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微信号 乌鸦校尉

今年的国庆假期，颇有些把失去的年补回来的感觉，多部电影轮番上映。

不过，今年国庆档最好的电影，反而不是之前被寄予厚望的《夺冠》和《姜子牙》，而是一部有些主旋律的《我和我的家乡》，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姜子牙。

无论网络舆论，还是街头巷尾，叫好声都不绝于耳，清爽的观影体验令人禁不住点赞。

其中的独立单元《最后一课》，还顺便带火了淳安那所流光溢彩的乡村小学。

电影的主题简单而隽永，正如片名那样直白，讲的就是五个关于家乡的故事：

张北京为了给表舅治病，精心策划了一场“医保诈骗案”；为了给痴呆失忆的父亲治病，儿子伙同村里人演绎了一段历史；

黄大宝心系旧爱，谋算了一起UFO事件；第一书记马亮隐瞒妻子，虚构了一幕幕俄罗斯的景观；乔树林为了还账，一路讹言谎语却被轻易揭穿。

在这些戏剧性的主题下，农村骤然巨变的图景正在打开，这是新时代的农民，也是新时代的生活。

从内容上说，电影基本是合格的，中国人的故土情结，到这几十年中国对于乡村的建设，该说的点都说到了， 中间的泪点与笑点纷至沓来。

有些不喜欢这部电影的，说它太假，是宣传，但其实，这部电影里面的几个故事，都有其现实的原型。

而且，电影因为篇幅所限，有些内容浅尝辄止。

但在现实中，这一个个故事背后是整个中国几十年建设的风风雨雨，里面有心酸，有泪水，也有欢乐。

电影最出彩的单元，莫过于《最后一课》，范师傅再次贡献了他的影帝级演技。

在瑞士某大学教国画的范老师，突然患了老年痴呆，记忆停留在了92年，要想帮助他恢复，就必须回到当年的场景。

老范当年是乡村支教教师， 于是，儿子赶紧带老范回国，回到当初去支教的那个村子，希望村民们帮帮他。

可如今的村落已经是天翻地覆，早不是过去那番破落模样，怎么办呢？

好心的村民们决定给范老师演一出戏，帮他恢复记忆。

村支书把村民召集到一起，找到一所茅草屋，当做当年的教室，请一群小朋友，扮演92年的学生。

范老师站上讲台，镜头移到过去，那时，有个小朋友喜欢画画，可没有颜料，范老师就冒着大雨从老远揣着颜料给他带回来。

小朋友画的是一所五彩斑斓的学校。

没想到，很多年后，范老师真的看到了这所学校，记忆闪电般回来。

这段最亮眼的 《最后一课》，取材自真实经历，范老师的现实原型是方老师。

1988年8月，方老师调到了淳安的枫树岭乡中心小学。

这个乡村在崇山峻岭之中，所以一直以来的建设就相对较为缓慢，哪怕是92年，很多乡村的基础设施还是跟不上时代。

晚上野猪来拱门，睡觉时老鼠从脸上掠过，方老师的支教经历比电影更离奇。

大山里的很多孩子，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日子苦，病了要垫付医药费，开学要垫付学杂费，有的还要给学生补贴伙食费，晚上想爹妈的孩子，方老师还要抱着哄着睡。

后来，方老师辛苦教育的这批孩子，都长大成材，走上了不同岗位，他们中有校长，有村支书，有企业老板，有干部，有军人。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电影里都92年了，乡村看上去还像是五六十年代？

这就得说到这个故事背后的淳安县了。

在五十年代，淳安县发生了一件影响当地所有人命运的大事。

彼时，中国刚刚解放，工业基础基本为零，山河一片狼藉，国家领导人眉头紧锁。

尤其是电力，作为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的全部电力仅有30万千瓦，而整个浙江，竟然才4.1万千瓦。

1956年，新安江水电站被列入了国家“一五”计划。

如果水电站上马，每年能平均发电18亿度，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

但这里建水库的最大难题，不是技术，而是移民。

蓄水会让水位上涨，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不得不搬走。

1954年5月24日上午，新中国第一大水利工程的移民拉开了序幕。

几十万淳安人，浩浩荡荡出走，他们经历了外迁，回流，再外迁，或有序或无序，前前后后进行了十六年。

在《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一书里，作者童禅福记下了这段沉痛的历史。

1959年4月15日，这一天，童禅福所在的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

移民搬迁叫“洗脚上船”，如同行军，因为他们要像战士一样带上被褥衣服就走。

新安江上一千多只木船白帆飘动，公路上移民大篷车穿梭往来，携儿带女、肩挑背扛的移民们，来去匆匆。

水库原计划1960年截流蓄水，1961年发电，施工期限5年。

当时，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也在修建，中国提出和美国比速度，需要划提前20个月发电。

这样一来，已经无序的移民工作更加雪上加霜。

而且，这批人正赶上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有些安置工作地方政府做得也很差。

1959年，有的移民对安置地不满意，也有的被当地的血吸虫吓坏了了，偷偷回到淳安，掀起了一波回流浪潮。

到1967年，回去的人已达到两万，他们在水库周围搭起了茅棚，到了晚上，星星点点的土油灯和煤油灯布满了水库四周。

水位一上涨，他们就不得不往山上搬，搬家没几日，水又涨上来了，再往更高的地方搬。

这山搬那山，一年搬好几次。

他们住窝棚，种非法地，没有一分钱移民费，最后沦为“黑户口”。

这种来回倒腾造成了不少悲剧。

童禅福还在大学读书，家人却跟着乡里乡亲搬迁到江西。

第二年，母亲因为肝硬化去世了，不料61天以后，父亲被吸血虫折磨，也撒手人寰。

移民们的家搬了一次又一次，大多去了江西，有的甚至去了新疆石河子。

少小离家老大回，日久他乡即故乡。很多人自那次离别后，再回去时，已是白发苍苍。

童禅福去调查的时候，遇到的移民几乎都说：“我们不怪政府，只怪自己遇上的时代不好，移民高潮时正碰上大跃进，而后又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他们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国家当然没有忘记。

假如没有当初的移民，中国就没有一个重要的大坝，华东工业就没有充足的电力，生产不出供应全国的生活必需品，中国现代工业的起步也无从谈起。

或者更确切点说，在工业化进程中，西方列强的原始积累来自于对殖民地的掠夺，而我们只能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省一点、扣一点。

那一代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所以到了新时期，针对性的扶贫工作要坚持做到底。

上一代人牺牲自己的利益换来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现在我们必须反过来造福人民的生活——还上那笔历史的欠账。

而经过多年的扶贫，淳安终于也否极泰来，曾经的新安江水库，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天下第一秀水”，成了时髦的旅游景区。

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湖光山色映入眼帘，千岛湖的令人心驰神往，引得游客纷纷打卡驻足。

电影中那座小学是真实存在的，名字叫富文乡中心小学。

青山翠谷，丛林掩映间，有一座糖果色的小城堡，层层叠叠，绚烂夺目，是孩子们梦想起航的地方。

今天，全国已有43.5万名优秀干部，到全国各地的贫困村和基层党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有277.8万名干部驻村帮扶。

湖南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一山一水勘实地、挨家挨户访实情，引导年轻人搞乡村旅游、中老年人养牛羊、留守妇女做传统苗绣、村集体成立矿泉水厂……

短短几年，昔日苗寨旧貌换了新颜。

贵州南部的罗甸，年平均气温接近20℃，是得天独厚的“天然温室”。依托自身独特的资源禀赋，主攻菜、果、药等优势产业，从贫困山区变成生态示范基地.

过去的山区，往往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夫妻俩耕种两亩地勉强维持生活，家里儿女上学往返要翻山越岭几个小时。

要知道，七年前，即2013年初，中国还有一亿两千多万贫困人口。

周总理当初在视察新安江水库的时候，亲眼见识过不少人吃的苦，受的委屈，周总理曾对他们说过：你们付出了很多，国家不会忘记你们的。

这个承诺，中国做到了。

葛优演的《北京好人》，是另一个比较出彩的小故事。

故事里淳朴而不善言辞的二舅，是过去漂流于医保体系之外中国普通农民的缩影。

张大爷 （葛优饰） 给表舅冒用医保卡引发的笑料堪称全场最佳，但欢乐背后的时代悲剧色彩也最为浓烈。

试想，如果没有张大爷这个热心肠的北京亲戚一顿折腾，没有钱就不看病的老农民表舅，是不是就要在甲状腺癌带来的呼吸、吞咽痛苦中继续煎熬下去，不敢去做手术，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也能享受医保报销？

其实在新农合政策刚刚推出的时候，比起不知道政策的表舅，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即便知道政策，也抱之以不信任态度，需要村干部进行不断开导，才在疑虑中参保。

有些甚至是在罹患癌症之后，才对拒缴医保后悔不迭。

不知道，不信任，不会用，新农合普及推广中的种种问题，是过去医疗保障缺位造成的意识真空。

因为我们新中国的农村医保体系，在开局很不错的情况下，中间其实走过一段时间的弯路。

这段弯路甚至到了一度快要让人失去信任的地步。

建国之初，中国积贫积弱，连吃饱都成问题，农村更是缺医少药得厉害。医疗资源实在欠缺，新中国只能就地取材，在农村培训了一大批基层医疗人员——“赤脚医生”。

站在今天的标准来看，赤脚医生医术落后、药材稀缺、报酬微薄，但这其实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头一次享受到了国家制度层面的医疗保障。

1968年，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介绍了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全国首位赤脚女医生王桂珍的事迹。

随着《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纸的纷纷转载，连毛主席也在文件眉头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之后便有了“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讲话指示。

于是，全国大队 （村） 一级正式设立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人数最高到了150万 ，正式建立起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每次五分钱挂号费，就能得到基本医疗，这种做法也一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问题的唯一范例”。

赤脚医生们上午参加生产队劳动，下午才在合作医疗工作，不给薪酬，只记公分，相当于半个农民。

在宣传画里，赤脚医生的形象干脆就是一手扛着锄头、一手背着卫生箱，以半农半医的方式奔波于田间地头。

诚然，以现代医学标准，没有系统性训练的“赤脚医生”很难称得上合格。

但放在那个时代，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从无到有”， 而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确实是完成了足以名垂青史的两大成就：

1.大大降低了中国各种传染病特别是血吸虫病的感染率。

2.大大减少了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

但同时，出现的问题也确实不少。

由于缺乏全面的医学知识与相应的检测设备，赤脚医生们对大病、重病大多数时候只能建议转院，能治疗的主要是一些头疼脑热、跌打损伤、接生、包扎等初级的紧急医疗救助。

药品更是匮乏，往往是自己采挖、播种的草药外加少量的西药，有时候甚至是靠“一根银针治百病”。

当时整个国家资源都有限，为了提升医疗水平，国家想了很多办法。

1969年，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院等集体编著了《赤脚医生手册》，将医学知识尽可能化繁为简，从感冒咳嗽到心血管、血吸虫病，浅显直白地向所有农村普及了99%常见病的中西医诊断治疗方法，至少挽救了上亿农民的性命，还被译成多国文字，至今仍旧在一些落后国家发挥着重要价值。

国家在努力，一边种地一边看病的赤脚医生们也没有闲着。

1974年9月，来自辽宁开原县的一位大队 （村） 赤脚医生牟浩就给《新医学》杂志写读者信，希望经常刊登“赤脚医生病例讨论”，从而在缺医少药、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提高医术和救治效果。

但赤脚医生的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在农村公社制度上，改革开放之后，医疗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之后就再也没有赤脚医生的位置了。

原本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计划免疫、爱国卫生、改水改厕等基层卫生医疗网络也因此土崩瓦解。

在70年代末，由于集体土地包产到户，药田也被分走，药也很快被刨光改种了粮食。

一位领导还对他当面嘲讽道：老覃啊，我看你的“农村合作医疗”也是个极左的东西，要批判!

不去考虑实际情况，只看左和右，在一厢情愿下，从此医疗问题被架上了市场化的快车道，在金钱迷雾中磕磕绊绊地摸索前行。

面对动辄数万、数十万的医疗费用，多年来，中国农民们唯一的指望就是凑钱看病。一旦借遍了亲戚邻里还是借不到，那就只能静静地看着病魔一点点蚕食自己的身体与幸福。

过去几十年，太多太多的因癌症家困人亡的悲剧，让整整一代遭遇病魔的农民陷入孤立无援，以至于被逼得铤而走险 （比如影片中的冒用医保卡以及《我不是药神》中的买走私药） ，甚至动摇了大家对医保制度的信心。

《北京好人》故事的最后，表舅的医保卡被亮出，一切辛酸一扫而空，只剩下这爷俩的调侃和搞笑。

那是因为付出了代价、“交够了学费”之后，国家又重新花大力气整治，把我们丢失的东西捡了回来。

2009年以来，中央财政投入600多亿元，支持4万多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和化解历史债务。

这条路还没有完全走通，还在路上，但我们希望的是，“病不要命钱要命”的喊声，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少。千万个家庭不再会因一场疾病而支离破碎，也不因几万块钱而重回贫穷。

《回乡之路》这个故事里，邓超主演的乔树林费尽心思、厚着脸皮也要黏着带货直播网红同学，希望她推销自己的沙地苹果，为的就是实现当年老师留下的治沙遗愿。

如果说医改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那么在治沙这个千年工程上，国家一直坚定地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剧情细节这里就不剧透了，但这里要重点说的是，虽然《回乡之路》写的主要是两个已经开创事业的成功 （破产） 商人回馈故乡的故事，但在故事结局时，大屏幕上出现了治沙英雄和团体，在一闪而过的镜头里，女子民兵治沙连显得尤为特别。

而这里的民兵治沙，是治沙过程中的绝对主力，背景就在毛乌素沙漠。

毛乌素沙漠横跨陕蒙宁，总面积约4.22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也是京津地区重要的风沙源。

上世纪50年代统计，榆林流沙高达860万亩，林木覆盖率仅为0.9%，年入黄河沙量为5.13亿吨。

过去，位于毛乌素沙地的陕西榆林风沙肆虐、草木不生、颗粒无收，当地人民群众生活艰难，纷纷远走他乡，连榆林城都曾被迫三次南迁。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以“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为口号，大规模的生态治理在这里展开。

当地领导人喊出了“榆林不治沙，不造林，就到不了共产主义”的口号，实行“国造国有，社造社有，房屋前后归个人”的政策，并且各级地方政府带头冲在治沙第一线，竭尽全力调动人们的治沙热情。

1974年，54位只有18岁的女子民兵积极响应“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成立了女子治沙连，在榆林补浪河一驻扎就是四十五年。

沙漠生活本来就极其艰苦，更何况她们的目标是与沙漠对着干。

当地有一种植物叫牛腥秧子草，会快速腐蚀皮肤。由于缺医少药，一旦感染，这些年轻的姑娘就按照当地土方，用自己尿下来的尿去洗手消毒，才治好溃烂的手。

第一代队员席永翠在日记里写道：

“黄风呼呼不见天，黄沙漫漫不见边，从小没有离开过爹妈的小女子们，心里越发慌的住不下，想家哭鼻子，吃，没有副食，每天白开水，高粱加青稞面馍。”

治沙连有一个规矩，只要结婚了就可以离开，但席永翠偏偏为此三次推迟了婚期。

如今治沙连第14任连长席彩娥，是席永翠的侄孙女。一代代女兵坚守沙地，一代代下来累计治理了14000多亩荒漠，才有了今天毛乌素沙漠的绿翠成荫。

改革开放后，这种政策进一步进化为承包制，进一步明确了责任与权利，实现了谁治理、谁受益，多治理多受益，鼓励科技人员搞治沙技术开发、进行沙地综合利用。

结果是治沙和扶贫搞到了一起，一口气同时解决两个问题。

1984年初，国家鼓励个人承包治沙，住在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的郭成旺就是其中之一。

回忆当年，对于治沙的初衷，他提到了一个最最简单的需求——没柴烧饭。

“当时我们那里谁家都没有柴，也没有树，做饭烧柴就成了当地人生活中最大的困难。”

承包一万亩沙地后，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每天把几百株树苗运进沙地深处。

由于当时没通公路，郭成旺就把之前栽下的沙柳枝砍下来，当柴火发给村民们当工资，让他们帮忙运树、种树。

一直持续到90年代，随着树林增多，当地人做饭才不愁柴火。

2010年，通往沙地公路开通，彻底终结了人工搬树苗的历史，成为了毛乌素治沙的阶段性成功之年。

如今，郭成旺家养了20头奶牛、150只山羊。再加上国家拨付的公益林生态补偿金，全家一年收入也翻了几番。

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个人的治沙奋斗，看到了个人意志的坚持，但其实，人类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往往第一个想法就是迁徙，这是千百年来共同的生活方式，也是最市场化的方法。

面对几乎不可能逆转的荒漠化，如果没有中国一代代治沙人逆向而行，以革命般的热诚，用肉身扎根在沙暴，治沙扶贫绝对不会成功。

这一代代治沙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故事《神笔马亮》里，提到了一个地方——列宾美术学院。

列宾是巡回展览画派的旗帜，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泰斗，他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他画《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都在尽情描述劳动人民的力量和革命者的不屈斗争。

新中国70年的故事也是这样，靠自己的双手，一步步实现愿望。

最开始是“站起来”，后来是“吃得饱”，再后来是“能说话”。

在波澜壮阔的这70年里，新中国的这些故事的背后，有传奇、有苦涩，也有浪漫，只是此前很少有人把他们搬上银幕而已。

我们告别了吸血虫，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我们告别了黄沙万里，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

我们告别了千沟万壑，万里神州，天堑变通途。

《我和我的家乡》虽然还有不少不足，会有一些像是为了完成任务的生硬，但总体上来说，还是把“讲好中国故事”开了一个好头；

虽然离“讲得精彩”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比起那些有绚丽特效而内核却是外国故事的电影来说，《我和我的家乡》显然更容易打动中国观众。

中国的艺术也应该这样，少一点虚头巴脑，多一点真诚，该热烈就热烈，该浪漫就浪漫，该悲怆就悲怆。

你可以写实，也可以写意，但它的主体一定属于劳动人民的，是有时代风貌的，是过去与现在一脉相承的。

人民为了一个宏大的愿景，吃得苦，耐得劳，“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新中国的传奇，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传奇！

《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童禅福

原标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内浮雕

京郊的一个僻远小山村因为被发现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原创地而变得热闹起来，人们带着特别的红色情愫来这里寻访。

这首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旷世之作的发源地就是被列为全国第二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70年前的一个晚上，刚满19岁的曹火星怀着激动的心情就着一盏小油灯在堂上村的一间厢房里，成就了这首红歌经典。写成后，这首歌很快就在当地群众中传唱起来，随即唱遍了小山村、唱遍了晋察冀边区、唱遍了全中国……

找到音乐创作和救国理想的交集

1937年，曹火星高小毕业的时候，心里盼着能继续上中学。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华北平原，曹火星的求学道路被迫中断。年仅13岁的他随家逃难至平山西部山沟亲戚家。时局令人愤恨，国民党平山县长携带为修河桥而募集的13万两银子逃跑了。一时间，溃军南逃、土匪乱窜，根本没有人顾及老百姓的死活，日本铁蹄过处，血溅家园，一片狼藉。国难当头，虽未成年，曹火星却和大人一样，要抗日、要救国，坚决不做亡国奴！

1938年2月，他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并成为村青年救国会主任，实现了一个孩子向革命者的跨越。同年，他被调平山县抗日救国青年联合会宣传队任演员、音乐队队长。

抗战伊始，《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等曲子在晋察冀广为传唱。曹火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教大家识谱唱歌。当时曹火星不会作曲，但模仿就是最初的导师，他依葫芦画瓢，旧曲填新词，把民歌小调改为抗日歌曲。创作的梦想在火热的生活中生出了翅膀，不但要模仿，还要自己创作歌曲！

1938年4月，曹火星和另外一些年轻人组成了旨在宣传抗日鼓舞民心的“铁血剧社”。“铁血剧社”取“铁的意志和热血”之意，是平山土生土长的抗日文艺团体，主要是运用民歌小调填上新词进行演唱，宣传抗日救亡。曹火星为自己对音乐的热情和救国理想在这里找到了交集，从此慷慨激情、纵歌而行，双肩稚嫩却担起了小小剧社的半边天空。

铁血剧社走遍了滹沱河两岸的每一条山沟，抗日救亡的歌声唱遍了每一个村庄。在歌声的鼓动下，“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参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1939年，华北联合大学千里跋涉迁至平山，铁血剧社全体成员被组织安排入校，这是曹火星艺术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步。剧社里唯一会识简谱的就是曹火星，也只有他一人进入了文艺学院音乐系，正式学习作曲、和声等音乐知识，师从王莘、张非、吕骥、卢肃等众多前辈，如鱼得水。8个月的学习期间，聂耳、冼星海的抗战救亡歌曲，使曹火星的心灵受到巨大震撼和鼓舞，用歌曲去战斗的创作激情与日俱增。

抗日战争时期，房山属于房（山）涞（水）涿（鹿）联合县，它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西区（泛指北平以西的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8月，日军调集大量兵力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两个多月中，烧毁房屋10多万间，杀害群众数千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平西根据地的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同日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经过几百次大小战斗，到9月、10月间，进占平西腹地的日军先后被迫撤退，平西军民胜利粉碎了日军大“扫荡”，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1943年，曹火星所在的铁血剧社改由晋察冀边区抗日联合会领导并更名为群众剧社。战火的洗礼锤炼了曹火星，活跃的晋察冀抗战文艺哺育了曹火星。这年4月，在阜平县绿地村的一个无名山沟里，曹火星面对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年9月，曹火星和同伴40余人挥别当时只能算革命氛围较浓的普通山城平山，组成若干小分队来到平西敌后抗日根据地，深入生活，从事音乐创作，开展群众文艺活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曹火星所在剧社所在地最初在百花山下山坡西边，属于涞水县庄头村。10月，曹火星和群众剧社的赵艺平、赵珂、张学明等人组成小分队，翻山越岭转战到海拔2160多米高的房山堂上村。

曹火星几个人来到堂上村，当时的村支部书记（对外称公安员）任显朝接待了他们，几个人放下背包，立即帮助村干部一边搞减租减息，一边把党的抗日政策编成群众深受欢迎的文艺节目宣传。堂上村有剧团，唱“河北梆子”。曹火星几个人便用河北梆子的曲调帮助村剧团排练文艺节目，有《支前》《抓壮丁》，还排练了反法西斯的节目。

当年，北京市堂上村隶属于八路军邓华支队开辟的平西抗日根据地。平西抗日军民开展游击战，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平西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共赴国难，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敌后根据地，实行全民族抗战的一个缩影。

根据中共中央精神，群众剧社小分队利用当地流行的“霸王鞭”民歌曲调填新词，一连创作了4首宣传中共抗日主张的歌曲。此时已从涞水庄头村转战到房山堂上村的时年19岁的中共党员曹火星读着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心潮澎湃，对中国命运由谁决定有着鲜明的答案。

从13岁参加革命起，6年多来，曹火星目睹了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大量事实，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十分愤慨，他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打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才能使中国走向光明。如何能把代表广大人民的心声写成词曲？曹火星静静地思索着。七七事变后，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6年多的无数事实，就像一幅幅画面，浮现出来。广大人民群众是如何拥护党的抗日政策，积极抗战以及他和小分队同志们亲身参加各项抗日活动，生活在火热斗争中的一切已默识于心，闭目就在眼前……广大群众为什么拥护共产党，那样舍生忘死地团结一心，坚决抗战到底？曹火星想着，想着。这时，村里的民兵和妇女、少年儿童的歌声传来，那是他们教唱的由张学明写的词、曹火星谱曲的《选举小唱》。实行民主选举，群众对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开展敌后根据地等等一系列政策都一呼百应地拥护。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政策深得民心。而他的歌曲也一定是用群众的心声谱写出来的！共产党，伟大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大量的事实一再证明，今后还将继续证明的真理！就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曹火星站了起来。

曹火星凝眸冥想一会儿，便在纸上写下了一句真理性的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是词曲的题目，也是这首歌曲的主题。他要把自己对党的热爱和对历史实践的亲身感受，化作铿锵的旋律。主题定了，文思跃然纸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抗战6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坐在土炕上，曹火星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一历史名篇诞生了。词曲先平缓阐述，随着阐述，思想感情逐渐上升到了高潮，再用连珠炮式的短句，句句感情饱满，情绪激越，尤其最后一句，每个音符都是高音，有一种把心里话一吐为快的感受。好似扳着指头列举事实，给人以理直气壮、毋庸置疑之感，把歌曲推向一个热烈的高潮。歌词写得比较简单，节奏也紧凑简练，便于群众演唱和记忆。歌曲的首尾遥相呼应，组合为连贯发展、结构严密的统一体。接着，教会了堂上村村民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这年秋，涞水县的一位干部第一次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油印成歌片在县里传唱。当年，房山和涞水都属于平西专员公署管辖。尔后，晋察冀专区在易县办1000多人的干部冬训学习班时，曹火星又教唱了这首歌，并在群众剧社主办的刊物《群众歌声》上首次发表。

这首歌唱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和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历史必然。这首歌像长了翅膀，从地方唱到部队，从乡村唱到城市，唱遍了晋察冀边区，唱遍了各个抗日根据地。

1945年8月23日，张家口解放，八路军唱着这首歌进驻了张家口。9月12日，《晋察冀日报》第3版刊登了这首歌。在流传过程中，这首歌的词和曲都作过个别改动，最早的“他坚持抗战6年多”一句改为“他坚持了抗战8年多”。真情的旋律飞上云端，不朽的歌曲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传遍全中国，唱红了祖国大江南北，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红歌原创地成了闻名的红色旅游小康村

战争年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真理之歌凝聚起亿万人民的力量，驱逐了侵略者，荡平了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如今，堂上村已成为红色旅游的一个重要景点。每逢节庆日和纪念活动，各界干部群众特别是年轻党员、共青团员、中小学生，纷纷来到堂上村的纪念广场，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嘹亮歌声，抒发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对伟大祖国的无比热爱之情。

红色旅游景区、红色教育基地、红歌发源地……村里村外随处可见的标牌贴示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和同一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与纪念馆数百步之隔便是曹火星当年来到堂上村后住地所在，当年的中堂庙舍、连同方圆百余平方米如今已被辟为“曹火星旧居”，又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创作地”。那间低矮的土屋里除了一个残破的土炕、一个枯朽木几和一盏油灯外，再无他物。曹火星来到堂上村后，以群众剧社的名义宣传抗日，他写歌谱曲，日落而息便是在这土屋内、土炕上、木几边、油灯旁。土屋虽多经修护，却仍处处可见岁月侵蚀的痕迹。

当年曹火星写完歌后，将它教给了堂上村8位儿童团员，然后经孩子们的嘴在村内口口相传。遗憾的是，首批曾跟曹火星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儿童团员多已离世，曾经当过村大队书记、能言会说的李甫会多年后患上阿尔茨海默症，除了仍能字正腔圆地唱出那首他唱了大半辈子的歌，已无法正常交流。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唱出

了一个历史铸就的结论，同时也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唱出了一个历史真理。如今，堂上村人都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诞生在自己家乡而深感自豪。

1999年4月16日，为人民创作了1600多首歌曲的音乐家曹火星，生命的旋律停止了跃动，他走完了火星闪耀的一生。就在去世前的几天，曹火星还在病床上谱写一首纪念新中国50华诞的歌曲――《啊，我叫中国！》

“人民是音乐的创造者。”这是音乐家曹火星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真挚的语言、质朴的风格、流畅的旋律，道出了中华民族的心声，唱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年，曹火星没有想到，这首歌会成为中国革命音乐的不朽之作。

1950年的一天下午，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正在院子里散步，忽然听到放学回家的女儿李讷在唱歌，把女儿叫到身边，好奇地问：“你唱的是什么歌呀？再唱一遍给我听听好不好？”李讷笑了笑：“爸爸，我唱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接着，大方地放开喉咙唱了一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微笑着听完，毛泽东问：“乖女儿，你说说，中国共产党是哪年成立的？”李讷不假思索地答道：“1921年！”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年成立的？”“去年10月1日。”

“好！那么中国的历史有多少年了？”这个问题可有点难。李讷想了想，试探着说：“大概有几千年了吧？”

毛泽东点了点头，微笑着说：“对么，中国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而中国共产党成立才几十年。你想想是先有中国还是先有中国共产党？怎么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呢？”

看到李讷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毛泽东接着说：“不要紧，我帮你加上一个‘新’字，这首歌就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看好不好？”这时，秘书田家英也已经来到院子里，毛泽东说：“是啊，新中国要有新的面貌，共产党要领导人民取得过去几千年没有的成绩，任务重哩！”

2001年6月初，李讷对这一说法给予了肯定，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确有此事。”

此后，毛泽东还曾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的会议上来。从此，这首歌就改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走进中小学生的音乐课课堂，成为与党史相伴的不朽之作，回荡在新中国广阔的大地上。

不过，据曹火星在1987年12月29日的回忆文章中说：1949年初，他随部队进入天津。“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部队驻扎在天津外围，等待天津和谈的消息。在此期间，战士们时常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后来，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出名字不妥，让部队暂时不要唱。我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确实不妥，便在‘中国’前面加了一个‘新’字。进天津时，部队就是唱着加了‘新’字的这首歌进城的。”这应该是期盼新中国成立的曹火星乐意为之的事情。

还有说法是：1949年初，被誉为“七君子”之一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为追求革命真理，几经周折北上来到解放区，目睹当家作主的工农群众积极从事生产建设、迅速治好战争创伤的动人场面；而在国民党统治区那种常见的嫖赌抢窃的社会弊端，在解放区几乎无处寻觅的情景下，他怀着喜悦的心情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生机活力的事实顿使章乃器耳目一新。于是，一向不好诗歌的他也当即吟诗一首，以抒心中之情。在一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曲，章乃器听了，深有感触地说：“此歌既好听又意义很深，不过，我提议将歌词增加一个‘新’字，改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更能确切地表达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不久，人们将这事禀报了毛泽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毛泽东见到了章乃器，亲切地说：“你提的建议很好，我们早已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更多的人认为，毛泽东修改歌词是确凿可信的。打开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的小标题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文章的最后写道：“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1958年的一天，曹火星期待已久的时刻来临了。毛泽东到天津视察工作，接见天津各界人士，曹火星作为天津歌舞剧院的代表出席了会见。在握手的瞬间，曹火星的心被巨大的温暖突然裹紧，颤抖得几乎晕眩，兴奋地笑出了声，多年的“宏愿”实现了。当毛泽东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他只回答，“我是搞音乐的。”旁边有人介绍说：“他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作者曹火星。”毛泽东微微笑着说：“曹火星，我知道，我还为你的歌改过一个字呢！”

以演出歌剧《白毛女》而闻名的田华在晋察冀工作多年，和曹火星一起合作演出、打霸王鞭很多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经常演唱，田华却不知道是曹火星创作的。新中国成立后，田华才知道，责问他为什么不早告诉她。他回答：“我们是党的文艺战士，写歌、作曲、搞创作都是我们的职业，至于那支歌，重要的是演唱，并不是为了知道是谁创作的。”

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积极投身新艺术团体的创建工作。从1952年到1966年，他先后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团长，天津人民歌舞剧院副院长、院长，创作了一系列反映亿万人民艰苦奋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歌曲和许多在文艺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歌舞剧，成为天津舞蹈事业的奠基人。

曹火星二女儿曹红怡说：“小时候，我不知道这首歌是父亲写的，直到上学看到音乐课本时才知道。我们半夜醒来时，常常看见父亲在遮盖的灯光下奋笔疾书，天气热时把脚泡在凉水盆里写。那时我并不理解父亲的心情。当我随着这首歌一天天长大，才真正理解到当时父亲为什么写这首歌，他心里就是想着党、热爱党。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文革’期间遭受的种种磨难，他爱党、爱国，坚定跟党走的信念始终没有变！”

曹火星生前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作主。搞土改发展生产，给人民改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是我亲眼所见，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对党的深情，我有亲身体会。没有共产党怎么会有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局面？没有共产党怎么会有今天？”（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

今年的国庆假期，颇有些把失去的年补回来的感觉，多部电影轮番上映。

不过，今年国庆档最好的电影，反而不是之前被寄予厚望的《夺冠》和《姜子牙》，而是一部有些主旋律的《我和我的家乡》，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姜子牙。

无论网络舆论，还是街头巷尾，叫好声都不绝于耳，清爽的观影体验令人禁不住点赞。

其中的独立单元《最后一课》，还顺便带火了淳安那所流光溢彩的乡村小学。

电影的主题简单而隽永，正如片名那样直白，讲的就是家乡的故事：

张北京为了给表舅治病，精心策划了一场“医保诈骗案”；为了给痴呆失忆的父亲治病，儿子伙同村里人演绎了一段历史；

黄大宝心系旧爱，谋算了一起UFO事件；第一书记马亮隐瞒妻子，虚构了一幕幕俄罗斯的景观；乔树林为了还账，一路讹言谎语却被轻易揭穿。

在这些戏剧性的主题下，农村骤然巨变的图景正在打开，这是新时代的农民，也是新时代的生活。

从内容上说，电影基本是合格的，中国人的故土情结，到这几十年中国对于乡村的建设，该说的点都说到了，中间的泪点与笑点纷至沓来。

有些不喜欢这部电影的，说它太假，是宣传，但其实，这部电影里面的几个故事，都有其现实的原型。

而且，电影因为篇幅所限，有些内容浅尝辄止。

但在现实中，这一个个故事背后是整个中国几十年建设的风风雨雨，里面有辛酸，有泪水，也有欢乐。

电影最出彩的单元，莫过于《最后一课》，范师傅再次贡献了他的影帝级演技。

故事是大抵是这样的，在瑞士某大学教国画的范老师，突然患了老年痴呆，记忆停留在了92年，要想帮助他恢复，就必须回到当年的场景。

老范当年是乡村支教教师，于是，儿子赶紧带老范回国，回到当初去支教的那个村子，希望村民们帮帮他。

可如今的村落已经是天翻地覆，早不是过去那番破落模样，怎么办呢？

好心的村民们决定给范老师演一出戏，帮他恢复记忆。

村支书把村民召集到一起，找到一所茅草屋，当做当年的教室，请一群小朋友，扮演92年的学生。

范老师站上讲台，镜头移到过去，那时，有个小朋友喜欢画画，可没有颜料，范老师就冒着大雨从老远揣着颜料给他带回来。

小朋友画的是一所五彩斑斓的学校，没想到，很多年后，范老师真的看到了这所学校，记忆闪电般回来。

这段最亮眼的《最后一课》，取材自真实经历，范老师的现实原型是方老师。

1988年8月，方老师调到了淳安的枫树岭乡中心小学。

这个乡村在崇山峻岭之中，所以一直以来的建设就相对较为缓慢，哪怕是92年，很多乡村的基础设施还是跟不上时代，晚上野猪来拱门，睡觉老鼠从脸上掠过，方老师的支教经历比电影更离奇。

大山里的很多孩子，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日子苦，病了要垫付医药费，开学要垫付学杂费，有的还要给学生补贴伙食费，晚上想爹妈的孩子，方老师还要抱着哄着睡。

后来，方老师辛苦教育的这批孩子，都长大成材，走上了不同岗位，他们中有校长，有村支书，有企业老板，有干部，有军人。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电影里都92年了，乡村看上去还像是五六十年代的？

这就得说道这个故事背后的淳安县了。

在五十年代，淳安县发生了一件影响当地所有人命运的大事。

彼时，中国刚刚解放，河山一片狼藉，工业基础基本为零，国家领导人眉头紧锁。

尤其是电力，作为工业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的全部电力仅有30万千瓦，而整个浙江，竟然才4.1万千瓦。

1956年，新安江水电站被列入了国家“一五”计划。如果水电站上马，每年能平均发电18亿度，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

但这里建水库的最大难题，不是技术，是移民，蓄水会让水位上涨，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就需要搬走了。

1954年5月24日上午，新中国第一大水利工程的移民拉开了序幕。

几十万淳安人，浩浩荡荡出走，他们经历了外迁，回流，再外迁，或有序或无序，前前后后进行了十六年。

在《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一书里，作者童禅福记下了这段沉痛的历史。

1959年4月15日，这一天，童禅福所在的全村人必须全部移走，不该带的东西都不要带。

移民搬迁叫“洗脚上船”，如同行军，因为他们要像战士一样带上被褥衣服就走。

新安江上一千多只木船白帆飘动，公路上移民大篷车穿梭往来，携儿带女、肩挑背扛的移民们，来去匆匆。

水库原计划1960年截流蓄水，1961年发电，施工期限5年。

当时，美国普列斯托滩水电站也在修建，中国人正提出和美国比速度，需要划提前20个月发电。这样一来，已经无序的移民工作更加雪上加霜。

而且，这批人正赶上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有些安置工作地方政府做得也很差。

1959年，有的移民对安置地不满意，也有被血吸虫吓坏了了，偷偷回到淳安，掀起了一波回流浪潮。

到1967年，回去的人有两万人，他们在水库周围搭起了茅棚，到了晚上，星星点点的土油灯和煤油灯布满了水库四周。

不愿意搬迁的村民，水位一上涨，就往山上搬，搬家没几日，水又涨上来了，再往更高的地方搬，这山搬那山，一年搬好几次。

他们住窝棚，种非法地，没有一分钱移民费，最后沦为“黑户口”。

这种来回倒腾造成了不少悲剧。

童禅福还在大学读书，家人却跟着乡里乡亲搬迁到江西。

第二年，母亲因为肝硬化去世了，不料61天以后，父亲被吸血虫折磨，也撒手人寰。

移民们的家搬了一次又一次，大多去了江西，有的甚至去了新疆石河子。

少小离家老大回，日久他乡即故乡。很多人自那次离别后，再回去时，已是白发苍苍。

童禅福去调查的时候，遇到的移民几乎都说：“我们不怪政府，只怪自己遇上的时代不好，移民高潮时正碰上大跃进，而后又连着三年困难时期。”

可他们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国家没有忘记。

假如没有当初的移民，中国就没有一个重要的大坝，华东工业就没有充足的电力，生产不出供应全国的生活必需品，中国现代工业的起步也无从谈起。

或者更确切点说，在整个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帝国主义靠侵略掠夺来的原始积累，我们只能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一点扣一点，那一代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所以到了新时期，针对性的扶贫工作要坚持做到底。

人民牺牲自己换来的中国的工业化，现在必须反过来造福人民的生活。

经过多年的扶贫，淳安终于否极泰来，曾经的新安江水库，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天下第一秀水”，成了最时髦的旅游景区。

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湖光山色映入眼帘，千岛湖的令人心驰神往，引得游客纷纷打卡驻足。

电影中那座小学是真实存在的，名字叫富文乡中心小学。

青山翠谷，丛林掩映间，有一座糖果色的小城堡，层层叠叠，绚烂夺目，是孩子们梦幻之地。

现在，全国有43.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党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有277.8万名干部驻村帮扶。

湖南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一山一水勘实地、挨家挨户访实情，引导年轻人搞乡村旅游、中老年人养牛羊、留守妇女做传统苗绣、村集体成立矿泉水厂……短短几年，昔日苗寨旧貌换了新颜。

贵州南部的罗甸，年平均气温接近20℃，是得天独厚的“天然温室”。依托自身独特的资源禀赋，主攻菜、果、药等优势产业，从贫困山区变成生态示范基地.

过去的山区，往往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夫妻俩耕种两亩地勉强维持生活，家里儿女上学往返要翻山越岭几个小时。

要知道，七年前的2013年初，中国还有一亿两千多万贫困人口。

周恩来总理当初在视察新安江水库的时候，亲眼见识过不少人吃的苦，受的委屈，周总理曾对他们说过：你们付出了很多，国家不会忘记你们的。

这个承诺，中国做到了。

葛优演的《北京好人》故事，是另一个比较出彩的小故事。

故事里淳朴而不善言辞的二舅，是过去漂流于医保体系之外中国普通农民的缩影。

张大爷（葛优饰）给表舅冒用医保卡引发的笑料堪称全场最佳，但欢乐背后的时代悲剧色彩也最为浓烈。

试想，如果没有张大爷这个热心肠的北京亲戚一顿折腾，没有钱就不看病的老农民表舅，是不是就在甲状腺癌带来的呼吸、吞咽痛苦中继续煎熬下去，不敢去做手术，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也能享受医保报销？

其实在新农合政策刚刚推出的时候，比起不知道政策的表舅，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即便知道政策，也抱之以不信任态度，需要村干部进行不断开导，才在疑虑中参保。有些甚至是在罹患癌症之后，才对拒缴医保后悔不迭。

不知道，不信任，不会用，新农合普及推广中的种种问题，的的确确是过去医疗保障缺位造成的意识真空。

因为我们新中国的农村医保体系，在开局很不错的情况下，中间却走过一段时间的弯路，一度甚至到了快让人失去信任的地步。

建国之初，中国积贫积弱，连吃饱都成问题，农村更是缺医少药得厉害。医疗资源实在欠缺，新中国只能就地取材，在农村培训了一大批基层医疗人员——赤脚医生。

尽管医术落后、药材稀缺、报酬微薄，但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头一次享受到了国家制度层面的医疗保障。

1968年，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介绍了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全国首位赤脚女医生王桂珍的事迹。

随着《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各大报纸的纷纷转载，连毛主席也在文在眉头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之后便有了“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讲话指示。

于是，全国大队 （村）一级正式设立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人数最高到了150万 ，正式建立起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每次五分钱挂号费，就能得到基本医疗，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问题的唯一范例”。

赤脚医生们上午参加生产队劳动，下午才在合作医疗工作，不给薪酬，只记工分，相当于半个农民。

在宣传画里，赤脚医生的形象干脆就是一手扛着锄头、一手背着卫生箱，以半农半医的方式奔波于田间地头。

诚然，以现代医学标准，没有系统性训练的“赤脚医生”很难称得上合格。

但那时候的“赤脚医生”还是完成了足以名垂青史的两大成就：

大大降低了中国各种传染病特别是血吸虫病的感染率。

大大减少了婴儿和孕产妇的死亡率。

由于缺乏全面的医学知识与相应的检测设备，赤脚医生们对大病、重病大多数时候只能建议转院，能治疗的主要是一些头疼脑热、跌打损伤、接生、包扎等紧急医疗救助什么的。

药品更是缺，往往是自己采挖、播种的草药外加少量的西药，有时候甚至是靠“一根银针治百病”。

当时整个国家资源都有限，为了提升医疗水平，国家想了很多办法。

1969年，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院等集体编著了《赤脚医生手册》，将精深奥妙的医学知识化繁为简，从感冒咳嗽到心血管、血吸虫，浅显直白地向所有农村普及了99%常见病的中西医诊断治疗方法，至少挽救了上亿农民的性命，被译成了多国文字，至今仍旧在一些落后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家在努力，一边种地一边看病的赤脚医生们也没有闲着。

1974年9月，来自辽宁开原县的一位大队（村）赤脚医生牟浩就给《新医学》杂志写读者信，希望经常刊登“赤脚医生病例讨论”，从而在缺医少药、资料不全的情况下进行更好的自学与交流机会，尽可能地提高医术。

但赤脚医生的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在农村公社制度上，改革开放之后，医疗市场化改革却再也没有了赤脚医生的位置了。

原本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计划免疫、爱国卫生、改水改厕等基层卫生医疗网络也因此土崩瓦解。

在70年代末，由于集体土地包产到户，药田也被分走，药也很快被刨光改种了粮食。

一位领导还对他当面嘲讽道：老覃啊，我看你的“农村合作医疗”也是个极左的东西，要批判!

不去考虑实际情况，只看左和右，在一厢情愿下，从此医疗问题被架上了市场化的快车道，在金钱迷雾中磕磕绊绊地摸索前行。

面对动辄数万、数十万的医疗费用，多年来，中国农民们唯一的指望就是凑钱看病，借遍了亲戚邻里借不到，就只能静静地看着病魔一点点蚕食自己的身体与家庭的幸福。

过去几十年，太多太多的因癌症家困人亡的悲剧，让整整一代遭遇病魔的农民陷入孤立无援，以至于被逼得铤而走险（比如影片中的冒用医保卡以及《我不是药神》中的买走私药），甚至动摇了大家对医保制度的信心。

《北京好人》故事最后，表舅的医保卡被亮出，一切辛酸一扫而空，只剩下这爷俩的调侃和搞笑。

那是因为交够了学费之后，国家又重新花大力气整治，把我们丢失的东西捡了回来。

2009年以来，中央财政投入600多亿元，支持4万多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和化解历史债务。

这条路还没有完全走通，还在路上，但我们希望的是，“病不要命钱要命”的喊声，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少。千万个家庭不再会因一场疾病而支离破碎，也不因几万块钱而重回贫穷。

《回乡之路》这个故事里，邓超主演的乔树林费尽心思、厚着脸皮也要黏着带货直播网红同学，希望她推销自己的沙地苹果，为的就是实现当年老师留下的治沙遗愿。

如果说医改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那么在治沙这个千年工程上，国家一直坚定地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剧情细节这里就不剧透了，但这里要重点说的是，虽然《回乡之路》写的主要是两个已经开创事业的成功（破产）商人回馈故乡的故事，但在故事结局时，大屏幕上出现了治沙英雄和团体，在一闪而过的镜头里，女子民兵治沙连显得尤为特别。

而这里的民兵治沙，是治沙过程中的绝对主力，背景就在毛乌素沙漠。

毛乌素沙漠横跨陕蒙宁，总面积约4.22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也是京津地区重要的风沙源。

上世纪50年代统计，榆林流沙高达860万亩，林木覆盖率仅为0.9%，年入黄河沙量为5.13亿吨。

过去，位于毛乌素沙地的陕西榆林风沙肆虐、草木不生、颗粒无收，当地人民群众生活艰难，纷纷远走他乡，连榆林城都曾被迫三次南迁。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以“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为口号，大规模的生态治理在这里展开。

当地领导人喊出了“榆林不治沙，不造林，就到不了共产主义”的口号，实行“国造国有，社造社有，房屋前后归个人”的政策，并且各级地方政府带头冲在治沙第一线，竭尽全力调动人们的治沙热情。

1974年，54位只有18岁的女子民兵积极响应“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号召，成立了女子治沙连，在榆林补浪河一驻扎就是四十五年。

沙漠生活本来就极其艰苦，更何况她们的目的是与沙漠对着干。

当地一种植物叫牛腥秧子草，会快速腐蚀皮肤。由于缺医少药，一旦感染，这些年轻的姑娘就按照当地土方，用自己尿下来的尿去洗手消毒，才治好溃烂的手。

第一代队员席永翠在日记里写道：

“黄风呼呼不见天，黄沙漫漫不见边，从小没有离开过爹妈的小女子们，心里越发慌的住不下，想家哭鼻子，吃，没有副食，每天白开水，高粱加青稞面馍。”

治沙连有一个规矩，只要结婚了就可以离开，但席永翠偏偏为此三次推迟了婚期。

如今治沙连第14任连长席彩娥，是席永翠的侄孙女。一代代女兵坚守沙地，一代代下来累计治理了14000多亩荒漠，才有了今天毛乌素沙漠的绿翠成荫。

改革开放后，这种政策进一步进化为承包制，进一步明确了责任与权利，实现了谁治理、谁受益，多治理多受益，鼓励科技人员搞治沙技术开发、进行沙地综合利用。

结果是治沙和扶贫搞到了一起，一口气把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1984年初，国家鼓励个人承包治沙，住在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毛团村的郭成旺就是其中之一。

回忆当年，对于治沙的初衷，他提到了一个最最简单的需求：没柴烧饭。

“当时我们那里谁家都没有柴，也没有树，做饭烧柴就成了当地人生活中最大的困难。”

承包一万亩沙地后，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每天把几百株树苗运进沙地深处。

由于当时没通公路，郭成旺就把之前栽下的沙柳枝砍下来，当柴火发给村民们当工资，让他们帮忙运树、种树。

一直持续到90年代，随着树林增多，当地人做饭才不愁柴火。

2010年，通往沙地公路开通，彻底终结了人工搬树苗的历史，成为了毛乌素治沙的阶段性成功之年。

如今，郭成旺家养了20头奶牛、150只山羊。再加上国家拨付的公益林生态补偿金，全家一年收入也翻了几番，没有造好的树木资源，这些都是养不起来的。

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个人的治沙奋斗，看到了个人意志的坚持，但其实，人类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第一个想法就是迁徙，这是千百年来共同的生活方式，也是最市场化的方法。

面对几乎不可能逆转的荒漠化，如果没有中国一代代治沙人逆天而行，以革命般的热诚，用肉身顶在沙暴，治沙扶贫绝对不会成功。

这一代代治沙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故事《神笔马亮》里，提到了一个地方，列宾美术学院。

列宾是巡回展览画派的旗帜，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泰斗，他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他画《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都在尽情描述劳动人民的力量和革命者的不屈斗争。

新中国70年的故事也是这样，靠自己的双手，一步步实现愿望，最开始是“站起来”，后来是“吃得饱”，再后来是“能说话”。

在波澜壮阔的这70年里，新中国的这些故事从来都是传奇而浪漫的，只是此前很少有人把它们搬上荧幕而已。

我们告别了吸血虫，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我们告别了黄沙万里，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我们告别了千沟万壑，万里神州，天堑变通途。

《我和我的家乡》虽然还有不少问题，有一些像是为了完成任务的生硬的部分，但总算是把“讲好中国故事”开了一个头，虽然离“讲得精彩”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比起有高超的技术却讲了一个外国故事内核的电影来说，这部电影显然更容易打动观众。

中国的艺术也应该这样，不要虚头巴脑，不要白左横行，该热烈就热烈，该浪漫就浪漫，该悲怆就悲怆。

你可以写实，也可以写意，但它的主体一定属于劳动人民的，是有时代风貌的，是过去与现在一脉相承的。

人民为了一个宏大的愿景，吃得苦，耐得劳，“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这就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