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资本 seek for capital丨专注于资本的极致探索【格物·货币】是【格物·资本】旗下系列内容之一格物者说：货币是人们普遍信任的价值载体，为满足人类的商品交换需求而自然产生，其诞生是一个渐变、漫长的过程，其演变发展贯穿人类社会文明进程。Ⅰ 渐变萌生货币是在物品（商品）交换中自然发展而来的。货币分两个层次解释：货币的概念，是基于人类共识信任的“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具象外化载体，是承载货币属性的某一具体实物。货币概念先于货币载体而产生，人们因生存的需要而相互交换物品（如食物、工具、皮毛等），这就需要某一物品充当中间媒介，以方便交换，由此产生了 “等价物”概念。概念产生后，需要具象外化，需要以某一具体实物为载体，让人们可见、可感触、可辨认，这样才能实实在在运用于交换中，而不是仅存于大脑中。在生产水平极为低下的时代，人们只能尝试从身边已有的物品（天然物或简单手工物）中“挑选”某个物品出来，作为货币的载体。在中国先祖们漫长的挑选和检验过程中，珠、玉、龟壳、谷物、贝壳等均是“备选项”，均充当过等价物。而贝壳以其诸多天然优势（美观装饰、坚固耐用、大小适中、携带方便、易于计数），最终被人们选中作为最理想的货币载体，并发展成为一般等价物。由此，中国货币的鼻祖——“贝币”诞生。贝壳发展成为贝币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渐变过程可分为：装饰品→贵重物→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四个阶段。天然贝壳最初以其奇特斑彩的外观而引起先祖们的注意和喜爱，并以装饰品的角色进入先祖们生活之中。在殷商时期出土的文物中，有不少天然贝，这些贝都有穿孔，方便串联起来作装饰用。同时，由于贝壳的美观性、稀缺性、耐用性，贝壳逐渐成为了一种“贵重物”，区别于一般物品。在商代的青铜铭文中，有记载贝多被作为君王的赏赐物，可见其已是“贵重物”。 商代王室墓“安阳妇好墓”内随葬的海贝达6880枚之多。殷商时期，随着商品交换的扩大和频繁，“等价物”概念也产生了，而此时，已被人们当作“贵重物”的贝壳，以其诸多的天然优势脱颖而出，众望所归地成为了“等价物的最佳载体”。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商品交换进一步扩大和频繁，贝壳也自然地从“等价物”升级成了“一般等价物”。西周墓葬出土的贝币，相比于商墓葬，有两大特点：一，商墓贝币集中于河南及周边，而西周墓葬分布地域广泛，黄河中下游均有出土，如河南、陕西、山西、山东、甘肃、江苏等；二，西周墓葬出土的贝币数量明显多余商墓。而且，西周的青铜铭文中，也记载过贝币的价值和购买力。由此可见，贝币在当时人们日常生活已广泛被当作支付工具使用。而且，由于天然贝稀缺，无法满足因商品交换扩大而产生的对贝币数量更多的需求，于是，先祖们尝试着人工制造各种仿制贝币，以贝为形，制造不同材质的贝币，以增加贝币数量。在商代晚期和西周墓葬中，出土了各种材质的贝币：天然贝壳、石贝、骨贝、蚌贝、陶贝、铜贝、金贝、包金贝、贴金贝、玉贝，这些都属于贝币“大家族”，可见贝币的普及性和重要性。西周时期，贝币完成了“装饰品→贵重物→等价物→一般等价物”的四个渐变阶段，贝正式成为贝币，是十足的货币，由此，中国货币史正式开启。▼图：藏于北京古代钱币展览馆的贝币。在各种材质的贝币中，铜与贝的结合体“铜贝”，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以铜铸币，承上是以贝为形、人工造币的时代产物，启下是开创中国铜钱时代的奠基之举。Ⅱ 铜钱时代中国的先祖们最早冶铸青铜器，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先祖们长期的石器加工和烧制陶器经验积累过程中，渐渐学会了识别自然铜和铜矿石，并在尝试和摸索中渐渐掌握了青铜冶铸技术。青铜器自诞生那一刻起，不仅仅只代表着一种技术的进步，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开启：青铜时代来了！青铜器之于当时的社会，就像互联网之于现代的社会，当时是青铜器革命，现在是互联网革命。相比于石器，青铜器优势太多，它坚固耐用，且有着非常好的可塑性和延展性，它能够锻造出非常细致和轻便的器具，并且可以回炉重熔。于是，青铜器开启对石器的“全面碾压模式”，青铜武器取代了石器武器，青铜工具取代了石器工具，青铜礼器、青铜容器、青铜乐器、青铜装饰品等新物件接连涌现，进入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之中。中国从夏开始，正式进入青铜时代，到商周时期，青铜器发展到鼎盛，青铜器冶炼技术成熟，且工艺水平高，青铜器品种丰富，且有铭文和花纹。前文中提到，天然贝壳数量稀缺，人们尝试制造不同材质的贝币，而在商周青铜器潮流席卷之下，以铜铸币，应运而生。于是，以铜铸造、以贝为形的“铜贝”诞生。▼图：保德铜贝，1971年出土于山西省保德县林遮峪村的商墓中，距今有3000年历史，为殷商晚期，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在河南安阳和山西保德等地的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铜贝。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时期，政权分裂、诸侯割据，当时的社会最大特征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被后世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是思想解放高潮。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得到空前释放。在货币领域，先祖们也不再满足于贝形货币，他们期待着新变革、新突破。贝币酝酿“升级改造”！长期的农业、手工业劳作积累下来深厚经验和文化根基；分裂的社会格局；空前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青铜冶铸技术成熟。在这四者的综合作用之下，贝币在春秋战国时期一脉分四支，形成布币、刀币、环钱、蚁鼻钱四大币系共存于中华大地的格局。布币、刀币、环钱，其形态均由当时的生产生活工具演化而来，“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理念，在货币演变中，也同样适用。蚁鼻钱自铜贝演化而来，在无文铜贝的基础上多了简单的文字或图案。四大币系均以青铜铸造，且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取代贝币而广泛流通，青铜铸币成为货币大舞台的主角，其他的珠、玉、龟、谷、帛、金、银等也扮演着货币的角色，但均已沦为二线、三线甚至四线配角。青铜铸币的广泛流通，标志着中国进入铜钱时代，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进入金属铸币时代！从此，铜铸币（铜钱）扛起了金属铸币时代的大旗，在接下来的约两千年里，主导着中国货币史的进程，直到明朝中叶时，铜钱将扛旗大任让位于白银，退居老二。战国诸国中，秦国铸行了圜钱，且在其他诸侯国也有流通。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始铸“秦半两”，“圆形圆孔”的圜钱演变为“圆形方孔”的秦半两。“圆形方孔”的形制有两种解释：一是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二是这种形态的铸币便于携带、且可减少磨损。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推行“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货币统一改革，规定：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等于二十两；铜钱下下币，即秦半两。秦始皇废六国钱币，在全国推行秦半两，并且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物收藏，不再用作货币。由此，四大币系同归一体：秦半两。▼图：秦半两，以铜铸造、圆形方孔、重量半两（等于12铢）、印有阳文“半两”二篆字，背面素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秦始皇统一了货币种类和单位，秦二世“复行钱”，统一货币铸造和发行权集中于中央，自此，中国货币史上实现首次币制统一。币制统一的核心是铸币权中央王权独有，这一思想影响深远，被后世历代统治者所利用，直到今天，“铸币权由中央银行独有”的思想仍根植于各国政策制定者的大脑中。不过，秦以后的历代王朝，币制统一性屡遭破坏。秦半两开创了中国铜钱时代的“圆形方孔”形制，秦始皇将半两钱推行全国，由此使得“圆形方孔”铜钱广被人们熟知和接纳，“方孔钱”或“方孔铜钱”的称呼正出于此，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的铜钱形制一直是“圆形方孔”，直到清末民初。同时，秦半两以重量命名货币，重如其文，确定了铢两制货币单位，对汉五铢有着直接影响。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流星”，耀眼但短暂。匆匆十多年，秦就因暴政而亡，而秦币制也尚未充分推行，因而当时在社会上流通着轻重大小不一的秦半两，有些地方仍流通着战国时铸币。所以，因王朝短暂，秦币制只是法令上统一，并未实质上统一。秦亡汉建。西汉前期，仍沿用秦朝的“金钱并行制”（黄金和秦半两），汉朝政府铸行钱币上仍印着“半两”二字，不过，这些钱币重量根本不及半两（十二铢），因而被称为是“小半两钱”。另外，汉初五十多年里，都允许民间私铸钱币，私铸钱币大都减重、劣质，所以在汉朝前期，流通中的铜钱十分混杂。经过多次币制改革，直到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中央下令让地方郡国开铸五铢钱（钱文“五铢”，重量五铢），但地方郡国粗制滥造，五铢钱减重现象普遍。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下令禁止地方郡国和民间私自铸币，由中央设立的上林三官专门负责铸造标准的五铢钱，并废止以往各类钱币“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独有。▼图：三官五铢钱，继承了秦半两的圆形方孔形制，以铜铸造，内外有郭，重量五铢，印有“五铢”二篆字。三官五铢钱由汉朝中央政府专铸，重量适中，制作精整，郭文细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的西汉五铢钱。汉武帝之后，五铢钱被续铸，并逐渐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黄金和谷帛次之。中国的铜钱时代进入阶段性的“五铢钱制时期”。在王莽改制以前，五铢钱成为西汉唯一流通使用的合法钱币，自此，中国货币史上才实质性地实现币制统一。汉武帝将西汉盛世推向巅峰，盛世王朝孕育下的货币，有着天然的历史沿用惯性。尽管西汉之后经历王莽改制，币制短暂混乱，但进入东汉后，五铢钱快速重回主导地位。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恢复铸五铢钱（和西汉时期五铢钱基本一样），史称“东汉五铢”。之后，汉灵帝还铸行了“四出五铢”（钱文“五铢”，背面有四道斜纹）。东汉末年，三国分立，随之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期间，因政权分裂，长期战乱，导致币制混乱，货币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布帛、钱币（铜钱、铁钱、铅锡钱）、金银混杂流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阶段，流通着不同的货币。特别指出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流域和辽东地区，人们使用布帛超过了使用钱币，因官铸恶钱、私铸私熔泛滥，铸币普遍减重贬值。这是中国铜钱时代的一次大倒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类钱币，形制仍是圆形方孔，钱币的重量极度不稳定，且钱文各不一致，不过，大多数钱币的钱文仍印有“五铢”二字，因而，此时期仍属“五铢钱制时期”。此时期，虽是铜钱时代的大倒退，但是也有一些值得记录的新变化：最早的年号钱“汉兴钱”出现，公元338年-343年汉李寿在成都铸行；每一枚钱币的单位定名为“文”，一枚钱币即“一文钱”，一千文为一“贯”；钱文书法的变化多样，由篆书改向隶楷。▼图：晋十六国时期的汉兴钱，汉李寿在成都铸行，铜质，一般直径1.7～1.8厘米，重1～1.2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年号钱。面文“汉兴”，隶书，分直读和横读两种，有光背、背星纹、背阴文纪数等多种版别。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公元581年，隋文帝取代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同年，隋文帝始铸“开皇五铢” ，随后几年，大量销毁旧钱币，重熔改铸开皇五铢。隋文帝统一分裂格局后，严厉整顿货币，最终结束了长期币制混乱局面，实现全国货币统一。五铢钱在历经三百五十多年的动荡政局后重归一统。▼图：文帝时期隋五铢，一般标准直径2.5厘米，重3.2克，周郭宽厚，制作精整，印有“五铢”二篆字，笔画精细。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不过好景不长，隋朝短命，隋五铢也行至暮年，“五铢钱制时期”已至尾声。隋末时钱币已乱，隋灭唐建后，唐初依然沿用隋朝五铢钱，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废隋五铢，禁旧钱，铸“开元通宝”，重新统一货币。至此，历经近七百四十年的“五铢钱制时期”（ 公元前118年至公元621年）宣告终结。“开元通宝”本意：开创新纪元的通行宝货。“开元”铜钱，钱如其名，开辟了中国铜钱时代的新纪元（注意：开元二字并不是表年号，开元通宝并不是年号钱）。“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反映人们对货币作用的深刻认知。开元通宝改变了此前秦半两、汉五铢以重量命名货币的习惯，而创造性地以“通宝”命名货币。此后各代王朝（宋辽夏金元明清）的铜钱上，基本印有“通宝”或“元宝”或“重宝”二字。自唐开元通宝始，中国的铜钱进入“通宝钱制时期”， 至清末民国初时终。▼图：开元通宝，圆形方孔，一枚重二铢四絫（约4克），一枚铜钱即一文钱，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印有“开元通宝”欧阳询体四字，轮廓深峻，钱文端庄匀称，铸造精良规范。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元通宝开创性，不仅仅体现在命名上，还体现在其创造了“钱两制”十进制重量单位（一文钱的重量称为一钱，十钱等于一两，十进制），取代了之前的“铢两制”（二十四铢等于一两，二十四进制）。开元通宝钱始铸行后，大受欢迎。因其轻重适中，铸造精良规范，百姓乐用，而驱逐了一切古钱和私钱，出现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现象。从唐高祖到唐太宗时期，开元通宝都币值稳定，购买力较强，使唐朝的货币保持着稳定统一，且开元通宝钱在唐朝各代均始终流通，可谓是中国货币史上的教科书级的“成功样板”。一朝的货币总是和一朝的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安史之乱（755年12月至763年2月）是唐朝国运的转折点，也是唐朝铜钱的命运转折点。安史之乱爆发后，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匮乏，唐政府开始铸行大钱——铜钱面值远远大大其实际价值，相当于变相地铸币减重或贬值，政府掠夺人们财富。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铸大钱“乾元通宝”，一文钱当“开元通宝”十文钱，两钱并行，但是“乾元通宝”重一钱六分，仅比“开元通宝”（重一钱）重60%，可其价值却是开元通宝的十倍。翻为白话就是：原来的一枚旧铜钱能买一个馒头，政府新发行的铜钱比旧铜钱增重了60%，相当于价值增加了60%（即一枚新铜钱能买1.6个馒头），但是政府强制规定“一枚新铜钱当十枚旧铜钱用“，一枚新铜钱能买10个馒头，新铜钱远超其实际购买力。除了肃宗的“乾元重宝”，以后的唐政府铸行的“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均是大钱。会过日子的老百姓都不傻，政府铸行大钱后，立即意识到政府在贬值货币，于是各种商品开始纷纷涨价，形成通胀。安史之乱后的二十多年里，社会持续处于高通胀状态。另外，唐朝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样，一直存在民间私铸恶钱的问题，从始至终都存在，唐政府多次禁私铸，回收恶钱，但是屡禁不止，越收越多。自肃宗铸大钱后，私铸更是猖獗，恶钱泛滥。唐末的动荡，延伸到五代十国，这又是一次大分裂大动乱时期，历史惯例：政权分裂，必然造成币制混乱。五代十国的币制特点是：各分裂政权自行铸币，无统一性和连贯性；民间私铸盛行，恶钱充斥；货币流通混杂且有地理分割性；南方十国区域性竞争贬值，铸恶钱。▼图：五代十国初期的各政权版图，后梁为占据中原地区的“正统小朝廷”。公元907年，唐灭后各政权分立，正式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来源：历史追学网。继承唐朝“正统”的五代政权（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名义上的“正统小朝廷”，占据北方中原地区。后梁和后唐基本沿用开元钱，后晋任由官民自由铸造“天福元宝”钱，轻重随意，后汉太短命，本打算改革币制，结果很快被辽国灭了，前四代的钱币都较混杂，且钱币数量缺乏，盗铸不绝，恶钱充斥，很多是铅铁小钱。到了后周，情况大有好转。后周的周世宗改革币制，将铸币权集中于中央，严禁地方和民间私铸私熔，铜材有官方统购统销，鼓励采铜矿和进口铜材，毁佛像，没收铜像铜器，禁私铸铜器，铸行大量“周元通宝”，并排斥南方各国恶钱。▼图：北方五代时期铜钱。开平通宝，后梁；天成元宝，后唐；天福元宝，后晋；汉元通宝，后汉；周元通宝，后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南方十国较北方五代的币制更为混乱，不同于北方的朝代兴衰更迭，南方是多个政权分割并立，因而各政权自铸钱币，形成地理上分割的货币流通区。就种类来说，有官铸钱、私铸钱、有旧钱，也有新钱，名目繁多，有的相互流通，有的限地区使用，总之非常混乱。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南方诸国为增强本国势力，而竞争性地贬值货币，铸造劣钱，如楚、闽、南汉等，设法吸收铜钱和金银而转用铅铁杂钱及劣质合金钱，这些劣质恶钱大量流入其他诸国，引发货币战。▼图：南方十国的钱币。大唐通宝，南唐；乾亨重宝，南汉；天汉元宝，前蜀；广政通宝，后蜀；天策府宝，楚；永隆通宝，闽。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从上面的钱币图片中可看出，虽然五代十国币制混乱，但有一点还是高度统一的：绝大多数钱币上，都印有“通宝”“重宝”“元宝”二字，彰显了“开元通宝”深远的传承力。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窃夺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直到979年，赵宋才统一全国的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宋朝被人们戏称为是“经济文化上的巨人，军事外交上的矮子”，这一点在宋朝的货币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文化的多元性和创造性，使宋朝钱币在名称、种类、等级、钱文书法等方面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经济商贸的繁荣，孕育了最早纸币“交子”的诞生，并促使白银的广泛使用，对钱币的需求也大为增加，导致两宋期间出现“钱荒”；军事的羸弱和外交的屈辱求和，献贡求存，让宋政府财力负担加重，转而掠夺百姓，而货币就是一种合法的掠夺工具，因而宋钱具有明显的掠夺性。宋代的首铸钱币是“宋元通宝”，始铸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宋元通宝” 基本以唐开元钱为标准铸造，不光形制上模仿，就连含义也模仿，“宋元”并非指宋朝和元朝，而是“宋代开元”之意，和唐开元钱的“开辟新纪元”同意。紧接着，宋太宗初期始铸“太平通宝”，为宋代首个年号钱（最早的年号钱是两晋时期的“汉兴钱”，前文中提到过），自北宋始，年号钱开始流行，此后，辽夏金元明清各朝均模仿或沿用了“年号”+“通宝/元宝/重宝”的钱币命名模式。宋代钱币基本都是年号钱。两宋期间，总铸有45种年号钱和6种非年号钱。除了最初两代皇帝，几乎是改一次年号铸一种新钱。宋代钱币的名称、种类多样，除了年号之分，宋钱币还有大小、等级、材质、年份、成色、特征、版别、钱监、纪年之分。此外，宋钱币在钱文书法上的多样性远超历代王朝，篆、隶、楷、行、 草均有，且许多钱文书法都出自书法名家之手，让钱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大增，甚至连宋徽宗自创的“瘦金体”也被印铸在宋钱币上。还有更具有创造性的是，宋代钱币还出现了“对钱”形式，指同一钱监在铸造某种钱币时，同时铸造了几种不同钱文书法（真、草、行、隶、篆）版本的钱币，除了钱文书法不同，其他的特征都完全一样，由此称之为“成对钱币”，即“对钱”。▼图：北宋钱币，品种、样式繁多。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宋朝的商业繁荣，远超历代王朝，而商业繁荣必然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由于铜钱地位重要，北宋政府直接控制铸币权，中央设提举坑冶铸钱司，下面设分散各地的铸钱钱监。为了满足货币供应，北宋政府大量铸钱，995-997年间铸钱每年80万贯，1004-1007年间每年铸183万贯，1077年为373万贯，1080年达506万贯，远远超过唐代。虽然铜钱供应大增，但是北宋时期却一度暂时性地出现了“铜钱钱荒”，铜钱供不应求。北宋“钱荒”的原因主因有：王安石推行免役法，百姓以钱代役，使得铜钱大量流入政府手中，社会流通的铜钱变少；铜钱外流严重，通过陆地贸易流行辽、夏地区，通过海洋贸易流向日本、东南亚；民间销铜钱为铜器，以获取套利收益，宋太宗时下令，严禁销钱为器，犯者处斩，但利字当头，依然有人以身犯险牟取暴利。北宋“钱荒”问题还遗留至南宋，南宋政府相比于北宋铸钱量大减，1131年为8万贯，1132-1162年，每年不超过15万贯，铜钱供应明显不足。铸钱量大减，主要原因还是靖康之耻后，宋北方的领土被金国攻占，被迫南迁建南宋，导致铸钱的原料铜、铅、锡锐减，且南方的铸炉不少因战祸而荒废。此外，宋铜钱外流现象依然存在，北上流向金国，向海外流向日本的东南亚，还有，南宋民间销钱为器越来越流行。南宋政府采取措施解决钱荒问题，一方面禁止民间销钱为器，在民间收缴铜器，熔炉改铸为铜钱，另一方面禁止铜钱外流，但成效并不理想。由于“铜钱钱荒”，宋政府还铸造了铁钱流通。宋朝钱币的一大特点就是：铜钱和铁钱并存流通，并形成地理割据性的铜钱区和铁钱区。铁钱在五代十国时已经流行起来了，当时政局动乱，各种材质的铸币混杂流通，铁钱就是其中之一，铁钱一直遗留到宋朝，并被宋政府采用。北宋政府于970年开始在雅州百丈（今四川雅安）设钱监铸行铁钱，此后两宋都长期流通使用。铁钱和铜钱的并行流通有着鲜明的地理分割性：川蜀地区专行铁钱，外地区钱币不准流入，本区铁钱也不准流出，形成铁钱区，陕西及河东两路铜、铁钱兼用，其他地区流通铜钱。前面还提到，宋钱对百姓具有掠夺性，这一点毫不夸张。宋钱虽然在形制和重量上以唐开元钱为标准铸造，但是其成色和质地远不如唐代钱币，唐开元钱一般含铜量在83%以上，而宋钱中含铜量最高仅66%，1163年以后，宋钱的含铜量已经低至54%，宋钱虽名义上是铜钱，但实际上已经沦为“杂质钱”。实际上，以后各朝代铸造的铜钱逐渐降低铜含量。除了铜含量降低，宋钱还存在铸币减重，或铸大钱（如前文中提到的唐肃宗时“乾元通宝”）的问题，钱币的花样翻新，目的都是直接或变相地进行货币贬值，掠夺百姓。宋钱掠夺百姓，主要原因在于宋政府一直面临着来自辽、夏、金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连续侵扰，宋政府软弱无能，面对侵扰，屈辱求和，进献“岁币”“岁赐”“贡礼”，以“送钱买命”（刚好和“宋钱”谐音）的方式苟且偷安，把财政压力转嫁给老百姓。宋朝于960年刚建国时，宋、辽（916-1125年）南北对峙，后来西夏（1038-1227年）建立，三个政权并足鼎立。▼图：1040年时的各政权版图，（北）宋、契丹辽、西夏三大政权并立。来源：历史追学网。辽国由契丹族建立，契丹族本是游牧民族，在建国前是部落制，而并非一个统一集中的政权，在唐朝时，契丹族臣服于唐王朝，当时双方已有经贸往来，唐代的钱币也随之流入契丹族居住地。唐亡后，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契丹族迭剌部的首领耶律阿保机趁中原内乱之际，统一契丹族各部。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后来辽太宗改国号为“辽”，史称“契丹辽”或“辽国”。辽太祖在扩张领土的过程中，一些汉族居住区也被划归到辽国疆域中，辽国南部地区汉族居民较多。辽太祖遵循因俗而治的原则，推行“以国制治契丹” “以汉制待汉人””的治国模式，因而形成“北契丹、南汉族”分区而治的局面，类似于现在的少数民族自治。这种因俗而治的模式让代表先进农耕文明的汉族和落后游牧文明的契丹族得以融洽相处，而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和同化力，这使得辽国的政治、文化、经贸均深受汉族的影响。辽的统治者虽是契丹族，但其各方面却在渐渐汉化。当然，货币领域也不例外。辽国使用的货币主要是唐宋钱币，而且使用铜钱的主要是辽国南部的汉族聚居区，这些铜钱大都是在宋辽边境贸易（辽南部宋北部）中流入辽境。在宋辽澶渊之盟（1004年）后，宋朝的钱币大量流入辽境（验证了前文中提到的宋钱外流）。当然，辽国自身也有铸造钱币，不过数量较少，而且制作比较粗糙。辽太祖时铸造了“天赞通宝”，是辽最早的年号钱，史料记载中的辽国自铸钱币有20多种。辽国自铸的钱币基本都是仿照唐宋钱币而铸，无论是形制、重量，还是质地，名称（年号+通宝或元宝），甚至连钱文的文字基本也是汉字（即便契丹有自己的文字），可见其汉化程度有多高！当然，辽国也铸有契丹文的钱币。▼图：左为“天赞通宝”（汉字，隶书）铜钱，右为契丹文铜质鎏金钱（译文为“福寿太平”或“寿福永昌”），均为辽自铸铜钱。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西夏国和辽国类似，也深受汉文化影响，在西夏建国期间，其境内大量流通宋钱。除了宋钱之外，西夏也有自铸钱币，形制仿唐开元钱而铸，而且除了铜钱，还有铁钱。西夏的自铸钱币制作精美、文字清秀、规格一致，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工艺水平较高。▼图：左为“元德通宝”（汉字，楷书）铜钱，右为西夏文的铜钱（译为“大安宝钱”，旋读），均为西夏自铸铜钱。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125年，辽被金灭，紧接着金兵就把刀口指向宋政府，1127年靖康之耻后，宋政府被迫南迁并重建政权，史称南宋（南迁之前称为北宋），于是又形成了南宋（1127-1279年）、西夏（1038-1227年）、金（1115-1234年）三政权并立的局面。▼图：1138年时的各政权版图，（南）宋、金、西夏三大政权并立。来源：历史追学网。金国由女真族建立。女真族在唐朝时基本形成民族型态，生活在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当时为渔猎农耕混合的部落制，到北宋时期，女真族臣服于辽国。到1114年，金太祖完颜旻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并在1115年于翌年在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市）建都立国，国号“大金”。金国灭辽和北宋后，金、南宋对峙，“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和同化力”这句话再次灵验，金开始逐步汉化，直到金世宗时期（1161-1189年），全面实行汉化。因而金朝的币制自然也深受汉族宋朝的影响。金的币制大致可按三个时期划分：一，会宁时期（金朝以上京会宁为都城的时期），主要使用宋辽钱币，无独立币制，没有铸行自己的金属钱币；二、中京时期（1153年金迁都至中京，今为北京市），钱币（金自铸铜钱和宋辽旧钱）、白银、纸钞并行；三，汴京时期（1214年金迁都至汴京，今为河南开封），纸币贬值，恶性通胀，专用白银。1157年，金设宝源、宝丰、利用三钱监，铸造“正隆通宝”铜钱，与旧钱并行，这是金国最早的自铸铜钱。金朝铸造的铜钱钱文均为汉文，不用女真文，且基本是“年号+元宝/重宝/通宝”来命名，形制和重量也都仿造宋钱而铸。▼图：金“正隆元宝”铜钱，铸于正隆三年至六年（1158～1161年），有青铜、铁、锡、银四种材质，钱文“正隆元宝”，汉字 楷书，旋读。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由于北方产铜量少，铜材缺乏，铸造铜钱成本较高，因而金国政府自铸的铜钱较少，流通中多为辽宋旧钱，再加上官民普遍窖藏铜钱，使得金国也出现“铜钱钱荒”（前文中提到宋朝铜钱钱荒），金国政府也和宋政府一样，禁止民间铸造铜钱，禁止铜流出境外。随着金国日渐衰落，生活在蒙古高原地区的蒙古部落也渐渐壮大起来。1206年，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并在漠北建立统一政权，国号“大蒙古国”。之后经数十年的领土扩张，成吉思汗及其后代最终打造了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版图。其中，西夏、金、南宋政权均相继覆灭于蒙古铁蹄之下。不过，在版图扩张过程中，蒙古帝国上演了中国历朝王室的经典狗血剧情：为争夺帝位，王室分裂，各自划地称王，蒙古帝国割据成几大块。在成吉思汗众多的子孙中，忽必烈抢到的地盘最大。1260年，忽必烈登基为大蒙古国皇帝。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市）建立政权，将“大蒙古国”国号改为“大元”，史称元朝，忽必烈即元世祖。 1279年，忽必烈灭南宋，由此中国历史进入大一统的元朝时期。▼图：1279年末时元朝版图，为中国历代王朝版图面积之最，大元为蒙古帝国分裂出的一部分，另外，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也均是蒙古帝国分裂下的一部分。来源：历史追学网。元朝虽打造了历史之最的疆域版图，但也未能摆脱“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和同化力”的命运。1260年忽必烈登基为大蒙古国皇帝后，学习宋朝印制发行纸钞，极力推行纸币，同时也铸造有少量铜钱，也是仿照宋钱铸造，目的是为辅助纸钞流通，以往的唐宋旧钱也在市面上流通。在改国号为“大元”前，大蒙古国已经自行铸造钱币，有“大朝通宝”和“中统元宝”，均仿照宋钱形制铸造，且为钱文为汉文。1271年-1294年（元世祖至元年号期间），元政府铸行有“至元通宝”，有汉文和蒙文两种版本。以后，元政府继续仿照宋钱铸币，基本也是“年号+通宝/元宝”的命名模式。▼图：左为“中统元宝”，汉文楷书，该钱币钱文有楷书、篆书两种书体，楷书对读，篆书旋读；右为“至元通宝”蒙文，该钱币钱文有汉文、蒙文两种，汉文楷书，汉、蒙文钱文均对读。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因铜产量少，铸造铜钱成本高，所以元政府铸行流通的铜钱相比于以往朝代，要少得多，且为了保障纸钞通行，元政府曾多次禁用、收缴铜钱铜器。同时，元朝的铜钱在对外贸易中大量外流，流向日本尤多。元朝时，白银已经在全国普遍通用，且元纸钞发行已经和白银挂钩。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元开始，白银和纸币的货币地位快速崛起，而铜钱在货币领域的龙头地位被动摇，铜钱时代进入衰落期。元末时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朱元璋率领的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1368-1644年）。朱元璋称帝前，在应天府（今南京）设立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并行流通，之后在江西设置宝泉局， 铸造五种面值的“大中通宝”钱币。朱元璋于1368年称帝建明后，即颁行 “洪武通宝钱制”钱法，在各省设置宝泉局，和应天府的宝源局一起铸 “洪武通宝”。 洪武钱铸造数量很少，和旧钱并行流通。▼图：左为“洪武通宝”折二钱，钱文楷书，制作精良，洪武通宝有有五个不同面值（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的版本。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壹圆钱，贰圆钱、叁圆钱、伍圆钱、拾圆钱。右为“弘治通宝” 折十钱，钱文有楷书、隶书两种书体，均对读。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宝源局和宝泉局是明政府的官方铸币厂，明政府将本朝官方铸造的钱币称之为“制钱”，以前各朝的钱币称之为“旧钱”，制钱和旧钱可以并行流通，不过明政府会对旧钱进行取缔和限制。除了官方“制钱”和以往“旧钱”，实际流通中还存在民间的私铸钱币，即“私钱”。明朝制钱制度被清朝完全承袭，因而明清两代的官方铸钱都称为“制钱”。明初，明政府为推行纸币为主的币制，多次停铸官方钱币，同时还对铜钱的使用时放时禁。但纸钞发行后，持续贬值，渐渐被民间弃用。到宣德（1426-1435）、正统年间（1436-1449年），纸钞已经失信于民，明政府被迫解除铜钱禁令和银禁令，此后，白银的使用超过铜钱，银本位确立，铜钱将货币领域龙头的位置让于白银。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政府恢复铸钱“弘治通宝”，制钱数量开始增加。弘治以后，虽然官方恢复铸钱，但民间私铸严重，私钱充斥。明政府虽然下令禁止私铸，但并未禁止私钱流通。流通中私铸钱币有增无减，名目繁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万历后期，因对外战争，军费开支巨大，明政府开始官方铸造劣钱，含铜量不断减少，私铸也更为泛滥。万历之后，流通中的钱币，无论是官方制钱，还是民间私铸钱，都越发劣质，铜钱急剧贬值，钱币混乱。明朝官方铸钱数量比元代多，但比其他朝代少，尤其是明万历（1573-1620年）以前，官方铸钱量连汉唐也不及。另外，明代社会中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唐宋钱，尤其是宋钱。民间私铸的钱币也通常是私铸唐宋钱币。明朝末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族各部，并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国号金。163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多尔衮率军入关，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中国历史进入清朝统治时期。清代的币制，承袭明代末年，银钱并行，以银为主，大额用白银，小额用铜钱。清代的官方铸币依然称为“制钱”，以往历朝的钱称为“旧钱”。顺治帝迁都北京后，沿用明朝的铸币机构，在中央设置宝源局和宝泉局（清朝这两个中央铸币厂铸造了清代各朝的钱币），铸造“顺治通宝”（有五种式样），之后又在各省设立铸局（官银钱局），形成一个庞大的制钱铸造网络。因而，清朝的官铸钱分两类：中央铸币局（宝源局和宝泉局）铸造的钱币，地方各省官银钱局铸造的钱币。清代各地使用的货币并不统一，各省铸造的铜钱，只在本地流通，因此在同一时期内，各地的钱币都有差异。各地铸币局各自为政，除了形制上保持一致，钱币的大小、轻重、材质和成色，各省自行决定，由此造成了整个清代制钱都一直处于混杂流通状态。清朝自“顺治通宝”铸行后，各代清朝皇帝每改一次年号都会新铸一种年号钱，都是“年号+通宝/元宝/重宝”的命名模式。清朝各代的通宝钱大小轻重有差别，大多为满文，少数为汉文、回文。▼图：左为“顺治通宝”（第五钱式），背面有汉文（右）、满文（左）的“宁”字，“宁”是清朝江宁府（今南京）地方铸局的简称。右为“咸丰元宝”， 正面汉文“咸丰元宝”；背满文“宝源”和汉文“当五百”，“宝源”是指宝源局铸造，“当五百”指 “当五百文钱使用”，即大面值钱币，由此称为咸丰大钱。清朝推行白银、铜钱并行，所以白银和铜钱之间需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兑换比例，这样才能保持银钱并行正常运转。但是，由于银和铜本身价格变动，以及清朝制钱重量、成色的随时期变化，非常混杂，造成白银和铜钱的比价经常上下波动，无法维持稳定，由此造成清朝一直存在铜钱“私铸私销”的情况。民间的“私铸私销”，使得清政府的集中铸币权被极大弱化，官铸的制钱流通很不顺畅，民间私铸小钱、恶钱充斥于市，官方铸造的制钱被销毁改铸小钱、恶钱。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开始铸造大钱，咸丰大钱铸行后，物价立即飞涨，私铸更加猖獗，民间将旧钱熔炉改铸为大钱，可获利30倍。此后，在列强入侵、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清朝的钱制完全混乱，流通中铜钱五花八门，毫无章法。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处于中国历史古代和近现代的交接点，鸦片战争后，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变革，货币领域也有一些新突破。清末，光绪宣统年间，中国的铜钱发生巨变，传统铜钱变革为新式铜元。首先是形制上的变革，清政府模仿西方的银币铜币形制，铸造了“圆形无孔”的铜元，以取代自秦以来沿用两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铜钱，清朝的制钱向新式铜元过渡。其次是铸造技术的变革，自春秋战国到光绪年间，无论民间还是政府，铸造钱币均是手工铸造，铸造钱币良莠不齐，无法做到高度标准化，且铸造成本高，这导致历朝铜钱都容易被民间盗铸私铸（民间私铸一直贯穿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直是影响货币统一性的致命弱点，难以解决），光绪时，采用机器铸造钱币，制作精致，形制规格高度统一，广受欢迎，各省纷纷仿效，此后，机器铸币取代手工铸币，中国进入机器铸币时期。清末时，各省地方官银钱局都铸有不同的新式铜元，铸造的数量也不受限制。▼图：广东省机器铸造的“光绪元宝”铜元，是中国官方最早铸造的机制铜元。现藏于中国钱币博物馆。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期。1914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13条，规定：国币分为银币、铜币和镍币三种；各以十位进；银本位制；以圆为单位，圆以下的角、分为辅币；设立币制局，铸币权属政府。条例还规定了银币、铜币、镍币的种类、形状、发行和流通办法。《国币条例》颁布同时，北洋政府裁并各省地方铸造局，限制铸额，并开铸新铜元。不过因铜材不同，新型铜币的质量差别很大。各地军阀为筹措军饷，又纷纷设厂自铸，毫无章法，竞相滥铸，以谋铸利，导致劣钱泛滥，各种新钱和旧钱混杂流通。北洋政府末期，这些劣质的铜元渐渐被镍币所代替，退出流通领域。▼图：民国时期的各类铜元、铜辅币和铜钱，来源于网络。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国内通行“孙币”和“袁大头”两种主要银元，同时也有铜元、铜辅币和镍辅币。国民政府时期，铜辅币和镍辅币基本取代铜元。1933年“废两改元”改革后，小币值的铜辅币尚可流通，不过之后也逐渐被纸币角票和辅币银角等代替。跟随潮流的变革并未给新式铜元带来美好的前景。在混乱的政局下颠簸流通数十年后，铜元难逃消亡命运，铜元是中国铜钱时代的终章，铜元的消亡，象征着延续了约二千五百年的铜钱时代基本终结。新中国成立后，也铸行过小币值的铜辅币，如“五角”铜币，不过数量很少，目前流通中已基本消失。PS 未完待续...中国货币简史<中>中国货币简史<下>主要参考文献《中国货币史》第二版，彭信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4《中国货币演变史》第二版，千家驹郭彦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中国历代货币形制与融通》，张履鹏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9版权声明本百家号“格物资本”发布的所有原创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稿、图片、漫画、音频、视频等，其版权均归属于本号及其运营者（运营者已实名制），未经授权，不得擅自转载、修改或发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格物·货币】系列「格物·货币」中国历代货币全览丨钱币篇「格物·货币」中国货币简史（图）}

2021年02月27日 13:19--浏览 ·
--喜欢 ·
--评论编者按：1月15日，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曹远征，在人大重阳主办的“中国经济金融与世界局势”系列直播活动第十二讲中，分享了他对“疫情下的中国与世界”的最新思考。以下为直播视频及实录。要点摘要1、可以把全球现有的抗疫模式总结基本分为三类：一类是区域阻断式空间遏制，第二类与一类模式相反，即事实上的群体免疫模式，第三种模式可称之为阶段性隔断的时间缓和模式，现在逐渐变为主流。2、全球经济中心正在继续向东移，绿色发展助长全球经济增长，新秩序正在萌芽和构建之中。3、世界经济格局由此会发生深刻变化，疫情下中国经济的表现以及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变化，为世界经济既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带来了新的挑战。4、中美两国经济是互为支撑、相互循环的，两国经济高度依存，需要并有条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但相互之间却出现了贸易战。5、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与全球化密不可分，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中国经济深深嵌入全球产业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引言疫情下的中国与世界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长久以来传统的中国命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就同该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构成了研究中国的底色。中国与世界是何种关系？中国与世界如何互动？它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经久不断、常议常新。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世界性命题。目前，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影响着世界经济走向和国际格局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世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密不可分，成为了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构成了全球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变量。第二，在全球出现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新冠疫情为变局增添了新的变量，使其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深刻、更加激烈。疫情不仅引领着当下经济表现及政策安排，也影响着未来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轨道，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将疫情纳入视野，从经济社会发展范式变动角度加以讨论，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三，经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底层逻辑，经济关系的变化会引起其他国际关系的变化。疫情影响的并不全然是经济，经济问题仅仅是理解世界问题的一个线索。疫情引领了经济变化，经济变化诱导了其他变化，理解经济问题可能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洞察国际关系和世界变化。一、对疫情的经济学理解2020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历史性衰退，是继1933年经济大危机后最大的一次衰退。衰退源于疫情，如何理解疫情成为核心问题。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危机，本次疫情引发的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涉及到人类的生存，是百年以来未曾遇到过的危机。疫情不仅从外部冲击着经济，而且内生于经济活动本身，已超出了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经济危机中找到答案线索。历史上确实曾发生过外部冲击导致的经济危机。例如自然灾害和地缘冲突。但是冲击通常是偶发的、一次性的，甚至是短暂的。当冲击过后，经济会回归正常轨道。与此相对应，国外的经济危机大多是内生矛盾引起的。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扩张跟不上生产的扩张，生产过剩就成为周期性现象。再如，在当代经济中，以杠杆伸缩为标志的金融周期也成为常态。而人类经过长期经济活动实践，已形成了控制办法，至少是找到了应对思路。前者表现为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代表的宏观调控，后者表现为以控制杠杆率为核心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然而，新冠疫情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危机，它伤害的是人。当人类遇到生存与毁灭问题，且当下迫在眉睫时，问题就发生了性质的变化。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它有两层相辅相成的含义，从经济学角度观察，人是劳动力，是最活跃的基本生产要素，构成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从社会学角度观察，经济活动最终目标是为人服务的，构成了经济活动的意义。而本次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伤害了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中最基本、最活跃的要素。当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不能自然进行时，不仅经济活动失去了基础条件，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丧失了意义。由此，使深藏于经济活动背后的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意义走到了前台，不能把劳动力再生产视为一个只要给足薪酬就能生产的确定性自然过程，而是一个关乎生命的社会过程。换言之，只有加以干预、控制疫情，才能稳定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条件，才有经济活动的可能及意义。它改写了经济学的前提，以人为本、生命至上，这意味着抗疫不仅内生于经济活动，而且抗疫政策就是经济政策，由此诞生了新冠疫情经济学。在疫情经济学下，我们考量问题就和过去不一样了。在疫苗和特效药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物理性隔断依然是抗疫的重要手段。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疫苗反而变成了物理性隔断的辅助措施。然而，经济活动是需要互联互通的，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互联互通是世界规模的。于是，两者之间形成了悖论，这种社会性公共政策的成本就是经济衰退。经济衰退变成了抗疫政策的代价，由此产生了政策决策的艰难性。抗疫还是经济增长成为眼下必须要做的抉择，犹豫不决由此而生。犹豫不决不仅会导致抗疫政策执行困难，甚至会错失抗疫最好的窗口期。通常看来，疫情蔓延终究会影响经济，经济政策还是要服从于抗疫大局，成为从属性的政策安排，表现为疫情期间的经济政策方向就是对冲经济衰退，它构成了抗疫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手段就是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是，第一个悖论导致了第二个悖论的产生。疫情尽管同时影响着经济的供需两端，而随着疫情的蔓延，供给端因停工停产而受到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需求端。传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需求侧改革，其手段是以总需求管理为目标的。这种需求管理政策是不能完全对冲因停工停产引发的供给端下降，其结果是宏观经济政策极度扩张，而经济衰退依然存在。一个新的悖论就产生了。在新的悖论下，人们发现抗疫经济政策不应仅仅着眼于短期总需求下降，更应关注长期供给能力的维持。换言之，传统宏观经济政策由此变为以抗疫为主的纾困解难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对弱势群体、基本民生行业和市场主体进行纾困，保留未来经济增长的种子，维持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这时传统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就变为以纾困为主的抗疫经济政策。从疫情发展可看出，疫情是服从正态分布的，各国疫情发展的区别仅仅在于正态分布形状的不一致。从政策制订的角度讲，如果疫情服从正态分布，政策安排就可以随着这一正态分布的阶段变化而进行重心的调整。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抗疫。疫情初起时，不惜代价控制疫情是经济政策的重心；第二阶段是纾困，当疫情蔓延并走向高峰时，为了避免对经济社会的过分伤害，需要铺上安全垫，对弱势群体、民生行业和市场主体进行帮扶。纾困成为经济政策的重心；第三个阶段是重启，当疫情得到控制并基本平复后，重启成为经济政策的重心。重启既包括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恢复，也包括以规则为中心的制度重建。经济重启后宏观经济政策回归常态。需指出的是，政策逻辑是随着疫情的演变而演变的。这是因为疫情对经济表现起到边际引领作用，使经济政策基本处于被动应对地位，视疫情变化亦步亦趋，相应就会出现两种政策状态：一种是正常状态。如果疫情按照预期的正态分布发展，经济政策可按照前所述及的三个阶段进行安排。另一种是非正常状态，如果疫情持续得不到控制，超出人们预期，原先设计的政策工具箱开始见底。而一旦抗疫经济政策弹药耗尽，抗疫政策不再具有系统性，不再是整体、连续、协调的状态，而变成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不可捉摸状态。综上，从抗疫整个逻辑来讲，缩短疫情的持续时间是保持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把全球现有的抗疫模式总结基本分为三类：一类是区域阻断式空间遏制。以东亚地区为代表，中国最为典型。基本特征是，在疫情单点爆发的初期立即空间阻断，避免向全国蔓延。与此同时，操作非疫区医疗资源到疫区扑灭疫情。其优点在于疫情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其缺点在于经济短期下降幅度比较大，甚至有脱轨的风险。但疫情一旦控制，V型反弹的概率也比较大。第二类与一类模式相反，即事实上的群体免疫模式。以瑞典为代表，瑞典曾经倡导自愿原则，不进行社会性的强制隔离。该模式的好处是经济短期受影响较小，但长期后果难以预料。事实上，2020年下半年，瑞典也开始抛弃这种模式。第三种模式可称之为阶段性隔断的时间缓和模式，现在逐渐变为主流。主要以美国为代表，通过阶段性的隔离和放松，在疫情防控和经济衰退之间寻求平衡。从目前情况看，该模式实施有相当大的难度。由于对阶段划分以及强制割断政策力度掌控不力，容易造成W式摇摆，甚至有可能造成失控，从而使经济衰退时间更长，复苏更为艰难，使经济呈现为L型或U型走势。从全球来看，疫情发展到今天，使阶段性隔断的时间缓和模式逐渐成为全球主流抗疫模式，它是在生命代价和经济代价做一个权衡。如果不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疫情会出现很高的峰值，如果采取以隔断为代表的公共卫生措施，疫情会变成一个平缓的正态分布。在经济方面，如果不采取任何的宏观经济措施，经济衰退也会在短期内达到峰值，衰退深度会比较大。但如果采取宏观经济政策，经济衰退的深度就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由于公共卫生措施与经济衰退在短期内存在替代关系，需要在生命代价与经济代价之间进行平衡，两者间的均衡点就在公共卫生系统负载量上，即不出现因疫情严重过载使公共卫生系统崩溃的现象疫情。在公共卫生负载量之下，不需要采用过度强制性的隔断措施，经济的互联互通也会有某种程度的存在，从而经济衰退也就不是很严重。这就构成时间缓和抗疫模式的框架，其核心是平滑峰值，不仅仅是疫情峰值，也包括经济衰退的峰值。由此，平滑实际上是在时间轴上拉长过程，以疫情持续时间为代价，在避免疫情过分严重导致生命损失的同时，避免衰退过分严重导致的经济损失。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均衡，以公共卫生负载量为均衡点的生命代价与经济代价的权衡，成为疫情经济学的出发点，构成抗疫政策安排的逻辑。当前，疫情的发展趋势仍然令人担忧。虽然疫苗在大量投入使用，但疫情仍在快速流行，加上病毒又在发生变异，疫苗的使用效果还有待于观察和检验。这意味着至少在2021年上半年全球疫情还会延续，全球经济还会处在疫情阴影的笼罩之下。二、疫情仍在引领着全球经济表现理论是理解现实的钥匙。疫情经济学告诉我们，疫情与抗疫政策、经济表现存在着一种镜像关系。2020年疫情爆发后，经济开始下行，需要推出以纾困为代表的对称性经济政策，并随着疫情严重而加码。当疫情逐步缓解、经济开始稳定时，需要酝酿推出疫情结束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去年10月所做的对2020到2021年全球GDP的预测，就是这样一种镜像关系。这种镜像关系在中国的表现更为明显。如果将2020年和2021年做对比，会发现同样的逻辑存在，疫情蔓延、经济下行，经济政策要纾困，等到疫情缓解、经济开始上行时，经济政策要退出，也构成了一个镜像，并特别明显地体现在2021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上。去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长为-6.8%，今年一季度预计会达到20%左右。这种镜像关系在2021年否能依然成立呢？如果疫情蔓延，会不会造成新的更大衰退？而应对衰退就需要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辅以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意味着继续饮鸩止渴，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利率继续下行，现在西方国家利率已经变成0了，如果进利率进一步下降就会变成负值。两种政策带来的后果如何？确实成为经济学的难题。大家经常提到的现代货币理论，其实在20年前就已提出，但在疫情冲击下才大行其道。该理论的要点之一就是在主权货币条件下，财政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变换，表现为赤字融资、财政政策货币化。目前，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只能依赖国债融资，而在疫情冲击下，市场普遍缺乏资金，买单者就成为了中央银行，就是俗话所说的中央银行通过开动印钞机印钞票、购买国债支持经济复苏和支持宏观杠杆率的稳定。货币大幅度放水，后果确实难以预料，全球金融市场仍有大幅波动的风险，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最近提出警告：今年很可能出现新的金融危机。因此，要高度关注今年尤其上半年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中小企业将更为困难。作为这一现象的综合表现，全球经济复苏仍处于不确定中体现为美元在疫情中动荡下行，并预示着美元开始步入下行周期，原因在于出现了新的特里芬难题。传统的特里芬难题是指一个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时，国际收支对外必须要保持逆差，但国际收支常年逆差一定会造成这个货币内在价值趋贬，而不稳定的货币又难以持续充当国际货币。但目前情况使美元内在的特里芬难题变成了新型，美国GDP在全球的比重在持续下降，但美国债务在全球的比重在持续上升，此时美元的稳定性就变成一个世界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寻锚”的新时期，需要寻找新的“锚货币”来稳定全球经济与金融，不仅使美元走势区别于过去发生过的传统周期，而且可能是持续下行。它加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从而加重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贸易的低迷困局。在新冠疫情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关注到世界经济低迷状态并探讨它的原因，核心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减缓，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全球人口的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劳动参与率和参与人数均有下降趋势；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似乎并没有想象那么快，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在下降。所谓技术进步，主要体现为劳动生产率增速在始终减缓。纵观当前的世界经济，全球经济可能延续2008年的经济低增长，未来刺激经济并保持杠杆不崩断，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持低利率。低利率维持的时间取决于通胀，全球经济体在过去十年间没有出现通胀，未来出现通胀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于是变成低通胀。同时，全球经济还出现了三个新变化：一是世界经济南北的格局正在改变。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加速向东转移，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二是全球正处在新技术革命的前夜，酝酿着新的技术进步。其中有两个趋势值得关注，其一是与物体物理移动速度相关的科技革命。从前三次科技革命的历史来看，速度是核心。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火车取代了马车，速度的提高使机器制造代替了手工制造，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工厂制度成为区别于小农经济的新的制度安排；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内燃机和电动机的出现，使速度有了更大提高，有了汽车和飞机，而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出现了工业化趋势，并从原料到市场对全球经济进行了整合，形成了工业化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出现了重化工业趋势。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围绕着通信产业和电子工业的产生，不仅提高了信息的物理传输速度，也为传统工业进行了赋能，使其生产加速、同时更为精准，出现了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了今日的经济全球化。目前，我们尚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进程中，但已到了末期。展望未来，速度提升的希望在哪里？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观察，金融市场看好马斯克，因为他的龙飞船代表了一个新的速度，是脱离地球的速度。同时，要保护我们的家园，绿色发展成为保护家园最重要的命题，绿色经济由此成为技术进步第二个新趋势。碳排放成为全球经济技术进步的一个新方向。举个例子来说，中国政府宣布2030年达到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与此相关的一组新产业，如清洁能源、智慧电网、储能技术和新能源汽车等，将会涌现出来，成为新的朝阳行业。初步测算，如果到2050年，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度以下，中国相关的投资就会达到100万亿人民币以上。国际能源署估计，能源结构的转变将在2050年为全球GDP增加100万亿美元。目前，低碳技术正现实地引领着科技进步的方向，使低碳经济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三是世界格局正酝酿着新的秩序安排。过去几年，全球贸易使人们看到基于单边主义是没有希望的，国际经贸体系必将重返多边主义，而最近签署的亚太15国组成的RCEP以及中国欧洲投资保护协定（BIT）使人们见到了曙光。但是，这种多边主义和过去的多边主义又不一样，从国际经济贸易角度观察，新多边主义的核心命题是从过去关境间减少关税壁垒和减少非关税壁垒的所谓自由贸易，进入到以关境背后条件对等的所谓公平贸易的秩序安排。在新的秩序安排中，南北差距持续缩小，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发生变化，“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治理理念将会得到进一步倡导。由上，全球经济中心正在继续向东移，绿色发展助长全球经济增长，新秩序正在萌芽和构建之中。三、疫情下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及趋势世界经济正在分化中。中国经济因疫情控制得较好，经济率先复苏，而世界经济的复苏迟于中国。疫情如果继续严重，中国疫情又得到相对好的控制，世界经济分化会更严重。目前，从GDP、就业和出口的表现来看，中国经济仍在恢复过程中，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供给端的恢复好于需求端，二是在需求端的恢复中，投资的恢复好于消费。由于消费是过去几年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消费尚未回到过去水平，意味着需求依然在恢复之中，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常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恢复过程中，中国出口的表现是超预期的。无论中国出口占全球的比重，还是中国出口的增速都出现了超预期，而且在中国的贸易差额中盈余，即顺差也在上升。从产品的角度看，尽管所有产品的出口都在恢复，但有些表现更为突出，如专业设备、通信设备、电器设备、家具、服装等。原因在于疫情在全球蔓延，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供给端受到了重大冲击，停工停产，而消费是刚性的，只好从中国进口，使中国出现了出口超增长预期。这是世界经济分化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改变了国际贸易态势。从国际贸易态势看，中国这一超预期的出口增长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从世界来看，由于疫情下发达国家停工停产，供给减少。同时又要纾困，特别是对脆弱人群进行财政补助，居民收入反而有所增长，从而刺激消费增长，扩大消费需求，使中国的出口市场转好。这虽然是暂时的短期因素所致，但如果疫情持续蔓延，这一短期因素可能会拉长，至少2021年在疫情笼罩下的世界，这一因素还会发生作用。另一方面，从中国来看，中国是全球产业链最完善的一个国家，经济具有韧性，从而对全球纾困具有高度的支持性。在疫情下，很多产品表现出逆市上扬的态势，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所有的发达国家尤其对美国都出现了出口替代。2020年，中国出口占全球24个主要经济体的份额都比2019年的16.1%有所提升，在二季度后份额平均提高2.3个百分点。从这个意义讲，疫情下中国出口的政治，实际上是从物质产品上支持了经济全球化，既体现了中国担当，也预示着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从中国经济的韧性上看，在联合国划分的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中，中国全部拥有，并且许多产品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即使在疫情结束后，这些优势仍可以维持，甚至有些将变成永久性的竞争优势。换言之，疫情后中国的出口份额不仅会维持原有水平，还会有所提升，预计还会提升0.6个百分点。国际贸易态势变化的背后是世界经济的分化，而在分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韧性所表现的持续增长。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开局之年，又是迈向现代化的起步之年，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形成科技自立自强的支撑，是未来十五年实现现代化的新战略。这意味着中国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都有提高的可能性，成为支持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我们曾经预测，在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呈现出前高后低的态势，平均增长速度在5%左右，高于美国平均增长速度2%左右的一倍以上，中国经济有望在2035年前赶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而疫情的冲击又使上述预测出现了新的变化。疫情影响使2020年美国经济衰退了3.5%，而中国经济又增长了2.3%，中美之间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由2019年的67%上升到2020年的71%左右。考虑到美元汇率的变动，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GDP还会进一步升高。很多国际机构预测，如果以现在的美元变动趋势推测，很可能中国GDP增长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表现为两点：第一，2020年中国是世界唯一正增长的大经济体，GDP总量超过100万亿，成为疫情下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头羊。而在疫情笼罩下的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会带动全球经济增长，而且也在国际贸易层面以实物满足世界需求，支持全球抗疫。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希望之所在。第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也引领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并集中反映在中美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战略竞争上。美国是守成的大国，中国好似崛起的大国，彼此对国际治理的理念、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安排以及相互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等，都与两国GDP的增长快慢所导致的国际经济地位变化相关。对其他经济体而言，直接涉及到未来选择，即“选边站”问题，从而备受关注。换言之，世界经济格局由此会发生深刻变化，疫情下中国经济的表现以及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变化，为世界经济既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四、百年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中国经济崛起是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变化。中国经济崛起不仅仅是GDP的一维增长，而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2000多年前，中国农耕文明已走在世界前列，源远流长。然而，以农耕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演化到工业文明时代，中国经济迅速衰落，社会衰败、经济凋敝、民主贫困处处可见。1950年中国的GDP仅占世界的7.5%，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经济体之一。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贫困，贫困不只是贫的问题，还有困的问题，在经济学上表现为普勒斯顿曲线，即经济收入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强相关关系。人均预期寿命是很重要的指标，它不仅体现为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也体现为疾病防治和医疗水平的进步，从而使得预期寿命的延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口为5.4亿，人均GDP只有23美元，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19年，中国人口为14亿，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人均预期寿命为78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第一个在全球实现了告别绝对贫困的国家，具有划时代世界意义的成就，提前十年完成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要求的消灭贫困的任务。目前，中国贫困标准是以2011年不变价人均年收入2300人民币确定的，按现价来说到2020年约在4000人民币左右，按现今汇率大概是600美元，已接近世界银行2010年定的国际贫困线1.9美元/人天的标准。中国已经告别了绝对贫困，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中国减贫人口占到世界同指标的80%以上，是我们这代人最值得欣慰自豪的一件大事。从未来看，目前中国大概有4亿人口进入中高收入阶层，到2035年如果中国GDP再翻一番，中国人均收入再翻一番，中高收入人群将有8亿到9亿人口，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中等以上收入的高收入社会。而“十四五”正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何为改革？就是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转变为由市场主导的全民工业化。何谓开放？就是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纳入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由此，在过去四十年，中国以更大规模再现了亚洲增长模式，在加速产业升级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从成果来看，高速增长的结果表现在价值形态上，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表现在实物形态上，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值的四分之一，成为世界生产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前，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地位微乎其微，但目前已是全球生产网络的三大节点之一，而且中国正以更快的速度超越美国和德国这两个节点，变成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由此深深地嵌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的工厂。中国的产能面向全世界，加入全球的分工，使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经济逐渐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各有特点的三个板块：一是以中国为代表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板块，以低成本劳动力形成制造业优势，纳入全球化。在成就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分享了全球红利，也对全球化做出了贡献，因其低成本制造，不仅满足了世界需求，而且有力拉低了世界物价水平，这是全球在本世纪以后很少出现通胀的重要原因。二是资源能源出口国板块。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制造业的强劲发展形成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的强劲需求，引领并带动了资源能源富集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不仅使这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数量大增，而且价格上升，在能源和资源物理层面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分享了全球的红利，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三是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板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具有全球竞争优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这一竞争优势也展现于中国，例如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等。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用金融和创新也分享了全球的红利，也为全球经济循环创造了条件，特别明显地表现为金融创新支持美国消费经济的扩张，客观上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出口创造了市场机会。当然，这种金融创新在使美国出现了所谓寅吃卯粮和透支未来的消费推动型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金融的片面发展使美国经济“空心化”，出现了所谓“锈带”问题，产生了美国社会与华尔街“一对九十九”的对立，种下了美国社会今日撕裂的种子。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板块在形成了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的新模式的同时，又是相互依赖的，从而全球经济是循环的。尽管在物质形态中，发展中经济体对欧美顺差，但是顺差最后都回流到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形成了货币与商品的循环，而这个循环以中美之间最为突出，美国是中国出口的一大目的地，但中国对美出口的顺差几乎全部返回到美国，变成美国金融市场上的重要资金来源，这表明经济的全球循环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世界经济在相互依赖中发展，中美两国也不例外。但是，这种国际分工新模式产生的全球经济循环也带来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为全球经济不平衡。自关税贸易总协定在1995年变成了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WTO以后，全球贸易顺差分布出现了系统性偏差，发展中国家顺差占GDP比重和发达国家逆差占GDP比重均持续升高。全球贸易上的这种不平衡背后透视出来的是全球消费和投资的不平衡。由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持续提高，而发达国家的投资持续减弱。于是，全球经济不平衡实际上是全球的投资、储蓄及消费间的不平衡，发达经济体消费过多、投资过少，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过多、消费过少。全球经济在不平衡中是难以维持的，构成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全球经济再平衡就变成了一个必然选择，成为20国集团成立的背景。20国集团自一建立，提出了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的发展”的任务。其中，一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不能超过本国GDP的4%，成为不成文的全球再平衡共识。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中国的表现最为出色，中国在2007年的时候，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为9.9%，但到2019年顺差占GDP比重只有不到1%，2020年是特殊情况，顺差占GDP比重又有了上升，但总体来看顺差占GDP比重在下降之中。由上，中美两国经济是互为支撑、相互循环的，两国经济高度依存，需要并有条件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但相互之间却出现了贸易战，并逐步升级，有愈演愈烈之势。抛开意识形态因素，从经济上看，涉及对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和方式的不同。现行的全球经济体系是二次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与战前的国与国之间的双边或单边的治理不同，它是以规则治理为基础、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导向的多边治理体系。这是历史的进步，不仅避免为瓜分和重新瓜分市场的世界大战，而且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持续移动，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形成了今日以产业链供应链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但是，这一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的，南北差距既是治理基础优势，也存在系统性缺陷。一是单向性。由于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发达国家的经验就理所应当地成为圭臬，并不容挑战。一切偏离这一经济现代化的努力都被视为“离经叛道”，是“另类现代化”，至少丧失道义的正当性。二是不包容性。与上述单向性相联系，其治理规划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具包容性。任何不如意的“离经叛道”行为都需要通过制裁来规劝，甚至通过诸如断绝经济来往的威胁来强力纠正。这一治理体系缺陷在战后南北差距较大的时期就已存在，但尚可忍受。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南北差距在GDP意义上已经消失，使这一治理体系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将这一体系的缺陷暴露无遗。于是，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四起，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当其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需要担当国际责任，在“一带一路”上适时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倡议。这一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并于2017年联合国第71届联大接纳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理念，该理念的核心是合作包容。显然，这有别于单向且不包容的传统理念，构成了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背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无论基于双边还是传统多变的单向性的国际治理理念出发，发达经济体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经济崛起会使世界陷入萨缪尔森陷阱吗？所谓萨缪尔森陷阱是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来的。他首先是针对中国，认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有时候可以把技术进步转化为双方的收益，但有时候一国生产力的提高，却只会带来该国自身的收益，并通过减少两国本来可能已有的贸易收益而伤害另一个国家，该认识颠覆了传统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根据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应该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发达经济体要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双方通过贸易可各自获利。但是，现在中国是在高中低的各个层次产业都展现了国际竞争力，不仅具有发达经济体所不具备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而且具有世界上最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完整产业链。这对发达经济体而言，不仅是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挑战，冲击着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出现了不公性。所谓自由贸易是二次战后形成的关税贸易总协定所倡导的基本理念。冷战结束后，随着市场经济成为各国一致性的体制安排，贸易和投资也有了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于是关税贸易总协定转变为WTO，投资自由化，但其与贸易自由化是一脉相承的，仍与关境相关。所谓公平贸易不仅涉及关境间，而且涉及关境后,其诉求是关境背后的条件对等，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是该诉求的体现。公平贸易不仅是对原来的自由贸易原则的改变，而且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而产生这个挑战的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知困惑和认知困难。如前所述，现有的世界经济的多边治理体系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的，形成了中心——外围的格局。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和资本，而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应向发达国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然而中国经济崛起改变了这一传统格局。一方面中国仍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科技产品及资本，出口一般工业制成品及劳动，表现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农矿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出口一般工业制成品及资本，又表现为一个发达国家。于是“中国究竟还发展中国家吗？”，成为国际社会认知的困惑。与此同时，中国是一个超大经济体，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加入经济全球化，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同时，也改变着国际治理体系。特别是针对传统国际治理体系中的缺陷，中国提出了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一带一路”的新治理理念，这不仅与传统治理理念有冲突，而且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为何物”的困惑上，这无疑是即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需要承担“世界历史民族”责任的中国所必须回答的时代拷问。而中国正以努力创造“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回答着逐一问题。所谓“双循环”，是指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它的提出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既是世界规模成体系的产能提供者，又是一个世界规模产品需求者，成为一个连接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枢纽市场。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20年中国经济的正增长，又为全球提供了最大的投资市场，不仅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创新高，而且证券投资中国方兴未艾。它构成了中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理由。通过扩大内需，中国经济就会持续增长，中国市场就会持续扩大，中国经济不仅能实现以内循环为主体，而且将这一持续扩大的市场通过规则等制度性开放为世界所共享，中国经济的内循环就会带动外循环，在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拥抱并引领经济全球化。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中美战略竞争，其经济含义实质上是世界市场转移之争。中国市场的持续扩大并为世界所共享，将会引领中美战略博弈，并不必然导致唯一的零和结论，相反会出现其他解的情形。而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以内循环引领双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恰恰是化解中美战略竞争的有效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只有双循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有双循环才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这就是双循环战略提出的世界历史意义。未来双循环如何发展？其实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既打下了可靠基础，也提供了可靠经验。如前所述，改革使中国工业化由计划主导的国家工业化转变为由市场主导的全民工业化，并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只要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未完结，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存在，增长过程就不会中断。虽然，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服务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但城市化仍十分滞后。2019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60.6%，距发达国家平均75-80%的水平尚有距离。按照过去十年的经验数据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按照这个速度，中国可维持15年以上的较高增长。同时，我们注意到半城市化的问题。在现有的城市人口中，仅有2/3是常住居民，其他1/3是农民工，涉及人口为2.8亿。从收入和消费情况来看，农民工家庭收入70%来自城市，其中50%是务工收入，还有20%是城市转移收入，比如种子补贴、化肥补贴等。城市收入超过70%，但是在城市的消费可能只有30%。中间的差额基本用在了宅基地上住房的修建。因此，农民形成了有宅基地的住房财产，但没有就业机会，还要出来打工，形成了有财产，但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如果农民工市民化，辅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尤其是宅基地改革使农民工不仅有务工收入，而且有财产性收入，可以释放巨大的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是要素配置中最核心的问题，成为“十四五”期间市场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和重要环节。中国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与全球化密不可分，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中国经济深深嵌入全球产业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亚太地区中国已签署RCEP，并积极推动日韩的自贸区谈判，而且也提出对加入CPTPP持开放态度；在欧洲地区，中欧已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这些都成为中国通过规则等制度性开放的新起点。其中，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又成为重点。于是，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一样，需要通过新的开放培养服务产业竞争力，而粤港澳大湾区、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和海南自贸港建设等新的试验田尤其值得关注。在2020年6月1日颁布的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将海南自贸港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将海南打造成“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使海南成为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前沿地带”。海南自贸港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对外开放的风向标。中国将以新的姿态进行新的开放，以新的姿态拥抱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