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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10月14日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流血冲突发生前，杨维骏便已经长期关注当地土地问题。在耄耋之年，92岁的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走在为民请命的反腐之路。 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与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他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 30年来，他坚持写信检举腐败官员，甚至开公车带领农民进行土地维权。正是他多年坚持写信举报，主政云南十年的前省委书记白恩培落马。这让他在民间获得美誉的同时，又与现在的官场格格不入，甚至成为很多官员眼中的异类、“刺头”。 老人说，他还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因为“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他是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过革命活动，文革期间曾被打为“右派”，却不改初心。作为退休30年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在昆明市中心一座老干部小区里，杨维骏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多年来，站岗的武警、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于见到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上门拜访杨维骏。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判断出：扛着背包、拎着本子的是记者，手里拎着信封和材料的则是访民。因为云南省前省委书记白恩培的落马，最近这段时间，杨宅的访客数达到了高峰。为了保护杨老先生，值班室的人会谨慎地让访客在小区外稍等，然后致电杨宅。9月的一天，一个头发全白、身材瘦削的老人从小区里迟缓地走出来。他时常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蓝色衬衫，微微驼背，思维却非常清晰。他走到值班室旁边，一群来自晋宁县富有村的农民立刻拥了上来，齐呼“杨爷爷”。他们正在等着他参加庆祝白恩培落马的晋宁访民大会。杨维骏递给农民领导一叠发言稿。“这次大会我就不去现场了。反腐的战斗正在最关键阶段。” 杨维骏长期关注云南基本农田被占问题，这几年多次到富有村对基本农田被强占的问题进行调研。然而，10月14日，他不忍见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0月14日，在云南晋宁县富有村，暴发了一次因强占基本农田导致的流血冲突，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冲突背后，是云南近年来的土地问题。因为土地问题，杨维骏与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有着矛盾。矛盾始于2001年，白恩培调任云南省委书记时。白恩培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大片基本农田被毁。在其“快速发展”口号的指导下，云南毁坏生态，变卖矿产，强征民地，强拆民房。作为一个不讲“官场规则”的老干部，杨维骏常在省政府的会议上提意见，让白恩培非常讨厌。从此以后，每次发言，杨维骏都会被安排在最后，快轮到他时，会议已经结束。2008年，杨维骏从举报者口中得知：价值5000亿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刘汉以10亿元人民币控制了60%的股权。而作为国企的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由其控股，却被白恩培拒绝。省内诉求无门，杨维骏便开始写举报信，向各级政府和中纪委举报。2012年12月，他还曾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写过一封举报信。多方举报无门之下，2013年夏天，杨维骏想趁去北京治疗眼疾的机会去中纪委举报。进京举报之前，省里有人得到了风声。省政协邀请了省委办公厅、统战部和政协的一些干部，为杨维骏专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事后，杨维骏用“批斗会”来形容这次会议。会议大厅里，近二十个领导干部坐成一圈，中间是杨维骏。一位领导问杨维骏：“听说杨老你举报了六个问题，你为什么把那六个问题在网上晒出来？” 杨维骏回答说：“不是我晒出来的，是《财经》杂志的记者晒出来的。” 虽然年过90，但杨维骏却一直关注时事新闻。2013年，他从新闻中看到，《财经》杂志社副主编罗昌平坚持向中纪委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直至其落马。他认为罗昌平是同道中人，便通过《财经》杂志的一位记者，把六个案件的材料交给罗昌平，其中包括晋宁、福海等地的基本农田问题以及兰坪铅锌矿案问题，希望他能够把材料直接交给中纪委的领导。后来，《财经》杂志报道了兰坪铅锌矿案，并把部分举报材料发上了网络。领导又问：“你所举报的这六个问题全部都解决了，为什么你还要举报呢？” 杨维骏反问：“假如都解决的话，为什么群众还跑到北京去上访呢？很明显，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 两番问答，杨维骏都占了上风。领导终于急了：“美国是讲民主的，对斯诺登尚且要严加防范限制。所以我们对你，也要限制。” 杨维骏终于生气了：“身为党的干部，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美国是假民主。” 事后，杨维骏向记者解释，在他眼中，美国对内是民主，但对外是强权政治。“我说美国是假民主，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了，他不敢再说了。难道他说美国是真民主，他敢吗？这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了。” 此外，杨维骏对领导公然拿“斯诺登”打比方也有意见。“斯诺登是揭露美帝国主义黑幕的英雄——连我们香港政府都拒绝了美国的引渡要求，允许斯诺登前往莫斯科。” 领导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讨论，质问杨维骏为什么参加“晋宁农民万人维权大会”。杨维骏反问：“我为什么不能去？再者说，晋宁县县委书记最后也表态了，欢迎我常去指导。” 领导无奈了：“他那是跟你讲的客气话。” 杨维骏反驳：“我这个人从来不懂客气话，我说话只会直来直去。” 这引发了会场一片笑声。一波三折之后，杨维骏终于成行北京。随行的，除了老伴王婉蓉之外，还有一位省政府派的工作人员。事后，杨维骏才知道，这位同志的任务，是来“监视”自己。这一天，中纪委信访办的门口，排着三排长队。队伍中有一位特殊的访民——时年91岁的杨维骏老先生。信访办的一位老干部专门接待了杨维骏，看到杨老的退休证和举报材料，他说：“我们感激你，代表党组织感激你。” 事后，这位干部赞扬说，杨维骏有三个突破——第一个突破：年龄最大，第二个突破：职务最高，第三个突破：举报完全不为自己。得知杨维骏去中纪委举报，随行的那位省政府工作人员慌了，对杨维骏的老伴和女儿说：杨老一定是去中纪委举报去了，那我回去要被整的。“杨老告不倒他们的，省里对杨老早都不耐烦了。” 事实证明，他错了。一年之后，日，中纪委宣布：白恩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2.从“公车上访”到“万人大会”对白恩培的举报，只是杨维骏反腐30年反腐生涯的一部分。除2013年举报白恩培事件之外，最出名的一次，是2010年的“公车上访”事件。日，时年88岁的杨维骏坐在黑色奥迪政府专车上，带着两辆面包车，带驶进了省政协，也驶进了公众的视野。杨维骏带着12个访民，在省政府里挨个办公室敲门，却无人敢应，明显在躲着他。过了几天，省政协委派一个干部劝杨维骏说：你开着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不太合适。杨维骏反问：“我的公车是不是规定只能用来游山玩水，不能调查研究、为民请命？你这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干部哑口无言。这次“公车上访”，起因是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一位大学生找到了杨维骏，把村里一千八百亩良田土地被镇长强征，房屋被强拆的事情告诉了他。杨维骏马上去村里调查。他实地考察发现，村民的土地被强占，又没有拿到补地，一些老年人没有地方住，被迫住在猪圈、柴房里面。调查了实地情况后，杨维骏找上有关部门，质问说：“根据国家规定，对农民的基本农田，要先补后占。你们补了土地吗？” 一位官员回应说补了。杨维骏追问，补在什么地方？那位官员说了一个偏僻的地点，“真补了，不信您去看。”事后，杨维骏回忆说，那个官员可能是觉得，自己已经80多岁了，随便说一个偏僻的地点，自己不会去查看。然而，杨维骏到那里一看，是一片荒山，上面什么都没有，也无法种植粮食。他回到有关部门，继续追问：“荒山怎么能算补呢？”那位官员又指了一处更偏的地点给他。执拗的老人再次去实地考察——结果，又是一座荒山。“都是假的，他们就这样骗我。连我都愚弄，农民又怎么能拿到补偿呢？” 后来，杨维骏带着几个政府干部去韩家湾村实地考察，把村里的情况一一向他们指出——有老人没住在自己的猪圈里，没有水，没有电，阴暗潮湿，一年之内病死了二十几个人。还有一个92岁的老人，实在受不了，就跳鱼塘自杀了。政府干部回答说，这是正常死亡，是病死的。杨维骏生气地问：“在这个条件下死亡，怎能算是真正的自然死亡？” 2012年，昆明晋宁县广济村等13个村委会因为征地问题的维权事件被媒体大量报道，2013年，更曾有过一次村民“万人集会”。村民代表王春云回忆，2013年3月，接到举报材料的杨维骏打来电话，在电话声援大家，并要求大家依法维权，后来还曾亲自参加。杨维骏回忆，参加大会之前，时任晋宁县委书记曾到杨维骏家，希望他不要去。杨维骏反驳说：“他们维权是坚决拥护中央和省委的政策，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求惩处违法乱纪干部。作为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参加？” 劝阻无果后，县委书记只好说“欢迎杨老多去指导”。老人还建议县委书记多去听听群体的诉求。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和政府多年的实践经验。现在有些干部，开自我批评的内部大会，我说你什么不足，你说我什么不够，就是不敢开门去倾听群众的意见，自我批评完也不解决问题。那都是走过场——自己批评没有用，得打开门让别人来批评。”老人说。最近，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这部为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献礼剧，以不回避历史的态度和平民化的刻画引发观众热捧。每晚，杨维骏和老伴都会坐在电视机前等候，每每看得热泪盈眶。电视中那些鲜活的画面，他们都曾经历过。杨维骏正直的品性来自自身经历。其父杨蓁，云南名将，做过孙中山的参谋长，曾与朱德义结金兰。杨维骏3岁时，杨蓁被军阀谋杀，便随母亲逃往上海法租界，童年便目睹了洋人压迫国人的一幕幕，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同情。后来，杨维骏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进入政协工作。1959年，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学者费孝通被打为“右派”。这时，有人找上门，让他揭发检举老师费孝通跟其他的反党知识分子“策划于密室”。杨维骏的回答是：“我不能瞎编。” 因不肯检举老师，杨维骏也被打成“右派”。白天被人监督劳动，插秧、耕田、放牛、修路、上山打炮眼……晚上还要被批斗。在这种压力下，身边很多人吐血死掉了，杨维骏却坚持了下来。他说，20年的“右派”生涯中，是马恩文选拯救了他。“我找到了一个精神支柱，才活了下来。” 这种生活，直到1978年，杨维骏平反，恢复原职。退休之后的30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反腐。1989年，国有企业投机倒把的“官倒”活动猖獗。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活动，云南也成立了一个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时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成为小组副主任。听举报者说昆明钢铁公司有“官倒”现象，杨维骏就带人去调查。发现昆钢一位领导把大量钢村以政府统购的价格卖给广东商人，收了取两辆面包车的回扣。一切证据确凿。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杨维骏汇报完情况后，会场沉默了几十秒——在座的几十位小组成员没一人吭声。坐在杨维骏旁边的小组成员扯扯他的手，轻声说：“你看，人家都后悔了，痛哭流涕了。”杨维骏反驳，不管他流涕不流涕，痛哭不痛哭，他犯了错误，就要依法处理。然而，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杨维骏很疑惑，多方打听得知，那位昆钢领导“上面有人”。在白恩培之前，杨维骏最出名的反腐事件，是上世纪90年代举报原云南红塔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当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虽然云南经济落后，但是烟草行业非常发达。云南的财政收入中，烟草占到70%。有群众向杨维骏反映：红塔香烟的市场价比出厂价高出一倍，烟厂与省内部分领导干部子女勾结，从中攫取巨额利益。1994年，杨维骏向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举报褚时健。后来，潜逃国外的褚时健被捕。1999年，褚时健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维不会用电脑、网络，甚至手机都不会用。然而，在互联网时代，当现实中的反腐之路受到阻碍时，杨维骏还是选择在互联网上另开一条谏言之路。2010年，杨维骏开通了名为“直言”的博客。每当接到维权民众的资料和反腐材料时，他就会把内容手写出来，找到打字复印店，让店里的员工帮他打字并上传到博客上，其中就包括那封“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如今，杨维骏每天坐在家里的书房里，忙于接着各地的来电——有记者采访的，也有农民请他帮忙维权的。书房里满满的堆着各种举报材料。“写给王岐山同志的公开信”就放在他的书桌上。以往，杨维骏还会做些运动，如今，杨维骏每天把多数时间用于查看维权者的资料、证据和相关政策、法律条文。许多案件牵涉到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92岁的杨维骏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来自学。对于这样的生活，老伴王婉蓉有点儿抵触。“我时常跟老杨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他们’手里掌着实权，你只是个退休的老头子。” 这种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长期举报高官，杨维骏渐渐发现，自己身边飘满了“眼睛”。2013年，接待维权的农民时，一位农民指着一辆车告诉他，这辆车是来监视你的——长期上访的经历，让这些农民已经能够认出政府的车了。杨维骏走过去，敲敲车窗。车内，是政协一位老干部处处长。杨维骏问：你来干什么。那位处长尴尬地回答说：“我在等朋友。”可是他立刻大声盘问那个农民：“你姓什么？你叫什么？你为什么来这里？” 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一位小区邻告诉杨维骏：杨叔叔，我很敬佩你。小区里有很多车子在监视你。在举报白恩培的过程中，杨维骏收到了一封信，署名为“好心人”。信里除了表示对杨维骏举报白恩培的佩服之外，还提醒他说：在省机关里，一位与白恩培交好的高官对他的举报信非常不满，当众大发雷霆，扬言要让杨维骏“永远闭嘴”。“好心人”建议杨老小心人身安全。杨维骏把这封举报信拿给时任省政协主席的王学仁。王学仁说：“量他也不敢，不过我们还是要注意，晚上不要出来。” 2014年，当杨维骏的反腐之路到达高峰的时候，危险果然袭来。2014年3月的一天，晚上12点，一个中年妇女突然开车进小区。被站岗的武警拦下后，她声称是杨维骏的女儿，从北京回来看望父亲，“这么晚了，就别打扰我父亲了。让我自己进去吧。” 负责任的武警带着她一起敲响了杨维骏的家门。门内的杨维骏听出这不是女儿的声音，武警便把中年妇女押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她开始装疯卖傻，审问了一会儿，民警也只能把她放了。老伴王婉蓉年近80岁，以往经常锻炼身体，体质一直保持得不错。2014年夏天，王婉蓉因运动过量，感觉呼吸困难，便到小区内的医院去吸氧。医院把她安排到了一间只有她一人的病房，不一会儿，护士抬来一个银灰色的钢瓶，给她吸氧。吸了几口，王婉蓉觉得病情反而严重了，便打电话把杨维骏叫了过来。杨维骏进病房一看，银灰色的钢瓶上赫然写着“二氧化碳”四个字。杨维骏夫妇拿着钢瓶去化验，结果证明，瓶内确实是二氧化碳。院方解释为“护士拿错了”。那次吸入二氧化碳后，王婉蓉便一病不起。目前，夫妇正在考虑起诉这家医院。虽然心疼老伴的身体，但提到反腐时，杨维骏依然认为，这不过是“腐败分子们还在垂死挣扎”。除了继续写检举信和听取访民问题外，老人还有两个梦想，一是出一本自传，希望领导干部们能学习自己的反腐经历；二是想建立一个反腐基金会，专门奖励反腐人士。这两个梦想都需要启动资金，老人正在为此努力。“最近我的月工资涨了1000块钱，又向亲戚朋友借了钱。东拼西凑，已经凑到三万块钱了。”老人欣慰地说，仿佛梦想正在向自己招手。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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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直到他被恐怖分子斩首，人们才开始知道这个叫做后藤健二的日本男人——他长着一张典型的“日本脸”，坚毅、隐忍。 在闯入“伊斯兰国”据点前的最后影像里，他声音平静、毫无惧色。即便是在刽子手行刑的画面中，他也表情凝重没有胆怯。他说：无论我出现任何意外，都请不要怪罪叙利亚人民。 自由记者、基督徒，出身日本富足家庭，却投身当今世界所有被战争蹂躏的地方。在作为人质被杀害之后，“自由记者”后藤健二以他的死，传达了他作为“牺牲者”想传达的信息。“去国外出差。29号上午回国。”与后藤健二结识10年的高中教师伊藤和正，接到了朋友最后的邮件。日，后藤健二出发前往叙利亚，在他的计划中，此行只有短短一周，却从此杳无音信。他的样貌再次出现在伊藤和正面前，是日——那一天，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在网上放出两位人质被劫持的视频。后藤健二和汤川遥菜身穿橘色囚服，身后是一名蒙面男子。对方要求日本政府，支付2亿美元赎金。后藤健二78岁的母亲石堂顺子，很快在东京召开记者会。她一边流泪，一边朗读写给首相安倍的请求书，呼吁日本政府营救她的儿子，后藤健二的名字很快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然而人们等来的，却是这位自由记者杀害的另一断视频——他的生命终止在47岁。在被绑架之前，身为自由记者的后藤健二，曾多次从土耳其边境进入到叙利亚的“ISISI”据点，带回那里平民痛苦的声音。不过，最后一次深入险境，他却是去营救自己朋友——已经被“ISIS”绑架的汤川遥菜。后藤健二为未能劝说汤川不要前往险境而懊悔不已。他认为自己对朋友负有责任。在同行们眼中，后藤健二并不是一个“蛮干硬上”的人。认识他的几位日本摄影师都知道，“他总是与最前线保持着距离。”——因为他对军事不感兴趣，而更愿将镜头对准平民的苦难。同行们认为，这一次，后藤健二极有可能是因为得到了“情报”，才铤而走险。因为在叙利亚，扮成翻译和向导把外国人卖给“ISIS”的“诱拐生意”横行。东京电视台的福田裕昭也曾记得后藤健二对他说过：“我有孩子，我知道不能硬来。”叙利亚记者阿拉丁?扎艾姆曾为后藤健二担任翻译。他曾几次劝说后藤健二放弃他的营救计划，但后藤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我有门路。必须得去。”10月24日，阿拉丁?扎艾姆陪同后藤健二前往距离国境以南20公里的“ISIS”控制地区马雷亚(Marea)，并在那里留宿一晚。当晚，后藤健二让他用智能手机为自己拍摄了一段录像。在录像中，后藤健二用说道：“接下来我将去往拉卡(Ar-Raqqah)。那里被称为‘伊斯兰国’的据点，十分危险。因此，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怨恨叙利亚人，只愿这场内战早日结束。”“这是一段很危险的旅程，”后藤健二随即又用英语说道：“如有不测，所有责任都由我自己承担。”他将写有妻子和日本电视台联系方式的纸交给扎艾姆，第二天早上便与另一名叙利亚翻译乘车出发……后藤健二消失了。他的推特页面停留在2014年10月底——那时候，他正经过“ISISI”所控制的区域科巴尼。 2.“牺牲者”的信仰后藤健二曾为自己年轻时的人生“傲慢”悔恨不已。那时候，他还没成为一位自由记者和基督徒。年轻的他在担任健身教练时，与老板发生过财务纠纷；还曾租下高级公寓经营色情业，引起附近居民抗议。直至1996年，后藤健二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社”公司，开启自由记者之路，奔赴战地——这个曾经“不闻窗外事”的日本年轻人，终于看到了外面世界难以想象的“炼狱”。日本主流媒体很少愿意自己的记者送去危险地带，于是后藤健二这样的自己承担费用的自由记者，便主动承担了传递信息的责任。2000年7月，后藤健二反映西非内战的处女作在日本播出。在采访曾经的童兵，这位16岁少年噙着泪对后藤健二说自己“无法憧憬未来”。后藤则把手放到少年的肩上:“对不起，刺了你的痛处。”这一次采访经历给后藤健二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他后来将童兵的故事写成了一本《比起钻石，我更想要和平》，书中描写了童兵因杀人经历痛苦不已，希望重新做人。后藤健二在书中写道：“唯一的希望就是孩子们。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以各种方式向他们不断伸出援手。”在利比里亚，后藤健二曾目睹无数的尸体被推土机推到一个游泳池大的坑中。在伊拉克，他曾被枪抵着额头。在那些炼狱般的战地。他仍然试图发现发现孩子们的“希望”，并传播出去。他先后出版了描述爱滋病少女故事的《出生在爱滋村》，讲述在内战中幸存家庭的《卢旺达的祈祷》，及讲述阿富汗少女的《如果能去上学》……神让他目睹苦难，也让他经历救赎。1997年，后藤健二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他曾对朋友说，“如果在采访地丧命的话，没有谁陪在身边可能很寂寞吧。但是如果到了天国，耶稣如果能来迎接我的话，就不寂寞了吧……”从此，他每次出行总带一本小小的《圣经》。2012年，后藤健二开始深入叙利亚及报道普通人的生活。“明天我要去叙利亚。”后藤健二总是表情平静的对朋友们说，“叙利亚有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但有很多人在那里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他们一定有想说的话或者想传递的信息，能将这些传递给世界，我的工作就算成功了。”他同遭到士兵侵害的妇女交谈，同保护难民们逃跑的叛军对话。在遭遇不测之前，后藤健二曾经历过太多“赌上性命”的时刻。该走哪条路能够安全达到？有时候他也只能在心里“问下上帝”。2014年初，后藤健二就曾有过一次在叙利亚短暂被捕的经历。他在2月2日写给东京电视台朋友福田的邮件里说：“我被拘捕了。这样的事情在叙利亚不会是第一次，我也有了相应的应对准备。这次我成功逃亡到了土耳其，只是丢了照相机和三脚架。”但最后一次，他没有这么幸运。在后藤健二被当作人质绑架之初，日本民众对并没有对他报以太多同情。在日本国民眼里，孤身一人前往叙利亚试图营救汤川遥菜，是“幼稚的个人行为”，显然不值得同情——在日本的“耻”文化里，这被视为给国家添麻烦。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就在2月4日指出，后藤健二“无谋之勇”，不值得效仿。而一些日本年轻人甚至恶搞、模仿起了后藤健二被捆绑的视频。当然，在后藤健二被杀害之前，日本民众并不了解这位自由记者的人生。当死亡让他的故事得以流传，日本网民才开始对后藤健二发出非同以往的同情。身在纽约的日本电影制片公司负责人西前拓是后藤健二的旧友。他模仿巴黎《查理周刊》遇袭事件，首先在Facebook上发起了“I AM KENJI”（我是健二）活动。全世界网友开始传播后藤健二的笑脸，并纪念他所做的事情。日本记者池上彰则在NHK节目《儿童新闻周刊》中讲述了藤健二作为嘉宾出席节目的情形。池上彰说，这位独立记者一直努力将中东战乱地区的纷争及悲惨情况，简单易懂地传递给日本国内的孩子——因为他认为，生活在和平世界的孩子们，无法想象战乱究竟是什么样子。”英国《经济学人》东京分局局长亨利?特里克斯则觉得，后藤并不是典型的记者，也不是典型的日本人，但他作为记者而言可谓世界一流。亨利?特里克斯曾问后藤，如何进入交通不畅的危险地带？后藤健二的答案是：无论去哪里，都有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道路，“人们会为他指出道路。”和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硬汉形象形成反差，后藤讲话时温和稳重。“他对‘战争孤儿’抱有慈悲情怀，将孩子们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来体会。”而他现在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在他最后一次离开日本的时候，最小的女儿才出生一周。在最后的影像里，后藤健二主张如出现安全问题，责任归自己，就是为了不牵连他人——“这是他的体贴所在”。在后藤健二遇难之后，他的四本书订购量激增，日本儿童文学出版社《汐文社》计划增印后藤的书，让孩子们读到后藤想要传达的讯息。日本国际记者竹田圭吾说，后藤健二真正想要传达的是：“真正的人质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平民。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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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3月7日下午，刚刚履任环保部长仅10天的陈吉宁将迎来部长生涯的第一个“大时刻”：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这位前清华大学校长将就“全面加强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作为“学而优则仕”的典型，陈吉宁刚一上任，就被环保学者们打上“专业性”的标签，被环保系统内部人士和外界观察者们寄予厚望。与此相对的是，长期以来，环保系统被认为是“弱势部门”，曾有媒体用六个字评价环保部：“有义务，没权力。” 在这个举国关注环保问题的时刻，这位学者型新部长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经表决通过，任命陈吉宁为环保部部长。51岁的陈吉宁成为目前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最年轻的部长，也是唯一一名60后部长。被正式任命为环保部部长仅48小时，陈吉宁便首次公开亮相，主动与媒体见面：3月1日下午2时，身穿浅灰色休闲西服的陈吉宁走进会议室，并主动与在座的记者们握手，脸含微笑。据新华社报道，在媒体见面会上，陈吉宁选择了那段时间互联网最热门的话题，柴静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作为切入口。“我昨天晚上完整地看了，今天上午给柴静发了短信，向她表示感谢。”陈吉宁说，“她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从公众和健康的视角，唤起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值得我们敬佩。”作为环保领域专家，陈吉宁对环保类的著作信手拈来，他将这部纪录片的重要意义同环保史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相比，该书由女科学家雷切尔?卡森在1962年出版，唤起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我想这片子也对唤起公众关心环境健康问题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我特别赞赏这件事。”陈吉宁说。上任之初便接洽媒体，这昭示着新任部长的环保新思维。对此，陈吉宁也谈到，环保部要让人民群众感到有希望、有信心解决环境污染，“而环保部如何与社会公众互动，将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从清华大学校长调任环保部，公众对这位学者型官员保持了热切的期待。与前任不同，这位以环境研究经验著名的大学校长，此前一直在清华大学工作，从未有过在政府部门任职经历。然而，他的身影曾多次出现在中国环保工作的第一线，业界对他毫不陌生。作为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陈吉宁曾多次参与过国家应急环保事件的处理。从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到汶川地震救灾……陈吉宁每每出现在环保事件的第一线，为政府和环保组织提供最专业的咨询。2006年1月，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举国震动，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的专家，陈出现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2008年汶川地震时，时任常务副校长陈吉宁带队组成的清华大学抗震救灾专家组，作为第一个高校专家组飞抵灾区。在学界和业界看来，陈吉宁是顶级的环境领域权威专家。陈吉宁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环境系统分析、不确定性优化，这种专业背景也正符合中央对环保部职能转变的规划。“有些高层缺乏深入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陈老师会从根本上分析存在的问题。”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一位环保专家认为，陈吉宁会给中国环保领域带来新气象。 2.“激进”校长在清华大学工作、任职期间，“敢于挑战、不拘一格”是同事们对他最大的印象。刚刚担任清华大学环境系主任时，这位有着十年海外经历的海归学者曾引发争议。大家都觉得，他升得太快了。但很快，陈吉宁就给出了完美的答卷。他利用自己的海外经历，引进了一系列从前不敢想象的人才，并做出一系列措施，引起了环境系内外师生的瞩目。一位清华环境系老师回忆，当时系里教学楼空间狭小，但盖新楼需要学校批钱，流程非常麻烦。为了尽快改善系里的办学条件，陈吉宁并没有拘泥于旧流程。他找到了中国和意大利合作的智能楼项目，由意大利出钱，清华出地，将环境学院大楼设计成充分利用太阳能、自然光的绿色节能生态示范楼。如今，这幢教学楼成了清华的标志性建筑。2006年，42岁的陈吉宁就被提拔为清华大学副校长。6年后，他成为清华大学的第18任校长。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陈吉宁曾公开赞许学生“捍卫PX词条”。媒体赞许了陈校长的这一举动，称赞其为“激进”校长。在2014年清华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陈吉宁特别对几位捍卫PX词条的学生表示赞许。在2014年，清华曾有几名学生在环境领域成为热点——该年4月2日到4月4日，因为发现百度百科词条中对PX（对二甲苯）毒性的描述被人由“低毒”改成“剧毒”，清华化工系近10名学生自发昼夜捍卫“PX低毒属性”这一科学常识。在持续3天的拉锯战中，“PX”词条被反复修改36次，最终被锁定在“低毒化合物”的准确描述上。日，清华举办毕业典礼，陈吉宁特别提到此事。他当众表示：学子们体会的不只是真理的可贵，还有责任和担当的重要。“我更相信，你们在课堂、在实验室、在各种大赛上，收获的不只是知识、分数和名次，还有创意创新创业的创造者精神，这种精神将伴随你们一生”。在清华大学校长任上，陈成功推动了清华大学的教学改革，赢得了外界的肯定。清华大学内部认为，在人事制度改革、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和清华教改，尤其是去行政化方面，都为清华大学做出了大贡献。前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代所长许振成曾与陈吉宁在滇池污染控制、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有过不少接触。在许先生看来，清华校长或许与陈吉宁的新工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管环境当然是个顶端的众口难调的组织协调活。” 3.“肯定是铁腕治污”曾经，在清华大学校内，学生们经常会看到陈吉宁骑着自行车的身影——这是他为了倡导绿色生活的环保理念的行为。这一举动每每获得清华学子的点赞。从今以后，陈吉宁的身影不会再经常出现在象牙塔内。取而代之的是数亿关注中国污染问题的眼睛。新形势下，环保部的工作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中国环境积累的问题，已经接近极限。另一方面，在目前经济放缓、下行的形势下，再提环保，压力、阻力会更大。陈吉宁本人对自己面临的困难早有心理准备——在四年前的一次环保问题论坛上，陈吉宁曾表示，如果没有“十倍”的技术进步的话，那今天所有复制欧洲和美国的治理模式都将很难成功，今后必然会遇到问题。四年之后，他成为环保部的部长，扑面而来的是一连串环境问题：北京、河北的雾霾、遍及中国的白色污染、蔓延西北地区的荒漠化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让人头疼的难题。从另一方面来看，对于履新的陈吉宁，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十八大报告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由此可见，新一届政府对于环境的决心很大。这为他治理环境提供了新机遇。新官上任，陈吉宁概要讲述了四项工作计划。他表示，过去的环保部门，给人的感觉是执法过松、过软，企业不守法是常态，这种状况何谈环境保护。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切实贯彻实施新《环保法》，让守法成为底线和常态。作为环境学界最权威的专家，陈吉宁刚刚完成了从学者到官员的转型。此前，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也曾提出过不少主张。其中就包括重拳治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两会上，陈吉宁惜字如金。面对记者们的围追堵截，他淡定地表示：“肯定是铁腕治污，这没什么可说的。”3月7日下午15时30分，他迎来部长生涯中的第一个大时刻：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这位前清华大学校长将就“全面加强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公众们期待，中国环境治理将自此迎来新节点。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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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导读3月6日正值中国的元宵节，北京的鞭炮声持续到近深夜两点。烟花散尽，春节已过，但对MH370失联乘客家属而言，这是一个百味杂陈的年关。他们中的许多人远赴马来西亚，露宿马航门前草坪，欺瞒与冷落，悲伤与绝望反复蹂躏着他们。 他们依旧在等待真相和亲人归来。这一年，年龄、身份、教育经历各不相同的他们，身心俱疲，抱团取暖，从未放弃过希望。 他们沉默行走在一条漫长的道路上，道路起点从天而降，道路终点不知何地。他们只求，在行走过程中不被遗忘。人生地不熟的家属们，曾试图前往马航总部。但负责带路的马航工作人员，第一次将他们带到马航的员工培训学校，第二次带到了马航下属的某机修工厂。直到下午5点多钟，才到达真正的目的地。戴淑琴至今仍怀疑，对方是故意的。当晚，没有住处的他们，露宿在马路边的草坪上……日上午，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西郊的马航总部大门外，迎来一批中国的“不速之客”。几个小时过去了，包括山东老人文万成在内的4位马航370乘客家属，被拒之门外。门卫和随后赶到的马来警方，态度客气地拦住了他们。当地气温30多度，他们只得蹲在树荫下等待——空旷的大门外，几人的身影略显孤寂。临近中午，马航方面并未派代表出面接待，一行人只好离去。近一个月，类似的情况他们已经遭遇多次。3月6日正值中国的元宵节，北京的鞭炮声持续到近深夜两点。但自一年前开始，春节成为家属们最难熬的日子。整个羊年春节，有 20余名家属都在马来西亚度过，没能吃上年三十儿的饺子。日，马来西亚政府在一份声明中，宣布飞机失事，并推定机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生还。而一些未经确认的消息称，搜索工作也将逐渐减少并终止。“我们不接受这个宣告，并且不会放弃希望，直到我们得到飞机失事的确凿证据和确切地点，哪怕仅仅是一片碎片。”马航家属互助会“VOICE 370”做出回应。为此，以中老年人为主20多名家属，于2月11日前往马来西亚，与各方交涉、进行抗议至今。其中很多人都是 “这辈子头一次坐飞机”。此行并不顺利，用一位家属的话说，从一开始便是“令人失望的”。一位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家属，安排好了接机的出租车，并提前支付了车费。但在司机的要求下，不了解情况的家属，又多支付了约160元的车费。“这是欺骗。”戴淑琴回忆此事，依然不满。自妹妹一家五口在飞机上失联后，她的嗓子总感觉“塞下一个篮球”似得，嘶哑如男声。第一次坐飞机，她在上升的颠簸期紧张得几乎喘不上气，心情五味杂陈。人生地不熟的家属们，曾试图前往马航总部。但负责带路的马航工作人员，第一次将他们带到马航的员工培训学校，第二次带到了马航下属的某机修工厂。直到下午5点多钟，才到达真正的目的地。戴淑琴至今仍怀疑，对方是故意的。当晚，没有住处的他们，露宿在马路边的草坪上。这似乎隐约预示了申诉过程的困难程度。“他们还曾耍滑头。”随行的北京家属，42岁的姜辉说。他是马航家属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因学习通讯专业，他更了解马航解释卫星信号、人为关闭等问题的可信程度。多位家属称，在签署一份他们递交的文件（包含提供飞机失事依据、具体搜救方案和家属经济救助、抚恤等诉求）时，马航方面曾以培训学校的公章代替总部，并抹去了章上的地址，试图“蒙混过关”。被家属发现并指出后，“面子上挂不住”的马航CEO叶海亚只得在文件上留下亲笔签字。3月2日下午，部分家属马来西亚交通部外，要求部长廖中莱出面，对家属此前的致信进行回复。因为身患糖尿病，又是急脾气，挂念独子心切的文万成一直硬扛着。一位现场的家属于微信中描述，在大厅外苦守许久无人回应后，文万成因情绪激动晕倒。被家属急救苏醒后，他拒绝去医院，怕“错过见部长的机会”， 但部长最终没有出现。3月7下午，再次来到马来交通部时，气氛已经颇为紧张。现场出现了佩戴枪支，维护秩序的警察。一位家属向搜狐记者表示，大家在马来期间一直保持平静克制的态度，“我们不希望被当成上访者对待”。不久前，马来西亚一个传统节日的庆典上，家属们距离总统纳吉布也就十多米的距离。但保镖和警察阻隔着拥挤的人群，他们无法靠近。总统的汽车即将离开之际，激动的戴淑琴跳下马路，但很快被其他家属抱住劝了下来。“我们甚至没能看清总统的模样”。不满、愤怒、悲痛、失望——似乎所有情绪都软软打在一块棉花墙上，甚至连这堵墙都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2.“也算过个年”前往宾馆的路上，她抱着电饭锅小心翼翼生怕粥洒出来。这些食物是被二十多人抢着吃完的——怕别人不够吃，很多家属只乘了半碗粥……身处异国他乡，他们一度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住宿的宾馆价格一天大约300元人民币（已属吉隆坡较低廉的价格），四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当地的餐费也令他们难以承受，“一碗面条折合人民币要花38元”。为了省钱，不少家属选择不吃中午饭和晚饭，而是尽量多吃宾馆提供的免费早餐（多为当地的米粉）并努力“吃到撑”，并带走一些饼干、面包作为一天的干粮——这个时候，他们会饱受宾馆工作人员投来的“奇怪目光”。与儿子失联的江苏妇女谢修萃和丈夫，为凑足此行的机票费用和护照手续费，拿出一年来积攒的、好心人零散捐赠的一千多元钱，又跟亲戚借了三千多块钱。在马来的每一天，这位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母亲都在精打细算，有时晚归抗不住饿，才会买方便面充饥。后来国内的家属们，自发募捐了一笔月7万元左右的费用，吃饭和住宿的艰难状况情况才稍有好转。过了许久，水土不服，吃不惯马来西亚“又甜又辣”食物的他们，才终于尝到故乡的味道。在家属温燕位于马来西亚的家中，戴淑琴和了8斤面，烙了3个小时的荷叶饼（一种老北京食物），炒了16个鸡蛋、一颗洋白菜和两盘葱头，煮了一锅白米粥。前往宾馆的路上，她抱着电饭锅小心翼翼生怕粥洒出来。这些食物是被二十多人抢着吃完的——怕别人不够吃，很多家属只乘了半碗粥。腊月二十九，戴淑琴和其他几位家属提前包好了饺子，本想在年三十儿那天大家忙完煮着吃，“也算过个年”。但不想冰箱坏了，第二天饺子已经变质，没吃成。逃避春节，是不少家属来到马来西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徐京红叶没有留在天津老家陪父亲过年——哥哥劝诫她，不能在父亲面前哭，她怕过年的时候绷不住情绪。她67岁的父亲已经是肝癌晚期，身体每况愈下，却一直不愿意去医院复查。往年春节，都是母亲刘凤英操持一大家子过年的各项事务。“我平时总在外面忙，母亲最盼着过年，她喜欢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她说。今年，徐京红的父亲主动代替失联的妻子，走亲访友、张罗饭菜。3月初，徐京红从马来西亚归来，父亲讲起过年期间自己的忙碌经历，听着听着她便起身去了隔壁，哭了起来。自2013年至今，谢修萃一家一直没过上团圆年。21岁的儿子冯栋从16岁外出打工。当时他的姐姐正在读大学，家中经济拮据，他开玩笑说“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便跟着父亲跑工地。后来他又前往新加坡成为劳务派遣人员，忙得春节都没回来。2014年3月，乘马航370回国的他本想与久别的家人团聚。“我害怕国内（过年）的气氛，我得给自己找些事情做，不然总是胡思乱想。”44岁的谢修萃说，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抽泣。 3.被改变的轨迹有时候，一些家属会聚在一起吃饭。时常发生这样的场景：刚刚还聊得起劲儿、有说有笑的气氛，会因一句诸如“这个菜是我老婆爱吃的”瞬间冷场，随后大家抱在一起，哭声一片……飞机失联的最初阶段，“航线改变”等信息反复不定、真假难辨。而人的轨迹，却不可逆转。1年来，原本在江苏的农村老家玩具厂做工的谢修萃，辞掉工作，7月份与丈夫来到北京。她瞒着年事已高的婆婆，称“去北京赚了大钱再回来”——老人至今还不知道孙子的情况。当初得知飞机失联，她也曾瞒着丈夫独自来到北京，却在丽都饭店看到泪流满面的丈夫冯知善。这位几乎从未离开过村子的妇女，成为了“北漂”。一面在北京寻找工作，一面坚持在每周的一、三、五日前往顺义空港物流园区，向那里的“马航家属沟通与支持中心”了解搜救进展。两人住在北京南郊亦庄的一处采砂厂边的工棚。这个由石棉瓦围起来、连屋顶都是木板拼凑的十多平米空间，看上去弱不禁风，称其屋子有些勉为其难。他们得用塑料袋和泡沫板塞住墙缝，抵御寒风。黑漆漆的灶台是唯一可供取暖、做饭的地方，要走将近一里地的路程才有水龙头供水。她告诉搜狐记者，就这样一个月的费用也要300元。为解决在北京的生活开销，她先是做花草修理工，后来又在一家饭店洗碗。双手每天浸在冷水中，原本患有关节炎的她，手指胀痛到晚上睡不着觉。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大夫建议她“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因钱没带够，他们谢绝了医院开的近1000多元药方。至今她随身带着几盒便宜的药：缓解头腿痛的布洛芬，治疗乳腺增生的逍遥丸和维生素，以及医治严重便秘的“叫不上名字又难吃的黑色药丸子”。她不听劝阻，又在北京一处小区做保洁员。近80个楼层，常会清理诸多废弃的装修材料，过度劳累刺激着病灶，她时常会疼得叫出声。“只有找点事情做，我才能不想儿子。”她解释。但每天晚上，还是会失眠。每一次去顺义空港，她要转公交、挤地铁，用近一个半天的时间，跨越北京城的南北两端。复杂的路线令她晕头转向、手足无措，时常在汹涌的人流中发愣呆立，并因挡路而遭受过白眼。北京地铁涨价之后，她开始为一天近20元的交通费用发愁。空港的快餐很贵，“要20多块”，她却时常婉拒绝想帮她买一份的其他家属。她总会盯着头顶略过的飞机注视许久。一次还闹出笑话，跟着一个低飞的遥控飞机模型来回地跑圈子。不久前，她可以熟练地使用微信语音。一年前，因认识的汉字字数有限，这位农村妇女发短信都要吭哧好半天。她决定从马来西亚回来后，先回趟老家陪陪老人，然后继续在北京坚守，“那里离儿子最近”。他们原本已经盖好新房子，为儿子的婚事做筹备了。她还记得儿子小时候经常问：“什么时候能住上别家那样的二层小楼？”现在，她不敢想这些事儿。如果马航370航班没有失联——对家属们而言，这是个难以假设的问题。徐京红至今还在后悔，为何没能多陪陪母亲。十多年来，在国外留学，去日本做翻译工作，往往一年才能回来一次，就连听母亲唠叨的机会都能数得出来。母亲喜欢跳广场舞，并时常出国参与一些类似“黄金投资”的商务讲座。当时徐京红还没意识到，这些都是母亲排解孤独感的表现。日当天，从天津赶往北京的路上，她一直随着手机里的各种消息大喊大叫。9日凌晨四点多钟，她打了个盹，梦见观世音菩萨，却是母亲的面容。从那时起，她便将微信头像改成了观音头像。她辞掉了工作，重拾戒掉多年的香烟，一年里瘦了20多斤。在2003年自己的结婚典礼上母亲曾穿过一件唐装，十多年后腋下都开线露出了棉花。现在徐京红把衣服改小，一直穿在身上。有意无意的，她总是远离那些欢声笑语的场合。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心理变态”，“一看见（那样的场合），心里就隐隐作痛，难受”。如今，已经有4名年迈的家属相继离世，其中一位是在马来西亚方面宣布飞机失事的几天后。有一位神情恍惚的母亲，开始每天不断地从单元楼的一层跑到顶层，需要有人看管。家属中有人患上重度抑郁症，还有人曾试图自杀。有时候，一些家属会聚在一起吃饭。时常发生这样的场景：刚刚还聊得起劲儿、有说有笑的气氛，会因一句诸如“这个菜是我老婆爱吃的”瞬间冷场，随后大家抱在一起，哭声一片。 4.不要遗忘我们在微信群中，无论多晚，一旦有家属说“睡不着觉”，总会很快出现一行行类似“抱抱”的表情，和安慰的话语。近一年来，家属们通过各种式抱团取暖……“妹妹告诉我，他们那边只能吃豆芽和芹菜。”戴淑琴回忆最近一次梦境中的相逢。赶上这种情况，后半夜基本就睡不着了。在微信群中，无论多晚，一旦有家属说“睡不着觉”，总会很快出现一行行类似“抱抱”的表情，和安慰的话语。近一年来，家属们通过各种式抱团取暖。一年前的3月11日，为提高与马航和律师的沟通效率，大家自发成立了马航家属委员会。随后的几个月内，这种松散的形式又衍生出包括互助群、投票群在内的几个微信群。如今，这些群已是大家精神世界的重要支点。徐京红说，没有这些群，她早已崩溃垮掉。3月初，戴淑琴也在一些年轻家属的帮助下，注册了微信，名字叫“不屈不挠”。当初在丽都饭店守候消息，这位62岁的老人，没有勇气登上位于二楼的家属联络处，“怕自己受不了那么悲伤的场面”，一度躲在角落、少言寡语。如今，这位讲究老礼儿的北京人，不再排斥媒体的采访，并希望用自己的厨艺为大家提供支持。几次家属的小型聚会中，做过17年高级保姆的她都是掌勺者，很多人爱吃她做的炸酱面。她家至今还晾着几盆大枣——赶上全国各地的家属都会涌向空港，她便蒸几大锅“枣荷叶”提供干粮。多亏她接到求救电话后及时赶到，一位在北京独自生活的家属，得以从飙升至230的高血压中脱离危险。另一位家属不甚摔伤，因脑震荡住院后，也是她在忙前忙后的照顾。“通过大家我获得了安定感，我也应该做些什么。”她解释。同样开始振作起来的，还有造型师程立平。做武术指导的丈夫鞠坤失联后，她几乎垮掉，停止工作，也很少再打扮自己。今年元宵节那天，看着两个幼子嬉戏花灯下的背影，她决定拾起造型工作，“这是一条很长的路，我必须坚强起来”。然而有些话题，大家至今仍不愿触碰。他们对媒体的措辞极为敏感，多次强调纪念3月8日的活动是“祈福”，绝非“纪念”。家属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领取马航早期提供的5万美元赔偿金。姜辉说：“这意味着他们并不认可这马航如今做出的交代。”但继续抗争也带有某种风险。一位家属称，因不满自己拒领赔偿金，他的儿媳称，将不再让爷孙俩相见。多重刺激之下，他只能“寄希望于儿子还活着”。而家属们最大的分歧在于诉讼方式的选择。据姜辉介绍，如今，有人选择中国方面提供的、“只谈判不起诉”的免费律师团；有人选择中国个体律师，起诉马航但不起诉波音公司；还有人选择美国律所，可以同时起诉波音公司，以逼迫波音公司在法庭上交出重要证据。包括姜辉在内，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属，还未选择任何一种法律手段进行交涉。“不到最后期限（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诉讼期限为2年，最后期限是日），我就相信家人还活着”。3月8日即将到来。据姜辉透露，在近期与马航的文件往来中，对方的回复只有一个信息增量——“我们可能会提前或延后3月8日的信息发布”。凭借多次交涉的经验，他认为，信息只可能滞后发布，且没有时间表。家属们从未放弃对真相的追溯，以及对亲人的坚守。2014年的最后一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致辞中说：“马航MH370航班失踪，150多名同胞下落不明，我们没有忘记他们，我们一定要持续努力、想方设法找到他们。”附文：《马航公司这一年：沉疴难返 善后成疾》《MH370搜救这一年：远洋搜寻的意外收获》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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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描述了一个隐秘的世界。那里穷尽豪奢、纸醉金迷，高官用巨款给爱情镀上闪耀的金光。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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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井眼封闭，蚊虫绝迹，部分人相继患上胃癌、肺癌、食道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村落。详细为官三十多年，罗崇敏身上一直贴着“改革派”的标签。来源：《南方》杂志新闻背景： 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革新。日，关乎中国未来十年命运的改革，终于有了答案。这一天的晚上7点，国内主要媒体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们很快在《决定》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对于这个在国家里生活的人们来说，这份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终决议，同样意味着他们命运的改变——它意味着学者于建嵘的建议被决策者采纳；它意味着官员罗崇敏呼吁的教育改革终于开始缓慢推进；它也意味着唐慧、任建宇的劳教悲剧不会再重现…… 他们是学者、官员、上访者、劳教者……同时也是改革的谏言者、推动者、倒逼者。当这个国家真的因他们而开始改变，他们又在做些什么？ 时针指向日18点30分。51岁的学者于建嵘正坐在电脑前，透过厚厚的花镜，注视着自己的微博页面。再过半小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最终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要公布。 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在等待一场“赌局”的结果：就在3小时前，他用肯定的语气，在新浪微博上对决议做出了预测。他相信新一轮改革的到来：“这次，一定会改变省以下法院地方化、法官职业化的问题，会废除劳教制度，会改革信访制度。” 于建嵘坚信：社会的发展有规律可循，中国必然走上法治之路。“我去年三月份制订的改革路线图会实现的。不信，等着瞧。” “改革路线图”指的是于建嵘2012年3月起草的《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十年发展纲要》。那时候，身边的朋友还都在嘲笑于建嵘，说他在做白日梦。有朋友打赌：“你赢了，我就徒步进京。” 微博上很多网民开始质疑于建嵘的预测。“如果你说错了，怎么办？” 于建嵘半开玩笑地抛出了赌注：“如果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思路与我的路线图基本吻合，有人请我喝酒不？如果与我的设想完全相反，我请大家喝茅台，无论多少人，卖了房子也请。” 于建嵘最终还是赢了。门户网站很快在包含16项60个条款的决议中，提炼出了若干亮点：改革信访制度；废止劳教制度；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这与于建嵘几小时前做出的预测几乎一致。 第二天，于建嵘的办公室里果真堆满了各地网友寄来的白酒。他不得不在微博上留言：“谢谢大家，但千万不要再送东西了。” 对于改革的笃定，来自这位学者过去10多年的经历。这些年，他像是个移动的信访局，他那间位于北京宋庄的办公室，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外地群众上门反映问题，就连门厅都不得不摆起流水席。 他的影响力也辐射到庙堂之上——他开始给全国各地的官员开讲座，主题多为信访制度、维稳、法治…… 于建嵘会习惯性地以“我们农民”、“我们老百姓”自居，然后指着台下说：“你们这些当官的”。说到酣处，他对官员们说：“你们如果这样把信访公民拘留、劳教、判刑，会有报应！”听众中，竟有官员也站起来鼓掌。 《南方人物周刊》曾这样评价于建嵘：中国或许不缺少一两个学者，缺的是为声音微弱的底层代言、为民众的命运奔走呼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人物。他扮演了这一角色。 于建嵘自己觉得：与其说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不如说是执政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法治之路，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忙碌的于建嵘边吃泡面边与来访者交谈。来源：大河报任建宇:改革的“倒逼者” 《决定》公布的两天前，沪综指数跌了38.83点。这意味着，很多人觉得于建嵘会输。 身在重庆的任建宇，显然也曾把赌注压在了社科院教授的对立面。当于建嵘守还坐在电脑前等待《决定》文稿的时候，任建宇则打算跟朋友出门去看场电影。 那一天，任建宇没能亲眼见到这一幕——电视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有着这样一句话：“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晚上7点半，任建宇突然接到一位记者的电话：“劳教制度废止”。 对于劳教制度的改革，任建宇无疑是“倒逼”的关键人物。2011年8月，因转发时事评论，这位即将转正的大学生村官被劳教15个月，引发舆论关注。 任建宇没能料到劳教制度废除得如此之快。他此前最乐观的估计是：劳教制度最快能在2014年的两会上进行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他仍对改变不抱希望。当天，他在微博上写道：“又是一场大会，人们似乎依然对此充满期待。时间过得好快，一年前的今天，我还在里面焦灼不安的等待最后的宣判…… 重获自由的这一年，废止劳教仍是任建宇最大的心愿。劳教所里，任建宇见过因各种原因被劳教的人。根据此前的劳教制度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无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最高期限高达4年。劳教制度因此被一些学者指为“恶法”。 劳教废除之前，任建宇没有过停止对劳教制度的控诉。媒体上，他发出“如能废止劳教，我愿意站出来”的声音。微博上，他不时控诉劳教制度。 对于劳教制度这台巨大的机器，任建宇也像是让机器最终报废的试验品。如同多年前终结了“收留遣送制度”的孙志刚，“任建宇”已经成为促进中国劳教制度改革乃至废止的重要符号。 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政治发展报告（2013）》写道：围绕着重庆任建宇等案，随着社会发展，劳教制度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改革劳教制度已成为社会共识。
2012年11月，任建宇站在重庆江津老家的屋顶上望着远方若有所思。来源：新华网 任建宇想要去为曾经的苦难干上一杯：“让那些日子远去吧！” 从获得自由到劳教制度终结，他认为，这是每一个个体共同参与所产生的社会合力所推动的。远在湖南的唐慧则觉得，她是站在废除劳教制度十字路口，“把这把火烧得更大了”。 那天晚上，唐慧正在接待一个广州来的记者。几个月前，针对唐慧的质疑一度引起轰动，这位曾经的“伟大母亲”，突然就又被视为“泼妇”、“骗子”。她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连记者也来得少了许多。 唐慧不知道，此刻的微博上，她的一张经典照片正在流传。那是她2012年劳教被释后，在大巴上掩嘴痛哭的样子。 晚上8点多，丈夫的手机震了一下：搜狐新闻客户端推送出来一条消息——“劳教制度被废除”。唐慧感觉这不是在做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改变。 那天夜里，唐慧失眠了。尽管她努力不想，但劳教时的情景，仍然一一在脑海重现。被劳教之前，唐慧也曾失去过自由。为了给“女儿被逼卖淫”的事讨说法，她本以为15天的拘留已经是最沉重的代价，但在2012年8月初，因“缠访”、“闹访”，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对她劳教1年半。 劳教永远成为历史，但唐慧看来，有些事没能随着劳教制度的废除而完结。虽然律师没少劝她支持废除死刑，虽然她自己也动摇过是否去试着原谅，但有一些事唐慧仍然不准备“放下”。她说她目前最关心的两件事：一件是湖南省高院对她女儿案件中两被告的死刑复核，现在还没下来；另一件则是湖南省政法委曾表示会对她女儿的事给出一个调查结果，但迄今也没等到。 “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果，我放不下。”唐慧说，如果事情一直如此，她还是会继续维权——这是她几年来的执念，是她认为最有效的手段。 说这句话的时候，唐慧还不知道：作为改革的倒逼者，她自己同样曾站在另一个改革的十字路口，推动了另一项革新。那一天，发布的《决定》中，明确写入了：“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 日，唐慧走出法庭后掩面而泣。来源：新华网 邓吉元：伤心的事不再提 距离唐慧家1400多公里外的陕西镇坪，邓吉元此时还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即将发生的革新。 当公布“单独家庭（父母一方为独生子女）放开二胎”的时候，他正在厨房洗菜，等待妻子冯建梅回家。如果改革来得更早一些，这个家庭的故事或许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去年6月，他和妻子的第二胎在七个月大时被当地政府部门要求强制引产。妻子冯建梅在与计生部门对抗了70余小时之后，最终还是被按在了引产的手术台上。 家人如今已经默契地不再提的“那桩伤心事”。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邓吉元瞒着家人，偷偷去了埋葬死婴的地里看了三次。他尝试向记者讲述那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在那里就会想，如果他还活着，现在已经会走路说话了。” 对于妻子冯建梅来说，失去腹中胎儿的阴影，却未因此被抹去。在那之后，她无法再在镇里陪女儿上学——一年前，她被拉去强制堕胎的厄运，正是从那间租住的陪读屋开始。一家人不得不把女儿送去隔壁的平利县上学。因为路途遥远，母女俩每个周末才能回来。 这对患难夫妻的遭遇一度引发舆论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又一轮反思。那个时候人们没能料到：“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这句话，即将被写入一份决定着这个国家命运的文件。
镇坪县村妇冯建梅，在镇政府干部的强制要求下，被迫引产了已经七个月的女婴。来源：华商网。 罗崇敏：体制内的改革 改革，对于61岁的“奇官”罗崇敏来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退休前，他曾多次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力量推动改革。为官三十多年，他身上一直贴着“改革派”的标签——无论他任红河州委书记，还是任云南省教育厅。为此，媒体送了他个称号，“奇官”。 《决定》发布的那个晚上，罗崇敏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一场关于“惊疑人类教育”的演讲。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高考变革会有什么影响？”现场一位教授提问。 罗崇敏的回答毫不迟疑：“大的变革可能不会有，小的肯定有。”呼吁教育改革多年，他清楚这项工作推进的程度。 演讲直到晚上9点才宣告结束，罗崇敏坐上出租车返回酒店，终于看到手机上2个小时前弹出的新闻。“步子可以更大一点。”看着两万字的《决定》文稿，罗崇敏说。 2002年至2007年，罗崇敏担任云南红河州州委书记期间，曾在当地发起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尝试。2008年，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时，他又尝试取消全省统一中考。 他发现，这一次，地方上曾经尝试的诸多的革措施，被提到了中央层面。《决定》中提及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让他 “很兴奋，很震撼”。在地方推动改革时，罗崇敏就深切感觉到，政府职能转变、干部选拨任用体制改革，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这样的说法是首次作为改革目标提出，从中能看到党的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罗崇敏觉得，这说明中央看到了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相比于官员出身的罗崇敏，作为反腐问题学者的王明高则显得更加兴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如今35年过去，他记得改革初兴时自己的那种激情。如今，他说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26岁的任建宇并不知道那种感觉。但他不会忘记，去年11月20日那天，他重获自由。进村前，他和妻子特意到集市上买了一整套新衣服，然后将那些旧衣服全部丢进了长江。 “希望这页历史永远翻过，不要再倒退。”任建宇所指的不止劳教，还有那些已被革新的过去。
61岁的罗崇敏，一直试图通过体制内的力量，主动推动改革。来源：南方周末。,导读我叫闫峰，呼和浩特人，今年37岁。18年前，因为一起奸杀案，我和工友呼格吉勒图一同被警方问话，之后不久，呼格吉勒图被枪毙了。 多年来，我从来没去过呼格吉勒图的墓地，我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的好兄弟。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那时候一定死死拽住他，不让他去报案。 我从来不信他是杀人犯，这些年，我做梦都盼着案子有个真相，还我兄弟一个公道。这是一个完整见证了共和国历史的老革命家——他是闻一多、李公仆同期的革命人，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过革命活动，文革期间曾被打为“右派”，却不改初心。作为退休30年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保留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骨——事实求是，为民请命。日，呼和浩特天气不错，我和呼格吉勒图在厂里，当天班次是下午3点半到晚上12点的中班。一年前，我和呼格吉勒图同一批进入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做卡烟工人。晚上8点多的呼市，挺冷，结束了半天的工作，我们穿着蓝色牛仔工作服，一块去小饭馆，点了个热气腾腾的砂锅。一人喝了一个二两酒的口杯，花了20多元钱。那时，我俩认识已经一年多了，关系特别好。吃完饭，我让呼格吉勒图去买两块泡泡糖遮遮酒气，我先回厂子。没过多久，呼格吉勒图回来了，扔下两块泡泡糖，走向了自己的机床，一言不发。几分钟后，呼格吉勒图又折回到我的机床说，“跟我出去一趟。”“咋了？”“出事了。”“出啥事了？”“别问了，走吧。”我没多想，就跟着他走出工厂，一直到毛纺厂的女厕所附近。呼格吉勒图说，刚才回家取钥匙，路过女厕所，听见有人喊里面出事了。我比较内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告诉呼格吉勒图，“天这么黑，厕所也没灯，巷子也黑，咱俩就别进女厕所了。”正当我们商量的时候，有两位老太太进了女厕所，没过多久，俩老太太就出来了。我告诉呼格吉勒图，她俩什么事都没有，肯定里面没事儿。呼格吉勒图说肯定有事儿，非要让我跟他去看看。走到女厕所门口，我喊了俩嗓子，听见没动静，就拿出一个打火机照了一下，结果看见一个露着下半身的女尸。我俩吓得掉头就跑，发现尸体时呼格吉勒图站我身后，跑的时候在我前面。跑到治安岗亭，呼格吉勒图说要报案，我说，“快别报了，咱们回吧。”呼格吉勒图坚持进了治安岗亭，拉着警察走向女厕所。当时治安岗亭附近也有挺多人，我看到那俩老太太也去报案了。呼格吉勒图就让我回厂帮他请个假，我就回车间了。把情况向烟厂领导汇报后，我回到了车床和同事聊这个事儿。大概10点多，呼和浩特新城公安分局来了一名警察，就把我带走了。上了警车后发现，呼格吉勒图也在里面。我当时很紧张，呼格吉勒图安慰我说没事儿，我当时啥话也没说。当时我就觉得，“怎么摊上这么个事了，挺麻烦的。”到了新城分局后，我们就被分别带进相邻的审讯室。警察开始问我事发经过，。一名警察问完后，又来了一名警察，详详细细地再问了一遍。最后同一问题，大概问了10来遍。警察给我递了一根烟，虽然我口袋里装着烟，但我当时害怕得一动不动，更别提掏烟了。他问我看没看过黄色录像带，我回答说没看过。当时太害怕了，就算我看过，我也会说没看过。问到晚上12点多的时候，隔壁审讯室突然传来桌椅剧烈挪动的声音，伴随着呼格吉勒图痛苦的呻吟声。桌椅动一下，他就喊一声，断断续续的。我隐隐觉得呼肯定挨打了，心里吓得蹦蹦直跳，脑子都要炸了，头发也立起来了。半夜2点多钟的时候，警察把我安排到另一个屋子睡觉。我睡在沙发上，披着军大衣，脑子里全是呼格吉勒图的呻吟声。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一名警察带着我，去找他的领导询问我的处理结果。开门的一瞬间，我看见呼格吉勒图蹲在审讯室的暖气管前，双手伸到背后铐住，头上戴着没有面罩的摩托车头盔，脸色发黑。我经过的时候，呼格吉勒图用力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由于害怕，避开了他的眼神。请示领导之后，警察告诉我说先回去，以后随叫随到。我从新城分局出来后，直接就去了呼格吉勒图家，把这件事跟他母亲说了一遍。头天呼家就得到消息了，我去主要是跟他家人说下，当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告诉他们呼格吉勒图挨打了，第二天拷起来了。她妈听完焦虑得不行，念叨着“你管这些闲事儿干啥，你看把自己害的”。 2.“我梦见呼格吉勒图活着，不知他跟我说啥。”在那之后没多久，这事见报了。（日，《呼和浩特晚报》刊登了《四?九女尸案侦破记》大篇幅报道，文章详细讲述了事情的始末，称呼就是真正凶手）。整个卷烟厂都轰动了。当时我的亲戚都在卷烟厂的领导部门工作，见到我就说，“你是愣还是精明？你看你身边天天处的啥人，还跟着去瞄女厕所。”但我知道，稿子里很多地方都是虚构的。稿子里说“（呼格吉勒图）有三四次藏在厕所的后坑里，看过女人拉屎拉尿……”但厕所的化粪池有2米多深，谁会没事跳进去偷瞄。稿子还提到“冯副局长、刘旭队长、卡腾教导员等分局领导，会意地将目光一齐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那两个男报案人，心里说，你俩演的戏该收场了。”但我和呼格吉勒图进了警局后就一直被分开，他们怎么同时扫到我们两个人的？我一遍遍地向亲戚、朋友解释，报纸上都是瞎写，跟当时的事情经过都不一样。我把我的经历原原委委说了一遍，但没有人相信。从那以后，我在工作时，就会有别的车间人跑过来问，“哪个愣货跟人家去瞄女厕所？”我再没见过呼格吉勒图，呼格吉勒图的庭审、公审乃至执行死刑，我都没去看，我怕到了现场心里难受。死刑执行后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活在压抑之中。我曾梦见呼格吉勒图活着，不知道他跟我说啥，我就感觉到他活着。第二天梦醒了，我就特别难受，出去找人去喝酒，大醉一场，或者去朋友家或者当年的同事家聊聊天，大哭一场。 3.“这些年，我从没去过呼格吉勒图的墓地”卷烟厂的工作是亲戚介绍的，出事了人们指指点点，我感觉对不住亲戚，那年5月份，我从卷烟厂辞职了。这让我失去人生最好的一次机遇。虽然那时在厂里是临时工，但我和呼格吉勒图都是最早一批的临时工，每个月能赚200多元钱，比一些单位的正式工的工资还要高，月底烟厂还会发10元一条的钢花和20元一条的大青山。要是能转正就更好了，正式工每个月能赚300元，奖金能拿四五百，发4条钢花、2条大青山。我和呼格吉勒图当时特别羡慕，最大的理想就是转正。结果出了这事，这个案子改变了我人生，辞职后，我四处打零工：在浴池给人当服务员，工地上当苦力，玻璃厂做工人……现在我在物业工作，快40了还在单身，一个月赚2000多，基本都贴补了父母，几乎没有积蓄。有时候想想，这种活法还不如不活。但也就想想，我不能丢下我爸妈。我妈妈小时候赶上脑膜炎，打青霉素过敏损害了听力和表达能力。现在老两口住在一室一厅的老房子里，我借住在姥爷姥姥家。这么些年，我从没去过呼格吉勒图的墓地，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在卷烟厂的时候，我和呼格吉勒图是无话不说的好兄弟，吃饭也不分你我。休息的时候会结伴去录像厅看录影带，看《英雄本色》的小马哥，看洪金宝的武打片。如果没发生这件事，我俩现在最起码已经是正式工，一个月赚七八千，早已经成家立业了。现在没事儿干就领着孩子坐在一块喝点酒，一起出去玩，家庭生活不知道过得多幸福。现在想这些也是白想。这些年，我见到警察都躲着走，“好好的做人，为啥要跟警察打交道。”那件事后，我一直想就算有一天我被抢劫了，只要我身上没受伤，我都不会报警。尽量不跟警察打交道，太麻烦。 4.“人生能重来，我一定死死拉住他，不让他去报案。”我记得是2005年11月，市局（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民警找我，把当年的事重问我一遍。他问我，“最近有人找过你没有？”“没有。”“今天我们来找你，你有啥想法没？”我当时感觉很奇怪，就反问他们，“是不是当年的案子闹错了？”警察沉默了一下说，“你回去吧，这件事你也不要跟别人说，我们有啥事还会找你。”后来在报纸上看到，日，一个名叫赵志红的连环杀人犯落网，据他供述，他曾在1996年4月的某一天，在卷烟厂附近一个旱厕奸杀一名女性。我当时一下就蒙了，怎么可能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发生两起一模一样的案子。一年后，赵志红主动写了《偿命申请书》，承认自己是犯下此案的凶手。知道后我心情特别复杂，因为呼格吉勒图被冤枉了这么多年，我也被误会了这么多年。那时候，只有几家媒体过来采访，影响力不如现在，但是周围的好朋友都已经听说了这事。我当时特别高兴，以为案子很快就能弄明白，没想到一拖这么长时间。直到今年，四中全会之后，突然又有了案子要再审的消息。这次的媒体力度真是太大了，现在手机上、电脑上，到处都是消息。除了呼格吉勒图的案子得到关注，我也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了。但媒体的报道太多，也会有一些困扰。有家媒体来找我做视频采访，我说把脸部打上马赛克，但他没给遮，就播出了，我常去的理发店老板就把我认出来了，“你就是网上那个人吧？”网上说啥的都有，有说我该要赔偿，要说我没想过赔偿的问题是假的，但是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是让官方公布呼格吉勒图案真相。对我来说，这件事在心里已经慢慢过去了，现在再提起来，确实挺委屈的。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还他们家一个公道，问问当年这些警察为啥要这样做，是怎么刑讯逼供的，追究他们的责任。还有很多人不理解我，说我没被抓是因为出卖了呼格吉勒图。我想说的是，你们不知道真实情况就不要瞎说，你们根本不了解当时的事情真相，闫峰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我用人格担保，我说的全是事实。我从来没有出卖过呼格吉勒图。难道我说把谁枪毙，警方就把谁枪毙了？当时主要证据不在于我的口供，而在于指甲里的血迹和他的口供。假如人生能重来一次，我还要和呼格吉勒图做好哥们，但那天我一定会死死拉住他，不让他进女厕所，不让他去报案，一切可能就都不一样了。 忽然转弯的人生背后，其实暗藏着一场隐秘战争。这场战争悄然发生在中国乡村僻壤。战争关乎邪教，也关乎愚昧。详细
倪萍坐在央视新大楼的化妆间里，国家电视台的端庄依然挂在脸上。只是如今她55岁了，更像个和蔼的邻家阿姨。详细
贾家堡“毒史”只是一个缩影。建国以来粗放式发展遗留的积弊，正寻找下一个爆发的契机。详细
在民族主义夹缝中，他探寻着日本演员的中国生存逻辑。他的命运随着中日的民间情绪起伏。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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