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架空的很多--。。

　　我还是想留在中国--我想元朝之前汉朝之后吧--

　　民国多大师这说法究竟是什么时候怎么盛行起来，我印象中20年前还没有这说法，也没有大师这尊称，在看看这些所谓的大师都是集中在所谓的国学历史领域，完全是中国人自留地嘛。最早是钱钟书、杨绛的作品风靡一时，逐渐开始记念吴宓、陈寅恪，当然这些还算正常，到後来有些鸟人钻空子，于是什么乌鳖杂鱼阿猫阿狗都成了JB大师。

　　啊咧，还好发现撞车了，后面原作者还更新了几章，我发上来

　　加更：九、催命般的中世纪医疗
　　九、催命般的中世纪医疗
　　很显然，在上述如此不卫生的生存环境之下，中世纪的欧洲人想要一辈子健健康康没病没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生了病肯定就得治疗，但问题是，中世纪欧洲的那些医生，不管怎么看都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在中世纪之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欧洲人的医学技术曾经发展到一个相当不错的水平。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更是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全世界医务人员的共同信条。
　　然而，医学本身应该是一门不信神的科学，而欧洲的中世纪却是一个宗教至上的狂信徒时代。
　　于是，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希腊罗马文明从此黯淡，而欧洲的医学也重新回到了原始的巫医时代。
　　在中世纪初期，很多狂热的基督徒根本就拒绝一切手术和药物治疗，他们认为只要前往罗马或耶路撒冷朝圣，向上帝祈祷和涂圣油，就足以包治百病。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请神父来念经驱邪。而教会的神职人员对此也是极力推崇，甚至胡说什么“赤痢病人只需从耶路撒冷的圣墓取回一撮泥土即可康复”，“舌头发炎的病人只需舐一下圣殿的扶手就会痊愈”，同时恶狠狠地威胁说“接受世俗医疗的罪人都是异教徒”！
　　遗憾的是，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奇幻世界，而中世纪欧洲也并不存在能够施展治疗术的牧师和圣武士。
　　虔诚的信仰终究战胜不了细菌和病毒，而护身符、圣水和赞美诗也无法驱除病魔。
　　所以，即使是在宗教氛围最为浓厚的欧洲中世纪，医生这个职业也依然是存在的。
　　但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你穿越到了中世纪欧洲，并且不幸患上什么疾病，然后去那里的医院看病的话，那么治愈率估计也就跟找神父作法驱邪差不多。
　　为什么这样说呢？要回答这个疑问，就请看看中世纪欧洲的医院，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吧！
　　首先，中世纪的欧洲有大医院，也有小诊所。大型医院一般都是由教会开办，附属在教堂或修道院的旁边，小诊所则是在开办在哪个旮旯里的都有。
　　按照现代人的观念，一般来说，去大医院看病总归应该比较放心。
　　所以，你就去了某个修道院开办的大医院，修女们很热情地招待了你，既不收挂号费，也没有要求你出示证件。在耐心倾听了你对自己病情的叙述之后，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嬷嬷站出来安慰了你几句，同时给你抹了一点圣油或淋上几滴圣水，然后让你和她们一起参加祈祷和做弥撒，参观教堂里收藏的各种圣物。接下来再跟她们一起用餐，分享燕麦粥和豆子煮成的汤，偶尔还会有咸鱼和黑面包。最后给你安排地方睡觉……上述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如果你衣衫褴褛的话，她们或许还会送给你一件好心人施舍的旧衣服。
　　于是，你一边感慨着修女们的古道热肠，一边裹着毯子准备入睡，却突然想起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诶诶？我这是来这里看病的，不是来领救济的啊！医生在哪里？
　　很遗憾，让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是，中世纪的教会医院基本上就是个收容所，根本没有医生存在！
　　——按照中世纪教会的观点，疾病是上帝对有罪之人的惩罚，只要诚心地祈祷和忏悔就能获得拯救，根本无需医药。所以，教会开设的所谓医院，不过是一个聚集大批病人进行集体祈祷的地方。如果真的有谁不药而愈，那么就是上帝赐予的奇迹，教会将对此大肆鼓吹，以提高声望。如果最终还是毫无效果，则说明病人的罪孽深重，需要到更遥远的地方去修行和忏悔，甚至远赴圣城耶路撒冷去朝圣……
　　至于真正能够治病救人的教会医院，则要到很晚的时候才会出现，至少在中世纪欧洲是相当稀少的。而且，即使在这样的教会附属医院里，修士们也往往把治疗与宗教仪式混为一谈，实际的医疗水平并不高。
　　在搞清楚这所教会医院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之后，你恐怕会觉得祈求上帝赐予奇迹太不靠谱，还是依靠世俗的医术比较实在……于是，你就匆匆辞别了热情的修女嬷嬷，去寻找真正有医生在上班的小诊所。
　　那么，中世纪欧洲的小诊所应该去哪里找呢？这个只要看门牌就知道——现代医学界的红十字标志，要到十九世纪才被发明。在更早的年代，欧洲医生的标志是一条蛇绕着一根拐杖。这种蛇绕拐杖的标志，被人们称为“蛇徽”，据说从古希腊时代就开始被医生使用，直到现代还在一些医学杂志上出现。
　　此外，在现代欧洲城市街头的建筑物上，我们偶尔还能见到这样一个奇特的标记：一条蛇缠绕在一只高脚杯上。这个是欧洲各国药店的标志，其起源就是过去代表医生的“蛇绕拐杖”徽章。
　　好了，总之，在门牌上看到“蛇绕拐杖”的标志之后，你便敲门进去，然后看到一个黑漆漆的鸟人——黑帽子、黑衣服、黑斗篷，外加一只长长的鸟嘴面具，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是穿了衣服的大乌鸦……
　　你或许会觉得这身衣服很奇怪也很晦气，但这就是中世纪欧洲医生的标准行头(玩过《刺客信条》的人应该知道)，故而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鸟嘴医生”、“乌鸦医生”。
　　医生脸上那个怪怪的鸟嘴面具，其实是一个简易的防毒面具，里面填充了棉花和薰衣草、薄荷等各种香料，用于抵御病人肌体溃烂的臭味，以及避免医生自己感染上瘟疫——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鸟嘴面具是在黑死病之后的发明，早期的中世纪欧洲医生，还仅仅是穿着一身黑衣黑帽罢了。
　　虽然这位乌鸦医生的服饰色调跟现代的“白衣天使”刚好相反，让人看得心里有点嘀咕，但身为患者也不能讲究太多，于是你就坐了下来，跟他讲述了自己的病情，又回答了他提出的几个问题。
　　下一步，这位乌鸦医生就开始低头翻找，准备拿出常用的工具开始诊疗。你正想着他是不是会拿出一个原始版本的听诊器，谁知却看见他端上来了一个玻璃尿瓶，让你现场撒点尿进去给他观测。
　　——治病的第一步是诊病，中医在这方面讲究“望闻问切”，所以中医遇到病人上门，一般都要看看他们的舌苔并诊脉。但中世纪欧洲的医生却信奉体液平衡理论，使用“尿诊术”，就是拿个玻璃尿瓶让你撒尿，然后由他翻着医书根据尿液来分析病情——事实上，在中世纪的欧洲，玻璃尿瓶就是医生最基本的装备！
　　虽然如今医院里确实也还在做尿检，但中世纪的欧洲可没有现代的分析仪器，医生们最多只能观察一下尿液的色泽、浓度和气味，顶多再蘸点尿液舔一下，确认是不是糖尿病……似乎还是诊脉更靠谱一些？
　　不管这“尿诊术”究竟是靠谱还是不靠谱，总之，在你撒过尿之后，他把玻璃尿瓶举起来放在阳光下，仔细端详，一晃再晃，可能还要闻一闻、舔一舔……最后到底是把病情给诊断出来了。
　　接下来，你正等着这位医生开药方呢，谁知他却从抽屉里拿了几把寒光闪闪的刀子出来……
　　喂喂！有没有搞错啊！我不过是有点头疼失眠，你怎么就要给我做外科手术？而且这刀子还没消毒……莫非是这医生串通了我的仇家，要把我暗杀在诊所里？

　　实事求是地说，与中原、江南战场上遍地的焦土废墟相比，在统治秩序较为稳固的伪满洲国，日本人确实并不是一味地破坏和洗劫，而是花了不少心思去经营的。当时的日本政府已经把满洲当成了铁板钉钉的本土，故而对于各种基础设施的开发都投入了巨资，在满洲建设起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复合体，譬如“亚洲水电之母”丰满水电站、当时钢铁产量中国第一的鞍山制铁所、东北亚规模最大的满铁大连医院，还有号称未来“新干线鼻祖”的亚细亚号特快列车等等——所谓的“满蒙生命线”，可不只是在嘴上说说而已。
　　至于满洲国的首都“新京”（即长春），更是由外国专家设计规划，号称建设得比日本东京还要先进。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享受这一切的“国民”到底是在指谁？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为了让我们被上述言论给弄混乱的头脑清醒过来，在这里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
　　试想一下，当那艘缔造美利坚合众国历史的五月花号，载着英国清教徒的梦想和希望出现在北美海岸，而当地的印第安人则提着火鸡和玉米站在海滩上，懵懵懂懂地看着五月花号靠岸之际，有一个穿越者突然现身，并且将未来五百年将要发生的北美历史，原原本本地向他们尽数相告，那么这些印第安人会怎么做？
　　根据当代那些国内公知们的说法，北美大陆的近代历史大概可以形容成这样，“……这块富饶的土地在你们印第安部落的版图内，是如此的愚昧荒凉，不仅连个像样的城市都没有，居然还保留着活人祭祀这么落后的习俗，真是野蛮得让人耻笑啊！未来这块土地虽然归了外国，但是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并且从未开化的国度一举变成了最强盛的世界霸主！对于这一事实，你是同意不同意？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我赞成以民为本。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国家应为人民牺牲，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所以，你们应该很高兴地欢迎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这是一个肩负着人类希望的伟大国度，是文明、民主和自由的象征……”
　　但问题是，根据我的推测，那些印第安人在得知这一切未来命运之后，在第一时间内做出的反应，肯定不会是高高兴兴地给白人们送上火鸡和玉米，自觉自愿地给他们腾出生存空间，逆来顺受地让白人们用子弹和瘟疫把自己消灭大半，或者驱逐到荒山野岭间的印第安保留区，同时欣喜地看到这片土地上诞生出一个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还会有一个感恩节来纪念他们这些愚蠢的土著人……而是嗷嗷叫着摸出弓箭和长矛，宁可拼了命也要把这帮白人给统统宰掉吧！
　　道理也很简单：船上那些欧洲白人的梦想与希望，就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灾难和绝望。
　　而在当年的伪满洲国，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也跟白人移民和印第安土著一样相差仿佛。
　　——正如在印第安人眼中，伟大的美国只是他们的噩梦一样，“满洲国”也绝对不是中国人的乐土……
　　首先，在具体讲述伪满洲国的社会面貌之前，请让我们先对民国初期的东北三省状况进行一番追溯。
　　自从入关定鼎以来，满清皇室就一直把起家的东北地区，视为王朝最后的自留地，预备在时局不利的时候“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故而设立了“柳条边”阻碍人口迁移，禁止中原汉民开垦东北的“龙兴之地”，大大妨碍了东北地区的开发——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整个东北三省依然只有300万人口，跟明末相差无几。而且就连这么一点人口，也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最南端的辽宁，当时吉林将军辖下的总人口居然只有区区六七万，平均每十平方公里才有一个人，人口密度比之今天的西藏还要不如，其蛮荒程度可想而知。
　　然而，清朝皇帝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东北地区长期处于未开发状态，缺乏最起码的人口和资源，导致东北地方官府根本无力抵御从欧洲远道而来的俄罗斯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俄国人仅仅依靠威逼和恐吓，就一口气割占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外东北沃土！
　　痛定思痛之下，清朝从1860年开始逐步松弛了“柳条封边”之策，允许汉民开发满洲。到了甲午战争之后，为了抵御日俄两国的蚕食，清廷终于完全放开了禁令，竭力鼓励汉民出关开垦荒地。截止到民国初期，东北三省已经有了两千万人口。而之后统治东北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也延续了这一“移民实边”的政策，最终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让东北人口增长到了三千万左右。
　　民国年代的前期，在连年内战、灾荒频繁，民不聊生的华北地区老百姓眼中，山海关外那一块地广人稀的肥沃黑土地，就如同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人眼中的美洲新大陆一样，是一片“希望的原野”。从山东、河北等地出发去“闯关东”的人潮，也仿佛上个世纪渡过大西洋移民美国的欧洲人一样络绎不绝。
　　虽然当时的东北遍地土匪横行，犹如美国西部片里的西部荒野一样缺乏秩序，但那片“棒打狍子瓢舀鱼”黑土地，还有丰饶的煤矿、铁矿和金矿，对祖祖辈辈都渴望着一块田产的中国人来说，还是充满了诱惑力。而这片黑土地也没有辜负中国农民的辛勤耕耘，很快就给了他们难以想象的富饶收成。
　　例如，在电视剧《闯关东》里，就有这样的情节：主角朱开山一家在山东逃荒的时候，都已经快要饿死了，但当他们在东北落户之后的第一年，过年时就吃上了热气腾腾的白面饺子，此外还有满满一桌鸡鱼鸭肉，这些情况都是基本属实的。还有一集的内容，是朱家在东北成了地主之后，长工耍赖不干活，理由居然是“都两天没吃肉了！”可见当时东北人的饮食水平不仅胜过了华北，或许比日后的韩国都要高一些。
　　此外，由于东北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故而与关内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不同，东北的粮食生产在近代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商品率，不但粮食自给不是问题，东北的商品粮还大量的输出到关内和国外，而东北大豆更是享誉世界，让迁移至此的关内百姓迅速过上了相对富裕的生活。
　　接下来，东北的工商业也依托着商品化农业逐步建立了起来，虽然早期只是搞了一些磨面粉和榨油的小作坊，不如内地的洋务运动那么气魄宏大，但由于资金充裕和环境相对稳定的缘故，东北的民族工商业在民国前期发展得相当迅速。截止到“九一八”事变的前夕，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以及一个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建立起了全国最大的面粉、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不仅能够与长江流域的工业城市相抗衡，甚至还对日本的商品倾销构成了严重威胁。

　　但问题是，按照伪满洲国制订的配给标准，能够合法分到大米的“劣等民族”实在是少之又少，居然连伪满的警察局长都不够资格，普通富人更不用说。至于种植这些大米的东北农民，按照法律更是连一粒米饭都吃不上。而满洲开拓团的日本移民不仅不需要交纳农业税费，还能按月领取口粮。
　　（为了给伪满洲国歌功颂德，有些“公知”胡说什么东北原本不产大米，都是日本人带来了稻种，才让东北开始出现了水稻种植，所以东北大米特供日本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早在唐朝的时候，渤海国靺鞨人就已经开始在东北种植水稻。虽然之后由于气候变迁等原因，东北的水稻一度消失，但最迟到清朝后期，辽东地区就已经再次恢复了水稻种植，譬如著名的盘锦大米，在20世纪初期就享誉海内了。）
　　面粉对中国人来说也成了奢侈品，只有在象春节和中秋节这样的传统节日，才能每人配给一斤而已。
　　这样一来，日本从东北农村强征来的大米、面粉，除了大批运往日本的本土之外，就是供应关东军和移民到东北的日本人食用。而中国人一旦被发现食用大米、白面，就是经济犯，处罚异常严厉——有位东北的乡下老人曾回忆说：“……日本鬼子在东北时，日子过得苦呀！我们最多只能吃苞米、高粱米。逢年过节，家里弄点好吃的，也都是半夜里偷偷吃。有亲戚吃了点大米，回家时坐火车晕了车，吐了出来，被日本人看见，硬说中国人吃了大米就是经济犯，当时就被抓了起来。后来好像被拉去做了劳工，再也没回家。”
　　还有另一位大城市里的东北老人则回忆说：“……那时日寇把中国人列为三等国民，处处都受压迫受欺辱。我们中国人种的大米不许中国人吃，只许日本人吃。中国人只能吃日本人配给的发霉的苞米面、橡子面，不许吃大米。谁吃了大米，就是‘经济犯’，就要抓起来送到警察署给灌凉水，过电上刑罚。中国人吃大米了，就把中国人抓来，脸朝天的，脑袋搭拉着绑在一个长条木头板凳上，用洋铁壶嘴往嘴和鼻子里倒水，呛的人都喘不上气来。要有不服气的反抗的，就给绑在椅子上，用110伏的电线接触在中国人身上，让你酸痛麻木，全身突突被电打得昏厥过去。”
　　根据伪满洲国的统计资料，仅在该法案执行的第一年，就有31万东北人因为违法吃大米白面而被捕，占到总人口的1%。而这些“经济犯”的下场，多半都是被押送到各处矿山当劳工，最后进了万人坑……
　　最开始的时候，伪满洲国给中国人规定的口粮配给，是城市里每人每月供给高粱米或玉米面24斤和若干杂豆，乡下农民每人每月可留粗粮30斤（各地稍有不同），虽然伙食粗粝，但尚可勉强果腹。
　　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配给标准下降得非常迅速。据1943年的伪满《经济情报》所载，从1942年起，伪满境内中国人的粮食配给量几乎是每月都在递减，1943年2月份的配给已减到18斤，4月份又减为10斤，5月份在10斤粗粮的配给中掺进7斤发霉的玉米面。小孩的配给更是仅有每月4斤。
　　到了最后几年，随着战局的日益不利，日军不断加大搜刮粮食的力度。伪满洲国的粮食供应日益恶化，在东北的日本人都开始吃起了高粱米。至于中国人，更是只能吃由玉米、小米、榆树籽和锯末做出来的“混合面”，以及由橡实制成的“橡子面”，这种橡子面吃多了就会大便硬结，让人拉不出屎、痛苦难耐。
　　然而，就连如此粗劣的食物，也还得半夜三更就去排队才能买到——当时的各个粮谷配售点，经常会没有粮食可以出售。有时市民们排了很长的队，站了很长时间，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块“今日无粮”的牌子。
　　伪满政府配给的粮食是如此的匮乏，而且还有很多丧失劳动力的人，根本没办法得到配给，因此一些家庭常常断粮，只好以树叶、树皮、米糠和野菜充饥。由于营养匮乏，东北人民的健康状况严重下降，各类疾病泛滥成灾。连伪满官员都普遍是一副营养不良，面带菜色的模样……对比起当年张大帅的治下，连长工都能偶尔吃顿肉的景象，实在是不能不让东北人对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
　　除了粮食之外，在伪满时期，肉、油、糖、肥皂、纸烟、布、棉、线、盐、火柴、火油（煤油）等生活必需品，也全部都要实行配给。而且这些配给物资总是时有时无，布料和燃料尤其短缺，小孩光屁股的不在少数，不少人甚至只能披麻袋片。更要命的是，由于煤炭的消费量被日军严格管制，冬天里有很多家庭生不起火坑，只能在饥寒交迫之中瑟瑟发抖、度日如年，各地冻死饿死的惨事屡见不鲜。
　　确实，正如某些“专家”们描述的那样，本土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了资源丰富的东北三省之后，为支持其进一步侵略战争的需要，在两代张大帅建设的工业基础上，对东北地区强制推行“产业开发”政策，客观上使东北工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也使“满洲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1943年，东北的煤产量占全国的49%，生铁占87%左右，钢材占93%，电力占78%；全区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6%左右，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此外，日本人还在伪满洲国兴办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电影企业——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当时东北亚最大最先进的综合研究所——满铁中央实验所等等。而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的城市建设，确实也颇有值得称道之处。

　　回到正题，在阐述了古埃及的近亲婚姻之后，我们又该怎么看待这一严重违反现代伦理道德的习俗呢？
　　首先，我们看问题不能脱离时代背景，更不能用现代人的标准来要求古代人。
　　请容我在这里指出一点：在人类文明尚未开化的远古时代，世界各地的婚姻状况全都非常混乱，不仅旁系血亲，甚至在直系血亲间也可通婚。在那个蛮荒蒙昧的时空中，兄妹或姐弟结婚根本就是司空见惯的常事，而不是古埃及文明的特例。
　　在埃及神话、日本神话的，甚至基督教的《圣经》之中，都有这方面的描述。就连观念比较保守的中国人，也是到了西周时代，才逐步出现了严格禁止近亲结婚的道德观念。
　　而在同一时代的“野蛮地区”，比如古罗马帝国诞生之前的西欧，当时的日耳曼人干脆连婚姻制度都很模糊，整个部落的男女“犹如野兽一样交媾、繁衍”，小孩子大多说不清自己的父亲是谁。
　　所以，对于古埃及人的近亲婚姻，我们大可不必把它指责为是落后蒙昧、乱伦背德的耻辱象征，甚至扯上什么劣根性——同一时代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民族，基本上都要比古埃及人更加落后得多呢！
　　而且，我们现代人如今遵循的各种伦理道德，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发明出来，自然也就谈不上乱伦了。
　　其次，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结果，近亲结婚确实不太好——不仅生育率低，后代的死亡率高，并常常出现先天畸形和遗传性疾病。例如表兄妹结婚，痴呆儿发生率比非近亲结婚高150倍，新生儿死亡率和畸形率也比非近亲结婚高3倍多。而近亲结婚者的子女在20岁前死亡者达13.9%，非近亲结婚却仅为1.7%。
　　在古埃及，由于长期的近亲结婚，很多法老也都患有遗传病。譬如说那位著名的少年法老图坦卡蒙，就是一位疾病缠身的跛脚少年，有着畸形足和颚裂，需要拐杖的帮助才可以行走——考古学家在他的坟墓中发现了100多根拐杖，显然是为图坦卡蒙的来生而准备的。
　　根据上述的科学研究结果，近亲结婚不利于子孙后代的健康成长，这绝对是一条确证无疑的公理。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古代人类的寿命原本就十分短暂，婴儿的夭折率通常就超过一半，而成年人在天灾、瘟疫和战争之中的死亡率和残疾率也相当高。一直到工业革命前夕，当时号称最文明最先进的欧洲人，平均寿命依然没有超过40岁，而在遥远的古埃及时代，埃及人的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就更加悲催了。
　　在这里可以举一个反例，曾经一度风俗放荡的古罗马帝国，在公元三世纪全民皈依了基督教之后，开始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度，禁止各种背德乱伦的陋习，奉行廉洁节制的生活态度……按道理来说，婴儿的存活率应该会变得比较高了吧！可事实上，根据东罗马帝国政府在七世纪对首都君士坦丁堡市民家庭的一次统计普查，当时全城婴儿出生的存活率只有40%，其中很大一部分还会在三岁之前夭折。
　　因此，在古埃及时代，婴儿患遗传病的几率变高一些，似乎还谈不上什么严重问题，因为原本的夭折比率就已经过半了。事实上，那些患有严重遗传病的孩子，通常根本就没有机会长大成人。而埃及法老在身体力行的“广种薄收”之下，一般来说总还是会有几个健康婴儿出现的，不必过分担忧继承人的问题。
　　此外还可以做一个类比：根据某部外国小说的内容，一位年轻的士兵在前线战地被一位漂亮的妓女百般勾引，虽然士兵十分心动，却又担心她身上有艾滋病。于是妓女就非常老道地“教导”这个菜鸟说：作为一个很可能在明天就会被子弹打死的人，你又何必为某种在十年之后才会威胁生命的疾病而发愁呢？
　　同样的道理，如果某位穿越者来到了古埃及，并且成为了王子或法老的话，那么他尽可以放心大胆地推倒自己的姐姐和妹妹，而无须去顾忌当时还不存在的某些伦理道德，以及跟瘟疫、战争和天灾相比而言根本无足轻重的遗传病——前提是只要你能够过得了自己心里的那道坎的话……
　　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我觉得在这里还是有必要提醒大家一下：从来也没有哪位神明规定过，法老的女儿就一定会是貌若天仙、温柔可人的大美女，而不是歪瓜裂枣、弯腰驼背、瘸腿瞎眼的丑姑娘……至于脾气暴躁、天生放荡的泼妇，或者阴险毒辣、手段残忍的腹黑女，在王室里就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了。
　　如果亲生姐妹的数量很多，法老或许还可以从里面挑出一个比较中意的人选，立为自己的王后。但如果这一代的埃及公主只有一两个，而且品行容貌全都不怎么样，那么法老的婚事就会比较难办了。
　　然而，碍于神圣的近亲结婚律法，法老们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与这些未必很美好的亲生姐妹结婚——只要稍微回忆一下，埃及艳后的前后两任弟弟丈夫是什么下场（一个被姐姐的姘头凯撒击败战死，一个直接被艳后毒杀），你应该就不会对“娶个姐姐当老婆”这种禁忌的婚姻，抱有太多过分美好的幻想了。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法老”这个词在古埃及语之中的本意是宫殿。从第十八王朝开始，渐渐有些埃及王自称“法老”，相当于汉语之中的“朕”。直到在古埃及文明末期的公元前10世纪，“法老”才正式变成了所有人对埃及君主的尊称——更早之前的那些埃及统治者，都是直接称为国王的。
　　而《天是红河岸》和《尼罗河女儿》这两部漫画的时代背景，都是在公元前14世纪后期，距离法老这个头衔的正式诞生，还有足足三百多年……所以严格来说，这两部漫画里出现的数位埃及法老，实际上全都应该被称为“埃及王”才对。

　　看看这个比整天婆婆妈妈家长里短有意思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