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啊，军统雅安组组长徐伯威被刘文辉拉了过去，不仅没有暴露刘和中共的秘密电台，最后徐也跟着起义。关于秘密电台始末可参考邹趣涛著《周恩来亲自做刘文辉工作片断追忆》：1942年4月,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通知我去一趟，说的是有事面告。当我走进小接待室时，先是董必武同志出来握手致，后见周恩来冋忐丛后屋出来坐定就说：“趣涛，你空吗？有个重要事情，打算请你亲自赴雅安一行怎样？我答应说：“只要是完成使命，再不空也当抽空，就请明白交代吧！”周恩来笑容可掬地说：“我们请准党中央草拟了八路军与二十四军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现由我念给你听，不必记录，让你牢牢默记在大脑里。尽快到雅安，念给刘文辉先生听，可同意他用纸录写全文，加深印象，至少将精神要点，复习记牢以后，当场焚毁，以免意外。今后就根据这十二条，双方都要履行条约义务。”我接受这任务后，即乘机飞到成都，再搭上二十四军驻守在蓉、雅道上的毛国懋团部的小轿车去到雅安，很快会见了刘文辉。按照周嘱，进行转告，如法办理。当时刘取出一张白纸，郑重其事地提着毛笔，以他爱好的颜体行书，将我口念协定全文，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并凝神静气，反复默读熟记后，就擦燃一根火柴，将这十二条协定，烧成灰烬，抛入一个盛水的茶杯中。还要我带个口信回重庆给周恩来说：“决定遵守协定行事！”我那时20岁年富力强，记忆力也不错。现在算来，事隔50多年，早已回忆不全了,大致有：（一）两军合作抗战到底；（二）设立电台，互通情报；（三）不在刘的部队发展屮共组织；（四）联合抗蒋吞并,互相支援……等项。为了履行与刘文辉抗战合作协定的第二条，1942年6月，周恩来冋志就报经党中央同意，派出王少春赴雅安没立秘密电台，开始直接联系。可是不久，联络呼号发生了故障。周恩来又一次通知我去曾家岩50号，将写有重新编定的电台呼号的字条，装在个很小的“红灵丹”药瓶内，面交给我，让我亲自送到雅安去。并叮咛说：“事关重要！路上万一出意外，只有连同红灵丹药面起吞服掉！”我感受到这是对我极大的信任，点头说了一声“好的！”以让他放心，让党放心！考虑到安全，我约起爱人李成超同行，将红灵丹缝入她的贴身内衫小包中。同青年党的《新中国日报》编辑张ⅹⅹ等数人一道搭乘汽车，于次日平安抵蓉，随即乘上熟人轿车，顺利到达雅安。我前往王少春住处，将电台呼号当面交付。王满口安徽话，一身粗布衫，活象个普通老百姓，十分平易近人，在他们的屋前空地，还搭了瓜棚，种了蔬菜，仿佛带来延安风韵。我立时感到亲切，尤其是顺利完成任务，卸去重担，一身轻快。然后去看刘文辉，汇报了情况。他高兴地说：“短期电台不通，我几乎成了盲人聋子，外间战况政情无从得知，深感信息不灵通，对待处理一些事，无所适从而焦虑。”的确，这电台一建立，直到西康解放，长达八年之久，不但使刘文辉本人每天都能直接受到中共中央方针政策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捷报的教育鼓舞，同时王少春又把刘的动态和川康的情况及时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使刘容易得到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帮助，少错足步，直至最后毅然起义。正如解放后贺龙同志在川康两省军师将领起义祝贺会上指出的那样：“川康将领的起义,政治上的影响，大于军事上的影响。”刘同中共在雅安建立秘密电台的事，自然瞒不过戴笠的眼睛，不过刘最终搞定军统，化险为夷。徐伯威在《“军统”在雅安侦破共产党电台始末》中记录：我只好去找刘文辉，对他说：“戴先生直接打了个电报给我，说重庆方面的共产党电台正在连续呼唤雅安方面的共产党电台，命我立即查明具复。”我想借此观察一下刘的表情，他却一点表情也没有。但我从他的眼神凝视着他自己的脚下，知道他是注意听了的，只是装作没听见一样。我只好又说：“重庆共产党的电台正在呼唤雅安共产党的电台！”刘文辉若无其事，漫不经心地说：“这不知道。”又是毫无所获，我只能拖延不报。好在戴笠也未再追问。……军统川康区接二连三地催我查复，我三次去找刘文辉，他都只有一句话：“不准乱搞！你要给我负责！”……罗国熙第二次是化装成探亲访友的，带了一名浙江口音的特务同去。因为他上次听见那独院内的人说话是江浙口音和湖北口音。罗国熙说：“这两家人肯定是共产党的重要机关，电台是它的附属品。出来答对的有一个中年人、两个青年人，都是老练谨慎的。尽管我们被他们应付得无法深入而一无所获，但却可以由此看出这两家人实在不简单，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沦陷区逃难出来的人，他们并不是一家人。我们在外边说话时，房内分明还有人在，却连人影也看不到，完全是共产党机关的严肃味儿。左邻右舍的人说有二十四军的军官在内中的家出入。肯定是刘文辉掩护的共产党的重要机关！并且附近驻有一连部队，显然是保护这两家人！”于是根据这些情况,拟了份由罗国熙、丁国保和我三人具名回复戴笠的电文。我立刻照抄一份飞报刘文辉，他勃然大怒地坚决不准我报出去。我只好压下来不报。罗国熙、丁国保三番五次来催问有无回电，川康区也两次追问我侦察结果！我多次找刘，他都是斩钉截铁的一句话：“不准报！”我迫不得已时说：“我不报他们还是要报！”刘说：“他们（指军统）的规矩我懂，要以秘密机关的情报为主，你不报就没事，你报了就成了真的了，总之你不准报！”……可能是罗国熙，也可能还有丁国保把侦察到的情况直接报上去了，戴笠和川康区一再严厉责令要我限期查明具复！我几次去找刘文辉，说军统要追究我的罪责！刘说：“不要管他的！你出了拐（四川方言，即“差错”）到我这儿来！”就这样一直闹到1943年夏天，戴笠下令通缉我，要杀我。我被通缉后，便投靠了刘文辉、邓锡侯。直到1949年12月，我在彭县跟随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黄隐起义时，又协同黄慕颜组织“川西民众武装指挥部”，发动川西地区各县的袍哥土匪投向解放军。对于粉碎蒋帮“反共救国军”的队伍起了一定作用，也为我参加起义后做瓦解川西匪特暴乱的工作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