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曾饱尝失败的苦果，仍在信心十足地攀登”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忽然成了名演员啦！走在大街上，常被行人指指点点；不光在京城是这样，就是在偏远的外省也时常被人拦截——倾诉爱慕之意。偶尔划拉两篇杂文，各报刊亦竞相披载。是欣赏我的文笔，或仅仅从知名度考虑取舍——很难说。受宠若惊之余，颇感诚惶诚恐！因为我最清楚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又怎样碰得头破血流从困境中爬出来的。

我从小就不大机灵，个头矮小蔫了吧唧。将满六岁那年，小姐黄宗英领着我迈过一座高大的门槛，去参加入学考试。没见过大世面的我心里一个劲儿地打鼓，脸色煞白。主考老师为缓和紧张气氛，问我一个普通常识：“别害怕，你在家都跟谁玩儿呀？”我用蚊子般的声音嗫嚅着：“跟——小妹。”“小妹是谁呀？”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小妹是我姐！”老师闻听此言，愣了老半天：“连姐姐妹妹都分不清还上哪门子学呀？跟家呆着吧！”我们黄氏姐妹里宗英最小，大家都喊她小妹，我也跟着叫惯嘴啦，因此被目为弱智低能儿，拒之学校大门之外！

黄家兄妹在青岛，摄于1932年。左起：黄宗淮、黄宗洛、黄宗英、黄宗江

后来在天津读高小时，由于语音纯正，小妹姐和我同被选拔为旅津广东学生校代表队成员，参加全市小学生国语演讲比赛，与各路英才一决雌雄。我毫不费力地把讲稿背得滚瓜烂熟，可一登上讲坛，望着台底下黑压压一片攒动着的人头，就傻了眼，光张嘴不出声，最后当众号啕大哭，被抱下舞台。比赛结果：宗英全市第一名；我呐，也是第一，倒数！

若干年后，返回浙江老家读高中，人家不了解我的底细，断定戏剧传家，国语标准，管保没错，力邀加盟业余话剧团饰演主要角色。没想到我硬不争气，吭吭哧哧：怎么也弗灵光，连累整个演出为之夭折！抗战胜利后，我再度北上考入燕京大学，尽管校园里当时有两个颇具社会影响的学生剧社“海燕”与“燕剧”并存，大唱对台，搞得十分红火，我望而生畏，躲得远远的，再也不敢沾演艺的边儿！

其实咱确非白痴，在山东省重点学校青岛市江苏路小学就读时，也曾名列前茅，与宗江、宗淮、宗英并列为“黄门四杰”；在天津市名牌耀华中学念初中时，所有课程老师台上讲，我当场俱都诵记如流，是个有名的背书能手，放学后扔下书包就到户外戏耍去了，分数照样门门领先；上大学时，各项心理智能测验，黄氏兄弟的表现也极为出色，得分一直居高不下。可有一样，就是戳窝子，笨手笨脚，不善辞令，怕见人……是个典型的高智商的低能儿！中途弃学投身革命，到解放区后，我异想天开鼓着勇气报名参加文工团竟然获准，跻身演员队伍至今，虚度四十多个春秋。当初之所以能被文艺团体录取，我猜想多少也是受了家庭的“连累”——好演员的兄弟，必然也是个优秀演员这一形式逻辑，导致小可贻误终身，陷入无边苦海而不能自拔！

宗淮、宗洛、宗江、宗英戴着面具的“儿戏”合影，摄于1931年，北京。

1949年初，华大文工二团刚刚进北京城不久，就派我在反映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的大型话剧《民主青年进行曲》里，演个“学运”积极分子王渔。按说我甫离校门，又是从学运的激流中觉醒过来的，可谓驾轻就熟得天独厚啦。亲人也夸说我的气质和作派像个大学生——本来嘛。不过一旦动作起来，恰恰如鱼失水——干着急！支部书记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亦无济于事。头轮演出之后就把我撤了，由搞创作的黄悌同志顶替。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人民的舞台上，头回亮相的打炮戏，就这样旗开得败，从此开始了我那漫长的龙套生涯。

无声无息地度过了几多春秋，一朝时来运转。北京人艺为赴朝慰问最可爱的人，特意调集力量赶排一组独幕话剧。我有幸在梅阡同志执导的《长海来了》中摊上个性格鲜明讨人喜欢的小木匠马春江，感到多少有点抓挠。不意此剧彩排后，被当时执有生杀大权的总导演焦菊隐以表、导演方法陈旧，违背斯坦尼体系为由给毙啦，未能赴朝公演，乃再次高歌《碰壁赋》。

次年，蒙身兼北京人艺总导演及第一副院长的焦公菊隐垂青，相中我在他本人执导的重点剧目，也是曹禺院长解放后的第一部力作《明朗的天》中，饰眼科主任的儿子医科大学生陈亮，戏还很重。我出身高知家庭，本人也是大学生，顺水推舟本无困难。可不知怎的，一上阵又重蹈故辙，动作僵硬，舌头不转，怎么也不出戏。大文豪曹禺在台下急得直跺脚，真个是“王渔失水，陈亮不亮”。

黄宗洛在燕京大学读书时

1956年首届全国话剧调演，为提高质量充实演员阵容，义不容辞地将不才换将下来，改顶个闯进医院抓人的特务头子，无拘无束倒也演得洒脱！打那以后，我就跟土匪、特务、警察、流氓诸如此类的小反派角色结下了不解之缘，抽冷子还放点光彩。反正，和我本人距离越远的角色我演得越活，越近我越没辙。斯氏体系“自我出发”的原则似乎对我完全不适用，故被目为歪门邪道！

演戏没咱的份儿，下厂下乡的机会反倒比别人多，而且时间特长。我猜想为执行二为方针，上边对此可能有规定指标，单位拿我充数吧？我这人，从来能上能下随遇而安，何况沸腾的现实生活又是那么诱人而多彩！既不是块演戏的材料，我也曾经想搞点创作，恰与领导上对我的看法不谋而合——家学渊源又有相当的文化素养，不妨试试看。1949 年回城时，我曾随光未然同志先遣进驻平西青龙桥，在母校燕园蹲点，协同组建第一支大学生文艺宣传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这基础上成立北京青年文工团。我当时效仿天桥艺人大兵黄的路数攒了段单口相声《骂街》，顾名思义粗鄙不堪，我却自鸣得意，以为那就是大众化。青年学生丝毫不讲情面，尽管敝人当时有文管会驻校代表的公开身份，亦未能获准出线。得，开笔没挑好日子，出师即不利！

1950年，原中央戏剧学院所属各团组成一支阵容强大无所不包的治淮文工团奔赴水利工地。我虽然编入创作组先行一步搜集素材，却无所建树，写出来的东西不中不西非驴非马，既不押韵又不上口，根本没法用，再一次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栽培，兵败皖北润河集。

抗美援朝时，我在京郊琉璃河水泥厂深入生活近一年，与工人作家王朝臣泡在一起爬格子，大小剧本很是丰收，尤其快板剧《谣言》在下边演出时颇受欢迎，被选中参加五一劳动节全市工人第一届文艺汇演，大有获奖之势头。上演前，最后一道审查节目过关时，遭主管文艺的李伯钊同志一通臭剋：“正不压邪，趣味不高，语言也欠文明，念其属于工人业余创作，侥幸免予批判。”得！又栽了。一败再败，也只好彻底打消耍笔杆子弃艺从文的念头。真个是走投无路哇！

北京人艺号称郭老曹剧院，获得首演郭沫若、老舍、曹禺三位文坛巨匠作品的殊荣。先就郭老的三部经典著作《虎符》《蔡文姬》《武则天》而论，敝人三生有幸都曾一度入选，却又进而复出，未能入册。最初焦、梅二公联手以《虎符》为开端，进行话剧民族化的尝试，小子对此垂涎三尺，扁着脑袋挤进门去作壁上观，不禁技痒难忍！可巧剧中还缺个小叫化子，而且是张口活儿，数着来宝到侯门讨饭。经过当堂面试把焦公逗得前仰后合，居然战胜所有应征对手光荣入选。我甭提多高兴啦，为这一点点戏反复揣摩全力以赴。谁知好景不长，临到彩排见观众时，愣把我这个段落砍了，说是风格不统一。天晓得？查阅经郭老本人亲自审定的沫若文集——白纸黑字赫然在目。唉，老天不赏饭，连郭老自己当时都没二话，何况寄人篱下区区一乞儿乎！

《茶馆》建组会。“坐在后面窗台上的就是我。在听焦导、老舍谈戏，深感插不上嘴”

《蔡文姬》第一幕单于王宴别文姬归汉，剧本中规定有一段舞乐表演。蒙导演赏识指定小可为此戏领班——是这一热闹场合中的关键人物。我和师兄弟童弟同志乃并肩访古典魔术大师杨小亭，学来两手绝活儿现蒸现卖。只是摆弄不好藏在身上的那两件特制道具，经常穿帮露馅，当场献丑，导致最后一概全免，哥儿几个为这一宏伟场面大练三伏算是白受苦啦！我呐，被打发到舞台下，蹲在乐池里边打《胡笳十八拍》唱词的字幕。各尽所能么倒也不屈才。

1963年郭老新作《武则天》投产时我升格啦——扮演武后膝下因政见相左而失宠的王子李旦，该生喜舞文弄墨，风流自赏，害了单相思，苦苦地追求才华出众的上官婉儿……敝人的风趣表演惹得座上兖兖诸公乐不可支。不意在劫难逃，未曾见观众便又一次被扼杀于襁褓中，整场戏连锅端——也是由于风格不统一？！苍天呐，我身上这点顽固的喜剧细胞，为何总是这般地不合时宜，真烦人！

曹禺院长的作品，我除了在《明朗的天》中亮过一个丑相之外，在剧院保留剧目《日出》第三幕妓院中，小可也曾打过照面，再次扮个以乞食为手段的哑巴——光瞎比划，没词儿。此外第一幕当黑三儿带人到陈白露住的房间里抓小东西时，我穿件2号茶房的白大褂怵怵惮惮地探了个头，没敢吱声！您别说，好歹算是曾在世界文学名著中露过脸，并且是货真价实的一赶二！在驰名海内外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充当一名不说话的话剧演员，混得够可以的吧！

人们心目中，似乎在老舍先生笔下的京味儿戏中我是个幸运儿。没错！跑龙套我倒是全都有份儿，但真正能给观众留下点印象的恐怕也只有《茶馆》中的松二爷而已。建院伊始，推出老舍先生创作的大型话剧《春华秋实》，我和林连昆扮演只有两句半台词的青工甲乙，居然当众受到焦菊隐的表扬，心里美滋滋的。在名剧《龙须沟》里，我这个卖烂酸梨的小老儿，一出场就完全淹没在人群中——难见庐山真面目；《青年突击队》中，于是之演队长，我演一名排在队尾的青年突击队员，十分用劲地摇旗呐喊。整个戏仅演出三五场便偃旗息鼓，我就更不用提啦，连个集体荣誉的光都沾不上。

在话剧《茶馆》中饰演松二爷

在高产作家老舍先生的又一应时新作《女店员》中，结尾处需要众多顾客光顾三八妇女商店，我和刘静荣相伴出场，把人物关系处理成准备结婚布置新房的一对情人。她在前头兴致勃勃地采购进货，我则木然尾随收容猎物：扫把、大红纸、盆花、鸡毛掸子等一类占地方的家什，造成美不胜收的错觉。尽管在行列中我们一直悄悄地不动声色，视觉形象却十分引人注目，全场为之哗然！导演赶忙下令取消我的上场资格——理由是太突出、太夺戏，把主旋律和中心全给冲啦。唉，这就是我挖空心思傻卖力气的结局——跑龙套，人家都不要！

1958年，为了增加演出场次，北京人艺分成四个演出队，驰向祖国四方大演红字戏，我的机遇终于来临。新编现代戏《烈火红心》中，我演个土生土长的工程师邵得志。或许是人们的偏见，或许怨我把人物处理得太土了，总之，还没容我走顺溜就被替换下来。千载难逢的一次创造正面人物的机会就这样得而复失，抱憾终身。谁说福无双至，紧接着队里准备上演杜烽同志创作的话剧《英雄万岁》，剧本描写的是三八线上的血肉激战，分配在下扮演舍身炸碉堡的黄继光式的英雄小战士丁有志。敝人欣喜若狂，日夜摸爬滚打枪不离身，以寻找正确的人物感觉。排了一多半，导演还是怎么瞧我怎么不对劲，愣给炒了鱿鱼啦！不过也没失业，改演被俘韩国军官，一下子从英雄变成了狗熊！这路角色我演起来倒也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于是人们都说：“别看黄宗洛人挺老实，是个大好人，可演正面人物总是不大像，扮个坏蛋伍的硬是没挑。”噫！时也命也。

“文革”十载，北京人艺只排演过一出大型话剧《云泉战歌》。起先，我一直被排除在文艺队伍之外参加劳动。后期落实政策，才恩准我演个代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富裕中农孙贵增的C角，草草走了两遍敷衍了事，始终也没能粉墨登场。那阵子时兴幕前加演宣传大好形势的小节目，便将俺也弄了上去滥竽充数。但是动作总和旁人不大协调，再者和小姑娘、小小子站在一块岁数也显得大了点，昙花一现，第二天就鞠躬下台，换上了别人。您看干了多半辈子的戏，连个小节目都保不住，岂不令人伤心哉！

黄宗洛自嘲为“扫边老生”，擅长各种龙套。图为《活着》里的福贵爹，《大宅门》里的常公公，《西游记》中的槐树精

得！敝人的累累败绩暂时就公布到这儿。平生一共栽了多少回跟头，掰着脚趾头怕也数不清。绝不会少于十八败，只有遗漏，并无增添，常败将军，当之无愧也！幸好见证人目前都还活着，俱都有案可查。连篇累牍地絮叨老半天，只想说明一点，吃演员这口饭可不那么容易！特别对俺这号先天不足的半途出家者而言。故而本人的两头犬子求学时在表演上都曾显示过一定的才华，为父的仍是不断地冲小哥俩泼冷水，让他们及早断了俗念，以免日后吃苦头。我十分羡慕那些天才，他们跟闹着玩似的就演起戏来，居然一时红得发紫。咱天生就是蠢才，兢兢业业，从来不敢怠慢。我的诀窍只是苦干，笨干，加傻干！对某些人来说，干艺术好比登天堂之路——步步高；而我叩响的却是地狱之门——受尽磨难，苦海无边！

有人把撤换角色当成了不起的大事，认为个人丢尽了脸，简直无法忍受，要死要活的。我却始终处之泰然——服从分配，能上能下嘛！我觉得若想成为一名优秀演员，就得皮实，就得有股子韧劲，不怕挨骂挖苦，经得起磕碰和摔打，千锤百炼之后，兴许能有出头之日。也别说，随着年事日长，我创造角色的成功率眼瞅着越来越高。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吃了远远不只十几堑，才使自己逐渐变得聪明起来。在表演艺术上逐渐克服盲目性，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领域，看来确实迟了些。古人云“三十而立”，老朽年华六十有七，已然半截子入土的人喽！我的兄姊都是二十岁以前下海从艺，开门就红。唯独小弟俺一直温度不够超期晚熟。且喜老来身心俱健，思维敏捷，尚图燃尽余辉，平添几分秋色。原来盘算能在有生之年演足一百个角色也就心满意足了。若单纯凑数，巴拉脑袋就算一个，百丑之图已将竣工。仔细一想，干艺术还当以质量取胜，不可一味贪多。经反复斟酌，准备重新定奋斗目标：到2000年前后，当我年逾古稀从艺五十周年之际能拼它个七十二变就很不简单了，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不过尔尔。

黄宗洛全家福，摄于2009年

有道是“失败乃成功之母”，科学实验是这样，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以及艺术实践怕也逃脱不了这一辩证的规律。垂暮之年之所以仍在信心十足地继续攀登，就是因为我曾经饱尝失败的苦果，那是我唯一的财富与老本——抓空就当众抖落抖落。哪壶不开专提哪壶，以使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艺无止境”，山外更有山天外还有天！功成名就固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同时产生了副作用，极容易背包袱，惧怕失败，束缚自己的手脚。我想，不管到什么时候，只要自己还有心思和力气干这一行，就得接茬闯荡，不断求新，有所进取才对得起上帝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