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爱自己劳动种树,但爸爸和叔叔没有分...

爸爸23岁用自己贷款的钱包山开地 种树种田 ,爷爷过世后,叔叔可以来和爸爸分山么?_百度知道
爸爸23岁用自己贷款的钱包山开地 种树种田 ,爷爷过世后,叔叔可以来和爸爸分山么?
爸爸23岁包山开地,当时没有钱,便贷款,爷爷不同意,于是就签订协议 以爸爸个人名义贷款,与爷爷无关。爸爸自己贷款包山开地,植树种田。如今山已成林,爷爷在10年前过世了。爷爷过世的时候 只有三亩地。现在叔叔突然跑来要和爸爸争山争地。我想问一下 他有权...
爷爷说一定要给他一部分山 他才安心。我爸现在挺后悔的。这份协议会对我爸爸造成威胁么。姑姑叔叔 就找我爸爸签一份协议叔叔从未摘过树。都是爸爸自己?我理解不了兄弟为什么会这样,或者雇人栽的。中间有个问题。在我爷爷去世前,协议大概内容是老头活着有一小部分山属于老头的,老头死后那部分归还给我爸爸。现在叔叔的媳妇 就是婶婶拿着这个协议复印件来威胁我爸爸。协议上面有我姑姑叔叔和爸爸的签字
提示借贷有风险,选择需谨慎
我有更好的答案
你爷爷和叔叔在这个方面都没有权益。2、协议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协议说的是老人活着有一部分山头,但上面也写了,但是山头本身还是国家的,按承包的协议,你们种得树获得的利润由你父亲所有。你担心的,是不是说,当初协议说给老人了,也只是有承包权,老人走了就算做老人的遗产,所以你叔叔就可以分割?这是不合法的。因为山头是属于国家所有,你爸爸承包了,跟你叔叔姑姑从来都没有关系1、贷款人是你爸爸,看他和你爷爷的协议,那么你爷爷不愿意承担风险,承包人写的应该也是你爸爸,法律上承包人是谁,树就是谁的,老人死了以后这部分就还给你父亲,你父亲无权转让,也就是说,这部分所谓被送给老人的山头,按照逻辑(如果协议有效)也是已经还给你父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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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和你爷爷签订的协议。从所述事实来看?如果是的话,有协议原件证明就行
没有权利,内山地的承包人名字如果是你父亲签的,所持有人就是你父亲,和你叔叔半点关系都没有,内三亩地是你爷爷名下的,他有权分,但是这山地和他无关。
你叔叔肯定没有权利来分你爸承包的山地了,当时就有协议以你爸的个人名义贷款的与爷爷无关。
那三亩地之外的地,那要看你叔叔在过程中有没有出过贡献咯,如果有 即使是劳力 他也有可能有权利收回一部分的财产。
肯定没权利啊!那还用说么?是你爸爸自己贷款的,而且还是有合同、协议的,他肯定无权!但是他可以分那3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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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建好新房后,他父亲却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字数 11131
     一  “人活着就要奋斗。”我叔叔说。  那一年,我叔叔十八岁,从学校毕业后就跟着大人们拿着锄头,没日没夜地下地劳作。  在那个看似风平浪静、一片祥和,却暗流涌动,动荡不安的年代,身为贫农的儿子,我叔叔悲惨的命运早已注定。  在生产队挣了两年的八分工后,叔叔终于挤进了成年人的队伍,拿上了十分工,这又意味着他已达到了结婚的年龄。  于是叔叔的母亲就托媒婆替他说了一门亲事。  结婚那年,我婶婶贫困的娘家四处凑钱,扯了几尺粗布,缝了一套衣裳、一床被套,就这样草率得来到了叔叔家。  叔叔没钱随彩礼,就把公社分到的粮食送了一百多斤过去——讨媳妇还是叔叔那个时代便宜。  在我叔叔这种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儿子结了婚就得分家,搬出去另起炉灶。  叔叔的父亲拥有三间正房,一间厢房,一千多斤玉米,一千多斤麦子,三头两百多斤的肥猪,而分给我叔叔的只有三副碗筷,二百斤玉米,二百斤小麦,一间厢房和一头二十几斤的猪崽。  “兴娃啊,”叔叔的父亲对他说,“咱家房子小,粮食也不多,不能再多分给你了,要不然,弟弟妹妹可就没得吃了。”  年轻气盛的叔叔斜眼看着厢房里摆着的那三副碗筷和四百斤粮食,心中冷笑,但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他想起了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黄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  叔叔在家中排行老大,他知道,那黄澄澄的麦子,金灿灿的玉米,白花花的肥猪和三间正屋都是留给最小的那个弟弟的。  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不管今后日子多么难熬,都绝不能开口向父亲乞讨。  叔叔将厢房用竹板隔成两间,又将其中半间隔成两小间作为两间卧室,另外半间既作厨房又作堂屋,堂屋就是通常说的客厅。  没钱起灶台,叔叔便在“厨房”架起三块大石头算是炉灶;没钱买锅,叔叔去帮人送亲,得了十块钱买了一口锅。  叔叔说,那时结婚,没有车可坐,又不兴坐轿子,因为所属云南省的盐津中和乡山高坡陡,根本不适合抬轿。  成亲那天,新娘是走路去男方家的,于是便兴起了徒步送亲这种折磨人的传统。  除却新娘的父母兄弟姐妹,别的亲戚朋友均可以送亲,送亲的队伍有小有大,小到三五几人,大到百十号人。  如果挂了名帮忙挑箩篼,就能拿到一定的工钱,叫做“走路钱”。  这“走路钱”可不好拿,一根扁担,两头各挂一个箩筐,里面装的无非是些鸡蛋、粮食、香烟、白酒和鞭炮之类,重量根据家境的贫富有所变化,二十到五十斤不等。  几十斤的担子并不是很重,但大多数人家打发女儿行走的路程都比较遥远,往往要翻山越岭、爬坡上坎,走上几十里甚至上百里难走的山路,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  叔叔就是担着六十几斤重的箩篼,跟着送亲的队伍,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马不停蹄地走了四五十里,才终于翻过大山,到达山那边的男方家,才终于拿到十块钱的走路费,才终于勉强兴起一个家,他艰苦的日子就此开始。  在叔叔的父亲因失去一间厢房和一头猪崽而耿耿于怀、整夜睡不着觉的那些日子里,叔叔没有少听他父亲的唠叨和抱怨。  “兴娃啊,咱家五兄弟,只有四间屋,你就分了一间,将来剩下两娃儿可咋整呐!”叔叔的父亲嘴里喷着酒气,手里拿着一个酒瓶晃晃悠悠地进了厢房。  “不是还剩一个嘛?”婶婶回答。  “那我跟你妈住哪点?”叔叔的父亲扯着嗓子喊。  只有叔叔不说话,埋着头拌猪料,好像什么都没有听到,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才能从这里搬出去。  叔叔不善言辞,永远是那种在任何争吵面前都喜欢保持沉默的人,但他心里面所想的东西永远比别人多,也透彻得多。  虽然他的父亲只是在酒后才说出这番话来,但是叔叔知道,自己在父亲眼里就如同一个弃儿,长大了就应该自己去找吃穿,自己去找住处——这其实是在贫农间无形的、无奈的传统,可在他父亲看来,这本就是理所应当的——房子是留给小儿子的。  后来叔叔跟我提起这些往事时,总是忍不住老泪纵横,他对我说:“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三爷爷,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更何况,他也不容易。”我三爷爷也就是叔叔的父亲。  这些陈年旧事我爷爷也跟我讲过,三爷爷比我爷爷的日子好过,因为三爷爷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叔叔是个宅心仁厚的老实人,他上过中学,相比贫农,他见识更广阔,对于很多无理的或者错误的事,他更懂得去包容和理解。  无论三爷爷说话如何带刺、如何看他不起,他都默默无言的忍受,委曲的泪水只能强自往肚子里咽。  于是,拥有一栋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成了叔叔最迫切的需求。  在叔叔第二个孩子能开口说话的时候,叔叔已经二十五岁了。  就在这一年,叔叔终于有了三间自己的房子,泥土建筑的墙壁,茅草铺盖的屋顶,是我们村第一栋茅草屋。  刚开始修建茅屋的时候,三爷爷就极力反对叔叔用茅草代替泥瓦,他说,茅屋是牲畜住的地方,叔叔若搬进去就是给我们梁家蒙羞,成为村里的笑柄。  叔叔顶着巨大的压力还是用茅草盖了屋顶,因为他没有多余的钱去买泥瓦,他也相信他的父亲不会太死板,一定会理解自己的。  让叔叔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房子的竣工,三爷爷的反对非但没有减退,反而变本加利,要求叔叔将房子拆除,否则就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二  于是叔叔又去找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三奶奶商量,希望三奶奶能说动三爷爷,好让他搬进新房子里去。  出乎叔叔的意料,三奶奶不仅不答应去劝说三爷爷,还跟三爷爷一个鼻孔出气——坚决反对她认为叔叔在“自取其辱”的行为。  这又给叔叔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于是叔叔便又去找我爷爷。  “大伯,”叔叔一进门,眼睛就停留在爷爷皱纹交错的脸上,我母亲给叔叔倒了一杯水,叔叔接过去猛地灌了一口,说,“我想请您帮个忙。”  “你先坐。”爷爷深吸了一口旱烟,将烟锅放在桌上,拿出一包八毛钱的“金沙江”牌纸烟,抽出一支递给叔叔。  叔叔接过烟点燃,吸了一口,正待开口说话,我爷爷摆摆手,说:“你不用说了,你的事我们都知道,你想让我去劝劝你爸爸和你妈是不是?”  叔叔这才在我爷爷对面的板凳上坐下来,这才将目光从爷爷脸上移下,盯着一只桌脚出了神。  他那一张原本年轻帅气的脸上,早早的爬上了几道皱纹,配上他忧郁的眼神,看起来憔悴不已。  他抽了一口烟,又将一杯水饮尽。  “娃他叔,你慢点喝,小心呛到。”母亲在一旁关切地提醒,又给叔叔倒了一杯。  叔叔开始不停地抽烟,一支烟被他三两口就吸到了过滤嘴,他将烟蒂熄灭扔进垃圾桶,吐出一串串烟圈,烟雾在他布满沧桑的脸上盘绕。  当时五岁的我就坐在爷爷身边,我感觉到叔叔眼里仿佛噙着泪水。  “我熬了整整五年,”叔叔双手抹了一把脸,说,“为的就是这一天,茅草屋咋了,能挡风遮雨不就行了吗?大伯你说是不是?再说了,三国里的诸葛亮还住过茅草屋呢……”  “好好好,娃他叔,虽然我不晓得什么朱姑娘,但是我答应你,去帮你说说,”爷爷见叔叔情结越来越激动,忙打断叔叔的话头,“他们听与不听,我就不敢保证了啊。”  叔叔“噌”地站起来,朝我爷爷鞠躬,颤抖着声音说:“谢谢大伯,您老人家的大恩大德侄儿记下了。”  叔叔走后,爷爷又坐回板凳,吧嗒吧嗒抽着烟,火光忽明忽灭,他面色沉重,不再说一句话。  抽完烟,爷爷便出门去了。  他显然是去三爷爷家当说客了。  后来我听母亲说,爷爷回来后脸色很难看,据说是三爷爷不买他的账,他气得跟三爷爷大吵起来。  究竟,叔叔还是没能如愿地搬进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新房子。  他又只能将茅草除去,然后四处借钱,买了陶瓦,终于在第二年的夏天住进了新居。
但天有不测风云。  在我模糊的记忆里,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  叔叔家新房的墙壁是由泥土所制,由于刚建成不久,泥土还没有干透,在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雨水冲刷后,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随着堂屋的一堵墙坍塌,山洪凶猛地灌入,冲毁了整栋房子。  房子里的所有东西俱被洪水席卷而去。  所幸叔叔那晚全家人都在我家做客——那一天正好是我爷爷四十五岁的寿辰——叔叔一家人才得以保全。  由于雨下得太大,叔叔一家没有回去,只听到半夜一声巨响,叔叔从梦中惊醒,以为自己做了恶梦。  叔叔却未曾想到,当第二天他回到家时,才真正陷入了恶梦之中。  叔叔几乎已找不到房子原来的位置,整栋房屋的残骸不是被洪水冲去,就是埋进了厚厚的淤泥。  叔叔望着眼前世界末日般的景象,目光呆滞,突然扑倒在烂泥里,嘴巴啃着泥沙,将腥臭的泥土一口一口咽下肚去,脸上早已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泥水。  现场只听得到婶婶震天的哭嚎声,我那还不满四岁的堂妹堂弟看到他们的妈妈哭,也跟着哭起来。  村里闻声赶来看热闹的人,有些心肠柔软的大姑娘小媳妇也跟着抹眼泪。  的确,这次水灾对我叔叔来说不亚于世界末日。  一家人一年的口粮没了,赖以生存的生活用具被冲得一件不剩。  叔叔这次几乎已彻底绝望,他的精神在看到眼前这一堆一堆的烂泥时就已崩溃。  “这日子没法过了!”哭声凄惨的婶婶突然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我早就说过,这地势容易遭水,不适合起屋,偏不信,就知道听你那老头的话,说什么这里风水好,占龙脉,他还真说对了,风好,水也好,龙王也来找过你了,你现在可以守着他给你的龙脉吃屎去了……”  雨后的天空格外冷漠,时间在朝阳上烧起了炭火,烤得人们汗流浃背,烤得昨夜还如猛兽一般的山洪奄奄一息,烤得婶婶的嗓子火辣辣得疼,使她的咒骂声越来越轻。  叔叔开始在地上翻滚,仿佛躺上了烧烤架,嘴里发出极度痛苦下才有的那种呻吟声,不一会儿便从嘴里流出雪白的泡沫。  婶婶慌了神,忙停止咒骂,去扶叔叔。  恰好我父亲带了一群人过来了,父亲和几个壮汉有的抬手,有的抬脚,将叔叔抬着走了。  婶婶又开始仰天悲呼,但从她的嘴里却只发出很小的嘶嘶声——她的嗓子哭哑了。  婶婶哭累了心里依然堵得紧,她想不通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以至于老天会这样残酷地惩罚自己。  她想过去跳河自尽,但又想到两个幼小的孩子,她透过朦胧泪光看着依偎在自己身边睡着了的儿子和女儿,看着他们挂满泪痕的脏兮兮的小脸蛋,她好像又重新燃起了一点希望。    三  我叔叔这一生,命途多舛,这次水灾如大圣的金箍棒一击,将叔叔打回了原形,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那更加苦逼的岁月。  “我以为你叔叔这次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父亲后来对我说,“没想到才短短半个月,他就生龙活虎、阳光满面了,我真不敢相信,在半个月前,躺在泥巴里的人就是他。”  叔叔学过马列义,研究过毛泽东思想,是忠实的唯物主义者,他从来不相信所谓的命运,在苦难和挫折面前从未低头过。  他说不出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者发人深省的教诲,他对我说得最多的只有一句话:“人活着就要奋斗。”  这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陪着我度过了许多艰难困苦、不堪回首的岁月,我从中汲取的力量使我在迷途中无数次找回正确的方向。  我曾无数次在童年零零碎碎的记忆里寻找叔叔的足迹,虽然时过境迁,时光老去,但他鲜活的形象、辉煌的事迹,依然历历在目,恍若就在昨天。  水灾过后,叔叔又不得不住进原来的老房子。  在那骄阳高悬的午后,在那夏虫低吟的傍晚,在我家对面的山梁上,在我家侧面的山岙子里,总能看得到一个背脊微微有些佝偻的身影,他背着一捆绿油油的幼苗,手拿一柄锄头,时而弯下腰,锄头在地上挖掘不停。  起初,我不知道叔叔在干什么,直到五年后我才看到,凡是有过我叔叔足迹的地方,都有一棵杉树在茁壮成长。  这本是我叔叔再次拟定的盖房计划。  造房子用得最多的就是木材,公家的树林是不允许随便砍伐的,于是我叔叔便想到了自己种树。  只是叔叔未曾想过,将自家的苗子种在公家的地里,长成的树木到底算自家的呢,不是公家的?  这个问题在五年后得到了揭晓。  那是在一九七六年。  那一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最悲伤又最欢喜的一年。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  同年七月六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世人之一的朱德逝世。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财产受到巨大损失。  同年九月九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党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  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但在同年十月六日,一个巨大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从北京传遍全国:由江青领头的四人帮被彻底粉碎,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宣告结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公社逐渐被解散,土地财产日趋私有化,叔叔便又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种下的杉林被一片一片分给别人。  他在其中付出的血汗究竟不过是为他人做了嫁衣,当然,他自己也分到了一块。  杉林一到手,叔叔又开始着手建造他理想中的小木屋。  没钱请工人,叔叔自己到山上去砍伐树木,只身一人将几十棵一百多斤重的杉木扛到家。  没钱请匠人,叔叔自己打屋基,自己开木料。  就连别人自愿前来帮忙都被叔叔婉拒,只因家里烧不起拿得出手的饭菜。  对于我父亲的援助,叔叔算是例外,毕竟血浓于水,叔叔也不怕会怠慢父亲,不怕会没有面子。  从动工开始,叔叔就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呆在工地上,几乎昼夜不停地忙碌,在短短八个月后,房子建成。  三间木屋,盖上砖红色的泥瓦,甚是喜人,叔叔疲惫的脸上展露出动人的笑意。  叔叔的笑脸并没有维持多久,他虽然在极短的时间里建成了房子,但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因为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将体力透支,八个月下来,原来一百三十斤的叔叔瘦了二十几斤。  他原本红润健康的面色变得蜡黄,两只眼窝深陷,眼球上布满血丝,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三十来岁的人看起来宛如五十几岁。  顺利搬进新家后,叔叔就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具体是什么病以当时的医疗水平竟检查不出来,叔叔只是常常觉得胸口闷得慌,偶尔还会钻心的疼痛,且伴有四肢乏力。  医生预言,叔叔已再活不过一年了。  医生那代表权威的话像一道沉重的闷雷劈下,炸得婶婶晕头转向、两眼发黑,将她推下了绝望的万丈深渊。  随着叔叔病情的加重,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熬,婶婶觉得盐津中和乡这片天,就要崩塌了,于是又开始整日地哭泣。  婶婶是那种遇到事情不懂得如何应对,更不懂得自己做主的小女人,她不晓得替叔叔再去求医问药,只知道守在叔叔床前没日没夜地抹眼泪。  就因为镇卫生院的一位医生对她说了一句:“你家先生这病,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了。”  然而在生死面前,我叔叔却表现得极为平静。  他虽然不信命,但他又知道,在生老病死这种该死的自然现象面前,人类所能与其抗争的力量是有限的。  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尽人事而听天命”,虽然这样想让他觉得荒唐可笑。  叔叔在跟婶婶说这句话的时候,或许有那么一瞬间,他相信过有命运的存在。  很多东西、很多事情,好像冥冥中就有一只大手已经在为你安排,你只能选择按照这只手编好的程序去执行。  但只有那么一瞬间,叔叔已然感到违背了自己的信仰,背叛了自己的灵魂。  “看样子,我真的快熬不住了。”叔叔摇头苦笑,心中突然升起一股莫名的悲壮与恐惧。  是人都会怕死,何况叔叔只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农民。     四  叔叔在我心里是很伟大,因为他有一颗坚忍不拔、拼搏不止的心,却也没有伟大到英勇就义、视死如归的境界。  更何况,叔叔上有老人要赡养,下有妻儿要照顾,如果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去了,必定走得不安心、不瞑目。  所以,纵使医生对叔叔说的话有多么的刻毒残酷,多么的冷漠无情,他依然抱着一线希望,期望有朝一日能出现奇迹,再次找回丢失的健康,以及挽回即将枯萎的生命,满血复活。  在婶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时候,叔叔默默地拟定了一项与病魔对抗的疗养计划,他坚信一切美好的回报不是靠想象得来的,而在于实际的行动。  之后,叔叔坚持每天锻炼,以顽强的意志力与死亡做斗争。  早晨,当天边刚被天光浸染得泛白,当雄鸡跳到篱笆上引颈高歌的时候,叔叔就挣扎着爬起来,由婶婶搀扶着,踏着艰难的步履,迎着第一缕阳光,沿着乡间小路缓缓而行,一路听着各式各样的晨鸟低声或高声哀鸣,感受着树木的生长,瞭望远处漂流的薄雾,和透过雾层晨曦初现时那使人惊心动魄的奇幻景象。  他每顿至少吃一碗饭,喝一杯水,不再抽烟,不再喝酒。  这一坚持就是两年。  在这两年里,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叔叔家里的光景越过越艰苦,几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幸得我们一家人的帮扶才勉强熬过这两年。  而叔叔没有令人失望,他的病慢慢地开始好转。  现在他一顿已经能吃两碗饭,半斤肉和一大碗青菜,早晚出门锻炼也不再需要别人搀扶。  这又让婶婶看到了希望。  她感觉一直压在身上的重担忽然轻了许多。  独自下地劳动时再也不会觉得阳光凄冷又刺眼。  走进炎热的玉米地里时,她从未觉得双脚有过如此充沛的力量。  叔叔这一场大病,让婶婶从一个毫无主见的懦弱女子摇身变成一个内心强大能撑起一片天的女强人。  一九八二年,也就是叔叔生病后的第四年,叔叔以他那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将病魔狠狠地踩在了脚下,再次活得新生,变得身强力壮、龙精虎猛,创造了供人饭后茶余争相讨论的一段传奇,从此在村里成了一位名人。  有人传言说,叔叔当年医治无救后,对医学、对世人充满了失望,就此看破红尘,躲在家中潜心修道,如此几年如一日,终于堪破生死,跳出三界,得道成仙。  又有人说,叔叔奇遇菩萨显灵,获赐净水一滴,服用后不但病痛解除,且延年益寿。  很多人都相信叔叔有神灵庇佑,村里的妇女们人纷纷把自己的小孩拜寄给叔叔,称叔叔为“保爷”。  “保爷”这个词是我们家乡的地方语言,其实就是干爹的意思。  顾名思义,“保”是保佑的意思,而“爷”则代表尊敬。  意为保佑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无灾无病。  传统守旧的村里人这种迷信又愚蠢的行为使叔叔感到悲哀和同情,但他仍然一笑置之,欣然接受这些突如其来的可爱“礼物”。  他曾对我说:“一个人,只要有信仰,先不管他的信仰是什么,他一定会过得很精彩、很快乐,而且只要他不会伤害到别人,不会伤害到社会,就应该得到尊重和理解。”  这句话是叔叔经历过生死后悟出来的,他不觉得是什么大道里。  “这是我本人对人生,对生活的一点理解。”叔叔说。  鉴于叔叔宽大的、来者不拒的胸怀,他很快成了村里上百名孩子的干爹,这又是发生在叔叔身上的第二奇迹。    他因此被一些有半吊子文化的人赠送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尊称,叫做“教父”。    叔叔对于这个尊称倒从未在意过,也从来不加以评论,然而他却为这个称谓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要知道,在我们哪个地方,收干儿子或干女儿是要给红包的,根据个人的贫富调整红包的大小,一般是一块二最低,上不封顶。  在当时那个一分钱可以买一颗棒楱糖的年代,一块二可不算小数目了。  “去地里头帮人薅一天草,大人工钱十四块钱,未满十八岁的七块。”父亲后来对我说。  叔叔为此欠下了五百多块的债务,他又不得不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去偿还。  他听说村里有人外出打工,挣了大钱,便开始寻思着怎样走出这陈腐落后的村子,去外面闯荡一番。  说来也真巧,正当叔叔被一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村里外出多年的的杨津民西装革履,骑着一辆摩托车回村了。  那一日,杨津民家还贴了红纸,放了鞭炮,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去瞧了热闹。  在当时,拥有一辆自行车都是很了不起的,西装和摩托车这种洋玩意儿村民们只在黑白电视里看到过。  那一日,杨津民家的小院被堵得水泄不通,人们对着杨津民和他的摩托车评头论足,指指点点,啧啧称奇,口中不住发出意味深长的感叹。  “哟津民哪,看你这一身人模狗样的真精神,有出息了!”  “这摩托车少说也得要四五千块钱吧?”  “天哪,这得卖多少斤粮食才买得到这玩意儿呀?”  “玉米四毛五一斤,整整一万斤呢!”  “津民,才出去两年多就发了大财,做的什么买卖?”  “也没没什么,”杨津民淡淡一笑,“承包了一个工程。”  “那么赚钱,一定是大工程吧?”  “那可不!”  杨津民站在人丛中,微笑着不作言语。     五  在文革时期,杨津民是村里典型的“走资派”,他“不务正业”,曾因兜售耗子药、香烟、火柴甚至偷卖自家的粪便而几次三番被公社批斗、送去劳改,人人对其避之而不及。  如今的他竟成了村里的首富,成了村民眼中的香饽饽,谁家有待嫁的姑娘都会优先考虑杨家。  杨津民四十岁,膝下有二儿一女,大儿子十八岁,正是谈婚论嫁的大好年纪。  自此,村里便有无数的媒婆陆续上门提亲,几乎快挤破了杨家的大门。  话说杨津民衣锦还乡的那一日,叔叔也去讨了杯酒喝,只因杨津民三岁的小女儿是叔叔一百多个义子义女中的一员。  那一夜他与杨津民聊到很晚才回家。  几天后,叔叔收拾好行李,坐着杨津民的摩托车呼啸而去。  叔叔这一去就是十年,十年间叔叔家里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家徒四壁的木头房子如今变成了雪白的、摆满各式各样漂亮家具的楼房。  一家人都穿上了村民们连见都未曾见过的洋衣服。  婶婶开始变得会打扮,穿着上有了究竟。  孩子们背上了让人眼馋的漂亮书包,穿上了令人羡慕的球鞋。  叔叔从当初的一贫如洗一跃而成为了现在村里寥寥不多的几位富人之一,其中经历了多少辛酸和泪水在当时无人得知。  他的掘起,在村民们看来,纯粹属于运气。  碰巧他收了一个能带给他好运的干女儿,这个干女儿的父亲刚好是一位承包工程的大老板,叔叔刚好顺理成章的攀龙附凤、平步青云。  “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村里稍有文化的人如此说。  好像叔叔挣钱只是从水里捞起来那么容易。  仿佛他就是一个童话故事的主角,当他漫不经心地卷好一支焊烟,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个古朴雅致的打火匣,小心翼翼地擦拭三下后,他的三个狗仆就会出现,给他拿来任何他所想要的东西。  这想法未免太美好、太天真、太愚蠢。  直到十年后,叔叔拖着疲惫虚弱的身体回到了家乡。  当人们看到躺在担架上有气无力的的叔叔那憔悴枯黄的面容后,当人们看到担架旁一个半米高的纸篓里一团一团堆得冒尖染满暗红色血迹的废纸后,才对叔叔声名狼藉的看法有了一点改变,才对叔叔神秘又高大上的事业有了大致的了解。  原来,当年叔叔坐着杨津民的摩托车,穿过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来到了隔壁的一个小镇后,便从该镇转乘汽车去了山西的一个穷乡僻壤,又转了几趟车,最后乘坐拖拉机来到了一处几乎荒无人烟的大山里。  远处传来不知名的机器的轰鸣声,山坡上错落着几间简陋的铁皮房屋,铺满沙石的盘山公路上,不时有装满了亮晶晶的煤块的车辆经过。  叔叔这才意识到,他此时已经身处一个巨大的煤矿场,杨津民所谓的浩大工程便是下井采煤。  叔叔立在山顶,面向群山,群山环抱,绵延千里,洁白的浓雾在叔叔脚下缠绵起伏,犹如置身仙境,他在心里暗暗下了一个悲壮豪迈的决定:这次出来,如果带不回去钱,就把自己的骨灰盒带回去吧。  “真的,”我父亲后来对我说,“你叔叔当年几乎已经被逼上了绝路,他对我说,自己出村时就一个想法,如果发不了财就没想过要活着回来。”  一想到在遥远的家乡,还在忍受着贫穷的压迫和折磨的妻子儿女,叔叔就禁不住仰天大呼:“老婆,孩子们,我最最深爱的人,请你们相信我,我梁兴就算是拼了性命,也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这时,浓雾渐渐散去,万道霞光正从厚厚的云层里穿过,照射在叔叔因悲痛而扭曲的脸上,强烈的光芒刺得他的眼睛生涩难受,竟不觉流出了眼泪。  群山,霞光,迷雾,山林深处不时传来优美悦耳的鸟鸣,这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景象。  叔叔在山顶从雾罩的清晨一直呆到鸟儿归巢的傍晚。  他知道,过了今天以后,自己每天就要面对着漆黑幽暗的深井。  在这种每天都在拿性命去赌博的地方,如此美丽的风景能多看一眼也是好的。  回到那几栋简易的铁皮房屋后,叔叔开始了短暂的安全知识的培训。  培训结束后,叔叔领到了属于自己的工作服以及井下用具:探照灯、安全冒、防尘面具等,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采矿生涯。  十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可是在叔叔看来,仿佛过了几十年。  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疲惫不堪,对亲人的思念使他憔悴不已,这双重的折磨令他日渐消瘦。  他好几次忍不住想要放弃,但当他想到家中的妻子和儿女时,他又重新充满了新生般的活力。  叔叔最终用行动兑现了对自己,对妻子和儿女们的承诺,用性命换来了妻子儿女的幸福生活。  由于井底通风设施不完善,防尘设备也极其落后,工人每天都会吸入大量的煤灰,工作长达十年的的叔叔很不幸地患上了职业病。  在叔叔最后一次采矿回到地面那一晚,他感到前所未有的乏累,稍微加快行走的步伐心脏就会打鼓似的狂跳不止。  叔叔咬着牙,吃了几口饭菜,便匆匆回到宿舍洗漱。  就在他刷牙的时候,他觉得整颗心都快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了,紧接着大脑一阵眩晕,一口黑色的鲜血喷在了仪容镜上,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等叔叔的意识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了县医院的病床上。  医生给他的诊断书如一道晴天霹雳,将叔叔再次劈昏过去——他被确诊出肺癌晚期。  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县级的医院还没有能力给出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案。     六  当叔叔砸进去两万多元的医疗费后,病情仍不见起色,一个医生带着一脸的惋惜来到他床前。  “先生,我院建议您转去一个更大更有实力的医院,”医生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请问,”叔叔面色惨白,忍着想要咳嗽说,“如果转到大医院,大概需要多少费用才能将病治好?”  “您这个病要做好长期治疗的准备,根据医院条件的不同,费用也有所差距,你至少先预备十万,至于能不能治好……”医生说到这里,突然不说了。  叔叔没有再追问,医生后面的话他已猜到大半,基意思他自然很明白。  “难道这真的是命中注定?难道我梁兴就真的没有过好日子的命?”叔叔苦笑,笑得很悲哀,很凄然。  他静静地躺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良久,突然翻过身,爬在床沿边,又剧烈地咳嗽起来。  如果叔叔此时能看到自己的脸,一定会被自己一样的脸色骇倒。  等咳嗽完了,便看到地上溅满了鲜血,一抹嘴,手背上全是暗红色的血迹。  看着自己的手背,叔叔愣住了,半晌,他忽然低吼一声,渐渐平复的面色再次充血,他将被子踢到了床下,双手死命地敲打着床沿,“噗噗”作响,嘴里发出如野兽垂死挣扎时所特有的那种哀嚎声。  闻声赶来的护士以为叔叔犯病了,便去扶叔叔却被叔叔的一只手欣翻在地,摔了个四脚朝天。  她又以为叔叔被医生的一番话吓疯了,急忙爬起来,抓起摔掉的帽子,夺门而去。  叔叔顺手将枕头砸在地上,开始以脑袋在床上一下一下地撞击。  当护士再次淡定地出现在叔叔床前时,她身后跟着一个身穿白大卦,手里拿着镇定剂针筒的医生。  医生近身想安抚叔叔,被叔叔的一只脚揣中腹部,疼得扔掉针筒,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握着痛处,龇牙咧嘴的半天不说话。  在他不经意间瞟到我叔叔紫红色的脸时,他腰部的疼痛忽然不是那么痛了。  叔叔面容扭曲,双眼红肿,泪水如泉涌般往下流。  眼前这个大男人,居然哭得如此张牙舞爪、惊天动地。  医生愣在床前,既同情又感到好笑。  当叔叔停止最后一次抽泣时,当遮住眼球的浓雾消散时,他便看到了医生那掩饰不住嘲哢的表情。  叔叔没有怪他,像医生这种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住着单位分配的房子,衣食无忧的人,是无法体会叔叔内心的感受的。  。  他们依仗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对病人肆无忌惮的掠夺。  有的人一年的工资交到他们手里,只消一天,那钞票便改了名换了姓,如石沉大海,不冒一个水泡。  叔叔这一住院就是十几天,微薄的积蓄几乎已经花得七七八八,病情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反而有继续恶化的征兆。  这使叔叔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也许,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如果流泪,不是因为失去了一个深爱的女人,就是因为他对人生彻底的绝望了。  叔叔痛哭,不是因为知道自己活不长了,而是想到等自己死后一家子的命运会变得多么悲惨。  “算了……算了……”这两个字叔叔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  “既然怎么治都治不好,不如把钱留下来做为自己死后婆娘和娃儿们的生活费。”叔叔想。  于是,叔叔便不顾杨津民的劝阻,毅然决然的办了出院手续。  出院以后,叔叔就坐着杨津民的轿车,回到了久违的家乡。  之后他才知道,在自己住院后的第二天,井底发生了瓦丝爆炸,当班下井的五十七人全部遇难。  由于矿厂是私人老板,而且还属于无证开采,又出了如此重大的事故,为了逃避罪责,黑心的老板带着老婆孩子,携着工人们的血汗钱,逃到国外去了。  叔叔和杨津民以及所有工人一年的工资就此打了水漂。  作为包工头的杨津民从此生活变得无比凄惨,面对工人从四面八方前来要债,自己又拿不出工钱,迫不得已只有再次远离家乡,从此浪迹天涯,四处躲债。  叔叔知道自己失去了一年的工资以后,病情迅速恶化,婶婶为其四处抓来的民间草药仍然没有效果,坚强不屈的他终究还是没有挺过这一关。  在度过了半年的煎熬岁月以后,他实在是熬不住了,带着不甘和遗憾、带着无数的牵挂,离开了人间这个是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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