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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问律师483106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赞同 5746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现实版《小偷家族》：19岁流浪汉捡到6岁男孩，草丛里安家现实版《小偷家族》：19岁流浪汉捡到6岁男孩，草丛里安家生活报百家号22岁的流浪汉马昊迫切地想要留住这个家。这个头发黏成一团、衣服散发臭气的男人，在去年年末陆续砸了30余辆汽车的车窗。烟酒、数码产品甚至食物，他悉数偷走。他需要钱，他要养活一个家。“家”就在陕西渭南市郊的一片草丛里，那里是城市化还未涉足的荒地。半人高的杂草和垃圾堆隔绝了这里与不远处的高楼大厦，赃物和食品包装袋、铺盖、牛奶等散落在草堆各处。这个“家”的一切都是偷来的，除了9岁大的“弟弟”亮亮。他们没有血缘关系，3年前，从四川流浪而来的马昊在这里遇见了6岁的亮亮。之后，兄弟俩把家嵌进了这座城市的缝隙。警察在草丛里查获了价值达数万元的赃物。兄弟俩分工明确，那些高档烟酒和数码产品交由亮亮去销赃。亮亮还不怎么识字，但已能分辨各类数码产品。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巡特警大队便衣侦查中队中队长周佼，为这一系列性质恶劣的砸车盗窃案感到震惊。最疯狂的一夜，马昊连续砸了渭南市区的11辆车。依法逮捕马昊后，她不断梳理案情，一个更令人讶异的事实浮出了水面——从某种程度上讲，亮亮像是昨日的马昊。两个人共同的身份是留守儿童。兄弟俩在幼年都遭遇了父母的抛弃，不同的是，亮亮被扔给了收废品的爷爷。而马昊则在15岁那年从寄养的叔叔家离开，一路流浪。9岁的亮亮说，自己害怕销赃，也知道偷东西“是不对的”。但比起这些，他更怕失去这个偷来的“家”，怕失去那个从天而降的“哥哥”。我就看看他心里有没有我准确一点来讲，马昊真正的家在600公里外的陕北，尽管他已经7年没回去了。离家后，他在北京卖唱过，也在四川和陕西乞讨过，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渭南不过是流浪之路的一个临时落脚点，并没有任何不同。他在这里遇见亮亮。一开始，他只不过是托在路边放炮的亮亮，顺手帮自己买一些食物。后来，他们好几次在这座城市的荒地相遇，亮亮见了“熟人”兴奋起来，拉住马昊的手，“哥哥我们一起玩吧？”马昊愣住了。因为蓬头垢面的外表，他极少白天外出，他不喜欢人们的指指点点，也极少与人说话。接受讯问时，马昊告诉周佼，一开始他并不想陪亮亮玩耍，甚至“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只是，当时才6岁的亮亮总是缠着自己，一口一个“哥哥”，他拗不过，就陪他去了还未建好的公园。亮亮一遍遍地坐积满灰尘的滑梯，笑着，叫着，他坐在不远处看着。天快黑了，马昊问亮亮：“什么时候回家？”6岁的男孩一言不发，只摇了摇头。亮亮是非婚生子，母亲生下他不久后就离开了。后来，外出打工的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不包括他。他成了留守儿童。前几年，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爷爷奶奶带着亮亮举家从河南民权搬到了渭南。他们把家安在了废品之中——跛脚的爷爷接手了老乡的废品回收生意，喜欢喝酒打麻将；有精神疾病的奶奶不能干重活，时不时躺在蛇皮口袋上傻笑。他一点也不想回到那个废品堆里的“家”。他冲着马昊说，自己没有爸爸妈妈，至于爷爷奶奶，“反正也不会来找我”。兄弟俩开始同进同出。马昊带着亮亮去公园摘葡萄和梨，在树荫下吃水果打瞌睡；刮风的天气去荒地里的垃圾堆，看着大风把塑料袋、垃圾和灰尘卷成一团，“龙卷风啊”，亮亮大喊；下雨天，他领着弟弟去草丛深处，那儿有被雨水打湿了翅膀的小鸟，扑腾扑腾地扇动翅膀，终于，鸟儿飞起来了，亮亮忍不住鼓掌。正值夏日，马昊的床安置在草丛深处的电房房顶，要抵达那里，需要在一段2.5米高的围墙上行走几十米。身高不到1米的亮亮说，自己一开始很害怕，踩着砖头爬上围墙，一步一步挪动，“快吓死了，不敢往下看”。可眼前就是哥哥的家，咬着牙就走过去了，“多走几回我就不怕了”。独自流浪的生活突然硬生生挤进来一个孩子，开销成了让马昊头疼的事。他带上亮亮，往城中村的巷子里钻，有人开门乘凉，有人支着麻将桌打牌，他们趁机浑水摸鱼，小偷小摸。被抓住是常有的事，不过，对方瞧见瘦小的亮亮都会心疼一番，往往只批评几句就放他们走了，连警也没报。马昊后来坦承，自己是故意带上亮亮的。“抓住了，弟弟不用负法律责任。别人还会同情我们。”但连续的失败消磨了他的意志。他从前常常饥一顿饱一顿，白天捡垃圾，夜里偷东西，不用为一个孩子的三餐发愁。他想离开，渭南本就只是他途中的一站。在亮亮最爱的滑梯前，他告知了亮亮这个消息。6岁的孩子扑到他身上又闹又叫，“哥哥你不准走，你走了我再也不帮你买吃的了。”自从兄弟俩混在一起，买饭的活儿都派给了亮亮。一天，马昊悄悄地躲在了远处的草丛里，“我就想看看他心里有没有我”。亮亮在那儿左等右等也不见哥哥的踪影，天快黑了，这个孩子终于爆发出哭声，“哥哥，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啊。”这个流浪汉心软了。十几年前，他的父母离婚，母亲离开了榆林老家，收好行李走上山路。当年同样只有6岁的马昊就跟着母亲后面，一路跑，一路哭喊。他求妈妈不要走，可直到最后，母亲也没有回头。他觉得，自己和亮亮两个瘦小奔跑的身影一点点重合了。不冷，哥哥每天晚上都抱着我，我们一起看星星，他还给我讲故事兄弟俩决定在草丛里安家。垃圾和蚊虫是他们的邻居，兄弟俩雨天到附近废弃的电房里过夜，夏日爬到房顶乘凉，冬天则用捡来的木板和塑料壳做床。他们一起去垃圾堆里捡气泡膜，比谁按出的声响更大。靠近围墙的地方有一片瓷砖拼成的空地，马昊给弟弟买了辆遥控赛车，亮亮操纵着赛车躲过一块块砖头，他就坐在不远处陪着。“他高兴，我就高兴。”接受讯问时，马昊难得地抬起头，他笑着告诉警察，“他（亮亮）说就喜欢跟我在一块儿。”亮亮很敏感地发觉，哥哥似乎变了。一直沉默寡言的哥哥突然啰嗦起来，他不再允许自己吃零食。以前，他玩滑梯和看龙卷风时总被催快点，因为哥哥要“赶时间”。后来，他把哥哥给的零用钱弄丢了，哥哥只说“丢就丢了，没啥”，又塞给他几十块钱，顺带嘱咐一句，“不能买垃圾食品”。过去，哥哥一入夜就埋头看手机，跟“四五百个人聊天”。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开始带着亮亮遛弯，出门的时间往往是凌晨，街上空无一人，亮亮在前面跑，时不时停下脚步，回头望望哥哥。马昊在后面慢悠悠地走着，偶尔开口：“慢点。”他们曾碰到酒醉的路人，对方冲着亮亮一通骂，后边的马昊听见了，从路边折下一根树枝就冲了上去。这个身高只有1.6米出头、驼着背畏畏缩缩的流浪汉冲到亮亮前面，嘴里骂骂咧咧的，一步也没退。亮亮很少回自己原本的家了。偶尔一次回去，都是为了更换充电宝。他的爷爷直言，孙子是一匹“小野马”。他也曾经出门找过，可卖废品的人等着，自己又跛着脚，找着找着就疲了、乏了，“反正他早晚还会回来的。”57岁的爷爷坦言，自己已“无能为力”。他给儿子打电话，说孙子天天夜不归宿。他想让对方每月寄钱，自己好带着一家人回河南老家。可电话那头的儿子只是沉默。许久，儿子才开口：“我真的没有那个能力。”他组建家庭没多久，小儿子刚出生，岳父岳母一家身体也不好。“算了，算了。”电话断了。亮亮和爸爸已经3年没见了。腿疼发作时，亮亮爷爷会喝42度的白酒来“麻痹神经”，他不敢去看病，全家人都指望着他，指望着每个月收废品挣来的一两千元过日子。他们在废品收购站租的房子只有10平方米左右，老两口、亮亮和亮亮的堂妹住在一张床上。逼仄的屋子终年不见阳光，老鼠从床边跑过。他不知道孙子在想什么。喝了酒后，他的脾气很大，打骂孩子都没有少过，“娃咋不体谅家里的难处呢？”“孩子被迷住了。那个人有手机，不像我只有老年手机。”他很肯定地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亮亮离开家的原因，是手机。尽管和亮亮的新“家”只隔了几百米，但他从未踏入过那里。那个“家”比起废品收购站的屋子还要简陋，可亮亮却找到了久违的快乐。他在这堆垃圾里度过了两载春夏秋冬。渭南的冬天，夜里气温常骤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天空不时飘雪，周佼问过亮亮，“冬天你睡在草丛里，冷吗？”“不冷，哥哥每天晚上都抱着我，很暖和。”孩子说。“你们每天晚上都干啥呢？”她接着问。孩子的脸上露出了神采，“我们一起看星星，他还给我讲故事呢。有时候，哥哥还给我唱歌。”钱是唯一困扰兄弟俩生活的因子。马昊决定砸车窗盗窃。这一次，他拒绝了弟弟跟从的要求。一个人频繁地在深夜走上街头，扛着撬杠，砸开车窗。他说：“不要学我，以后大了会被抓的。”那个草丛里的“家”一点点被偷来的东西组建起来。马昊被捕后，警察在草丛中找到了各类高档烟酒和笔记本电脑，还发现了大量还未开封的牛奶箱。其中许多箱因为雪水的浸泡，包装盒都生出了褶皱。那也是马昊偷回的。他砸开了一家商店的玻璃窗，搬运了20多箱牛奶。监控视频里，他胳膊夹着、手上拎着，一夜间运了好几次。他有个很朴素的心愿，要让亮亮每天喝上两盒牛奶。“哥哥说我个子不高，要被人欺负，喝奶可以长身体。”亮亮说。后来不找（妈妈）了，因为心里没有了第一次和马昊打照面时，周佼压根儿没想到，眼前这个流浪汉是这一系列砸车盗窃案的主谋。他看起来太脏太弱太瘦了，甚至分不清性别。他的衣服像一块破布，是挂在身上的。他头发很长，在脑袋上结成了一个油污大包，警察用力一抓，大包分毫未动，以至于他们猜测，马昊也许是个道士。被捕时，马昊编造了一整套谎言，年龄、姓名、经历全是虚假的，直到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他的真实信息，他才哑口无言。他埋下头，无论周佼问什么、说什么，都不肯抬头。直到说起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他忽然情绪激动，眼睛里有泪花。那一瞬间，周佼意识到，也许这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在当地“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她询问亮亮案情细节，对方同样满口谎言，一会儿说“和哥哥很久没见了”，一会儿说“不知道哥哥在偷东西”，可当她跟孩子提到“想要哥哥早点放出来，就应该把东西都还给别人”时，这个孩子扯下了挂在脖子上的玉石，掏出了兜里的转运石，“能不能把哥哥放出来？”亮亮如今9岁了，还没有上一年级，字也识得不多。但他能清楚地分辨苹果手机的型号，也知道有划痕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最多能卖多少钱。他用一个不透明的塑料袋装上手机和电脑，再塞满瓶子，如果碰到人问，就答“这里面都是捡来的瓶子”。“他感知不到脏、善、恶这些东西，他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却能感受到谁对他好，谁对他重要。”周佼说。那些经验都来自于马昊。大多数时候，他们各玩各的手机，马昊看电视剧，亮亮打游戏——游戏也是马昊教他玩的。他困了就睡，睡醒了先喝一包牛奶，再去附近的小餐馆买饭。偶尔，马昊会跟弟弟分享自己此前的经历。他告诉亮亮，当年自己在北京卖唱，原本一夜能挣一两百块钱。可一天晚上，他被一群混混抢走了当晚所有收入，混混还用刀捅伤了他。怕极了的他没有报警，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离开。他去地下通道售卖自己的音响。音响是15岁离家时他用偷出来的钱买的“饭碗”，从他初中辍学一路卖唱就跟着他，有几年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卖。夜深了，有人问他，“一百块卖不卖？”“不卖！不卖！这个要卖几千块。”“妈的，给你一百块你还不卖。”说完，那人冲上去和马昊扭打在一起。他的音响没了。马昊去网吧过夜，有人瞧见这个身材瘦小的男生，主动打招呼，“你当我弟吧，跟我混得了。”他同意了。两个人一同上网熬夜，第二天一早，马昊醒了，身上的钱一分未剩。那是他最后的积蓄。此后，未满18岁的马昊开始在全国流浪。“哥哥跟我说，这个世界坏人比好人多。”亮亮说，马昊从不让他一个人在夜里出门，因为“有的人连苹果也会抢”。用亮亮打开话题后，周佼注意到了马昊身上的绝望感，“这么多年，他家里人不关心他，（他）又在社会接触了大量阴暗面的东西，所以才让他那么消极，对生活完全不抱希望。”十几年前，马昊曾一度发了疯地想找妈妈，他多次离家出走，但每一次都被家人抓回来。后来，有关妈妈的消息越来越少，他“不找（妈妈）了，因为心里没有了”。因为父亲外出务工，他和姐姐曾被寄养在叔叔家。马昊的姐姐告诉周佼，自己的弟弟当年“很善良”。母亲离开后，弟弟一度变得沉默寡言。进入青春期后，马昊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他试着向父亲提出，自己想学音乐、做歌手。这个想法遭到了父亲强烈的反对。再大一点时，马昊变声了，他厌恶自己不再清澈的嗓音，认为自己永远失去了做歌手的梦想。“他恨家里所有的人。”马昊的姐姐说。讯问马昊时，周佼见到的是一张平静的脸。这个年轻人说话嗑嗑巴巴，甚至不敢抬头与她对视。心理医生诊断后认为，马昊如今“严重自卑，存在语言交流的障碍”。只有聊到亮亮时，马昊的话会多一些。他时不时询问亮亮的情况，又忍不住说：“不想让他看见我现在的样子。”也许亮亮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哥哥其实已经打算离开，只不过是“离开这个世界”。马昊已经计划好了，多干几笔，多攒一些钱留给弟弟。钱差不多了，他就找一个下雪天，喝点酒，一个人脱光衣服躺在雪里，“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就冻死了”。那是他透露过的、为自己设想的生命结局。你把他给我关起来！案件发生后，马昊的亲属从陕北匆匆赶来。但22岁的马昊告诉周佼，自己唯一的要求是，“不见任何一个家人”。周佼想解开马昊心中的疙瘩。她问对方，“不见亲人，难道你打算出去后再做老本行么？”对于马昊，周佼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身为成年人的马昊应该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但另一方面，这个年轻人却在最应该接受教育的年纪流浪，一路遭遇相对阴暗的人和事，始终没有一只手将他拽回来。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因为有了亮亮，才让马昊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渴望，也正是因为想为弟弟多留一些钱，他才会疯狂地砸车，导致最终被抓。而这，又阴差阳错地打乱了他自杀的计划。这名从警11年的警察找到马昊的亲人，希望和对方谈谈这个年轻人的遭遇，可对方见着周佼却说，“能不能花点钱把人弄出来？”这种态度她并不陌生。9年前，她曾办理过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3个不满14岁的少年和几个18岁上下的青年结成了一个盗窃团伙。他们白天挤在一间小旅馆，夜里出去盗窃自行车和电动车，赚了钱就去上网。在网吧，这群孩子学会了抽烟、喝酒以及赌博。她所见到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当事人，有人长在单亲家庭，有人是留守儿童。有的结成了团伙，也有人独自犯罪。但共同点是，他们都缺乏关爱，缺乏经济来源，很多人性格自卑敏感。一个年轻的男孩是开摩托车抢劫的“飞车党”。周佼抓住他后问，“你不怕单手抢的时候翻车吗？不找个伴儿吗？”“我不找，找了的话，如果他被抓住，肯定会供出我来的。”他表示，自己不相信任何人。因为年龄的原因，那3个盗车的未成年人接受批评教育后，就被亲人带了回去。可没过几年，她又和这群孩子打了照面。那一次，他们因为抢劫被依法逮捕。去年，这群已经成人的孩子又一次和周佼碰面。在“扫黑除恶”行动中，他们再次被抓。这五六个孩子贯穿了周佼迄今为止的11年从警生涯。一开始，这名警察讲究办案的结果和效率，这些孩子犯罪的动机并不在她思考的范畴之内。直到一次又一次碰见这群孩子，周佼心疼地想，自己旁观了一群青少年二次乃至多次犯罪，却什么也没做。许多曾被忽略的细节被她重新翻了出来。有家长曾经当着警察的面怒斥孩子，“我回去弄死你。”还有家长怒气冲冲地吼周佼，“你把他给我关起来！”在周佼看来，这就像一个恶性循环。孩子犯了错，家长往往想的是推给学校和公安。“可关了又如何，一样治标不治本。这些孩子出去以后还是你的孩子，还是要回家，你不去了解孩子想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一关了之，能行吗？”“光靠公安机关去打击去处理，未成年犯罪案件能彻底解决吗？”她问。“他们在社会底层不断地扭打、挣扎。随着年龄增大，不断犯罪，直到被关进监狱。”她还记得，八九年前遇到的那群孩子，最后一次见面时，他们中有人得了乙肝，有人得了肺结核，可没人说得清自己的病是怎么得的。这次面对马昊和亮亮时，周佼觉得，自己一定得做点什么。“我只想让孩子回来。要把他继续放在外面，真的就完蛋了。”一次和亮亮闲聊时，这个孩子说，自己“不想见爸爸”，也“不认识妈妈”，至于爷爷奶奶，“最起码比我爸妈好”。她时不时给孩子带去食物和牛奶，同时下决心，要让亮亮重回校园。只是，亮亮的爷爷提起孙子依旧头疼。常常一个不留神，孩子又跑得没了踪影。他只能向儿子求援，透过电话，亮亮和父亲有了难得的一次交流。“我跟你说，你再不听话，我回去收拾你。”父亲说。电话这头的亮亮始终没有回应，过了很久，他点了点头。她给孩子照了很多照片，却不知道能发给谁和周佼相熟之后，亮亮后来才告诉她，其实，警察们带着马昊去草丛里追赃的那一天，亮亮就在不远处。隔着几十米，他爬在一道围墙上远远地看着。第二天他又去了那里，哥哥没有回来。第三天还是没人。他固执地在那儿等了好几天。法院今年宣判，马昊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半年过去，亮亮带着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故地重游，荒草和瓦砾已经覆盖了他们曾经的小窝，站在两米多高的围墙上，他找不到自己曾经的家了。了解到亮亮原生家庭的情况后，周佼开始替亮亮在渭南上学奔走。她带着孩子重新办理学籍、补打疫苗、买保险、做体检……周佼自己也有一个正在上幼儿园的女儿，她很清楚，“别的同龄孩子都是天真烂漫，有哪个家长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和亮亮在一起上课呢？将心比心，谁都会担心自己的孩子被带坏。”可她还是想试试。公办的渭河小学最终接纳了这个超龄学生。班主任王艳老师也嘀咕过，“我会不会一天到晚都忙着‘破案’啊？”这个孩子的顽皮程度超出了她的想象，第一天见面时，亮亮在校长办公室里上蹿下跳，一会儿在沙发上蹦跶，一会儿钻进茶几里，王艳闻到了亮亮爷爷身上的酒味，出言提醒，亮亮一脸开心地扭头问她，“你是狗鼻子吗？”聊到最后，王艳和周佼达成了共识，不管怎样，先试一试，不要轻易放弃这个孩子。当在这座城市流浪两三年的亮亮终于得到一张课桌时，王艳发现，她给亮亮讲过的规矩和道理，这个孩子竟然悄无声息地消化了。下课离开教室，亮亮会主动把凳子挪进去，不发出声响；午休时，他即使睡不着也会把头伏在桌子上；放学后接他的家人总是来得很晚，有别的小朋友等急了，亮亮会把自己剩下的那份零食递给对方，还顺带哄哄那些弟弟妹妹。与之相对的，是这个孩子依旧敏感而自卑的内心。课间，她看到亮亮想加入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拉圈圈的游戏，却又不好意思开口。她在远处就悄悄向其中的男孩招手，告诉对方，“你们跟哥哥一起玩好不好？”男孩听了，麻溜地跑回去，一把抱住了亮亮。在班里，所有同学都叫亮亮“哥哥”，他过去的经历没人关心，王艳发现了孩子绘画上的天赋，还让其他小朋友围过去欣赏亮亮的画作。靠得近了，有爱干净的女生忍不住想开口，她盯着女孩，轻轻地摇了摇头。班里曾发生一起“盗窃案”，同一天有3个小朋友的东西被偷，站在讲台上的王艳连眼神都没有投给亮亮，“我必须去相信他，我要让他知道，老师没有怀疑他。”事实证明，事情跟亮亮没关系。在王艳看来，不仅是亮亮在学习重新融入学校，其他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也获得了珍贵的一课——学习去包容、理解、接纳那些弱势底层的人群。家长委员会的其他家长时不时给亮亮带些吃的，还为他凑过一次书费，学校做活动时，他们还特地给亮亮拍了许多照片。王艳的电子相册里，有一部分全是亮亮的照片，那里记录了孩子每一个阶段的成长，足有几百张之多。她给他照了很多照片，却不知道能发给谁。亮亮的爷爷总是喝得醉醺醺地来接孩子，奶奶更是路都认不清，孩子的父亲她至今没有见过。其实，她本来差一点就能见到孩子的父亲了。那次，一向寡言的亮亮话多了起来，他告诉王艳，“我爸爸过几天就回来了。”王艳在孩子脸上看到了期待和笑容，可一天两天过去了，还是没能等到那位父亲。亮亮原本准备了很多话要跟父亲说。他还给自己素未谋面的弟弟准备了礼物。那是一个小书包，“我从我叔那儿看过视频，我弟可小了，很可爱的。”作为孩子的班主任，王艳也很想和孩子的父亲交流一次。“仅靠周警官和我，对亮亮一年两年可以如此，三年四年呢？换了班主任、回了老家，亮亮又该怎么办？他会不会再一次盗窃？”她想让孩子的父亲“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这个暑假，亮亮的叔叔结束了外地的打工，回到废品收购站帮忙。亮亮的生活也忙起来了，他时不时跟着叔叔一起去网吧待着，那儿有一群叔叔的朋友。他还负责为这群人买食物和水，东西很重，他曾在电瓶车上失去重心摔了下去。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卫英康，也在一直关注这起案子的后续进展。他认为，“人的因素是千变万化的，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去保障。”他希望，从法律层面和制度层面能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来共同挽救案件里的弱势群体，同时形成常态化的机制”。“预防很重要，但绝不是公安一家可以承担的。需要司法部门、孩子的家庭乃至全社会形成合力。”他说。不管怎样，眼下亮亮的生活总算回到了正轨。前些日子，周佼忙完一个案子，顺道拐去了渭河小学。60几个孩子正在大教室里排练节目，9岁的亮亮个儿高，站在最后一排，一堆孩子比划着，周佼凑近一听，他们正在唱《我爱我的家》。她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不知道人群中的亮亮是否能理解歌词的意思。她只清楚，这里才是这个孩子应该待的地方，这里就是孩子的“家”。亮亮偶尔还会想起那个草丛里的家，想念半年未见的哥哥。他会问每一个来看望自己的人，“哥哥什么时候能回来？”得到确定的答复后，他又忍不住自言自语，到时候哥哥也许“头发变短了”，自己“会不会认不出来了”。（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亮亮、马昊为化名）来源：中国青年报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生活报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与你有关，对你有用，期待与你相遇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上海川沙乐乐美发厅的罪恶上海川沙乐乐美发厅的罪恶新京报百家号曾经的乐乐美发厅。 受访者供图乐乐美发厅老板张九勤（右）。受访者供图控制数十名女生为客人提供卖淫服务，最小者14岁，老板张九勤一审被判无期徒刑2001年3月至2013年8月。长达12年时间，江西女子张九勤先后将刘丹、陆瑶等数十名女性控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德路339号——乐乐美发厅内。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判决书显示，期间，张九勤扣押了她们的身份证、手机。她们遭到张九勤及团伙成员的棒打、呛水、灌尿等“惩罚”，被迫向客人，提供卖淫服务。频繁的折磨和恐吓，使她们沦为老板张九勤的赚钱工具。多名受害者告诉新京报记者，她们均是张九勤和团伙成员以招工的名义骗来。进来之前，她们将“乐乐”当成学习手艺的地方，但事实上，这里却成为她们不幸的开端。100平方米左右的乐乐美发厅，隔成6、7个小房间，她们每天的吃喝拉撒睡均在店内解决。被控制时间最长者，8年没有回过家。期间，不断有被控制的女生逃走或被解救，但这家美发厅始终屹立不倒。日，借助客人逃出乐乐美发厅的4名女孩，向上海孙桥派出所报警。4天后，负责人张九勤、领班马琼燕等人被带走调查。至此，乐乐美发厅的罪恶浮出水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日，张九勤因犯强迫卖淫罪，一审被判无期徒刑，从事看管、收银工作的马琼燕、张九红分别获刑7年和5年。日，曾协助张九勤殴打受害者的鱼红玲、吴抒鸿被判刑。乐乐美发厅的罪恶，何以在上海川沙存在12年？新德路339号站在新德路339号前，陆瑶说，“我们在这里被迫害太久。”日下午6点，陆瑶和5名受害者重聚川沙，她们特意去曾经的店面看了看。那里已看不到曾经的痕迹，阁楼、隔断都已拆掉，曾经逼仄、潮湿的店面变得通透、敞亮。如今，新德路339号是一家烟酒副食店，店老板知道，这里曾是一家美发厅，“但是后来倒闭了。”川沙，原是上海市东郊的一个县，距离外滩约30公里。长约2000米的新德路位于川沙北侧，与附近的华夏高架路平行。经过十字路口的一座商厦，再向东走，人群渐渐变少。离尽头200米左右，便是新德路339号。新德路339号以前是一家名为“乐乐”的美发厅。倒闭时间是日。当天上午10时许，上海市浦东新区孙桥派出所的便衣警察在乐乐美发厅内将店主张九勤、领班马琼燕及多名女性带走调查，并解救了被控制在这里的最后6名女孩。“你们搞什么？”被带走时，张九勤冲着警察嘶吼。附近店面的老张看到了这一幕。老张告诉新京报记者，由于乐乐美发厅有足浴、按摩服务，他断定这家店涉黄被端了。事实上，乐乐美发厅里发生的事情远比老张想象的复杂。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2001年3月至2013年8月，张九勤先后将多名女性诱骗至美发厅内，以扣押身份证、通讯工具、个人钱款、强迫签订虚假承包协议及借条等方法限制人身自由，以呛水、强迫喝尿、冻饿等手段，迫使数十名被害人长期向众多男性提供卖淫服务。新京报记者调查统计的11名受害者显示，她们刚开始进入乐乐美发厅的年龄段多在16-23岁。其中5人未满18周岁，最小的14岁。多位受害者告诉新京报记者，进入乐乐美发厅后，她们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固定的营业额，最多的每天要营收八九百元，最少的也在三四百元。业绩不达标、服务不尽心或想要离开时，她们都会遭到张九勤及同伙马琼燕等人的殴打。当年最后一批被解救的6名女孩，都过上新的生活。被控制4年的陆瑶逃出来后，第一次用上微信，昵称叫“重生”。在美发厅时，陆瑶最羡慕捡垃圾的人，“他们自由。”大多受害者将逃离的那一刻视作重生。她们常用几个词形容在乐乐美发厅的日子——奴隶、木偶、行尸走肉。被控制8年的刘丹逃出来后，感觉恍如隔世。2013年，再见到父亲，她发现他像是变了一个人——头发白了。回到村里，周围的老人大多已经离世，附近都是生面孔。离开时的石子路变成了水泥路，家里的水泥地也变成地板砖。买手机时，她也会感到新鲜。“进美发厅时，大家还都用着诺基亚，出来才发现，现在手机款式多，功能多。”刘丹对新京报记者说。谈及美发厅时，她们喜欢用“进来”和“出去”，像是在形容一所监狱。新德路339号没变的是内侧上方那扇装着防盗网的小窗户。丘小晶告诉新京报记者，午后天晴时，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来。那时候，一束光都让她感到奢侈。玻璃门也在。离开的时候，陆瑶回头看了一眼，说：“这扇小小的玻璃门，竟然困了我们那么多年。”　“足足被打了三年”在山坡和漆黑的小路上，刘丹用尽全身力气向前跑，身后，张九勤死死地追。同样的画面，出现在多数受害者的梦里。刘丹跟新京报记者说，梦的结尾，张九勤总能抓住她们。刘丹梦中的张九勤是乐乐美发厅老板。一审判决书显示，张九勤生于1972年，老家在江西省彭泽县棉船镇。在受害者面前，张九勤将自己塑造成黑白通吃，无所不能的人。刘丹告诉新京报记者，张九勤说自己大学毕业，当过兵，她母亲是新加坡的富商，在国外有连锁超市的生意。张九勤的同乡张文芳则告诉新京报记者，张九勤上到小学就退学，张九勤没出嫁时，她母亲就去世。张文芳说，张九勤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其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家里孩子又多，那个时候，张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张文芳的印象中，张九勤从小就很强势，脾气比较大，没有人敢欺负她。张文芳说，张九勤二十出头就到上海打工。张九勤曾跟美发厅里的女孩说，最初来上海，她在鞋厂粘鞋底，几年后，开了乐乐美发厅。一审判决书显示，张九勤的妹妹张九红供述，1999年冬天，张九勤开了乐乐美发厅。第二年夏天，把店铺搬到对面——就是如今的新德路339号。搬迁后，店里开始提供色情服务。张九红的辩护律师认为，张九红只是在店里打工，是冤枉的。服务员大多是骗来的。多位受害者告诉新京报记者，张九勤等人骗她们说，这里是正规美容美发店，手艺学成后，可以自己开店，“很有前途。”马琼燕就是奔着“很有前途”来的，她是早期的受害者之一。她父亲马宗明告诉新京报记者，马琼燕学过理发，一直想找一份美发工作。日，经同村一名女孩介绍，15周岁的马琼燕，来到乐乐美发厅。后来，马宗明得知，同村的女孩也是被骗到乐乐美发厅的。几天后，马琼燕发现这里不“干净”。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显示，她供述称，她去的时候，店里有七八个女孩，客人对女孩们动手动脚。她想离开。提出想法后，张九勤叫店里的小姑娘把马琼燕拖到卫生间，轮流抽耳光、呛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被骗来的女孩大多被呛过水，“四五个人把你倒立起来，将整个头插进类似桶装水大小，盛满水的水桶中，肩膀正好卡在桶边。插入十余秒后，提起来，再插进去，直至你服软。”一名受害者形容呛水的感觉，“水灌进鼻孔、耳朵，越挣扎越难受，随后窒息、失去意识，感觉马上就要死亡。”此后，马琼燕再也不敢提要走的事。她供述，她“足足被打了三年”。丘小晶说，她们的手机被扣在前台，家里人打来电话，只能去前台接听，还要开外音。说什么话，怎么回答，都要遵从张九勤的指示。刘丹提出要离开。“店里几个人把我拖到房间，用棍子不断抽打。”刘丹跟新京报记者说，事后，张九勤假意安慰她，让她试着做一个月。“来店里消费的大多是熟客，年龄多在40-50岁之间。”2013年3月份，由于三年多没回过家，陆瑶的父亲打来电话，执意要来上海找她。张九勤指使她给父亲发了一条短信，内容是“如果你来上海的话，那么你将永远都看不到我，我会消失在这个地方”。有两名受害者的母亲曾找到店里，由于担心张九勤给家人造成伤害，她们都没敢说出实情。邵童告诉新京报记者，2011年，她母亲到店里看她，“张九勤骗我母亲说，我做美发很出色。”那天，邵童现学现卖给母亲剪了一次发。母亲想多住几天，但张九勤第二天把她打发走了。美发厅的卖淫生意2005年前后，张九勤开设迪欧咖啡店。咖啡店占地两层，距离乐乐美发厅不过一百米。刘丹跟新京报记者说，此后，张九勤又在闸北开了同等规模的中式餐厅——汤豪仕。张文芳跟新京报记者说，这两家餐厅更像是幌子。从此之后，有不少受害者，都是先应聘到餐厅后，再被骗到美发厅。新京报记者了解到，从迪欧咖啡店被骗到乐乐美发厅的受害者，至少有5人。张文芳认为，对内，餐饮店为美发厅提供人员保障，保证美发厅的生意流转；对外，张九勤从美发厅赚取的巨额财富，人们认为是从餐饮店赚来的，不容易发现。刘丹就是张九勤从迪欧咖啡店骗来的。迪欧咖啡是一家连锁店，此前，刘丹曾在其他省份的迪欧咖啡店当过服务员。2006年5月左右，她想来上海发展，应聘到川沙迪欧咖啡店。培训一两天后，张九勤告诉她，说“对面的乐乐美发厅工资更高，每个月能拿到四五千元，包吃包住，还能学到手艺”。进入美发厅后，刘丹发现这里像“老鼠洞”般的阁楼。所谓“阁楼”，实际上是离地面两米高的地方搭成的木板，上方剩一米左右的空间，伸直胳膊就能碰到屋顶。每天凌晨一两点，店面打烊后，领班或收银员便将梯子竖起来，把她们赶上去，为防止她们逃跑，再将梯子撤走。早上七八点，一个个爬下梯子，开始接客。日复一日。12年时间，张九勤从乐乐美发厅获取巨额利益。日，付红开始在店里担任收银员。她对新京报记者说，店里有十六七名服务员的情况下，每天的营业额保持在10000元左右，过年期间，能达到1元。一个月的时间，刘丹的底线一步一步被张九勤等人突破。刘丹跟新京报记者说，张先是安排“好色”的客人让她伺候，再让她跟老员工一起伺候客人。最初，客人在她身上乱摸时，刘丹一把把他的手甩开。张九勤知道后，一个耳光甩在她脸上，“摸一下怎么了，又不会少块肉，就跟菜市场的猪肉似的。”每天早上9点左右，张九勤都会到店里。陆瑶跟新京报记者说，张九勤一进去，女孩们就赶紧准备好洗脸水，并给她梳头。梳洗完毕，张九勤便坐在大厅的沙发上，女孩们成排站在她面前，一个个报账。如果前一天的业绩没达标，便会带进房间倒立。倒立的时长，要看客人进店的时间。“如果有客人来，大家会出来接客，如果一上午没有客人，就要倒立到11点钟。”刘丹跟新京报记者说，倒立时间长了，手抖得连碗都端不起来。乐乐美发厅是张九勤的罪恶。但她更多为人知的一面却是慈善家。张文芳回忆，张九勤曾往老家的庙里捐了一笔钱。当时，乡亲们都说，这个女的有能力又心善。直到案发后，大家才知道，她的钱都是“黑心钱”。2010年，张九勤以汤豪仕餐饮连锁机构董事长、总经理的身份，出现在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官网新闻上。新闻中介绍，张九勤向上海中华职业教育基金会捐出现金五万零八佰五十元人民币，用于支援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救援工作。“我们还将配合上海中华职教社为西部地区教育扶贫作贡献。”受害者觉得很讽刺，张九勤做善事的钱，是从她们身上榨取的“黑心钱”。刘丹告诉新京报记者，她们没有拿过工资，客人给的小费也要如数上交。直到2009年左右，为安抚家长，张九勤会托人往家里打几千块。未成年人与孤儿2008年，马琼燕成为领班，角色由受害者变成施害者，女孩们称她为“张九勤的帮凶”。刘丹告诉新京报记者，马琼燕刚来时常常被打，吃了不少苦。后来时间长了，资格老了，张九勤抬举她，让她有了一些话语权。另外，张九勤还不断许诺她一些莫须有的好处，比如说以后把店交给她经营之类的话。所以，马琼燕死心塌地听从张九勤的指示。马琼燕的父亲马宗明告诉新京报记者，马琼燕到上海后，几乎没有打过电话，每次打电话回来，就是让他帮忙找姑娘。马琼燕告诉他，店里的生意很好，如果村里有小姑娘找工作，都可以来这边。多位受害者告诉新京报记者，张九勤指使被骗来的人，用她同样的话，去骗自己的亲戚同学。因此，受害者中，不乏姐妹、表姐妹、同学和同乡。2005年至2009年间，马琼燕一共为乐乐美发厅骗来6个姑娘，其中包括马琼燕的外甥女陆瑶。陆瑶是日来的，和她的同学丘小晶一起来的。那年陆瑶16周岁，丘小晶15岁。两个月后，店里来了一个1.3米左右的“小不点”，14岁，名叫徐佳。她是张九勤的养女。丘小晶说，她第一眼看到徐佳，就像一个小学生。徐佳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是孤儿。小时候被人捡到，送至安徽一户人家。13岁那年，由于养父的殴打，她逃回捡拾者家。那时，当地一男子称认识张九勤，说张九勤想领养一个女儿。张九勤身高170左右，身材壮实。第一次见她，徐佳很害怕，觉得她比较凶。徐佳称，那时，她又黑又丑，个子又小，张九勤对她没有好感。两天之后，她像一件“物品”一样，被张九勤送到外地的一个庙里。2009年10月份，她闹着要离开寺庙。之后，张九勤把她接到美发厅。起初，她在美发厅干杂活。到2010年1月，她也背负“业绩指标”，开始被迫卖淫。徐佳称，她曾经逃脱过，但张九勤以母亲的口吻又把她骗回来。有人说徐佳傻，“她要真把你当女儿，会让你干这个？”逃离和重生12年间，不断有人通过客人逃跑或被家人解救。判决书显示，马琼燕供述，2011年下半年，因为有人逃跑，张九勤便让店里其余的服务员签下10万、20万不等的欠条，说如果逃跑就会去她们家要钱。一审判决书显示，警方查获的《借条》显示，丘小晶、刘新等10人，分别向张九勤借款10万-40万不等。2013年，逃离潮开始涌现。受害者们解释，一方面是因为新来的收银员可怜她们，看管变松；另一方面则是个人心智的成熟。第一批逃走的是丘小晶和徐佳。丘小晶告诉新京报记者，她发现有逃跑的机会，但是身上没钱，也没车，很难走远。于是，她决定把希望寄托于客人身上。经过筛选，她选中一名客人——这个人每次去，都不会碰她，而且常劝她离开这个行业。2013年5月中旬，丘小晶把她的遭遇透露给这个客人。得知真相后，客人十分震惊，决定帮助她。丘小晶觉得一个人走不安全，希望找一个伴。有一天，她和徐佳在一个房间给客人按摩时，用含糊不清的家乡话问她想不想走，徐佳听完后，连连点头。俩人想了一个办法。因为店里每天12点，都会派人去马路对面倒垃圾，俩人决定，出门倒垃圾的时候，趁机逃脱。丘小晶提前跟客人打了招呼，让他戴上墨镜、帽子，换一辆不常开的车，以免被人发现。客人照做，并连续在垃圾桶边等了她们两三天。但由于种种原因，丘小晶和徐佳并没能出来。直到日晚上11点左右，张九勤早已下班回家，领班马琼燕则出去洗澡。当晚，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部国外电影，大家看得入迷。丘小晶给徐佳使了个眼色，俩人便提着垃圾桶出去倒垃圾。马路对面100多米的垃圾桶处，丘小晶看到了在车上的客人。她不敢回头，快步向车辆靠近，“几秒钟的路程，感觉像是几个小时。”她轻轻拉开车门，迅速钻进车里。旁边的徐佳，激动得手足无措，拿着垃圾桶就要往车里钻。丘小晶提醒后，她才把垃圾桶丢到路边。上车后，俩人蹲在后排，紧紧抱在一起。“别管红灯绿灯，你就只管开，开得越远越好。”丘小晶对客人说。十几分钟，车子上了高架桥，俩人才坐起来，摇下车窗，大声呼喊。日，陆瑶和寇静借助客人逃跑。当年8月18日，刘丹、白美慧、邵童、张庭诗四人同样以倒垃圾、晒衣服为由借助客人逃脱。由于张庭诗的亲属在孙桥派出所有熟人，三天后，她们托人向孙桥派出所报案。日，张九勤、马琼燕因涉嫌强迫劳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7日，因涉嫌强迫卖淫罪被逮捕。一审判决书显示，经查，张九勤先后雇佣张九红、马琼燕、付红、鱼红玲、张春春、吴抒鸿、颜立华等人，强迫数十名女性，在其开设的乐乐美发厅内，长期向众多男性卖淫。截止发稿前，记者两次致电上海川沙派出所求证此事，但未获得回复。10余名受害者称，直到现在，她们均未获得任何赔偿。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显示，张庭诗、赵静等多名被害人，患上妇科疾病；白美慧在呛水挣扎时，椎体压缩性骨折，阴雨天仍会隐隐作痛；刘丹、陆瑶等8人，均患有“创伤性应激障碍”。离开乐乐美发厅后的几年，她们散落到全国各地，过起正常生活。白美慧开了小店，陆瑶应聘到饭店做服务员……但身体及心理的伤痛，还是会一下子把她们拉回那段日子。她们依然常常在噩梦中惊醒。（文中除张九勤、张九红、鱼红玲、吴抒鸿、张春春、颜立华外，其余均为化名）新京报记者 赵凯迪 上海报道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新京报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关键时刻，还看新京报。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