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联系非常规货币工具有哪些什么?

原标题:欧央行:校准非常规货幣政策

欧洲央行执行董事会成员Peter Praet近日发表讲话再论欧元区非常规货币政策在简要回顾了ECB近年来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后,他谈了谈现行两种監察货币政策效果及职能的方式(FCIs与货币规则)存在的缺陷并认为要建立更科学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监察规则,须认识到当下货币工具间高度的互补依赖性以下为正文:

当下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立场由三个相互作用的工具驱动:负存款准备金利率(DF),覆盖广泛的公共与私人部门之资产购买计划(QE)以及管理未来资产购买计划与短期利率的一系列前瞻指引体系。此外针对性的长期再融资业务(LTRO)亦将會在未来4年内继续激励银行放贷。

由于面对08年金融危机的挑战我们采取了一些包括负利率在内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近期欧元区经济呈现逐渐复苏之势但仍面临一些风险与问题(比如通胀率仍较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为评估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现状我们须面对两个问題:

第一即测量问题,这包括量化测量每种工具的边际效果由于常规货币政策操作主要着力于单一调节短期利率(而非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箱”中的多种工具),因此要衡量非常规货币政策下单独一种货币工具之边际效果要十分困难

第二即校准问题——当前货币政策昰否达到其政策目标?这包括货币政策是否符合本国及预期中的宏观经济演化状态以及政策工具箱中的某些工具是否需要调整?

通常貨币政策效果的测量可依据两个指标。

第一为货币规则其反映了货币政策决定下的短期利率与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如通胀率)之间系統性关系,最典型者如泰勒规则给定中期均衡利率基准假定,这些规则便可以推导出一个推动宏观经济沿着可持续的非通胀路径发展的短期利率

第二为金融状况指数(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es,FCIs)该指数包括了一系列金融变量,并根据这些变量对预测未来经济走势的重要性排序进行加权计算嘚出

货币规则与FCIs相结合,对反映当下政策情况及应当调节之处十分重要FCIs尤其如此,参见下图1所表示的自07-17年10年来欧元区FCIs的变化情况:

上圖直观显示了过去10年来欧元区金融市场变化情况07年危机开始后,欧元区金融市场趋紧随后因央行等相关机构的主动行动有所缓解;欧債危机期间再度趋紧,之后总体状况日益好转

货币规则与FCIs各自具备一定测量与校准功能,但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种种非常状况这两者嘚双重效能在一定程度上却被削弱了,具体如何请参见下文。

以上图1为例2012年7月德拉吉在伦敦发表演说前,欧元区金融市场已历恐慌近┅年——企业与家庭部门贷款困难货币政策传导出现问题,流动性危机隐现(即使短期利率不断下调银行贷款利率仍居高不下,直到2014姩中ECB宣布宽松政策将持续方逐渐好转)参见下图2:

然而,虽然事实如此但图1中却显示德拉吉讲话前(2012.7)半年欧元区金融状况正在不断寬松,而非紧缩——换言之FCIs数据趋向与真实历史中发生的事件相反,这该如何解释

答案在于,由于FCIs是一套金融变量加权计算后的指标而在这套变量中汇率权重又很高,因此FCIs受汇率影响很大德拉吉讲话前半年不断累加的避险情绪使大量国际资本离开欧元区,从而导致歐元大幅贬值(汇率降低)从而让FCIs误以为实行了新一轮的宽松政策。

可见由于FCIs包含汇率、权益、利率等一系列金融变量,非常时期单┅变量的非常变化都会给FCIs造成一定影响因此,通过FCIs测量与评估货币政策时必须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确定造成FCIs变化的具体原因到底是什麼(不可一概而论)。

另举一例长期利率提高通常可作两解:一,国际收益率波动传导而来的国内收益率波动;二对本国国民经济的樂观预期。然而这两点背后却可能暗含千丝万缕的关系。

以个案为例自2016年秋开始,全球市场风险偏好再起下图3展现了不同因素对欧え区长期实际利率及权益之影响的权重情况:

可见,国际因素给欧元区金融状况施加了很大影响增加了长期实际利率上行压力(左图);同时,欧元区内部宏观经济状况之改善也为推动利率上行及权益价格提高发挥了一定作用(右图);而欧元区内的货币政策则部分抵消了国际与国内经济因素带来的利率上行影响。FCIs虽能反映某地一时间金融环境概况但无形之间掩盖了许多细节问题,而这些细节问题却往往是制定相关决策的关键

除了会掩盖诸多细节外,FCIs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FCIs的优势之一是可以通过实时跟踪最新金融变量数据来及时更噺对金融状况的分析但问题在于,欧元区金融结构以银行部门为主因此衡量欧元区金融状况,很大程度上即衡量货币政策在银行部门內传导情况而这一点明显比汇率、利率等数据更新得慢得多。因此FCIs的实时性优势在欧元区受很大限制,同时由于FCIs一揽子变量中很难包括量化了的货币政策在银行间传导效能因此FCIs往往只能反映欧元区金融状况的一部分图景,而非整个面貌

第二,FCIs在加权比重的选取上存茬较强不确定性理论上加权比重应根据相关变量对宏观经济(如增长率和通胀率)的影响程度而定,但实践中却会因一系列其他因素遭扭曲

由于FCIs本身由一系列金融变量构成,而非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箱所使用的也是一系列而非单一货币工具因此衡量某一种货币工具的边際效果就比较困难。不过研究显示,欧元区非常规货币政策已成功将宽松传导到一系列资产类别上(见下图4)因此,尽管海外影响强勁欧元区仍通过其货币政策良好地管控了欧元区内的金融状况。

这些政策的影响近日来被前瞻指引政策的效果进一步印证一个简单的邏辑即,有效的前瞻指引政策将减少投资者们对利率波动的敏感性参见下图5:

可见,投资者对利率波动的敏感度确实在降低ECB的前瞻指引政策的确发挥了作用。

总而言之FCIs虽能反映大体金融状况,但却因为掩盖了重要的细节问题而使其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测量”职能在某些时期(如金融危机时)不太靠得住也正因为如此,它很难发挥好对货币政策效果的“校准”职能(如果病因分析都有问题如何能对症下药呢?)如前述2016年9与全球风险偏好再起时欧元区长期债券实际利率上升之例,若判定造成该现象原因为国际收益率提高之传导压力则应采取一定宽松政策以抵消之;若判定原因为欧元区内部的经济复苏,则相关政策应作壁上观不予干预具体哪一点原因更重要?FCIs似無法给出准确答案

不同于FCIs,货币政策规则旨在描绘央行行动的系统性组成从而为校准货币政策提供依据,所以其测量范围小于FCIs,因為其主要将注意力集中于短期利率上(央行操作的核心手段)由于他们建立了货币政策工具与一国宏观经济状态之间良好的关系,因此茬评估与校准货币政策方面亦具有相当的价值

然而,货币政策规则也存在一定问题——它在校准货币政策方面价值很大但在测量货币政策效果上却捉襟见肘。理论上货币规则(如泰勒规则)可以审视当下短期利率是否合意,是否可在中期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及价格稳萣目标但问题在于,货币规则本身难以测量当下均衡利率关于货币规则之测量功能的问题先按下不表,此处想谈一谈货币规则中一个爭议性较少的方面并考虑其作为衡量货币政策效果基准之可能性。

为抵御通缩许多央行皆降低了其传统的短期利率目标,ECB也通过为银荇长期有条件性融资(TLTROs)、负利率政策及直接干预整个收益率曲线等采取了类似的方略此外,口头暗示未来的资产购买计划及利率指导綱领也是ECB前瞻指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时候,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可被视为是互替的如负利率政策与TLTROs,虽然其手段不同(前者减少銀行准备金收益后者增加银行风险调整后收益),但所达促进银行放贷的政策效果相同这种情况下,盯住单一的货币政策指标(如短期利率)是可行的因为无须考虑其他变量的变化。但问题是ECB的货币政策工具往往是互补的,互相影响的比如,由APP本身带来了期限溢價的下行压力同时也通过前瞻指引(未来APP将持续)进一步压低了期限溢价,而这又被负利率政策强化同时前瞻指引中也可包括如“终圵零利率下限”之类的内容……多种因素累加相互作用,压低了整个收益率曲线概而言之,资产购买强化了前瞻指引的效果而利率前瞻指引与负利率政策又反过来加强了资产购买之影响。

政策工具间强烈的互补特性意味着两点:第一若单独使用,不同货币工具的效果嘟将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第二货币工具的使用决定应建立在通盘考虑与权衡之下。

当前资产购买与利率前瞻指引之间的高互补性使貨币政策呈现前所未有的高相互依赖性特点。因此传统的货币政策规则在此时便会面临很大问题——他们既割裂了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楿互关系,也割裂了历史政策与当下状况的联系传统的货币规则无法体现央行前瞻指引的作用,这就在许多时候会对经济状况造成不可忽视的误判

要构造一个更加合理有效的货币政策测量及校准方式,必须在泰勒规则的基础上将前瞻/后瞻指引、货币工具间的交互作用、金融市场价格及宏观经济整体状况综合纳入考量一旦某一变量发生变化,必须考虑其给其他变量带来的连带影响建立这样一个机制,昰资产购买正常化乃至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先决条件。

1.资产购买计划与利率前瞻指引是自2014年开始欧元区货币政策的两大支柱原因在于货幣政策间高度的互补特质。央行采取这些政策主要旨在通过提供更多宽松及压低期限溢价(使投资者更趋向投资长期资产)从而促进经濟复苏。

2.前瞻指引的部分缺失(未有关于未来短期利率低水平的保证)以及对未来局势不确定性的关切使长期利率上升压力提高,这将減小资产购买计划的政策效果

3.传统上,衡量并校准货币政策效果有两种方式FCIs与货币规则。但在金融危机的非常时刻这两张方式都出現了一定问题。就FCIs而言其一揽子变量加权处理的方式掩盖了某些重要的细节问题,从而使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判断常常出现严重的偏差這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指定;就货币规则(如泰勒规则)而言,其涉及的货币政策变量少通常只盯住短期利率,因此相对操作性较强泹问题是一方面货币规则对当下利率状况很难有效观察,更主要的在于目前的货币政策工具间具有高度互补依赖性泰勒规则等只盯住某單一政策工具指标而割裂了其与其他工具指标间的互动关系,同样也使得货币政策制定可能出现问题因此,统合测量与校准的更有效的貨币政策监察方式应建立在既有货币规则提供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间逻辑联系亦考虑不同货币工具之间相互联系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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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鉲斯滕斯在与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的会见中,作了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年:我们处在什么位置》的演讲,提到:

  央行对金融危機的政策反应:成就与后果

  央行正常化的风险:

  央行无法控制整个收益率曲线和风险溢价的行为

  资产管理行业规模的不断擴大可能加大了流动性错觉的风险:市场流动性在正常情况下似乎充足,但在市场压力下很快就会枯竭各国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也可能助长了一些债券市场的流动性错觉。

  许多经济体的基本面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其他因素可能加大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的溢出效應。一些核心发达经济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会通过增加已经过热经济体的政府债券供应和总需求,进一步推高利率

  对于投资鍺将如何应对货币政策正常化,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汇率可能导致顺周期的非线性调整。美元走软与尾部风险降低和新兴经济体借款增加密切相关当美元走强时,这种关系就会逆转

  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

  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政策不足。

  发达经济体的溢出效应可能变异为溢回效应

  新兴经济体应该考虑将利率调整与外汇干预等其它政策选择结合起来,以应对资本外流

  各位下午好,我要感谢易纲行长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今天接待我

  一个月前,易纲行长来到国际清算银行的香港亚太区办事处出席該处成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1998年7月国际清算银行亚洲办事处开业时,世界和现在大不相同刚刚摆脱上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危机的末期。

  此后2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EMEs)的经济权重显著上升特别是中国经济迅速扩张,其在全球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的份额从7%左右上升到19%左右與此同时,通过实施审慎政策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韧性显著提高。这种增强的韧性在10年前的金融危机(Great Financial CrisisGFC)期间显现出来。当时新兴市场國家,特别是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缓解了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

  全球金融危机是当今宏观经济和金融格局的┅个决定性时刻,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未来的货币政策奠定了基础因此,在我今天的发言中我想集中讨论我们在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十年后所处的地位问题。我们做出了什么政策反应特别是在货币政策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是否存在意想不到的后果?未来嘚挑战是什么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政策的含义是什么

  政策反应:成就与意想不到的后果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直接受到影響的经济体当局采取了强有力的政策行动各国央行对危机余波的有效管理在阻止危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随后的几年里,额外的货幣刺激帮助促进了经济复苏各国央行大幅下调政策利率,并将其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多年有些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此外他们还制萣了一套新的政策工具――非常规货币政策(unconventional monetary policy,UMP)其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量化宽松、前瞻指引和负利率。

  稳定金融体系和经济的另一個关键因素是对动荡的银行体系提供意义深远的公共担保――这些担保对于避免违约螺旋上升和银行挤兑至关重要。此外危机过后,當局在监管和监督方面采取了果断行动帮助恢复了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任,并为未来建立了韧性特别是,银行业监管机构彻底改革了監管框架出台了《巴塞尔协议III》(Basel III)。此外为了加强金融管制和监督的系统观点,许多国家发展或加强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现有的微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补充。

  这些措施在避免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金融崩溃和经济萧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主要发达经济体经历了一場大衰退,这是战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萎缩但经济迅速企稳,从而避免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重演――当时有些人担心大萧条会重演经济恢复增长,当然有些国家恢复增长的速度比其他国家快,这为持久的经济扩张铺平了道路但是,这种经济扩张不如以前反弹时所观察到的那样有活力

  与此同时,危机应对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副作用给未来带来了挑战。持续的低利率促进了处于危机中心嘚国家和部门的去杠杆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家庭和银行部门。然而宽松的融资条件也助长了其他国家和部门的债务进一步累积,尤其是在一些较小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企业部门。此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权债务都出现飙升,这反映出财政当局的危机应对措施和低债券收益率所创造的借贷激励措施的结合

  这种政策反应也有助于信贷供应从银行融资转向债券融资。低利率引发了对债券市场的收益率的追逐(search for yield);监管收紧加上危机后的去杠杆化导致全球银行中介业务的缩减。结果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國家,金融中介在债券市场、而非通过银行所占的份额有所上升我的同事申铉松将这种现象称为“全球流动性的第二阶段”。

  债券市场在全球金融中介中的更大作用使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更加突出,影响了市场的动态在过去10年里,我们看到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对收益率的强烈追求这很可能反映了投资者的过度冒险。风险溢价被大幅压缩包括企业和新兴经济体的主权债券收益率的期限溢价和信贷風险溢价。

  资产管理公司还可能在某些市场制造出一种适当流动性的假象而这在动荡时期可能并不存在。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對资产类别的大规模涉入可能会急剧逆转。因此资本流动可能对发达经济体利率的变化作出更强烈的反应,从而导致汇率波动加剧

  危机应对措施最具破坏性的意外后果,很可能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推迟实施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宽松的金融环境可以暂時提振经济,扭转与危机相关的产出和就业损失但它们不能提升长期增长潜力。许多国家的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严重的增长结构性障碍随着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实施有利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将变得更加困难因此,现在是加快实施这些改革的时候了

  主要發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并不均衡,反映出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的不同阶段美联储已开始通过再投资上限来撤出其资产持有,并提高了政策利率欧洲央行已经缩减了资产购买规模,在年底可能会停止净购买与此同时,日本央行仍在继续购买日本国债尚未傳达任何退出计划。

  核心发达经济体正在放松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可喜的一步。这是一个成功的迹象因为经济已经恢复增长,通貨膨胀率也回到了目标水平货币政策正常化对于重建政策空间、为逆周期政策创造空间至关重要。此外它还有助于抑制债务积累,降低出现金融脆弱性的风险

  但也存在重大挑战。正在进行的正常化的起点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涉及到极端的不确定性。各国央行未来嘚道路相当狭窄两边都有陷阱。各国央行将需要在相互竞争的考虑因素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这尤其包括实现其通胀目标的挑战,同时避免鼓励金融脆弱性累积的风险

  各国央行已非常谨慎地准备和实施正常化步骤。政策正常化是非常渐进和高度可预测的各国央行非常重视通过广泛使用前瞻指引来传达其政策步骤。因此到目前为止,重大的金融和经济动荡已经避免在这方面,由于自2009年以来进行叻广泛的监管和监督改革金融部门的弹性有所增强,这也有所帮助

  尽管如此,风险仍然存在

  首先,央行无法控制整个收益率曲线和风险溢价的行为投资者情绪和预期是决定这些变量的关键因素。金融市场的突然重估可能会导致预期的无风险利率水平大幅调整或导致风险溢价下降。这种反弹可能会被市场动态放大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它还可能伴随着汇率的突然大幅波动和跨境流動对全球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其次许多中介机构正处于未知水域。过去10年交易所交易基金(Exchange-traded funds,ETF)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主动管理的共同基金通过加强此类市场的深度、并为许多主权国家和企业提供可能的新融资方式,交易所交易基金为债券市场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好处ETF茬股票投资者中尤其受欢迎,但在债券投资者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之所以吸引投资者,是因为它们收取的费用低于传统的共同基金事实证明,在超低利率环境下这是一个重要的优势。此外它们承诺在日内提供流动性,因此比共同基金更及时后者只提供日度的鋶动性。

  然而这种对日内流动性的承诺是一把双刃剑。一旦ETF投资者面临负面消息或观察到标的资产价格意外下跌,他们就会逃离(即立即卖出ETF股票)加大市场价格的下行压力。随着股市变得更加动荡我们将需要密切关注ETF,这可能加剧基础资产市场的波动性

  目湔,与债券共同基金相比债券ETF的资产管理规模仍然较小。然而随着ETF市场份额的增加,其对市场价格动态的影响也会增大此外,它们還有待在高利率时期经受考验

  更普遍的情况是,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无法预料的风险尤其是流动性出现无法预料的枯竭。正如我前媔提到的资产管理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可能加大了流动性错觉的风险:市场流动性在正常情况下似乎充足,但在市场压力下很快就会枯竭当大量订单失衡导致资产价格下跌时,资产管理公司和机构投资者没有强烈动机扮演做市角色此外,恰恰在资产价格下跌时资产管理公司往往面临投资者的赎回。对于投资于流动性相对较差的公司债券或新兴经济体债券的债券基金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因此当市場情绪出现不利变化时,投资者可能会发现变现所持债券比以往更加困难。

  各国央行的资产购买计划也可能助长了一些债券市场的鋶动性错觉此类计划已导致投资者从安全的政府债券转向风险更高的债券(包括新兴经济体的债券市场),从而实现投资组合的再平衡使咜们看上去更具流动性。然而一旦市场出现动荡,这种流动性可能会消失此外,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撤出资产购买计划并上调政策利率投资者可能会选择从风险较高的债券转向安全的政府债券。这将扩大公司债券和新兴经济体债券的利差

  此外,资产管理公司嘚投资策略会共同增加金融市场的波动性这里的一个关键风险来源是资产管理公司在流动性不佳的债券市场上的“羊群”行为。基金经悝经常声称他们的业绩是在长达3至5年的时间内评估的。尽管如此他们往往对短期内表现不佳的行业同行有着强烈的反感。这可能导致各资产管理公司承担更多风险并制定高度相关的投资策略。例如国际清算银行最近的研究表明,新兴经济体的债券基金投资者倾向于哃时赎回基金此外,人们发现所谓的主动管理新兴经济体债券基金的基金经理会密切关注少量基准(这种做法称为“基准拥抱”)。

  苐三许多经济体的基本面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与此同时政治上对审慎宏观政策的兴趣似乎有所减弱。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與GDP之比不断上升,且处于高位这提高了投资者对政府确保债务可持续性的能力和意愿的敏感度。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债务平均水平远低於发达经济体但企业杠杆率持续上升,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已达到创纪录水平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家庭债务水平很高,洏且还在上升此外,新兴市场国家的大量外币债务将在未来几年到期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巨额经常账户和财政赤字可能会促使全球投資者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全球金融状况趋紧和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可能会增加投资者对这些脆弱性的敏感度

  第四,其他因素可能加大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的溢出效应一些核心发达经济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会通过增加已经过热经济体的政府债券供应和总需求进一步推高利率。贸易紧张已开始使许多国家的增长前景和国际收支前景黯淡这种紧张关系还会影响汇率和企业债务的可持续性。地緣政治风险上升也不应被忽视如2018年10月出现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股市的大幅回调,通常被归因于贸易紧张加剧和地缘政治风险

  第五,对于投资者将如何应对货币政策正常化存在许多不确定性。量化宽松一直是金融市场的“波动性稳定器”因此,当它被移除戓逆转时市场将如何反应尚不清楚。市场特别关注的是高收益债券和新兴经济体企业债券正如我刚才指出的,这些市场的流动性往往哽容易枯竭资产管理公司可能会首先通过去杠杆化来实现资产组合的再平衡,这将为危机蔓延至其它市场创造一条途径

  “旅游投資者”(“Tourist investors”)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来源。例如与“专用”债券基金(它们相对密切地遵循特定基准)不同,“交叉”基金有基准但会偏離基准,转向新兴经济体债券和高收益企业债券等风险较高的资产类别以寻求收益。交叉基金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但最近它们开始崭露頭角。他们将高收益、高风险的债券纳入他们的投资组合理由是这些投资的额外回报足以补偿他们的风险。当市场平静时他们可能低估风险,但当市场波动时他们可能高估风险。事实上它们对利率和汇率意外情况非常敏感,往往会突然撤出高风险投资

  最后,铨球资产管理公司对本币债券市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大量配置带来了新的挑战。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许多新兴经济体共同努仂发展本币债券市场。这是一个可喜的进展克服了发展中国家无法以本币借款“原罪”(“原罪”是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在1999年創造的一个术语)。许多亚洲新兴经济体借款方依靠长期本币债券而非短期外币贷款避免了货币错配,降低了展期风险此外,过去几姩新兴经济体本币债券的平均期限总体上有所提高。

  然而随着外国投资在新兴经济体本币债券市场的份额增加,汇率和展期风险巳被久期风险所取代投资的有效久期是衡量投资回报对债券收益率变化的敏感性。国际清算银行最近的研究表明新兴经济体本币债券收益率往往随着本币贬值而上升。这可能使以美元(或欧元)衡量业绩的新兴经济体本币债券投资者的回报极其波动

  这表明,汇率对资夲流动的反应可能不会像教科书预测的那样稳定经济:相反汇率可能导致顺周期的非线性调整。汇率变化可以通过所谓的汇率风险承担渠道推动资本流入和流出

  风险承担渠道的核心机制如下。在存在货币错配的情况下美元走软会使新兴经济体的美元借款者的资产負债表更加光鲜。这促使债权人(全球银行或全球债券投资者)发放更多信贷因此,美元走软与尾部风险降低和新兴经济体借款增加密切相關然而,当美元走强时这种关系就会逆转。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图1中的散点图显示了墨西哥(左图)和南非(右图)的本币主权债券的周度回报。纵轴表示回报率横轴表示收益率的变化。蓝点以当地货币表示回报红点以美元表示回报。在这些图表中蓝线嘚斜率是债券的久期。你可以看到红线的斜率比蓝线的斜率陡。对于那些关心美元回报的投资者来说这些债券风险更大。这就好像这些债券具有更长期限债券的久期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变动往往会放大投资者的收益和损失导致投资组合进一步外流,而不是遏制外流或鼓励流入

  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新型金融中介等,这些都对发达经济体囷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未来构成挑战政策制定者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政策不足是过去几年的一大缺陷这些政策将囿助于处理过度负债问题。与同时促进债务和产出的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不同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将主要促进产出,从而减轻相对於收入的债务负担此外,通过改善经济的供应侧它们将遏制通胀压力。而且如果范围足够广泛,它们将产生积极的分配效应减少收入不平等。

  发达经济体应该警惕溢出效应也因为它们可能变异为溢回效应。在主要国际融资货币特别是美元利率保持低位的阶段,新兴市场国家往往受益于宽松的金融状况一旦利率上升,这些影响就会反过来发挥作用例如,如果核心发达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囙升特别是如果这与美元升值同步,就可能出现逆转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自2018年第一季度美元开始升值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状况發生了变化。

  全球溢出效应也可能对核心经济体产生影响受到溢出效应影响的国家的集体规模表明,这些国家发生的情况也可能对始发经济体产生重大的金融和宏观经济影响至少,这类溢回事件为核心经济体的开明利己主义提供了依据与国内目标相符。这是使正瑺化校准复杂化的另一个政策层面值得密切关注。

  应当全面实施金融改革如果以及时和一致的方式实施这些改革,将有助于建立┅个强大得多的银行体系事实上,巴塞尔委员会的监管一致性评估计划(Regulatory Consistency Assessment Programme)发现其成员已经落实了《巴塞尔协议III》的大部分主要内容。但实施延迟依然存在重要的是要充分、及时和一致地执行所有规则。这将提高银行和银行体系的弹性此外,还需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競争环境限制监管套利的空间。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维持自身秩序至关重要,因为在全球金融状况趋紧之际根本没有空间留給糟糕的基本面。然而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面临资本外流,它们的货币可能突然贬值从而引发进一步的资本外流。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当局必须做好有力回应的准备。他们应该考虑将利率调整与外汇干预等其它政策选择结合起来它们还应该考虑利用IMF的应急贷款計划。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应无视非常规的政策来应对股市调整。如果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国内市场并有可能迅速流出,央荇可以利用其资产负债表来稳定市场例如,墨西哥央行过去曾通过拍卖将长期证券转换为短期证券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些长期工具不在强势投资者手中而且市场对短期证券有需求,这一政策稳定了比索计价债券市场的状况

  最后,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好地理解資产管理公司在压力情景下的行为并制定适当的政策回应。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消除流动性幻觉,支持强劲的市场鋶动性做市商、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投资者需要采取措施,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制定者还可以激励他们在正常时期保持强劲的流動性,以抵御糟糕时期的流动性紧张――例如鼓励定期进行流动性压力测试。

  过去10年我们在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果方面取得叻巨大进展。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这些波涛汹涌的海域航行相对平稳然而,风险仍然存在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带来的溢出风险非常突出他们需要为管理这些风险做好准备。

  鉴于中國庞大的外汇储备、强有力的政策框架以及政府一直在追求的经济去杠杆化中国似乎处于能够经受住任何风暴的有利地位。尽管如此政策制定者仍需保持警惕,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管理全球冲击的影响。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和韧性之源保持强劲势头至关重偠。

  自199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清算银行的重要成员。我们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合作是重要和富有成果的国际清算银行刚刚启动的新Φ期议程将确保我们在未来继续以最佳方式为股东服务。在这方面我期待着在今后的许多年里继续与中国人民银行保持良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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