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2.1的时候，大令咒上面标注的英文就是Sirius Light，也就是天狼星之光。
当时我们都以为异星神和大令咒有关系，异星神很可能是来自天狼星的。
但是，2.5.2证明大令咒是人理烧却之前老所长就给A组的，而且队长用大令咒袭击异星神奥尔加的时候奥尔加也很惊讶。
也就是说……异星神和天狼星之光应该没啥关系？
那么，什么地方出现过和天狼星有关系的东西呢。
答案是泳装BB的礼装。
“「呵呵，快看啊，星星是如此美丽。」
抬头仰望天空，为时已晚。
巨大的深渊，三颗赤红的星辰，发狂的冬之星座。”
这里的冬之星座，指的无疑是冬季大三角，也就是大犬座的天狼星、小犬座的南河三及猎户座的参宿四。

大家回想一下，BB是怎么被外宇宙神联系上的？就是在夏威夷用迦勒底的天文望远镜观测宇宙的时候啊！
如果认为这个论据牵强，那我们不妨看看另外一条线。
在1.5.4中，被魔神柱附身的伦道夫·卡特表示银钥匙是传承科保管的禁忌（而在礼装中则表示是由英国魔导士保存，伦道夫·卡特说是祖先的东西，说明伦道夫·卡特的祖先就是传承科的一员）。传承科则是院长直属、科长似乎是“王的弟子”。也就是说，传承科很可能是专门负责保管银钥匙这种禁忌之物的部门。
那么，fgo里谁是传承科呢？
答案是戴比特，戴比特作为传承科来到迦勒底，并且试图阻止过老所长展开灵子转移的计划，甚至很有可能就是暗杀老所长的凶手。
说到这里，答案不是很明显了吗？那就是传承科其实是调查员机构，专门防止邪神在地球上搞事。而戴比特，就是传承科调查迦勒底这家崇拜奈亚拉托提普的机构的卧底……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所长家的咏唱。

没错，在fgo里，异星神从来没被称为“虚空之神”，反而是1.5.4里出现了“虚空之神之手”、传承科的戴比特被称为“虚空之孔”。
这代表什么，无需多说了吧？

一、中华基督教会下属教堂

中华基督教会在上海市区共有14个堂会，分属四个大协会(闽中、广东、岭东、闽南)，3个区会(上海、杭州、申禾)。14个堂分别用沪语、国语、粤语、潮汕语、闽南语、福州语讲道。它们是：清心堂、鸿德堂、闸北堂、谦心堂、天恩堂、重正堂、赐恩堂、岭东堂、城中堂、天安堂、天乐堂、闽人堂、闽南堂、富吉堂。

1.清心堂(见本编第一章第一节)

清同治三年(1864年)建于山东路麦家圈。原属伦敦会，当时参加礼拜的除中国人外，还有英国侨民中的“不随从国教”的英国信徒。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西侨又在苏州河畔(今南苏州路)另建一新天安堂，供英国侨民礼拜，山东路天安堂就全部归中国人使用。民国5年(1916年)天安堂由中国人自己管理，民国7年华人自行募集款项在原址翻造新堂，民国13年落成。

天安堂的行政、人事、经济全部由差会负责，由传教士包揽一切。光绪三十四年天安堂宣布经济自养，脱离差会，取消“伦敦会”三字，改称中华基督教天安堂。

天安堂第一任牧师是麦都思，后为慕维廉、包克私等。第一位华人牧师是倪蕴山，他从清咸丰八年(1858年)至光绪十五年任牧职32年之久。天安堂自立后的牧师有柯骏行、焦志芳、邬志坚、周梅阁、张孝基，1949～1954年尤树勋任牧师。天安堂设分堂于南市三牌楼，名福音堂，还在南翔设慈善安老院和留养所。1958年联合礼拜时，天安堂人员参加黄浦区联合礼拜，原址归仁济医院。1989年改为仁济医院门诊部。

又名福音堂，系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于同治九年创于南市三牌楼路63号，为上海城内历史最久的礼拜堂，信徒多数是小贩。抗战期间损失严重，民国26年与伦敦会中断教务及经济上的关系，完全自主自养自传。民国37年委托山东路天安堂代管，改名城中堂(即天安堂分堂)，由蔡守道牧师主持教务。原址1958年交房管局包租，后作居住用房。1997年6月为辟路已拆除三分之一房屋。

4.鸿德堂(见本编第一章第一节)

5.闸北堂(见本编第一章第一节)

旅沪闽人堂创建于光绪三十一年，当时一些旅沪福州籍基督徒不谙沪语及国语，故成立闽语礼拜堂。该堂自己无礼拜堂，先后借山东路天安堂、圆明园路169号、华山路德国礼拜堂、南苏州路107号新天安堂等处礼拜。闽人堂于1954年参加中华基督教会为上海区会第十二会堂。本堂义务牧师先是陈文渊，后是吴高梓。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时，闽人堂参加黄浦区联合礼拜。

又名岭南堂，民国3年，由于一些广东籍旅沪基督徒，因听不懂沪语，相聚在一粤籍老人寓所举行粤语礼拜，初不分宗派，起名广东旅沪中华基督教会。后因信徒增加，由女信徒张竹君捐款，为纪念传教士医生富马利抢救其生命，以富母吉氏命名此堂为富吉堂。民国6年新堂落成于四川北路1802弄1号，可容800人，主任牧师为谢恩禄。50年代在长乐路1062号筹建西堂，西堂建成后富吉堂于1952年改称岭南堂。四川北路为岭南北堂，主任牧师李瑞荪，长乐路为岭南西堂，由蒲贯一任主任牧师。1953年岭南北堂及西堂参加中华基督教会上海区会成为第十四会堂。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岭南北堂人员参加虹口区联合礼拜，西堂人员参加静安区联合礼拜。1958年后，岭南西堂后由求精仪表厂使用，并改作招待所。岭南北堂由四川北路小学使用。

现址东汉阳路246号。成立于民国10年，借四川路599号青年会礼拜，信徒全部是潮汕同乡。原属中华基督教会岭东大会，为上海区会第八会堂。杨益惠任义务牧师。1958年后由虹口区提篮桥第二地段医院使用。

创建于民国14年，地址在兆丰路(今高阳路)620号，是英国伦敦会所创。抗战期间借给禧年堂做礼拜，到1949年恢复礼拜，由朱大卫、张心田任牧师，1958年上海实行联合礼拜，天乐堂人员参加提篮桥区联合礼拜。房屋后由上海胶片总厂使用。

创设于民国21年，由董有根、朱顺才等筹办，在劳勃生路光裕坊(今长寿路288弄5号)租几间房作为礼拜之用。天恩堂原属自立会，信徒大多是烟厂、纱厂工人。民国34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为上海区会第五会堂，张孝基牧师负责堂务工作。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时，天恩堂人员参加普陀区联合礼拜。

闽南堂前身为旅沪闽南基督徒聚会所，成立于民国23年。民国26年成立教会，定名为上海闽南中华基督教会。民国38年购买胶州路260号一座英式三层楼房作为礼拜堂。信徒多数是商界，也有学界、医界及台湾籍人，牧师陈之毅。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时，闽南堂人员参加静安区联合礼拜。原址改为静安区胶州路幼儿园。

创建于民国29年，开始时司徒博牙医师组织十几位同事在医院(马当路淮海路口)查经礼拜，后来人数渐增至30余，遂成立重正堂。民国32年借淮海中路思南路口686号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为礼拜场所。同年秋季正式加入中华基督教会，翁添智为牧师，该堂为上海区会第六会堂。

重正堂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管理、负责经费的教会，民国37年租得黄陂南路300弄28号为堂址。1958年参加联合礼拜时，重正堂人员参加卢湾区联合礼拜。

成立于民国31年。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南市普益社收留邻近难胞200余人，并在社内成立清心堂分堂，由张孝基任牧师。堂址就在南市大东门篾竹街43号普益社内。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时，谦心堂人员参加南市区联合礼拜。原址改作南市区卫生学校。

成立于1949年。民国37年，原在之江大学内的之江堂迁返杭州，留沪部分信徒借南京西路591弄5号清心女中临时校址作主日崇拜。1949年正式成立教会，定名赐恩堂，聘刘庆长为牧师，同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为上海区会第七会堂。1950年该堂购江阴路172号作礼拜堂，并设有牧师招待所。1958年联合礼拜时，赐恩堂人员参加黄浦区联合礼拜。1994年6月，该堂因成都路高架工程建设被拆除。

1907～1958年中华基督教会所属其他教堂及布道所一览表

道光二十七年美国浸信会在上海先成立老北门第一浸会堂，光绪二十六年设立怀恩堂，光绪三十一年成立广东旅沪浸信会和浸信会国语礼拜堂。民国13年，在浸会庄建造了怀施堂，民国24年在法华镇成立怀本堂。民国36年第一浸会堂又在延安中路成立期恩堂。此外在南昌路成立中心浸会堂，在提篮桥成立国语礼拜堂，在共和新路成立怀施堂分堂等。民国2年，浸会另一支浸礼会聚集沪江大学的基督徒组成沪东浸礼会(民国35年更名沪江浸会堂)。浸会的这些堂，1958年都参加所在区的联合礼拜。

成立于清道光二十七年十月(1847年11月)，美国传教士叔未士、托弼以及晏马太三对夫妇与从广东随同来沪的两位华人共8人确立了第一浸会堂的基础。

民国2年老北门第一浸会堂信徒增多，于是在旧堂基础上翻建。第一浸会堂专设11人的教育委办，负责学校教育，设有进德女子小学、明德男子小学、友谊夜校、妇女读经学校、夏令儿童义务学校等，此外还设社会教育、群德教育。

道光二十七年至同治六年间，第一浸会堂的牧师全是传教士，黄品三是第一任中国牧师，任职从同治六年至光绪十六年止，此后任牧师的有黄益山、诸重华和倪必礼等人，1958年第一浸会堂人员参加黄浦区联合礼拜。后归黄浦区第一中心小学使用。房屋于1991年拆除改建，对教会另作补偿。

2.怀恩堂(见本编第一章第一节)

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专供广东人礼拜之用，先后六迁会所。民国7年迁至老靶子路(今武进路)37号。民国9年，在白保罗路(今新乡路)66号购地4亩，自建新堂，民国18年不幸电线走火，会堂焚毁，借守真堂礼拜。民国20年，重建新堂，民国26年因八一三事变迁至卡德路(今石门二路)租临时会所，民国29年迁至陕西北路535弄30号。民国35年，总堂迁返新乡路，陕西北路原址作分堂。教会组织有男团、女团、高级、中级、初级少年团，主日学有中级、初级、英文等10余种。1958年参加联合礼拜。新乡路66号包租给上海艺术品雕刻一厂使用。

原名沪东教会，亦称沪东浸礼会，成立于民国2年，系沪江大学基督徒的校内组织，先后由董景安、缪秋笙、涂羽卿、张春江、江承镐等负责。民国24年为纪念沪江大学校长传教士魏馥兰，兴建礼拜堂，定名思魏堂。民国26年因八一三事变，教会事工受损。抗战胜利后教会更名沪江浸会堂，选李好善为理事会主席。除本校工作外，尚有城中区第一分会堂及沪东公社第二分会堂。该堂于1949年建国后归沪江大学所有。

是塘沽路浸礼会真神堂独立出来的，由传教士柏高德和华人邬志坚创办。先后在北四川路海宁路神爱馆、粤秀坊、昆山路11号等处设会所，最后迁到虬江路414号。民国14年11月落成新堂。民国21年一二八事变时礼拜堂被毁，次年重建教堂及牧师住宅。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尽毁于炮火后，星期日礼拜先后借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女青年会、八仙桥青年会、老北门浸会堂、新天安堂等。民国34年，借静安寺路康乐酒家大厅做礼拜，信徒300～400人，大多系沪江、圣约翰、光华、复旦、大同、东南等大学校友及教授、经理、律师等。经济全靠奉献。

现延长路149号，原在北宝兴路底浸会庄内。民国13年明强中学、晏摩氏女中、浸会女子圣经学校等迁入浸会庄。民国14年传教士施利去世，其子女及亲属为纪念他，在明强、晏摩氏两校中间建成怀施堂，可容1200人。

怀施堂是学校教会，信徒多为学生、教职员及家属。30～40年代，浸会庄是浸会传教士聚居之地，还有浸会女子神学院、小学、男女中学、诊所等，许多重要会议都在怀施堂举行。万应远为首任牧师，几任华人牧师为毛复切、吴继忠、章长群等。1955年怀施堂更名神恩堂，1958年联合礼拜时，参加闸北区联合礼拜。该堂1978年1月起由上海机械学院承租。房屋已于80年代初拆除。

建于民国24年，在霍山路125弄4号，专为来上海的北方人而设，又称新生命堂，臧天保为该堂牧师。1958年联合礼拜时，该堂参加提篮桥区联合礼拜。

创建于民国24年，在法华镇路681弄5号。上海第一浸会堂执事赵晋卿为纪念其夫人献地造堂。有教堂1幢，附屋数十间，初系老北门第一浸会堂分堂，由美国传教士掌管。民国30年开始由中国牧师张厚基负责。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时，该堂参加长宁区联合礼拜。后包租给中华制药厂使用。

在延安中路700号，奠基于民国36年11月，1953年落成。为纪念晏马太来沪100年，取其逢百为期之意，名期恩堂。该堂由彭善彰、诸重华负责，属上海第一浸会堂。1958年联合礼拜，期恩堂人员参加静安区联合礼拜。房屋包租给武警部队使用。1998年因延安东路高架工程建设拆除后重建，仍由武警部队使用。

位于江西中路九江路口，是上海最老的基督教堂之一，也是闻名亚洲的基督教教堂。大堂始建于道光二十七年，专供英国侨民进行圣公会仪式礼拜之用。同治五年拆毁原堂建新堂，事先专门举行盛大的安放基石仪式。新堂于同治八年竣工，耗白银7万两。因全用红砖砌筑，俗称红礼拜堂。

圣三一堂由教堂建筑师司考特仿照西欧13世纪哥特式的礼拜堂设计。堂成长方形，长约47米，宽约18米，高约19米。堂内外有带拱圈的石柱长廊，石柱和窗顶的发圈都是哥特式的尖拱。堂内至圣所是安立甘式半穹顶结构，大理石铺地，西南侧有副堂、小圣台、东北入口内侧有洗礼廊，圣坛、讲台、洗礼池等都有精工雕刻的装饰。光绪十九年，在堂的北侧增建1座哥特式锥顶钟塔，中间1个大尖顶，四角有4个小尖顶。塔内装置8口大钟，能按圣诗的音韵打钟。光绪三十四年全堂装了电灯。民国3年后又置办电动鼓风的大型管风琴。

清光绪元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把圣三一堂升格为英国圣公会主教座堂，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主管。民国37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同意将该堂的教政权划归中华圣公会江苏教区主管，但实际的行政权和产权，都仍在旅沪英侨们的手中。1950年春，英国侨民因无法负担地产税，才将教堂交给中国政府，人民政府把它移交给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筹委会，后该会将该堂交给中华圣公会总议会使用。圣公会将该堂作为中华圣公会的主教座堂，由主教院主席主管。

抗战期间，大堂未获保养，1949年后英侨更无心照管，以致屋顶破漏，地板腐坏，石木风化、虫蚀严重。1955年人民政府拨款6万元进行过一次大修，使红色的钟塔再一次耸立在上海市中心区。1958年，该堂成为黄浦区联合礼拜的场所之一，仍名圣三一堂，崇拜沿用圣公会仪式。

“文化大革命”中教堂建筑遭严重破坏。80年代后大堂由黄浦区人民政府租用。

1989年9月25日，圣三一堂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优秀近代建筑。

初建于道光三十年，原址在城内(今南市)虹桥堍，名基督堂。后购进石皮弄原英国圣公会的福音堂旧址，改建新堂。光绪二十五年10月落成，易名天恩堂。因信徒渐多，再集资于民国21年在原址重建新堂，还增办小学。民国36年与邑庙区卫生所在本堂合办1所平民诊所，施诊给药。民国38年4月诊所停办。1958年人员参加南市区联合礼拜。房屋由上海联合汽配厂使用。

咸丰元年英国传教士麦克开拉启在上海城内石皮弄设福音堂。光绪二十四年将它转让给美国圣公会(即天恩堂地基)，另在南京路香粉弄口租地建堂，不久因地主把地产出售，只得向工部局租借山东路坟山礼拜堂。由于来堂做礼拜的信徒多数是宁波人，因此有宁波礼拜堂之称。

民国9年信徒渐多，捐款亦增，遂自立自养，堂内除聘任牧师需得主教同意外，其余一概自理，并正式定名为圣保罗堂。

民国13年在闸北宝昌路严家阁购得3亩地建堂。民国15年落成，可容600人，山东路坟山礼拜堂作分堂使用。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圣保罗堂两次遭劫，建筑全部被毁，只得仍借山东路坟山礼拜堂和九江路圣三一堂作为礼拜场所。

上海解放后，再度商借圣公会圣三一堂作为礼拜场所。另外在昌平路设西区分堂怀安堂，临潼路设东区分堂天福堂以及在浦东设布道所。1958年联合礼拜时，各堂及布道所人员参加所在区的联合礼拜。

是圣公会在上海最早设立的教堂之一。

道光二十五年，美国圣公会派遣文惠廉主教来到上海，在虹口地区开展布道。并在外虹桥百老汇路(今大名路)购买地基，咸丰三年救主堂落成，由文惠廉管理堂务。民国初，随着信徒的增多，堂屋显得狭小而陈旧。民国4年另在狄思威路、天同路(今溧阳路、天水路)建造新堂，采用飞檐翘角的民族风格，于民国7年落成启用，附设昌世中学。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时期虹口地区遭战火，救主堂被夷为平地。民国28年又于赵主教路(今五原路)重建新堂，于民国30年落成。这是救主堂建而毁、毁而又建的第三座教堂。

救主堂的一切费用，都来自美国圣公会。自文惠廉主教之后，即改由华籍教牧人员主管。第一任中国牧师黄近霞主持堂务达33年之久，其后是颜永京、慕高文等人。光绪二十九年到救主堂担任牧职的是朱葆元，当时正值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不久，人民爱国热情高涨，基督徒中要求中国教会自立、自养、自传的呼声很高。光绪三十二年，朱葆元和信徒一起作出救主堂自养的决定，救主堂也就成为上海圣公会第一个宣告自养的礼拜堂。民国7年落成的第二座新堂，其营造费及堂内各种设备，全部由本堂中国信徒捐款，美国差会并未资助分文。利用这些捐款，教会又于民国10～14年陆续建成一些建筑，办了礼乐园，又组成男子传道服务团和妇女传道服务团，广泛开展传道事工，并创办儿童主日礼拜。徐台相、石文达从民国31年至1958年先后任牧师。

民国30年，堂内可容500余人。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救主堂为徐汇区联合礼拜场所之一。1989年因属危房，教堂建筑被拆除，在原址建新建筑，改建为华东神学院。

建于光绪十年，在圣约翰大学(前身为圣约翰书院)校园内。

光绪五年圣约翰书院开办时，无正式礼拜堂。光绪七年得美国克氏母女捐款建堂。光绪十年十月(1884年11月)落成，供该校师生礼拜。以后，座位增至600个，主要对象是大、中学生。

光绪二十七年，圣约翰堂升格为美国圣公会主教座堂。此后，中华圣公会的重要会议、中央神学院和圣约翰大学的毕业典礼等，大半都在该堂举行。先后掌管本堂堂务的有小文惠廉、卜舫济、都孟高及汤忠谟等。建国后教堂建筑归圣约翰大学所有。70年代因教堂建筑已成危房而被拆除。

初创于咸丰元年，近百年时间中，几经迁徙，初由救主堂会长黄近霞在引翔港镇西桥门口租赁民房开设布道所。30年后，开始购地建堂。光绪三十四年堂宇坍毁，只得重建平房三间权充教堂。民国24年圣彼得堂俞恩嗣牧师兼管该堂教务，民国28年在东长治路仁德里11号租得民房作为教堂。

该堂虽开创较早，但发展缓慢。到民国24年来堂礼拜的仅10余人，后归圣彼得堂兼管，礼拜人数渐增。民国33年初，复活堂脱离圣彼得堂，成为独立堂区，牧师为曾广燮。1958年联合礼拜时，参加虹口区联合礼拜。

光绪十三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蔼礼于泥城桥东堍租用民房布道，定名显主堂。后来显主堂搬到新闸路长庆里。光绪二十三年，汤蔼礼因病回美，继任显主堂牧师李思伦购买北京西路351号建造新堂。翌年九月(10月)，新堂落成，命名圣彼得堂，牧师为俞恩嗣。

建堂初期，信徒甚少，主要是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工商业者。民国3年，圣彼得堂宣告自养，成为当时圣公会系统中继虹口救主堂在光绪三十二年、闸北圣保罗堂在宣统元年之后的第三个自养堂。

圣彼得堂的附属分堂有：迪化路(现为乌鲁木齐北路)2号西区分堂；康家桥街14弄9号康家桥布道所；吉祥路安吉里15号虹口布道所。1958年联合礼拜，总堂和分堂人员分别参加所在区的联合礼拜。1966年5月该堂停止宗教活动，同年6月起包租给上海市胸科医院。1994年因市政改造原因，原址建筑被拆除。

光绪十六年，圣公会朱玉堂牧师在曹家渡大街，租房作布道所。民国17年，租赁曹家渡五角场东首一楼房作礼拜堂。献堂之日，适逢圣灵降临节，故名圣灵堂。建堂后信徒逐年增加，遂于光复西路宋家宅购地造堂，民国19年6月落成。1958年联合礼拜，圣灵堂参加长宁区联合礼拜。

9.诸圣堂(见第一章第一节)

民国38年1月，由“协和礼拜”和“忠主集”联合成立忠主堂。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来在租界避难的虹口、闸北两地区的信徒纷纷迁回原处。上海圣公会为了便利他们举行礼拜，租借乍浦路武进路口的外侨礼拜堂恩德堂，举办圣公会仪式的主日崇拜，定名“协和礼拜”。协和礼拜不是正式教堂，没有牧师，星期日礼拜的主领人由圣公会各堂牧师轮流负责。

民国34年抗日战争结束时，上海监狱内有个“忠”字监舍，原圣约翰大学校长沈嗣良因汉奸罪入狱。在狱中他组织读经会，有人要求信教，并在狱中受了洗礼，沈嗣良成为狱中的义务牧师。不久这些人获释，在狱外组成一个“忠主集”。他们和参加“协和礼拜”的信徒都要求在虹口恢复圣公会的礼拜堂。

民国36年，圣公会传教士把沈嗣良送到美国学习神学，与此同时，“忠主集”就联合“协和礼拜”向圣公会江苏教区提出要求，希望成立独立的堂区，民国38年1月，忠主堂正式成立，同年7月，聘彭圣佣为该堂牧师。1958年联合礼拜，忠主堂参加虹口区联合礼拜。

1868～1958年圣公会所属其他教堂及聚会场所一览表

卫理公会在上海市区的教堂主要是慕尔堂和景林堂，历史较久，规模较大，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卫理公会在松江还有乐恩堂，年代比上海市区两个堂还早，且是教区所在地，影响也较大。此外还有卫斯理堂、景文堂和海涵堂以及慕尔堂分堂，这些礼拜堂都较小。卫理公会各堂1958年后都参加了联合礼拜。

1.沐恩堂(见第一章第一节)

光绪六年，美国监理会(1941年该会与同宗派其他派别合并，改称卫理公会)派遣传教士麦乐恩至松江租屋设堂传教。民国12年，由当时教区长步惠廉主持建造新堂，为纪念麦乐恩而名新堂为乐恩堂，堂址在松江城内原中山西路1071号。北靠大街，南至原市河，面积487.20平方米。主堂是1幢2层大楼，楼下为办公室、接待室等，楼上是礼拜堂，可容500人左右。东北角有1幢4层高的钟楼，内有1口青铜大钟，抗日战争时曾用来警报敌机空袭。民国17年，在教堂对面另建约100平方米的小礼堂，称乐恩公厅。抗战胜利后，为纪念步惠廉，乐恩公厅改名为步公纪念厅(简称步公厅)。

清代上海县属松江府，监理会上海各堂隶属松江教区。至民国时期上海单独成为教区，松江则为松江教区常驻地，下辖青浦、昆山、奉贤、嘉善、吴江、金山、平湖等地区。乐恩堂周围有地百余亩，除礼拜堂外，还有牧师住宅、惠廉圣经学校、云间圣经女塾校舍、传教士住宅、慕卫女校等。民国26年乐恩堂被日军占领，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收回。“文化大革命”期间乐恩堂被毁坏。后在原址改造为居民住宅。80年代初原步公厅作为礼拜堂。1999年因市政改造而拆除，步公厅被移地新建。

3.景灵堂(见本编第一章第一节)

光绪十八年与中西女中同时创办，是校内的一个礼拜堂。民国6年后中西女中迁江苏路，学校大礼堂同时也是礼拜堂。民国36年孙彦理任牧师。1951年学校与教会分开，并向附近信徒开放，礼拜在中西女中小礼堂举行。1953年海涵堂并入景文堂，称沪西礼拜堂。

由监理会上海布道团光绪二十七年设立的一个布道所，租中北街王宅，陆子庄任牧师，传教士步惠廉不定期在新场传道。光绪二十九年还开设志新女学堂。以后几十年间信徒不断增加，多次迁换民宅，信徒中有工商、医药界知名人士。民国21年至1954年间每年春节举办为期五周的短期学校，教授灵修、卫生、手工、唱诗等内容。

民国24年起酝酿建堂，信徒捐款献地，到民国37年教会派顾保璋任牧师。1951年新堂落成。“文化大革命”中教堂被占。1982年复堂，10年受洗500多人，主日礼拜约400人。1949年前本堂经费由差会拨给，复堂以来全靠信徒奉献能够自给自足。该堂前后有陆子庄、周文敏等10位牧师，顾保璋任牧职达50年。

创建于民国12年。俞止斋任景林堂牧师期内，成立闸北牧区，先在大统路374号建堂，称大统路基督教堂，可容200～300人。堂西有石库门房数幢，附设民益小学。民国26年八一三事变，礼拜堂被毁。民国27年调来张士佳牧师，借淮安路758号举行礼拜。抗战胜利后，传教士项烈在空地上建活动房屋，办基督教世界服务会的儿童福利站。民国38年信徒捐资在大统路建卫斯理堂，上午在淮安路、下午在大统路礼拜，信徒180余人，钱洁身任牧师。1954年因市政建设拓宽马路，卫斯理堂只剩1间小屋。1958年土地被征用，堂内设备移交慕尔堂。

由民国17年竺规身和俞止斋两位牧师共同计划建造的，堂址在劳神父路(今合肥路)1～19号，教堂于民国19年建成。19号是牧师住宅，楼下是礼拜堂。民国3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慕尔堂被占，部分工作人员和难民学生迁到合肥路，部分女校也迁去上课，晚上办义务小学。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慕尔堂收回，全部人员回西藏中路。1949年后礼拜堂为学校所用。后合肥路17～41号教产房屋由房地局代理经租。

创建于民国26年。因八一三事变时虹口区景林堂部分信徒逃难到徐汇区，俞止斋借中西女中第二小学(永嘉路)聚会，作为景林堂分堂，后为纪念传教士潘慎文，题名为景文堂。1950年脱离景林堂成为正式牧区，由孙彦理任牧师。1951年卫理公会将衡山路9弄2号原差会女子部的房屋移交景文堂使用。同年，信徒捐款在草地上造了小礼拜堂。1953年海涵堂并入，称沪西礼拜堂。1958年参加徐汇区联合礼拜。后该堂房屋由衡山路幼儿园使用。

民国时期所建卫理公会所属其他教堂还有：

雅各堂 位于吴淞淞兴路，创建于民国5年，负责人为钱洁身。1949年后停止宗教活动。

崇道堂 位于崇明城内西街12号，创建于民国12年，负责人为俞止斋、张道生。1958年停止宗教活动。

五、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下属教堂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统称礼拜活动场所为教会，安息日会教派所属的教堂都称为某某教会。宣统元年至1950年，上海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先后创办的礼拜场所主要有6处，它们是沪中教会、沪东教会、沪西教会、浦东南码头教会、沪北教会及提篮桥教会。1958年后，这些场所有的加入所在区的联合礼拜，有的改作他用。

1909～1958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下属教堂一览表

2014年9月18日，美国纽约，诗人歌手莱昂纳多·科恩出席他新专辑的试听会。

       英国当地时间9月16日，著名的诗人歌手莱昂纳多·科恩（Leonard Cohen）在伦敦开了一次容纳了25国来客的私人新专辑《Popular Problems》提前分享会。新专辑于9月22日，也就是他生日的后一天发布。分享会上，科恩依然一身灰西装加礼帽一顶，瘦且精神，有干巴巴却一针见血的幽默感。

“我总是很难找到通往一首歌的门”

       2009年，科恩重新开始在演出中唱《哈利路亚》。在这之前，他已有多年未唱这首歌。“当时我看了《守望者》（Watchmen）的一篇影评，影评人提到:‘我们能不能暂时不要在电影和电视中用到这首歌了？’我也是这么觉得。这首歌是挺好，但是我觉得唱的人太多了。”然而现在，鉴于这个世界的状况，科恩决定自己将重唱这首经典之作。“这首歌似乎有一些于人有益的力量……在灾难面前。”

       唱歌这件事，对莱昂纳多·科恩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是诗人和作家在先，歌手在后。初登台，科恩常常会唱砸，因为找不到“正确”的情感。他沉郁而缺乏起伏的声音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无情而沉闷的境地。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依然是困扰科恩的一个问题。“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我总是很难找到通往一首歌的大门。”科恩把这个寻找的过程比喻作在日常的生活状态中找到自己的路。“我们总是过重复的生活。要让这循环的生活新鲜且伟大很困难，和我们熟知的人们相处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到底要怎样才能循另一条路抵达一首歌或者一个人的灵魂？”

       80岁的老头幽默起来也是很可爱的，更何况科恩式的幽默从来不是为了取悦别人。当被问及专辑中关于战争与冲突的主题是否意味着这是一张政治专辑时，他说：“这些年我一直努力让自己形成一种没有人可以破解的政治观。”问他这张被自己形容成“绝望”的专辑中是否有“乐观”的存在，他的回答是：“我是一个衣柜里的乐观主义者。”

大半生在寻找救赎的“忧郁之神”

       他是每个孤独男孩心里的声音，是忧郁之神。这位出生富裕犹太家庭的加拿大人9岁丧父，却依然有平顺的童年。他甚至没有在童年的时候听闻任何有关别人的不幸故事，却仍然在青年的时候被抑郁症击中。

       烟、酒、各种药物、宗教、女人。科恩一直在寻找内心的宁静，这些解药虽未一劳永逸地把他从忧郁的泥沼中打捞上来，却刺激了那些黑暗之作的诞生。

       最终，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秃山找到宁静。在那里，他被允许比别的信徒早半小时起床抽烟煮咖啡（规定起床时间是凌晨2：30）。钟声整日不停，提醒人们要做什么，这是一个有效治愈心碎的地方。然而五年的秃山修行归来（2008年），他发现经纪人把自己的钱席卷一空。为了重新储备养老金，74岁的科恩重新踏上巡演之路。

带着“老灵魂”出生，老而弥坚

       很多音乐人巅峰的时期是在他们青春洋溢的年代，比如那些“27岁俱乐部”的伙计。也有些人带着“老灵魂”出生，老而弥坚，莱昂纳多·科恩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新鲜，但是非常科恩。那么多年过去，科恩的声音已经低到可以直接埋进土里。正因如此，贯穿始终的女声合声中和了他的低以及重，布鲁斯的忧伤内核和电钢琴的若隐若现。如此简单的编曲。

       《Did I Ever Love You》，“11月的时候还下雨吗？柠檬树还开花吗？杏仁树枯萎了吗？我真的曾是那个能够永远爱你的人吗？”清醒，冷冽，科恩几笔就勾勒出一幅冷寂的山水画，画中人都已不见。

       即使在讲残酷的现实，他还有心情在后面小小地幽默一把。在《Almost Like The Blues》里，他唱“这里有折磨，有杀戮，还有所有关于我的差评”。不是他的“老朋友”在如今大概已经很难找到关于他的差评。不过早年的科恩可没那么幸运，他作品的晦涩阴暗，以及他让人听到垂下头去的声音，都常是人们批评的对象。

       《Slow》中，“你想早点到达那里，我却希望最后到达。不是因为我老了，也不是因为我的生活方式。我始终热爱慢，这是我妈妈说的。”

       这就想到科恩的妈妈，孤决又特立独行的美丽犹太贵妇，在他的生命中一直占据重要的位置。80岁的时候念及妈妈的话，听起来很有点永恒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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