加工作,准备好好孝敬双亲,让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颐养天年时,母亲的病情却突然加重,由肺气肿转成了冠心病。弥留之际的母亲仍在断断续续地说:“水……花……水……”我急急忙忙端来水要喂给母亲喝,与母亲相处时间最长的二姐摆摆手说,妈妈是说不要忘了给迎春花浇水。 　　母亲去世后,我便把那盆她一生至爱的迎春花栽到了坟前,并剪下花的枝条扦插在坟墓的周围。每当初春金灿灿的迎春花便在春风中摇曳,恰似母亲的笑脸,在欣慰中守望着这片蓬勃的春光……
&&&&&&&&&&&&&&&&&&&&&&&&&&&&&&&&&&&&&&&&&& 为爱延缓六十秒
&&&&&&&&&&&&&&&&&&&&&&&&&&&&&&&&&&&&&&&&&& &德州　风　神　　　 &&&&&&&& 风神，本名郭书昌，自2004年起先后在《中国审计报》、《经济日报》、《支部生活》等国家级、省、地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50多篇。 &&&& 那年冬天，大概是我和父亲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了。年过半百的父亲刚刚从不大不小的职位上退下来，平日里繁华喧闹的门庭顿然冷落了许多，我清楚地记得，性格开朗，脾气爽快的他消沉了好些日子。我也因为工作上的不如意，从市里被遣返回原单位重新开始接受生活的锤炼。面对父亲的怅然若失，我前途的茫然，我不能走出屡遭谪贬的光影。 　　那时候喝酒成了我们共同的爱好。举杯间，没有了严词的说教，我们更像是一对同命相惜的朋友，用目光和烈酒交流着。那些时候感觉起来，我更像是一个儿子，他更像一个父亲。因为工作关系，又有好长时间，我们没有在一起了，虽然从我上班的地方，离老家高高的阁楼只有几十里的里程。我想起他斑白的头发，想起他吸烟时不停的咳嗽声，直到有一天傍晚，父亲打电话来，说回来吧。 　　其实从内心，我是渴望回家的，回家的感觉真好。父亲又去打工了，是在离家不远的建筑队里当小工，我有些不安地想，父亲是否还能受得了工头的吆喝和繁重的体力活。母亲说父亲的烟吸得又勤了，作为儿子，我听着心中戚戚然地痛，这么多年了，还是不能让他们生活再安逸一些。想这样也好，繁重的体力活或许让他无暇顾及往事，无暇再去想那些不愉快，人总不能生活在过去的光影中的。 　　父亲的精神好多了，话语也多起来，依然是风风火火的老样子。他说老大，你昨天回来过，语气出奇的肯定。在我们兄弟中，父亲一直对我这样称呼。白天父亲吃在工地，夜晚才回来，不知他是如何知道的？或许是母亲告诉他的。其实不是的啊，父亲能说出我在哪个转角处同人说话的样子。他说他是在离公路不远的工地脚手架上认出我的，有好几次了。因了我的经过，他才不时的惦记。我眼泪涌上来，在来来回回的穿梭人流中，他竟能一眼就认出了我。我知道，我是生活在亲情中的，是生活在幸福中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你骑摩托车快了。”父亲说。我骑车只出过一次事故，是一次傍晚轧在公路晒玉米的木头上，碰落了两颗门牙。父亲将我接回家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但从他焦虑的眼神里，我能感受到“伤在我身，痛在他心”的悲伤。可我今天必须赶回去，为了证明什么，也是为了要承担些什么。母亲在一旁说，十几里的路，一会儿你就打电话来，说到了，不会是怕我们惦记着，说谎在半路上打的吧？我想说，那是真的，我骑得真的很快，有一次还差点摔倒，但终于还是幸运安全地到达了。我也知道，幸运不会永远停留在我身边的。 　　走出门口，母亲还是说，到了，记得来个电话。我不敢再大意了，或许幸运之神已离我远去了，我还要靠自己，平平安安地生活。但这次我不会让他们担心了，速度慢了许多。回到班上后，我没有马上打电话，自己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毛头小伙子了，他们会因为我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而担心的。默数六十秒后，我播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妈妈，我已经安全了。 　　
&&&&&&&&&&&&&&&&&&&&&&&&&&&&&&&&&&&&&&&&&& 在十一层楼上眺望
&&&&&&&&&&&&&&&&&&&&&&&&&&&&&&&&&&&&&&&&&&&&&& 淄博　蒋　新　　　
&&&&&&&&& 蒋新，山东淄博人，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有作品在《中华散文》、《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时代文学》、《齐鲁晚报》、《联合日报》等报刊发表，并被《散文海外版》、《中国散文年选》等多家书刊转载。系山东省当代文学院院务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理事。 1 　　在眼睛疲劳,脑袋发胀的时候,总会撇开手头上的一切,站到窗前去放眼。放眼的地方在办公楼。办公楼共十六层,我在十一层上办公。房间南向,南面窗台一米多高,窗台以上是整面耀眼的玻璃墙。十一层接近六十米高,在这个被定义为较大的城市,又在临近城市边缘的地方,应该算一个不矮的高度。南边基本没有连成片的高层建筑群,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大楼、电信大楼,火车站钟楼,还有长凳式的小高层住宅,很耀眼地矗立在遥远的地方,各守一方,相互对视。所以想看,大多都能看得到,满足眼睛的“漫步”和来来回回的跳跃。放眼相当于遛眼,形式上有点像“决眦入归鸟”。我以为在宽阔的地方让眼睛任意的漫步是最经济和最合算的,不用去活动,不用去拥挤,不用去躲避车辆,躲避各种眼睛放出的各种光芒,也不用去享受那些不愿享受的各种味道,只要将眼睛放出去,用不了多久,发胀的脑袋就会轻松许多,疲劳发涩的眼在不经意间会逐渐圆润起来。 眺望,除了消除眼睛的疲劳,原无其他目的。看雨,看雪,看飞翔的鸽子,看随风飘起旋转的塑料袋,看楼房,人家,汽车,树木,广告牌,看居民楼顶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太阳能热水器。那天天气特别晴朗,空气瓦蓝成透明硕大的肥皂泡,人在肥皂泡里就容易产生奇妙或荒诞的想像,觉得窗外是片硕大的海,流动的与不动的景物构成海底世界,各色各样的“鱼”在景物之间来回穿梭。 2 　　忘记了哪一天,窗前飞扬起大片灰尘,沙尘暴似地遮去了半边天。挨着超市的三座楼房被定向爆破了,飞起三朵蘑菇似的云。眼睛与飞腾的蘑菇云平视,大脑里出现了一些腾云驾雾的想入非非,当然,瞬间与蘑菇云一样烟消云散。那段时间,这里招来了许多人,在那三座地堡似的废墟上拣砖头捡木头,砸水泥里面的钢筋,拣认为可以用或可以卖钱的东西。经过那里,总有人跑到你跟前问你要不要旧砖旧钢筋。有天晚上散步,被一个中年男人拦住了,说旧砖很便宜,像新砖一样顶使。灯光下蓬乱的头发、皱皱巴巴的西装和背后的废墟几乎成相同的颜色。我说不需要,我不是搞建筑的,家里也不盖房子垒鸡窝。他不相信(说我为什么每天晚上都来这里),一个劲地要我行行好,而且不断降低想把买卖做成的条件,还承诺可以免费运送。瞧他那样子,我很想买下那些旧砖,可是,我买旧砖有啥用呢?老家的四合院早已经没有了,要不,真可以用这些砖翻盖一下南面的旧院墙,或者翻盖靠西墙的土坯厨房,或者铺铺院子的地面,免得下雨时节地上全是泥巴,青砖地面,花色甬道,一定很幽雅惬意。后来一想,旧房子,旧院子早已变成了商厦和大酒店了,旧砖在我这儿一点儿派不上用场了。我很无奈,掏出烟来点上。他瞅我,于是递给他一支。问一天能拣多少砖,砸多少钢筋。他说挣不了多少,一天也就十块二十块的。好处是不赊帐,虽然很脏很累很苦,可是自己给自己当老板,比去给包工头干强,也不用去求爷爷找奶奶,孙子似地跟在人屁股后边要钱。晚上灯光朦胧,看不清他的眼,但觉得有种挺自豪的东西罩在他脸上。他吸烟很猛,抽了两口烟就去了一半。他还想继续跟我聊,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跑过来嘀咕了几句,就心急火燎地走了。我走出一段路,还听见有人在吆喝谁要旧砖,声音很细很长,发散在空中。路上的人很稀少,天上的星星也很稀少。 过了几天,那里恢复了平静,拣砖的卖砖的都走了,拦我要砖的那人也没有了踪影,我想他们的旧砖旧钢筋可能都卖了,因为清理干净的平地里,没有一块旧砖了。周围用彩色编织袋围了起来,两台挖掘机耀武扬威地停在那里。 3 　　极目处,东南方有一座七十多岁的陶瓷厂,灰白色的陶瓷灰尘绵延数里。风常常把那些灰尘旋起来,把上空涂抹成最沉闷最单调的颜色。前几年陶瓷厂又扩建了一座隧道窑,耸立起一座崭新的烟囱,烟囱群里有了崭新的高度。可是没过多久,飞扬的灰尘把崭新的烟囱蚕食成灰白,妒忌似的,使朝气蓬勃的烟囱在充满历史包浆的地方极快地走过青年时代,让具有新高度的建筑一诞生就涌满了灰尘,瞬间就满头白发,成为一个耄耋者。烟囱里断断续续忽悠出的那些烟,软绵绵地休闲似的飘,歪斜着爬出烟道,还没有直立起来,就被外边等候的风卷走了。立冬那天,郑晓明打来电话,劈头就喊“解套了”。大嗓门把手机吵得跳起来,嗡嗡的。欢天喜地的语态弄得我一头雾水,说来说去,方知“解套”的不是股市里的股票,而是他提前“退岗”,也就是解甲归田“退居二线”了。郑晓明与我是外国语学院日语函授班的同学,是班里的“大哥大”,今年刚满五十,在车间里干一把手。去年“五一”节的时候,我们去喝一女同学的儿子当新郎的喜酒,同时也借题发挥,祝贺他当了市劳模。那天他特别兴奋,酒喝高了,朦胧着眼拽着那位女同学的手开玩笑,如果咱入洞房,照样能冲锋陷阵,打三两个来回。可是,还在“梦里挑灯看剑”,自以为朝气蓬勃很阳刚的一刹那,他就进入了“候补退休”的行列。虽然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十年,虽然人这一辈子活不了几个十年,虽然这十年在许多人的眼里是最有价值的黄金十年,虽然他如刚刚竖立起来的高大烟囱,还没有飘出多少烟,这一切都立刻成为“可惜近黄昏”的“夕阳无限好”。我替他有些惋惜,尽管单位的政策改变不了。他依旧在电话里嘻嘻哈哈的拿文吊嗓子,宏大的嗓门咋听也像辛弃疾“君恩重,且教种芙蓉”的声调。不久,他就被一家民营企业高薪聘去做了管技术的副厂长。朋友戏说他卸了小乌纱帽,换了顶大乌纱帽,他说自己骨头贱,不干活难受,属于“废物利用”。 4 　　眼睛又飘回来了。四十五度角的视线里有一座长长的六层高的楼,还有几排不太长的四层高的楼,楼旁边有块挺大的空地,空地里有篮球架,跑道线,周围布满绿茵茵的树,像绿色彩带勾勒出的方格。下午方格里面就热闹起来,冲来冲去的人影升腾着年轻的兴奋。这所原来挺有名气的中专学校,现在升格为职业学院了。前些日子报纸说,学校一个十九岁和一个二十岁的女生成了痴迷的“网虫”,情人节那晚失踪了,据说被在网上认识不久的男友邀出去了,上面包车的时候还春风似地跟羡慕的同学打招呼。家长找不到孩子,急得就来学校里要人,吵吵嚷嚷的要与学校打官司。半个多月后,那家报纸又登载了一大篇新闻,说两个女生被警方找到了,被男网友胁持在一个十分偏僻的路边店接揽生意,身上有许多伤痕。记者问女生还上不上网,两个女生都默不作声。她们为什么默不作声呢?沉默里包含着两种捉迷藏的答案:继续上网和不再上网。究竟哪一种呢?记者不知道,我不知道,老师、家长和其他读者可能也不知道,这两个受欺负的女孩知道不知道呢?她们的景致,不管干什么,心中都是有企盼的,企盼里或许有些忧愁,有些无奈,有些苍凉,有些幼稚或莽撞,然而,企盼像播下的种子,在心底里发芽成长。追逐企盼成了窗外风景的聚焦点。现在是下午三点多钟,我站在窗前眺望,也是在企盼,企盼疲劳快一点从眼里淌走,让发涩的眼睛马上恢复正常,也想像有新鲜的发现来冲击眼球。也许在惬意的瞬间,有人敲门了,电话铃响了,我的自由等候和企盼也就结束了。去接电话,去与来人交谈,去办理其他的事情。可是,在这些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在疲劳还没有完全从眼睛里撤离的时候,还要把眼睛继续放出去,即使在沙尘天气里,也要在等待中去收获企盼的东西。 眺望在我,成了有些上瘾的下午茶。
&&&&&&&&&&&&&&&&&&&&&&&&&&&&&&&&&&&&&&&&&&&&&&&& 恋恋黄昏
&&&&&&&&&&&&&&&&&&&&&&&&&&&&&&&&&&&&&&&&&&& 潍坊　祝红蕾　　　　　&&&&&&&&&&祝红蕾，笔名苏小蝉，先后在《读者.原创版》、《意林》、《齐鲁晚报》、《北京青年报》等杂志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部分文字被《读者》、《青年文摘》等转载，并收录入《2004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名家笔下灵性文字》等书等。是山东省当代文学院院务委员。 儿时的黄昏是单纯可爱，毫无心事的。太阳像一枚熟透的橘子，沉沉地坠着，空气散发着暖香。小伙伴们站在浅浅的河水里，浑身布满“水战”溅落的泥点。脚丫上淌过的水渐渐变凉了，炊烟里飘来了米粥的糊香味。妈妈又气又急的呼唤声被晚风此一声彼一声地传递过来，伙伴们就忙不迭地往回跑，一边跑一边揉搓着脸上的泥巴。暮色像大鸟的翅膀缓缓合拢，黄昏被关在门外。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小桥流水处换了厚重的水泥楼群，然而黄昏仍是温暖的，于我就像一处静静的金色的港湾。太阳从楼顶渐次坠落，定格在玻璃窗户的瞬间，是金碧辉煌的灿烂，给人一种惊艳之感。在这个时候，我喜欢静静地走向城外池边或爬上高楼的窗前，享受黄昏赐予的一份静穆之气。此时的夕阳，热烈却不鲜艳，沉静中蕴含庄严，它一点点地沉落，缓缓地，甚至是不为所觉地抖动一下，像一个末路英雄一样，步步败退却保持着尊严。从最初的升腾至万众瞩目的光芒四射，从乌云蔽日至云开日出，一切的一切，它全经历了。爱过了，恨过了。徒留一颗平常心。就像黄昏一只阅读沧桑的独眼，它充满宽容地打量着这个世界，眼神荡漾着一种复杂的柔情。 黄昏是坚定、沉着、自信，满怀长者气度的，就像一个缓缓踱步的老人，细数自己所剩无几的时日。而我所见的黄昏，似乎更多地属于恋人们。“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咖啡屋里的初约，杯里晃动着黄昏的颜色，杯沿滞留着羞涩的唇印；流光溢彩的水边，水面上一个太阳，水里晃动着一颗太阳，两个依偎的身影，同样晃动着的两颗心……记得有谁说过，所有的恋情都是在黄昏开幕上演，在午夜走上高潮，在初阳直刺刺地照射下，在清晨乱糟糟的叫卖声中，在梦与现实的接缝处暂告一段落。 　　太阳一点一点地落下去，一点点地接近它的另一个开始。夜幕降临时分，会有千百扇的窗户次第亮起来，千百盏的街灯次第闪烁起来，那分明是一双双饱含期盼或祝福的眼睛。不论走多远的路，黄昏都要停下脚步的。黄昏的路是指向家园，指向回归，也是指向另一种新的开始的。黄昏的风像透明的丝绸，传递出一种安祥、静谧的凉爽。我常想，或许黄昏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一个福祉吧，让那些奔波的人，劳苦的人，所有疲惫的人，有一个安宁的、静享时光的所在。就像树木宽大的枝叶可以给鸟儿一个梳理羽毛的地方。 夜色是神秘不可测的，像一场即将开始的纷繁热闹的演出，而黄昏便是那质感柔腻的幕布。它带给人的一种迷朦的向往，温柔的期待，甚至是一种不期然的怦然心动。因白天的直白与赤裸裸，夜晚的隐秘与戏剧性，我更爱黄昏。 黄昏是老人们的必修课，只有这时，他们才能暂且忘掉病痛或放下手头的活计，与黄昏像老朋友那样地对望着。于他们，黄昏像一件贴身的老夹袄，熟稔、亲切，有着最适宜的温度，更像互相搀扶的老伴儿，熟知彼此的脾性却还是深深地依恋着，相濡以沫地，这么些年就这么过来了。 对放下书包的孩子来说，黄昏像一块化得快的冰激凌，来不及吮尽甘甜，就化没了。他们想拽住夕阳的尾巴，在草地上疯跑着踢个痛快。 而那些怀抱婴儿的母亲，自己就是一片黄昏，宽大，温柔，孩子则是臂弯里的太阳，在催眠曲的拍送下沉沉睡去。明天早上又是一轮干净清爽精神抖擞的太阳升起来，那时刻，一切变得透明、纯净，人们将它唤作清晨的。
&&&&&&&&&&&&&&&&&&&&&&&&&&&&&&&&&&&&&&&&&&&&&& &幸& 存&& 者
&&&&&&&&&&&&&&&&&&&&&&&&&&&&&&&&&&&&&&&&&&& 潍坊　丁熙明 　　丁熙明，诸城人，山东省当代文学院院务委员。自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 　　我是一个幸存者，也是一个幸运者。幸存和幸运，原本是两个概念，拿自己和前辈比，就可以连在一起了。 　　五十余年前，我的祖父死了。他是上个世纪之初来到这个世界，在动荡的岁月中拉扯一家人，待到日子好过一点了，却因为一场小病撒手而去。祖父咽气的时候，家中的新房正在建造中，泥瓦匠们正在上梁。或许，盖房的操劳比伤风感冒是更大的死因，他的身心太疲惫，心力交瘁，便无力抵挡外邪的侵袭。 　　如今，我作为他的儿子的儿子，年龄已经超过了他的阳寿，单就这一点，难道不够幸运吗？ 　　祖父曾有两张照片遗存，一张是合影，另一张是由合影提取的半身放大像。先是合影没有了，因为合影者是外人，而且关系很平淡，没人珍惜，照片便没了踪影。那张半身像被祖母珍藏在三屉桌的底柜里，每逢过大年便拿出来，摆放在桌上。祖母在这里单设了供桌，摆上供品，点燃香火，喊我的姑姑叔叔和我们孙辈的人来磕头，我的父母也来磕头。大概后来因为年纪大了，心力不及，日子也过得越来越不舒心，也就不再单独摆供，照片没有了唯一的用场，曾见近半部洇有黄褐斑痕，似是被茶水污湿过，再往后，便没了踪影。人世间与他有直接关系的只有他的后代了。 　　许久以来，好多活着的人庆幸祖父幸亏早死了，若是活下来，十几年后难说会是什么样子。 　　知情者也许会说，老先生是出名的外科大夫，就是活下来能会是什么样子？ 　　此话似乎很有道理。但是，道理遇到不讲道理的年代，还会有什么“道理”？ 　　我曾看到一行医济世又德高望重者，一家人背乡离井，其长子落得小两口生分，至今父子不相认儿子成为孑然一身打工者的事实。而我的祖父又能如何得到优待？ 　　祖父死去了，作为后代的我辈，有着何等的感受呢？ 　　从年近二十岁到年近三十岁，演奏人生华彩乐章的阶段，却是在苍凉中浸泡。 　　那是一段什么样的日子？终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放眼前路，茫茫然没有色彩，没有音乐，没有果实，没有未来也没有尽头。明天会是什么样子？看看今天吧，明天也不过如此。明年会是什么样子？看看今年吧，明年也不过如此。 　　这里不需要思考，不需要变革与完善。每个人都是一架从事简单劳动的机器，一切都被机械地框死。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队干部分派活计，天不明就出工，一日三餐在野外，从春到夏，从秋到冬。“白天人马喧天，夜晚灯火一片”，是广播喇叭里常有的词语，更是公社要员最喜欢的场面。“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是年年翻新的口号和实况，“为××掉几斤肉，脱几层皮”，鼓舞得贫下中农和非贫下中农的社员们瘦骨伶仃面如菜色。 　　这里真是磨炼人的地方！磨炼耐受力，从头脑到肚皮。一县范围内实行统一集日，五天一集，限制的不仅仅是小商小贩。赶集、走亲戚、看病是仅有的几个离开村子的理由，须经生产队乃至大队干部批准，一不小心就要挨罚，罚工分是家常便饭。“辛辛苦苦干一天，挣不了一盒勤俭烟”是尽人皆知的谚语，“勤俭牌”香烟七分钱一盒。每人每年分得十六斤小麦。地瓜干、杂交高粱、老咸菜是主食。一年吃不了几顿青菜，经常是野菜作为代用品摆上饭桌，清汤寡味，作用仅仅是撑起肚皮。 　　故土，原本是乡亲祖祖辈辈生息繁衍之地，是生长儿歌的乐土，是结出果实的园圃，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却成了一些人要离开的伤心之地。 　　要体面的离开又谈何容易！就工、上学、参军、提干如同鲤鱼跳龙门，有几个能成功？除此之外只有闯关东了。沿着一条老路，有人去了，情形又如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我没有去东北，留下来了。我是故土的幸存者。 　　我留下来了，原因之一是我曾一度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客观条件的促成――村子里没有另外的胜任者，我成了初中“戴帽”班的教师。谁知若干年后，我又被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撤了职，离开了黑屋子土台子的三尺讲台。现在看来那不过如同一道早已做好的饭，是午餐端上来还是晚餐端上来，只是时间问题。若干年后，太阳下的风景，已是人去房空。校舍作为危房静静地立在那里，学生走了，我的同事有的走了，有的死了，步履匆匆。 　　原本是一名社员，如今复归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境地，角色其实倒没有根本的差别。如果说这件事对我并没有伤筋动骨，那么，另一件事分明要把我置于绝境：一个案件的侦察，我成了被怀疑的“重点人物”，直到真正的罪犯被捉住，算计者方才没了指望。我是幸存者加幸运者。设想一下，若是办案人员听信那些人的点拨，我会是什么样子？ 　　在此事的前前后后，野地里多了些稚嫩的面孔，十二三岁十五六岁不等，有小学毕业的，有初中毕业的。他们是推荐选拔升学制度的落选者。莫以为落选者都是地富子女，贫下中农出身的大有人在。只要父辈、祖辈、外祖父辈有什么“污点”，就是该当如此。 　　这些小小劳动力中，就有我的同胞弟妹、堂弟妹。 　　我是兄长，在野地里与他们相遇，一双双无助的清纯的眸子刺伤我的心，我的心在战栗。 　　邻村一个青年的死，更是令人心悸：用剃头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的手本来应当挥动毛笔。如果他能想开些，硬挺几年，或许能成为一名青年书法家。我曾看到他写的“喜报”和对联，惊异于出色的书法天赋，但他却被家庭成分压垮了。 　　再看看我的同伴如何离去。 　　他，一个时时处处十分小心的人。他的祖父作为开明绅士，曾是第一届县人民委员会的委员。祖父死了，家庭成分成了一顶帽子，留给活着的祖母戴着。我最后看见他是在防洪大堤上，留着光头，杂在五六十岁的老社员中绝不显眼。就在那年的夏天，在一个豪雨如注的午后，只因为一个村干部的一声命令，为捞取上游冲下来的大树，只身扑进激流，就再也没有上岸来，结束了短短二十五岁的生命历程，扔下妻儿，抛撇双亲。当时没有人服从命令，因为情势委实太凶险。谁让他太胆小呢？为何不横下心来顶撞一番土皇帝的淫威？ 　　他，因患肺结核死去。年纪尚轻（不过四十岁），又非绝症，怎么就早早地死了？不过数百元的药费，就不能操持一番？然而，他就那么死了，抛下一双儿女和妻子。据云，妻子嫁了人，又离婚。儿子曾出国务工，在一个春节还带上礼品看过我。斯人已矣，生者还要说些什么？ 　　再看看父辈。 　　在大跃进之后的那段艰难岁月，我的好几个同伴的父亲离开了人世。他们是多么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却挨不过饥饿的持久的煎熬。难忘那副场景：我的一个同伴夹在送葬的一行人中，哭声撕心裂腑。父亲的尸体裹在高粱秸的帐子里，去往曾经风雨劳作不辍的野地里。而前几天的大年初一我到他们家玩耍，见供桌上空空，只有一盆花，花朵小而密匝，我不知名字，有人说：“长寿花。”唉，花比人长寿。死者当时不过三十多岁。与那些丧失父亲的人相比，我是幸运的，我的父母也是那段岁月的幸存者。 　　难道是上苍存心不给饥饿的人们活命的粮食吗？如果是，为什么不把孩子们的母亲一并召回（我的丧父同伴们的母亲大都活下来了）？如果不是，为什么小Ｈ的母亲紧跟其后也死去？ 　　小Ｈ的父亲是一名退伍的军官。据村里人说在部队已当上了团长，回家探亲骑着马挎着盒子枪，还有卫兵跟随。他是抗日战争出去的，五十年代前期回了家。死后抛下了一子二女和年轻美貌的妻子。给父亲送葬的只有三个孩子，给母亲送葬的还是那三个孩子。不同的是一个用草席裹尸，一个用高粱秸帐子裹尸。我上初中时，每当政治课上讲语文课上也讲“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想起了不当团长迷恋热炕头的小Ｈ的父亲，把他当作一个失败的典型。若干年后我要娶妻生子，才真正懂得了做父亲的心。毫无疑问，小Ｈ的父亲是爱孩子爱妻子的。 　　我是一个幸存者，我从三年馑饥的凄风苦雨中走过来，从十年浩劫的荆棘和暗礁中走过来，倏尔，白驹过隙般，二三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折腾人、羞辱人、算计人的人匆匆离去了，化作泥土不见音容。离去的步履有的从容有的蹒跚有的踉跄。我曾经惹得你们不愉快的人们，你们在那边可好吗？我在时空之河的这一边向你们祈祷！愿你们过得幸福安详！现在，我已经不再忌恨你们了，你们其实也是很不幸的人。虽然你们当时被人们惧怕和羡慕，然而，冷静地想想，以你们的才能和智慧，如是遇到好的时代，好的环境，你们可能是很有作为的，说不定成为一名出色的致富能手、企业家或基层干部。多么遗憾，你们没有活到当今！ 　　毫无疑问，在将来的某一刻，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叶落归根，死有所归。那么，我将葬身何处呢？这是一个绕不开，必须思考的问题。回归故里葬身村子的公墓地吗？ 　　我已说过，我爱这片故土，也爱乡亲。在这块土地上，我出生、长大，在我艰难的岁月，她没有拒绝、排斥，无声息无条件地接纳了我。我的乡亲如同土地。如果没有她和他们，也许我早已支撑不住，看不到后来的世界会是这个样子。因此，我要珍爱人生，于有生之年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算对得起故土和故人。至于葬在何处，我看就随儿子的便吧。我要说的是，如果有冥界，有来世，我离开肉身的灵魂，还是不要与某些人聚首为好，我真的不愿再过那种不愉快的日子。如果没有冥界，没有来世，我的灵魂同肉身一同死灭，真的是一死万事皆休，那么，葬身何处何妨？ 　　但是，我还是关心故土。那里将会埋葬我的父母，我的亲朋。那么，我将告诉我的儿子，不管将我葬在何方，是东，是西，是南，是北，都将我面朝故土。故土，我将与你遥遥相望。一个人的力量何其微弱，就让一切随缘，不要违拗。我别无所求。
&&&&&&&&&&&&&&&&&&&&&&&&&&&&&&&&&&&&&&&&&&&&&& 梳长辫的女孩
&&&&&&&&&&&&&&&&&&&&&&&&&&&&&&&&&&&&&&&&&&&&&& 临沂　杜以峰　　　　　 　　17岁那年，我就读于一所师范学校。 　　放了暑假，我决定去打工，希望能挣点钱，帮母亲一把，也好支付我的学费。 　　一个人骑自行车到县城逛了一圈，挨门挨户地询问一家家商厅、门市、公司、工厂，都说不用人。无获而返。母亲说：“明日跟着你的几个叔去驮糠卖吧。”这是又脏又累的活儿，没办法，干吧，凭我的力气，凭着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 　　第二天一大早，我与几个叔上路了。我们要骑自行车走50公里的路程，去赶当地的一个集市，在集市上买下糠，再驮回来，等第二日到本地的集市上去卖，每斤糠的价格要贵出5分钱，我们挣的就是这中间的差价。叔们一次驮250斤，能挣到十几元钱，我一次只能驮150斤，挣7块5毛钱。 　　去的路上天气还凉爽，加上早晨清新的空气，我一路欢唱，飞快地蹬着车。大约9点钟，我们到达目的地，找到糠市，先挑选，再讨价还价，费一番口舌之后，以自己满意的便宜价格买下。顾不得再到别的市场逛逛，就急急忙忙往回赶。 　　回来的路上可就没有去时那般逍遥自在了，150斤重的糠压得我扶不住车把。我小心控制着车子，挺着单薄的身子，双目直视前方（不敢旁视的），奋力地蹬车。天气已热起来，公路两侧的小树还未茂盛，路上无一丝遮蔽，当头的烈日就毒辣地烤在裸露的肌肤上。脸晒黑了，胳膊晒黑了，汗湿的衣衫贴在身上，粘乎乎地让人难受。 　　在路程大约一半的地方有一个小镇，每次回来，我们都在这里歇脚吃午饭，而午饭总是喝羊肉汤。花一元钱买小半碗羊肉，就着煎饼吃完，再喝上三碗羊肉汤。汤是不要钱的。 　　就在喝汤时，我发现了一位小姑娘。她的年龄和我差不多，约有十六、七岁的样子，一根长长的辫子垂到腰间，在背后晃来晃去。她的工作就是给客人盛汤。在她把一碗汤放到我面前的桌上时，我抬头看见了她的眼睛。那是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清纯，明净，水汪汪地放着亮丽的光。我的目光竟有那么几秒钟与她对视，痴呆地忘记移开，姑娘脸一红，姗姗地走开了。但从此我们就互相留意了。 　　我再来吃饭，总要搜寻姑娘的身影，而她也总在远远地望我。这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一个秘密。尽管只是对望，但我心里是甜蜜的。我想她也是。 　　因了她，我有时不想喝那么多羊肉汤，怕她笑话。可她总在我喝完第二碗时，适时地端给我第三碗。我拘谨地抬眼望她，她抿着嘴笑，面容是那样姣好，清澈的眼底流露出的是鼓励，是赞许。 　　她知道我吗？我现在是满身汗味，衣衫脏腻，头发蓬乱，皮肤黝黑，挽起的裤腿露出一双脏兮兮的穿着破凉鞋的脚。她知道我是为了什么而做这样的苦活儿吗？她知道我在学校里不是这个样子吗？ 　　而我也不知道她。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甚至，我还没有听她说过一句话。她没有上学吗？她为什么在这里做这样的活儿？是否也在利用假期打工呢？ 　　我又一次驮着糠来羊肉摊吃饭。我的眼睛四处搜寻那靓丽的身影，却只能带着失望和疑惑悄悄坐下。她不在。她去哪儿了？我们吃着羊肉，喝着羊肉汤。我的一个叔与老板娘搭话：“喂，那位端汤的小姑娘咋没来？”老板娘嘻笑了一下，又十分悲伤的样子道：“唉，这孩子，命苦哇，她母亲病了，可能活不久了，她的父亲只会喝酒骂人，根本不管她娘俩儿。你们还不知道吧，这孩子是个哑巴，我是她姨，看她退了学在家无事，让她来给我打下手，挣个吃喝。悖蛭盖椎牟。Ф疾荒苌狭耍闪暮⒆印 　　老板娘的嘴一张一翕，还在不停地数唠、报怨，而我已听不见她发出的声音，我的思维零零碎碎，断断续续，回溯到往日。那个梳长辫的小姑娘，那个年龄只有十六、七岁的姑娘，她是个哑巴？！上帝啊，你怎忍心让她不说话？她是那么纯净，那么美丽，那么善良！她的眼睛是那样明亮，那样纯真，那样稚嫩有神，那般令人心悸！命运是何其的不公！没有了母亲，小姑娘怎么办？守着醉酒的父亲，她该如何生活？她那般美丽，也定然是那般聪明，她不能上学，将耽误她怎样的一生？ 　　暑假很快结束了，我又回到了原来的校园生活。我不再去贩糠，当然也就再没有见过那女孩。但心中从此就多了一份牵挂，我不知道她是否又回到小镇的羊肉摊上，不知她是否找寻过我的踪迹。 　　前些年我偶然路过那个小镇，羊肉摊已不复存在，甚至位置都找不准了，那地方搞建设，全变了样。十几年了，那姑娘肯定也变了样，即使见着，恐怕也认不出。她也许已嫁作他人妇了吧？在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繁荣的今天，她的生活该不困难了吧？ 　　小姑娘长长的辫子晃动在我17岁如花的岁月里，伴着风雨与阳光，伴着苦涩与甜蜜，我在成长。当我跨过17岁，步入成人行列，我已不畏艰难。 　　我相信：冲过冰冷的寒季，就是生活的春天！
&&&&&&&&&&&&&&&&&&&&&&&&&&&&&&&&&&&&&&&&&&&&&&&&&&&& 人生呓语 &&&&&&&&&&&&&&&&&&&&&&&&&&&&&&&&&&&&&&&&&&&&&&&&& 临沂　冯春明　　　　　　　　 　　冯春明，1959年生。系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山东省当代文学院院务委员。作品集有《时光的步履》。 　　1、 人类的存在是以“现在”为基准的。过去的是逝去的梦，未来的是正在编织着的梦；其实现在也是梦。梦，是人们心灵深处喷洒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类生活在现实的梦幻中；旧梦的终端是新梦的起点，人类离不开梦。今天，电脑网络的问世，展示了人类本体的潜能、表达了人类沟通的期待，从而使人类告别孤独，进而融化在与之相称的宇宙之中。从此，人类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梦境。 　　打开桌面，当鼠标之箭指向网络系统时，我们的心在颤抖；我们将要完成的是生命与生命的对接，灵魂与灵魂的碰撞。一颗颗闪烁着宇宙灵光的脑袋，似一颗颗璀璨的明星漫游在无垠的时空。那生命已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