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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安全问题开始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关注。日，在淞沪战场处于不利、南京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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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陪都遗迹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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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介绍：　　史迪威将军故居：史迪威将军作为美国远东陆军总部司令，参与了东方战场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当年他及家人就生活在一座小小的院落里。“史迪威将军纪念馆”成立后，吸引了许多外国朋友。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1939――1945年的6年时间里，这里记下了韩国历史上难以忘怀的一段岁月。韩国临时政府是一个在中国坚持了长达26年复国独立运动的流亡政府，经过修复的韩国临时政府旧址，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历史原貌，经常有韩国朋友前来参观，当他们看到这些珍贵的照片、史料及文物，无不感慨万千。　　曾家岩50号：曾家岩50号又称“周公馆”，位于渝中区中山四路。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同志以个人名义租赁这幢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小楼地处街巷尽头，右侧为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　　《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纸，日在武汉创刊，1940年8月迁到重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著名题辞，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宋庆龄旧居：宋庆龄旧居位于渝中区两路口新村5号(原3号)。占地898平方米，建筑总面积665平方米。故居由主楼、后楼、防空洞等建筑设施构成，砖木结构。室内展出的实物和历史照片等共110件。　　黄山陪都遗址：黄山位于重庆南岸区，海拔580米，面积约1平方公里。黄山处于奇峰幽谷之间，遍山松柏簇拥，风景极佳，属重庆南山风景区范围。1938年，日本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为躲避日机轰炸并避夏日酷暑，蒋介石侍从室选中黄山，为蒋、宋修建官邸。蒋介石住“云岫”楼，宋美龄住“松厅。　　林园：林园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位于歌乐山双河街，1943年林森因车祸辞世，蒋介石迁居林园。日，毛泽东同志从延安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当晚宿于林园2号楼。　　张自忠将军墓：张自忠烈士陵园位于重庆北碚区西南缙云山麓。日，张自忠将军在抗日前线殉国后，运回北碚，安葬于雨台山麓。墓高2.64米，周长21米，占地3267平方米。冯玉祥为张自忠将军墓亲书隶体墓碑“张上将自忠之墓”。　　红岩村革命纪念馆：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化龙桥红岩村13号。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公大楼是一幢三层的深灰色大楼，二楼有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陈列着当年他们使用过的各种物品和毛泽东同志所著词《沁园春?雪》的手稿；三楼是办事处干部的工作间和宿舍，这里有一部秘密电台，可与延安直接联络。　　渣滓洞：渣滓洞在重庆市乐歌山麓，距白公馆2.5公里，原为人工采掘的小煤窑，因渣多煤少而得名。该监狱三面靠山，前临深沟，地形隐蔽，分内外两院，专门用来关押和迫害革命者。　　白公馆：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1939年国民党军统局将此改建为监狱关押“政治犯”。有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爱国人士廖承志，共产党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小罗卜头”等。著名小说《红岩》便再现了监狱内部残酷恐怖的囚禁生涯，及革命党人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　　线路行程：　　D1、解放碑出发，《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宋庆龄旧居、曾家岩、红岩村、白公馆、渣滓洞。　　D2、黄山官邸、史迪威将军故居、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D3、林园、张自忠将军墓。　　服务标准：　　1、交通：全程空调旅游车；　　2、导服：全程优秀导游服务；　　3、用餐：八菜一汤、十人一桌、不含酒水；　　4、门票：景点第一大门票；　　5、保险：每人赠送8万元旅行社责任险。　　该线路由重庆龙腾旅游有限公司提供　　联系电话：023-68197&传真：&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长江一路1号中华广场26-3#&&&&&&来源：&华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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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重庆作家物质生存状态研究
　　摘要：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众多作家随即至此。由于日寇的严密封锁和狂轰滥炸，重庆的物资日益短缺，物价飞涨，作家们的物质生存状况，江河日下。粗略分之，寓居陪都重庆的作家，有的是受邀来渝，由邀请人负担其生活费；有的虽有职业（公职人员或教师），收入却不稳定；有的以写稿为生，入不敷出。总体来说，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陪都重庆的作家们都深受战争的影响：“跑警报”，一房难求，居无定所，食不果腹，是其生活常态，但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在困境中拿起手中的笔，担当起一个作家抗日救亡的职责。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5680642.htm　　关键词：抗战时期；重庆；作家；物质生存状态 　　I206.6 　　重庆在抗战之前虽是西南地区的一方重镇，但其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较为落后。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京津沪宁汉的相继沦陷，原先居住在北平和上海等地的大部分作家（一部分滞留在上海的“租界地”），分别向西、南、西南和西北四个方向迁徙，重庆、桂林和延安自然成为三大文学中心。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滞留在香港和上海的作家又迁往重庆和桂林。到1942年，在重庆的全国性的社会团体达90个，其中文艺团体约有35个。[1]213而文艺协会在战时重庆的使命之一，就是收容和吸纳逃出沦陷区的文艺家，在给他们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的同时，组织他们从事抗敌文艺活动。全国“文协”在重庆把维护作家的生存权益始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使得全国文艺界的精英大部分聚集在重庆。8年抗战，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重庆人口骤增，到1945年，市区人口达到125万人，迁移人口占了一半以上，比战前增加了约3倍。[2]人口激增，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跟不上难民的增长速度，加上战时物资与资金都非常短缺，重庆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不少寓居于此的作家，物质生存状态相当恶劣，生活举步维艰，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还需要承受逃难流亡的不安、惊恐和日军空袭的侵扰。但作家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拿起手中的笔，抒写民族不屈的抗战决心，鼓舞民众抗战到底。 　　一、抗战时期重庆作家的构成 　　（一）本土作家 　　抗战前，重庆文化虽相对落后，但并非一潭死水，新文艺之风在“五四”之后也吹进了巴山蜀水。随着《新蜀报》、“新文化社”和《南鸿》周刊等新文化报刊的出版发行和书社的成立，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新文学作品相继传入重庆。特别是“一二九运动”之后，重庆文坛的抗战文化成分日益加重，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1936年6月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开展了多次活动。影响较大的是同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追悼会和11月14日《新蜀报》发起的援助绥边守土将士的募捐救亡运动。 　　与此同时，伴随着抗战烽火而创办的《沙龙》、《山城》、《春云》等一批文艺刊物，为重庆培养了一大批本土作家，如李华飞、芝菲、林娜、李斯琪、金满成、廖翔农、陈静波、章?和陈君冶等，他们用自己擅长的短篇小说形式，把抗日救亡的信息和中国必战的缘由传递给重庆市民。因战争的急速推进和这些作家处于强烈的爱国热情燃烧之中，抗战爆发前后重庆文坛的本土作家，疏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而以短篇小说取胜。《春云》文艺月刊的创办（1936年12月）和《1937年春云短篇小说集》（1938年）的问世，使战前重庆抗战文化活动增添了更多的文艺色彩。如《博士的悲哀》（李华飞）、《中日关系的另一角》（金满成）、《激流》（李斯琪）、《到前线去》（廖翔农）、《灵魂的坚定》（陈静波）等小说，从各个侧面呈现了抗日救亡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态。特别是李华飞在日创作的《博士的悲哀》，率先表现了“日本人攻打卢沟桥”造成“华北吃紧”时，重庆等内陆城市知识分子们的心理状态，颂扬了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意识，暴露和讽刺了“洋博士”舒学高在抗日浪潮冲击下胆战心惊、魂飞魄散的丑态，是一篇颂扬与暴露兼有的优秀之作。 　　1937年12月重庆《诗报》半月刊创刊。同月4日，重庆诗报社主持召开了“抗战中的诗歌阵线”的诗歌座谈会，重庆本土诗人严华龙、郝威、曾巴波、佳乐等人到会。抗战初期重庆本土诗人的诗歌创作，呈现出理性追求寓于情感追求与审美追求之中，抗日救亡仍是压倒一切的主题，狂奔的激情、战斗的呐喊而缺乏独特的个性是其共同特色。代表作有严华龙的《迎一九三八年》等。 　　（二）外来作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重庆被国民政府定为战时首都和陪都，全国性的文化团体、文化机构、文化生产部门纷纷迁渝。特别是1938年8月，当时的全国性文化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迁往重庆。“在抗战救国的总目标下，全国文艺作家不分畛域，不分思想观点，不记旧仇新恨，都聚集在一起来了”[3]19，重庆业已成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全国有影响的作家，陆续西迁到重庆。在当时重庆的文坛上，既有一批二三十年代已成名的文坛宿将，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梁实秋、张恨水、沙汀、艾芜、萧红、端木蕻良、田汉等；也有一批崭露头角的文坛新秀，如吴组缃、路翎、陈白尘、田涛、姚雪垠、万迪鹤、碧野、丰村、白朗、草明、肖蔓若、郁茹、黄贤俊等。这些作家来渝后，克服艰难的生活环境，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期间的重庆文坛，各种文学体裁都有建树，其中，以其直观性和鼓动性见长的戏剧，成就最高。其表现有二：其一，群众性的戏剧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影响广泛。两届戏剧节和“雾季戏剧公演”运动，收效甚大。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夏衍的《法西斯细菌》，曹禺的《北京人》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话剧的上演，盛况空前。其二，参与的作家众多，一些以小说或诗歌等文学样式立足于文坛的作家，也尝试话剧创作，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郭沫若、阳翰笙的抗战历史悲剧，夏衍、陈白尘的抗战现代喜剧，无不矛盾冲突尖锐，现实感强烈，既凝结了抗战时期人民大众的心声，又富有浓郁的抗日民主斗争的时代色彩。老舍在渝期间创作的《残雾》、《国家至上》等话剧，也充分发挥了“戏剧在抗战宣传上有突击的功效”[4]119作用。
　　此外，一大批优秀作家，诸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柳亚子、田汉、艾青、冰心、梁实秋、胡风、陈白尘、吴祖光、阳翰笙、洪深、沙汀、张恨水、臧克家、艾芜等，在陪都重庆创作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屈原》、茅盾的《白杨礼赞》、《清明前后》，巴金的《寒夜》、《憩园》，老舍的《四世同堂》，张恨水的《八十一梦》，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吴组缃的《山洪》，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冰心的《关于女人》，曹禺的《家》，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升官图》，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艾青的《向太阳》、《火把》，臧克家的《泥土的歌》、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等作品，陪都重庆或显或隐地成为其作品中的文学背景和描写对象。陪都重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别是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悉数融入其笔端，使我们得以了解抗战时期重庆作家的生存状态，并从中得以窥探他们在抗战期间的创作心理。这些作品，不仅在大后方，乃至在全国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以其揭示剖析社会生活的深刻和艺术技巧的圆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著位置。 　　二、抗战时期重庆作家的经济支撑 　　（一）物价飞涨的压力 　　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后，日军为了击溃国民政府的抗战信心，在军事轰炸的同时进行了严格的经济封锁，一些不法商人又趁机大发国难财，使重庆地区的物资极度匮乏。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军政支出骤增，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国民政府虽然为此建立了一套物价管制机构，颁布了许多管制物价的法律、法规，采取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但依然无法平抑物价，弥补巨大的财政缺口。权宜之计，靠增发法币艰难度日，结果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加剧了包括作家在内的民众生活困难。 　　1939年，当时重庆市民对生活中常见的水果――广柑的感受，就直观地表现了物价的飞涨：“前年冬季，一毛钱可买十几个；去年冬季，一毛钱已只能买六七个了。今年冬季，一毛钱能买到又小又酸的两个广柑， 可算相因极了。（注：相因，重庆俗语，即上海人所谓便宜）。”[5]在重庆，“谈到物价，其飞涨程度可使你老大吃惊。本来物价飞涨是受生产力、汇价和通货、运输与操纵等各种因素的鞭策而造成的。现在日用必需品的物价，如最普通的蓝布涨至一元一角一市尺，零售的煤油要卖三个法币一市斤，其他奢侈及消耗的商品，更不必论了。”[6] 　　飞速上涨的物价，必然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张恨水就说：“我在重庆二十八（一九三九年）到三十年（一九四一年），这是我生活最艰苦的一段，自己由重庆扛着平价米，带到十八公里的南温泉去度命。所以我不能不努力写稿。”[7]72 1939年6月，老舍为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咬牙买了两身灰布做的中山装，准备远行。此后，这两件中山装就没有离开过他。因没有余钱重新添置衣服，这两身服装，“下过几次水以后，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使我很像个清道夫。吴组缃先生管我的这种服装叫作斯文扫地的衣服”。“从二十九年（1940年）起，大家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压迫。四川的东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经常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都随着香烟而降格。”[8] 　　1943年，陪都重庆物价暴涨、产品偷工减料，连烧饼、油条也纷纷涨价。《新民报》编辑程大千将一条物价飞涨的新闻，仿宋代词人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词：“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拟了一条标题：“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来讽刺当时的物价。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公职人员也感受到了物价飞涨的压力，一些职务低的公务员因入不敷出，沦为盗贼。为缓解公职人员的生活压力，国民政府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津贴，廉价的住房和各种低价供应的日用必需品，如大米，食盐，粮油，糖和布匹之类，但终究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因蒋介石身边的某些人，采取作伪手段蒙蔽他，他对重庆物价的恶劣程度知之甚少，导致一些有识之士对国民党的统治深为忧虑。美国参战后，国统区的美军人数急剧增加，从1942年末的1255人增加到1945年1月的32956人，到1945年8月增至60369人。这些军人的开支都由国民政府承担，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的花费，相当于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半里，这笔开支足足等于新发行货币的53%。[9] 　　（二）维持生活的途径 　　陪都重庆的财政困难和物价飞涨，使当时寓居在此的作家们，生活艰难，居住不易。由于作家们各自的身份地位和经历际遇不同，经济来源有异，其日常生活状态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政治经济基础直接决定着生活的水平与质量。抗战时期，重庆作家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大致有如下三类： 　　1.受邀来渝，邀请者负担其生活费。 　　抗战爆发后，一些著名作家受人邀请来到陪都重庆，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活动。他们在受邀期间，生活尚有保障，邀请期一过，则靠稿费为生，生活立即捉襟见肘。 　　“七七事变”爆发后，梁实秋只身来渝，翌年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久，接受程沧波的邀请，主持《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因一篇《编者的话》而引发“与抗战无关论”的轩然大波，随后辞职。重庆遭空袭后，他又接受教育部次长张道藩的邀请，在北碚主持编印中小学教科书。1941年秋，梁实秋在北碚购一栋茅舍，取名“雅舍”，并以“小佳”笔名，在《星期评论》上开辟“雅舍小品”专栏，开始撰写和发表日后风靡一世的《雅舍小品》。1940年7月，艾青接受陶行知的邀请，从湖南新宁来到合川育才学校担任文学组主任。不久，即接受《文艺阵地》的聘请，担任其编委，参与编辑刊物。同时，积极创作和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像梁实秋和艾青等作家，在渝期间，因有邀请者提供的较为稳定的收入和稿酬，他们在陪都重庆的生活还算过得去。 　　1940年冬，客居在昆明郊外呈贡县“默庐”的冰心，受昔日美国威尔斯利学院的同学――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的邀请，出任妇女指导委员会下属的文化事业组组长，并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当选为女参政员。不久，冰心辞去了妇女指导会之职，家里的开支全靠丈夫吴文藻（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的薪水支撑。为补贴家用，她在歌乐山的“潜庐”种起了南瓜。劳作之余，还应邀为《星期评论》、《大公报》撰写《关于女人》《再寄小读者》等散文，以换取稿费。1940年底，周恩来致电茅盾前来重庆担任“文工会”常委。茅盾来渝后，复刊《文艺阵地》，发表了礼赞解放区生活的名篇《风景谈》。“皖南事变”后，茅盾夫妇疏散到黄炎培在南温泉的职业教育社。不久，又辗转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折回重庆，接受邹韬奋和国讯书店的邀请，担任“国讯文艺丛书”主编和中苏文化协会的领导工作。1944年深秋，应何其芳之邀，沙汀再次返渝（抗战初起，沙汀带着妻儿从上海撤退回四川安县时曾路过重庆）参加整风学习。沙汀因长居安县乡下，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来重庆后，常常失眠，日显消瘦。不久，因独山失守，他又奉命疏散到故乡安县雎水，创作了《困兽记》等作品。像冰心、茅盾和沙汀等作家，虽受邀来渝，却因邀请中断，便陷入辗转迁徙之途，生活时好时坏。
　　2.职业（公职人员或教师）不稳定，生活受影响。 　　抗战时期，一部分著名作家，在接受国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的任职时，有一份较为稳定的俸禄，生活尚可；还有些著名作家，在接受大（中）学聘任从事教学时，因有一份薪水，还能勉强度日。可是，一旦辞去公职或教职，生活随即陷入困境。 　　1938年2月，曹禺随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来渝后，一边在剧专担任导师和教务主任，亲自指导学生排演名剧，积累演戏经验；一边为学校招揽人才，并和宋之的合写《全民总动员》。1942年曹禺从江安返回重庆，在唐家沱改编巴金的小说《家》为同名话剧时，生活“非常贫困，只能抽最便宜的香烟。他后来的妻子常常送他几包烟，使他创作时能有烟抽。”[10] 1938年12月，胡风一家从湖北辗转来到重庆北碚后，任复旦大学客座教授，主讲“创作论”和“日语选读”，同时兼任“文协”研究股主任，复刊《七月》杂志。他的言行，遭致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愤而辞职。周恩来知道后，推荐他到“文工会”任专任委员，生活才有了保障。郭沫若从日来重庆后，先后担任“第三厅”厅长和“文工会”主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一直高举抗日爱国的文化大旗，带领广大文化工作者为抗日救国而战。因办公在市区的天官府四号，居家却在歌乐山下的赖家桥，两地相隔较远，来往不便。他讥讽时政的《屈原》等历史剧上演后，遭致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行动受到限制，但温饱不成问题。1939年初阳翰笙来渝后，任“第三厅”主任秘书，担负起联络、团结进步文化人士的组织工作，同时，兼任《中原》杂志的编委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第三厅”解散后，转任 “文工会”副主任。作为国统区进步文艺队伍的实际工作者和指挥者，阳翰笙指导拍摄了电影《塞上风云》和“重庆雾季公演”等活动，工作异常繁忙，常常一早出发，夜半才回到赖家桥的家。一家四口，少食患病，日子艰难。父亲病死，无钱安葬，靠典卖衣物和举债才使老父入土为安。1939年冬，洪深来到重庆，在“第三厅”任戏剧科科长，领导十个抗敌演剧队，前往各地巡回演出，宣传抗战。“皖南事变”后，洪深一家三口，生活十分窘迫，女儿洪铃又突患严重肺病，无钱医治，生命垂危。他又身染疟疾，牙痛难忍。前途无望，生活无着，洪深在留下绝命书（“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食衣住，种种。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我也管不尽许多了。”）后，吞服了大量奎宁、红药水自杀。洪铃因服毒药剂量较小，醒来后打电话求救，洪深夫妇才得以幸免于难。可是不久，18岁的爱女洪铃最终却因肺病不治身亡。像曹禺、胡风、郭沫若、阳翰笙和洪深等作家，虽有一份公职或教职，却因经济负担过重，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一家人的开支，如家中发生变故，便陷入绝境。 　　3.写稿为生，入不敷出，生活艰难。 　　战时的陪都重庆，大部分作家以写作为生，靠稿酬养家糊口，而战时的稿酬版税制度使作家们的生活异常艰难。抗战前，作品的稿费千字三元，是印刷排版工的五倍；而到 1941 年前后，稿费竟低至排版工的一半。私营出版社又竞相压低稿酬，一些作家的作品出版后，拿到的稿费并非现金，而是一张要延期几十天才能兑付的支票。在物价飞涨的抗战相持阶段，钱到手时，票值又缩水不少。 　　孙慧在回忆父亲孙伏园在战时重庆出版《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时写道：“出版单位是重庆作家书屋，老板是文化界名人，父亲的朋友姚蓬子先生，书销得不差，可是直到 1944 年都没拿到稿费。有一天父亲无意中透漏出来：姚说稿费拿不出，有上海产的新光牌衬衫，拿几件去如何？弄得父亲哭笑不得。”[11]长期担任“文协”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的老舍，日到达重庆后，因“文协”经费紧张，他不拿报酬，生活全靠稿费收入。老舍创作勤奋，因体弱多病，生活常常捉襟见肘。臧克家就回忆说，老舍从北碚来市区开会，大家凑在一起打“牙祭”，苦中作乐。老舍咂上几口酒，便高谈阔论起来。因为“平素，大家生活都极苦，香烟，下等的，还是单支买。到对面小饭馆里吃上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美满了。”[12] 1937年10月陈白尘率领上海影人剧团来渝后不久，就在国泰大戏院上演了他创作的三幕剧《卢沟桥之战》和独幕剧《沈阳之夜》，将票款的四分之一捐献劳军。在拉开了大后方抗战剧演出序幕的同时，生活全靠在渝期间的笔耕和上演的票房。同样，戏剧家吴祖光1941年来重庆后，创作了一些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剧作。《风雪夜归人》在陪都第二届雾季公演中，获得极大成功，周恩来曾七次前往观看。1942年7月，臧克家自河南叶县，历经艰难，徒步来到重庆，长住歌乐山。在编辑《难童教养》杂志期间，为了生活，先后创作出版了诗集《泥土的歌》等作品。 　　此外，很多靠稿酬为生的作家们，因稿费太低，不足以养活一家人，总是想方设法找一份较为稳定的职业，聊以果腹，并夜以继日地撰稿养家。如吴组缃到重庆后，一家人的生活很困难，妻子持家至勤，饲养小花猪和鸡鸭，补贴家用。老舍见状，四处托人为他在中央大学等高校谋一临时教职，以解其断炊之虞。路翎自 1938 年入川后，先后换过五次工作，做过短暂的文学组员和图书馆助理员。失业后，生活无着，只好回到他母亲和继父在北碚乡下的家里生活。1944年9月，艾芜一家六口由桂林逃难来渝后，租住在白鹤林的乡下，在续写长篇小说《故乡》时，也时不时地赶写一些短篇小说、散文之类的文章换点稿费补贴家用。 　　三、抗战时期重庆作家的日常生活 　　生活必修课，“跑警报”。为躲避日寇的狂轰滥炸，每当日机来临之前，国民党当局就会拉响警报，人们闻声躲避，故名“跑警报”。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庆，成为日机轰炸的重点，跑警报，进防空洞业已成为当时重庆市民的生活常态。最为惨烈的是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重庆市区房屋毁损4871幢，市民死亡3991人，伤2287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抗战文艺》与《七月》等杂志为此专门设立了专栏，刊载作家们“身临其境”的亲身经历。作家们在大轰炸中受到的惊吓，在防空洞中的见闻，重庆市民在轰炸中的惨状，都尽收笔底，朴实呈现。如老舍在《“五四”之夜》中就记载了日晚，周文、宋之的、罗烽、赵清阁、安娥和胡风等人在日机轰炸中的不幸遭遇。梅林对这场大轰炸总结道：这是一场“亘古少有的残暴罪行”，“整千的良善人民死亡在敌人的炸弹机枪轰击下了，难以统计的财产毁灭在敌人所投放的罪恶火焰中了。”[13]从日到日，日寇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狂轰滥炸，重庆市民承受了最大的民族牺牲，直接死伤26000（不计大隧道惨案）人，财产损失更是不可计数。当时生活在重庆的作家们，感同身受地记述了日寇飞机对重庆进行旷日持久的轰炸情形。如宋之的的《从仇恨生长出来的》、秋江的《血染的两天》、白朗的《在轰炸中》、安娥的《炸后》、李辉英的《空袭小记》、萧红的《放火者》和罗荪的《轰炸书简》等，在这些纪实性的文字中，无不充满着作者的悲愤之情和抗战必胜的热情期望。
　　茅屋简陋，一房难求。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和陪都后，随着大量人口的迁入和日机的频繁空袭，重庆市民的住房日益紧张。当时，在“重庆的房子，除了大机关与大商店的，差不多都是以竹篾为墙，上敷泥土，因为冬天不很冷，又没有大风，所以这种简单、单薄的建筑满可以将就。力气大的人，一拳能把墙砸个大洞。这种房子盖得又密密相连，一失火就烧―大片。”[14]月，初到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任参事之职的浦薛风，对重庆的住房紧张感触颇深：“初到时即闻房荒，时有谋事不如娶妻易，租屋不如谋事易之谚。以各大学而论，确有一个家庭挤住一间房子者。中央大学之建筑，全属临时性质。一切竹撑泥墙，因陋就简。大抵一家只一间房。一般公务员宿舍亦挤得不堪言状。大房间要住十余人，小房间要住三四人。携带家眷者更觉痛苦。”[15]一般人的住房简陋如此，就是在战时陪都最好的宾馆――嘉陵宾馆，“房间里的电铃没有电，不响。抽水马桶因水管损坏，不能自动冲洗。夜间，灯光十分昏暗……简陋的铁床上，又小又窄，而且油漆剥落。”[16]就是如此简陋的住房，也是一间难求，房价猛涨，“重庆自去年避难而来之旅客日多，房价已较前飞涨三四倍。譬如在新市区一带，从前每一房间每一季租二十元者，到后来就非五六十元或至七八十元不可……至今春，则来渝之人益众，已无屋可租，甚至大小旅社均无日不告客满，其盛况可谓空前。”[17]84即或有幸租到了房子，“有房东乘时涨价，多方刁难，致使租屋者甚至宁愿暂住旅馆，通常重庆佃屋习惯，必明预付约相当于租金一年之押租，其他小费杂费名目繁多。”[18]170虽然，后来国民政府颁布条令，规范了租房行为，但因僧多粥少，禁而不止，住房问题仍然困扰着重庆市民。 　　居无定所，食不果腹。日机的狂轰滥炸和物价的飞涨，使作家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当时很多寓居在重庆的著名作家都在其文字中留下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境况描述。如女作家白薇，1940年辗转来渝后，避居在“文协”所在地的南温泉。体弱多病的她常常暴发热病，发高烧，说胡话。抗战后期的重庆，物价飞涨，她的生活全靠写点稿子和朋友们的临时资助勉强度日。她常常在街上或朋友的家里饿晕，邓颖超知道后，才为她在“文工会”谋得一份工作，薪水只能维持温饱，难以应付她多病的医疗费。为了节约开支，白薇搬到了远离市区的赖家桥。为了治病、活命，她自己开山挖土，生产自救，并编歌自励自娱。再如张恨水从日来重庆后，先在市区赁房而居。后因住房紧张，日寇飞机轰炸频繁等原因，他从1940年就把家从市区迁往30里外的郊区：南温泉桃子沟。先从当地农民租了两间干净的瓦房，后疏散到此的人多了，房东待价而沽，将他一家赶出。多亏老舍伸出援手，将“文协”搬迁后空下的“国难房子”留给了他，他们一家才有了一个落脚之处。可避难在此的三间茅屋，全是竹夹黄泥垒成的茅草屋，下起雨来，满屋皆漏，张恨水谓之“待漏斋”。 　　日，“文协”所在地临江门会所被毁后，老舍历经艰辛才在南温泉为“文协”租下几间房子临时办公。后来，他又先后搬到林语堂在北碚的房子和市内张家花园65号，为南来北往的“文协”会员们寻找暂时安身之地。国民政府为了大后方的稳定，平抑物价，为每个市民配给平价米，可米中却满是砂砾和稗子。桑子中就对自己1943年寒假在北碚与老舍邂逅，老舍请他吃饺子一事铭记在心。[19]身为“文协”负责人的老舍，生活捉襟见肘，被迫戒掉自己喜欢的烟酒茶。他在头晕目眩的病痛中，坚持多写稿子，以换取微薄的稿费来缓解自己的生活窘境。日，老舍在重庆《新民报晚刊》上发表的《戒茶》中写道：“戒荤吗？根本用不着戒，与鱼不见面者已整整二年，而猪羊肉近来也颇疏远。”“必不得已，只好戒茶。……茶是女性的。我不知道戒了茶还怎样活着，和干吗活着。但是，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近来茶价的增高已教我常常起一身小鸡皮疙瘩！”“我想，在戒了茶以后，我大概就有资格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要去就抓早儿，别把罪受够了再去！”调侃的语气难以掩饰生活的艰辛！ 　　“斗米千字运动”，公开募捐。不稳定的收入和微薄的稿酬，远远不够维持作家全家的生计，当时的“文协”和广大作家曾发起“斗米千字运动”，要求提高稿酬，改善作家的生活待遇。1944年7月中旬，“文协”还为贫病作家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公开募捐，王鲁彦、艾芜、张天翼等，都曾接受过援助。王鲁彦死后，家人生活艰难，“文协”补助2万元；洪深胃出血，“文协”当即从“援助基金”中赠送一万元；田汉的母亲在疏散中困居独山，“文协”亦已汇去一万元。 　　此外，国民政府也对一些优秀作品进行奖励。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戏剧节奖励优秀剧本时，老舍和赵清阁合著的《桃李春风》获得奖金2万元；曹禺的《蜕变》获奖金1.5万元；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和沈浮的《金玉满堂》各获得1万元奖金。老舍的《剑北篇》、吴组缃的《山洪》、沈起予《人性的恢复》、洪深《黄白丹青》等优秀作品，也曾受到过各种形式的资助和奖励。 　　结 语 　　1937 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在近乎一夜之间摧毁了适宜文学发展的物质环境。战争期间物资匮乏，温饱得不到保证，当时有大批中国作家，面对祖国横遭入侵，国土沦丧，家园不保的境遇，他们避难重庆，宣传抗日救国，虽饥寒交迫，头顶莫大的生存压力，却并没有丧失斗志，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勤奋创作，积极投身于抗战宣传之中，甚至奔往抗战前线，为抗战的胜利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健康、激情乃至生命。他们是一批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同样是一批民族之精英！ 　　参考文献： 　　[1]郝明工.陪都文化论[M].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 　　[2]周勇.重庆通史?第三卷?近代史?下[M].重庆出版社，2003. 　　[3]胡绍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M].成都出版社，1990. 　　[4]老舍.写给导演者//胡?青，王行之.老舍剧作全集：第1卷[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5]顾梦五.闲话战时首都[J].旅行杂志，1939，（11）. 　　[6]思红.重庆生活片段[J].旅行杂志，1940，（4）. 　　[7]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抗战小说//张占国，魏守忠.张恨水研究资料[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8]老舍.八方风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9]（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刘敬坤，叶宗?，曾景忠，李宝鸿，周祖羲，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0]张耀杰.戏剧?人生――曹禺的婚恋情缘[J].传记文学，2000，（4）. 　　[11]敦枫，赵婷.抗战时期重庆作家的生存状态[J].重庆社会科学，2010，（10）. 　　[12]臧克家.老舍永在[J].人民文学，1978，（9）. 　　[13]梅林.以亲爱团结答复敌人的狂炸[J].抗战文艺，1939，（4）. 　　[14]施康强.征程与归程[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5]左双文.陪都重庆：一些曾被忽略的侧面[J].同舟共进，2013，（1）. 　　[16]顾维钧回忆录[M].中华书局，1987. 　　[17]吴济生.新都见闻录[M].光明书局，1940. 　　[18]陆思红.新重庆[M].中华书局，1939. 　　[19]桑子中.我记忆中的朋友老舍先生//舒济.老舍和朋友们[M].三联书店，1991. 　　作者简介：王鸣剑（1964?），男，重庆市梁平县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及影视媒介传播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抗战时期重庆作家的生存状态与创作心理研究》（2011YBWX083）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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