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既得利益者是当维持会会长 还是继续往前冲？
来源：《人物》杂志
核心提示：白岩松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自己新书，书中谈到，自己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但如何做一个既得利益者？性质是不一样的。你能不能为年轻人铺路，你能不能有的时候牺牲自己所为的利益，你还没有没有勇气，你是当维持会会长，还是再继续往前冲，这都算。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不就是要解决既得利益，还有动力向前走，并且敢于削减自己的利益。否则的话就很麻烦。改革为什么迟迟不推动，因为既得利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原标题：怎么做一个既得利益者？
文/林天宏 张卓
谈奥运与体育
《人物》：北京是上一届奥运会的承办城市，你刚从伦敦奥运回来，两者相比，你有什么感触？
白岩松：我觉得我不太愿意去对比，我很反感说北京奥运好、伦敦奥运会不好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伦敦是一届很正常的奥运会。北京太认真了，所以非常高水准，很难被超越。但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大部分第一次都这样，中国第二次办的时候可能也正常了。
但我还是要说，伦敦给北京上了一课。无处不在的运动的人，无处不在的运动场地。我从我们的记者站楼上往下看，下面有一个不太干净的河道，我每天都能看到小孩在赛艇，哐当掉水里面，爬起来接着划，我才知道人家赛艇为什么那么厉害，请问在中国你见过一个小孩或者是大人划过赛艇吗，除了在运动会上。
在伦敦我忽然看到一种渴望已久的球场，5人制的，各个小区周边都有。底下是5人制的球门，横梁上一个篮球架子。我突然明白这是一个城市完全出于人的需求建设的，羡慕得我啊，让摄像赶紧拍，在节目上播出去。
最后那天下午，我们跑到伦敦的摄政公园踢了一场野球，太舒服了，草地一望无际。我们请的英国司机，车后备厢里就有球门，到那组装，踢到半场的时候，来了4个老外跟着我们一起踢，那天是最愉快的一天。我一直说我要是北京市长，就赶紧把公园的墙拆了，再在我的城市里建100个这样的球场。
《人物》：在伦敦还有什么收获？
白岩松：我在伦敦最大的一个收获，是我在伦敦发现一句话，&keep calm and carry on&。怎么满街，大街小巷全是这句话，各种纪念品，杯子，什么T恤衫，全是。
我开始一直没明白。直到有个哥们儿给我讲了背后的故事。二战时德军开始轰炸英国，英国已经做好了要沦陷的准备。沦陷了怎么办？怎么给民众鼓劲？政府私下印了300万张海报，就想一旦沦陷了之后人手相传，那种符合英国民族性格的含蓄，保持尊严，但是信念又在里面，保持冷静继续前行。由于没有沦陷，英国政府就把这些海报全部销毁，谁也不知道。但是前几年有一个出版商，在家里头莫名其妙翻到了一张海报，这哥们就不明白，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开始请历史学家钩沉，这个故事浮出水面。
这个故事一下子触动了我，我跟你说我现在手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震动，感动，太感动了。我在那儿买到了海报，挂在我办公室里，也送给朋友，太牛了。此时的中国和我自己，太需要这句话了。从我个人来说不用说了，我觉得中国现在也处在一个急速向前走阶段，问题、成绩似乎都很多，你不要天天在那儿说成绩，也不要就被问题击倒了。如果中国此刻能够拥有一种保持冷静、继续前行的定力，作为其中一员，你会比现在更有安全感。
《人物》：刘翔退赛这个事情，你怎么看？
白岩松：说白了，不就是一个比赛吗，回到体育。刘翔退赛那晚，我去安慰他爸妈，那个时候他们连刘翔都没见着。所以我去安慰，说是采访，但我30%是采访，70%是安慰，我想跟他们聊聊天，帮助他们缓解一下。看刘翔比赛的时候他妈妈号啕痛哭。他爸送走两个朋友之后在卫生间哭的。
我跟他爸爸抽了半天烟，聊很多事，包括我也受过伤，我给他看我骨折手术留下的痕迹，我说我这么一个非职业运动员副韧带撕裂，两条腿各半年，左腿骨折手术，我说我把所有专业运动员会受的伤都受遍了。再一个我跟他父母讲，我说你想过没有，每届奥运会110米栏冠军，第二届都摔倒在跑道上，2004年的时候刘翔的谦卑约翰逊摔了，眼镜都掉了，然后2004年的冠军刘翔2008年退赛了，2008年的冠军罗伯斯，这次摔了。我这么一说完，他父母说，哎，真是。所以他们就会好受一点。
刘翔受伤的消息早就公开了，看我不知道受伤的程度。网上关于刘翔退赛，有一种阴谋论。我不同意这种论点。我觉得在透明度上，将来也许会有更多的东西展现在大家面前。你觉得他不想好好比赛吗？哪个获得更大的利益？因为哪怕从利益的角度来说，人家也期待的是跑好。
《人物》：说说羽毛球队消极比赛的事吧，事后你第一时间发表了一些观点，也引起了很大争议。
白岩松：没有人说消极比赛是对的。但有多少人去了解规则问题？坏的规则激活了人内心不好的那一面。英国《泰晤士报》的标题是《因为想赢，所以必须输》，英国最主要的五份报纸，有两份认为运动员就该这么做，另外三份批评了消极比赛，但是接下来全转到抨击规则。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不合理，你制造了荒唐规则，最后把棍子打在了个人的身上，我当时就认为中国应该申诉。中国开始不申诉，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记得那届亚洲杯，在北京，决赛是中国对日本，日本进的第一个球是手球，但是我们运动员之前就被告之，因为中日对立情绪，尽量不要刺激观众，结果我们的球员非常冷静，没有申诉。如果那个手球不算，有可能中国夺冠了。
不要说我们是大国，要考虑大国形象，参加个奥运会，又不是选道德模范，跟人家比国大国小有什么道理。过去我们从来不申诉，结果这届奥运会后半程我们开始申诉了。金牌焦虑被2008年解决了，现在我们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道德焦虑，想在奥运赛场上也全部都是道德模范，不是，体育就是体育。
有好多人说李永波是一个只想赢的人。但在10年前，李永波接受采访时就公开对着镜头说，他不喜欢奥运会的羽毛球比赛，真正感动他的是他开车经过，看到路边有人打羽毛球，他会停下来看半天，他觉得这才是羽毛球最可爱的时候。
《人物》：你怎么看待举国体制？
白岩松：中国太大了，必须有那种冠军期待，所以举国体制的确有它很合理的一面，比如说举重这种项目，丢到市场上就会彻底完蛋。
好在现在社会抨击和监督越来越有力量，我也看到很乐观的变化，新的生长点，包括体育商业化和职业联赛。比如李娜、丁俊晖，就是举国体制下裂变出来的新花朵。现在很多多运动队越来越开始用市场化的方式去融资，用赞助商来打造产业化。这个东西它绝不会一年就立即带来改变，一定需要时间。
将来在举国体制下，必须借鉴很多市场环境下的选拔和竞争方式。我觉得到下一届，会有几个很重大的变化，将来我们的旗手，在我看来，身高身低，是男是女，都不重要了，列出一堆候选人来，个个不同。有的国家是运动队来选，就是这个代表团各个项目的人来投票，运动员自身选择。还有的是交给公众，还有像美国这种就选择有故事的人。我也认同就选择有故事的人，比如李娜。
这种体制的改变，不是一个乐不乐观的问题，去想明天会更好一点，它可能明天真的更好一点，如果你认为明天会更坏，那它真的更坏一点因为它改变了你的行为方式。
《人物》：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英国人用了他们的音乐来串场。如果你是北京奥运会的导演，你会选什么中国的音乐？
白岩松：这不可能，做不到。英国的音乐确实有着全球化的影响，这是他们的骄傲。请问我们除了《茉莉花》之外，有哪首是全球化的？当然还有自由、民主，都是他们的骄傲，他们可以展示的东西，只是这次他们选择了音乐。
谈音乐与读书
《人物》：我知道你在家总听音乐，是边听边工作吗？
白岩松：在家什么都有可能。有时在共组，但有时会一瞬间专注下来，音乐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等着你。
比如今年2月有一天晚上，我听傅聪的《夜曲》。《夜曲》我听得太多了，但那天晚上突然有一瞬间我就蒙了，我一下子就进去了。我听到了一首新的《夜曲》，一首属于中国人的《夜曲》，当时我就叫我的夫人注意听。后来我跟好多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肖邦的《夜曲》，那是大多数人的夜曲，但是傅聪的《夜曲》是少数人的。肖邦的是夏天，傅聪的《夜曲》是冬天，这里头有中国人特有的血脉相通，中国人一直拥有月、夜这样文化中的意境，所以那一瞬间我毛骨悚然，起鸡皮疙瘩，这就是音乐可爱的地方。
我最早被古典音乐打动是1994年一个冬夜，当时我也是当背景音乐，但从来没有真正进去。那时我采访一群老先生，季老（季羡林）、胡绳、张岱年等人，我写了10万多字的采访笔记，结果那天晚上我在听《悲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我记得第一乐章，突然一个转折，最优美的旋律一起来，我瞬间泪流满面，一下自己就进去了。
这是因为心境。那段时间是我回忆中心最静的一段日子，你想想，我能用两个月的事迹去准备这个选题，10位学者，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这是我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没有那一次的持续几个月专注安静地对这些老人的采访，我觉得我没有今天，那几个月时间，他们身上很多东西深深改变了我。
《人物》：在你年轻时，中国的摇滚音乐，有崔健，有唐朝，有黑豹，为什么现在中国没有能与之匹敌的摇滚乐了？
白岩松：你说的这几个人，我恰恰都是某种见证人。崔健第一场音乐会1986年在工体，我是跟同班同学去买的票。唐朝录专辑的时候，我同宿舍哥们儿是副录音师，我跟他们天天滚在一起。我当时在北京交通台兼职，播他们的歌，在中国是最早的。我跟黑豹他们关系很好。当时在学校管广播站，我放了恨不得有一两个月的黑豹。
那个时候，中国的摇滚乐一片空白，在空白当中突然长出一棵树，会觉得非常打眼，就像你饿极了吃个包子，觉得好吃。当你饱了，给你吃什么都不会觉得好吃，但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包子就不如你饿的时候吃的那么好。我也不认为现在就一定糟糕。我觉得现在我们越来越进入到一个正常的社会，完全多元化了，很难有谁的声音那么特别，全部被分化了，就像我始终在说，我也不过是万千声音当中的一个。你要有效地让自己汇入到这股力量中去，你怎么会愚蠢到去想自己会起多大多大影响，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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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白岩松最新演讲：50岁的我，只想善待每一个今天
30岁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幸福目标，都是跟物质挂钩的。
“三十而立”这个立，是指你得有车有房，要不然丈母娘不把媳妇许配给你。
但是四十不惑很难，我40岁是困惑，不是不惑。
——白岩松
光阴的故事，咱们从几张照片说起，也跟书的封面有关，看第一张，这是30岁的样子，真不觉得自己好看，50岁回头一看，真不错。
一、30岁要懂得做减法
30岁最大的人生感受是回头看，我觉得是减法，从某种角度来说《痛并快乐着》也是一种减法。
但是对于我来说，30岁，我觉得无论从自己还是对各位的提醒来说，做减法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经常提醒，在30岁之前要玩命的做加法。
要去尝试，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种可能，你也不知道命运将会给你怎样的机缘，所以不试你怎么知道。
但是有的人就在20多岁的时候拼命的试，各种加法，但是忘了收。
忘了到一定的时候要做减法，我觉得30岁左右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机。
要在做了一系列加法和四处乱跑之后，要做一次减法的，否则就晚了。
为什么要做减法？
你不是所有的都适合，也不是适合你的所有的事你都该去做，八条线拴着你你能跑多远，它可能会互相牵制。
在29岁时候我已经被破格提拔，学术的话叫教授，记者的话叫高级记者，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少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又开始感到一种巨大的困惑。
到2000年的时候，做悉尼奥运会，掌声也很多，我突然觉得一切都不太对劲了，我自己问自己，你究竟要做什么？哪些东西要抛掉？
那一年我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减法，我停了自己的节目，停了一年，没有任何出镜。
当时有人劝我，说主持人这一行，你只要一个月不出镜还凑合，半年不出镜就没人记住你了，我说那我这个脸太廉价了。
那一年去研发新节目，这是在出了《痛并快乐着》之后，2001年，我整整停了一年，今天的一切其实都感慨于那个时候的做减法。
那个时候我可以做很多东西，我可以做体育，我可以做娱乐，我可以做其他好玩的东西，做制片人等等。
但是我说不，我发现我只能做新闻，我也最该做新闻。
再然后，我当时是三个栏目的制片人，我在一夜之间都辞了，我单纯了，也才成了我今天的我。
前几天跟同事聊天还说，我说30来岁的时候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当时有很多提拔你做主任副主任的机会。
我拒绝了，回到普通百姓的位置上，到现在我就是中央电视台连股级干部都不是，就是绝对本科的同事。
我就想看看一个本科生能够走多远，一个本科生的学历为什么不可以不断的去学习，让自己去带研究生。
我现在带研究生，每年要带十一个，这都是一个减法的结果。
另外，在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在奔波之中，最后产生一种感受，一切我都应该得到。
只要有哪件事有点欠缺，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在座的各位千万别，也要学会做减法。
就是在那个时候，快到30岁的时候，28岁的时候，1996年，看奥运会我编出了一句话，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
在《曾国藩》这部长篇小说里头，写到很重要的一句话，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什么？
曾国藩给自己的书房题名“求阙厅”，阙是缺少，花未全开月未圆——
花没有全开的时候是最好的，月亮还没有全圆的时候是最好的。
但是对于常人来说这是缺陷，还没够完美，不够达到极致。
毁一个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求完美和达到极致。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花没有全开的时候才是最棒的，花一全开就离落花很近了，月亮一旦全圆，离慢慢变成残月也很近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30岁给我的很重要的一个助推和启示，接下来咱们看40岁。
二、人到40岁反而困惑了，要和自己对话
40岁没那个时候好看了，但是我觉得放松了，自由一些了，为什么呢？不再是西装革履了，不再是黑白模样了，而是开论幸福了。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四十不惑，但我40岁是困惑，不是不惑，我觉得现今这个时代40岁恐怕困惑是最多的。
我的中年危机很早，到36、7岁就在困惑，我干一切有价值吗有意义吗，我到底要干什么，《幸福了吗？》这本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出来的。
30岁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幸福目标都是跟物质挂钩的，三十而立这个立是指你得有车有房，要不然丈母娘不把媳妇许配给你，很物质。
但是四十不惑很难，我觉得古人平均寿命低，没有现在长，所以要浓缩，四十就不惑，我觉得我四十就是困惑，物质没有给我带来我以为会带给我的幸福。
当然，不仅仅是个体，还包括这个时代。
巧了，我今年50整，中国的改革40岁，到底是不惑还是困惑？
我觉得走过40年道路的中国，在物质方面已经给予了大家足够多的东西，但是焦虑和困惑增加了。
我们以为强大了，富裕了，就一切OK了，结果发现物质不过是打了一个底，原来在物质上脱贫是最容易的，但是在精神上富裕起来并且成为大国真的很难。
美国都开始打你高科技，咱们打农产品，这个世界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叫老二不容易当。
我们必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岁月，把这个二不是变成一，是变成超越自己。
这个话题太大了，说到个体，我的书名是《幸福了吗？》，是问号，是代表我内心的困惑、中年危机的诞生。
40岁要回答自己整个的问号，40岁左右的时候多跟自己聊天，要去读很多的东西，给自己一些答案。
我很庆幸在36、7岁走进了《道德经》的世界，我在《白说》里面已经谈到。
在40岁的时候还要思考，如果周边的环境不发生改变，尤其是软环境，您心情舒畅的走出家门，到处是乱闯红绿灯的，你买一个东西都是假的。
我说这两天中国都在跟台风做斗争，一个台风是无形的，一个台风是有形的，无形的台风就是疫苗，它冲击着我们内心安全的堤坝。
另一个台风是中国很少有从上海登陆的台风，这是题外话。
接下来你要去思考的是，你独善其身，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拥有了很多的答案，但周围的环境不变化，你会幸福吗？
我有八个字说的比较重，我觉得我们现在是道德赤字，人性亏损，这才是现在最大的赤字和亏损。
前些天，我亲眼见到了两个车相撞，其实撞得没有那么严重。
该负责任的车，和被撞的车主说，咱停到路边慢慢说，结果前面的车跑了，一车人也没有拦着他。
这会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吗？这会是一个负责任的儿子吗？
更不要说他怎么会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而他可能是你的同事，这就是道德赤字和人性亏损，也必然会影响到你。
你不管自己是多么大写的一个人，除非你足不出户，但是足不出户也不妨碍你的孩子要打疫苗，你送外卖，外卖也有可能有问题。
所以中国人如何学会由一个小老百姓变成一个公民，这是我在40岁既问给我自己这个人，也问给这个社会重要的命题。
三、50岁我送给自己的词是“好奇”
接下来看看50岁。如果30岁是减法，40岁是困惑，我觉得50岁我送给自己的词是“好奇”。
50岁很尴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进可攻。
退要混得可以也可守，躺在自己取得的某种东西上，躺十年混个退休也似乎可以，但是“攻”，努努力也还行。
最近看一本书写得非常有意思，说在硅谷里真正成功的创业者五六十岁的偏多，这跟我们的概念是不同的。
中国什么时候能够不把创业全部当成年轻的事业，就跟中国不该把志愿者都当成青年志愿者一样。
上一周我做了一期节目，是中国网上要招募退休的中小学教师，每年有两三万块钱的补助，然后去乡村当老师，而且必须是优秀的。
我说是正式开启了退休后再就业的先河，当然不光是慈善。
回到50岁，离那一块还有点距离。你怎么向前走？
更重要的是对于50岁的人来说，有两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你自己，你是不是还对很多的事情好奇，你的人生观是如何的。
我觉得我的50岁最大的收获或者我此时按照什么方式在活着，就是我善待每一个今天。
20岁的时候容易活在明天里，一不注意50岁容易活在昨天里。
但是我努力的克制自己，既不活在明天也不活在昨天，我善待每一个今天。
50岁的人就不该总是明天再说或者说昨天真好，我觉得今天最好。
蔡琴的一句话说得蛮好：
每一次看照片我都觉得两年前的那一天真好看，但是两年前的那一天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好看过。
这句话挺有味道的，我30岁的时候没有觉得那个时候挺帅的，觉得自己毛病很多。
可是今天当我隔了二十年回头看的时候，原来我也年轻过，原来我头发那么多。所
以善待你的每一个今天，两年后再看你的今天最好不过。
就像史铁生说的那句话：
当我的腿刚不能走路的时候，我坐在轮椅上天天怀念奔跑打篮球的时候，每天都非常痛苦。
又隔几年，我在轮椅上生了褥疮，天天难受，那个时候天天怀念什么都不痒什么都不疼，安静的坐在轮椅上的时光。
又隔了一些年，我得了尿毒症，我总要去透析，那个时候我就怀念刚刚有褥疮的轮椅时光。
50岁如果再活不到善待每一个今天，前面50年白过了。
其实我觉得别等到50岁才明白这个道理，30、40就应该明白，所有的东西都容易轻易的错过，旅行中的一顿饭你只要没吃，30年后不一定有那个味道。
所以善待每一个今天是我50岁的时候第一个感受。
第二个就是好奇。
我发现我不再对很多事情好奇了，因为见过了很多，体验了很多。
但是我督促自己好奇，所以在做很多事我都带着好奇的心，包括这套书重新整，也是因为好奇，互联网时代传统的图书出版能有什么玩法。
如果要没有这个好奇，不会有这套书，这套书的起因就是出版社跟我说纸价太贵了，得涨价了。
我说别，除了涨价能不能涨点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我可以让这本书变成立体的书。
以前没有这样的书，出了18年能不能每一个章节后面都录着视频，自己跟那个章节的对话，哪些变化，哪些新的所思所想，哪些东西推翻了你原来的看法。
于是就开始玩了，就玩起了这三本书。
我觉得好奇是督促人类进步最重要的一个动力。也是督促一个个体进步的最重要的动力？
一个民族只要不好奇了，这个民族吹了。
几年前有位号称BBC最牛的新闻主播到北京，有好事者在国际饭店组织了一个中国新闻主播和他的对话，就是我和他的对话。
这个哥们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BBC应该跟CCTV学什么？
我开了一个玩笑说“当然首先学中文了”。
接下来，我说BBC最应该跟CCTV学的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我们这几年快速的到世界去布局各种记者站，现在已经超过了70个记者站。
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学生，我们带着巨大的好奇之心在观察这个世界，而BBC已经把英国本身当成世界了，你们不再好奇。
这个哥们把桌子一拍，你说的太好了，我们缺乏的就是这个东西。
2007年我采访了一个日本作家，这个作家说日本除了希望什么都有。
后来我明白了这句话说得真深。
换个角度来说，中国除了希望好像剩下什么都缺，但是就不缺希望。
每个人都觉得前面有奔头，但是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又变成了一个除了希望什么都有的富裕国度？
坦白的说，我非常担心中国走到那一天是富的，什么都有的时候，不觉得自己真穷。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高学历的没文化的人很多，存折上有无数个数字的穷人很多，这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
真穷是不可怕的，因为前面有奔头，有希望，这就是我说道德赤字和人性亏损的原因所在。
所以我觉得科学家之所以发明了很多的东西，不是说一开始就承载着伟大的什么使命等等，不是。
我觉得就是好奇，所以我始终在50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督促自己，要更好奇。
我现在很烦的一件事就是坚持，一旦坚持离死不远了。
过去我们说坚持就是胜利，中国足球只要坚持就是黑色三分钟，坚持就是咬牙，没乐趣了，没方法了，就靠坚持了。
坚持有的时候很重要，但是相当多的时候这句话有AB面，我很怕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坚持，比如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我就是坚持。
可是我觉得好奇，跟大家的交流，我会说成什么样，给自己一个很小的关键词。
但是以自己的互动跟大家去聊天，我觉得在50岁的时候只要还能保有很大的好奇，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大的层面，50岁是一个重要的考验，四五十岁的时候，在中国，你作为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
我非常担心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因为希望而去实现很多的梦想。
一旦自己实现了梦想，成为既得利益者，便成为阻拦别人实现梦想的人，转眼就用他曾经最不喜欢的方式来对待年轻人和事。
因此在几年前我自己就开以志愿者的身份去招东西联大，每年招十一个研究生，一带带两年，现在已经毕业了五期，有55个纯研究生毕业了。
我觉得做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是很幸福的事情。
既得利益者有可能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重新成为铺路石。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不想对太多帮助我的人说谢谢，因为我要以加倍的方式去对待年轻人，这就是我说谢谢的方式。
我希望中国不管是物质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各个领域的既得利益者，当你成了的时候，要考虑你该怎么为年轻一代铺路。
但是，昨天推火车的人，今天成了拦火车的人，回头看中国的历史，到处如此，今天也不会不是这样，甚至有的时候会更多。
所以呼吁所有的既得利益者，要成为你年轻的时候希望碰到的那样的人，我也许做的不够好，但起码我在想，我在做，在说。
四、60岁，做个可爱的老头
接下来看看60岁什么样？
我觉得这个漫画特善良，我相信我60岁的时候我的头发没那么长，眉毛也许还那么多，但是60岁的体型应该还不错。
坦白的说大家看我，50岁的中国的男人都这样的体型相当不错了。
漫画作者：曾恋寒似颜绘工作室
但是在这个体型的背后，是我信奉的一句话，越自律越自由。
停了雨我就跑步，踢球，50岁依然可以打大场，不是开玩笑，而且经常跟专业的一起踢。越自律越自由，我因为自律所以我可以自由的奔跑。
目前，中国超过60岁的人已经超过了2.3亿，十年后肯定过3个亿。
也就是说仅仅从60岁以上的人口来说，中国这个人口如果单独是一个国家，世界前五，甚至有可能世界第三，可怕吗？
我倒不觉得，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网上的一个表，中国各个省市直辖市的平均寿命，上海和北京都超过了80岁。
平均寿命男女全算上，这个平均寿命肯定是男的占了女的很大便宜，那也就意味着，我即便十年后60岁了也是世界第三国度里头最年轻的那一个。
未来，女性如果55岁退休，到平均年龄80岁退休后还25年，男性60岁退休到平均年龄80，退休后还20年，您干点什么，光跳广场舞？
今天跳广场舞的大姐大哥们是时代带给他们的文化习惯和娱乐方式，再隔二十年，下一代人可能还会有很多跳广场舞的，但是会大量减少。
因为下一代人不再是集体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就像岁数大的愿意旅游跟团走。
现在年轻人越来越自由行，没有好和不好，只有时代在洗牌，在不断的剧变。
我60岁的时候，是作为最年轻的那个团队当中的一员，我该去做一个怎样的人？
中国话说六十耳顺，我相信我那个时候绝对不会听什么都高兴，听到不该高兴的还会不高兴。
更重要的是要为年轻人去做点什么，不懒惰，不轻易的妥协，该反对的反对。
我希望未来中国的老头老太太都这样，体型保持得好一点，多穿点好看的。
别很多东西不省得扔，别在孩子眼中是讨厌的父母，像你曾经讨厌过的一样。
五、不管走多远，请看看你的18岁
看最后一张，这是18岁时候的样子，当讲完那么多光阴的故事的时候，还是回到这一刻。
我很喜欢18岁时候的样子，就两句话，我觉得每一个自己的18岁都像是一个期待着追问的目光，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的18岁。
今天的你是18岁的时候你想要的样子吗？
我觉得还好，在今天物质名气比我18岁想得到的多得多，但是另一方面永远在路上，18岁我在读新闻系我希望成为最好的记者，我今天依然在路上。
“白老师你怎么还在CCTV？”
因为我想成为好记者，新闻还在这儿，这是我18岁的目光。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偶尔要拿自己的18岁来问问自己，你是当初自己要活的那个样子吗？
这事真骗不了别人。
第二个感受很深的，很多年过去，我庆幸18岁所面对的那些东西，悄无声息的塑造了我。
18岁那一年我在书店淘了本《朦胧诗选》，在工体听了崔健的《一无所有》，看了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
结果今天我突然发现我的文字风格受到最大的影响包括我的性格就是朦胧诗、摇滚乐、古龙。
18岁你遭遇了什么，你就可能携带什么上路，我想知道你们今天的18岁在遭遇什么？
是不是如刀劈斧凿一样的在雕刻你，你用什么工具，它打磨你什么样子。
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圈，没有朋友；
天天在聊天，没有在谈心；
知识获取无限，离智慧很远；
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看似人人都在说个性，可是我作为旁观者，现在的年轻人非常一样，这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还要经历启蒙，我们还要更要经历对人性的充分了解。
中国不管经济发生多大的变化储备，如果没有顺应人性，抑制人性恶激活人性善，未来仍然会有很多让我们担心的东西。
所以我的18岁也是这个时代的18岁，走的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现在已经被浓缩成“不忘初心”四个大字。
我觉得不管走多远，每一个人都应该用你的18岁问问你自己。
18岁留一张照片是很好的，经常拿出来问问自己，别人说什么没有用，骗别人太容易，骗自己太难了。
本文作者白岩松，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正反读书”（id：changjiangwenyi111）。读书是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
为什么孩子比成人更接近数学的本质？历经近十年的版权洽谈，终于落地大陆的数学图画书，打开国人的数学基因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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