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青神的影响

青神位于川西平原西南边缘，东经103041′------ 103059′；北纬29042′30″------29055′33″。青神是古蜀国“后户”，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建政，以崇祀蚕丛氏“青衣而教民农桑，民皆神之”得名。全县地貌以县城为中心，呈盆状结构。岷江由北而南，从中部纵贯全境，东部以龙泉山脉为依靠，山岭连绵起伏，称为“东山”；西部以眉山白马台地为主体，丘陵逶迤相续，称作“西山”。“两山”隔江环峙，形成盆周；中部为岷江、思蒙河冲积平坝，属典型的农业县，全县经济以农业、手工业占主导。

19世纪前，青神一直处于封建统治之下，政治腐败，经济、文化落后，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苦。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青神同全国一样，由封建社会逐步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的青神广大劳苦大众，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状态。长期以来，自然状态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平衡被打破，全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1919年，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导致了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如火山爆发一般开始了，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站在这场运动前列的首先是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

运动后，川内陆续出现了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和刊物。1921年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王右木组织建立了四川第一个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参加的人有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和工人，读书会最多时达百人以上。读书会不仅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而且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四川革命培养了大批骨干，为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地方组织的建立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1922年2月，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推进四川革命运动，王右木在成都高师学生刘先亮和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会员的协助下创办《人声报》。这是四川第一家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它的出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传播到广大的群众之中，更主要的是给四川革命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22年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肖楚女，应恽代英之邀到四川从事革命活动，辗转重庆、万县、成都等地，后被进步报纸《新蜀报》聘为兼职主笔，展开了反帝反封建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宣传活动。与此同时，恽代英、吴玉章等也分别在沪州、重庆等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一大批革命人士的觉醒，为四川建立中共地方组织作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五?四”运动过后，中国共产党诞生。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如春风般在中国这块广阔的大地上逐渐传播开来，革命的火种出现了燎原之势。青神有一部分在成都读书的年轻人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并将之带回家乡加以传播。首先出现的是在知识分子和进步开明人士中传阅有关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报章、杂志并进行讨论。随着国内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高潮的掀起，进步思想得到了迅速传播，青神也出现了地下党组织，暗中形成了一股进步力量，进步分子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曾聿修、帅惠先、吴崇农、段玉章等。这些进步人士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与群众中传播民主意识，为革命的进步力量在青神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思想、组织上的准备。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青神的传播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革命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四川，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团组织，并建立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从1924年底至1927年初，川内反帝爱国运动和工农民主运动波澜起伏持续不断。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川内一批新型知识分子逐步从爱国走向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者和中共地方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组织的奠基人。1922年春，成都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的部分成员建立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经团中央批准，成都团地委正式建立。192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第一个小组——成都独立小组诞生，党员都由成都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化而来。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最高领导机关重庆地委建立，受中共中央委托，领导全省党的组织。在全国、全省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中，青神进步人士也满怀救国救民的热情，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唤起人民的觉醒。

青神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的较量是从两个学会和两所学校对立中表现出来的。最早出现的进步组织是精进学会，保守组织是崇本学会。

1922年冬，县里先后从成都各个高等专门学校毕业回来的帅昌时（惠先）、曾聿修、杨月辉、曾佐廷、涂函引、吴崇农等人，为了进一步在家乡中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组建了精进学会。学会的宗旨是以学习、研究、宣传和实践“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以及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列主义，团结众多的民主力量和敢于献身革命的志士仁人，推动古老而衰朽的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会规规定凡具有进步思想、革命精神者，经会员二人介绍即可取得会员资格。创建初期有会员十余人。精进学会的创立，为新文化及马列主义在青神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为全县思想进步的人士提供了用武之地，是此后一系列革命斗争的领导团体。

1922年，青神保守势力以胡竞嘉为代表，纠结了一伙地主豪绅和保守分子组成了崇本学会。“崇本”二字突出了他们保守的政治倾向，表明了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对抗性。在政治上，崇本学会拥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崇本学会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思想落后保守，代表了地主阶级的思想和利益。

在两个学会基础上，青神出现了两所对立学校。

第三节 党组织的发展基地“精进学校”

一、精进学校的创建和发展

1923年春，帅昌时、曾聿修、吴崇农等从成都专业学校毕业回到青神，并得到开明人士陈凌江、帅正邦、李向阳、彭甫春、韦岫云、段玉章等人的赞助。他们便以“精进学会”的名义，在小南门外关帝庙创办了“青神县私立精进小学校”，首届校长由帅昌时担任，并报请四川省教育厅立案，成为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基地。

学校确立了教学宗旨：使学生具有健康的体魄，掌握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培养民主进步思想、追求真理、憎恨邪恶、勇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向旧世界宣战、精益求精、奋进不已的高尚情操。同时，还鲜明地向师生提出了在教学上应实现“平民化、知识化、科学化、劳动化”。平民化就是要和民众同甘苦，不作人上人，反对世俗中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说法；知识化就是要和愚昧作斗争，不断扩大知识领域，尽可能地掌握更多的知识，以便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科学化就是要相信科学，反对迷信，以真理衡量一切，不盲从；劳动化就是要热爱劳动，通过劳动取得报酬，反对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总之，“精进学校”是革命进步势力传播民主与科学的理论阵地，是先进知识分子宣传救国救民的讲台。在精进学会的基础上成立的精进学校，使青神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道理，对民主与科学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精进小学首批招收了初小一、二、三年级3个班的学生，共计60多人。由于教室不足，有的班在关帝庙内的神位牌下上课。第一学期，除学会会员唐绍禹因担任专职教师，每月领取薪俸10元外，其余的学会会员帅昌时、曾聿修、吴崇农、曾佐廷等都是义务教师，没有领取报酬。学校开学伊始就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青神教育界。教材采用“五.四”运动后新编的新学制小学课本，教师紧跟时代的步伐，以白话文教学；提倡男女平等，实行男女合校，同班学习；倡导良好学风，提倡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大事而学习；反对迷信，反对封建礼教，禁止女生缠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宣扬爱国主义。当年七、八月份，县里观察会考，全县公、私立学校全部参加。精进学校参加会考的10多名学生，无一落榜；考试成绩前十名的学生中，精进学校学生占8名，其中第一名也是精进学校学生。这样优异的成绩对全县学生及其家长震动很大，他们纷纷要求实行教育改革，在教育界推行新型的充满活力的教育方法，但因其四川的新制省署尚未公布施行，故精进学校呈案被省教育厅驳回。

1924年春，精进学校又新招收了一年级新班，学校规模有所扩大，在校学生达100余人。学校再函请青神县教育局转呈立案。不久，奉省署第9370号准令，准予立案。是时，公立模范学校与高等小学已合并为县立小学，公立女子初小与女子私塾已合并为县立女子小学，私立崇本初小已开设高年级，扩大为“私立崇本小学校”。全县办学形式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同年下期，帅昌时接青神县教育局通知，调任县立小学校长。精进学会会员依照本校组织大纲，于9月2日开会，选举吴崇农为校长，并成立了学校董事会，负责筹集经费，监督学校经费开支和处理学校一些重大问题，韦岫云任董事长。随后，经学校报请省教育厅批准，由地方政府每年拨给640元作为办校补助费（当时学校全年开支为4000元左右），规定了征收学费的标准：高小每期不得超过5元，初小每期不得超过3元，不足部份由董事会负责筹募。同时，学校作出关于对贫困学生的学费酌情减免，对品学兼优的学生酌情奖励的规定。

1925年春，精进学校发展到5个年级5个班，在校学生人数急剧增长，学生近200人。开学不久，本县人氏帅昌书在南京东南大学失学回到家乡，到学校给高年级学生上时事课，讲解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新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让师生吸取外界进步思想，给教学注入时代气息。是年，校内开展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活动，组织学生巡察团，利用课余站岗放哨，维持校内纪律，并通过这一活动，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还经常开展文娱活动，排演了《水浒》“闹江州”等文明戏，组织学生上街游行，聚众演讲，揭露“五卅惨案”真象，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抵制日货。同年寒假，帅昌书重返南京继续求学。

1926年春，精进学校增设了六年级，成为具备高、初、小6个班的完全小学，其影响力和声誉已扩展到县外，学生人数达250多人。其中，外县慕名前来就读的学生已达数十人。当时，已有一些学生开始阅读“创造社”等出版的新文化书刊，私下学唱《国际歌》，并流露出向往苏联的思想感情。当年，北伐战争开始，学校配合北伐，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演讲，宣传北伐战争的伟大意义和实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的伟大目标。是年冬，精进学校第一届高小毕业生（王诺夫、吴德让等19人）举行毕业典礼时，全校师生和家长联欢，演出了《广寒宫》、《棠棣之花》等歌舞剧和其它一些有思想性的节目。由于学校办得颇有生气，而且教学质量又高，故深受群众欢迎。青神教育局也不得不承认精进学校的成绩，他们在同年7月10日给四川省教育厅的呈文中称：“查该校确于民国13年由职局呈请准立案。常年经费以征收费为大宗，每次招收新生，一般求学之子不以该校征收学费过重而竞相入学，以致自开办以来，经费虽不堪充裕，开支亦能敷用。况教职员薪俸殊甘淡泊，且有纯尽义务者，均能热心教育，奋勉图功，声誉日隆，成效显著。迭经省视学考查，成绩优良，请奖在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办学艰辛的情况下，精进学校师生共同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主管部门省教育厅的首肯，开创了新型教育的路子。

1927年2月，精进学会会员帅昌时、曾聿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之，他们以精进学校为基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是年，精进学校毕业的学生，部份考入了当时革命思想较浓的成都高师附中，继续接受进步教育。崇本小学毕业的学生，大都考入了当时国家主义派大本营的成都中学和成都联中。在“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帅昌书又回到青神，暑假期间，在成都高师附中读书的王诺夫等人回青神度假，他们发现豪绅杨少翔、胡竞嘉一伙，操纵青神国家主义派的陈善新、胡杰、陈作实等（都是成都联中的学生），纠集崇本校毕业的一些学生，在街上张贴标语，攻击革命者，咒骂宣传革命者是“卢布虫”，感到非常气愤。于是，经过串连，由帅昌时召集精进学校师生中的骨干进行了反击，老师们写标语，王诺夫画漫画，其他同学准备浆糊、刷子，趁深夜上街张贴。随后，精进学校与崇本学校的师生用撕与盖的方法展开了张贴标语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假期结束为止。与此同时，精进学校还常常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反对“国家主义大同盟”，举办文艺会，公开演出《月圆花好》、《可怜的秋香》等节目。不久，帅昌时因事外出，帅昌书到眉山师范校任教。

1928年春，经精进学校董事会研究决定，增办初中一年级一班，并将校名改为“青神县私立精进公学”，规定中学生每人每期交学费10元。增添了教师张硕声、张国安、曾毅志，以及从外地调来的共产党员教师王实成、冯全善等。开学后，学校加强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除在校内通过课堂教学传播革命思想外，还让学生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去，以提高他们的斗争觉悟。是年，在青神的张廷良、张廷骥、肖文灏、邵丛楷等组成国民党青神县党部之后，他们会同豪绅杨少翔及国家主义派的陈善新，趁外地实行白色恐怖之际，在青神掀起了一股反革命浪潮，大肆攻击革命者。针对这一情况，曾聿修召集团务校和精进校的骨干段兆麟、王诺夫等人开会，分析动向，布置反击。他们组织师生上街张贴标语和漫画，并在月咡塘与保守势力派出贴标语的发生冲突。在随后的日子里，斗争愈演愈烈，双方都带上棍棒，遇着就打，一直持续到假期结束。

精进学校自1923年春开办，到1929年度结束，共计7年。先后在校任过课的专职教师、义务教师和半义务教师达50余人，其中有共产党员19人。先后培育学生745人，其中计有初小毕业生7个班315人；高小毕业生4个班160人；初小肄业生4个班135人；高小肄业生1个班45人；初中肄业生2个班90人。学生们在“精进学校”这个革命的摇篮里，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有的经过抚育成为先进分子，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青神精进学校的创办，为青神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和以后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作了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在青神的革命事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精进学校”已成为党组织的发展基地。

二、青神最早的共产党员——帅昌时和曾聿修

1927年2月，帅昌时、曾聿修在成都经刘愿庵、刘亚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青神最早的两名中共党员。

帅昌时（又名慧先），1895年出生，青神县城厢镇东街人。1919年考入成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学习。1921年，毕业回县担任青神乙种农业学校教员，后又到眉山中学担任国文教员。1923年春，帅昌时再次回到家乡青神县，与志趣相投的曾聿修一道，经过多方努力，取得开明人士的赞助，在县城小南门开办私立精进学校。1926年，帅昌时加入国民党（左派），被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委任为青神县党部筹建人。青神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建立后，他积极组织开展以宣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中心的革命活动。由于帅昌时组建国民党（左派）青神县党部工作出色，政治信念坚定，于1927年2月，到成都由刘愿庵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帅昌时入党后，主持中共青神支部的创建工作，曾先后担任中共青神支部书记、中共青神特别支部（特别支部与普通支部相比，在规模、工作任务和隶属关系等方面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以下简称“特支”）书记、国民革命军第二混成旅中共军事特支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等职。1930年3月，在重庆进行革命活动时不幸被捕，次年牺牲于重庆巴县分监，年仅36岁。1981年12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曾聿修（又名纯迟、咏沂），1896年出生，青神县城厢镇大南街人。1923年春，同帅昌时在青神县创办青神县私立精进学校。1927年2月，同帅昌时一道到成都经刘亚雄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聿修入党后，同帅昌时一道参与了中共青神支部的创建工作，帅昌时走后，曾接任中共青神特支书记。1928年春，因青神国民党驻军同县政府逮捕革命分子，曾聿修被迫出川赴沪，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青神解放后，曾聿修回县被选为治安委员会主任，后调任四川省民革秘书长。1959年春病故于成都。

第四节 中共青神地下党支部的建立

20世纪二十年代的四川，盘据各地的军阀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火拼，争城夺地，横征暴敛。当时四川军阀杨森、兰文彬、刘文辉、刘湘、田颂尧、李其柏等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上下勾结，榨取民脂民膏，仅民国17年起至21年就预收粮税到民国37年。在军阀、官僚、土豪等恶势力的重重压迫、重重盘剥下，四川广大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饥寒交迫、哀鸿遍野。就全国形势而言，当时的南京政府蒋介石和武汉政府汪精卫相互勾结，背叛革命，“四?一二”政变后更是背叛“联俄联共”的政策，疯狂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为了继续发展党组织和保护革命力量，在国内形势严峻，反动力量活动猖獗的情况下，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工作，担负起发展组织、团结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职责。

1927年8月，党的“八七”会议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同年9月11—12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正式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结合实际讨论四川的工作方针，作出《政治报告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7个决议案，确定的斗争策略是：第一，尽量破坏军阀之间的妥协，促使军阀战争及早爆发；第二，顺势组织民众，并在领导工农参战时注意夺取武装，以建立工农武装的基础。1932—1935年，根据中央和省委明确提出的要以武装斗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和支援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要求，青神地方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

一、青神地下党组织的发展

1927年，青神的先进知识分子帅昌时、曾聿修、段玉章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开始创建地下党组织，宣传动员、组织农协会。这批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为共产主义思想在全县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保障，为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青神地下党组织的发展首先是在精进学校的教师中开始，继而向精进学会会员中扩展，而后才向乡镇发展。当时，帅昌时将精进学校校长一职让帅伯陶担当，他集中时间和精力组织发展党员。为了方便群众，选择了城厢二村的宋锦成茶馆的小房间作为聚集地，各乡镇来商量、汇报工作的人都在小房间内议事。地下党组织的纪律是极为严密的。党员入党仪式上宣誓一定要遵守党规党纪，献身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在组织上，要严守秘密，要求共产党人一定要做到“钢的组织，铁的纪律”。在组织内部，各党小组只知道本小组的成员，上级的名称、全县有多少同志、上级负责的具体工作、其他党小组的成员都不知道。如果有党的事务需要联络处理，要有关系介绍才能联系。要调动小组成员的工作也得遵照上级的指示，下级成员不能随意选择。这样严明的纪律，主要是为了避免造成大的牺牲，保护革命力量，在当时隐蔽斗争为主的条件下是非常必要的，可以使革命党人保存实力。

二、中共青神特别支部的建立

从1927年夏初青神县最早的党员帅昌时（惠先）、曾聿修等创建青神最早的共产党组织 —— 中共青神党支部，青神就埋下了革命的火种。是年冬，中共青神支部改建为中共青神县特别支部。1928年冬，全县党员发展到40多人。

在青神县城内成立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中，帅昌时首任书记（1927.4－1927年冬），后补书记由曾聿修担任。最早的地下党员有五人：精进学校教师吴崇农（宗周）、张云鹏，县立小学校教师陈子清、张国安、李康民（李孟园、林昌荣）。党支部成立后，组织党员开展活动，举办平民夜校，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道理，领导民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先后组织领导了“驱张运动”、“斗豪绅归还药王会田产”、“反国家主义大同盟”等一系列革命斗争，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充分体现出新兴革命思想的强大活力和生命力。

第五节 党组织领导的群众反捐税斗争

20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四川军阀混战，时局动乱，民心不安，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青神县征收局长范少希勾结贪官污吏，强征苛捐杂税，榨取民脂民膏。他在县长邓少甫的支持下，私自取消税收起征点，并预征粮税20年。官府告示一出，民众哗然，怨声载道，就是一些士绅也因利益受损而愤愤不平。当时群众写下一副对联来表达心中的强烈不满：“火哉神力，土全是骨，犹争据；怪矣人心，地已无皮，尚可凭。”

当范少希搜刮民财的贪婪行径在民众中引起强烈不满的时候，青神党组织审时度势，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群众反捐税情绪高涨，加上有不少士绅的利益也受到损害而表现出强烈不满，是领导群众开展反捐税斗争的好机会，从而决定不失时机地顺应民意，组织发动群众，进行一次公开的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并随即安排党员团员分赴全县城乡，广泛宣传，动员群众。同时，积极鼓动那些爱财如命的士绅，也站出来反对范少希。这种情形既可宣传革命主张也可为民请命，打击贪官污吏。

1927年，青神龙凤乡土豪刘玉廷，卖米经常抬高市价，引起了群众的怨恨。3月21日晚，何光辉等人在徐咡沱召集贫苦农民开会，商量第二天趁赶场在龙凤场街上打刘玉廷，倒他的米。第二天中午，平民夜校学生黄克荣、税世恒等邀约了很多人，在龙凤场丙寅庙门口戏台子下面捶了刘玉廷一顿，倒了他的米。刘玉廷挨打后，跑到街上去闹，黄、税二人又在街上打了他一顿。事后，黄、税二人虽然被县政府抓进了城，但这次打土豪的斗争却使农民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志，打击了土豪的威风。

1928年6月，土烟陆续上市。征收局长范少希为了搜刮民财，中饱私囊，竟置人民生死于不顾，擅自取消了烟税起征点。采取斤两不论，凡烟必税的手法，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其时，上市卖烟者，大都是烟民，只因家徒四壁，青黄不接，不得不将新烟上市廉价出售，以换取点米钱和盐巴钱。在此情况下还课以重税，更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顿时怨声四起。党组织明察时局，因势利导，立即领导人民，开展了一场反捐税斗争。

6月的一个逢场天，反捐税的乡民纷纷进城，人人仇恨满腔，个个怒火万丈。陈子清、兰玉镇等人首先约齐百余人，经川主庙（当时的土烟市）直奔五显庙征收局。到达征收局门口，10名预先选定的各界代表首先进去找范少希讲理，尽诉民众之疾苦，规劝范体恤民情，改弦易辙。然而，范自恃有后台撑腰，态度蛮横，拒绝接受。等候于门口的群众得知情况后，如火浇油，蜂涌而进，揪住范便往外拖。范拼命挣扎，大声呼救。怎奈众怒难敌，他那微弱的声音，早已被愤怒的痛骂声所淹没。

范少希踉踉跄跄，被大家拖到大门口。顿时，这个外强中干的家伙傻了眼，触目之处，人头攒动，拳头挥舞，口号声、怒骂声，此起彼落，震耳欲聋。还没回过神来，范的脑袋已被人们夹板似的固定起来。接着，人们七手八脚，用事先准备好的化妆品，对范进行乔装打扮。有的给他搽口红、涂花脸，有的给他戴勒子，挂耳环。末了，有人觉得还不过瘾，又找来一件花衣给他穿上，找来两把土烟挂在范的脖子上，最后，再给范挂上一串纸银元，意思是，想要钱，变鬼去吧。不一会儿，这个往日不可一世的贪官，变成了一个戏台上丑态百出的小丑。

打扮停当，人们便推拉着丑态的范少希游街示众。走在前面的是精进校的学生，他们手持童子军棒和三角彩旗，威风凛凛。精进校的其他师生和一些士绅，押着垂头丧气的范少希走在中间，城乡各界群众紧跟其后，不少赶场群众也自动加入了游行行列。游行民众逐渐汇成了一千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党组织领导人冯全善、陈子清、张国安等分散于队伍间，带头领呼口号：“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群情激愤，喊声震天。游行队伍穿大街，过小巷，走东街、过西街。中午时分，来到县衙门口，大家冲进衙门，找县长邓少甫评理。这个做贼心虚的家伙，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大家只好撒出县衙门，经西街，折向文林街，最后到了月咡塘广场，才将惊恐失色的范少希丢在地上。范如获大赦，惊惊慌慌地从地上爬起，在众人的唾骂声中，夹住尾巴逃走了。

后来，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范少希这条丧家犬撤了职。青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反贪官污吏斗争的重大胜利。这场斗争，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民，为1929年捣毁团务局和1934年西山起义奠定了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至今，在青神和附近几县人民中间，仍广泛流传着“挽范游行”斗倒贪官的故事。“挽范游行”是青神党组织特别支部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动群众进行的一场反捐税斗争。在揪出了县征收局长范少希游街示众并迫使他倒台后，大长了民众的志气，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的威风。同时，党的影响力已深入民心，共产党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形象在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六节 青神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

精进学校的发展和革命进步势力的壮大，使反动保守势力惊恐万分。特别是在1929年上半年发生的众百姓怒捣团务局事件，更让反动势力受到震慑。

1929年，青神城东街有一个名叫吴成康，外号吴三胖子的劣绅。其人阴险狡诈，心狠手辣，被百姓称作“三害五毒”中的一害 ------ 臭虫。他凭着一副蛇蝎心肠，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发了横财。但他并不满足于经济上的飞黄，还梦想政治上的腾达。他仗着有万贯家财，不惜老本地通过贿赂省府团务委员会中的贪官污吏牟得了青神团务局长职务。接到委任状时，适逢原团务局长外出，未及办理移交手续，早已官迷心窍的吴三胖子，便迫不急待地请了木工，自做了个团务局吊牌，悬挂在东街萧公庙大门口，并登堂行令。吴成康的所作所为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顿时，大街小巷议论纷纷。青神党组织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领导群众开展一次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受曾聿修等的委派，刘幼宗、何光辉、陈子清等分赴各乡，组织发动农民群众和团务人员。同时，多方做工作，争取原团务局长拖延办理移交；还将平日不满吴成康的士绅动员起来，鼓动他们共同到资州二十四军行辕请愿，联名向二十四军军部告状，迫使省府派出调查员，查处吴成康的丑恶行径。

端午节（6月11日）这天，党组织得知省府调查员到青神，立即通知各乡组织民众进城，掀起反吴高潮。中午时分，城隍庙内已集聚500余众，有教师、学生、农民，也有团务人员、城区工商各界人士。有的手握扁担，人们有的舞动小旗，个个义愤填膺，人人同仇敌忾。党组织领导人何光辉作了约一个小时的动员报告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人们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从西街到南街转东街，群情激愤，喊声震天。不一会儿，游行队伍来到萧公庙前，愤怒的人们看见吴成康那个高悬的团务局吊牌后更是火上浇油。大家推开大门，蜂涌而进，欲将吴成康捉拿游街示众。只可惜吴在得知消息后早已悄悄越墙逃跑。但“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庙”，人们将满腔义愤倾泄于团务局的桌椅门窗上，尽其捣毁，最后再将团务局吊牌取下，砸得稀烂，东甩一片西扔一块，方才解恨离去。省府调查员闻讯后，惊慌失措地丢下轿子逃回了成都。

随后，党组织又发动各界人士，联名控告吴成康。国民党省府见他们豢养的这个走狗已臭名昭著，不得不将其撤职。这样，吴三胖子当团务局长的黄粱美梦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斗争粉碎了。

捣毁团务局这场斗争的胜利，既震慑了敌人，动摇了反动派的统治，又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是一场党领导群众反贪官污吏的斗争。

青神人民群众捣毁团务局运动后，城内土豪劣绅便串通县府，竭力制造舆论，指控精进学校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是青神共产党的策源地，教职员中有不少共产党分子在宣传马克思思想，学生中有很多人受其影响，并且这些思想已传播波及到乡村，大有遍及全县之态势。不久，国民党二十四军便派第一师十二旅十九团团长刘元塘率部进驻青神。土豪劣绅采取栽脏陷害的卑鄙手段，事先暗地将几本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塞进精进校中学部的哑玲堆中，然后用诡词报知刘元塘。刘在派兵搜出后，便勒令精进学校停办初中班。

初中班停办后，部份学生被迫转学。但是，有的学校却以精进学校的学生是“洪水”、“猛兽”（指思想不纯）为借口，不予接收。初中二年级学生帅嘉懋到眉中报名时，被拒之门外；王隆生、欧阳东等4人虽凭关系侥幸入学，但也仅仅读了两个星期，便接到校长田光烈转县长沈子才通知，以他们是青神精进校学生为由，勒令其退学回家。

自此以后，青神保守势力更加猖獗，他们大肆向国民党军队控告，说什么青神共产党活动日甚一日，如不加镇压任其横行，恐将来不堪设想；精进学校就是共产党的指挥所，如不取缔，将不知要闹到什么地步。于是，1930年1月26日傍晚，反动保守势力收买了城内东街赌徒、流氓李明光，向驻军团部密报诈称小南门外精进学校内很多共产党人在开会，国民党驻军随即派一连人前往包围搜查。但当时校内除工友蹇志诚一人看守学校外，别无他人，国民党军队便捆绑了蹇志诚，让他带路到各处抓精进校的教师，结果处处扑空，到后来只抓了南街的酒店主人曾纯度、教师陈伯骏之弟陈仰吾和教师曾佐廷。第二天，驻军团部迫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不得不将曾佐廷等4人释放，但因未能抓到教师中的共产党人，他们不甘罢休。于是，驻军团部要求县长黄泽荣饬令青神县各机关法团交出精进校的全体教师。各机关法团的负责人提出要在县长担保教师无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才能接受这一指令。当县长作保后，各机关法团负责人便通知精进学校教师于1930年2月10日到县府开会。这天，前往的有教师陈伯骏、曾佐廷、曾毅志、涂咸引等6人，酒店主人曾纯度和机关法团负责人4、5人。当人到齐后，黄泽荣便令士兵将6名教师和曾纯度一同押到驻军团部看守起来。晚上9时，团长刘元塘一一过审，但却一无所获。次日下午3时，团部又派了几名士兵，将他们押回县府看押，于2月27日上午取保获释。

就在包围精进校抓人的第二天，驻军又将学校所有的桌凳、图书、仪器、标本、刊物、一切教学用具和住校教师的被褥笼帐全部抄没，精进学校随之被查封，部份教师和学会会员被迫逃往外地。

三、宁死不屈的县委书记何光辉烈士

精进学校被关闭后，反动势力对进步势力发起了又一轮进攻，大肆逮捕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中共青神县委首任书记何光辉烈士在斗争中光荣牺牲。

何光辉：（又名何向云）1897年出生于四川省青神县龙凤乡何祠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龙凤乡支部书记，1930年9月任中共青神县委书记。

在何光辉同志的革命历程中，曾经历和组织了多次斗争。1927年3月，何光辉从本县团务校结业后，回到龙凤乡红瓦房以教书为掩护，组织农民协会，同时在莲花、眉山、双流、新津等地传播革命思想。同年，在龙凤场丙寅庙办平民夜校，组织贫苦农民入学，发展党员多达七八十人。由于经费短缺，只能两人共读一本书，合点一盏灯，但学员学习热情颇高。他经常给学员讲解穷人团结起来求解放的道理。每当夜幕降临，学员便唱着：“平民学校好，平民学校好，白天去做活，晚上来上学，节省金钱又不误活，既能写信又能看报，办法真是妙！办法真是妙！”的歌谣，成群结队地到夜校。夜校放学后，何光辉又留下农协会员进行培养教育，研究农会工作，为青神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思想准备，奠定了一定组织基础。

同年4月，何光辉又组织和参与捣毁团务局的运动。

1930年11月上旬，青神党组织为了宣传革命，扩大影响，一夜之间就在龙凤到莲花的路上贴了几百条标语。县府与驻军闻讯大惊，立刻派人侦察。由于龙凤乡团正费仕廷和费学德的告密，敌人很快弄清了情况，确定了要逮捕的人员。11月11日，何光辉获悉自己将要被捕，便把交通员何子云叫到学校吩咐说：“事情不好，必须躲一下。”然后让何子云脱下衣服，用绑腿带子把书籍和文件材料捆在他身上，从江滩儿过河转移，交通员也劝他快走，但他道：“他们拿不到我们证据，我不躲。”11月12日，何光辉在龙凤乡红瓦房学校被捕。第二天，敌人派费学龙等抄了他的家，由于事前有准备，敌人一无所获。

何光辉在狱中刚毅顽强，宁死不屈，对前去探狱的同志和群众说：“你们不要怕，他们没有拿到我任何证据，我没有给他们招认，没有拉扯得有人，快叫上帅士英、何书田、张国安和沈石中他们躲一下。”还反复叮嘱何子云：“学校厕所角下面的墙缝里，还有一些文件，把它拿开。作好处理。”在狱中，驻军团长刘元塘亲自审讯，当刘元塘问他有多少同伙时，何激昂答道：“除了你们，普天下的穷人都是我们的同伙。”敌人得不到丝毫东西，便决定对他下毒手。11月23日，敌人将何光辉押赴城内月咡塘枪杀。临刑前，何光辉面不改色，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枪响之后，敌人还准备开第二枪，这时，何光辉的爱人邵玉珍勇敢地冲进敌人的包围圈，扑在何光辉身上。凶手看见人已被打死，便扬长而去。邵玉珍立即请人将何光辉抬回老家，何尚在微微呼吸，但毕竟伤势严重，回家不一会便停止了呼吸。后来，敌人探得何光辉没有当场打死，怀疑人还活着，埋葬后五六天还去挖坟开棺验尸。目睹群众无不切齿痛恨。

何光辉烈士是我县党史上第一个为人民献身的共产党人。1953年，西龙乡人民政府在何祠堂召开了追悼大会，向烈士家属赠送了“正气长存”光荣匾，并将烈士出生地命名为“光辉村”，烈士的英雄事迹也将永远铭刻在青神人民心中。

伪政府、驻军对地下党员进行了疯狂的搜捕和迫害。张国安、肖一新两人的房子被查封，田土被没收。张国安的爱人陈古云被抓入狱，当时她已怀有身孕，在狱中生下了孩子，受尽折磨。后来，张国安直奔南充，音信全无，肖一新投奔了反动政府在前线被炸弹炸死；沈思忠在队伍中染病而死；罗松在刘元塘队伍中边当兵边做地下工作，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夜间说梦话被军士告发而被捕，光荣牺牲；曹艮山被反动政府捕获后，虽严刑拷打，终没承认，因而被充军到前线当兵，不知所终；李焕廷在农村务农，解放后曾任乡长之职；曹孝生曾任地下党通讯员，解放后在乡公所当过炊事员；曹福元后来变质为反动政府办事，当过团正、乡秘书，解放后经人民政府改造释放，50年代病死；孙培先在1934年被伪乡长肖某送到青神当壮丁，一直在伪政府做事，解放后经改造释放。经过反动政府和驻军的镇压，青神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了，党员疏散。

第七节 中共青神中心县委的建立

1931年夏，省委张郅到青神巡视工作并清理发展组织。1932年下半年，省委调周自维（周孚、周守澄、化名陈希贤）到青神清理恢复组织；派许本达（许天觉、许英、许复兴、许犇、绰号许黄牛）到青神巡视，同时调来毛慈影（女，素清、肃清、素秋，化名陈静霞、李仲华，外号二毛）组建县委。经过半年时间的艰苦工作，于1933年2月重建中共青神县委员会。在新建的县委中，周自维任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分别由刘怀彬、毛慈影担任。

中共青神县委重新组建后，迅速恢复和发展乡村党组织、农协会。1933年12月，全县建有区委2个，党支部22个，有党员86人；另有团支部1个，团员6人，农协会员485人，妇女会员83人，赤卫队员60人，青年会员23人，儿童队员5人。

1934年9月，区委增至5个，党支部增至28个，党员人数增至201人；团员人数增至24人；参加工农兵各种群众组织的人数达1282人（其中眉州区：党支部4个，党员18人，农会会员35人），为发动西山红军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1934年，中共四川省委致嘉定县委信（第一号）指示：“省委决定划分青神县委，由省委直接领导。”省委（第二号）信指示：“划分青神县委，健全嘉定青神县委的组织。”9月，根据省委巡视员赵光先给县委的信和省委指示，建立了中共青神中心县委，并从嘉定中心县委所属划省委直接领导。遵照省委关于“在…青神…等农区中，坚决从农民一切斗争中去发动游击战争与布置地方暴动，创造赤区”的指示精神，具体分析青神的革命形势，特别是西山一带的政治、经济形势，积极组织筹划武装起义。

第八节 青神西山红军武装斗争始末

一、西山红军起义的背景

1934年9月12日，中共青神县委接省委指示“可同嘉定临时县委建立组织的友谊关系”。15日，成立中共青神中心县委，许本达任书记，刘怀彬任组织委员，段兆麟任宣传委员，邱骏管军事，毛慈影负责妇女运动，邹焜望任宣传干事，段玉章任秘书。

当时的中心县委，遵照省委关于“在…青神…等农区中，坚决从农民的一切斗争中去发动游击战争与布置地方暴动，创造赤区”，以及“领导群众斗争，配合红军的行动，击溃国民党的围剿，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四川全省首先胜利”等一系列指示精神，认真分析了青神的革命形势，特别是西山一带（梧凤、土主、桂花等乡）的政治、经济形势：“土地完全集中在二、三地主之手，贫农占全数十分之八……租谷三七成，高利四分五”，农民“阶级仇恨最大，需要直接革命”。中心县委认为武装暴动已有群众基础，决定组织西山一带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接着，中心县委便加紧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号召和发动广大贫苦农民起来革命，扩建农民协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在群众中开展讨论，破仓分粮、消灭土豪劣绅与土地分配等，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为了把赤手空拳的农民武装起来，学会战术要领，一方面大力动员农民筹集资金，打造和购买枪支、手榴弹、马刀等武器；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军事训练。与此同时，委派费清华到新路口一带组织民众，争取当地民团，让他们响应起义。中心县委还将武装起义准备情况及军事暴动计划书面报送省委。11月下旬，省委派团省委宣传部长周亚光到青神巡视工作。此时，青神革命力量已具相当规模，全县参加工会、农会的群众已达1310余人，共有党支部28个，党员183人，团员24人。同时还分别组建了游击队、赤卫队、妇女队、鲜花队、儿童队。

二、青神西山红军的组建

1934年12月，世世代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西山农民，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进入了起义临战前紧张的准备。秘密交通员把中心县委的指示迅速传向各乡各村，各地也秘密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动员大会，有的写标语，有的磨刀，有的擦枪，有的准备棍棒，等待着起义日子的到来。

1934年12月13日，农历冬月初七。天气阴沉寒冷。

夜幕降临，陈祠堂内外紧张繁忙。在邱骏指挥下，几个赤卫队员从屋里搬出两张方桌，用竹杆架成“П”形绑在桌前，挂上标语。左为“打倒土豪”，右为“赤化全川”，正中横幅是“西山红军成立大会”。四面旗帜插在会场左右，大红旗上写着：“苏维埃政府四川青神西山红军起义”；小红旗上还分别写明“第△分队”。形式简单，气氛庄严。三百多赤卫队员陆续汇齐了。

成立大会开始了。许本达、邱骏、段兆麟、毛慈影、游焕章、赵汉生依次坐上主席台，赤卫队员分片站为三个方阵。面对猎猎旌旗，个个神情庄重。妇女们挤在屋檐下，观赏着这一千古盛事，内心充满着新奇和振奋。

许本达站起身来，借着昏暗的月光看了看眼前的阵容，他用浓重的川北口音热情洋溢地宣布：“同志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红军战士了。你们将肩负起打倒贪官污吏、推翻反动政权的神圣使命，将要为建立苏维埃政府而战斗，为穷苦百姓的翻身解放而斗争。你们是光荣的、幸福的。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现在，我代表中共青神中心县委庄严宣布：中国苏维埃四川青神西山红军正式成立了！”

祭旗仪式开始了。邓淑华提来一只大红公鸡，邓锡成执刀，罗青山擎旗，张树荣秉烛，王绍清焚香。刀落之处，血喷如注。

祭旗完毕，邱骏讲话了。他首先宣布了西山红军的领导机构及其人员名单，宣布了红军战士规约。

青神西山红军组织机构如下：

总指挥：许本达 副总指挥：邱骏 军事顾问：段兆麟 宣传委员：毛慈影 大队长：赵汉生

红军大队下设三个分队，各分队由八个小组组成。

第一分队长：王绍清 副队长：邓锡成

小队长：1、王中品 2、马树民 3、丁海云 4、费清华 5、张国俸 6、方永祥 7、费成云 8、王玉凡

第二分队长：罗青山 副队长：肖子州

小队长：1、肖锡成 2、熊银山 3、王瑞章 4、王福廷 5、方连山 6、肖树林 7、马锡贞 8、刘子和

第三分队长：张树荣 副队长：罗凤山

小队长：1、刘学周 2、费学明 3、车锡成 4、罗绍成 5、赵佐成 6、宋甫成 7、费清云 8、李树成

西山红军的规约是：保卫农民一切利益，保守农民武装秘密，走漏农民武装斗争消息者杀。

邱骏接着讲道：“西山红军来自农村，打倒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之后，我们还要去城市打军阀。现在虽然只有三百多人，但我们很快就会发展到成千上万。要翻身求解放，只有当红军。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作为红军战士，我们要始终和农民站在一起，为他们的利益而战，为他们的生存而战。红军历来就是白手起家。从战斗中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是红军特有的本领。别看我们现在手中只有大刀和棍棒，我们很快就会有更多的长枪、短枪，甚至还会有冲锋枪和机关枪。明天晚上，我们将在梧凤起事，首先拿罗明山开刀。大家要勇敢一点，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不起来斗争，我们只能一辈子任人宰割。我们没有任何退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为自己，为家人，为天下所有的穷苦百姓，这种牺牲是值得的，是伟大而光荣的。当年的王小波和李顺，千秋万代之后，人们还在传颂着他们的英名。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我们的牺牲比他们更有价值。预祝我们革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王绍清代表红军战士发言，他说：“我当过私塾先生，做过大米贩子，选择革命的道路，不仅是为了惩办几个恶霸地主。象毛姑娘常说的那样，我们还要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让穷人当家作主。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队伍。作为分队长，我一定不怕牺牲，冲锋在前，为革命立下头功。”

成立大会进行了一个多时辰，毛慈影最后讲话。几天来，她的内心一直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许本达急不可待的要搞暴动，明显带有个人情绪，她上次提到的几个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样草率盲目的暴动，后果是不难预料的。但事已至此，她也无力回天，只得服从大局，设法做些补救工作，尽可能减少暴动的损失。她安排杨凤武在梧凤乡团丁中作好内应，安排王瑞章、毛文登、傅子明等人剪断各乡的电话线；责成冬防队长刘绍轩设法把土主的队伍调开，指派邓锡成反复到罗明山家侦察敌情；并委托王福廷为队伍准备食宿，指示吴学华负责后勤。面对士气高昂的红军战士，毛慈影既受鼓舞，又深感忧虑。但她作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知道自己现在该说些什么。她鼓励大家要勇敢战斗，不怕吃苦；她要求大家要团结一致，听从指挥；她告诫大家要做好保密工作，按约定时间准时汇齐，她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

三、西山红军武装斗争的爆发

12月14日上午，中心县委在土主乡王绍清、王绍东家（同屋住）召开骨干会议，对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进行了详细研究。参加会议的有许本达、刘怀彬、邱骏、段兆麟、毛慈影、王绍清、王绍东、邓锡成、张树荣、周义和、邓锡桢等人。会议由许本达主持。他说明这次起义主要是配合红军行动，牵制敌人，打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趁梧凤乡副乡长、团正罗明山建房宴客的机会，争取多抓几个赴宴的团正、乡长和冬防队长，要求大家拿出勇气来。会议开得十分郑重，并杀鸡祭旗，表示了大家的决心。会后，又派刘怀彬到新路口找费清华，组织武装响应起义（后因新路口封渡，未能过河）；派邓锡成、刘子和、葛洪宁到罗明山家侦察；在起义队伍集结处四面设岗，以防走漏消息。

当天晚上，罗明山家的新房落成，乡长何汇川和附近的土豪劣绅及其远近亲戚，纷纷前来朝贺，庭院内灯火通明，鞭炮频频，豪绅聚集，酒宴正酣。此时，梧、土交界的观音阁河坝上，中共青神中心县委领导的由300余人组成的西山红军队伍，怀着翻身求解放的强烈愿望，举着土枪、斧头、长矛、手榴弹、棍棒等武器，簇拥着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图案和书写“苏维埃政府四川省青神县西山红军”的大红旗帜与第一分队、第二分队、第三分队的三面小红旗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中心县委领导人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这时，侦察员邓锡成赶到，他报告了罗明山家的头轮宴席已经吃过，现在开始坐第二轮。于是，邱骏立即下达出发的命令，起义队伍分兵三路，由红旗引导，向罗明山家飞奔而去。

罗明山的家距离梧凤场乡公所虽然只有4华里，但因他平时作恶多端，时时刻刻无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为了以防万一，何汇川还特意为他派了两个班的冬防丁担任警卫。起义队伍悄悄地将罗明山家包围之后，便迅速分头行动。担负包围任务的在外面将鞭炮点燃，放入煤油桶内，以“机关枪”助威。担负攻击任务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缴了担任守门冬防丁的武器，随即冲进屋里，砍伤了4名企图顽抗的冬防丁，夺得了10支步枪。罗明山吓得躲进内室，被张树荣一把揪了出来，准备押到梧凤场街上去处决。这时，大甲长朱银山连忙上前“圆场”，企图开脱罪责，被周义和飞起一刀砍死。地痞何金海一见杀了朱银山，便急忙上前阻拦道：“弟兄们，有话好说，不要动刀动枪的嘛！”邱骏见了，手起刀落，将何金海斩于人前。杀了这两人后，毛慈影手执钢刀，跳上桌子，作了简短的讲话，说明这次起义主要目的是打倒贪官污吏，打土豪劣绅，铲除不平等的制度。她安抚其他人不要惊慌，要支持起义。可惜的是乡长何汇川吃了第一轮宴席后便回梧凤场去了，侥幸逃脱。冬防队长杨树高走到东岳庙，听见枪声又转回家，刚走到罗家门外警戒处，正碰上刘学周和刘子和在站岗。杨树高举枪便打，一颗子弹从刘学周的耳边飞过，将他的耳朵擦掉一小块，刘子和急忙挥刀砍去，正中杨树高肩膀。王绍清听到枪响，连忙从旁边赶上去，将杨树高一刀结果了性命。接着，起义队伍押着罗明山向梧凤场进发，走到“神刮田”，罗明山死皮赖活地不肯走，并企图伺机逃跑，邱骏怕贻误战机，便指定负责押送的马树明将其就地斩首，弃尸路旁。

起义队伍抵达梧凤场上，受到冬防丁的阻击。邓锡成扔出一颗手留弹，炸伤了一个冬防丁，余者望风而逃。起义队伍乘势攻进梧凤场，砸了乡公所，接着便去捉拿何汇川，只因何从罗明山家回梧凤场后，得知起义的消息，便悄悄地钻进杨家的草堆里躲藏了，因而未被抓获。起义队员们便抄了何汇川的家，将其各种契约帐簿连同乡公所的公文一起烧毁。此时，“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声震撼了梧凤场。

接着，起义队伍又急速向土主场前进，到达土主场后，便分兵两路：一路去攻打乡公所，一路去捉拿土主乡乡长刘耀安和团正刘美成。因镇守乡公所的冬防丁由冬防队队长刘绍轩带出巡夜未归，故乡公所被顺利拿下，缴获步枪两支、电话机一部。由于在罗明山家赴宴的杨永宣抢先跑回土主向刘耀安、刘美成报了信，二刘早已闻讯躲藏起来，未被拿获。起义队伍便抄了他们的家，将其契约帐簿尽行烧毁，标语满街张贴。

尔后，起义队伍火速向夹江新场进击，打算多抓几个乡长和团丁，但因该乡土豪许敬忠家做道场，乡长，团正都到许家送礼去了，因而未被擒获。起义队伍砸了新场乡公所，抄了土豪劣绅郑元周、郑大兴、郑元轩、龚华山、薛如升的家，将其田产契约推于街头当众烧毁，没收了他们的枪支，弹药等武器，并在四处张贴“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宣传标语。

此时，天已将明。中心县委决定：起义队伍中离家近的分散回家隐蔽，起义骨干和离家远的约七、八十人开往新场附近的安子冲王福廷家中休息待命，准备15日夜间攻打青神县城。

当起义队伍攻进梧凤场的时候，在梧凤教书的宋锦成、宋仪殷（二人是青神城里人，曾在罗明山家赴宴）便连夜赶到龙凤乡，向该乡乡长周焜密报，周焜又连夜派人进城向青神县政府报告。县政府即一面用电话与眉山、夹江当局联系，一面指派县精选队队长徐仲容、清共会侦缉吴吉山等率青神县精选队连夜赶往梧凤、土主、桂花、新场，镇压起义农民。同时，在土主场教书的张锡堂（新场人）边抄小路跑到新场乡公所报信，乡公所值班乡丁杨子江闻讯大惊，急欲打电话向夹江县政府报告，但因电话线在起义前已被起义队员王福廷、王瑞章等人割断，无法通话，便急忙跑到许敬忠家向乡长龚纯嘏报告，龚即派甲长黄复兴去茶坊乡公所电告夹江县长罗国钧。罗即派“模范中队”代理中队长何炳荣率所属之张伯勋、萧伯阳、张仲良3个分队分三路向新场合击；命特务队队长宿炳荣率特务队经土主前往梧凤，向国民党二十一军驻眉山教导师二旅范子英告急，范接电后，即令副营长高××率两个连迅速开往新场，配合“围剿”。

三、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

1934年12月15日天明时分，各路反动军警陆续向新场聚集。

青神县徐仲荣、吴吉山带队于拂晓到达梧凤场，侦得起义队伍杀死罗明山后，首经土主至新场即不明踪迹，早饭后遂率队到达土主场驻扎。徐、吴二人同该乡乡长刘耀安、冬防队长刘绍轩等密谋后，即严设岗哨，细密检查，探寻消息。大约11点左右，起义队员罗凤山（即罗蔑匠）擅自外出，被土主冬防队哨兵查获，发现他身上有血迹，并带有子弹和刀带，便把他抓到乡公所捆绑吊打，罗初不招，后来听说要用香火烙背后便贪生怕死，一一招供，还说“要去就赶快去，不然去迟了他们走了又要按住我整”。并主动为反动军警带路。

此时，夹江“模范中队”分队长萧伯阳已带队到土主场与青神精选队联络，并告之起义队伍去向已明。因他们到达新场后，便得到土豪龚华山的密报，获悉了起义队伍的行踪（因为起义队伍抄了龚华山的家，龚怀恨在心，即尾随起义队伍至安子冲王福廷家，待队伍驻扎后方回，故知情），只因范子英的正规军未到，不敢行动。

下午2时左右，各路反动军警约500人，分别由郑子堪、龚华山、薛如升等人带路，气势汹汹地向驻扎在王福廷家的起义队伍扑去。敌军由教导师二旅副营长高××指挥，何炳荣率夹江县模范中队和特务队正面进攻，徐仲容等率青神县精选队攻左，教导师二旅的两个连分别攻右和切断后路，眉山县模范队担任预备队。敌军到达安子冲后，即将起义队伍四面包围。此时，起义队伍正在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突然岗哨飞报发现敌人，情况危急。中心县委立即决定迅速转移，命令起义队伍全力抵抗，从后山突围。但敌人步步紧逼，不断缩小包围圈，最后发起了冲锋。密集的子弹向起义队伍倾来，起义队伍由于人少武器少，在敌人猖狂进攻下，许本达、段兆麟、王绍东、王福廷、丁海云、王中品、王玉凡等7人当场壮烈牺牲，方友生身负重伤。邱骏和毛慈影一起冲在前面，带领队伍突围，终因寡不敌众，与王绍清、宋甫成、罗绍成、李树成、朱龙山、董瑞廷、刘冬林等25人当场被俘。

12月16日晨，敌人开始搜山。身负重伤的方友生不幸被敌人发现，活活被割了头，壮烈牺牲，其时年仅13岁。随后敌人又将许本达、段兆麟、王绍东、丁海云、王福廷、王中品等同志的头颅切下，连同方友生的头一起挑到青神、夹江两县城，悬于城门“示众”；徐泽龙、唐伦等禽兽般的敌人还将烈士心肝挖出，带回青神炒食；并将被俘的25人全部解往夹江关押。当天下午，敌人为了进一步威胁和恐吓民众，竟放火烧了王福廷、王树青的房屋和全部家产。接着，敌人又大举清乡，逮捕了赵汉生、邓锡成、赵永清、萧子州、刘荣华、赵杨氏等及其家属共20多人。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坚强的，骨头是最硬的。敌人将邱骏、毛慈影等人解送夹江，经茶坊时，他们高呼口号，号召人民坚持斗争。在夹江审讯期间，邱、毛二人坚贞不屈，一词不供。敌人无奈，又将他们先押往眉山，后转送成都督署审讯。尽管敌人采取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等手段劝其叛党，但都遭到邱、毛严词驳斥；尽管邱、毛二人在成都狱中受尽各种酷刑，但他们毫不动摇，显示了共产党员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敌人最后决定下毒手。

1935年1月22日，青神县城到处戒备森严，一派恐怖气氛。邱骏、毛慈影、赵汉生告别了狱中难友，沿街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昂首挺胸，大义凛然，走赴刑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党的又一批优秀儿女，在青神县城凤阳门外凉水井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不久，敌人为了进一步恫吓群众，先后残酷地杀害了王绍清、萧子州、邓锡成、刘荣华、赵永清等，并悬头“示众”。赵杨氏、宋甫成被关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至此，西山起义的革命者共被反动派残酷杀害18人之多，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被国民党反动军警血腥镇压下去了。

西山红军武装起义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打击了反动势力，播下了革命火种，孕育了革命力量，扩大了政治影响，在川西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所谓：“西山烽火连天赤，血沃花红遍地开，寄语今日赏花者，勿忘忠骨地下埋。”

青神西山起义失败后，全县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由于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在举行武装斗争的条件不完全具备，特别是群众发动不充分，革命武装力量弱小，地方干部缺乏军事指挥能力和军事斗争经验的情况下，仅凭一股革命热情仓促行事，必然导致失败。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而且长达4年之久，急于“争取苏维埃在中国完全胜利”。1931—1933年，党中央多次致信四川省委，批评省委没有实现路线转变，指出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以中共中央名义派代表到四川督促省委开展“反右倾”斗争，转变工作，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省委先后接受了党中央的批评，提出四川党组织紧急中心任务是“争取苏维埃在全川胜利”。

附：青神县西山红军武装起义死难烈士名录

许本达：射洪县香山乡，30岁，党员，战斗中阵亡。

段兆麟：青神县青城乡，25岁，党员，战斗中阵亡。

邱 骏：井研县城关镇，23岁，党员，战斗中被俘，1935年1月就义。

毛慈影：自贡市卫坪乡，19岁，党员，战斗中被俘，1935年1月就义。

赵汉生：青神县桂花乡，30岁，党员，战斗中被俘，1935年1月就义。

王绍东：现夹江县青州乡，26岁，党员，战斗中阵亡。

王福廷：夹江县新新乡，20岁，党员，战斗中阵亡。

王绍清：现夹江县青州乡，36岁，党员，战斗中被俘，1934年12月就义

邓锡成：现夹江县梧凤乡，37岁，党员，起义失败后，敌人清乡时被捕，1935年1月就义。

肖子州：夹江县新新乡，30岁，党员，起义失败后，敌人清乡时被捕，1934年12月就义。

赵杨氏：青神县桂花乡，30岁，党员，赵汉生之妻，起义失败后与赵汉生同时被捕，判处有期徒刑12年，受尽折磨，1937年死于狱中。

赵永清：青神县西龙乡，22岁，党员，战斗中被俘，1935年1月就义。

刘荣华：现夹江县青州乡，20岁，党员，起义失败后，敌人清乡时被捕，1935年1月就义。

宋甫成：现夹江县青州乡，31岁，党员，战斗中被俘，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

丁海云：现夹江县梧凤乡，32岁，党员，战斗中阵亡。

王玉凡：现夹江县梧凤乡，25岁，党员，战斗中阵亡。

王中品：现夹江县，战斗中阵亡。

方友生：夹江县新新乡，13岁，战斗中负重伤，敌人搜山时割下头颅，壮烈牺牲。

第九节 中共青眉中心县委的建立和党组织的瘫痪与恢复

1934年，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致嘉定县委信（第一号）指示：“省委决定划分青神县委，由省委直接领导。”省委（第二号）信指示：“划分青神县委，健全嘉定青神县委的组织。”9月，省委巡视员赵光先给青神县委的信指出：“你处暂由许同志（根据我过去的意见）组织临时县委，以后再陆续改造县委的领导机关。暂你们可同嘉定临时县委，建立组织的友谊关系。”根据省委指示和省委巡视员的信，于同年9月，中共青神县委（有资料称此后的县委为中心县委）从嘉定中心县委所属划归省委直接领导后，遵照省委关于：“在…青神…等农区中，坚决从农民的一切斗争中去发动游击战争与布置地方暴动，创造赤区”的指示精神，具体分析青神的革命形势，特别是西山一带的政治、经济形势，积极筹划武装起义。11月，县委将武装起义准备情况及军事暴动计划书面报送省委。尚未得到省委批复，即于12月14日发动和领导青神西山300多人举行起义。书记许本达任总指挥，同县委的其他同志一起，率领起义队伍攻下梧凤、土主和新新三个乡公所，搜缴团队的大批枪支弹药，焚烧乡公所的文书档案和土豪劣绅的契约债帐，打击了土豪劣绅，形成了革命声势。次日，青神、眉山、夹江调集军阀部队和地方武装500多人，围剿起义队伍。在激战中，许本达、段兆麟等壮烈牺牲；毛慈影、邱骏等被俘，在狱中受尽酷刑，于次年1月英勇就义。西山起义遭致失败，先后牺牲18人，县委被破坏，青神革命斗争转入低潮。青神西山武装起义，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而失败了，但它是一场震撼川西南的革命风暴；是青神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打碎千年枷锁，翻身解放，配合红军北上抗日的壮举；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中蕴藏的革命热情的一次爆发；是当时中国革命高潮的一个缩影和重要组成部分，将永载史册。青神西山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这个时期的地方党组织也随之被破坏，但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闹翻身、求解放的强烈革命要求，教育和锻炼了干部与群众；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打击了反动势力，震动了反动当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青神的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的斗争积累了一些经验，打下了一定基础。

1935年1月，青神县委组织委员刘怀彬，在青神西山起义失败后，到眉山思蒙、青神莲花一带活动，召开会议，准备建立青眉中心县委，再次举行武装爆动。至8月，刘怀彬等被捕叛党，终止活动。青神党组织陷于瘫痪。

抗日战争时期，青神党的组织力量较弱。1937年12月，被迫出走改扮小商贩的段玉章，从外地回县。1938年6月，中共四川省工委决定，委派侯方岳赴嘉定重建党组织，到青神找段玉章接头。1939年1月，乐山中心县委调杨世骥从五通回县，组建党的组织。1939年3月，段玉章介绍黄实中加入中国共产党，青神共有党员3人，成立党小组，组长杨世骥，隶属乐山中心县委领导。党小组成立后，组织发展“救亡艺术宣传团”，在城乡积极宣传抗日救亡。

1940年3月，负责乐山中心县委组织工作的梁华到青神巡视，调来两名共产党加强党的力量，将党小组扩建为党支部，书记杨世骥。党支部建立后，先后在东附乡（今青城乡）组织“青阳桥蚕丝生产运销合作社”和“砖桥子蔗糖生产运销合作社”。发动农民同杂粮市大斗户作斗争。1942年8月，杨世骥等先后离青，只有党员段玉章一人在青继续做党的工作。1944年底，杨世骥的组织关系转回青神，同段玉章保持联系，以后，青神的党员与上级组织关系中断。

解放战争时期，青神党组织力量甚弱。1949年9月，四川大学党组织疏散党员学生詹淑维等3人到青神，在崇本中学任教，始建立党小组。青神党小组直接由四川大学党组织领导。党小组建立后，詹淑维等3名党员在学校争做班主任教师，教革命歌曲和秧歌舞，组织阅读进步书籍，激发师生反对国民党统治。

青神地下党组织，民主革命时期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历经磨难坎坷，紧紧依靠各阶层人民群众和广大爱国学生，开展抗捐反暴斗争，掀起武装起义高潮，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作出了贡献，其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1949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军第三十师解放青神。从此，结束了国民党政权在青神的统治，青神的革命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0月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群众游行中的“祖国万岁”方阵，中国女排压轴亮相，让全国观众为之欢呼。

在此前闭幕的2019年女排世界杯比赛中，中国女排十一场比赛全胜，成功卫冕。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夺冠队员代表，总书记回忆道：“38年前，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时，举国上下心潮澎湃，亿万观众热泪盈眶。中国女排‘五连冠’，万人空巷看女排。”

几十年来中国女排的砥砺前行，女排精神是如何凝结而成的，女排运动又在祖国大地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

排球运动落地中国——属于青年人的运动

排球运动诞生于1895年，是融合网球场地和篮球球胆发明的一项新运动。因而，排球运动具有队员剧烈接触少、球的滞空时间长等特点，相较于足球、篮球、橄榄球等团体项目有更好的群众参与度，很快被用于青少年体育教育中。随着二十世纪初中国引进西学，排球运动开始在国内青年学生群体中传播开来。

1913年起，参加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中国代表团组建了排球队，但这时排球比赛只设男子组，直到1924年前后，远东运动会和当时的“全国运动会”才分别增设了女子排球项目。在赛事的促进下，我国到1930年时已组建13支省一级女子排球队，排球运动——尤其是女子排球运动广泛流行。周恩来于1919至1920年在南开大学就读时，就曾是学校排球界的主力选手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排球比赛成为根据地延安的主要体育活动之一，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各学校、机关、部队组织的排球比赛，排球场遍布延安。

早期排球的上场选手较今日更多，规则由16人制、12人制一直改革为9人制，这一时期球场上运动员的站位是固定的，按得分轮换位置，接球、传球均不跑动，对球员间的团结协作、默契配合要求颇高。

新中国成立初期——女子排球事业“站起来”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部分西方国家持续阻挠新中国参与年的五届奥运会，刚刚“站起来”的国家和人民尊严饱受侵害。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下，体育运动成了为数不多的中外对话渠道和国家形象展示平台，在数十年的艰难时期，中国女排事业从零积累，勇担重任。

1951年，新中国正式组建“国字头”女排队伍——国家女子排球队，并在全国范围内改用“6人制”比赛规则。上场人数减少的排球运动较以往有明显不同，首先是场上选手职责划分更加明确，团队配合压力大幅增加，新式选拔和培养体系需要从零构建;其次是接球时通常处于运动状态中，既考验球员的接球、击球技巧，也提升了体能和灵活性要求。中国排球界边学习、边摸索，在短时间内便克服了种种困难，于1953年成功加入国际排联，实现重大外交突破。紧接着在1956年，中国女排参加在法国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先后击败奥地利、荷兰和联邦德国等队伍，获得第6名。在奥运之路持续受阻的情况下，国际排联成员的身份、世界锦标赛的成绩都显得分外珍贵。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女排事业的第一批人才梯队逐步建立，先后有张然(原八一队队员，原江苏男、女排主教练，培养了袁伟民、孙晋芳等杰出选手)、龚亚丽(第一批国家女排主攻手，全国第一位排球学女硕士，长期从事排球科教工作)、袁伟民(原国家队队员，女排“五连冠”时期的国家队主教练，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等一批长期影响中国体育事业的杰出人才涌现出来。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体育运动事业也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女排竞技场一时风起云涌。1964年排球运动第一次列入奥运会项目，日本女排获得冠军，震惊世界。周恩来总理当即邀请日本女排和主教练大松博文来华访问，在国内多地交流切磋，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观看比赛后总结出许多经验。此后国内形势变化，女排参与国际交流的机会减少，直至1972年，日本女排再次应邀来访，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了多年来的第一次中日排球赛，一时轰动北京，这次中日排球赛虽不及“乒乓外交”的转折性意义，却有着相似的历史使命和价值。

由于长期缺乏高水平赛事经历，竞技水平难以维系，国家男子、女子排球队于1974年解散。但20余年间的筚路蓝缕，已为中国女排事业向更高水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改革开放到五连冠——女排精神内涵“富起来”

鉴于体育事业、外交事业和群众感情的多重需要，1976年国家体委决定重新组建排球国家队，并制定了“各省筛选、临时集训”的选材策略，许多五、六十年代培养的排球人才及时回到球场。

然而，中国女排事业实际已经停滞多年，此时她们将面对的，是身高和力量均占优势的欧美选手，以及凭高速、技巧、苦练称霸一时的日本选手，相较之下的中国女排毫无优势可言，处境与乒乓球等传统优势项目全然不同。以主教练袁伟民为代表的女排工作者，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特殊化选材、独特战术、科学苦练”等系列策略，并结合郎平等新队员的特点，确定中国女排的未来需要向“高快结合，快速多变”和“全攻全守”(场上队员均可承担攻守任务)两个方向发展，将主要战术目标直接锁定在世界一流强队。此时的女排人非但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向世界强队发出了坚强回声。

1981年11月，中国女排参加在日本举办的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在7场比赛在的前5场均以3-0大获全胜，并在最后两场比赛中缠斗5局，力克美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首次获得世界冠军，“女排精神”一时响彻国内。《人民日报》头版整版刊印《学习女排，振兴中华——中国赢了》，文章写道：“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现?”邓颖超(时任全国妇联主席)在《体育报》号召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要学习中国女排精神，树立远大的志向，发扬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的作风，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快地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中国女排脚踏实地、苦干实干的作风，也实实在在地折服了对手，日本《排球月刊》1981年第3期评论称：“(中国女排运动员)经过较长时间的配合训练，精雕细刻，已经达到十分完美的境地……她们无论何时都能认真地全力跳起，这是由于平时训练的严格要求。”日媒恐怕有所不知，文中所称的“长时间严格训练”，地点是在郴州基地竹棚馆——顾名思义，是两座仅用43天就搭建起来的竹木结构排球馆，其中一座竟然于数年后被大雪压塌。这已然是当时最好的训练场地，在全国也只有郴州、漳州等个别基地具备，因而老一辈女排人多有一段“竹棚精神”的记忆。

由此直到1986年，中国女排实现历史性五连冠。“女排精神”成为中国体育事业中注定永载史册的口号。在改革开放前期，国内各领域体制面临大幅改革，社会上许多人被彷徨、迷茫的心理笼罩，而一幕幕呈现的女排传奇，极大地激励和感召了身处各岗位的劳动者。《人民日报》在1982年女排世锦赛夺冠后开辟的“学女排，见行动”专栏，一时汇集了国内各行各业工作者发愤图强的事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女排精神”被定格为“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润透社会各个领域，成为国人的一大希望之源和心理寄托，汇聚成“学习女排，振兴中华”这句响亮的口号。

进入二十一世纪——女排精神感召力“强起来”

崛起的中国女排成了欧美和日本强队的“重点关注”对象。古巴、巴西和荷兰等队研究彼此特点，采取凶猛的“男子化”网上进攻战术和立体化的后排进攻战术。同时，连战连胜的中国女排也承受着来自社会和内心的沉重思想压力，走入成绩低谷期。体育人纷纷意识到，只有放下包袱、紧跟形势、面向未来，才能重回世界顶尖水平，女排事业旋即启动了改革。

一是加强科学训练。一方面针对国际赛事形势，重点在跳发球、后排进攻和快速进攻方面寻求突破，同时加强对自由人新规则的适应。另一方面以长远的眼光调整阵容，增加新人历练机会，2001年组建国家队时，12名队员中有10人是新入选的。

二是营造良好的选材和训练环境。当身高臂长、大力扣杀成为排球运动的标志，女排队员的科学选材变得尤为重要。选材有赖于广泛的群众参与、良好的场地设施保障和光明的职业前景，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推进的事业。自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至今，我国的体育场馆数量由61万增长到205万以上，女排的主要集训地——曾经只有竹棚馆的漳州基地——在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同志的关心下，于2000年改造一新，至今仍经常担当国家队集训任务。

随着新人百炼成钢、战术驾轻就熟，在2003年世界杯的赛场上，陈忠和主教练率领的中国女排一举夺回了阔别17年之久的冠军奖杯，史称“黄金一代”。但从长时段来看，中国女排在此后仍长期受到西方强队压制，十余年间未能迈入世界顶尖行列。

2013年，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女排“青黄不接”的年代，郎平临危受命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目标直指里约奥运会。郎平清晰地认识到后备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她一以贯之地实行“大国家队”战略，大胆启用助理教练、新队员和替补队员参与重要国际赛事，再球场的每个位置都储备了多级人才梯队。国家也在团队建设上倾力支持，截止到出征前，女排国家队拥有7人中外教练组、8人医疗和康复团队以及科研团队。

十年磨一剑，当2016年运动员们抵达里约后，紧随而来的却是小组赛的接连失利。但此时的中国女排已有充分的大赛经验，即便多轮遭遇困难仍然保持不畏强敌的本色，四分之一决赛对阵东道主巴西女排实现惊天逆转，并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和决赛接连“复仇”小组赛对手，荣获奥运冠军。

里约的胜利使“女排精神”再次响彻神州大地，与30年前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女排夺冠更能令人体会到逆境拼搏、百折不挠的可贵，宛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排事业乃至各项事业的进展历程。郎平赛后接受采访时说：“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知道有时不会赢，也会竭尽全力;是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尘土，依然眼中坚定。”

走出低谷，重回巅峰，亿万同胞和女排人的默契在几十年来共同经历的起起落落中愈发坚固。管理更加科学了，行政管理部门大力推动体育强国建设，持续减政放权;人才培养更加现代了，联赛赛季设3个转会期，赛事数量和水平稳步提高，朱婷开创现役国手加入境外俱乐部的先河;舆论更加理性了，不再施加苛求每场比赛胜负重压，赛事的战略战术安排亮点频现。显著的变化还体现在球场以外：群众参与更加积极了，女排联赛进入“中超时代”，联赛线上观看人次突破1亿大关，全民健身参与度上升迅速;体育服务更加健全了，新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将中小学体育场馆向全社会开放;体育产业更加活跃了，各地“体育特色小镇”从无到有，体育科技研发水平由弱到强。身处新时代的中国女排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带动了全社会，激励了全民族。

2019年9月14日，第13届女排世界杯在日本开幕，中国女排自始至终的目标——“升国旗，奏国歌”，正是源自女排“勇攀高峰”的精神。第6场比赛，中国队连丢二、三两局，中国队员能够迅速调整心态、稳住阵脚，以大比分扳回两局夺回胜利;第11场比赛开始前一天，女排队员就已经在理论上获得冠军，但踏上赛场，队员们眼中的拼搏之志一丝未减，全程毫不懈怠，第三局以25-12的比分大胜。

中国女排 “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精神吸引了全民族、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也续写了女排精神的辉煌。

（大众日报客户端特约撰稿：李泰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