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经济滞胀：美国很有经验经济滞胀可以解释为，经济发展停滞，但又伴随着通货膨胀。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是不应该出现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存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推崇自由的市场经济，政府不干预经济，只提供基本的国防、维护公共秩序等服务。这种情况下，经济会出现繁荣，危机，萧条，复苏，再到繁荣循环交替。经济复苏时，资本家见有利可图，纷纷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但因贫富分化越来越加剧，富人的购买力增加有限，穷人没有钱进行有效需求消费，因此，会导致供大于求现象越来越加剧，直到出现信心崩溃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中，自由市场政府不救助，一大批僵尸企业被消灭，因此导致很多低质量的供应被消灭，经济进入萧条阶段。随着供需逐渐平衡，这时经济开始慢慢复苏，资本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投资扩张，开始了新一轮的周期循环。而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上述经济循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凯恩斯主义提倡政府大力干预经济，并对国民提供各种福利，以提高总有效需求，减缓经济周期的波动。凯恩斯主义最典型的代表是上世纪初的美国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把美国从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后来，凯恩斯主义被世界各国普遍采用。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设想，政府干预经济是可以平滑经济波动的。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政府干预经济很容易，花钱就是，没钱大不了就发行国债借钱。政府既繁荣了经济，又给国民提供高福利，获得支持，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当经济恢复后，要想退出刺激政策就难了。因此导致各国国债规模越来越大。 也因为没有经济危机的充分打击，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僵尸企业与不思进取的躺着吃高福利的底层民众不劳而获，造成了越来越多的资源浪费与低效率，也就造成了社会上钱很多，但是有效供给却不足的现象，也就是经济停滞现象。要想治理经济停滞现象，必须靠大力加息以及收紧货币供应，以及减少对国民的各种高福利，并且减少政府自身的各种支出，让那些先进生产力得到充分的资源供给。美国在1970年代也进入了经济滞胀阶段，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大幅连续加息甚至到了年息20%以上才逐步消除了经济滞胀，让美国进入了新一轮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等先进生产力主导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美国最近的滞胀就发生在疫情期间，疫情期间供应链中断等原因导致生产停滞、商品不足，同时政府发放大量补贴刺激了需求。过多的货币追逐不足的商品导致严重通胀。通胀持续时间长，进而引发了工资推动的通胀（物价上涨迫使劳动者要求更高的工资，而工资上涨又导致生产成本变高推高物价，形成工资-物价螺旋）。企业因为成本高产抑制了生产，消费者因为物价高抑制了消费。滞胀就出现了。 02 中国有没通货膨胀？5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282.05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增速比上月末低0.8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5个百分点。CPI、PPI 同比涨幅或降幅M2 一直在增加，只是表示货币扩张，但不见得会推高通胀。CPI 也不能表明通胀还是通缩，它只能表示我们生活成本的涨幅。通胀环境下，生产、消费、投资、都在扩张，经济步入正循环。在通胀周期，债务压力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小。当遇到“要不要提前还房贷？”这样的问题时，如果接下来持续通胀环境，就不用提前还；反之，越早还越好。因为通胀赚钱容易，通缩赚钱难。通缩周期就刚好相反。当你把钱还给银行时，你的负债消失了，银行那边对应的资产也就消失了，这称之为“资产负债表收缩”。通缩情况下，物价下跌。通缩的时候，市场需要流动性，需要大家去消费，去投资。但个体出于自私和理性，会选择苟住，既不消费也不投资。这个时候，个体理性和集体利益是相悖的，也就是囚徒困境。所以，指望市场的力量，是走不出通缩的。历史上美国20实际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前车之鉴。大萧条之后，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就成了主流。通缩 = 总需求不足总需求 = 消费 + 投资 + 净出口 + 政府购买（GDP = C+ I + NX + G）老百姓不消费不投资，国外需求又走衰的情况下怎么办？必须增加政府购买（政府通过举债，扩大消费和投资），才能提振市场需求，注入流动性。这叫逆周期调节。所有的政府都喜欢通胀，不喜欢通缩，而且他们还有手段拉起通胀。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中，大家在资产泡沫高峰时期，背了很多债。泡沫破灭后，吓到了，纷纷选择节衣缩食，提前还贷，且不愿意再借钱。我们国家目前的状况和这个有点类似。但是你不能简单定论为中国当前是通胀还是通缩：有时候，资产通胀，消费通缩有时候，大宗商品和原材料涨价，带动消费通胀，但由于货币流动性收缩，导致资产通缩。美国目前就是这种情况：消费品涨价，房子却在降价有时候，上层通胀，底层通缩。比如豪宅价格一路走高、奢侈品商店前排长队，但刚需上车房卖不出去，路边小店生意惨淡，商铺倒闭。当打工人收入减少或者负债太高时（目前是后者），不足以消费掉生产出来的商品时，生产过剩，资本端开始裁员，打工者收入进一步减少，消费减少，形成恶性循环。那么国家该怎么做呢？那么，中国目前到底哪些是通胀，哪些是通缩呢？先看一个例子：假设你从银行借出100万。那这100万是你的负债；同时，这100万+利息在银行的账本上，被记录为资产；你再拿这100w去投资或消费，相当于市场多了100w的流动资金。在负债-资产-货币的金融循环中，财富分配的方式，就是使债务流向打工人，使货币流向资本家（或高官），金融资本再把货币沉淀为私有化的资产，这里的资产不仅仅是房子、股票、债券、信托啥的，还有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等）。什么时候消费通胀？我国是生产大国，产能过剩。三年疫情消耗掉了底层积蓄，中层的购买力又被房贷锁死，顶层的消费不仅有限，而且大部分贡献给了国外，比如购买进口商品，海外教育、海外置业等等。所以，我国的消费能力是不足的，一旦国外需求下降，很容易就会消费通缩。什么时候资产通胀？只要居民信贷在扩张，就可以理解为资产通胀。居民债务不同于政府债务，前者必须要以可交易的资产为抵押物的，所以居民债务扩张，一定是和资产扩张同时发生的。所以，如果居民中长期贷款还能继续往上加，房价就还能涨。居民贷款的增加，一方面看居民的负债能力；二看居民的负债意愿，如果没有稳定收入或者收入增加幅度不及利息，居民不大愿意继续负债。财富分化有没进一步加剧？货币的扩张不见得会推高通胀，还取决于货币有没流通以及流通速度。费雪公式：MV = PTM 是货币量，V 是货币流动速度，P 是价格，T 是产量。在 PT 不变时，M 增加，意味着 V 在降低。货币流速才是经济繁荣的真正表征。03 中国的货币有没有超发？一想到过去十几年放假上涨，猪肉上找，资产价格泡沫。。。，大家都认为是“货币超发”或者是“打水漫灌”。衡量货币是否“超发”，最重要、或者说唯一重要的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率。过去10年，中国通货膨胀率常年徘徊在2-3%之间，尤其是最近3年，通货膨胀率已经持续在1%以下的极低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没有货币超发。虽然我国 M2 增速很快，甚至超过了 GDP 增速，但是 M2 只是衡量货币一个口径而已，与各国的金融结构密切相关，不能直接等价于宏观经济中的货币。M0就是居民和企业、政府机关、社会组织等各个单位手中的现金（刨除银行的库存现金）。M1就是M0再加上活期存款，这是能随时取现的钱。M2就是M1再加上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居民储蓄存款以及其他存款（流通中现金加上居民，企业，政府各个部门的各类存款）。我们也不能拿中国的 M2 和美国的 M2 对比，这两个国家的 M2 统计口径都有很大差别。过去中国的M2高增速，是中国经济货币化的结果，更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居民财富增长的结果，而不是“货币超发”。04 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前景没有中央政府财政帮助，标准的隐形的地方债，偿债压力就很难偿还利息。但是一旦债务累计和GDP增幅失衡，借新债还旧债的玩法就玩不转了呀。企业层面，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只有降价打价格战，比如年初的汽车价格战，比如房企很想降价销售，但是当地政府不让降价，企业利润下降必然会降薪裁员，失业会显著增加，新招年轻员工会减少。从侧面可以看到问题严重，一是美团多个城市满额，二是滴滴多个城市出现满员预警，三是打螺丝工价在下调，四是头部房企在明显裁员，五是互联网大厂裁员，六是设计院裁员。这代表的是技术企业，低端制造企业都在裁员，失业人口涌向连美团，滴滴这样的工作都难找到了。这一回往年最大的不同是，经济没有了新的增长点，过去20年里，08,16年再难，互联网企业都是蓬勃发展的，今年互联网企业也已经到头。没有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能搞存量博弈，也只能搞价格战，会非常残酷。个人层面，大量民众负债，居民债务杠杆太高，远超60%的警戒线。现在实体经济是过剩的，而不是不足的，是不缺资本，只缺消费的。你生产出来的东西销售不完，你还想着扩大生产继续生产？现在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大量生产出来的房子，汽车，工业品卖不出去，而不是生产不出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只能依靠服务业。前两年，国家整顿教培行业，导致几百万人失业。现在的失业重灾区是房地产、部分 IT 和部分外贸企业。失业扩散是需要时间的，经济困难扩散也是需要时间的。绝大部分行业都有上下游和终端需求。如果终端需求受到削弱，那么上游企业早晚也会裁员破产，多米诺骨牌推倒需要时间。有人说房价跌回去不就行了？如果房价暴跌，成交会极度清零，从而导致钢材、建材、家具、家电、运输等全部大幅度断崖式下跌，那个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会失业了。有人说印票子行么？印钱得靠国家信用，如果货币滥发，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90年代俄罗斯解体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全社会债务太高，那么初期就是用新债务去延缓这个局面，到了后期发行了天量的贷款货币，到最终俄罗斯外债全部违约，这没什么大不了，不过成了国际老赖嘛。但是内部用新卢布替代老卢布，换算币值是1:1万。当时俄罗斯经济混乱到，中国东北边境送点日用品，可以直接换来坦克甚至飞机的情况。经济上美元计价的俄罗斯GDP大幅度衰退，民众日子过的极其极难，大量男人酗酒不到40岁就死了，女人全世界当妓女。这就是当年俄罗斯债务爆炸后的惨像。货币政策完全失效。国民党金融券也是类似的情况。如果货币再多发一点，控制火候，也就是央行持续降息，市场资金是多了，但上一节说过了，钱流通不起来，还是不行。有人说棚改2.0行不行？这会导致房价立即朝上，但是治标不治本，只不过是对一个患癌症的人进一步化疗而已，只会稍稍延迟死亡来临的日子。有人说土地兼并行不行？放开土地买卖，让大资本进入农村土地形成大庄园格局。农民拿到土地后实行货币化安置，可以到城市买房，农村土地多，这招可以缓解10年以上甚至20年。但是，如果中国开放土地买卖，农民失去生产资料，大规模进入城市，必然要实行食物银行以及底层消费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看看美国的街头流浪汉和贫民窟）。05 决策者接下来会如何应对？居民可以借钱买房、借钱买车，可以借新债还旧债；地方政府也可以这样做，甚至国家也能发信用债券。只要收入或者 GDP 产生的税收能还借款利息就可以了。但是，一旦国家收入还不了利息，那么问题可就大了。要么发展科技，提高 GDP，就可以增发贷款了；要么节衣缩食，降低居民消费，地方政府也一起过一段苦日子，用我们这一代人二十年的辛苦努力去消化债务，挺过衰退周期；要么中央政府继续发更多的债或者直接宣布外债违约；美国是靠第一种，日本和香港是靠第二种，俄罗斯和国民政府是靠第三种。我们会靠哪一种呢？本文参考了多位知乎大佬的观点，在此表示感谢！关注公号：那儿有一束光，留言加量化学习群}

在朝鲜战争六十周年之际，可以说媒体和研究者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对朝鲜战争历史过程本身的回顾，而对于朝鲜战争的长期影响关注不足。即便是关注朝鲜战争影响的，也大多着眼于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方面的影响，而较少研究其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意义。至于分析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在战场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带来了何种长期后果，这种后果又是如何改变了全球格局的，则少之又少。实际上，朝鲜战争就战场范围而言，可能只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其影响所及，却远非“局部战争”所能概括。甚至可以并不夸张地说，朝鲜战争的影响范围不但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更通过影响美国金融体系进而改变了世界经济大格局，甚至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与这种后果有不可忽略的关联。没有朝鲜战争，很可能就没有三十年后中国经济起飞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也就没有今天中国在世界上与美国被并列为“G2”的经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不应该被看作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事件，而是应该看作朝鲜战争以来六十年一以贯之的过程。这个过程今天实际上依然在继续，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塑造未来。抗美援朝时群众游行当我们站在六十年一甲子的中国传统时空观意义上的循环之际回首这场“立国之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应该看到它对整个六十年历史时空的意义，甚至更长远的历史与未来。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成型朝鲜战争之前的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传统国家与现代主权国家的区别可以理解为：现代主权国家在属地意义上能够明确其边界线，并在边界线范围内只有唯一主权；在属人意义上能够明确居民的国籍，并拥有对国民的最高司法权，而传统国家则不具有这两种属性。典型的传统国家如清代中国，存在属地和属人双重意义上主权随着与首都距离渐远而递减的状况，导致帝国存在广大的外围地区。在外围地区的边缘地带，国家没有明确边界，居民与国家间也只是疏散的藩属关系或羁縻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同时隶属于清国和别的国家，而事实上与两个国家都只有松散的联系。打个比方的话，传统国家就像水面上的涟漪，具有一圈一圈向外扩散的“形状”，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叠地区，可以像两圈相遇的涟漪一样存在“波形叠加”——这也是无休止的冲突与战乱之源。而现代国家则是一个边界线明确的图形，两个国家之间不允许存在边界线交叠。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出现了多次构建现代国家的努力，但到朝鲜战争之前，都由于版图破碎而未能确立唯一主权，至于明确边界线则更无现实可能性——就连边境地区的系统勘测都做不到。不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地区，在殖民时代的世界体系中就意味着领土可以被分割，法权可以被割裂，并且无法拥有完整的对外主权，实际上十九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国长期处在这种状况之下。朝鲜战争的最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的确立。历史上，朝鲜半岛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在朝鲜李朝和中国明清两朝，作为传统国家的双方在交界地区的属地和属人管理上存在过前述的“波形叠加”情况，如在现今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十九世纪中晚期曾有大量朝鲜平民渡过图们江到中国东北地区开荒，这就是今天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源头。朝鲜李朝当时也曾事实上出于传统国家属人管理的因素派官员向这些朝鲜族平民征税。在传统国家体系中，这些朝鲜族居民向中国纳税和向朝鲜李朝官员纳税是可以并存的，至于他们的国籍，在传统国家体系中是个“没有相关部门去管”的问题。朝鲜战争后，中朝边界的确立才具有了现代主权国家框架的意义，中国能够在清晰的边界范围内确立唯一领土主权，并确定领土内居民的国籍。朝鲜战争的另一大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线外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非大韩民国，这种区别甚至具有决定中国发展路径的根本意义。从地理上说，朝鲜半岛可以构成一块外来入侵力量进入中国的跳板。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就是从朝鲜半岛进入辽西走廊形成直逼京师之势的。甲午战争导致中国旅顺大屠杀和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惨痛后果，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侵略势力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在中国宣告灭亡。而这一惨痛历史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才过去不到五年，相信这不能不构成中国做出参战决定的主要考量之一。从海上区域来看的话，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中国的海防前沿线就在山东威海到朝鲜梦金浦里地区（角状突出）一带，这样三八线以北的黄海海域大部分就位于这条海防前沿线内侧。而如果没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的话，中国海防前沿线就只能在山东烟台到辽宁旅顺一线，这样辽东半岛东侧从鸭绿江入海口到大连金州的海岸线完全暴露于美军炮口之下，三八线以北的黄海海域也会完全落入美军控制中。果真如此的话，2010年的美韩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就完全可能在这里进行，而这一带海域正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丧失制海权的大东沟海战所在。以朝鲜战争为发端，中国的陆上和海上边界逐步开始成型（尽管这一过程时至今日并未完成），中国第一次具有了现代主权国家的基本要素。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工业基础集中在东北地区，尤以长春—沈阳—大连一带密集。东北的工业体系是日本在伪满洲国时期所建，1932年8月，日本曾公布《满洲经济统制根本策案》，提出“日满经济一体化”，把伪满洲国当作日本本土来建设。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东北工业规模已超过日本本土，拥有包括冶金、矿业、飞机、机车和汽车制造、造船、纺织、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工业部门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据统计，1943年时，伪满洲国部分产品产量占全中国（含伪满洲国在内）比例为：煤49.4%，生铁87.7%，钢材93%，电93.3%，硫酸69%，水泥66%，机械95%。东北铁路里程1945年达到11479公里，而中国1949年铁路总里程为22000公里。可以说，没有朝鲜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这一点，只要看到时至今日韩国民间仍有所谓“间岛地区”（中国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主权属于韩国的叫嚣就不难明白。而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就没有朝鲜战争后中国工业体系的大规模发展。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东北地区安全的外在威胁解除，“一五”计划有了全面展开的条件，以东北地区由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实际完成146个）为核心，中国开始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正是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使中国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的首选目的地，造就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经济起飞。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往转移的原因，也是与朝鲜战争的后果密不可分的。从两霸超强格局到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二战后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两霸超强格局，但朝鲜战争的结果却造成中国逐步崛起为美苏阵营之外的另一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雅尔塔体系的历史轨迹，并最终使得美国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华态度从对抗转为合作。发轫于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的近现代国际政治的核心规则是结盟关系：拥有强大武力的大国通过安全承诺组成以自己为主导的同盟并与外部同盟对抗，被纳入同盟的国家会丧失一部分国家安全方面的自主决定权，并有可能丧失经济自主甚至政治自主。二战前主导世界格局的主要是拥有最大规模殖民体系的英法等欧洲国家，二战后美苏崛起为新的主导者，以这两个超级大国为缔结盟约的核心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两大阵营都在力图把更多的区域纳入自己的同盟体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并没有改变中国只能被大国纳入同盟体系的命运。当时的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二战前亚太区域的霸权国家是日本。二战后日本被打败了，亚太区域形成“权力真空”，新崛起的全球霸权国家美苏在这个权力真空角力，谁也排挤不掉谁，所以形式上就由当时的中华民国“填空”，以造成“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没有大面积的责任真空地带的表象。而朝鲜战争中国把美国打退到了三八线以南却改变了全球只能由美苏两国主导的格局。因为战场上的事实等于宣告了世界体系中的“弱小国家”也能把作为盟主的大国打得头破血流，这实际上是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被主导”国家第一场（也是迄今为止最大一场）对主导大国的大规模造反。这无疑极大鼓舞了全球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对殖民秩序的反抗，促进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结盟关系划分之外，产生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关系”新格局。对于美国而言，朝鲜战争成了一枚不得不强吞的苦果。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总结朝鲜战争对美国的意味时认为：“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最显著的一面，并不是战争拖延不决造成的纷扰不安，而是美国（对战争结果）竟然容忍接纳。”中国成了美国阵营打不败的对手，只好勉强容忍。而对于前苏联而言，中国的胜利也并非利好，在确认中国不可能像东欧一样被纳入苏联的同盟体系之后，中苏关系急转直下。这样，中国实际上成了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而在拥有了原子弹之后，中国成了国际格局中事实上的大国。大国间的和平来自武力的均衡，这是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二战后拥有核武器成了大国身份的标志。由于朝鲜战争过程中美国在战场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促使中国下定决心发展核武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原子弹试爆成功，大国地位由此奠定。核武器的制造成功实际上意味着其背后的工业体系已相当完备并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具有一流的技术能力。核武器的制造本质上是对基本粒子运动过程控制的工程实现，而其外围又包括铀矿勘查与提炼、系统工程组织实施、投送能力等相关环节的建设。因此核武器的制造必须以基础物理、控制论、电子工程、航空工程等多个能够决定国家工业基础实力的领域达到相当水平为前提，而这些领域涵盖了二战期间才发展起来的新科技的大部分环节。这些新科技实际上也是西方战后通过“新科技革命”实现经济发展的源泉。远程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等工业成果说明，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达到了能制造世界上大多数种类工业产品的水平，具备了大国应有的工业实力，也为日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深陷泥淖：政治上，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给白宫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外交同样由于越战不利，欧洲盟友们对美国是否有能力承担领袖责任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而在与“勃列日涅夫主义”争夺中东过程中局面弄到连石油安全都危若累卵则更加深了盟友们的疑虑。经济上，1968年3月爆发的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到1970年资本账户恶化到警戒线以下，1971年贸易收支时隔三十年首次出现赤字，官方结算账户赤字达到300亿美元，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超过了六十年代累计的逆差，资本大量外逃，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于当年8月15日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美国内外交困的状况下，朝鲜战争实际上最大的输家前苏联这一时期却在冷战中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决定尝试与在朝鲜无法打败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商定了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之事。这一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这虽然与美国有一定关系，但更是与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的“第三种选择”分不开的。从1971年中美接触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中国实际上处在一种预备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的过程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际经济形势也使西方世界对制造业转移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而这种国际经济形势的出现，究其原因，又是与朝鲜战争紧密相关的。从改变美国金融规则到重构全球经济秩序朝鲜战争的经费问题直接导致了1951年3月美国《财政部—联储协定》出台，美联储由此获得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地位，这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根本性改变，也注定了当时初创成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命运，其后果是全球货币金融秩序乃至经济秩序的重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至今日，其深远影响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日益扩大。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财政部手中尚有大量二战期间为筹措战争资金而发行的战争公债尚未偿清，为了尽量少还钱，这些公债的利率被固定在2.5%的低水平。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战争筹款措施出台。195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战时税收法案，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范围从21%提高到90%，公司所得税边际税率范围从38%提高到45%。不过增加的税收并不足够战争开销。美国财政部不得不采取了大量举债措施，不过这些债券大部分都卖给了美联储，这就给美联储造成了巨大的货币贬值压力。《剑桥美国经济史》数据显示，从1950年6月到1954年6月，美国政府的总债务增加了139亿美元。139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按照2010年10月13日纽约黄金期货交易价格为每盎司1371.95美元折算的话，大约折合5448.60亿美元。相比之下，2003-2008年，美国在伊拉克投入的费用大约为4920亿美元。剔除战争税、债务偿还、美元贬值等因素，可以认为美国当年在朝鲜半岛的实际花费与2003年在伊拉克的花费是差不多的。但如果考虑到时隔五十年美国经济总规模的巨大差别，朝鲜战争造成的财政负担是超过伊拉克战争的。本来由于1947—1948年联邦财政出现了预算盈余，美国公众普遍预期政府不会再发行公债了，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改变了。1950年末，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导致了美联储与财政部矛盾的大爆发。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称：“朝鲜战争激化了财政部和联储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战争带来投机繁荣，提高了市场利率，并且再一次意味着如果将政府债券维持在以前的水平，那么必将导致货币存量扩张到联储无法控制的地步；另一方面，战争也带来了严重赤字的可能性，这使得财政部对政府债券市场的状况高度敏感。”经过了长达近半年的激烈争吵，最终，1951年3月，双方达成了《财政部—联储协定》，根据协定，美联储不再承担以钉住价格维持财政部的公债市场的责任，这意味着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而财政部也有了为筹措战争经费而发行更多公债的保障。美联储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规则——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必将无法持续。由于黄金的产量增加速度注定无法赶上可以人为操作的美元数量增长速度，布雷顿森林的体系的瓦解命运在那时便已然注定。《财政部—联储协定》实施后，货币持续大幅增长，1951—1952年美国连续严重通货膨胀。美元膨胀导致的直接后果有三：首先，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这类带给客户的回报率较低的金融机构重要性下降，各类基金和金融公司则获得了大部分资金流，投资机构逐渐取代借贷机构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根据美联储官方统计公报数据：1950年在各类金融机构总资金量中，商业银行占比为50.8%，人寿保险21.1%；1970年，商业银行占比为37.4%，人寿保险14.5%；1990年，商业银行占比为27.0%，人寿保险11.1%。而与之相反，属于基金和金融公司类的机构占比情况为：1950年，合计约15.7%；1970年，合计约32.9%；1990年，合计约52.7%。其次，美元大规模输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逐步取代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不同于英镑秩序的美元秩序建立起来。二战后，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开展，欧洲出现了“美元短缺”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规定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但当时美元的供应量依然受到黄金数量的硬约束，并且美元的国际流通渠道也没有建立起来。而《财政部—联储协定》之后，美元数量的堤坝崩溃了，美元流向海外的渠道却凿通了。据统计，1960年美国只有八家商业银行拥有少量海外分行，但1980年美国的银行则全球开花，仅花旗银行就在93国设有分行。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泛滥造成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规则无法维持，最终造成该体系瓦解。最后，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1949年主要欧洲货币贬值，增强了欧洲出口竞争力。而1950年朝鲜战争却使美国的支出增加，出口下降，进口上升。为了消除逆差，美国持续施行货币扩张政策，但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的结果却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不断加深。同一时期，欧洲、日本的工业体系在对美出口的刺激下不断升级技术、改进管理，而美国的工业体系却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逐渐显得落后。于是逐步形成了一个美国负责“印钞”与金融服务，而欧洲日本负责制造业的体系，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这种大分离的过程中，由于黄金不断从美国流向欧洲及货币供应量与产品增长率不协调等问题，1960—1971年11年中竟爆发了7次“美元危机”，贸易格局的大转型促成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美国把中国拉入国际体系。1973年春，美国无力维持美元兑黄金的比价，宣布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当年10月，中东石油危机爆发。美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与沙特等国达成了“石油只用美元结算”的秘密协议，变相地把美元的基础从黄金变成石油。于是金融业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以石油期货为中心的衍生金融体系逐步发展起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逐步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国已经初步完善了工业基础，而美国经济在金融革命的作用下逐步向“虚拟化”发展。衍生金融的本质是对未来价值评估的数量化、可交易化，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可对类似互联网技术这样具有“高成长性”（当前规模很小，但能够迅速扩张到一个难以确定的规模）的技术定价，这样金融革命一方面促进了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产业的飞速成长，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的“评估”制造出了数量几乎无法约束的美元。在美元的数字几乎可以凭空制造的环境下，“成长性”有限的传统制造业就显得无利可图，迫切需要转移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方。而这一时期的欧洲由于高福利社会和创新的停滞，事实上已接近“增长的极限”。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础条件在于“低价格体系”。所谓“价格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值。而“低价格体系”则是指在一个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经济体内部，由于占总产值大部分比重的商品都是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而形成的包括劳动力在内各种交易价格都比较低的情况。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贸易封锁，中国经济中对外贸易的比重很低，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国内进行，这也客观促成中国的低价格体系形成。由于农业和低端工业占到了产值的绝大部分，因此中国形成了一个低价格体系“池子”。与“池子”外的国际市场相比，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要素价格都要低很多。而中国承接加工制造业所需的要素，并不是低价格体系的基础部分如粮食等，而是在基础部分之上衍生出来的部分如劳动力、原材料，恰恰是这些参与国际分工的部分，与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便宜几倍乃至几十倍。因此，“中国制造”就有了所谓“廉价”优势。随着美欧的制造业逐步向中国转移，世界上第二次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出现了，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全球经济格局形成了“美国系统+中国制造”的当代世界“G2”秩序：中国在美国金融和技术标准安排下为世界制造产品，美国则从金融和技术上加以总体控制。随着华尔街把越来越多原先不能用来交易的物品乃至假想的未来情景货币化、权证化之后进行流通，制造了天量的衍生金融物品。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衍生金融品总价值达到了约600万亿美元之巨，相当于全球GDP的10倍，最终造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当历史的长河又流过六十年的距离来到2010年末的时候，愈演愈烈的“汇率大战”正在上演，究其实质，这其实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制造业移出美欧之后，经济“虚拟化”造成的巨大“山体崩溃”。朝鲜战争改变了二战后世界历史的路径，又制造了变动中的“G2”世界格局，当“汇率大战”终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当前全球价格体系的重整化之后，世界将向何处去？历史的过程是有启发意义的。贾晋京，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塑造现代文明的100本书》（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