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没有秋天的声音是什么,打上海一个地方,是什么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1-09-10 14:15

秋天的声音是什么

阿多尼斯：上海的声音-中国诗歌网
阿多尼斯：上海的声音
作者：阿多尼斯/文 薛庆国 译&& 日 10:18&&澎湃新闻 && <span id="hitcount &&
编者按：10月8日上午，《上海文学》杂志社在上海市作家协会礼堂举办中外诗人交流会，并为新出版的《上海文学》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特刊举行首发式。受邀参加2017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的中外诗人均将登场亮相，其中包括叙利亚诗人、首届“金玉兰”诗歌大奖得主阿多尼斯、艾略特诗歌奖得主大卫o哈森、日本诗人高桥睦郎、中国诗人吉狄马加、舒婷、郑愁予等。《上海文学》为本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编辑出版了诗歌特刊，特刊中刊登了受邀来上海参加国际诗歌节所有中外诗人的诗歌新作，并刊发了有关诗歌创作的专题访谈和评论。本文收录在《上海文学》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特刊，是阿多尼斯根据自己的上海之旅所写的散文诗。上海，聚会开始，却没有离散的时候。万物都披上了湿漉漉的衣衫，那衣衫被盛在神秘之瓶里的一种奇特的香水洒湿，它的腋下是疑似想像的现实，它的袖间是疑似现实的想像。&聚会开始，却没有离散的时候。一切可能都是宾客。钟楼四处可见，幽冥之酒在钟楼下方流淌。不，女人不是黑暗，男人也并非闪电。他们是怀有同样欲念、渗出同样汁液的同一种树木：同样向往生活、爱情、诗歌、钱财（常常如此）与政治（偶尔如此）。每一样事物都是一翼风帆。码头坚实而稳固，然而缆绳却左摇右摆。鲸鱼、鲨鱼、海龟、沙丁鱼，来自同一个族类，在长江——中国最长河流——的入海口，散发出咸腥的海味。文具店、电器店、网吧、大屏幕鳞次栉比，构成了一个乐团。你别无选择，只能倾听这样的音乐。那么，把你的耳朵交给螺号，去听世界的喧声吧。而我，今夜将守着意义的坟墓不眠。每个人都在询问自己的身体：你是一排浪吗？为什么要睡眠？睡眠，犹如蝙蝠的眼睛、坟墓的颈项。这便是上海。五光十色谱成的音乐，由高楼大厦的乐队演奏。今非昔比。1980 年，我曾来过这里。我从她脸上读到：世界是如何重新创造的。那时候，天际听不到大洋的涛声，语言是羞怯的，几乎没有声响。这便是上海。资本无处不在，头上戴着一顶隐身帽。昔日的红砖房和旧街区，变成了林立高楼中的花园。人民广场的四周，便围坐着这些头顶玻璃纸帽子，如明星一般的高楼。而昔日，甘蔗倚靠在小店的墙壁上，如同行军后筋疲力尽的士兵；黑色的忧伤，似乎从把甘蔗自远方田野里运来的农夫臂膀上渗出。&我的胸中响起喧嚣声。谁能够、谁知道告诉这喧声：请安静！不，泡沫的制造不会将我诱惑，虽然它几乎成为这个时代的缩影。这是哪一朵玫瑰，把自己的身体委身给一张塑料的床榻？然而，我正路过一枝莲花，我说服我的眼睛：无论你走向何处，菩萨，以女人的形象呈现，岂不美哉！&1&时代，如同在意义的飓风中飞起的纸片。&2意义的源头，有一双哭泣不停的眼睛。&3机械，在今天，是半个男人，半个女人。&4云是一件撕破的衣裳，苍穹的身体为此作证。&薄暮时分，黄埔江畔，水泥变成了一条丝带，连接着沥青与云彩，连接着东方的肚脐与西方的双唇。金茂大厦正对天空朗诵自己的诗篇。雾霭，如同一袭透明的轻纱，从楼群的头顶垂下。天空叠足而坐，一只手搭在西藏的肩头，一只手搂着纽约的腰肢。外滩人行道上，妇女们一个个闪亮而过，用她们的睫毛，抓住时间，狩猎距离的飞鸟。我打量着，看宇宙之蛹如何破茧而出，如何在机械的周围伸展身子。而操纵这机械的，是一个并非来自现实，也非来自神话的神灵，它来自另一个创世的伤口，另一个幽冥的所在。在天际，有一个声音在低语：“人啊，你弯曲的脊梁，是劈开世界的另一道深渊。”此刻，我可以道一声“再见”了，然后返回人民广场的国际饭店，将我的头埋进痛苦之被褥。这痛苦，如阿拉伯人一样，也如同宇宙——这个抽泣得几乎窒息的儿童——一样。没有谕示。然而，我略有伤感，因为机场安检不许我将一瓶中国墨汁带上飞机。那么，我要向构成这墨汁，形成这华丽的黑色液体的一切元素致歉。没有谕示。然而，生命一定要长有翅膀，翅膀一定要在语言的怀中扑扇。可是，别了，上海，如果我未曾再一次将你造访，我担心人们会说：“他在这世上来了又去，却一无所见。”纸，已在问题的墨汁中旅行，墨汁，已在声音中旅行，你呢，声音，你要前往何处旅行？
责任编辑：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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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马未都：用北京土话来说，上海是一个“平地里抠饼出来”的地方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李小佳
摘要：上海不是历史上的重要都城，也不是一座有过多旅游硬件资源的城市，但上海每年接待国内游客数大约为2.9亿人次，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
近日，观复博物馆创办人马未都在沪上做客“东方讲坛·上海旅游讲坛”，进行了一场主题为“品味·审美·收藏一生所用”的讲座。他认为，随着物质的丰富，人们的精神需求逐渐开始超过物质需求。在此时，品位、审美的重要性就开始提升。而对一座城市来说，品味和文化底蕴也就成了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资源。
“东方讲坛·上海旅游讲坛”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旅游局联合主办。
“在物质变得丰富的情况下，人们的精神需求开始增加”
马未都表示，收藏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收藏，就是指对传统文物、对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这些物证的收集。而从广义上看，一个人一生中买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视为自己的收藏。所以，才有收藏前面的这两个词，品味、审美。
为什么要谈品味呢？
马未都认为，首先因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跟我岁数相仿的人，基本都知道我国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比如说，想吃肉就吃肉，我们上一代人当时就不可能随便做到。而今天，一个普通的市民基本上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当然，不一定在餐馆，可能是在菜市场买来家里吃，但这大多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再比如，住房。我30年前来上海的时候，当时要买一些东西，没有特别好的市场和拍卖场，而是要去人家家里。很多上海旧式里弄的阁楼我都上去过，像我这样的个子都站不直，弯着腰，一家人就住在那么狭小的空间。今天，这种状况不能说得到了百分百的改善，但得到了绝大多数的改善。在物质变得丰富的情况下，人们的精神需求开始增加，人们在精神上的需求开始超过了物质上的需求。”
“上海是中国城市里品味最高的”
在马未都看来，人们精神需求的增加，在旅游方面也得到了体现。马未都说，“以前中国人旅游只满足一点，就是‘我去过了’。曾有数据统计，像故宫这样的重要旅游景点，过去，旅行团前门进后门出不用一小时。所以，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是‘穿堂风’，那么大的故宫‘嗖’一下像‘穿堂风’就过去了。回家就说，‘我去过故宫了，看见皇帝的床了，看过珍妃的井了’。可今天不是这样了，今天游客在故宫逗留的时间两倍、三倍于过去的时间。人们不只再满足于‘去过’，而是要‘看过’。”
马未都开玩笑道，用北京的土话来说，上海是一个“平地里抠饼出来”的地方。
马未都说，上海不是历史上的重要都城，也不是一座有过多旅游硬件资源的城市。但是，上海每年接待国内游客数大约为2.9亿人次。这背后有很多原因，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上海人的品味和文化。在马未都眼里，“上海是中国城市里品味最高的”，而这种品味体现在城市的很多角落。
比如，上海人的日常生活。马未都说，在上海经常看到一些小场景让自己感动，“我曾去一家餐厅吃饭，看到几个衣着光鲜、打扮入时的老年人在那儿交谈、吃饭，这种场景在其他的城市很难看到”。
比如，上海的建筑。马未都说，上海道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可看的多。上海保留了很多洋房和人文景观。马未都还谈到静安寺。他说，上海确实没有那么多的文化古迹，但上海有很多现代化的东西可看，“我每次在延安路高架桥上路过时都会看一眼静安寺，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经过现代化装饰同时又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寺院，是非常精彩的亮点”。
比如，上海还有很多新的人文景观。马未都表示，上海博物馆是自己最喜欢去的地方。“前段时间日本醍醐寺的展览我去看了，那个展览非常重要。醍醐寺是我国唐代时期就有的日本寺院。可能有人觉得，这不就是几件东西吗？其实，醍醐寺很多文物跟我们的文物不是一个性质。我们的文物，明清以后的大部分都是挖出来的。博物馆里面，元以前的除了书画之类的，基本上都是挖出来的。但日本的那些东西真的是从唐代搁到今天的。在这次展览中，有很多日本人视为国宝的东西，自从唐代就没离开过醍醐寺，这次居然从日本搬到了上海。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很大，我震惊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公关能力，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挤出时间来看看。”
他认为，这样的旅游资源，某种程度上说，恰恰是由于这座城市过去缺乏才努力得来的。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博物馆？我说很简单，这是一个社区，需要文化建设”
如何提升品味、审美呢？
途径有很多，但马未都认为，文物对培养人的品位和审美非常有好处。
在上海中心大厦的37楼，有一座观复博物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博物馆？我说很简单，这是一个社区，需要文化建设。博物馆的配置，是社区最高的配置。上海外滩长约1.5公里。外滩的老建筑加起来，面积大约是60万平方米。而上海中心大厦的面积就相当于60万平方米。在这样一个地标，没有文化配置肯定不行。”
马未都表示，培养品位和审美，不一定非要拥有文物，因为今天要拥有文物需要很大开销。“今天是一个商业社会，不像我那个时候，很多东西不值钱，你喜欢，人家送你都可以。但你可以去博物馆参观和学习，博物馆是民族的精神支柱。你去看的时候，会觉得这些东西让你的内心愉悦。这种感觉是人生很好的一种感觉。”
马未都说，今天，国家级的博物馆几乎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了。在很多国家，比如，法国、英国、日本，人们去看博物馆都是常态。西方人觉得陪着孩子逛博物馆是生活中必需的。“我们也希望，能把博物馆做作为一个教育基地，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能潜移默化地受到这种文化的熏陶。或许，看一次不会有多大改善，但看多了一定会有改善。”
马未都说，文化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它给人带来的乐趣，是终身的乐趣。人生有很多的快乐。吃饱了，会快乐。发财了，会快乐。一个人搞到第一桶金的时候，一定是快乐的。中个彩也是快乐的。但这些都是短暂的。“而伴你终身的快乐，一定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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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王珍，编辑：李小佳。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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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融途网&&&&发布时间：日 00:46&&【字号：&&&&&&】
融途网最新消息，原标题：www.cha。（责任编辑：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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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一次性将补偿的费用给我。我该怎么办，内心深处是不愿意离婚，可是补偿的费用不能一次性给我。我和他还有一位上高一的女儿，在他工作的城市上学，她目前不知道他爸爸在外有小三的事，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办，这个婚到底离不离?如果不离婚，怎么做?如果离婚，又该怎么做?维情婚姻咨询师迟蕊收集他出轨婚外情的证据，诉诸法律，寻求帮助。他对女儿有赡养义务，与他清算女儿的赡养费用和教育费用。可以协议离婚，但如果就财产分割，也是在那里我认识了浩，他是在校医学生，没事的时候会在校医院帮忙。那天在病房外面的走廊上我看到了浩，和无数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一样，浩高高瘦瘦，有着一双让人心疼的眼睛，在他身上总是带有着点点的忧伤，也许正是这种忧伤我被他深深地吸引了。我开始疯狂的打听浩的生活，我知道他之前有一个深爱的女友，因为女友出国后一直单身，浩的成绩优异身边最求者不计其数。当我得知这些消息时，我并没有因为这而退缩，反而卯起劲来毕业就留在省城了，我的月薪不低，在省城也算还不错，于是我就把父母接过来一起住。工作稳定了，家人就都催促我把感情也稳定下来，女孩子早一点成家好，其实，我当时也不过23岁。有一次玩微信，我就认识了本城的他，他当时都30多岁了，他比我大12岁，我们网上传情，见面更是一见如故，他当时就说，一定要娶我为妻。他也许就急着结婚，交往不到半年，有一天，他就拿着房产证还有一个密码箱，把我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他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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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美文）《于无声处》为何出现在上海_腾讯网
《于无声处》为何出现在上海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虚构了主人公夏建国和田源为了排演话剧《惊雷》，到上海看话剧《于无声处》，并在后台见到了编剧宗福先。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虚构了主人公夏建国和田源为了排演话剧《惊雷》，到上海看话剧《于无声处》，并在后台见到了编剧宗福先。本报（编者注：南方周末）邀请宗福先回顾话剧《于无声处》当年真实的创作和走红过程，给历史作个注脚。至于电视剧中让《于无声处》变《惊雷》，是否妥当，读者诸君可见仁见智。坐在过山车上的《于无声处》其实，36年前的那一声“惊雷”，第一个被吓到的，是我自己。因为仅仅二十天，我就从一个最最底层的小工人，飞升到了被伙伴们调侃成“跟西哈努克齐名的中国电视新闻明星”。最要命的是我一直没弄明白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坐过山车，总得有副安全带吧？总得让你手里抓住点什么东西吧？裸转，那是什么滋味？一切变化都从日开始。那时，我们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已经演了一个多月了，在文艺界和观众中口碑不错，门庭若市，一票难求。来看戏的有黄佐临、吴仞之、朱端钧、袁雪芬、吴强、茹志鹃、邵滨孙、筱文艳……戏受到观众喜爱和老师们褒奖，这让我有一种简单而饱满的幸福感。10月28日，不对了。《文汇报》开始连载三天发表剧本，这倒是两天前报社领导告诉过我的。但是头版出现大标题：“《于无声处》响起时代最强音”，回头一看，《解放日报》头版也是一条大标题：“《于无声处》轰动上海文艺界”。我心里真是“咯噔”一下。另外，我们的戏今天突然从简陋的小剧场换到上海友谊电影院演出。快开演我才知道，是市委书记王一平、韩哲一陪同胡乔木同志前来看戏。演完了他握着我的手说：这个剧本写得很好。11月初，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特地从北京赶来上海看戏，上台接见我们第一句话就说：怎么样，到北京来演吧？文化部邀请你们进京公演！台上一片欢腾！11月3日、4日、5日新华社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纷纷发表了关于《于无声处》演出的消息。11月7日，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第一次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实况转播我们的演出。演出就在上海电视台的演播厅，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彭冲现场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我们。在演出前，我和导演苏乐慈被通知要端坐在指定位置，说实况转播话剧以前，将首先向全国电视观众播出我们两个人的形象。电视台导演说，这是中央电视台特别要求的。聚光灯亮了，对准了我……那个年代，没有录像机、没有回看，影像资料也早已遗失，我永远没有机会看看当时这位“作者”的嘴脸了。但是，我知道当时的自己，脑子里一片空白。那天夜里，下来以后我对已经成为朋友的周玉明说：我害怕，我怕《于无声处》成为样板戏，历史的经验证明，样板戏绝无好下场；我怕自己成为暴发户，历史的经验证明，暴发户绝无好下场。周玉明写了内参，有领导表扬我冷静，其实我是冷静不下来，完全看不清是怎么回事。也是在那些天里，全国天南地北来了二十多个省市的不计其数的艺术团体观摩演出，还来了许多位著名的作家艺术家看演出，如李准、田华、徐晓钟、夏淳……常香玉老师给我写信，要我答应她把《于无声处》改成豫剧，我受宠若惊，赶忙答应。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也来到上海，跟着我们拍纪录片。据说，因为用的是胶片，现在《于无声处》舞台演出的影像资料只有他们有了，论分钟卖，很贵。2008年他们一位编导要我配合他们做节目，我要求复制一点资料自己保存，保证不提供给任何单位使用，这位编导同意了。但是最后还是说：领导讲，你要，也得花钱买。我哪儿买得起啊。11月13日，我们剧组登上了北上的列车。14日中午，北京火车站，首都文艺界二百多位前辈与朋友们夹道欢迎，队伍中有吴雪、金山、赵寻、阿甲……记得有一份报纸列出的欢迎名单中排在最后一位的是于是之。他们与我们热情握手拥抱，抢着帮我们拿行李，一路簇拥着我们这些最最普通的青年工人……到了住处便有人告诉我，我最崇敬的老师曹禺，正在他的寓所里等我。那晚曹禺老师和我促膝长谈，整整两个钟头。曹禺老师详细地询问我的创作经过。我一再说是学习了老师的创作技巧，曹禺老师则一再说：技巧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剧本来自生活。你这个剧本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敢说话、说真话，说出了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文革”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来的，为什么这些话由你一个工人先说出来了？可见禁区难以打破，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11月16日，《于无声处》要在北京首演，我们正在剧场走台，一个记者陪着一位瘦高个子的青年走到我们当中介绍：这位是韩志雄。我一下子跳起来：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天安门英雄么？韩志雄举起手里的报纸大声说：天安门事件平反了！果然，他带来的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大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当时大家全都跳了起来：我们一切一切的辛苦与努力，不都是为了这一天么！而这天同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是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罕见地长达一万六千字，好几个版面。还是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曹禺老师的评论文章《一声惊雷》。晚上，文化部、全国总工会为《于无声处》举行了首演仪式，苏振华、倪志福两位政治局委员出席，除中宣部长张平化、文化部长黄镇、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外，出席的北京文艺界泰斗们有周扬、曹禺、贺敬之、周巍峙、林默涵、冯牧、刘白羽、赵寻、张光年、李伯钊、周恒、金山、张庚、肖甲、阿甲、凤子、欧阳山尊……而我这个年轻的工人业余作者就坐在所有这些人的最最中间，左边是苏振华，右边是倪志福。在整个演出过程中，我始终不自觉地缩小自己的身形，我的理智与感情都告诉自己：宗福先，你怎么敢坐在这个位子上！演出前，吴雪同志上台致辞：在今天，上海《于无声处》剧组在北京首演的大喜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特大喜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事件！全场欢腾跳跃，整个剧场就像一个狂欢节！我突然想到：这一切，难道真的全都是巧合？！11月17日，我们剧组全体来到天安门广场。这是一场迟来的仪式。我们早就该来。面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悼念周总理、我们朗诵犀利的天安门诗抄……11月19日，剧组来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现场——京西宾馆演出。对于我们这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地方，因为还没去，便对我们宣布了许多条纪律，说明这是一场重要的内部演出，不登报、不上台、不照相，我们也不能随意走动。演出前方毅、彭冲两位政治局委员来到后台看望我们，要我们解放思想，大胆演。演出后邓颖超同志打电话来说：演员的嗓子都哑了，北京干燥，要多给他们吃水果。从第二天开始，我们每人每天发一斤水果。后来，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等部门制作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伟大的历程》披露：那天晚上，210多位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同志观看了《于无声处》。二十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后来，我才逐渐知道在这二十天里面围绕着《于无声处》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代中国研究所张金才同志采访胡乔木当时的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同志以后所写的文章《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胡乔木调话剧〈于无声处〉晋京演出始末》中有一个概要的叙述。胡乔木同志看到了上海《文汇报》10月12日周玉明介绍《于无声处》的通讯，“认为这部话剧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框框，喊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声音，值得重视。10月23日中午胡乔木到达上海。在从机场前往宾馆的路上，前来迎接的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问要安排些什么文娱活动，胡乔木提出能不能看看话剧《于无声处》。”于是就有了我前面说的10月28日的演出。“临近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际，广大干部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愈加高涨。胡乔木感到，此时调《于无声处》剧组到北京公演，对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对思想解放运动，必将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所以，他于10月底回到北京后，即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胡耀邦非常赞成调《于无声处》剧组来京演出。按照他们两人的意见，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向剧组发出邀请。”“在胡乔木指导和周巍峙等组织下，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转播了《于无声处》的演出，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事实上，《于无声处》的演出，已经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讲到了《于无声处》。陈云在发言中列举了6个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比较重大的问题，其中第五个就是天安门事件。他说：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11月14日，剧组抵达北京。就在这一天，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并在次日的《北京日报》上公布。”“11月16日晚，《于无声处》剧组在北京虎坊桥工人俱乐部举行了到京后的首场演出。……这一天的《人民日报》还特意发表了胡乔木精心指导下写成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文章指出，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正在这个时候，上海《于无声处》剧组来到北京，为首都人民演出，这是人民力量的胜利。文章对话剧《于无声处》给予了高度评价。”“《于无声处》在胡乔木等的倡导下，通过进京演出，电视转播，震撼了整个文坛，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全国各地争相演出，据当时的文化部统计，演出此剧的专业、业余剧组达2000多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国，处于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于无声处》剧组的进京演出，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思想解放运动，对共和国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起了促进作用。”这最后一段是张金才个人之见，不足为凭。但是在清楚了所有事实真相以后我自己的脑子清醒了起来，心里也踏实了起来。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坚持有两个《于无声处》，一个是我们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伙伴们一起创作、排练、演出的一出戏，还挺好看的，受到观众、老师们的欢迎与赞扬；而另一个走向北京、走向全国、走上政治舞台的《于无声处》，它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光荣的1978年，属于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大实话。请试着想一想，如果我的剧本不是恰巧写于1978年呢？我知道光荣归于谁，但是我个人也为自己有幸亲身经历了国家转折的重大时刻，感到自豪。哪怕一生我只做了这一件事，也没白活。我够了。上海人的《于无声处》在北京演出期间，就有人提出疑问：这戏怎么会出在上海？北京这块壮烈的“四五运动”的爆发地为什么没有出现《于无声处》，我说不上来；可是上海为什么出了《于无声处》，我知道。首先，上海是“四人帮”的根据地，是他们控制最严的地方。上海也是历来“管人”的经验最丰富的地方。上海人受他们的压迫最深。上海人受够了！其次，上海人的这种怨恨，没有宣泄渠道。我们没有天安门广场。当然，有了，也未必全都敢去。但是，上海人也是中国人！《于无声处》的主题思想“人民不会永远沉默”，我就是从上海人的脸上读出来的。第三，上海人特别崇敬“四五英雄”！鲁迅先生说中国人一向就“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少有“敢于单身鏖战的武人”，但是那些敢于在天安门广场上毫不畏惧地大声呐喊，挥泪悼念总理、洒血讨伐奸雄的四五英雄们，却是中国的脊梁骨！面对这些英雄，我们无限崇敬——或许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如此的英雄举动的缘故吧，我们很想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也是我和我的工人伙伴们创作、排演《于无声处》的动机之一：讴歌他们，推动四五天安门事件早日平反！其实，我真是认识一位天安门英雄。1976年清明节的第二天，4月6日，我在上海北站对面的一个小旅馆里见到一位刚刚从北京天安门广场下来、直接上火车路过上海的陌生的朋友，当时他和我都还不知道他走后已经发生了“四人帮”残酷镇压的事件。他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天安门广场上这些天每天都有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讨伐“江青、张春桥狗男女”！听他讲得如此热血沸腾，听他骂得如此大胆彻底，我心惊肉跳，却又兴奋无比：原来恨他们的人不是我一个人啊！原来有几百万人跟我想的一样啊！真有一种找到了队伍的感觉！他走后，我一整天跟他一样热血沸腾。但是，第二天晚上七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兜头一盆冰水。那个夏天，我曾经请一位画家给我画一幅漆黑的夜中的鲁迅。“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画没有画成，但是刻在了我的心里。那时候，我看看街上的老百姓的脸，怎么还是一个个低眉顺眼、麻木不仁啊！明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中国老百姓的忍耐精神实在是太好了！1976年10月我陪母亲去爬黄山，山中隔绝六天，音讯全无。出山时车子一个拐弯，陡然只见对面山上挂着大字标语“打倒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我连夜坐车回到上海：以为会大乱的上海平静如水，大街上许多打倒“四人帮”的大标语、大字报。第二天，我走到人民广场和外滩看大字报，看着街上涌动的人群中，上海人脸上那种由衷的笑容，我突然意识到：我错了，人民不会永远沉默！从那一天起，我就决心要写一个剧本——那时我在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创作班已经学习了三年戏剧创作——我要写一句话：人民不会永远沉默；我要写一件事：伟大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我要写一个人，一个陌生的朋友，一个在1976年夏天来到上海的天安门广场上的英雄！经过一年多的酝酿，1978年5月我大病初愈，病休在家，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一口气写完了剧本初稿。后来，有无数人夸奖我“敢于闯禁区”的“勇气”。在外交部、文化部为各国驻华使节组织的专场演出前的酒会上，也有某国外交官问我：是不是你有亲戚在中央工作，他们告诉你天安门事件就要平反了？其实，我当时就是一个最底层的工人，生产第一线的重体力劳动者，一个月的定粮四十三斤（当时上海普通居民和一般职员、教师是二十六斤）。我的父亲“文革”中因为“派遣特务嫌疑”被批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整整十二年，到我写完剧本时他还在上海到苏北的客轮上扫厕所，还没回家。我母亲是退休中学教师。所以我不但不可能知道“天安门事件就要平反”，连围绕着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中央发生的激烈斗争也不清楚！我只是坚持一个最朴素的想法：悼念周总理有什么罪？反抗“四人帮”有什么罪？“天安门事件”不平反，没有天理！至于勇气，当然是要有一点的，毕竟当时还是“反革命事件”，还没平反。但是，仅仅我一个上海人有这种勇气么？导演苏乐慈，是第一个看到并且支持这个剧本的。读完她就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戏排出来，因为它说出了我们大家要说的话！没有她，这个戏不可能那么快在舞台上立起来；很可能，从此没有了《于无声处》！演员张孝中等人，看完剧本热血沸腾，说：这个剧本不排我们排什么？！他们都是厂里的工人，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啃两个白馒头就往市中心的工人文化宫赶。我用百度搜索，张孝中的上钢一厂在吴淞，距离市宫22。4公里；冯广泉的吴泾化工厂距离市宫19。1公里；施建华的重型机器厂距离市宫33。4公里……请记住，他们是在当年的交通状况下来回奔波了两个月！有一次，张孝中对我说：哥们这么为你卖命，戏要是成功了，你可得请客。我说：成功了，我请你们吃饭；可是要是我“进去了”，你们可得管给我送饭。结果周围的演员抢着说：没问题，我们轮流给你送饭！当时工人文化宫正在恢复，体制不全，业余演大戏却一定要领导批准，结果是文艺科的副科长苏兴镐点了头：你们就排吧。还有我在热处理厂的工友们，都非常支持我。我们厂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张序敏，还把它推荐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上海总工会副主席张伟强看戏以后，坚决支持，给予我们很多帮助。后来我们进京演出，她是剧组领队。《文汇报》记者周玉明，看了戏兴奋地说：我要告诉天下人，你们演了一出好戏！她连夜采访，奋笔疾书，写出了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第一篇媒体报道，由此引起了胡乔木同志等有关方面的注意。以后，她成了我们剧组“一伙的”。市委宣传部三位副部长洪泽、江岚、吴健，审查了我们的戏以后说：这个戏很好！一个字也不要改！就这么演！《文汇报》总编马达，看了戏以后激动不已，下决心拿出三天的版面，连载剧本。当时，《文汇报》的全国发行量可是九十多万啊！这可是把《于无声处》洒向了全国啊！最后，我一定要说一说的是巴老。当我得知要进京后，有一次说起：这次要是能够见到曹禺老师就好了。在场有一位作家协会的彭新琪老师，顺口把我这个话告诉了巴老。连她也完全没想到的是，过两天巴老给她一个信封，里面却是他替我写给曹禺老师的一封亲笔推荐信！当我读到这封信时，真的完全傻了：巴老根本不认识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业余作者……到京后第一天晚上我就见到了曹禺老师，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巴老的亲笔信。事后我却后悔了，我怎么没有想到把这封信抄下来呢？两年前，在搬家的时候，巴老的女儿李小林却突然找到了当年巴老为我写的那封信的草稿——这信巴老还写草稿！还保存得好好的！巴老的信的全文如下：家宝：介绍宗福先同志来看你。他是《于无声处》的作者，这个戏你一定要看看。如果你还有时间，希望你同他谈谈。他喜欢你的作品，看来他对你的作品还下过功夫。你同他谈谈，对他会有帮助。祝好！巴金（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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