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被浏览144222分享邀请回答4234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52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拒绝访问 |
| 百度云加速
请打开cookies.
此网站 () 的管理员禁止了您的访问。原因是您的访问包含了非浏览器特征(3cca816a706e4388-ua98).
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宜昌那些事儿(转载)(第2页)
我的图书馆
宜昌那些事儿(转载)(第2页)
　　楼主看我ID
　　可惜这些资料都比较旧了。
15:19:00　　楼主看我ID　　-----------------------------　　二道巷（hang）子，在我的记忆里，是80年代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公安的抓赌。不亚于解放路口土产商店被冲天炮烧了，望开新事件把警车都掀了，地区新华书店旁边的小洞天门前的撞人事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据说当时在二道巷子里“斗蛐蛐”赌博，赌的蛮大，阵候也蛮大（场面壮观），人山人海，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搞的周围小学生连作业都写不成，被人否了（举报）。结果一家伙捉了30-40人，包括参赌的、围观的、打酱油的、出来买烟的、赶过来看热闹的、路过的。当时警察接到报警，把几个路口一堵，捉了下好的（瓮中捉鳖），一锅端。派出所都足不下（装不下），拷到街上问话，定性为“聚众赌博”。　　　　二道巷子的正式名称是力行（xing）二街，去年作项目的时候，了解到二道巷子解放前属于天官桥（大公桥）一带 ，是著名的烟花柳巷，娼妓横行，巷子很窄（估计和如今学院街旁边的小箭道一样宽），小姐当街拉客，强盗当街抢劫，鸦片烟馆林立，乌烟瘴气、污秽不堪，尽是些卖淫嫖娼的、呼鸦片的、刨土豆的（偷东西），不是正经人呆的地方。周围住的都是下力（干体力活）的人：拉人力车的、挑散扁担的、码头搬运的等等。　　史料记载，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蒋介石委员长就下榻在附近的三北巷。　　今天的北山超市隆中路小学旁边卖烧饼的一个巷子，在药房旁边一个巷子，进去后有一个没有拆的房子，前面搭了棚子炒瓜子之类的，房子看起来似乎象以前的贸易商行，解放前的宜昌老字号也说不定。靠近力行横街的地方，40-50岁的站街女在揽客，一时间让我有时光倒错、莫名恍惚的感觉。　　改编自汉派方言剧的大型宜昌方言喜剧《杠上开花》说得就是二道巷子的故事　　.cn/showtopic-.aspx　　　　
　　宜昌人七夕烧包袱　　　　 公元前287年，秦国有个大将白起，带领人马，一举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这一场战争，可苦了楚国的老百姓，特别是 夷陵一带的老百姓，更是十分惊慌。因为夷陵离郢都实在太近了，秦国的军队要到此地来，最多只要四五天功夫。　　 这一天，传来一个消息：白起的人马要杀向夷陵来，声言要把夷陵烧成一片平地，说这里是楚王祖先居住过的地方，楚国先王的坟墓，大都落葬到这里，决不放过。　　这么一来，夷陵城的人都急得无交搁。人人都晓得：白起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一带的小娃儿，只要大人说一句：“白起来了！”就吓得不敢哭了。现在，他当真要来，而且还要焚城。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挡他们呢？　　正在危难的时刻，有位老人出了个主意。他说：“白起不是决定要今晚起更时发兵吗？我们现在就通知全城的更夫，叫他们统统不要打头更。然后，我们号召全城老百姓，每家出担柴，一齐堆在长江边的沙滩上烧。这样一来，白起就会以为整个夷陵烧着了。”　　 大家都认为这计策好，于是照计行事。　　 这天夜晚，早已驻扎在西陵山上的白起，他一直也没有听见夷陵城里打头更。正在怀疑时，忽然听见兵丁前来报告，说在夷陵城的那个方向，已经燃起熊熊大火。白起爬上高峰向下了望，果然只见一片火光，黑暗中也不知是自己所属的哪一支军队在“杀人放火”，便认为自己这次行军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向全体军队宣布，撤兵凯旋回秦国去。　　 夷陵的人们终于躲过了这场浩却。但从此也就留下了一个风俗习惯。因为白起撤出夷陵的那一天刚好是农历七月初七。于是，夷陵人都要在七夕这一天开始祭祖先，烧包袱，放荷灯，用来象征当年在江边烧假火的情景。这个活动一直要进行到七月半才结束。并且从那时起，所有夷陵城的更夫，都不许打头更。直到解放初期，全宜昌城里都还保持着这个习俗。 　　
　　云集路：　　　　清末，川汉铁路宜昌至秭归段在宜破土动工。从山东、河南等省招募来的筑路工人，一批一批地来到宜昌，市场骤然鼎盛。修铁路的总办李瑶琴，发起组织宜昌盛商帮在现云集路东段电子管二厂、地区歌舞团处，划地数百亩修建一座商会大楼。以后商局修建马路时，就将商会门前的一条马路命名为云集路，取意为万商云集之义。该路东段原拟通到铁路坝，因东有德国领事馆（以后为日本领事馆）妨碍路线的伸直。但这并不重要，西段本留有一条路，稍加扩展，就可直抵达江边。但由于乐善堂街北段有个叫玻璃的地方，正是妓院糜集之处，住有大批野鸡，大白就在街头巷口拉客。当时天主堂在那里（现市彝陵宾馆处）设有一女子学校，认为妓院与女校距离太近，影响学校声誉，要求当时的警察局将妓院迁往别地。一因妓院人数太多，一时无适当地址可供搬迁；二因每个妓女每月都要向警察局交纳一大笔乐户捐，如果迁移不当，就要影响警察局的收入。因此对天主堂赶迁妓院的要求，警察局未能执行。天主堂无可奈何之下就在该路修一围墙，将路堵死（该围墙正是现云集路拆除彝陵宾馆围墙的一段），使女校与妓院彻底隔绝，云集路就无法也没有继续通向江边。近六十年不以伸头出脚的云集路，今日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扩整修，始得扬眉吐气，头顶东山，脚踏大江。　　
　　陶珠路：　　　　位于西陵区学院街街道办事处辖区内，东北与解放路相交，西南抵沿江大道，长约400米。在宜昌开辟为商埠以前，现解放路以东多为荒废的坟地。商埠局成立以后，兴修马路，由下而上，在下铁路坝上首开辟一马路，在日清公司与招商局之间修二马路，拟在奎星楼巷（浙江路口至江边一段曾称奎星楼街）扩修为三马路（也称新马路）。春秋末越大夫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游齐国，又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因这条街，商贩云集。县商会取“富比陶朱”之典，将三马路改名陶珠路，后“朱”字又逐渐演变为“珠”字。　　日寇占领时期，陶珠路修建为“大东亚圣战者忠骨塔”，这是一座直径有十二米、高二十米的“忠灵塔”，是驻宜日军司令部在通惠路（今解放路）与陶朱路交界处的光前坝一大片废墟上，强迫中国苦力建造的。凡是阵亡日兵，运到这里火化后，将骨灰存放塔内，以待随时空运回国。此塔于宜昌光复后被群众拆毁。　　光复后在奎星楼巷下侧很长一段是洪顺昌和朱大顺榨坊的房屋。洪顺昌榨坊因经营亏累破产后，并入了朱大顺。要想修成这条路，就得要朱大顺拆掉公职奎星楼巷一侧的房屋子让出路基来。但无论是征用呈折价收买，朱大顺均不同意。路无法修通。抗日胜利后，这一带房屋子已全被日军拆毁，论理，陶珠路是可以修通的。认知这时又跳出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委员王河清，把放路边的陶珠路口堵起来，修起一栋楼房开设宝成金店。陶珠路内数百户居民被他堵塞在死胡同之中，无路可走。市内有很多人见此情景，进行劝阻，并愿为他另觅地段，免费为他建造同样大小的楼房。然均皆无效。连第六区行政督专员余国桢的劝导，他仗着是三青团的中委也不卖账。　　解放后，人民政府下决心要把陶珠路修通，才由王河清的一个叔叔出面，雇人将房屋乖乖地拆掉，阻在陶珠路内的数百居民才有了出路。 改革开放以后，1981年以街为市兴建起来，经营日用工业品、肉食禽蛋类食品、宠物等，成为当时宜昌市最大的综合性市场。
　　宜昌天主教圣方济名堂：　　　　宜昌天主教圣方济名堂座落在宜昌市自立路2号，始建于1883年。1891年被大火焚毁，又于1933年重建，为具有罗马建筑风格的钢筋水泥结构大教堂。教堂占地面积为3200余平方米，堂内分大小前后两厅。大厅可容纳500多教众过宗教生活，小厅可容纳100人左右，供会议及开展纪念活动用。该堂是宜昌教区的中心所在，为湖北省最大教堂之一。先后有六位外籍主教在此主事。解放后，经过“三自”革新运动，宜昌教区爱国神长，教友接管了教堂，并成立了爱国组织，推选张谦鸣神父为教区代理主教。1958年在宜昌教区代表会议上，正式选举张谦鸣为教区的正权主教，1959年祝圣就职，这是宜昌教区建立以来的第一任中国籍主教。教堂内现有主教1人，神父3人，修女12人，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群众有200人左右。　　
　　大公桥：　　　　民国18年（公元1929年）湖北省政府委派“赵铁公”（湖北沔阳人、保定军校毕业）为宜昌县长。他在三年的任期内，在宜昌组织拆城墙修环城路、填南湖修康庄路、修大公路筑大公桥、平整铁路坝、看起来是为百姓做了些好事。但他从市政建设中，贪污中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在修建从一马路至美孚码头（今港务局）的这一条沿江马路时，赵铁公原设计是要经过天官桥，必须把盐局原仓库及办公楼拆除一半。盐局托人给赵送了一笔钱，就修改设计，路线改由沿江铺设，但要另外修一座桥，就是后来的大公路形状。当时，具体承包这段工程的承包商是杜天运，因设计修改，又要加修一座桥，工程就扩大了，要求增加建筑工料费。赵不仅分文不加，反借口一个罪名，把杜天运抓去关押了三个多月。杜也是托人情走门路送财礼给赵，才被放出来。但是，还是要杜按修改的设计将路和桥修好。工程完工后，以赵铁公的名字，将马路命名“大公路”，桥命名“大公桥”，来为自已树碑立传。　　
　　环城东、南、北路：　　　　拆城墙，这是前任县长江楚清在1927年就提出来了的：“旧有城墙，阻碍交通，亟应克日拆毁。”赵铁公不过是借题实施罢了。原宜昌城墙周圆数里，有大东、小东、大南、小南、中水、镇川、大北、小北等八个城门楼，据传在始建城墙时，各城门楼城基内安藏窖有一个“八大金刚”金佛，城墙每相距数丈安藏窖有一个“十八罗汉”金佛，按迷信的说法是，以作镇墙、借神保佑不至崩塌。拆城墙时，就有被挖出来的，有识者用锄头敲击，露出黄色，说是金人儿。这些大者数寸，小者寸余的金人儿，统统被赵铁公强行收缴。若有挖出隐藏不交者，则被关押严刑拷打。这些金人儿其后下落不明。 在拆城墙修环城马路工程中，其拆墙、挖基石、挖方、填方等都是征集各乡镇民工来做的，不但不给工钱，连伙食都是自备。赵铁公并组织有几十人的建工队，实际上是监工队，任何民工都不得怠慢。上述基础工程由民工搞好后，营造商只承包筑路面的工程，马路完工后按路面总面积向省政府申报拨入建设款项。在施工中挖出石板、石条、石块、大城墙砖等有用的建筑材料，一一估价出售。马路两旁空地还卖了不少地基给私人建造房子。上述所有款项，表面上进入财库，实则大都落入赵的腰包。　　
　　康庄路：　　　　康庄路原是桃花岭紧接南湖的一个斜坡，只有羊肠小道，泥土里夹有许多鹅卵石，各营造商修建房屋等土木工程均在此取土石料。赵任职后，就在斜坡下边划了一条线，规定只能在线内取土石料，取土石料的营造商要按所取土石方的相等数量去填南湖。经过一段时间，基本上挖出了一道路形，又征集民工一边填南湖，一边筑成路基，营造商最后筑了路面，马路告成命名为“康庄路”。赵同时向政府申报拨入修路填湖工程款项，又捞得了不少建设经费。
　　宜昌城区地名今昔　　　　　　鲁迅先生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随着城市的发展，如今宜昌城区已有389条被命名的道路，其中大道7条、路323条、巷59条。地名是“历史活化石”，犹如人名一样承载着太多的故事。　　　　　　近日，记者采访到了宜昌老地名专家韩启杰，他将道路按命名方式分类，讲述了宜昌城市发展的故事。　　　　　　用自然实体见证　　　　　　宜昌依山傍水，不少道路以此命名。这些以“江、湖、堰”等命名的道路，在突出宜昌地貌特征的同时，也见证了宜昌的发展。　　　　　　“沿江大道是依水为名，依水而兴的道路。现在漫步在沿江大道，能看见拔地而起的幢幢江景楼，与‘长江第一园’滨江公园、‘长江第一外滩’护岸工程三位一体，相互衬托，蔚为壮观。可是你知道半个世纪前，它是什么样子吗？”韩启杰说，这条宜昌不可多得的风景浏览道路，60年前就是7条破旧不堪的普通街道。　　　　　　据《湖北省宜昌地名志》记载，沿江大道原为板桥河街、环城西路、尔雅街、滨江路、大公路、复兴路、南门外正街7条街道连通延伸而成。1970年后，随着葛洲坝工程的兴建，城市骨架不断拓宽，延伸到柏临河，路长成倍增长。　　　　　　“和沿江大道一样，东山大道因东傍东山而得名。”韩启杰说，老市民都知道，东山大道所处的东山虽有东山寺、白龙神井等特色美景，但因地势偏僻，人迹罕至。随着时代发展，宜昌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海通汽车站的竣工使用，东山大道也开始热闹起来，成为沟通南北过境的交通要道。“眼下，宜昌火车站东站即将通车，作为连接火车站和火车东站的东山大道，一定会发挥更加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东湖县志》记载，宜昌县境内有东湖、南湖、樵湖、范家湖等湖泊。虽然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湖泊、水域已不见了踪迹，但从宜昌目前还存在的道路名还可以一窥端倪：如由南湖横堤演变而来的湖堤街；地处东湖的东湖一路等。　　　　　　用历史人文见证　　　　　　路名是历史、文化的反映。宜昌历史悠久，曾使用过西陵、夷陵、峡州、宜州等名，故有夷陵大道、西陵一路等路名。“夷陵大道和西陵一路都是由原有道路扩建而来。”韩启杰说，夷陵大道在汉宜公路的基础上扩建而来。1936年修建汉宜公路时，杨岔路至云集路这一部分铁路已经被当作公路使用，解放后，汉宜公路市内段几经整修，成为宜昌与外地公路沟通的总干线。“西陵一路辖区内的铁路坝片区也是川汉铁路的基地之一。和夷陵大道不同的是，西陵一路是市内经济较为发达的街道。”韩启杰说，东门口一带，是清末以来城乡物资交流的场所；鼓楼街曾是清末明初城内经济较为集中的街道。宜昌解放后，服装厂、公交公司等先后迁到附近，西陵剧院等体育娱乐场所也相继建成，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如今的西陵一路更是形成了集宜昌商场、国贸、均瑶、丹尼斯、CBD等于一体的商业、文化中心。　　　　　　宜昌还因山清水秀，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英雄豪杰。如明中书王璲曾立过中书坊的中书街、明工部尚书刘一儒曾居住过的尚书街等。“其中最为著名的还当属形成于明、清时期的墨池巷。”韩启杰向记者娓娓道来，墨池巷是一条不规则走向的狭窄小巷，巷内有一水池。相传东晋郭璞注《尔雅》时常在此洗墨，宋代文学家苏东坡、黄庭坚也曾到池水洗墨。后建有“墨池书院”，墨池巷由此得名。　　　　　　学院街也是市内形成较早的一条街。据《东湖县志》记载，1862年至1874年，学院街已形成，并建有贡院、文星阁、府文庙（又名府学宫，今学院街小学）等学府。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学院街小学曾是中共宜昌中心县委、中共鄂西特委的活动场所之一。“在这两条文学气息浓郁的小街上，同样能嗅到生活的气息。”韩启杰说，有相关资料记载，解放前，墨池巷、学院街就聚集了很多店铺，虽然如今这两条巷都是背街小巷，但学院街小学、金融中心等城市综合体的建立，也带动着这两条小巷的发展。　　　　　　用时代气息见证　　　　　　道路的命名、更名更是宜昌经济发展的体现。“解放路一带原是荒凉坟场。1914年曾用名通惠路，宜昌解放后由中正路更名为解放路。虽然路短且窄，但历来都是城区最繁华的商业街道，有宜昌“王府井”之称。”韩启杰说，1876年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解放路所在区域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区域：宜昌第一楼峡州饭店、丹凤银楼、天昌茶叶号等各种店铺鳞次栉比，不到一华里的街道两侧，就有各种商铺近70家。　　　　　　解放路曾一度冷落，但在《宜昌城市商业网点专项规划》中，明确指出将环夷陵广场商业中心建成湖北市州级最大的城市商圈，而2009年竣工的宜昌商业步行街，正是这一商圈的核心。“现在的宜昌市民已经明显感受到了解放路的华丽转身：现代化的步行街修建完工、一家家时尚的店铺接连开业，解放路慢慢恢复了生机。”　　　　　　云集路是宜昌经济发展的“见证者”。“云集路曾叫井冈山路，但当时川汉铁路破土动工，山东、河南等省的筑路工人一批一批地来到宜昌，云集路已经是万商云集，市场鼎盛。”“很多外地游客来宜，站在火车站眺望，首先看到的就是宽敞干净、桂花飘香的云集路。”解放初期两旁房屋稀落、人烟稀少的云集路如今已大变样：金融、贸易、游游、宾馆、餐饮、影楼鳞次栉比，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桃花岭饭店也在去年重新翻新升档，为这条繁华的街道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此之外，宜昌还有不少街道以流传已久的掌故命名。如民间“十二将军排队伍，护卫一颗夜明珠”的传说说的是曾经的小山包夜明珠。随着改革开放和宜昌经济的飞速发展，葛洲坝、三峡大坝的修建竣工，如今的夜明珠路不仅华丽转身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明珠”，还发展成了城区连接坝区的重要交通枢纽。“随着宜昌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地理格局也发生着变化，新的地名应运而生，旧的地名也就逐渐消失。”韩启杰说，如今，新建道路在命名中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质，与城市发展相得益彰，相信在新的时代，这些道路也将进一步、更深层次地见证宜昌城市发展。
　　触摸宜昌古城门的岁月痕迹　　　　　　从西汉置夷陵县算起，宜昌城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宋欧阳修《夷陵县至喜堂记》中形容古宜昌城：州居无郭郛，通衢不能通车马。　　　　　　近代宜昌城，则是在明朝洪武年间修建的古城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而来。明时宜昌人借江险护城，城筑八门，正东有东湖门，东北有小东门，正南有南藩门，西南有文昌门，正西有西上门，西北之西有西塞门，正北有北望门，西北之北有北左门。　　　　　　清顺治年间城门由八门改为七门，名称也有所改变：东湖门改为大东门，南藩门改为大南门，文昌门改为小南门，西上门改为中水门，西塞门改为镇川门，北左门改为小北门，北望门改为大北门，原小东门因战祸封闭。　　　　　　如今的宜昌人仍然习惯使用“东门”“北门”这样的词语，但在宜昌城里，却难觅古城墙的踪迹。那些古城墙或在战乱中被毁，或为了城市的扩张而被拆，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近日，记者采访了宜昌市文史专家刘思华，跟随他的讲述，一起回味那些与古城门息息相关的往事。　　　　　　北门 临江聚贾，货通南北　　　　　　在古宜昌城墙的北面，有大北门和小北门两座城门。大北门的位置就是现在的环城北路、北正街和北门外正街3条道路的交会处。大北门朝北开，顺长江水向上，离江很近。小北门则朝江开，面向长江，小北门就在大北门的左手边，正对西坝。现在宜化集团的双子楼，前门的位置就是以前的小北门，后门则是大北门。　　　　　　在北门外正街的尽头至紫云宫之间，有一条在宜昌广为人知的街中街——土街头。土街头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明朝的万历年间。那时，因为北门外正街的尽头至紫云宫那段数百米长的地带，还是未被开发的黄泥巴路，所以就被当地的居民叫做土街头了。　　　　　　在这条短短的街中街上，曾经陆续开设有不少的客栈、茶馆、饭庄、剃头铺和卖针头麻线的商家，专门为南来北往进出城门的客人服务，生意都还红红火火。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多，名不见经传的土街头渐渐开始延伸到北门外正街以外了。因为大小北门靠近江边，水运便利，短短的土街头里聚集了南来北往的客商，繁华一时。据刘思华介绍，直到解放初这里仍然会集南北客商，是农副产品、杂货贸易的区域中心。　　　　　　镇川门 水至此而夷，喜安客心　　　　　　从镇江阁顺江而上十米左右，就是已经渐被遗忘的镇川门。镇川门、镇江阁遥相呼应。自奉节至宜昌的长江一段，古时称作川江。长江水经过南津关之后，由湍急渐渐变得开阔、缓和，过往商客便在此处停歇。镇川门一名便含有镇住江水以保太平之意。据史料记载，镇川门的旁边还有一座至喜亭，其名也是由此而来。但赋予至喜亭浓厚文化底蕴使之闻名远近，则要归功于北宋大文豪欧阳修。　　　　　　欧阳修任宜昌县令时，曾经有人在此处修至喜亭，并请欧阳修作传诵至今的《至喜亭记》。“江出峡始漫为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沥酒再拜，相贺以为更生。”“夫天下之大险至此而始平夷，以为行人之喜幸。”受尽川江颠簸之苦，好不容易才到达夷陵的行船人，欣喜之情自是不用言说。　　　　　　由于历史的久远，至喜亭被毁。上世纪80年代，宜昌市政府按仿宋建筑模样，在下牢溪口三游洞望乡台顶部重建至喜亭。新建的至喜亭，通高18米，亭分层，楼中设螺旋式楼梯，亭内有欧阳修《峡州至喜亭记》石碑及古今诗画数十幅，登上至喜亭顶层，依然可以饱览峡口胜景，是往来游人必去的景点之一。　　　　　　小南门 文庙旧迹，革命源头　　　　　　城区学院街至江边的出口，就是历史上小南门的所在。提及小南门，就不能不谈谈小南门旁的学院街小学。作为宜昌红色革命的源头之一，学院街小学至今为许多老人津津乐道。　　　　　　据刘思华介绍，学院街小学的前身其实是位于小南门旁边的一座文庙，文庙的旧迹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有残存，但大都破败不堪。将文庙改为小学是在上世纪30年代左右。1938年，时任学院街小学校长的张一之在妹妹参加革命的影响下，和数位学校老师都投身革命，学院街小学成为了当时共产党在宜昌秘密活动的据点。在这里，中国青年救国团曾设立宜昌团支部、中共宜昌地下党在学院街小学建立支部并开展革命活动，这里还曾经是中共鄂西特委的秘密联络站。　　　　　　也有许多名人在学院街留下足迹。冯玉祥、陶行知曾在学院街小学的广场上作过抗战演讲；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曾亲自指挥过当时学院街小学教师合唱团的演唱；著名电影演员白杨，曾应当时宜昌抗战剧团和学院街小学的联合邀请，在宜昌公演话剧。　　　　　　如今的学院街小学已经搬迁到献福路上，但由于张一之这段革命历史的存在，学院街小学的名称仍然保留，而且还成为宜昌市著名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大南门 关公雄立，佑卫宜昌　　　　　　过去的城门大都设有城门楼，在宜昌众多的城门楼里，最大的恐怕要数大南门，也叫关帝楼。1930年，时任县长的赵铁公下令拆除所有城墙，唯独保留了大南门城楼。刘思华分析，除了对大南门的敬重，保留城楼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南门城门楼上那座关圣庙。　　　　　　古时的大南门深得宜昌人敬重。关圣庙内栩栩如生的关羽塑像，加上关羽的忠义之心，使得关圣庙内香火一度很旺盛，大南门内外摆卖祭品的商铺更是鳞次栉比，非常热闹。1939年4月，冯玉祥在宜昌督练新兵，曾登上关帝楼发表演讲，鼓舞百姓抗战到底的士气，并赋诗一首《春秋阁》：“春秋阁上读春秋，关公旧舍已不留，后人建阁表崇慕，大忠大义万古流。我为抗倭到此地，注目江水思贤侯，盼我同胞矢忠勇，效法先贤报国仇。”　　　　　　1940年6月，侵华日军的飞机在宜昌城狂轰滥炸，关帝楼却岿然不动、丝毫无损。人们传言，关公显圣站在关帝楼上挥舞袖袍把一颗颗炸弹引向河滩，护卫了关帝楼。宜昌失守以后关圣庙毁之殆尽，庙中的关帝塑像也被毁。抗战胜利后，有一名叫隆湘的和尚曾将关圣庙简单修复。修复之后虽然简陋，但香火依然旺盛。解放初期，因为交通不便，加上城市发展，关圣庙连同城楼也一同被拆除。但是，关公赤胆忠肝的侠义情怀却被后人一直铭记在心。
　　东门 流淌文韵，守望安宁　　　　　　据刘思华讲解，东门的古址在环城北路、环城东路的交会处，这里，曾是宜昌最古老的商业起源，也是宜昌政治文化的起源。据考证，宋时欧阳修贬居夷陵做官时，就曾在这里留下六一书院、府衙旧址、四贤堂等文化遗址。　　　　　　据史料记载，在东门和镇川门之间，曾经是古宜昌人文景观最集中的地方，聚集有尔雅书院、墨池书院和六一书院3家大书院。如今东门外正街上的宜昌市艺校，就是曾经六一书院遗址的所在地，而墨池书院曾经的墨池也还在，被政府规划出来，保护了起来。　　　　　　东门除了作为老宜昌的商业起源被人铭记，还应该被人铭记的就是它和辛亥革命的特殊关系。辛亥革命爆发后，当时镇压保路运动而留在宜昌的军队，很快转为起义军在东门内燃放起篝火，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响应起义。　　　　　　刘思华最后告诉记者，除了讲述的这些有历史事件的古城门，宜昌的古城门还有中水门，因为位于沿江几个城门的最中央而得名。1912年，宜昌成立商埠局以后，为了方便发展商业，曾在东门和大南门之间的城墙简单挖开后修建了通惠门，具体位置就在现在的解放路与环城东路、环城南路的交会处。　　　　　　刘思华说：“宜昌的古城门，由于种种原因，随着城墙的拆除而离开了我们。没有了城墙与城门的阻挡，宜昌的发展让人刮目相看。而那些消失了的城门，终将因为发生在它们旁边的故事和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被人们铭记。”
　　期待更新
15:19:00　　楼主看我ID　　-----------------------------　　
1:06:00　　二道巷（hang）子，在我的记忆里，是80年代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公安的抓赌。不亚于解放路口土产商店被冲天炮烧了，望开新事件把警车都掀了，地区新华书店旁边的小洞天门前的撞人事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据说当时在二道巷子里“斗蛐蛐”赌博，赌的蛮大，阵候也蛮大（场面壮观），人山人海，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搞的周围小学生连作业都写不成，被人否了（举报）。结果一家伙捉了30-40人，包括参赌的、围观的、打酱油的...........　　----------------------------- 嘿嘿！！二道巷子的江湖地位还是很高的 可惜现在估计85年以后的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顶顶顶！坚决顶！土产商店被炸、望开新掀警车我都知道！顶顶顶！坚决顶！二道巷子的江湖地位记忆犹新，所以写一小说把它给灭了，因为我是南正街一派的。哈哈！　　其实文革的时候我是四新路的儿，和镇川门的一些人打得火热，如今一闭眼，就能想起过去，谢谢大懒猫！　　期待更新！翘首以待！
　　LZ这是那年的地方志呀，那淘回来的，我让我娘他们看有些地方他们都不知道。
15:19:00　　楼主看我ID　　-----------------------------　　
17:51:00　　　　-----------------------------　　确实现在很多小青年不知道宜昌的历史，不晓得当年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
20:01:00　　顶顶顶！坚决顶！土产商店被炸、望开新掀警车我都知道！顶顶顶！坚决顶！二道巷子的江湖地位记忆犹新，所以写一小说把它给灭了，因为我是南正街一派的。哈哈！　　其实文革的时候我是四新路的儿，和镇川门的一些人打得火热，如今一闭眼，就能想起过去，谢谢大懒猫！　　期待更新！翘首以待！　　-----------------------------　　80年代的大事件还有：中山路致祥路口的西陵供销社的西陵商场失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中山路工商银行储蓄所的杀人事件；　　宜昌商场的水淹，　　90年代最著名的就是石板村村委会灭门事件，连远在铁路坝都有极强震感，多家的窗户玻璃被震碎。
22:16:00　　LZ这是那年的地方志呀，那淘回来的，我让我娘他们看有些地方他们都不知道。　　-----------------------------　　资料来源网络，部分是居委会的板报，下面就是。
　　中书街　　　　　　 宜昌，古称为夷陵。远古属西陵部落，夏商时为古荆州之域，春秋战国时为楚国的西塞要地，秦始皇二十六年【郡天下，改夷陵，置巫县】，西汉复置夷陵县，吴黄武元年改夷陵为西陵，唐改夷陵郡为峡州，顺治五年改夷陵为彝陵，雍正十三年升府名宜昌。　　 中书街位于古夷陵州城之内，形成于明代。据《东湖县志》记载，因明代曾在此立中书坊，故得中书街之名。清同治三年城区划为十二段，以地支为名，中书街属巳字段。民国时期，城区编为二十一联保，名镇，为中书镇。1956年属学院街道办事处，1960年城区成立人民公社，中书街更名为忠恕街，属西陵公社，1967年公社更名东方红公社，忠恕街更名为卫东街，文革后恢复为中书街。1989年属鼓楼街道办事处，2002年鼓楼与学院两办合并，为学院街道办事处。　　 中书街历来为名流雅士之居所，明【铁御史】王篆祖辈曾于此居住，其父王良策、祖父王燧以王篆贵，被赠授吏部左侍郎。被誉为【前清第三支笔】的大书法家、曾任东湖县令的顾槐及后代世居于此，其子顾嘉蘅曾五任河南南阳知府。　　　　　　同治三年（1864），划城区为12段：　　子字段，括县府路（献福路）、星街（新街）、墨池巷；　　丑字段，括东岳庙街（南门下街）、南正街、艾家巷，　　寅字段，括大东门外正街、得胜街、萧家巷及周全铺；　　卯字段，括鼓楼街、中营街、东门正街及双堰塘附近一带；　　辰字段，括白衣庵街（南门上街）、所堂街（尔雅街）及小北门顺城街（小北门正街）、天后宫巷；　　巳字段，括学院街旧文庙坝、中书街附近一带；　　午字段，括大南门外正街、后街、正街至天官桥（大公桥）、滨南湖四周；　　未字段，括大北门内正街、二架牌坊及太平街（新民街）附近一带；　　申字段，括天官牌坊（民主路）、璞宝街及杨树松巷（杨柳巷）一带；　　酉字段，括镇川门、中水门外旧上下河街；　　戍字段，括西坝；　　亥字段，括大北门外正街、尚书巷、旧教军场附近各里巷。　　附郭北关、东关、南关、西坝、周全等铺裁并于城区。
　　更正：　　　　白衣庵街（南正上街）　　东岳庙街（南正下街）
　　给我一个信息，我就会来看望你。　　感觉这几段有些凌乱，不知为何？　　在老法院还在忠恕街的时候，我就在那里住过，听奶奶说，1954年发大水，渔船可以靠到法院的石阶下，“活鲜鱼”就是那个时候叫出来的，不知是否？　　
　　中书街介绍，源于位于元亨街的 居委会的板报　　隆中路的介绍，源于六中旁边的“宜昌老照片”隆康路居委会的碑刻。　　　　54年的时候，婆婆（奶奶）和爸爸住在艾家巷口献福路的运输机械厂旁边，　　楼下被公私合营充门面了，不久，楼上也被才充公了，　　大爷爷（祖父）被作为资本家接受改造，在西坝皂角树巷1号三峡粉厂（今三峡制药厂）扫厕所。　　往事不堪回首。　　婆婆（奶奶）现在耳朵也很不好了，她说爷爷以前就在献福路的老同兴酱园当学徒，学做生意，后来自己开，解放前也就请了4-5个帮工（现在最多算个体户）。　　　　父亲说54年那时候献福路艾家巷都没有淹，中书街那里淹了还得了~~法院的石阶那么高。　　“活鲜鱼”的典故不知道。
　　鄂西北民居之朱家一巷12号.　　　　作者 宜昌市16中 赵玉　　　　朱家一巷12号很不显眼的藏在解放路中心城区一片高楼中，　　登上附近一幢20多层的高楼时，　　能够发现这幢可以称之为宜昌老城建筑“活标本”的老宅子。　　　　这是一幢保存极为完整的天井老屋，　　斑驳的封火墙和古老的木楼梯,　　这里的一切，　　都让人惊叹，　　百年前艺人们的精湛建筑技艺,　　房子虽陈旧,　　但是,走进老屋,　　历史的厚重感油然而生,　　这样的房子如今城区几乎找不出第二处。　　住在这里61年的84岁冉老汉说，　　老屋有106年的历史了，　　跨越了3个世纪，　　现在房子里还有8家房客,　　老屋也由7号变为8号到现在的12号。　　随着城市发展步伐的加快，　　高楼如同雨后的春笋一般出土,　　宜昌老城留下的痕迹越来越少了，　　12号的房客们希望相关单位能对老屋进行全面修缮,　　为宜昌城保留一处建筑记忆. 　　研究鄂西北民居，　　建筑历史发展和沿革，　　以及建筑风貌的赵玉老师,　　此系列是她收集、整理、挖掘宜昌地区民居的一些成果.　　工作之余这些研究她还在继续和延伸. 　　　　这个屋顶的形式和徽派天井的做法有区别　　　　　　　　
　　二马路附近的原朱家一巷12号楼，该楼房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该房屋为三间一重天井院落式的二层穿架木构古建筑，装修十分讲究，底层和二层都是轻盈剔透的隔扇门窗，房屋周围为青砖砌成的单丁错缝空斗墙，房屋大门门框为“垂花门”式的门头，以美化装饰。封火墙、房屋的瓦头和滴水都有精美的花纹图饰，极富装饰性和观赏性，整个房屋立面形象素雅古朴端庄秀美。“领略”了明清时代的古民居，典型灌土墙。青砖房　　　　可惜就在前年还是拆了。。。。滨江壹号　　　　网友峡中樵参与了朱家一巷古民居的保护，但失败了！特别是70多岁的古建专家寇仕楚先生，深夜还现场阻拦无效老泪盈眶。。。。。。峡中樵还随符利民、朱复胜、王作栋、李发刚、袁在平、刘思华、寇仕楚、沈传诚、魏祖培等友人一起奔走呼吁过，但无效，现仅有现场踏看的照片留存。。。。。。　　　　　　　　
　　同样被步行街开发商拆毁的中山路海鸥针纺（工行储蓄所），　　宜昌的很多大事件就发生在它周围：　　解放路靠大南门路口土产商店被冲天炮烧了，　　望开新事件把警车都掀了，　　中山路致祥路口的西陵供销社的西陵商场失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中山路工商银行储蓄所的杀人事件
　　这是哪里
19:57:00　　这是哪里　　　　-----------------------------　　三年前二马路靠江边，自立路天主教堂对面的房子，现在是滨江壹号楼盘　　　　
　　对对对，确实是。
　　宜昌城区第一个牺牲的中共党员——郭新柔　　　　　　 郭新柔，又名郭綤裕。1904年生于宜昌鸦鹊岭清末举人之家。在父亲郭裕耕（清末举人，开明人士）教育救国思想的感召下，于1923年进入被称为宜昌革命的摇篮的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学习，在三师郭新柔一腔热血，积极参加和组织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上街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号召民众支持北伐战争。1925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中共湖北地委派共产党员祖山竹、国民党员冼百言来三师发展组织，发展了郭新柔等30多名中共党员，成为在宜昌本地入党的第一批中共党员。同时集体加入国民党成为跨党分子。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郭新柔和其他师生一起筹备悼念会。师生们在三师附小设灵堂悼念，并在悼念会上发悼词，宣传以三大政策为实质的三民主义。号召民众起来反帝发军阀，把孙中山的革命进行到底。冲锋在前，不甘后人。　　 1925年年底三师停办，郭新柔毕业。　　 毕业后捐款筹办宜昌县第二小学（即学院街小学），1926年任学院街小学校长，中共支部书记、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学院街小学教师都是中共党员，如慎家驺、郑修端、郑修懿（郑修端之妹）、胡綤瞿等。以教学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开展革命工作。那时的二小，革命气氛很浓，全校高唱《少年先锋队歌》，到处张贴“拥护列宁、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标语。不少同学因为受到革命熏陶毕业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例如张一之、简化生、陈祖格、杜若（女）、肖绍龙、谭德理等1927年在二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张一之加入共产党组织后于1937年到学院街小学任校长，和简化生以及陈然共10余名党员教师积极宣传抗日。简化生后来接任宜昌抗战剧团党支部书记。还有枝江安福寺的陈祖格，1927年春在二小读书时加入共青团，1928年2月曾经为失去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安福寺的党组织接上关系，回到二小，在街上碰到段德昌，将段接到安福寺。　　　　 由于郭新柔及全体党员（同时也是教师）的积极工作使学院街小学成为当时宜昌地区革命活动的中心。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5月宜昌的夏斗寅叛变革命，7月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革命走入低潮，到处白色恐怖。但郭新柔不怕牺牲，勇敢地继续战斗。 　　　　 1927年7月，郭新柔、驻开熙、慎家驺同从武汉秘密回到宜昌的段德昌、曹壮父、易朴、王均予、张逸凡等，恢复建立党组织，领导土地革命斗争。　　　　 1927年9月，宜昌地区党组织在学院街小学召开会议，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宜昌地区对国民党开展武装斗争，并决定由郭新柔和慎家驺领导宜昌地区的农民运动.　　　　 1927年12月下旬，鄂西特委在宜昌学院街小学秘密召开的“鄂西地区党团员积极分子代表会”，段德昌和妻子肖知娣等百人参加了这次大会。散会后郭新柔立即回到家乡筹备农民起义，将原来由他成立的鸦鹊岭党支部扩大，新建立了第二支部，成立了农民协会（俗称猫子会）。1928年元月，郭新柔回宜昌途中，被地方土豪武装抓捕，随即暗杀于宜昌宝塔河下的沈家店，年仅23岁。党史上一说郭新柔的尸体被抛入长江；一说由于白色恐怖，中共党员郑修懿偷偷将其埋葬。　　 在学院街任教的中共党员很多成为宜昌各县的党组织创始人和骨干。例如胡綤瞿在1928年到鸦鹊岭接替郭新柔的农民运动工作，发动了鸦鹊岭农民暴动，向国民党打响了武装斗争的枪声。　　 长阳籍的郑修端郑修懿兄妹等，于1926年署假期间回长阳开展革命工作，成立了长阳县第一个国民党党部和中共长阳第一个支部。并成立了妇女会。长阳县党史记载郑修端为长阳第一位中共党员、郑修懿为长阳第一位妇女运动领袖。　　 郭新柔还把家庭变成了革命家庭，发展妹妹郭三姑（郭池菱）为中共党员，郭三姑任鸦鹊岭第一个中共支部的联络员，鸦鹊岭党员多数是郭三姑发展的，后成为鸦鹊岭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郭新柔的连襟刘毅慈、内弟陈光勋都被发展成为中共党员，后因郭新柔牺牲，这些党员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刘毅慈和陈光勋加入“左联”和“民盟”，继续为中共作地下工作，掩护中共党员。1949年刘毅慈任宜昌市第一届政协副主席、民盟宜昌市主委，陈光勋任副市长。　　 1985年两处（处理地下党和肃反遗留）时，郭新柔被宜昌市政府和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不下则已，一下大雨倾盆！好！顶！
　　此贴得顶
　　居委会板报，不会吧，以前我在居委会时为了编个什么宜昌地方志吧。为了一个地名由来到处查资料。
　　鲜为人知的“宜昌第一楼”　　　　 解放路，原名通惠路，是宜昌大步跨越近代、迈向现代的一条著名道路，其中与道路同龄的一栋楼宇，更是不同凡响，它阅尽人间沧桑，饱览历史风云。这里，曾留下众多名人的身影，当年它那堪称恢宏的厅堂和高雅的客房，它那每一处过道和每一级台阶，曾留下历史伟人的光辉足迹。这栋楼就是民国初年创办的一家饭店，其后30多年一直是宜昌的顶级宾馆，承办重要的宾客接待业务。解放后又开办报社30多年。这栋大楼就像一位“世纪老人”，注视着宜昌的变迁。这栋楼就在陶珠路口老留光照相馆的正对面，至今仍风韵犹存。 　　　　在陶珠路的“丁”字形路口对面这一横线上，于1915年开发建成了一组四层“戴帽”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在这里开办了宜昌第一家顶级饭店———峡州饭店，这栋大楼被有关人士誉为“宜昌第一楼”　　　　　　直到晚清，宜昌城门外不远（包括如今解放路、中山路、四新路等）就是田地、水塘和坟茔。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商资本涌入，海关、邮政、电信相继设置在宜昌。高大城墙难以禁锢商务发展的势头，但其后30多年，除了沿江（现环城南路口至一马路口）由外国洋行兴办的公司、商社和货栈及外国人把持的海关、邮政以外，只有一些专做洋商、旅客生意的酒楼、茶馆、旅馆、烟馆等商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闭关锁国”的局面。直到民国初年才发生较大变化。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取代清王朝，由于时代巨变，宜昌的地位迅速上升。自清雍正时宜昌为府治所在地后，宜昌府管辖7个县（含巴、鹤，但不含当、远、枝和宜都）。1913年2月，全省撤府并道，宜昌设荆宜施鹤道（后改名荆南道）的道尹公署，管辖原施南府、宜昌府、荆州府三个府的20个县，道尹由中央政府任命。宜昌跃然成为全省三个道之一的道署所在地。地位迅速提升，开辟商埠已刻不容缓。日，省公署（即省政府）派谢姓官员来宜昌调查开埠事宜，随即成立直属省署的“宜昌商埠工程局”，委任金鼎为局长，下设测绘处，聘英国籍工程师主持编制“拟修宜昌商埠规划”，随之组织测量队勘测地形。　　　　自有城墙以来，宜昌城廓的7个城门，就有6个沿江一字排开，便于百姓取水，只有一个大东门通向陆路，是城区通向北乡的要道。此时为适应开辟商埠的需要，在通向小南门的另一头即现解放路与学院街的交会处，拆去一段城墙，改建成通惠门，市民习惯上叫“小东门”（一些老年人沿习惯叫到解放初）。在通惠门外，沿东南方向开辟出4.65平方公里的土地规划修建20条道路，其中著名的商业区有通惠路、二马路、一马路、云集路、福绥路、怀远路，其中通惠路是重中之重，也最为繁华。　　　　率先动工的通惠路中段，即面向陶朱路（后名陶珠路）的“丁”字形路口对面这一横线上，并排开发数幢建筑物，由当时商界公认资质一流的公昌营造厂主持开发。公昌的老板李春澄为宜昌商界头面人物之一，所开发的这组工程，也是宜昌的顶级工程。时光荏苒，早已过去五六十个春秋的解放后的宜昌，城市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是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但论楼高、论气派、论坚固，仍没有一栋楼房跻身其右。更令人感到珍视，是历经岁月的洗刷和战乱的破坏，同年代的老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幸运的是，这栋大楼硕果仅存地保留下来，被有关人士誉为“宜昌第一楼”。　　　　这曾经是一组四层“戴帽”的中西合璧式建筑，1915年商埠区开辟初建成，开办宜昌第一家顶级饭店———峡州饭店，成为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洋人买办出入之地，也见证了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1）　　　　 　　
　　1926年，退出军界的朱德在结束德国的学习生活后回国，再次步入军界，所凭借的舞台，就是这家久经历史风云洗礼的宜昌峡州饭店　　　　　　大楼建成交付营业后，接待过许多历史名人，目击不少惊涛骇浪的历史事件。北京政府频繁地调大军进川作战，因而后来当了民国大总统的曹锟，两三年后在湖南任上被学生领袖毛泽东等发动驱逐出湖南的张敬尧。稍后，著名军阀孙传芳、杨森，他们在宜昌逗留，小憩，当然首选峡州饭店了。　　　　特别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的，是几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都于风云际会的北伐战火正炽的1926年冬至翌年春，不约而同地相继走进峡州饭店，或下榻于这里，或前来商谈军机大事。　　　　1926年夏，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朱德，结束在德国的学习生活后回国，于第一时间向上海的党中央报到，并当面向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要求分配工作。经商定，朱德利用驻军川东万县的军阀杨森的早年旧谊，以中共中央代表和国民政府全权代表的名义，前往万县联络杨森，争取把他从军阀营垒中分化出来。朱德于8月中旬抵万县同杨森晤面。惯于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的杨森，一面向朱德表示待条件成熟立即接受改编，另一方面又同北洋军阀头目吴佩孚密电往还，暗送秋波，悍然派大军开赴宜昌协助抵挡北伐军的大举进攻。9月至10月，杨森在宜昌外围连吃败仗，迫使他低声下气地向朱德祈求谅解。朱德返汉报告工作二次赴万时，带来了由总司令签署的关于杨森、朱德的委任状。　　　　日，杨森约朱德一道，在众多将校军官、幕僚、马弁的簇拥下，从万县乘兵轮驶抵宜昌。21日，北洋军宜昌主帅、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率军旅政要和名流将杨森、朱德等从码头迎进峡江饭店下榻。卢金山作为东道主在这家饭店举办盛大的宴席作为接风宴，为杨森、朱德洗尘。酒过三巡，杨森带着几分醉意，从身上掏出一纸文书，递给卢金山让他过目。卢匆匆瞟了一眼顿时神色大变。原来这是朱德第二次离汉赴万带给杨森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签署的关于杨森任职的委任状。卢金山并非能征善战的一员将才，这次抗击北伐军，全靠杨森为报吴佩孚曾对他有知遇之恩，派大军援鄂鼎力支撑的结果。如今在这样一堂接风洗尘欢迎宴席的场面上，杨森用这种方式告之他要改换门庭，要转向了，难怪他惊魂不已。卢只好表示愿意交出兵权，一旦战局恶化，愿意携带家眷进川接受保护。　　　　酒席散后，杨森、朱德一行匆匆赶赴设在宜昌县商会的川军临时司令部，举行接受国民革命军番号的就职仪式，杨森通电就任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职，朱德通电就任第二十军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朱德还领导在杨森部队组建国民党第二十军党部，朱德任主任委员，在宜期间杨森、朱德奔走于峡州饭店和驻宜临时司令部之间，峡州饭店见证了这段历史。　　　　朱德早年进滇军10多年，官职升至少将旅长，但他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毅然脱离军队舍弃官职、出国留学而退出军界多年。这次复出再次步入军界，所凭借的舞台，就是这家久经历史风云洗礼的宜昌峡州饭店。　　　　1926年冬的宜昌会战，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前推进。杨森没有反戈一击乘势将自己的部队亮出国民革命军的旗号，反而带被击溃的残部逃回万县，另一部分逃往鄂北。以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贺龙为代表的国民革命军，风卷残云般地歼灭宜昌之敌，于12月17日，即杨森、卢金山等逃走当天，一举攻占宜昌全城。贺龙所部战场缴获物最丰厚，仅第二旅一个旅，就缴获步枪、机枪3000余支（挺）和火炮多门。全师一下子拥有枪支1.5万余支和其他精良装备。　　　　可是，胜利的凯歌声中开始出现不和谐的音符，曾在湘西并肩作战的兄弟部队的领头人，为了自己部队和本山头的一己之利，同曾经生死与共的贺龙师长及其第一师闹摩擦了，而一向敌视中共、反动顽固的何键之流，竟大言不惭地叫嚣，要贺龙将浴血奋战夺到手的防地，白白地交到他的手上，他任师长的第八军第二师好来接管。贺龙率部打扫战场，作最后一战时，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率一支部队先行接管了征税机关，将截获的税款瞒住，企图自己一个军独自吞掉。贺龙多次同王军长交涉，陈述全师已断饷多时，请拨给饷银，王仍不管不顾。贺龙的第一师强忍粮饷短缺的困难，被迫同何键所部发生军事冲突。何键没占到便宜，只好悻悻地带上部队退出城。　　　　被拒绝拨饷后，贺龙所部只得临时筹募以解部队每天支灶开伙的燃眉之急。何键之流却唆使宜昌豪绅劣商派人赴省城告贺龙及其一师，诬陷他独占战功、强派捐款。进而，何、王所部对贺龙所部剑拔弩张。武汉的国民党右派乘机煽风点火，竟鼓噪要下令解散贺龙的部队。　　　　国民党中央会议于是年11月26日决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及国府委员北迁武汉。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党政临时联席会议”，开始行使国民政府职权。武汉国民政府对进占宜昌的九、十两军之间和贺龙部队与何键部队之间的矛盾十分关注，尤其是身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吴玉章，一向器重贺龙的治军风范、人格魅力和革命精神，向联席会议请求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率代表团赴宜昌“劳军”，实则是排解驻军纷争，以保护贺龙这支左派部队。　　　　吴玉章同李维汉等一行8人，于1927年元旦后来到宜昌，下榻于通惠路峡州饭店。吴玉章当时年届五旬，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他是1905年同盟会创建伊始就加入的首批会员之一，曾领导清朝末年四川反清武装起义和广州黄花岗起义。他以老资格的革命元勋之身，摒弃旧民主主义革命，于1925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又以国民党元老的地位，活动于国民党中央和故旧袍泽之间。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此时，他要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大力呵护以贺龙为代表的左派革命力量。代表团成员中的李维汉，也是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18年即同毛泽东一道组织新民学会，在留法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来宜昌时已是中共中央委员。　　　　1月26日，吴玉章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着手调停第十军把持征税和第九军军饷无着落的矛盾，责令第十军撤出税务机关，将其移交政府接管。吴玉章在宜期间，多次在峡州饭店下榻，同贺龙等左派将领交谈，研究如何化解危机，克服困难。为了摆脱险境，吴玉章出面向宜昌商会交涉，由商会拨一笔经费给第九军的贺龙、杨其昌两个师，以助他们开赴武汉、捍卫革命中心。 （2）　　　　
　　这栋大楼问世近一个世纪，自那时以来，政局瞬息万变，战乱兵连祸结。悠悠岁月近百年，峡州饭店及其大楼，和我们这座城市的人民一样，遭遇许多磨难，也经受血与火的考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北督军王占元祸国殃民，一手穷兵黩武大肆扩军，另一手极力截留军费、克扣军饷，以鲸吞变成他私人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并陆续变成他渗入京津实业的投资。王占元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恶果，是激起他在宜昌的驻军两次哗变。1920年11月和1921年6月，驻宜部队官兵变成一群明火执仗的杀人、放火、抢劫的匪徒和恶魔。全城1000多栋房屋被纵火焚烧，许多大钱庄、大烟土号、大绸缎号、大海味号被大火吞噬成废墟。地处商业闹市的峡州饭店，无疑也是匪徒们的袭击目标，可通身由钢筋水泥铸就的峡州饭店，令恶魔们束手无策、奈何不得，就这么躲过一劫。　　　　1934年峡州饭店由李少卿接管经营，易名为“神州花园”。它临街店堂仍经营饭店，侧门进到后院就是娱乐场所。1937年6月再次易主，李少卿将房屋、设施顶给张焕章等经营，改名“中央花园”。接管不久，一场亘古未有的国家民族大灾难逼迫而来，只一个月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半年后日寇飞机开始对宜昌狂轰滥炸。日机专炸居民区，几轮轰炸后，通惠路已是千疮百孔，断壁残垣，1940年宜昌沦陷前夕，通惠路上的建筑物已毁坏殆尽。有幸的是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峡州饭店大楼，尽管它的外墙吊挂着邻栋楼房残留的大梁、楼方，但它仍傲然屹立于废墟之中。　　　　这座大楼如何躲过日机一波又一波的轰炸，早年宜昌老百姓有不同版本的说法，有的说有颗炸弹落下又弹起来才爆炸，大楼的“钢筋铁骨”保住自己安然无恙；有的说炸弹命中后又滚跳到楼外才炸；更有的说，峡州饭店中过弹，幸亏是颗哑弹。究竟中弹没中弹，恐怕永远是个“谜”。不过，历史传承多张当年的照片，记录了它昂然屹立，倔强不屈的雄姿。　　　　1940年是宜昌人民刻骨铭心的时刻，日寇从襄西一路杀人、放火 ，蹂躏我大片国土，惨杀我无数同胞，于同年6月12日攻陷宜昌。一队鬼子官兵列队背向陶珠路，领受敌酋发布杀人放火的野蛮命令（见左图），两旁已是断壁残垣的峡州饭店，怒火中烧地注视着侵略者丑恶、残暴的一幕。也在这时，中国军队向日寇组织了一次反击，一度收复宜昌，战地记者拍摄了一张中国军队第十八军一部，整齐列队行进在通惠路的照片，仍然是老峡州饭店伫立在抗日勇士队伍的左侧，目送他们奔向前线杀敌。老峡州饭店就像一位“历史老人”，忠实记录下这可歌可泣的一幕又一幕，向后辈诉说。　　　　抗战胜利后，通惠路上的房主们和其他市民一道，纷纷回到宜昌重整家园。房主们的房子被敌人炸毁或烧毁，但地基是自己的产业，他们雇工清除地界内的残砖瓦砾，平整房基，着手重新盖房。然而八年战乱，谁都元气大伤。好不容易东挪西借凑到一笔资金，也很有限，故而战后1945年秋至1946年建房高潮期，通惠路恢复了商业原貌，但都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不再有老峡州饭店那样中西合璧、全现场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四层大楼。至于这栋大楼，也风光不再，没有出现民国初年到上世纪30年代的繁荣。　　　　直到解放后，这栋大楼才迎来另外一种腾飞。日，中共宜昌地委机关报《宜昌报》社入驻这栋大楼，才赋予它全新的命运。《宜昌日报》在此办报30多年，直至迁入新址为止。 （3）　　　　
　　鄂西革命摇篮—省立第三师范　　　　 中国现代史始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五四运动是北平青年学生于日首先爆发的。五四青年节（亦称中国青年节）即缘于此。　　　　就鄂西宜昌而言，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无疑是先进青年，尤其是敢为人先的先进学生。随手翻阅方志民国8年（1919年）“大事记”，不难得见：“5月，五四运动爆发后，宜昌学生界成立学生联合会，王雄为主席，同时教育界和商界声援北平学生爱国斗争”（《宜昌市志》）。“五四运动后，武汉学生于5月9日、10日、14日集会，18日游行示威。宜昌九字学校师生随后上街宣传反帝、爱国精神，商会倡议销毁日货。6月1日，王占元勾结日本帝国主义镇压武汉学生爱国运动，制造‘六·一’惨案。宜昌学生上街演讲、游行，散发传单，抵制日货，给予声援“（《宜昌县志》）。　　　　纵观境内，五四运动以后的早期革命均源于学界（教育界），诸如当阳、远安二县在省立二师读书的学生发起“乡俗改良会”；宜都县的北大学生胡敌回乡“办学”，后成为“宜昌第一个共产党员”；“中共当阳小组”成立于县立第一小学；“中共远安县支部”成立于县立高等小学等。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宜昌地区组织史资料》（1993年出版）中有这样的概述：“党在宜昌地区群众性的革命活动，始于爱国青年学生，继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工运、学运以宜昌城区（今宜昌市）开展得较好，宜昌、当阳次之；农运开展时间较早、规模较大的为当阳、远安两县。”　　　　 宜昌是鄂西重镇，虽说民国撤府设道、县，宜昌一方分属各道，但宜昌县城作为老府（州）城，仍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荆宜（南）道衙曾设于此，北洋军阀重兵驻防于此，就能说明这一点。　　　　再从教育方面来看，就在襄阳道设立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那年（1913年），宜昌城东文昌宫内也兴建了湖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三师），学制五年，置本科二班，预科一班，预科一年转本科。三师以“勤、诚、整、洁”为校训。民国16年（1927年）实行综合学制时与省立十二中（原夷陵中学）合并为省立第四中学（后改为省立宜昌中学，原三师属该校师范科）。三师办学14年，毕业学生九届约200人。这个数目不足为道，但三师培养出一大批优秀青年，并造就了当地第一批国民革命者。尤其是民国14年（1925年）秋，中共武汉地委选派共产党员祖山竹来宜，以三师为据点，开展党的创活动，以学生为对象，陆续发展了黄大桢、慎家驺、刘秀松等30多名中共党员，遍及鄂西各县，其中绝大多数后来成为各县党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骨干。由此，三师被誉为鄂西革命的摇篮。这在北洋军阀控制极严的宜昌城里，委实难能可贵。事隔半个多世纪后的1985年6月里，宜昌解放时的首任市长刘真犹自题词：“鄂西革命摇篮，长江一颗明珠。”（《鄂西革命歌谣》）　　　　
　　鄂西革命摇篮—省立第三师范（续）　　　　 （一） 早期学员　　　　 早在五四运动时，觉醒的三师学生就参加了学界的爱国活动，声援北平学生的罢课斗争，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远安县的梁子厚就是一个代表，他在三师时是学运的骨干，民国10年（1921年）毕业后从事地方教育，后成为境内最早的党支部——中共远安县支部的创始人之一。这里还说两位比梁早一二届的学员，一名姚百川，一名孙富远，都是宜都县人。据《宜都县志》载：　　　　 姚百川（），红花套天平山人，民国6年（1917年）考入三师，五四运动中，曾和进步师生一道走上街头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民国10年毕业后回乡，先在白洋小学执教，继而受聘于县模范小学，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民国15年（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至宜都，他放下教鞭，投身革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并在其乡组建农民协会，打击土豪劣绅。次年2月，他当选为国民党宜都县党部监察委员，兼任红安区党部、区农协主要负责人。5月，驻宜夏斗寅部一个连与陆城土豪劣绅相勾结，制造了震惊全省的宜都“五·八”惨案。姚百川日夜兼程，到武昌汇报情况。省党部即调党务干部学校程光炳（宜都红花套人）等与姚一道组织“宜都五·八惨案后援会”，募集财物，援救同志。6月，武汉国民政府出兵西征，击溃盘踞在宜都的叛军。姚与程光炳、陈德华（均为中共党员）等人奉令回县，成立国民党宜都县非常委员会，并重组宜都农民协会。“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姚百川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民国17年2月间，他被“宜都县清乡委员会”逮捕，旋移交于国民党驻宜都四十三军军事法庭秘密审讯，4月8日，他高呼着“革命成功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在县城瓦庄庙就义。　　　　 其校友孙富远（），是姚店区大路湾人，家庭富有，民国7年（1918年）考进三师，就读期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毕业后留在三师附小任教。　　　　 孙每次从宜昌回家，总是劝其父亲不要剥削他人，要卖土地为穷人子弟办学。其父拍桌打椅骂他“不成器”，是“逆子”；他则说其父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转而向农民宣传革命，和自家长工杨永桢结为知心朋友。民国13年（1924年）发生水灾，他背着父亲给杨等穷困家资助钱米以度灾，也常接济贫苦学生。民国16年（1927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初，三师及附小同时停办，党组织派他到武汉第一小学教书，并任该校党支部书记。在声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他带领全校师生集会和游行示威，并亲自书写、张贴和散发传单。“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8月下旬，孙在秘密散发宋庆龄发表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对“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严正立场》等传单之后，回房再书写标语时被捕。后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9月8日被杀害于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刑前他高呼：“打倒蒋介石和汪精卫！”“中国共产党万岁！”　　　　 孙富远、姚百川和梁子厚等可称之为三师的早期学员。他们都是毕业为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上下求索，在革命之中成为共产党人，并义无反顾地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　　　　（二）学生联合会　　　　 从三师整体发展来看，《宜昌市革命斗争大事记》有载：“1923年，在全国掀起的‘收回旅大’、‘反对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中，省立宜昌第三师范的学生积极响应，他们举着‘救国除奸’的大旗，参加宜昌学、商界组织的集会示威，一天上午，把城内最大的三家日货商店捣毁。”“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三师学生推举黄大桢、佟文正等筹备悼念会。师生们在三师附小设灵堂悼念，并在悼念会上发悼词，宣传以三大政策为实质的三民主义，号召民众起来反帝反军阀，把孙先生的革命进行到底。”类似这样的活动，三师总是“冲锋在前”，不甘后人。　　　　 民国14年（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浪潮波及宜昌。三师（系主体）和夷陵中学、华英中学等校师生联合举行游行示威，发通电，散传单，声援上海工人的英勇斗争。当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走近江边时，日本炮舰公然卸下炮衣，将炮口对准游行队伍。同学们毫无惧色，三师学生黄大鹏带头高呼口号，迫使日军重新罩上炮衣，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嗣后，由三师学生黄大桢、佟文正牵头，联络各校学生，组织成立了宜昌学生联合会。《宜昌市志》称其为“宜昌最早的革命群团组织”。《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宜昌地区组织史资料》亦有载：“宜昌地区最早成立学联的是宜昌县”——“宜昌县学生联合会（1925年春—1927年5月）；主席黄大桢（1927年1月—1927年5月）”。其它县的学联都是在1927年春。但综合史料来看，宜昌县最早的学联应是五四运动后不久成立的，主席是九字学校的学生王雄（即王步点之子王寿桦，后为九同平民小学校长）。概因为时不长，活动不多，兼之规模不大，故语焉不详。　　　　 至于以三师为主体的学联，能细说的情况也难考究。其领导人黄大桢、佟文正和黄大鹏都是巴东人。这里按下不表，且看《兴山县志·人物》所载（节录）：　　　　 “刘子泉()，名光藻，字显卿。兴山县普安乡居坪村人。1923年夏，考入湖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他刻苦攻读，成绩优良，思想活跃，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为宜昌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进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学习，经黄大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子和（），名家齐，字平。兴山县黄粮坪人。刘8岁启蒙入塾，习读经史、吟诗作对。后入县立高等小学就读，1923年考取夷陵中学，积极参加学联会活动，增强了民族意识和革命热情。1926年，经祖竹山老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进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学习。”有说他曾任宜昌学联主席。　　　　 由上可见，宜昌学生联合会的组织性与革命性是十分鲜明的。就因其先进性，后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重要群团组织，以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扼杀。　　　　
　　鄂西革命摇篮—省立第三师范（续）　　　　 （三） 国民革命　　　　 随着国共合作的形成（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为标志），国民革命相应兴起，并迅速发展。据《宜昌市革命斗争大事记》载：“国共两党在宜昌的活动，开始于1925年夏。遵循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精神，实行国共合作。中共武昌地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分别选派共产党员祖山竹、国民党员冼百言，同时到革命基础较好的宜昌三师任教，以学生为主物色对象，秘密筹建两党组织，他们在进步学生中，发展了三十多人为国共‘跨党’党员，又选派了四十余名学生分别赴省到毛泽东、董必武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湖北省党务干部训练班’学习。学习期间，绝大多数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回宜后，成为党的骨干。”《宜昌市志·大事记》亦载：“民国14年（1925年）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钱介磐委派共产党员祖山竹、国民党员冼百言从武昌到宜昌省立第三师范任教，同时进行革命活动。秘密筹建国民党宜昌地下市党部，发展学生黄大桢、佟文正、慎家驺等40余人为国民党员；秘密发展黄大桢、慎家驺、刘秀松、陈树屏等30余人为中共党员。”其它资料大同小异，总之是祖、冼二人在三师以教书为掩护，分头秘密发展组织，开展国共两党的创建工作。　　　　 祖山竹，籍贯及生卒年均不详，系恽代英（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期党员，曾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民国14年（1925年）秋（8月），他奉令来到宜昌，以三师为据点，按照国民党省党部的意见，秘密筹建国民党宜昌市党部，同时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建立共产党组织。他在进步青年云集的三师，一边教学，一边进行革命活动。首先在进步学生中发展黄大桢、佟文正、慎家驺、陈树屏等加入国民党，后又相继发展了黄大桢、刘秀松、慎家驺、陈树屏等为中共党员。（有说翌年3月，祖调离宜昌，后情不明。）　　　　 另有一说是：“1925年冬，冼百言在三师介绍佟文正加入国民党，佟又介绍黄大桢、宋天林、张人瑞等加入国民党。祖山竹在三师介绍黄大桢、黄大鹏、佟文正、江崇本、张华甫、张人瑞、向泉山、廖景坤、胡运良、洪勋、胡本荣、邱宏锡等二十多人秘密加入共产党。”　　　　 及至翌年（1926年）春，“国民党组织开始由学校向社会发展。城区内，王均予、易吉光、梅林、胡俊文等，经黄大桢介绍加入国民党。”也是这年，“中国共产党在宜昌活动，迅速由学校扩展到社会各界，易朴（易吉光）、王均予等一大批进步秘密串联活动，革命声势更加高涨。” 是年夏，“三师、夷陵中学的党员学生分别利用假期回到宜昌周围各县，组织农民运动。”“黄大桢、张华甫代表三师学生会赴汉，参加省学联召开的代表会议。”　　　　 是年6月开始的北伐战争，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使国民革命达到最高潮。“11月，董必武等在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在武昌创办了省党务干部训练班。黄大桢、黄大鹏、张华甫、廖景坤、向泉山、刘子泉、刘子和、易朴、王均予等人经组织介绍，被选送到该干训班参加学习。12月，黄大桢在训练班学习期间，介绍易朴、王均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2月中旬，北伐军占领宜昌。国民党随即成为公开的合法组织，开始有“宜昌市党部，执委王寿琛”、“宜昌县党部，执委陈怒伯”和“宜昌市党部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李芳园（中共党员）”。而“共产党组织仍处于半公开状态”。　　　　 民国16年（1927年）1月1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到会183人，特别执委50人。董必武、钱介磐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易吉光、王均予、祖山竹、冼百言、黄大桢等作为宜昌代表出席会议。易吉光担任大会常务决议案起草委员会委员；祖山竹为提案委员会委员。大会选举产生了省党部新的执监委员，黄大桢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祖山竹、冼百言当选为正式监察委员。”“省党部第四次代表大会历时十天，会后，省党部派黄大桢、佟文正、罗明铎三人到宜昌筹建国民党市党部并带有董必武亲笔给吴玉章的信，请吴（无产阶级革命家，时以国民党中央执委身份在宜）‘就近指导工作’。”　　　　 是年元月，国民党宜昌市党部筹备委员会（处）正式成立，由佟文正任执行委员会常委和筹备处主任。3月，宜昌市党部正式成立，黄大桢任执委常委兼宣传，佟文正为执委常委，罗明铎负责组织。同月，宜昌县党部由佟士虢、王天洪（宜昌人，中共党员）等负责筹建。翌月，易吉光出任宜昌县党部筹备处主任。　　　　 就在这年，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失败。　　　　
　　鄂西革命摇篮—省立第三师范（续）　　　　 （四）中共党员选介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在三师的创建活动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尤其是造就了一批忠实于革命并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共产党人。这里就资料得便的选介如下：　　　　 洪勋（），当阳县洪家河人，民国13年（1924年）考入三师，民国1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3月被中共当阳县委派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5月中旬，夏斗寅部在宜昌叛变革命，率军进犯武汉。恽代英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整编为中央独立师，进行反击。洪参加了这次激烈战斗和平息麻城土豪反动组织叛乱的战斗，受到恽代英的称赞。6月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身份回当阳，担任同月成立的首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阳县委书记、中共当阳县委委员、瓦仓农民自卫团政治指导员，前往瓦仓区参加秋收暴动的准备工作。9月中旬，瓦仓起义爆发，洪等带领自卫团和农协会员镇压土豪劣绅30多名，进而建立了鄂西地区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瓦仓区苏维埃政府。10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集结万余人“围剿”瓦仓苏区。洪率队沉着应战，终因寡不敌众被围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与团长汪效禹等决定将自卫团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途中，洪在银花岗被尾追的敌人逮捕，是月24日受酷刑遇害。　　　　 郭新柔（），又名肇裕，宜昌县鸦鹊岭人。民国14年（1925年）于三师毕业后，任县第二小学教员，翌年任校长，民国16年2月由贾芳湛、崔慧涵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第二小学党支部书记。他在该校曾发展一批教师入党，并建有共青团组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同一批共产党员深入农村，组织农民暴动。民国17年1月，他由鸦鹊岭来宜，在宝塔河被团防杀害。　　　　 向泉山（），名宗珍，字阳、学，长阳彭家河乡向家口人。他7岁入私塾，继入县立高等小学堂、省立三师就读。民国15年（1926年）赴省党务干部训练班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返回长阳，8月在西岔溪组织神兵大道会，越年与陈泽南领导的人民自卫团合编。民国18年5月，根据中共鄂西特委指示，制定武装起义计划，6月23日，向与陈泽南率人民自卫团攻下县城，7月9日又参加了西湾起义，随即组建工农革命军第六军，向泉山任师长。8月5日，红六军回师资丘，遭国民党张发奎部袭击，向被俘就义。　　　　 慎家驺（），又名克炎、虞伯，当阳县王店文家冲人。民国15年在三师读书期间，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毕业回乡，参与领导当阳双莲一带的农民运动，任中共双莲区委书记。嗣后任共青团宜都县委书记。民国16年5月，夏斗寅部在宜都制造了“五·八”惨案，中共宜都县委机关被破坏。中共湖北省委派王天鸿、慎家驺重建宜都县委。8月下旬，慎任中共宜都县委委员，积极开展工作。月余时间，宜都县委即拥有400余人的农民武装。后通过做国民党34军的军运工作，与该军团长、共产党员聂雍三取得联系，并以军队的名义举办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为宜都和周围各县培训了一批军政骨干。同年12月，各县豪绅地主武装勾结国民党军队大肆“清乡”，慎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翌年3月，中共鄂西特委负责人段德昌等在宜都城关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改组宜都县委，慎仍为县委委员。会后，慎与詹楚南等县委领导人分赴各乡村，组织农民“吃大户”。宜都江北玛瑙河沿岸和罗家河一带五六千人，成群结队到地主豪绅家要米谷、要饭吃，影响到枝江县，“吃大户”的群众发展到一万多人。5月，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清乡”，中共鄂西特委张一凡、宜都县委书记詹楚南等30多名领导人被捕和被杀，慎奉命接任中共宜都县委书记，领导宜都人民开展了反“清乡”斗争。他在安福寺（今枝江）地区建立了区委，并策动驻宜都国民党43军的部分官兵，带着100多条枪支，参加了贺龙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国民党政府四处捉拿慎家驺。8月，鄂西特委决定，让慎转移到武昌。民国18年元月，慎在武昌一家旅馆被叛徒告密被捕，屡经酷刑，惨遭杀害。　　　　
　　鄂西革命摇篮—省立第三师范（续）　　　　　　　　 （四）中共党员选介　　　　 张人瑞（），当阳慈化区张家坡人，民国11年（1922年）考入三师，在校期间，曾多次发动进步学生出刊办报，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离校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他在张家坡、李家河一带发动民众，宣传革命，建立脚东港区第一个乡级农民协会，并成立中共张家坡、李家河等党支部。同年入选中共当阳县委，被派到瓦仓地区主持农民自卫团授旗仪式，并参加瓦仓起义的领导工作。年底又被调回县委，组织全县大暴动。翌年2月，他受鄂西特委委派，担任荆（门）当（阳）远（安）地区的联络工作，3月奉命在当阳慈化区张家祠召开当阳、远安、荆门、宜昌、江陵、公安、石首等七县县委负责人会议，制定七县总暴动计划。越年元月，张调至洪湖鄂西联县工作，后奉命组织监利城区暴动，因事机不密，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关进监狱达一年。民国19年冬，国民党团长刘铁城见张人瑞年轻英俊，满腹文才，遂有意替他开脱，在审讯时故意道：“我看你自己说是共产党，属于屈打成招，象你这样的富家子弟，又有学问，哪会上共产党的当呢！你说清白了，我就放你出狱。”张毫不犹豫地回答：“共产主义是当今最进步的主义，共产党人的品质是人类最优秀的品质。我为我是共产党员而自豪！”他还利用刘铁城给的最后机会，一口气写下了“打倒叛变革命的蒋介石”、“打倒镇压人民的蒋介石政府”等50余条标语，英勇就义。　　　　 黄大鹏（），巴东人，巴归（州）兴（山）苏区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在三师读书时，于民国15年（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与黄大桢等发动和组织群众在巴东县开展了反“复验红契”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民国17年2月，他与张华甫、廖景坤、陈宗培等组建了恩施地区第一个基层党支部——中共西陵支部，积极开展对“神兵”的争取和改造工作，并在同年3月率300多名“神兵”举行了著名的“巴东暴动”，攻入县城，杀死县长高安圻，夺了县印，成立了恩施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巴东县人民委员会。后到长江北岸开辟根据地，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西独立第一师，并参与了巴归兴苏区的创建活动。民国19年中国工农红军四十九师成立，他出任政治委员。翌年贺龙率红三军转战到巴东，将四十九师改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二师，任命黄大鹏为师长。黄多次率部出奇制胜，受到贺龙称赞。同年12月，他率部进击二堂垭守敌时，不幸中弹牺牲。日，贺龙元帅给巴东县人民委员会题词：“以黄大鹏同志为首的一支革命力量，在和敌人斗争中，发挥了高度的英雄主义气概和顽强精神。许多为革命壮烈牺牲的烈士们是值得我们追念的。”　　　　 前面提及的兴山籍学联领导人刘子泉也是巴归兴苏区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于民国16年3月回兴山，参与筹建国民党兴山县党部，任峡口区党部常务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于9月参与筹建兴山县人民自卫局，任局长，秘密发展中共党组织。另设“大道会”总佛堂，任“神兵”总代表，统辖全县“神兵”千余人。同年秋，中共兴山县委会成立，他任委员，负责军事工作。10月末，县委派刘往秭归、巴东、巫山一带“传道”，与邻县“神兵”联合作战，攻打曾家岭，围攻万户沱，巧夺朱家岭，击毙国民党政府军独立第五师副团长黄思荣，生擒匪首郑顺。翌年3月，刘参与组织“巴东暴动”，率“神兵”攻打巴东县城获胜。同年，古夫的土豪劣绅组织“白带会”与自卫局对抗，刘派人打入白带会内部，击毙为首的仙长及其传道师等人，平息匪乱。为了加强党对巴东、兴山、秭归三县连片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鄂西特委于是年12月在兴山县回水坨成立了中共巴兴归县委，张华甫首任书记，后由廖景坤、胡云木接任。刘子和时任军事委员。民国18年（1929年）4月，兴山县长夏明祯与财政科长熊东阳勾结，搜刮民财，套购大量香菌、木耳，欲运汉口倾销。刘即鸣枪阻运，夏见事败露，星夜潜逃离境。8月，国民党政府军刘汉义旅长请兴山“神兵”助其攻打驻宜昌城内的郭汝栋旅。中共兴山县委派刘子泉率百余“神兵”前往增援并伺机策反。郭旅被击败，刘受到师长杨其昌的器重，被委任团长。中共鄂西特委增派易吉光、刘子和前去协助刘策反。不久，引起军部怀疑，于12月被解职回乡。刘随即和黄大鹏等联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鄂西游击大队。翌年4月，刘任巴归兴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5月率鄂西游击大队首次攻克兴山县城。返回甘坪后，根据鄂西特委指示，将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9师，刘任师长。9月，他与政委黄大鹏率部再次攻克兴山县城，使反动当局惊恐万状。国民党《湖北县政概况》记载：“共党刘子泉，陷城两次，盘踞经年，人民至今犹谈虎色变。”　　　　 刘子泉英勇善战，在改造“神兵”，建立巴归兴苏区的斗争中，作出贡献。时刚来巴归兴根据地的鄂西特委巡视员李文轩指责刘骄傲自满，欲撤其师长职务。刘对此不服，也引起一些干部、战士对李不满，聚于县苏维埃政府门前起哄，在混乱中，勤务兵钟荣山开枪打死李文轩。县委由是怀疑刘存有异心，乃于同年10月将刘秘密处死。1986年11月，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为其平反昭雪，承认生前党籍。　　　　 张子明（），又名祯聪，枝江百里洲人，8岁入私塾，后在三师肄业。他就读师范期间，学习成绩优异，积极追求新思想，曾投身枝江、宜昌等地的学生运动，民国14年（1925年）参加三师和12中联合组织的学生自治会，翌年北伐军攻克宜昌后，他率先回乡，串联刘韫章等四五个学生，以刘巷为中心组建国民党区党部，同时动员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又动员广大妇女剪发放足，在奎星庙开办平民夜校，一面进行扫盲，一面宣传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也被迫出走一时。是年（1927年）底，当阳革命学生周景颐和他的哥哥周小溪等五人因瓦仓起义遭敌反扑而逃至百里洲，张子明果敢地约胡伯温一同出钱在张家尾子河边买了一栋房子，开设“协和祥”土产行，让周氏兄弟等安身避难。翌年春，张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鲍文清（支部代号）党支部宣传委员。是年夏，党支部遭敌破坏。民国18年（1929年）冬，鄂西特委委员段德昌路过百里洲，张子明精心照顾，使其顺利到达洪湖。次年初，中共松（滋）枝宜（都）中心县委书记王雨山来百里洲恢复党的组织，建立中共枝江特别支部，张任特支书记，是年底又受调任中共枝宜县委组织委员。民国20年大江南北分县时，他任宜都县委委员兼游击大队长。同年下半年，他带领游击队到刘巷攻打反动团防黄凤麟，缴获长短枪数十支。黄后率“清乡”队抄了张家，杀了其叔张天坤。张仍带领游击队坚持战斗，直到民国21年上半年在安福寺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鄂西革命摇篮—省立第三师范（续）　　　　　　　　　　　　 （四）中共党员选介　　　　王均予（），又名达夫，宜昌城区人，贫农家庭出身。民国8年（1919年）毕业于宜昌高等小学，随即升入夷陵中学，后因父母相继辞世而辍学，得朋友之助在城内谋到一小学教职维持生计。民国12年夏，宜昌商人、学生共同组成“外交后援会”，王积极参加演讲活动，后约了一批人参加抵制日货运动，举着写有“除奸救国”字样的大旗，聚众百余，捣毁了城区最大的三家日货商店。后在宜昌县北乡小学教书。民国15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10月赴武汉，12月在省党务干部训练班学习时成为中共党员。翌年3月底返回家乡，任宜昌总工会秘书长。10月，中共宜昌市委员会组建成立，王任市委秘书长。越年2月任中共宜都临时县委书记，5月中共鄂西特委机关遭破坏，王与组织失去联系。后多方寻找，民国21年（1932年）7月在上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旋调至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中央）出版部，先后任公开发行科（第三科）和党内发行科（第二科）科长，以多种渠道秘密发行进步书刊，短期内即在上海一些大、中学校和太原、济南、杭州、武汉、厦门、广州等地建立隐蔽发行网点；同时创办《文化消息》油印小报，后改为半月刊《时代文化》，向读者介绍新书，以“鸿生”笔名解答读者提问，报导各地学生运动的消息，并组织读者会，后改为中国青年同盟。民国24年上半年，因中共中央机关遭破坏，王再度与组织失去联系。7月至广州，着手整顿中国青年同盟，12月以中国青年同盟为核心，组织广州学生“一二·一二”示威大游行，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王为秘密总指挥，继而建立抗日救国十人团。广州连续三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把广东的抗日救亡斗争推向了高潮，王起了指导作用。次年5月，他接到中共北方局的通知北上天津，恢复了组织关系。6月返回广州，改中国青年同盟为中国青年抗日同盟，取消抗日救亡十人团，将其骨干吸收为中共党员，并相应建立党组织。10月中共广州市委员会成立，王任书记。12月广东各界救国会成立，王任组织部长。民国26年（1937年）4月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7月返回广州传达会议精神，10月被派到延安《解放日报》社任发行科长。民国28年1月出任中共广东西江特委书记，8月任广东省委秘书长。翌年底任粤南省委秘书长。民国30年（1941年）底，日军侵占香港，王赴广州湾负责南路及中区工作。民国32年7月赴重庆，后到延安党校学习。1945年4月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次年转华北工作，先后任冀鲁豫二、六地委副书记、九地委书记，北平市委东北区分委书记，4月随军南下。建国后历任湖北省人民革命大学教育长、中南总工会秘书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劳动局局长、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和中南分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曾受到冲击和迫害，身陷囹圄。日病逝。　　　　 易朴（），又名吉光，宜昌城区人，其家经营轿舆业，人称“易家轿行”。五四运动时期，易在美华书院读书，他和“美华”、“华英”两校学生抵制日货，召号码头工人不装卸日货，劝令同胞不买日货，坚持一月有余。因是闹事头，被学校除名。他同进步学生王均予等结交，从他们那儿得到《三民主义》、《向导》等进步书刊，受到教育启发。民国15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11月参加省党务干部训练班学习，12月成为中共党员。翌年3月结业，被派回宜昌工作，其公开身份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兼宜昌县党部筹备主任，并接任中共宜昌特支书记。斯时，驻宜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藉口“清匪”，制造了打座船事件，企图挑起划船业和驳船业工人反对共产党与总工会。易识破阴谋，据理力争，迫使夏部停止强打座船。四·一二事变后，夏斗寅离宜东下拟犯武汉，易判明夏“移驻沙市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于是带部分武装人员乘轮船突破封锁线抢先抵汉，使武汉国民政府提前得悉夏的叛变阴谋。易同时向中共湖北省委汇报，并参加了董必武在武昌召开的讨夏大会。后调任麻城惨案委员会委员兼麻城县临时县委书记。6月上旬回宜，任鄂西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七·一五事变后，宜昌中共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易同段德昌（湖南人，早期著名革命者）等人在西乡农村秘密发动群众，准备秋收暴动，9月，与中共宜昌中心县委委员戴熙康（湖北沔阳人）等把分散隐蔽的6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和部分枪支集中起来，同农民自卫队合编为赤卫队，在西乡建立了第一支工农武装队伍。翌年1月，他被党组织派到宜都县白洋镇担任敌团防教练长，秘密建立中共地下组织，为宜昌地区的秋收暴动准备力量。不久因被捕者变节，他被迫离开宜昌，先后任上海中共中央发行局发行科科长、天津市委书记、北方局发行部部长、重庆《新华日报》社党总支书记、北方局绥东工作团团长和松江省委委员、秘书长等职。建国后历任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副市长、交通部公路设计院副院长等职。日在上海病逝。　　　　 由上管窥蠡测，足见三师无愧于革命摇篮之称誉。　　　　 犹言未尽的是，三师培养出来的学生，亦不乏大有作为的党外人士。如当阳的郭霖，三师毕业后，又进北京工业机械专科学校深造，并考取官费留学英国，在著名的格拉斯哥大学攻读机械造船专业。他热爱祖国，专心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为振兴工业、富强国家而奋斗一生，是武汉大学有名的教授，在繁忙的教学中，曾作了许多设计工作，如民国25年（1936年）设计制造的“建阳轮”，行驶在汉口与武昌之间，是当时公认为设计最好的一艘渡轮。远安的陈长五于三师毕业后，历任小学教员、校长、乡长、区长等职，为人清高、耿直，被誉为开明绅士代表。五峰的周登华，三师毕业后回乡，倾毕生精力执教，呕心沥血25载，备尝艰辛，被誉为五峰教育事业拓荒人。　　　　 (此文选载于《三峡晚报》2006年11月“宜昌旧闻”版；《湖北方志》2007年第3期载为《鄂西革命摇篮“湖北省立第三师范”》）　　
　　我就是四中老三届的
　　江南风景之龙盘虎踞　　　　　　镇川门的对面山上　　　　在江南孝子崖到李家河之间的山腰，　　　　一条白色龙由南向北，　　　　向葛洲坝方向腾飞，　　　　而它的前方有一只猛虎坐北朝南，　　　　仔细看还可以看见猛虎的眼睛哦。　　　　巨龙虎虎的后面是李家河全景
　　石头前辈晚我父亲几年，　　　　父亲是57年上的四中初中，　　　　在61年高中时期，由于成绩好被选送一中，　　　　高考成分问题，没有进入大学，　　　　然后，到荆门、当阳去修漳河。　　　　　　我是87年进的四中读高中，　　　　成绩不好，连留在二中的机会都没有。
　　张家店 　　　　 北山坡宜昌市第七中学校内，原有一座形若小山的坟墓，高耸于东山坡上。墓旁的石人石马栩栩如生，威武雄壮；山下的神道大碑一字排列，相距里许。这就是宜昌赫赫有名的张总爷坟。 　　 张总爷，名叫忠孝，河南洛阳人，行伍出身。原任辰州副将。康熙二十七年，宜昌兵变，忠孝赴宜剿寇，不到一个月，全城收复。入城后，秋毫无犯，不久攫领夷陵，在任七年，死于夷陵。张总爷是怎么死的呢？民间有一段趣闻。 　　 相传康熙皇帝有天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出巡时遇到刺客，正当危机之时，身后突然闪出一个红面大汗。只见他手持青龙偃月刀，身跨赤兔马，一刀将刺客斩为两段。康熙皇帝惊问：“来者何人？”红面大汗答道：“二弟云长相随。”康熙问：“弟既称云长，寡人莫非玄德转世呼？”答曰：“然也。”康熙又问：“三弟翼德何在？”红面大汉答道：“镇守夷陵。”康熙一觉醒来，即命查夷陵总兵何人？可巧，镇守夷陵的张忠孝正与张飞同姓，康熙更信梦中之言了，于是下令调张总爷进京加封受赏。那知张总爷接到进京听命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