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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博弈与内疆展拓：以隆万间古田之役和罗旁之征为中心
? 土流博弈与内疆展拓：以隆万间古田之役和罗旁之征为中心 土流博弈与内疆展拓：以隆万间古田之役和罗旁之征为中心 牛 建 强 [摘　要] 包括广东岭西、广西、云、贵等地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明一代时常发生叛乱。到了隆庆和万历初，高拱、张居正等强势阁臣推行积极拓展的边疆政策，对西南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地方督抚遂确定了征剿的方策基调，除征讨岭东的海贼和山寇外，对岭西、两广交界的“猺、獞”叛乱采取强力征伐手段，先后发动了广西的古田之役、广东泷水县的罗旁之征。因地貌和征讨对象的相似，以及前后两役谋划者的联系，故两者在具体行动和善后措施上具有某种借鉴性和关联性。而如城池修建、官署设置、兵备和参将的配合与驻军的守护、道路开辟与网络化、招徕移民垦田入籍、设立学校加强教化等善后措施的采取，以及这些成果的不断巩固和扩大，使得化外之区完成了从形式上归附到纳入国家有效控制体系的实质转变。 [关键词] 明代；内疆；土官；流官；古田之役；罗旁之征 洪武年间，包括广东岭西、广西等地在内的西南民族地区向明廷臣服朝贡。而在稍后的时日中叛服无常，明朝大兵屡降，展现了土流博弈的漫长过程。到了隆庆末和万历初，通过广西的古田之役和广东的罗旁之征，开创了国家对边疆地区有效控制的案例。对于这两个事件，已有学者关注。如，颜广文曾发表《明代广东地区民族政策的演变与瑶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第109～115页。《明代两广总督府的设立及对粤西的经略》*【注】《学术研究》1997年第4期，第52～55页。两文，概述罗旁之征后的某些善后内容。刘勇曾撰《李材与万历四年(1576)大征罗旁之役》*【注】台北《台大历史学报》第40期，2007年12月，第57～90页。一文，重点阐述担任岭西道的李材万历元年在罗旁大征前期谋划中的作用、李与两广提督殷正茂以及阁臣张居正间的政治纠葛。就目前所知，还没有专门把古田、罗旁之役作为系统过程加以研究的成果。笔者立足于明前中期西南地区诸多土流博弈事件的分析，将之与隆、万之时的古田之役和罗旁之征视为一个联系的、整体的过程，置于土流体制的论争中加以考察，试图梳理明代国家对西南地区具体操控的演化实态，进而理解和把握国家在具有战略地位的地区开展军事行动和善后措施的历史意义。 一　明前中期西南地区土流博弈的相关事件 对于那些虽处在中华帝国疆域之内但并未真正纳入到王朝控制体系之中的地区，有学者称作“内在的边陲”，也有人在此基础上改称之为“内地的边缘”。*【注】鲁西奇：《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第121页。“边缘”作为概念，似乎更强调一条界线而非一个面体，所以笔者倾向称之为“内地的边疆”。本文所涉及的“内疆”概念，其实就是“内地的边疆”的简称。该区域系指明代的西南地区，包括岭西、广西、云、贵以及川、楚、赣的南部地区，这里分布着大量的瑶、壮、苗等少数民族族群。 关于内疆概念，至少在明后期即有了清晰的认识。如，隆庆六年(1572年)十一月十四日，广东岭西兵巡道佥事李材，受两广提督殷正茂的指令，会同分守道和参将等官对罗旁贼巢和道路进行访查。大约在万历元年(1573年)，他将各种情况汇总，提出了关于大征罗旁的搜剿、馈运和善后诸环节的初步意见。其中云，罗旁东、西二山，对于拥有普天之下的大明来说，不过撮土之地。然“猺贼”栖居岩险之内，“阻以崇山，护以深涧”，“自拥区宇”，自我称王，虽四环赤县，迥然另一霄壤。攻城略地，祸害地方，屡拒王师，主张彻底征剿。在他看来，“兹举也，岂特弥盗，固所以为国家开未辟之疆土也”。*【注】李材：《兵政纪略》卷一九《岭西经略·大征罗旁盘据猺巢以靖地方议》，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16种，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839～840页。即认为把罗旁纳入版图，就等于是为国家展拓了疆土。再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在征讨四川播州之初，兵部在复议御史涂宗浚的“征播四议”时，赞同涂的看法，提到为分化叛酋杨应龙的附和力量，取得诸如安氏、七姓五司等部族的支持，淡化改土为流的说法，借着神宗口吻道：“土司自我朝开设以来，因俗而治，世效职贡，上下相安，何必改土为流方是朝廷疆宇？”*【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九，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己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校本，第6277页。意谓设置流官固然是扩展疆域的方式，而土官为治也未尝不是朝廷疆域。这是特定语境下的表述，其意图在争取其他部族的归心，打消他们的疑虑，允诺事成之后将叛酋土地分与他们世守，而非采用流官体制将其收回。从这种表述的背后可以看出，两者的疆域含义是有区别的，由此获得的赋役征发权力的归属也是不同的。在当时人看来，只有当某一具体区域改流之后，才算是真正纳入了国家统治的版图。万历二十九年四月，兵部在复议川贵总督李化龙提出的播州善后事宜时就“正疆域”说道，“播左连水西，右通永宁。地址虽若犬牙，彼此原有疆界……既改土为流，当清疆界，永杜争端。原系播州者归我版图，原系永宁、水西者归之奢、安二氏。勒碑立界，永为遵守”*【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八，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乙酉，第6687页。。这即是说，播州之乱平定后，与其左右相邻的永宁和水西等地归奢、安二氏所有，而播州入明版图，双方划界立碑，界址分明。这一开疆拓土的认识在朝廷上下也是一贯的。如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闰九月，为表彰平播军功，阁臣沈一贯上言：昨日接圣谕，知皇上嘉奖军功、激劝后来之至意，随即于当天出阁时至朝房会同兵部官员商议，一致认为，“平播一功，开疆展土，奇勋懋绩”。应如圣谕之意，对有功文武官员皆“从厚升赏”。*【注】《明神宗实录》卷四〇一，万历三十二年闰九月丙午，第7518页。也把平播之役看作是“开疆展土”之举，而其实质是指叛乱平定后将播州纳入了流官体制的范围。反之，若在管理主体上继续保留土官体制，则不会有此类说法。 明初征服西南地区后，采取了多元的统治手段。一方面设置府县、卫所、巡检司等，派驻流官管理和官兵弹压，行政体制与内地无异。另一方面根据当地实际和历史经验，通过设置单一土官或是土流兼治的方式，进行笼络、羁縻，实现间接控制。土流官员混合设置、联合施政的方式在这一地区还有一定的通用性。如云南地区所属巡检司，俱设流官一员，同时设掌印土官一员协同捕盗。弘治十五年(1502年)，云南巡抚陈金发现浪穹县的十二关巡检司未设流官，经奏请，如例增加流官巡检一员*【注】《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七，弘治十五年五月癸酉，第3439页。。因当地少数民族聚居、生活习俗不同以及山险林密等因素的存在，土流兼治常是主导性的统辖方式。如弘治五年(1492年)二月广西左布政使李孟旸所言，地处西南边徼的广西，当时“所统流官州、县数仅五十，实计人户不能六百余里，特江南一大县而已”*【注】《明孝宗实录》卷六〇，弘治五年二月癸丑，第1152页。。弘治九年(1496年)八月，两广总督邓廷瓒也有类似说法，“广西土官、猺獞数多，流官、土民数少。兼各卫军士十亡八九，凡有征调，全倚土兵”*【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一六，弘治九年八月壬寅，第2105页。。在西南地区的统管体制上，土官是主体，流官是配角。到弘治时，卫所军士已不足恃，征伐时依赖地方土兵。这种流官卫所统治结构、力量分布及其现状，很难对这些地方形成足够的震慑力和控制力。这是广西一地的情形，其实也反映了西南地区其他地方的情况。 在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明廷为强化对该区的实际控制，有时主动出击，将土官改为流官。如，云南寻甸军民府旧属土官，成化间改设流官，名称依旧。到正德十二年(1517年)四月，因所管知府戴鳌奏请，设立了儒学、阴阳学和医学*【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四八，正德十二年四月丁卯，第2890页。。名称虽仍土官色彩，但从建置上看已然流官体制。弘治七年(1494年)五月，同意贵州巡抚邓廷瓒的奏请，在贵州开设都匀府，将独山、麻哈二长官司升为州，改清平长官司为县，皆属于府。都匀、邦水、平州、平浪四长官司由府带管，烂土、丰宁二长官司由独山州辖领，清平县和平定、乐平二长官司由麻哈州辖领。都匀府设知府、推官、经历、司狱各一员。清平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独山州设知州一员，流官同知、土官同知各一员，吏目一员。麻哈州设知州一员，流官同知、土官吏目各一员。改都匀卫儒学为都匀府儒学，仍设教授一员。虽然两属州的官员设置仍保持少量的土官成分，但其主体已是流官*【注】《明孝宗实录》卷八八，弘治七年五月戊申，第页；《明武宗实录》卷八二，正德六年十二月丙午，第1790页。。同在该期，一些土官在当地作恶多端，戕害百姓。众怒不已，要求罢土为流，和地方政府的改流意愿契合。如弘治年间，四川马湖府土官知府安鳌恣横不法，“虐毒其民”，即使巡抚对之也有顾忌。冯俊担任四川巡抚后，重拳出击，与巡按张鸾、按察司佥事曲锐合议后，“执之置于法，奏设流官以抚其民，蜀人快之”。*【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一五，弘治九年七月庚戌，第页。再如，贵州镇远府金容金达蛮夷长官司土官何碖父子犯罪论死。守臣上言，“土人思得流官治之”。经同意后，弘治十年七月，蛮夷长官司改为镇远县，设流官知县、典史各一员治理*【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二七，弘治十年七月己未，第2261页。。 有时借助偶然事件，如土司绝嗣，部落内部为获取继承权引发争斗，地方官乘机奏请，将之改为流官管理。如，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长官普源死后乏嗣，土人争袭仇杀。经巡抚等奏请，弘治十四年(1501年)八月，长官司升为新化州，设流官知州、同知各一员*【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七八，弘治十四年八月丙辰，第3276页。。再如，广西思明府的上思州，原为土官管理，因族绝内讧，经两广总督潘蕃上奏，弘治十七年十二月改为流官体制，州治徙于旧治东，改隶南宁府*【注】《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九，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己巳，第4121页。。 有时以增大土官州、县内的流官配置并委以主体事务的方式，弱化其中的土官因素和作用，逐步实现由土官体制向流官体制的过渡。如云南临安府的宁州和嶍峨、蒙自二县，原本只设置土官。经云南巡抚陈金奏请，弘治十六年四月，在这一州二县分别增设流官知州和知县，负责主体政务，土官知州、知县“止令专管巡捕”*【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九八，弘治十六年四月丁巳，第3671页。。 更为常见的做法，则是在大规模的土官叛乱平定后进行大范围的改土归流。如广西思恩府土官知府岑浚、田州府土官知府岑猛的叛乱被平息后，弘治十八年八月，两广总督即提出二府改为流官衙门，遴选才望素著、熟知夷情者莅任的意见，得到了兵部的认可*【注】《明武宗实录》卷四，弘治十八年八月己未，第128～129页。。广西兵备道姜绾也有类似主张，认为“思恩府土官知府岑浚以悖逆诛灭，而族众率皆党恶，无可立者。田州知府岑猛，结怨仇杀，失地窜身，宜落职安置别境，兄弟子侄亦无可立之理。请如四川马湖府例，一切改为流官，庶可变夷为夏而免他日之忧”。思、田地区最终实现改流的深层原因还是其重要的地理区位和经济地位，这恐怕也是其他重点改流区域的普遍原因和背景。据有了这些地区和拥有了这些要件，便可对其实现较为有效的控制。对此姜氏颇为中肯地分析道：这二府的山川与柳州府、庆远府、南宁府唇齿相依，“田地沃衍，人烟稠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水道下通广东，上达富州，陆路控引云南、四川，“百货辐辏”。田州城东“市廛盈百”，思恩也在丹良“筑城取税”，堪称广西第一要区。因此，建议代之的流官府治宜仍旧基，“盖取地位居中，便于摄制四境”。*【注】《明武宗实录》卷八，弘治十八年十二月丁巳，第238～239页。改流稍后，思恩府根据行政运作情况做了及时调整。在守臣建议下，正德六年(1511年)七月，在知府下设同知一人，负责清军兼督粮；设通判一人，负责捕盗。附郭设凤化县，置知县、典史各一人。白山等十四堡改编里甲。革去府知事，改设照磨、司狱各一人。府学增设训导一人，并设阴阳学和医学。将古陵驿迁于荒田堡，称荒田驿。南海等四堡，选置头目及召集原额土军，由通判管领防守*【注】《明武宗实录》卷七七，正德六年七月癸酉，第页。。 尽管列举了有如上面的这些改流举动，然并不表明国家对这一区域实现了绝对控制。其真实的情况则是，该区的少数民族族群的控制力在不断增强，化外之区的色彩更为浓厚。相较而言，国家的影响力每况愈下，呈现出弱化走势。集中表现为，当地土人常与政府对抗，叛服无常，不时劫夺府县印信，甚至攻掠县城，杀戮官员，对流官县域民地不断蚕食，出现了“蛮夷化”现象，以致有些县份不得不采取部分“土官化”或者彻底“土官化”的做法。如，广西庆远府东南部的忻城县，“初以猺、獞劫掠，不服流官”，故让附近的宜山县土官千户莫敬诚前往抚治。后来“猺、獞向化”，莫被授以世袭土官知县之职。这是一个由流官体制变为土官体制的典型。到了成化十五年(1479年)初，当地监生徐友坦建言，革除忻城县的土官之制。两广总督朱英以“归服已久，实难更动”为由，否决了这一建议。*【注】《明宪宗实录》卷一八七，成化十五年二月庚子，第页。此后或又增设了流官知县，然到弘治九年十月，遵从两广总督建议，又将流官知县裁革，“止留土官知县掌印管事”，复回至原初的单一土官体制*【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一八，弘治九年十月丁亥，第2134页。。同府的天河县，旧辖十八里，后“渐为獞贼所据”，“止余残民八里”。基于这种状况，弘治九年九月，两广总督、镇守等官合奏，将被“獞人”蚕食的十里从县中割出，增设永安长官司。授土人韦万妙为正长官，韦全保、韦公利、覃应填为副长官，并置流官吏目一员辖治。*【注】《明孝宗实录》卷一一七，弘治九年九月壬子，第2115页。四川镇雄府境内的芒部首领陇寿、陇政之乱被平定后，守臣查勘，称陇氏已绝，于是将府土官改为流官。不久，夷目沙保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陇胜，说是陇寿之子，拥之复叛，并攻陷了镇雄府。基于这种“累讨累叛”的痼疾，四川巡按戴金上奏，“芒部夷穴，地不可守。乞俯顺夷情，复立土官为便”。世宗下诏，命川、贵镇巡官勘处。四川巡抚唐凤仪等勘实后奏道：陇胜确系陇寿私通长官阿济妾奢即所生子，“夷俗重骨脉，众所向服。宜量授府佐，令统束四长官司，仍选流官经历如旧。三年之后果能率职奉贡，准复知府旧衔”。嘉靖九年(1530年)四月，革除了镇雄府流官知府，陇胜被任以土官通判，署理镇雄府事。*【注】《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二，嘉靖九年四月乙丑，第2650页。云南临安府境内土官普崇正，“勾引侬贼，杀占地方，拒败官兵”。万历三年(1575年)六月，云南巡抚邹应龙建议先调兵剿灭，然后改土为流。但兵部复议后给出的意见值得玩味，先说普氏弄兵倡乱，宜出奇剿绝，善后改土为流似也长策。接着话锋一转，说：“然祖宗时平定寰区，力屈群雄，岂不尽天下土宇而郡县之？而不尽然者，良有深意。”因此提议改流之说宜令新抚王凝妥议以闻。*【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九，万历三年六月庚寅，第912页。看来国家并非要在所有地方都绝对地采行流官制，这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至少从这一事件的处理意见来看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适合采用土官制的例子。还有另一种相反的情况，即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国家采行流官体制以加强控制似是既定的取径和不可动摇的目标。 隆庆、万历初年，国家通过改革实现了暂时国力的强化，加上如高拱、张居正等有为阁臣的强硬政策和与封疆大吏的有效互动，无论是对北方的“北虏”，抑或是东南沿海的海贼、山寇以及西南地区的“蛮夷”，都采取了积极的和强力的备边方策，或剿灭，或安抚，或两者结合，恩威并举，取得了明显效果。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发生在该期西南民族聚居地区的各种暴动及国家征讨和善后等问题进行思考，就非但不会把它们看成是孤立的事件，而且还可从中发现和把握国家对于内疆政策的一致性特征。为此，笔者选取广西古田县的改流和广东泷水县的升州事例及其善后过程作为典型个案加以分析。 二　古田之役及其关联事件的经验积累 隆庆间平定广西桂林府古田县“獞贼”之乱的准备、兵力部署及善后措施，都和数年后的广东罗旁之征有着天然的联系。不仅地缘邻接，且与当时大势相关，更因谋划者皆为殷正茂(古田之役时为广西巡抚，罗旁之征谋划时为两广提督)之缘故，两个事件间的借鉴和复制关系得以浮出和坐实。 古田县隶属桂林府，在府西南150里左右，因属于广西省城所在府的县份性质，且邻近柳州府和平乐府，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下辖十里三镇。十里即上四里和下六里。上四里：长安、新安、新兴、吉良。下六里：安宁、安和、崇良、永盈、仁良、永安。三镇：常安镇、桐木镇、富禄镇。虽有这样规范的里、镇基层组织设置，其实早被“蛮化”和吞噬。景泰初，“居民招獞代耕，日滋月蔓，浸肆侵剽，不可制服”。弘治五年，进讨官兵为贼所败，贼益骄恣，古田“居民皆转徙于外，仅存城内外三十余家”。*【注】郭应聘：《西南纪事》卷一《征复古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1页。就整个广西而言也是如此，汉民所占比例很小，“大率一省，狼人半之，猺、獞三之，居民二之”*【注】《明世宗实录》卷三一二，嘉靖二十五年六月丁亥，第5844页。。有明一代，此地及周边的“蛮乱”不断，也正可理解。 天顺初年，两广巡抚叶盛曾云：“广西各处蛮贼所畏者狼家土兵，递年杀贼多倚此辈。”*【注】⑤　叶盛：《叶文庄公奏疏·两广奏草》卷四《题为紧急军情等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8册，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第558、559页。因驻守的文武官员贪腐，利用各种场合向土官拘逼、派要钱物，“土官衙门袭职者要钱，调兵者要钱。及兵既到，则有下马钱、拜见钱、把饭钱，放回之时则有欢喜钱，以致土兵轻视上司，全无畏惧”*【注】叶盛：《叶文庄公奏疏·两广奏草》卷四《题为谋杀陷害激变地方等事》，第556页。。土官不听调遣，土兵(狼兵)公然杀掠，临战时一哄而散。没有土兵参与，官军失去声势，“蛮贼”有恃无恐，四面蜂起。天顺二年(1458年)稍前，连桂林城外军民也受到惊吓，多搬至城中。如叶氏所描述的，“查广西地方人民，连年被贼杀掳，户口数目比之洪武年间，有十去四五者，有十去六七者。伤残未死之民朝不保暮，流离困苦。专为避贼之计，或结巢于岩崖、土壁之上，或昏夜乘舟往来于汀洲、矶石之间，或在石峒，又有熏死、烟死之恐”⑤。官兵的贪残助长了“猺、獞”的肆虐。弘治初年，广西“猺、獞”颇为猖獗。时任南京户部员外郎的周琦(成化十七年进士)，系广西柳州府马平县人，因生长其地，“深知寇情”，弘治六年(1493年)闰五月献上征讨三策。他说，马平县和桂林府古田县“皆山势相连，猺、獞恃以为恶”。“我军北进，贼即南却。西进，即东走。军退，复即巢穴。如石投萍，随散随集。故兵屡进，贼转多，民困日深，资粮浪费”。且各府库藏无积，军饷无出，深恐“广西之地十年不治，民将无地。二十年不治，地将无名”。*【注】《明孝宗实录》卷七六，弘治六年闰五月乙巳，第1463页。正德十六年(1521年)左右，古田县“蛮贼”聚众为乱*【注】《明世宗实录》卷七，正德十六年十月癸未，第272页。。嘉靖元年(1522年)三月，荔浦等县贼潘公银等流劫桂林、阳朔等处，杀死临桂县主簿曹时，古田县典史陈祚战死*【注】《明世宗实录》卷一二，嘉靖元年三月甲子，第439页；卷七六，嘉靖六年五月辛丑，第1707页。。嘉靖六年(1527年)四月，柳州府洛容县和桂林府古田县“蛮贼”反*【注】《明世宗实录》卷七五，嘉靖六年四月己酉，第1675页。。嘉靖十四年(1535年)，针对桂林府义宁、古田等县万山磅礴、民苦“猺、獞”的情形，两广提督陶谐命副总兵张经修建营堡，招募狼兵守护，给以田土屯牧*【注】《明世宗实录》卷一七五，嘉靖十四年五月戊子，第3802页。。嘉靖十六年六月，在古田“猺、獞倡乱”时，桂林右卫指挥佥事刘经有保障之功，经镇、巡奏请，命刘经守备古田*【注】《明世宗实录》卷二〇一，嘉靖十六年六月乙亥，第页。。嘉靖二十年代初，广西桂林、柳州、平乐、梧州诸府“猺、獞盘据，屡闻警变”。广西巡按何赞奏闻，亟命两广巡抚、镇守选将征兵，渐次剿除。既平之后，敕谕抚、镇在桂林府古田县和柳州府融县建置长官司，择土官子弟二人给以冠带，使领兵万余名守之。在柳州府马平、洛容、怀远和平乐府荔浦等县设立大军堡，择土舍数人领兵五千守之。等数年后民夷安业，土官给印实授，土舍冠带终身*【注】《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六，嘉靖二十一年九月甲戌，第页。。虽非原来“猺、獞”控制的局面，但依然属于土官管辖性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二月，广西巡按陈宗夔奏，古田等县贼韦公珦等聚兵流劫，请调汉、达官军和湖广、广东民兵剿灭*【注】《明世宗实录》卷二九六，嘉靖二十四年二月己未，第5659页。。嘉靖二十五年六月，广西巡按冯彬奏，“广西之患，莫甚于猺、獞。征之无道，或贻远忧。抚之不服，适足取侮。克敌制胜，要在有兵。广西兵不满万，而贼有数万”。而每年招募大兵临时驻防，费用不经。故建议募兵分布，设长统驭，长期居留，“据其巢，耕其土，联络为势，互为犄角”，“时发而禽[擒〗剃之”。*【注】《明世宗实录》卷三一二，嘉靖二十五年六月丁亥，第5844页。嘉靖三十年(1551年)六月，广西“猺、獞”深夜越入庆远府城劫库杀人*【注】《明世宗实录》卷三七四，嘉靖三十年六月壬午，第6675页。。嘉靖三十二年八月，桂林府和平乐府的“猺、獞据险肆乱”，“焚劫岁无虚月”，杀死知县张毅，伤及百户曹恩。两广提督应槚、总兵官顾寰督兵进剿，凡擒斩484人，俘虏男女344人。*【注】《明世宗实录》卷四〇一，嘉靖三十二年八月戊戌，第7029页。古田县“獞贼”韦银豹等久据古田，与“诸獞”分地而居。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十二月，自永福县突犯省城桂林，乘夜缒入城内，劫夺布政司库银四万多两，署印参政黎民衷遇害*【注】《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一，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壬辰，第8758页。。这种劫掠活动影响恶劣，当时从之而动的是古田县的下六里。嘉靖四十五年九月，两广提督吴桂芳采取招抚之策，遣典史廖元入古田县城“兴县复治”，谕降城中“颇不为盗，稍向官府”的上四里“獞人”，复业者1900余人，“各已欣然向化，纳粮服役”，“下六里恶獞，亦各赴县递结乞抚”，韦银豹势孤请降。“古田自弘、正来，县令未尝入城”，至此典史廖元入县“署掌印信”，“抚处民、獞，上下相安”，才算是运行了古田县的职能。*【注】《明世宗实录》卷五六二，嘉靖四十五年九月戊戌，第9008页；吴桂芳：《恢复古田县治议处善后疏》，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二，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3671页。隆庆元年(1567年)九月，广西巡按朱炳如上疏，再次强调“獞贼”占据古田县、杀官劫库、势日猖獗之事，请令总兵官俞大猷会同两广总督张瀚征剿*【注】《明穆宗实录》卷一二，隆庆元年九月丙寅，第330页。。不久，古田贼韦扶枝等再次夜劫省城，官军拒之。最后，韦扶枝等50人被获，其余逾城逃走。巡按以闻，请兵剿除*【注】《明穆宗实录》卷一三，隆庆元年十月戊申，第368页。。 进剿前需做好选将、措饷和方策谋划等方面的准备。当时，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刘焘正全力对付岭东的山寇和海贼，无法顾及广西，于是议者言，在广西宜设巡抚督理军饷。隆庆三年(1569年)十一月，吏部推举江西按察使殷正茂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注】《明穆宗实录》卷三九，隆庆三年十一月戊戌，第983页。。十二月，殷氏接受敕谕，其中道，“广西地方猺、獞，占据古田等县，盘结八寨，劫掠乡村，杀伤平民，为害多年。必设巡抚一员，相机抚剿，庶克奏功”*【注】刘尧诲等：《重修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二《制敕·隆庆三年十二月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殷正茂奉敕谕》，明代史籍汇刊第23种，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影印本，第113～114页。。次年四月，殷至桂林开府*【注】郭应聘：《西南纪事》卷一《征复古田》，第2页。。关于征讨方策，时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的广西桂林府临桂县人殷从俭，熟悉家乡情况，隆庆四年二月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尽量使用狼兵且使占地屯守。广西荼毒民者唯“獞人”，而其所畏者唯狼兵。先年古田之寇虽时出时没然未敢深入，则是由于狼兵防守的缘故。后来改为募兵，再后来改为闽、浙兵。这就好似捕鼠者以犬易猫，犬虽大不如猫捷，并不适用。狼兵的使用，莫如让其占地屯守。盖土官以得地为利，而古田素称膏腴，这是他们早就觊觎的。宜择调庆远府属的东兰、那地、南丹三州土官亲领精锐狼兵各一二万，给以行粮，资以向导，进据古田要害，田畜其中，日夜探贼所往，遣谍购求。其次，采用分化瓦解之术，最大限度地孤立“獞贼”。“各獞村寨不下数百，种类不啻数万”。其间有纳粮向化者，也有先前为寇、后来改悔者，进兵前若“预发旗榜，分别良恶”，使众心知所向背，然后可一鼓而下。此后，可根据功劳，以巡检职衔授给年力相应的土官，“令其以夷治夷”，属桂林府管辖，“纳粮听调，与编民无异”。最后，是关于兵饷的筹措。古田径路崎岖，不便输挽，而狼兵赴调常在秋后。他们利在得地，必然用命。等其既集，给以饷银，他们会自行解决粮饷。附带还强调，“进兵当以秋冬水涸之时”，期以一年成功。同时还要处理好善后之事，“既剿之余，随继以抚，使残寇复业，免贻后患”。*【注】《明穆宗实录》卷四二，隆庆四年二月癸丑，第页。其中的某些建议，如调用狼兵征剿、分别良恶采用不同对策、事后让立功土官担任巡检之职等，在征剿过程和善后措施中得到采纳。 隆庆四年初，两广总督刘焘去任，李迁继之。这样，两广总督李迁和广西巡抚殷正茂便成为古田之役中的两位主角。就征剿之事，当时献议者纷纭，巡抚殷正茂授意布政使郭应聘和其他官员商讨，并提示此次行动主于声罪，诸夷之众莫可胜穷，要有区别，以示不杀之仁。郭与总兵俞大猷等“别剿抚之宜，定屯守之策”，条分缕析，绘图以进*【注】郭应聘：《西南纪事》卷一《征复古田》，第2页。。殷氏又同李迁合议，八月，乃上征讨事宜，其中涉及钱粮、兵将、进兵机宜和善后安排。如就区处钱粮言，借四川采木银10万两、浙江兵饷8.5万两、广东积欠广西精兵银7万两，共计银25万多两。就调任兵将言，调广西土官目兵14万人，募鸟铳等兵7700人，分7大哨进讨，由各将官领之，用司道官监督。就分别抚剿言，古田县上四里为“良獞”，宜抚；下六里为“恶獞”，应剿。就进兵机宜言，令诸军先夺三厄、牛河之险，然后分道并进。入山时不许肆行杀戮，致惊内贼。峒口即便有有名恶贼，也要等到出山时剿之。就善后事宜道，贼平之后，宜建桐木、富禄、常安三镇土巡检司，各高筑城垣，择南丹、那地、东兰等土官子弟领兵防守。至三年后有功，许实授巡检，世袭守卫。县治设守御千户所，改桂林中卫千户一员、百户二员，率哨守军百人、兴龙卫寄操军百人来此守卫*【注】《明穆宗实录》卷四八，隆庆四年八月甲子，第页。。 具体征讨和善后处置，与所上征讨事宜基本吻合。当时共调集兵力14万余人，分7哨进剿。从隆庆四年(1570年)十二月初一日诸路并进，到五年三月初一日班师，恰好3个月，凡斩首7460余级，俘获男女1300余人，招抚660余所*【注】《明穆宗实录》卷五七，隆庆五年五月壬戌，第页。。督抚用前议进行善后。古田县升为永宁州，割义宁、永福二县属之，仍隶桂林府。以古田县知县唐执中任知州*【注】《明穆宗实录》卷五五，隆庆五年三月丙戌，第1371页；郭应聘：《西南纪事》卷一《征复古田》，第3页。。设整饬永宁兵备道和永宁参将各一员，“专驻古田，弹压其地”*【注】《明穆宗实录》卷五六，隆庆五年四月壬辰，第1379页；卷五七，隆庆五年五月辛巳，第1408页。。立古田守御千户所，设千户二员、百户四员，率旗军、操军四百人以严守备。龙门隘、都狼隘和牛河、三厄等紧要地方猝难平治，令兵备道督促土舍狼兵，或用参将募兵，“树栅立堡”，“据险立营，分布防守”。古田自“獞贼窃据，四衢梗塞”，宜芟伐林箐，夷其险阻，每二十里建一递铺，以通信息。东兰、南丹、那地三土州“官族”韦显忠、罗永山和莫罗分领常安、富禄、桐木三镇土巡检事，世守其地，且以下六里分隶管辖：安宁、安和二里隶常安镇，崇良、永盈二里隶富禄镇，仁良、永安二里隶桐木镇，得“以狼制獞”之意。*【注】郭应聘：《西南纪事》卷一《征复古田》，第3～4页。新兴等上四里，“不分民、獞，俱属于州”。“其复业残民，编立里甲保长。听抚獞人，每村立一獞长，俱听里长管束”。“粮差规则，悉从轻省，俱听里长催纳”，严禁州官科扰。*【注】《明穆宗实录》卷五七，隆庆五年五月辛巳，第1409页；郭应聘：《西南纪事》卷一《征复古田》，第4页。征讨时的分哨并进、统监配置以及发兵时刻等，善后中的升县为州，设置兵备道和参将，设立守御千户所，砍伐林箐、开辟道路、设置站铺，编立保甲、纳入管制等，若与下面所论的罗旁之征的相关内容加以比较的话，我们不能不惊叹两者做法的相似。这除了与其相类的地貌和征讨对象外，恐怕与谋划者的思路相关。该年八月，广西巡抚殷正茂升为两广提督兼广东巡抚*【注】《明穆宗实录》卷六〇，隆庆五年八月甲寅，第1469页。，在处理岭东沿海山寇、海贼的同时，还要在既往处置“猺、獞”叛乱经验的基础上面对岭西的罗旁问题。对于殷正茂来说，虽由巡抚变成提督，发生了角色转换，但相同的背景、相似的问题，几乎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征讨“猺、獞”的策略和谋划只需翻版和稍加改进即可。这也是笔者把这两个事件结合起来探讨的原因。 仍需赘述的是，隆庆六年四月，在广西桂林府古田之役不久，在府江(即平乐府)和右江又发生了“猺、獞”之乱。广西巡抚郭应聘奏请剿除，而兵科都给事中梁问孟以“贼党甚众，不可尽灭”，出于慎重，建议“宜令守臣熟计”。兵部复议和郭氏意见一致，认为在60年前的正德十二年时，巡抚陈经曾征讨过府江，而右江“素未惩创，生齿日繁，遂肆猖獗”。近来大征古田，“各巢咸畏威敛戢，独府江、右江恃险为乱”，“肆行杀掠”。若不予以惩创，暂时归附者也会产生携贰之心。但兵贵万全，故建议皇上命两广提督殷正茂和广西抚按郭应聘等相机行事，调兵、给饷诸务悉听便宜处置。*【注】《明穆宗实录》卷六九，隆庆六年四月己卯，第1669页。十月，郭应聘经过周密布排，调集各州土兵及官兵，分为四哨大举进剿。到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攻破数十巢寨，擒斩杨钱甫等贼首、徒从4667人，俘获贼属440人，使“两粤之通途无梗”*【注】《明神宗实录》卷一〇，万历元年二月甲戌，第357页。。府江之役不久，自万历元年冬至二年三月，两广提督殷正茂、广西巡抚郭应聘等又剿平了柳州府怀远县的“诸猺”之乱*【注】《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万历二年四月丁巳，第617页。。 战役取胜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善后之策的措置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万历二年四月，兵部在复议户科左给事中陈渠的上奏时云，“广西多盗之区，即再奏大捷，善后为难”*【注】《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万历二年四月丙寅，第623页。。欲要获得长期、稳定的善后效果，必须借助教化方式以实现“用夏变夷”的目的。而设置学校，吸纳土官子弟，使其接受儒家文化涵养、熏陶，则是实现双方文化贴近和向心内聚的有效手段。所谓“风俗之转移在教化，而教化之本原在学校”。万历二年五月，两广提督殷正茂等题称，广西太平府左州(成化十四年改流)和南宁府新宁州(隆庆五年设州)既已改土为流，“正用夏变夷之机”，建议设置儒学，“兴学校以明礼义，易椎髻以尚衣冠”，于是两州各建儒学，各设学正一员。*【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万历二年五月癸未，第629页；郭应聘：《郭襄敏公遗集》卷三《奏疏·请建新宁州、左州学校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3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67页。稍后，到了万历四年(1576年)五月，两广提督和广西抚、按合奏道，养利州和左州均属改流性质，同隶太平府。左州地处偏僻，整体情况不如养利州，然已建学，所以养利州也不应落后。经礼部复议后，同意养利州建学设官，并建议提学“加意土著，严禁附籍；生员名额不必取盈。俟人文渐开，酌议起贡”，根据其人文濡染程度的提高而逐渐扩大其教育资源和权益。*【注】《明神宗实录》卷五〇，万历四年五月乙未，第1144页。 另外，殷正茂还通过设置新的政区组织，压缩土司统辖范围，以强化国家对“猺、獞”地区的控制。如，广西南宁府所属四都地方，界于思明府、忠州和太平府的罗阳县、陀陵县等土司之间，入明以来即为思明和忠州的争夺之地。距南宁府甚远，“不便约束”。然地理位置甚为重要，“据南宁上游，为太平水路必经之地”。殷氏建议，在该地添设州治，铨除知州、吏目各一员。隆庆六年二月得到允准，命名“新宁”，割忠州原先占据的南宁府宣化县的那投十五村和如禾一、二、四图，以及渠乐寨土巡检司隶之，“于地理、民情甚便”，产生了“一政令、杜衅端”的效果。*【注】《明穆宗实录》卷六六，隆庆六年二月己丑，第页；郭应聘：《郭襄敏公遗集》卷一《奏疏·议四都地方建设州治疏》，第20～21页。殷氏又借助政区归属的调整，以实现提高控制效能的目的。如，广西忠州原隶思明府，土司因利益纠葛，历年起衅仇杀。有人建议将之改为直隶州，归布政司统辖。土官黄贤相认为这触动了他的利益，遂“恣肆作孽，为害地方”。殷氏从实际出发，根据就近原则，建议改属南宁府，“庶便制驭”。得到允准后，万历三年九月实施了行政隶属的调整。*【注】《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万历三年九月丁未，第954页。两广提督殷正茂的这些经历和经验，在其谋划罗旁之征和善后活动时自然会发挥助益。 三　罗旁之征及其善后活动 罗旁泛指广东肇庆府德庆州泷水县一带。据载，洪武九年(1376年)，德庆府改为州。“泷水其属县，即罗旁也”*【注】康熙《西宁县志》卷一《舆地志·沿革》，清康熙六年刻本，浙江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61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第69页。。此外，德庆州还领有封川和开建二县。因德庆州为属州，故又隶于肇庆府。罗旁所居族属，主要有“猺”“獞”“狼”三种。“猺人”种类不一。“猺”中的盘姓为“真猺”，据说是盘瓠后裔，此外也有别姓，“大都皆性悍、鸟言”。“猺人”分为“戴板于首，采山为生”的“板猺”和不戴板的“民猺”，在西山的皆属“民猺”。“猺人”“卉衣椎髻，环耳跣足”；擅长山间活动，“登走岩险，如履平地”；“负山阻谷，依木为居。刀耕火种，啙窳偷生”。虽有砂仁、红豆、楠漆、黄藤之利，然“无甚积畜[蓄〗，居亦无定。食尽一方，辄复移去”。“出入常挟弩腰箭，暇则相聚捕猎，沉湎酒食，击长鼓歌舞以为乐”。*【注】②　嘉靖《德庆志》卷一六《夷情外传》，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65册，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1063页。 “獞”和“猺”不同，其区分在“猺”以巾裹头，而“獞”则布帛束额。“獞”人似非原住民，西宁县地接广西，而“广西半獞”，故当地“獞”人多自广西招来。如嘉靖十数年所修《德庆志》云，当地“獞类”，“古未有之”。最初因其“与猺不相合，道路相遇必敌杀”，所以民人田主为应对“猺贼劫掳乡村”，招徕伴耕，“纳租听调而无差”。后因“渐渍猺山，日久多有与猺交通，结党激变”，也染劫掠之性。②这是就德庆州和西山一带情况而言的。据更早的记载知，在明前期，与广西相邻的广东诸府招引“獞人”的现象极为普遍。天顺六年(1462年)年底，两广巡抚叶盛在上疏中说，先年两广地方只有“广西猺、獞久为民患”，然自宣德后，广东官民“招引广西獞蛮越境佃种空闲田地。自此渐生流贼，勾引出没”。*【注】叶盛：《叶文庄公奏疏·两广奏草》卷一二《题为地方事》，第617页。他又具体提到广州府连山县和广西贺县以及湖广江华县等处交界，贼徒出没为患，三广不得宁静。他们多系广西怀集和贺县等处前来住种的“獞贼”*【注】叶盛：《叶文庄公奏疏·两广奏草》卷一〇《题为强贼越境杀虏人财事》，第604页。。弘治六年(1493年)，政府曾下令广东高、雷、廉、肇四府，“但有招接獞人过江佃种无主荒田者，招主、窝主俱发云南边卫充军”，该管官吏、里老负连带责任：若只是失察，照常发落；若知情故纵，则照例充军*【注】万历《大明会典》卷一三二《兵部十五·镇戍七·各镇通例》，广陵书社2007年影印本，第1873页。。说明自宣德至弘治初年，广东“招獞佃种”从未间断。最初“獞人”只是伴耕守护，后来却串通“猺人”为非，“猺人”甚至勾引、利用他们趁火打劫。如天顺四年，广东肇庆府开建、封川、四会、新兴等县流贼出没，其身份皆是“先年招下獞人，纠合本处猺人为贼”*【注】叶盛：《叶文庄公奏疏·两广奏草》卷八《题为巡抚等事》，第584页。。还有些广西“猺、獞”，“肆无忌惮，越过广东，纠合山猺为恶”*【注】叶盛：《叶文庄公奏疏·两广奏草》卷七《题为地方事》，第578页。。如天顺四年八月，广西大藤峡、龙山、西峒等处强贼三四十伙，越界侵入广东高州府的化州和茂名等县，“流劫乡村。杀伤人命，烧毁房屋。捉掳人口，逼要银两。家贫无措者尽将田产典卖赎命，无人取赎者俱被杀死”。所过地方，“无知民、猺，招来野獞，乘机趁乱，随从为恶。蜂屯蚁聚，动至千万。甚而披带盔甲、器械，骑坐马匹，伪称总兵、将军名号，部伍号令，往来杀掠”。*【注】叶盛：《叶文庄公奏疏·两广奏草》卷九《题为请兵杀贼安民疏》，第594页。 狼在“猺、獞”之外“别为一种”。“受廛耕种，与齐民无异”，“性最恭顺”。大征罗旁时“实借其力”。“籍隶狼兵，守城守衙，效顺居多”。*【注】⑩　康熙《西宁县志》卷七《兵防志》附《猺獞狼考》，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故宫珍本丛刊第186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375页。似也从外部迁来。 在这三种族群中，“猺人”数量最大，性行也较犷悍。“僻居深山，不伍乡俗，不谙文字，不服征徭，不火而食……性尤顽犷，喜斗好杀，善射药弩”，“时出劫掠”。⑩其性多变，稍激便怒，有复仇习惯。“小有所激，辄复为乱”*【注】嘉靖《德庆志》卷一六《夷情外传》，第1058页。。因此，“猺贼”常作为地区动乱势力的代称。后因“獞人”介入，也常“猺、獞”合提。“猺人”自入明后时常为乱，记载不绝于书。“罗旁据东南山海间，东、西二山相距，惊江急峡，飞岩断壑，不知其几百里。诸猺窟穴其中，自天地剖判以来，未有闯其藩者。国初，邓申国(镇)用创业兵仅能定之。其后，马恭襄(昂)、叶文庄(盛)、韩襄毅(雍)虽弹压其间，亦不能荡平”*【注】张敬修等：《太师张文忠公行实》，张居正：《张太岳先生文集》卷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590页。。这里之前是封闭的蛮荒之地，只是在入明管辖后才真正和外界接触。景泰时江西吉水县人尹凤岐云，泷水县“东接信宜，西连岑溪。山深而险，地僻而陋。虽县市中，居民甚少。穷乡远村，猺、獞错杂以居，而长山大谷之中悉为其巢穴，自古为民患”*【注】尹凤岐：《泷水县新城碑记》，康熙《罗定州志》卷八《艺文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47册，中国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1136页。。嘉靖十九年(1540年)，肇庆府高明县人罗一中也云，“泷，邕梁之交、砦洞之徼，而猺彝负固之薮也。其犷彪狼野，猱奔狻伏，至不可驯。小之蹂躏栅闬，大之觊觎楼橹。急之则攻杀四出，缓之则剽掠弥岁”*【注】罗一中：《泷水县郑侯政绩序》，康熙《罗定州志》卷八《艺文志》，第1153页。。因其开化程度较低，颇难管束，所以啸聚劫掠则为常事，无怪当时人感慨道：“泷，边邑也。猺彝盘杂难治，为岭表最。”*【注】胡克时：《泷水县二廖侯遗爱碑记》，康熙《罗定州志》卷八《艺文志》，第1154页。这种状况贯穿有明一代。 洪武元年(1368年)，在征南将军廖永忠等下岭南时，此地已向化归附，当地头人相继入贡。然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即有泷水县七寮红豆山“猺贼”刘第三之乱。太祖命总兵官率指挥刘备等征讨，“焚烈山泽，倾覆巢穴”，斩首数百级，余党悉平。三十一年(1398年)，西山“猺人”盘穷肠等复起为害，又命指挥王浚等领兵平之。永乐六年(1408年)，德庆州民陈朵朵、陈大奴、陈八蛮等招抚“猺首”盘永用等。成祖又令回山招抚，计招“猺人”七百余，山头五十四。为加大招抚力度，永乐十年(1412年)，命德庆州判官专事“抚猺”。为巩固招抚成果，给“猺首”专敕以保障其权益。敕谕云：“皇帝敕谕广东肇庆府德庆州古逢[蓬〗、下台等山猺头周八十、刘大，恁每都是好百姓，比先只为军卫有司官不才，苦害恁上头。恁每害怕了，不肯岀来。如今听得朝廷差人来招谕，便都一心向化，出来朝见，都赏赐回去。今后恁村峒人民，都不要供应差发，从便女[安〗生乐业，享太平的福。但有军卫有司官吏、军民人等非法生事，扰害恁的，便将着这敕谕直到京城来奏，我将大法度治他。故谕。”*【注】嘉靖《德庆志》卷一六《夷情外传》，第页。洪武、永乐年间征抚兼用的措施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 然好景不长，到正统十一年(1446年)，泷水县“猺贼”赵音旺和德庆州晋康乡“猺贼”凤广山作乱，攻陷泷水县城，杀死判官冯述等人。到十三年，赵音旺“鼓集群猺，倡为祸乱，乡村骚动，其势日以滋蔓”。尽管政府宽容招抚，给以自新机会，然其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以致邻接州县如“信宜、岑溪诸山叛猺亦皆相应，而祸延及两广数邑。而泷水之民肝脑涂地者过半，官府、学宫、仓库、民舍，尽为贼所焚荡”。这种情况持续到景泰四年(1453年)，政府不得不命将出师，声罪致讨。都御史马昂调集两广官军、狼兵分二道并进，“穷探深入，直抵其巢穴”，斩首二千余级。班师后驻扎泷水，马氏看到泷水县的险僻状况，感到“匪[非〗兵守，贼何惧？匪[非〗城池，民何恃”？决定建城、设兵，强化当地控制，驰奏修建泷水县城，得到同意后，“相其原隰”，选址建城。景泰五年七月动工，次年二月告成。*【注】尹凤岐：《泷水县新城碑记》，康熙《罗定州志》卷八《艺文志》，第1137页。 天顺初，德庆州晋康乡逍遥山“猺贼”凤弟吉(凤广山子)和都城乡下城山“猺贼”盘白狗等串通，凭借“广阔深高，天险难状”的复杂地形，重蹈其父旧辙，在已故土官巡检张孟曙子张的诱唆下，伪称“凤二将军”，纠合广西流贼，联络各山头目，建立严密组织，号召各山“猺蛮”共二千余人，“劫掠乡村，攻围城邑。戕害人民，敌杀官军”，弄得“数百里之间鸡犬不宁，父子离散。穷凶极恶，难以尽言”。还攻破泷水县城，杀死指挥陈广聚。天顺二年七月，两广巡抚叶盛出榜招抚，冀其改恶，然其愈加得志，执迷不悟。直到十月十五日官军克期会兵，仍无顾忌。在大兵压境时仍利用“地方广阔，山高岭峻，草木蒙翳，深密险阻”的条件，累次设伏，掩袭官军。巡抚叶盛部署大兵,四路征剿。从天顺二年十月十五日进发，至三年二月十八日班师，共4个月。其间，斩菁伐木，开辟道路;水陆并进，齐力夹攻;围困积月，杀伐数次，共生擒、斩首凤弟吉等345人，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善后时，对待向化改过之人给以执照回山；附近营堡，添调官军固守防范。*【注】叶盛：《叶文庄公奏疏·两广奏草》卷五《题为捷音事》，第562～563页。 成化二年(1466年)，都御史韩雍在剿灭广西大藤峡等处贼党后奏道，“两广地方，数十年间，盗贼猖獗，城池被其攻陷，官民被其杀虏，子女被其奴辱，仓廪被其烧毁，道路被其阻截，田土被其占夺。恶极祸惨，民不聊生”。累次大征，不能大定，随即旧态复萌，祸患复生。这既与地方官员苟且因循、不能修举废坠有关，也是“猺、獞”的活动习性使然，“此辈习俗既久，染恶益深。以劫杀为生理，视刑诛为常事。兵威振则勉强服从，兵力弱则邀结蜂起”。*【注】韩雍：《处置地方经久大计疏(成化二年)》，刘尧诲等：《重修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二三《奏议一》，第964页。其间，德庆州同知黄浩曾受命安抚“猺贼”。弘治四年(1491年)，红豆、石狗、云阳、白梅等山又行作乱，两广总督秦调兵征讨。弘治十年(1497年)，两广总督邓廷瓒上奏，复设泷水县主簿，“专理抚猺”。十二年，邓廷瓒奏立泷水守御千户所。正德元年(1506年)，“猺”陷都城乡，杀千户林熙、高谦和巡检牟智等。正德十四年(1519年)，德庆州都城乡“獞酋”郑公厚和封川县归仁乡“猺酋”蒙公高纠合，流劫封川县，杀掳三千余人。次年，郑公厚杀指挥张鼐、千户王让等及官兵数百人。十六年，又劫夺德庆州悦城乡，杀掳千余人。嘉靖四年(1525年)秋，守备李松“忿猺为患，力不能讨”，和德庆州判官陈琚密谋，在西江南岸的罗旁、大力二处设墟，让“民、猺贸易”。乘间以药酒毒郑，然事泄被杀。“猺贼”继而“公然无忌，烧毁村乡，杀掳人畜，占荒田地，村落十空八九”。*【注】③　嘉靖《德庆志》卷一六《夷情外传》，第1062页。嘉靖十二年(1533年)春，东山“猺贼”赵林花劫掠泷水县，两广总督陶谐命将平之。从后来反映的情况知，这次行动虽云剿平，实则“多从招宥”，导致其后至罗旁平定的四十余年间“猺贼”“猖狂益甚”的状况。*【注】④　康熙《罗定州志》卷一《舆地志·纪略》，第1002页。也有人认为，这次战役“虽称小康，而种类尚繁，荒田未复。畜毒待螫，民未宁居”③。 此后，小规模的征剿行动不断。如，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秋，德庆州知州吴汝新征罗旁，斩贼40余级，生擒贼首郭茅烂。二十三年，南乡“猺首”张快马、黄海龙等18人“集党横行”，“虔刘人民，戕毒将领”，南乡、富禄、儒林一带“酷受其害”。德庆州同知陈露设计擒获贼首，招其余党。④嘉靖二十四年初，德庆州封川县“猺、獞”贼首苏公乐、张公蕊、李公请、林公香等，占据文德乡、归仁乡的大滑脑、洪秋、大货、黑石等山，凭恃山险，勾党为乱。早在正德时即已如此，到嘉靖时“生齿日繁，丑类益众，负恃险阻，复肆凶残。啸聚称雄，僭拟名号。村落被其劫虏，州邑为之震惊”。正月至二月间，西村、陈村和观地之民被其“杀掠殆尽”，该县生员、军民请兵急救。两广提督张岳调集兵力，分左右两大哨，于八月初四日进剿，十月初六日班师，用两个月时间平定了封川县的“猺贼”。事后，以参将武鸾暂留封川，往来督理提调军伍，量留奉议、武靖、上思等州目兵2300名，配合当地军壮、打手在要害地方立营防守，待数月事体稍定后撤走。先年被贼强占的民田，由肇庆府知府清查，有主者给主认耕，无主者召民任种，照额承担粮差。牛只发封川县牧养，勘后分给被害极深的民人领耕。*【注】张岳：《小山类稿》卷三《奏议三·督抚两广稿·报封川捷音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302～306页。 嘉靖十数年时，德庆州知州陆舜臣描述了“猺夷”不断扩张的历史过程。他说，德庆州之害“莫大于猺夷”。据查，德庆州原额63里，分为3厢、4乡。3厢为附郭，城外4乡分别是金林、悦城、晋康和都城。金林、悦城在江北，晋康、都城在江南，“各有猺夷杂处”。江北的金、悦二乡，“仅有数山，种类零落，向化日久”，而江南的晋、都二乡时常为乱。洪、永之后，因征讨兼招抚，晋、都二乡还算驯服，“猺夷”“佃耕民田而输纳租米”。“一田皆百姓之有，一山皆百姓之利，一猺皆百姓之役使。行旅之往来，樵牧之出入，无虑无虞，而本州土地无干没之患”。可是自正统后情势发生变化，“猺贼”倡乱，“阻截河道，烧劫乡村，无岁无之”。政府无力征伐，只得招抚。即便大兵出征，因缺乏有效的善后举措，班师后依然故态。日积月累，而“猺”益滋蔓，“侵占我土地，割据我山场，虔刘我百姓”。里分耗减三分之一，所存者仅44里。田亩沦陷2000顷，税粮荒失6000石。民人为赔纳失地税粮，“有父子同日而缢死者，有妻及子女俱卖者”，“有全户而逃窜者，有尽村而绝灭者”。都、晋二乡每里只有一二户或三四户，“空存里分而无里甲”。循名责实，仅30里而已，较原额63里减去一半有余。最使陆氏不能容忍的是，这二乡土地、税粮系“舆图有定之田”和“版籍有额之税”，却被“肆为劫掠，无所忌惮”，“上损朝廷之威，下失百姓之望”。“江以北为民，江以南为猺，一水之间而民、猺攸判”。“立州厅而南望，问其山则曰案山也，问其有则曰猺有也。樵夫牧儿莫敢过其地，渔人、蛋[疍〗子莫敢近其岸”。所以，一州“如半身不遂之人，其形虽全而实则一半不属于我”。然此处位置重要，上为梧州巨镇，下为肇庆巨府，前驻两广督府，后为岭西道所在，乃“声名文物之地”。“猺贼”乃错据其中，阻断官民、商旅正常往来。*【注】陆舜臣：《议地方事略》，嘉靖《德庆志》卷一六《夷情外传》，第页。至隆、万之交，这里的“猺贼”伙同浪贼猖獗恣肆，“肇庆府德庆、封川、泷水、罗旁、绿水一带地方，积年被东、西二山猺、狼各贼攻打乡村，拦江劫掠，杀死军民商贾、男妇老幼以数万计，捉虏军民商贾、男妇老幼掯赎亦以数万计，占据各州、县官民田地八千余顷，地方荼毒不可胜言”。“乃日阻截官商，稽留使命，破陷城池，劫夺官帑，甚至陵乡跨邑，盈野盈城，戟搠婴孩，刳剔孕妇，以资戏玩”。*【注】李材：《兵政纪略》卷一九《岭西经略·大征罗旁盘据猺巢以靖地方议》，第838～850页。 为何罗旁“猺乱”问题日趋严重，屡征无效，令人头疼？追究其因，环境因素不容忽视。这里山深林密，便于藏匿。据载，“罗旁东、西二山相距，其中万山层叠，菁林重密，而中多沃壤。正统间，诸猺盘踞为巢穴。四方亡命又从而羽翼之，谓之浪贼。四出寇掠，州里几墟”。东山贼窠，“以高险莫若扶林、鸭斗、云浮、鱼跳、胡峒、大绀等山，以深隘莫若白梅、歌村、伏峒、石牛、青水、铁场、红豆、凤凰等山。据高之贼，惧食不继，既散不敢复聚。惟深匿者，俟衅出没，仍复为地方患。若白梅之猺，尝东出笑顶枫木坪，邀抢察院传牌，西则流劫上下石矶，钩截江船，劫夺官印”。*【注】乾隆《东安县志》卷二《兵防志·靖寇》，故宫珍本丛刊第186册，第224页。万历五年(1577年)庞尚鹏也言，“惟罗旁横亘千里，藂林蔽天。昔倡议动大兵，皆相顾骇愕，谓得其人不可役使也，得其地不可郡县也，得其田不可赋税也。当高皇帝时业已讨平，未几复反。其后多相继用兵，终莫得其要领，遂从中报罢，以不治治之。盖能搏击于虎视鸱张之时，而不能芟夷于潜滋暗长之后。理棼丝而治乱绳，此其故盖难言之矣”*【注】庞尚鹏：《建罗定兵备道碑》，康熙《罗定州志》卷八《艺文志》，第1143页。。此外，还有恶劣气候因素的作用，这里“丛冈叠嶂，郁沴成岚，以故民多疟病。盖阳燠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盛。二者相搏，一日之间，气候屡变，炎蒸则热，风雨即寒”*【注】康熙《西宁县志》卷一《舆地志·气候》，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第307页。。这种热寒交错、变幻莫测的气候特征，常常引发瘴疠之气，使外来者易染疾病。因此，“罗旁诸猺，盘瓠遗种，党类日繁，益肆猖獗”*【注】《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万历四年十二月丙寅，第1306页。。上述地形和气候只能说给征讨增加了难度，但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因素。综合来看，最根本的症结还是缺乏长期而有效的善后之策对征剿成果加以巩固和扩大。 隆庆至万历初，两广提督殷正茂对待所辖岭西、广西“猺乱”的处置，基本上采取征剿为主的高压态势。这种方策基调的确定，也是由当时整体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从嘉靖中期起，由于所谓的“南倭北虏”问题，刺激了人们对边疆的忧患意识。特别是在隆庆和万历初高拱、张居正等强势阁臣主阁期间，贯穿了加强边疆防护力量的精神，与封疆大吏频繁书信互动，传授机宜，探讨方策，给予便宜，不加牵制，多管齐下，恩威并施，无论对北边蒙古贵族势力，还是对闽、粤沿海的山寇、海贼，都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治理效果。作为对待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内疆地区的政策，也同样受到这种大环境和施政方针的影响。如《明史》纂修者所认识的，“考其时，盖张居正当国，究心于军谋边琐。书疏往复，洞瞩机要，委任责成，使得展布，是以各尽其才，事克有济”*【注】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二二，谭纶等人传赞，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862页。。如前所述，隆庆四、五年之交，殷正茂任广西巡抚，曾与两广提督李迁配合，强力平定了广西桂林府古田县的“獞乱”。稍后升为两广提督，因受牵于岭东的山寇、海贼征剿，无法抽出兵力对付日益滋蔓的“猺乱”。直到万历二年(1574年)五月，岭东山寇、海贼相继平定*【注】《明神宗实录》卷二五，万历二年五月壬午，第628页。，局势相对缓解之后，殷氏便将工作重点转向岭西，着手处置“猺乱”问题。大约在万历三年的上半年，他曾奏称，“岭西肇庆府地名罗盘，水陆延袤六七百里，系两广咽喉，猺贼渊薮。剽掠劫杀，为祸日惨”，为此条陈进剿事宜十事。经兵部议复后，得到允准*【注】《明神宗实录》卷四五，万历三年十二月癸酉，第1011页。按，对“猺乱”大张挞伐，实出无奈。贼徒劫掠，农商不安于事；杀官夺印，政府权威遭受挑战。其后万历三十三年八月至三十四正月间的贵州征剿路山苗也出此因。当时贵州巡抚郭子章奏道，“近自征播以来，粮饷欠缺，军兵困苦。兼以征播各兵不能归籍者窜入各寨，潜为勾引。往岁间一出没，今则无日不出劫，且一日而劫数起矣。往岁止数十成群，今则动辄数百，且近年千余矣。往岁昏夜潜出，今则聚集山箐，白昼公然无忌矣。往岁止劫客商，今则劫及官员，尽其盘费、衣服、诰命文引矣。往岁尚窃发于山谷旷野，今则窥伺府卫州城，且逼近省会矣。道路官商不敢往来，屯堡军民不敢出入，贵州数百里之境顿成盗薮”(《明神宗实录》卷四一四，万历三十三年十月甲寅，第7760页)。在研究“猺乱”问题时，参酌此段材料，或有更深领悟。。此处罗盘即罗旁，因音近而讹。后来继任者凌云翼说，殷氏具奏方略皆出自原任广东岭西道佥事李材的“手笔”，因此建议增设靖夷道，起补李材“以备咨谋”*【注】《明神宗实录》卷四七，万历四年二月乙酉，第1074页。。虽然这一建议遭拒，但从中可见李材在殷正茂大征罗旁的前期谋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注】岭西道李材关于大征罗旁的早期谋划，参见李材：《兵政纪略》卷一九《岭西经略·大征罗旁盘据猺巢以靖地方议》，第787～850页；刘勇：《李材与万历四年(1576)大征罗旁之役》，台北《台大历史学报》第40期，2007年12月，第67～69页。。指挥陈璘曾云，殷公“题疏议殄，确有成画。第以他寇方张，目不暇给，然已发难开端矣”*【注】⑩　陈璘：《罗旁善后功迹碑》，康熙《罗定州志》卷八《艺文志》，第、页。。可见，征剿罗旁“猺贼”的主张是两广总督殷正茂提出的，并且当时已确定了进剿方略。罗旁虽弹丸之地，然“地界两粤之间”，为两广咽喉，万山丛中，可以南达高州府，北接西江，和对岸德庆州相望，西邻广西梧州府。“其地则山险峒深，其俗则狼、猺杂处”，“民顽俗犷”。若此“一隅不靖，则两粤为之牵动”。人们形象地比作“一指疥疡之微，而遍身为之不宁”。*【注】康熙《西宁县志》卷七《兵防志》，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第361页。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发生的任何动荡，都将对整个两广地区产生影响。或许因此，政府才密切关注这一地区的动向，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而该区的军事行动也就绝非一般意义的平定可以比拟。 万历三年六月，两广提督殷正茂升为南京户部尚书*【注】《明神宗实录》卷三九，万历三年六月乙酉，第909页。按，殷氏改南京户部尚书不久，万历四年二月又改为户部尚书(《明神宗实录》卷四七，万历四年二月乙酉，第1074页)。，征剿的担子落到了继任者凌云翼的身上。基于“岭西猺、狼渊薮，地方旷远”，不便约束的状况，万历四年二月，凌云翼先是建议增加参将以强化地方防守力量，分高肇韶广二参将一守高州府，一守肇庆、广、韶*【注】《明神宗实录》卷四七，万历四年二月癸酉，第页。。同时，为罗旁之役筹集兵力和筹措饷银。议借蓟镇下班浙兵未允，但准许赴浙招募。同意支用盘盐、赃罚等银4万，并发户部银7万，以充兵饷*【注】《明神宗实录》卷四八，万历四年三月丁未，第1101页；万历四年三月甲寅，第1108页。。继而上疏定拟十一月进剿。兵部叮嘱：“惟是万山联络，贼易潜藏。务严搜捕，毋滋萌孽。”*【注】《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万历四年十二月丙寅，第1306页。在七月前，凌氏先用雕剿战术进行定点清除。“所破凡九十巢，俘斩无算”*【注】万斯同等：《明史》卷三二一《陈璘传》，续修四库全书第329册，第541页；《明神宗实录》卷五二，万历四年七月辛亥，第1229页。。当时共出兵20万人*【注】按，《太师张文忠公行实》记为“师号三十万”(张居正：《张太岳先生文集》卷四七，第591页)，而当事者陈璘记为20万人(陈璘：《罗旁善后功迹碑》，康熙《罗定州志》卷八《艺文志》，第1160页)，此从陈说。远在罗旁之征前的嘉靖十数年，德庆州知州陆舜臣在《议地方事略》中曾提出过征剿罗旁的方案，对用兵策略和数量有过熟虑，他说：西山、东山和泷水三处“山川相联，声势相倚”。若专征一处，虽易为力，然贼徒窜匿他处，徒费财力，故须兼举并戮。而“欲专征西山，当用师五万。欲兼征东山，当用师十万。欲东西二山、泷水并举，当用师二十万”(嘉靖《德庆志》卷一六《夷情外传》，第1069页)。他提出三处合征，且须用兵20万的估计，竟然和40年后罗旁之征的方略吻合。，包括广东营兵、广西狼兵和浙兵。凌氏“定计誓师，作攻取之士气。征兵处饷，鼓疑畏之人心。文武士各尽所长，东西省惟其所用”。分十哨进征。⑩从万历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出师，至五年三月班师，用了四个月即平定罗旁。“克猺、狼贼巢五百六十四处，擒斩、俘获、投降、夺回共四万二千八百有奇”*【注】《明神宗实录》卷六二，万历五年五月癸巳，第1393页。。泷水县最初编户25里，后来“续为猺占”，到景泰时并为13里*【注】康熙《罗定州志》卷一《舆地志·沿革》，第993页。。这次大征后，“积年蚕食之土宇悉归版图”。“计自两广用兵，功未有并于此者也”。稍后也有人云，“往岁选将励兵，四征不庭，故东征西讨。罗旁之役，缵二百余年所未建之功”*【注】陈万言：《兵宪郑公去思碑》，民国《罗定志》卷8《艺文志二·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50册，上海书店2003年影印本，第1160页。。这一行动对其西邻广西岑溪县等地的“猺贼”震动很大。原先，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连城等处“猺、獞啸聚为患”，至此，贼首“畏威求抚，愿归地输粮”。*【注】《明神宗实录》卷七〇，万历五年十二月壬辰，第1400页。 嘉靖间，德庆州知州陆舜臣曾恰切地论述了战与守的关系以及守而能久的重要性。“征之不难，征之而能守为难”，“如徒征而不能守，不如不征之为愈也。如徒守而不能久，不如不守之为愈也”，*【注】陆舜臣：《议地方事略》，嘉靖《德庆志》卷一六《夷情外传》，第1068页。所谓勘定叛乱为易，但长治久安为难。参与此役的陈璘也明确说道，“大兵不发，则一方受荼毒之祸；善后不早，则百年无安枕之期。可见善后工作对维持既有成果和获得长治效果之重要性。两广提督凌云翼在大征还在进行阶段的万历五年正月底，即就罗旁的善后事宜上疏提出具体设想：其一，建设州县。罗旁东、西山幅员一千五百余里，其中“田地沃饶，且产有砂仁、藤、蜡、蜜、漆诸利，可耕可采”，欲为久安之策，必须添设州县。泷水县治居东、西山之中，为适中、总会之地，应升为州；再于山之东、西各立一县属之，“其势已壮”，应径隶布政司管辖。东山黄姜峒和西山大峒，有泷水(即小江)和大江相连，“可通舟楫，且地势宽平，风气环聚”，天造地设，堪立县城。德庆州江南岸的都城乡十三都、十四都和十五都诸图，有人丁1800余丁，秋粮2763石，距州百余里，若割附新县，于民为便。其二，置千户所。在南乡、富霖、封门峒、函口等要害地方设4个千户所，调官军防守，“其他险要隘口，俟县、所既立，另议添设巡司、营堡，使声援相及，防守更便”。其三，设兵备道。广西古田平，设副使一员负责清军兼理驿传。四川九丝蛮平，也设佥事一员驻守其地。今罗旁州、县、所共计7城，须设宪臣联属弹压。裁革驻扎惠州的伸威道副使，改于岭西。而以岭西兵巡道佥事改为泷水兵备道佥事，驻扎州城，统辖参将、守备。其四，添设参将。东山黄姜峒、西山大峒在设县前，“各筑营城，选委将领屯兵驻扎。伺有贼出，许其便宜抚剿”。将高州、肇庆参将裁革，在东、西山各置参将一员，分守二峒，“专一往来操练官军，整搠兵马”。将德庆江道守备移驻泷水，即中路守备，专属新设泷水兵备道佥事调度。其五，充实官军和议处戍兵。从就近省卫抽拨，主要涉及广州左卫右所、右卫后所、前卫前所和后卫中所。“若土、民、狼、獞愿受田隶所者，即以补伍”。在补足营伍的同时，也要加强“江堡哨守”。其六，调用官员。自兵备佥事到州县官员，必须就近调选，“不惟事体周知，亦可济目前紧急之用”。推荐广州兵巡道佥事徐汝阳改补新设兵备佥事，说他“年富力强，干济勤励”，且于大征时任泷水哨的兵务监督，“劳绩既多，人心亦附”。推荐廉州府同知侯应爵以同知身份掌管新州事，说他“才干通达，事体谙练”。推荐三水县知县朱宽和吴川县知县刘逢旦堪调新设知县之任，说前者“年资方富，才识亦敏”，后者“性气稍欠和平，遇事勇于担负”。其他州县佐贰和首领官，在当时丈量田地、建筑城垣等事务浩繁之际，也急应在省内择选。其七，开辟道路。这是传递信息和对外联系的网络通道。泷水而北，有小江直达德庆，如东西复建县所，则三面血脉通贯。唯自泷水以南至高州府古潘驿四百五十余里，旧皆贼巢盘踞，须拔木修道，建设陆驿四站：由北向南，依次为沟水口(后移肇庆府恩平县恩平驿置)、平豆合水(后移肇庆府阳江县西平驿置)、掘峒(后移高州府电白县立石驿置)和大陵驿(后移高州府茂名县那夏驿置)，共四日半程。泷水以北可依托小江一线，将德庆州寿康驿移置南江口，在晋康巡司内设一水驿(后移广州府新会县东亭驿置)，在泷水城内设一水马驿(后移肇庆府新兴县新昌驿置)。这样，这条水路就和泷水以南至高州的陆路四站连通起来。这条通道不仅可以贯通新州南北，而且还是从省会至西南高、雷、廉地区的捷径。其他如经费钱粮、考课殿最等皆在规划之中。上述规划得到了政府许可，还特别叮嘱：如贼巢尽拔，保无他虞，再设官建治，不必以年月为限。*【注】凌云翼：《奉命大征功已垂成并预计善后之图以保久安疏》，刘尧诲等：《重修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二六《奏议四》，第页；《明神宗实录》卷六二，万历五年五月丙申，第页。后来的善后之策也基本上是依照上述计划和路径实施的。 但具体的善后工作是复杂的。上起兵备，中经知州、参将，下到知县，文武官兵各个角色皆要协同发挥作用。万历五年，庞尚鹏在兵备道衙署修治完成时所写碑记中称：“清田里，辟封疆，树官兵，筑城堡，兴学校，募民占籍，分地建官，皆所以销衅孽于将来，为千万年久安长治之计。今田庐日辟，风气日开，生齿日蕃，食足兵强，群盗屏息，如通都巨邑然。牛羊横山溪，耒耜遍原野。东西水陆昼夜行，不复知为罗旁矣。”*【注】庞尚鹏：《建罗定兵备道碑》，康熙《罗定州志》卷八《艺文志》，第页。随着当时对诸如城池、公署、戍所、城堡、学校、水陆道途、村落田里之类的基础设施和教养事项的规划和推进，罗定州此时应该说已初具规模，形成了新的行政区域的基本格局。但当时是否做到了如庞氏所说的“风气日开”“群盗屏息”“牛羊横山”“耒耜遍野”那样立竿见影的效果，恐怕还是疑问。时人陈万言曾就罗旁平定十年后的状况做过评估，值得参考。他说，“劻勷之初，法制未备。万山丛翳，遗孽潜伏。抚民未尽革心，水陆道路未尽通浚，土田未尽垦辟，商贾未安于途。且荟郁蔚蒸，师旅瘴疠，不时间作。虽张官置吏，历十载而民未宁宇”，以致当时泛起了改流为土的声音*【注】陈万言：《罗定道陈公去思碑》，民国《罗定志》卷8《艺文志二·类编》，第418页。。这就是说，上述目标还只是出于勾画层面，达此目标还有段曲折的路程要走，事实上也确系如此。如万历七年(1579年)九月，东、西二山“猺贼”余孽突行杀掠。罗定兵备道侯应爵、副总兵陈璘以及东安县知县萧元冈等受到论劾。两广总督刘尧诲上奏为其开脱，说各官久任地方，习知地利，正值善后之时，应免究治*【注】《明神宗实录》卷九一，万历七年九月癸亥，第1875页。。而广东巡按龚懋贤则建议再次调兵剿灭罗旁二山“余孽”，兵部复议，以为收兵未久，又议调发，势不可能*【注】《明神宗实录》卷九一，万历七年九月丙寅，第1877页。。说明当地“猺贼”阳招阴拒，心怀叵测，不甘就范，伺机而动，以搅乱新的地方秩序，且声势不小。万历八年四月，东山县石牛、青水等处“猺贼”白眉哥等三十余人聚众焚掠，劫夺罗定州学官印记，以此要挟驻守者退兵*【注】《明神宗实录》卷九八，万历八年四月丙戌，第1965页；康熙《罗定州志》卷一《舆地志·纪略》，第1002页。。万历十二年(1584年)秋，东安县“猺贼”庞十贵行劫为乱*【注】康熙《罗定州志》卷一《舆地志·纪略》，第1002页。。除了所谓“猺贼”外，还要面对悍卒的挑战。戍守东山的浙兵骄横恣肆，陈璘绳以严法，撤销其官职，罚扣其兵饷。万历十一年二月，陈璘征调三百名士兵抬木起盖庙宇，时值风雨饥寒，以黄玉等为首的二百余人心怀怨恨，以此为引线倡乱叛去，劫掠地方*【注】按，浙兵激变之事的起因是复杂的，东山分守副总兵管参将事陈璘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据当时两广总督郭应聘从各方获得的信息知：旧年即万历十年十二月，或因乏粮的缘故，陈璘预支鱼、粮。及至士兵领粮时，每斗米扣银五分，每斤鱼扣银一分二厘，不免有放贷之嫌。他还公开给士兵放贷，每两银收利二钱，利率不低。他所属的后营把总刘宗汉，万历十一年正月向士兵每人借银二钱不还，而右营把总陈铭公然扣减士兵饷银每人二分。这些做法是造成士兵贫困和积愤的原因，而士兵倡乱的直接导火索则是起盖庙宇所引发的各种事情。综合来看，起事之因恐非借贷和饥寒之事那样简单，陈的严厉执法和浙兵平素骄纵间矛盾的激化应是隐蔽的更深层次的原因(郭应聘：《郭襄靖公遗集》卷七《哨兵倡变追究酿乱将领疏》《抚剿叛兵捷音疏》，续修四库全书第1349册，第164～167、168～173页)。。 尽管如此，但经过各级各任官员的持续努力，善后工作还是取得了理想的成效。如以副总兵衔署理东山分守的陈璘，在东山县的善后方面作出了突出成绩。“善后建邑之初，听民迁徙，筑城助工，授田与世业”，附近府县百姓多有闻风而来者。总督凌云翼曾面谕陈璘：要想使这些新附之民永有固志，必须“授田立家”。陈氏秉承此意，“披荆剪棘，又将十年”，“筑室分田，以世兹土”。*【注】⑧　陈璘：《罗旁善后功迹碑》，康熙《罗定州志》卷八《艺文志》，第1161页。在整个善后工作中摸索经验，妥善处理了绥服“初附之猺”、统御“四募之兵”和安养“新聚之民”之间的关系。其治军，对士兵抚循若子，如有违纪，绝不姑息。士兵与新迁之民杂处，若有窃民一蔬寸缕者治如军令。其“抚猺”，提防曲制，潜消乱萌，使其耕有田、居有屋，薪蒸猎射，人得其性，久渐安分。新迁之民虽挈妻携子，劬劳道途，而渐安居乐业，生聚日繁。*【注】方肯堂：《东山副总兵陈公去思碑》，乾隆《东安县志》卷四《艺文志》，第260页。所以，到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一月，此时距大征不过八个年头，而东山县已发生较大变化。陈璘记道，自知县萧元冈首事以来，规模初具，后经知县陈公大“兴废举缺，百度聿新，至使新造之区与象郡相等”。故他不无自豪地说：“今狼烟息警，山城如画，行者歌，居者宁，缙绅大夫士东西上下而夜柝不击。”⑧ 在善后的各种活动中，以下数事值得特别关注。 招徕移民。为了充实新设州县，招民插居，承田立籍。罗定州和西宁、东山二县移入者大多系闽、广籍。如西宁县，“开辟以来，闽浦插居，广肇附籍”，“间有翁源、封川之民”。在东安县，建县之初，“维时四方民大和会，胥相踵至。邑之内外，受廛者万计。连阳之民十居七八，务农力穑尤甚。士之自广州者持牒，开府允所请，挟刺来学”。*【注】郭濂：《东安县志序》，乾隆《东安县志》卷四《艺文志》，第269页。以农来者，连阳(广州府连山、阳山一带)居多。以士来者，广府为最；从县志选举志中所列万历后岁贡生的籍贯看，大多系广州府辖县之人。这样才造成后来“迩来闽、广附籍居多，俗尚各异”的情况。或因副总兵陈璘负责罗定州善后的关系，翁源县移民在西宁县偶见，而在罗定州则很普遍。“属内有翁源、英德两邑之人插杂。充州隶役，悉属此徒，于州民无有也”。*【注】康熙《罗定州志》卷一《舆地志·风俗》，第1010页。封川县属德庆州，归肇庆府，英德县和翁源县归韶州府，都是和罗定州临近或接壤之区。这些临近区域汉民的移入，带来了他们的语言、习俗和生产方式，不仅加速了地方山林开发的步伐，还起到了改造当地族群结构的作用，使原本相对闭锁的文化受到冲击和侵蚀；形成了兵和民、汉族和少数民族交错分布的格局，有利于不同族群间的文化交融和地方秩序的稳定。 垦殖土地。养育条件的获得是维持地方长久安定的基础，因此土地开垦当需领先。据载，万历九年十月，两广总督刘尧诲在上疏中道，开拓罗旁二山，复田58410亩*【注】《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七，万历九年十月戊戌，第2201页。。仅数年间即创此拓殖成绩，屯兵和移民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携之而来的耕作方式对当地土著自然产生了积极的带动作用。郑人逵(福建闽县人)万历十一年任罗定兵备道，对这里的初期开发发挥过重要作用。十五年，当他离任时，时被解职的陈璘率东安县父老若干人，请求广州府南海县人陈万言撰拟“郑公去思碑”，其中道：“吾属东安之民，初未知有养，刀耕火种，收聚非时。公授我田土，教我树艺，卖刀买犊，垦辟草莱，种植日广，屋居粒食，而民知养。”*【注】陈万言：《兵宪郑公去思碑》，民国《罗定志》卷8《艺文志二·类编》，第417页。 开辟道路。城堡构建乃出于防御需要，但把自己封闭到一个强固的圈子中，带有某种被动性。而开辟道路、设置驿站，使内外道路形成网络，把散在的城堡联结起来，打通与外界的通道，改变了封闭状态。先此，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六月，两广提督吴桂芳曾言，罗旁一带“层峰叠嶂”“竹木丛翳”，“诸猺”以为巢穴，“时出剽掠”，或越江劫掠乡村，或截掳往来船只。因此欲绝“猺人”之患，得“一劳永逸之计”，便是“聚兵召商，随山刊木”，“彻其障翳，剪其羽毛”。大木砍斫后，“诸猺”便丧失了“阻深箐而居”的条件，营堡戍卒也获得了耕守的田地。既省去兵饷，又达到了“扼其从[纵〗出之途，绝其潜伺之计”的目的。*【注】《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七，嘉靖四十四年六月庚辰，第8833页；吴桂芳：《议开伐罗旁山木疏》，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二，第3670页。罗旁荡平后，道路主干以罗定州为总会，从州治向南由罗镜冈，经函口、怀乡，以通高州府。从州治向北循小江出大江，以接寿康驿。东安、西宁二县和南乡、封门二所，虽各有道路遥通，然皆崇冈叠嶂、丛箐茂林，隔离天日，往来为艰。尽管如此，东安县各地联属犹易，而西宁县则存在较大问题。西宁县南割高州府信宜、茂名二县地所设的定康、感化、从善、信丰四都，和广西岑溪的七山、六十三山“猺”相接，这里仍如既往被“猺贼”把控，与县治间的联系受到阻隔，因此“四都虽号编氓，而足迹无由至县庭”。修筑道路、打通阻塞是消解这一隐患的有效方式。万历十一年(1583年)至十四年间任兵备道的郑人逵，曾两次提议开辟道路，皆因“诸猺屡沮，功莫能施”。到了万历十六年(1588年)陈文衡(江西鄱阳县人)来任兵备道时，认为该地在平定后十年依然如此，距离治理目标甚远，遂与西宁镇守参将侯德源谋议，请求两广总督刘继文下檄罗定州知州潘士绅和西宁县知县林致礼(广西上思州人，万历十四年任)综理此事，由把总许应明具体运作。于是，召所部兵民，“相地分程，计日课功。披荆斩木，芟险就夷”。而“顽猺”仍阴行阻挠，“伏枪设魅，众受惨毒”，人怀疑畏。陈文衡遣许应明深入“猺洞”宣示朝廷威德，“诸猺”警悟俯从。“兵民得偕作，而梗途遂成大道；蓊翳无壅蔽，而晻昧获耀光明”。西山境内辟道工程经始于万历十七年，告成于十九年。共辟四条道路：第一条沿着与广西的分界，自罗旁口，由封门、夜护，南抵怀乡，长三万六千余丈。第二条自怀乡、掘峒，由罗镜冈，北抵罗定州，长三万八千余丈。第三条自夜护，由思虑，东至亚婆滩，长八千余丈。第四条自逍遥，经振夷岭，抵西宁县，长八千余丈。四条道路的宽度，“随地势之险易”而变化，大体在一丈上下。*【注】⑤　陈万言：《开西山大路记》，康熙《西宁县志》卷一〇《艺文志》，清康熙六年刻本，第293～294、291～292页。中路和东山也都开辟了各自境内的道路。这样，整个州内道路联为一体，形成网络。路网的联通，不仅方便了官商百姓来往，也便于官府统摄地方，该地实现了由化外之区的形式归附到与内地州县无有区别的真正一体统辖的转化。如陈万言云： 比岁以来，行者歌，耕者乐，冤者伸，输者赴。商贾懋[贸〗迁以化居，官府往来以巡省。深溪绝峒久外天日之民，习见汉官威仪，而欣欣鼓舞若更生。诸猺在抚治者，心如其面，不敢越志以启衅。在邻封者，畏威敛迹，不敢越界而为盗。凡有举动，朝发则朝闻。稍有邪谋，夕发则夕扑。官政下达，民情上通。疏逖不闭，襁负日来。数百年虎嵎兔窟之域，一旦转为平平荡荡之区⑤。 创立学校。兴学立教是实施教化的重要手段，当受到较高的文化感染后，粗鄙转为文质，干戈熔为锄犁，其向化、内聚和认同之心便会形成，区域一体特征也会出现。州、县皆建儒学，渐可改变“蛮俗襟裾”的状态。万历六年(1578年)，东安县知县萧元冈在城东始建儒学，县学廪膳生和增广生额皆为10名。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知县郭濂(南直江宁县人)详请抚按具奏，两类生员各增5名，分别达到15名，而附学生每试可录8名，这样东安县儒学生员接近40名。县学设有学田、学地和学塘，以租佃收益用于延师薪俸和资助贫困生员*【注】乾隆《东安县志》卷一《学校志·学额》，第188页。。虽然当时“青衿而事读诵”者“客籍十九”，主体仍是移民，但地方官员也认识到，“诸猺”教化应给予关注，“宜择其稍秀而驯者教诸学宫，务以揉化其习气为上，不大以博士文法束之，庶渐而潜移其俗”。*【注】袁昌祚：《东安县志序》(约作于万历二十年)，乾隆《东安县志》卷四《艺文志》，第269页。其举子文法水平的提升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其习气的改变。罗旁有“狼、獞二种，皆不事诗书，好为觋巫，习尚粗鄙，鲜知礼义”。万历十七年，把总刘元威的建议得到采纳，在西宁县的葵岭建立社学，专一“教训猺童”*【注】康熙《西宁县志》卷二《建置志·学校》，清康熙六年刻本，第98页。。他还建议，在提学官考录生员时适当给予倾斜，为其创造入学机会，“每考请分獞、狼童一案，恳学道恕取，以寓鼓劝”。后来，还真有了一二进学者的情况。*【注】康熙《西宁县志》卷七《兵防志》附《猺獞狼考》，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第375页。陈文衡在万历十六年至十八年间任罗定兵备道，除了“刊木造梁，以成通衢”；疏浚泷江，以通商旅；练兵编氓，建堡设司外，仍念念不忘推行教化，“立社学以教猺童，广廪额以资多士。修文偃武之风，或取自上裁，或谋之幕府，而公毅然行之。深山穷谷之中，淑气盈盎，新民效顺，卖刀剑而请耒耜，弃弁服而习诗书。盖非复罗旁初定之时矣”。*【注】陈万言：《罗定道陈公去思碑》，民国《罗定志》卷8《艺文志二·类编》，第418页。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春，洪有复(福建南安县人)由岭西兵巡道改任罗定兵备道，此时罗旁已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善后整治，他所看到的已是另一番景象。“入其境，耒耜遍野，烟火弥望，鸡犬之声相闻。昔之提戈蹀血处，皆买犊荷锄，嬉游而歌诵”。“所在州、县，崇墉屹屹，层堞奕奕。壁垒亭障，连跨高深”。“荟林悬崖之幽阻，莫不刊伐堙堑，坦途通轨，川陆邮驿，四达交驰”。*【注】洪有复：《兵备道题名记》，民国《罗定志》卷8《艺文志二·类编》，第417页。他在给西宁县纂修的首部县志作序时道，西宁在百十年前“莽为盗区”，自筚路篮缕，以启山林，“列在方州，比于牧镇”。今置县近二十年，“林木芟柞，土田垦辟，度亩定税。设兵议饷，建学立师，张官置吏，与诸调度沿革，悉皆林林总总”，可谓遭际开辟盛时。*【注】洪有复：《西宁县志序》，康熙《西宁县志》卷首，清康熙六年刻本，第35页。即此可以看到，罗旁自纳入实质性的州县管理体系后，其善后过程颇为曲折，有时还伴随对抗，然经过近二十年的建设和各种关系的磨合，地区经济、文教和社会事业呈现出蓬勃生机。 四　总体评析 在西南地区，由于少数民族集聚程度不同、山林地貌险夷状态有别、各地土流官员多寡不一、整体素质和汉化程度参差不齐等因素的存在，对于该区所采行的统治方式的评估，不能采取统一尺度，必须依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那种从绝对意义上以为流官体制是普遍适宜的控制方式的看法未必妥当。这就是在具体的少数民族地区采用流官制抑或是土官制一直存在认识分歧的根源所在。 在少数民族聚居程度颇高，居住地区崖壁峭险、林箐深密，距离省府等政治中心较为僻远之地，政府力量较难渗入，虽多次征讨却收效甚微。在这些地区采取土官治理方式或许是对症的。明朝的某些官员也有如此认识，并对一味地改土为流的做法提出批评。成化十五年十二月，四川叙州府的白罗罗与都掌蛮相攻。自称对“叙之夷情”颇为知悉的叙州府人、时任礼部侍郎的周洪谟上言献策道：叙州府所属的“戎(万历四年改为兴文县)、珙、筠、高四县，在宋、元时皆立土官，以夷治夷，羁縻而已。国朝代以流官，不通夷语，不谙夷情。其下因得肆行苛刻，激变其党”。从明初到正统年间，曾命将四征，“随服随叛”。景泰初年，势益滋蔓。天顺、成化间“累出为恶”。每得汉人，缚树乱射，声称害我已久，以汉人为报复、发泄对象。在周氏看来，此地不适合采用流官制，所以他建议，在“剿之不能，抚之不从”的白罗罗、羿子集聚的地方和邻接贵州赤水、毕节的区域，设置长官司管辖，以“土官治之”，则“汉不扰夷，夷不仇汉，可相安于永久矣”。从节省费用和守备边疆的角度看，此制也不无益处，“夫土官有职无俸，无损乎国储而有益于边备。大小相维，纲目相系，数年之后，不假卫堡备御而诸夷自靖矣”。*【注】《明宪宗实录》卷一九八，成化十五年十二月丁卯，第3480页。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二月，该地发生了僰蛮攻破高县和庆符县的事件，四川巡按卢雍弹劾守备都指挥杜琮启衅失机、指挥黄应文不行策应之罪，并连及巡抚马昊、镇守太监王保、总兵吴坤、守巡参议崔旻及佥事王芳、田荆等。在言及致衅之由时，除了增加高、珙和筠连三县额粮的原因外，特别提到将僰蛮降夷的旧业分给军民、致其失所之事，及“升州立县，民夷愤怨，今复作乱”之由。希望依照先朝名臣周洪谟所言，“惟宜设长官司，以夷治夷为久安计”，乞罢所立州县。*【注】《明武宗实录》卷一六九，正德十三年十二月辛卯，第3279页。嘉靖六年年底，两广提督王守仁前往广西思恩府、田州府平定“猺、獞”叛乱，于中贯穿了剿抚结合、以抚为主的原则。在上疏中特别对二府弘治年间改流体制做了反思，实质上是否定了这种改制的合理性和正确性。他说，“流官之设，徒有虚名而反受实祸”。思恩府未设流官之前，土人每年出土兵三千，以听官府调遣。既设流官之后，官府岁发民兵数千，以防备土人反复，这是为自己套上了绳索。田州府“切邻交阯，其间深山绝谷，皆猺、獞之所盘据，动以千百”。若恢复土官之制，“则可借其兵力以为中土屏蔽”。若依然为流，“则边鄙之患我自当之。自撤籓篱，非安之计，后必有悔”。所以，“流官之无益断然可睹”。并指出，不要畏惧人言物议，要敢于直面制度缺失，将此二府改回土官之制。他在另一奏疏中直接说道，“因其土俗，仍置酋长。俾人自为守，内制猺、獞，外防边夷”。兵部在复议时说道，“思恩府弘治末年建置，安定已久，非田州比，似未可一概改易”。而田州既已改土为流，不能因叛而重新退回到原先制度，“须查照别府州事例，土流兼置而后可”。接着又说，守仁才略素优，必有所见，然未经询谋，恐非定论。宜令与镇、巡等官审时度势，不急近功，再加远图。应土应流，或土流兼设，熟计以闻。*【注】《明世宗实录》卷八六，嘉靖七年三月乙未，第1957页；卷八八，嘉靖七年五月壬午，第页。政府的态度也很明确，在具有战略地位的地区，采行流官制是既定的思路，想轻易取消也是有难度的。 在实际运行中，有时情况较为复杂。即便是同地，也因情况变动，管理体制随之出现反复。如，广西永安州，初设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二月，归属桂林府。广西巡抚秦纮出于“以夷治夷”的目的，奏改土司管辖，这样弘治三年(1490年)九月就改为永安长官司。但时隔不久，因土民多言不便，弘治五年六月又把长官司回改为州，变成了流官性质*【注】《明孝宗实录》卷六四，弘治五年六月甲辰，第1231页。。又如，云南宁州原只有土官知州，弘治十六年(1503年)新添流官知州，变成了流土混合体制。到了正德三年(1508年)五月，云南巡抚吴文度以“夷方地狭”为由，奏裁流官知州，宁州又回到单一土官知州体制。*【注】《明武宗实录》卷三八，正德三年五月癸丑，第900～901页。 国家和地方的关系，存在着政治统治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程度差别。明代广东、广西等地，相对于国家统治核心区而言，属于边陲地带。万历九年(1581年)三月，罗定州西宁县治建成，广州府南海县人何维柏为作碑记，其中道，“广以独远，疆理更疏阔。十郡州邑，隶自古昔，典礼文物，无异中州。乃若山谷旷邃，去郡邑又远，政令不加，声教靡及，习尚悍陋，如逸柙之虎，啮噬恣肆，莫可底止”*【注】何维柏：《建县治碑》，康熙《西宁县志》卷一〇《艺文志》，清康熙六年刻本，第259～260页。。远离政治中心区的广东，其所属十府早已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深受儒家文化的沐浴和熏染，但因区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一些山陬海澨之区还处于不知有秦汉的半开化状态，如隆、万之际广东岭西的罗旁即是如此。他们凭恃山险，负固自喜，与政府相抗。这反映出，直到明后期，国家对广东岭西和西南民族地区的控制还处于非有效的状态，叛乱和平定的博弈始终在顽强地持续着。万历三年六月，张居正推举凌云翼任两广提督，临行时叮嘱凌氏说：鞭虽长，不及马腹。对于“乘间窃发”的五指、北三、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