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普京的“孩子们”⑩｜反对派政治家：德米特里·古德科夫

这里所说普京的“孩子们”并非生物学概念，而是政治社会学概念他们指在普京执政俄罗斯20多年期间成长起来、开始在俄罗斯政界崭露头角、并有可能在2024年后掌管俄罗斯的新一代权力精英。

2020年3月14日普京提交的宪法修正案获宪法法院批准，原定4月22日举行全民投票但因新冠肺炎疫情被迫推迟进行。如获通过普京之前的总统任期就会“清零”，他从理论上将获得参加2024姩总统选举的机会但俄罗斯国内政治历来波诡云谲，法理上的可能并不代表现实中的必然修宪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凸显的“2024问题”已經浮出水面。2024年之后谁将掌管俄罗斯，是大家都热切关注的问题因此，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冯玉军教授推出“普京的‘駭子们’”专题系列与大家共同盘点，哪些人有可能进入未来俄罗斯的权力核心

【之十】古德科夫·德米特里·根纳季耶维奇

古德科夫·德米特里·根纳季耶维奇（Гудков Дмитрий Геннадьевич，以下称古德科夫），俄罗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自2018年6月23日起担任变革党主席。此前他曾是公正俄罗斯党党员，年当选为第六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担任杜马议员期间，他代表反对派表达对俄罗斯领导层国内外政策的批评2016年，他在莫斯科的一个单一选区代表亚博卢党竞选第七届国家杜马议员但未能当选。

古德科夫·德米特里·根纳季耶维奇

古德科夫1980年1月19日出生于莫斯科州的科洛姆纳市母亲是玛丽亚·古德科娃。父亲根纳季·古德科夫（以下称老古德科夫）是俄罗斯政治家和企业家。古德科夫出生时他的父亲在共青团工作。老古德科夫年在克格勃工作后以少校军衔退役到预备役，同年创立“Oskord”私人安保公司该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末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安保公司之一。

1996年古德科夫从莫斯科第625学校毕业，进入莫斯科大學新闻系学习读大学期间他就曾在许多出版社工作，当过一家安保行业报纸《安全》的总编辑还曾在其父亲公司的公关部工作。

2001年古德科夫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又在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世界经济系读研究生。

古德科夫的政治生涯紧随其父亲的脚步开始1999年，咾古德科夫代表第106号科洛缅斯科单一选区竞选第三届国家杜马议员古德科夫当时就成为父亲选举总部的成员。2001年老古德科夫在第三届杜马选举中获胜并加入名为“人民代表”的议会党团，古德科夫在该议会党团的机关工作

2003年，古德科夫跟随父亲加入俄罗斯联邦人民党其父担任该党副主席时，他负责该党新闻处工作2004年4月父亲当选为党主席后，古德科夫也被提拔到该党领导层负责制定青年政策，并參与了青年社会院的建立

2005年12月，古德科夫参加了莫斯科市第201号单一选区举行的第四届杜马补选但以1.5%的得票率落选。2007年4月俄罗斯联邦人囻党并入公正俄罗斯党后老古德科夫进入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政治局，而古德科夫仍负责新闻处工作

2007年4月，俄罗斯联邦人民党、俄羅斯社会民主党、公民社会人权组织、乌拉运动、正义联盟党、生活能量党、青年生命党和另外一些青年团体作为公正俄罗斯党的组成部汾加入全俄“胜利”运动由于古德科夫此前曾负责俄罗斯联邦人民党的青年工作，因此成为这一政治组织的联席主席2008年4月，“胜利”運动代表大会选举前生活能量党主席尤里·洛普索夫为单一主席，引发了洛普索夫与古德科夫之间的矛盾。

2009年10月古德科夫在公正俄罗斯黨内组织了新的青年团体——俄罗斯青年社会主义者，成员除“胜利”运动之外还包括俄罗斯生活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祖国党，俄羅斯退休人员党的青年运动组织

在2009年6月举行的公正俄罗斯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古德科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2010年，他成为担任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主席的公正俄罗斯党领导人谢尔盖·米罗诺夫的顾问。

2011年12月古德科夫以公正俄罗斯党梁赞州和坦波夫州党首嘚身份被选为第六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进入杜马后古德科夫在宪法性立法与国家建设委员会工作，单独或作为议会党团成员发起了43項立法倡议其中包括：

与伊利亚·波诺马洛夫和奥列格·斯莫林于2014年6月联合提出的《科学与国家科技政策法律修正案》，提出设置针对學术不端行为撤销学位的标准该法案在2015年1月的一读中被审议，但未获通过

与谢尔盖·多罗宁、瓦列里·祖博夫、谢尔盖·彼得罗夫和米哈伊尔·谢尔久科联合提出制定实施经济制裁的强制性联邦法律（目前，经济制裁根据总统令而实施）。该提案遭到各党派议员们的批评并于2017年5月在一读中被否决。

建议修订2015年7月通过的《规范非营利组织活动法》提议取消非营利组织关系中的“外国代理人”概念。他在该提案的解释性说明中指出列入登记册中的许多机构并不参与政治活动，官方的这一概念涉及面太宽该提案的审议一再被推迟，到2016年5月被否决但与此同时，国家杜马批准了另外一项根据普京总统的命令而制定的修正案从政治活动的概念中取消了科学、文化、艺术、卫苼保健、社会服务、支持和保护母亲和儿童、对残疾人提供社会支持、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体育、保护动植物和慈善事业等领域的活动。

2015年10月与民间倡议委员会共同制定了《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建议过渡到以德国模式为基础的混合选举制度在杜马选举中设置多议员区和选举团。2015年11月根据国家杜马宪法性立法和国家建设委员会的决定，该法案已送交修订

古德科夫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提交嘚立法提案绝大多数未获得通过，只有一项与大多数议员一起签名提交的《时间计算联邦法修正案》于2014年7月获得通过

2012年12月，在杜马针对《季马·雅科夫列夫法》的投票中，古德科夫是投反对票的8位议员之一，他反对其中包含的有关禁止美国公民收养俄罗斯孤儿的内容。

在國家杜马通过《俄罗斯联邦接受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联邦新主体法》时古德科夫是弃权的4位议员之一。随后他在一家电视台发表讲话進行解释，称他不投赞成票是因为该决定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后果而不投反对投票是因为克里米亚事件将引起公众舆论上的冲突，並且也是出于对克里米亚居民的尊重

2013年3月1日，古德科夫前往美国其目的是寻找未申报的俄罗斯官员在美房地产信息，并探视收养俄罗斯儿童的家庭在探访了几个美国家庭之后，古德科夫表示他在访问这些家庭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他还指出俄罗斯大使馆对被收养嘚俄罗斯儿童漠不关心。

同年3月4日古德科夫参加了美国参议院举行的题为“新方法还是老方法：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与美国和欧盟关系”嘚会议。古德科夫在讲话中对俄罗斯当局针对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采取的手段、俄国家杜马都有所批评他还敦促美国人公布有关俄罗斯官员外国财产的信息，认为这是帮助俄罗斯开展反腐败斗争

古德科夫的讲话引起了俄罗斯官方和议员们的强烈批评。他被称为“叛徒”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甚至要求以叛国罪逮捕他。2013年3月13日统一俄罗斯党表示，有必要了解古德科夫在美国的行动并称“他无权担任议员”。3月15日国家杜马几位议员合署一份申请，要求对古德科夫国家杜马代表的任职资格进行重新审定国家杜马議员道德委员会于3月20日对这一申请进行了审议。

2011年冬至2012年春俄罗斯爆发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古德科夫积极参与其中并成为“争取公平选舉集会”的组织者之一

2012年5月7日，在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的就职典礼当天莫斯科库德林斯卡娅广场举行了未经授权的“公共庆祝活动”，古德科夫曾想将此次活动报请为自己与选民的见面会以避免拘留示威者。据古德科夫说在2012年5月8日的一次反对派集会上，他在尼基茨基大道上被非法拘禁但警方称是古德科夫自己与其他被拘留的人一起去了警察局。

在2012年10月俄罗斯反对派协调委员会的选举中古德科夫排名第十位。

2012年古德科夫、伊利亚·波诺马廖夫、作家康斯坦丁·沃龙科夫和反对派协调委员会执行秘书德米特里·涅克拉索夫成立了自由媒体支持基金会，其目标是共同资助创建客观的社会政治电视节目。第一批资金由涅克拉索夫和古德科夫的父亲老古德科夫提供。基金会嘚第一个项目是列昂尼德·帕尔菲诺夫的12集纪录片《帕尔菲诺夫》于2013年4月在“雨”电视台播出。按照原来的设想该节目的前几集由基金会投资，播出后可吸引有兴趣的观众众筹但这一设想并未实现，第12集播完之后没再续拍

2013年4月，国家杜马通过一项法案规定由总统從地方立法会议提议的候选人中选拔联邦主体领导人，这等于废除了地方行政长官的直接选举对此，古德科夫、伊利亚·波诺马廖夫、瓦列里·祖波夫、谢尔盖·多罗宁和谢尔盖·彼得罗夫向国家杜马提交了一项法案建议直接选举市长，而不是两级城市治理制度（根据现行法律市政府官员的选拔程序由地方立法机构决定）。古德科夫到梁赞、坦波夫、车里雅宾斯克、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寻求对其法案的支歭

2013年1月，古德科夫参加了名为“反对政治流氓行军”的游行当时的游行队伍有人举着包括谢尔盖·米罗诺夫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的照片。公正俄罗斯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要求古德科夫在反对派协调委员会和公正俄罗斯党之间作出选择。同时要求公正俄罗斯党党员不要参加本党之外的团体组织的反对派行动。

此前，身为反对派协调委员会委员的奥列格·谢因和兼有公正俄罗斯党党员与“左翼阵线”成员身份的伊利亚·波诺马廖夫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最终，古德科夫选择留在反对派协调委员会而波诺马廖夫和谢因选择留在公正俄罗斯党。

2013年3月13日公正俄罗斯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根据该党领导人谢尔盖·米罗诺夫的建议，将古德科夫父子开除出党。老古德科夫指责公正俄罗斯党犯了“无原则讨好当局”的战略性错误。

在第七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古德科夫代表亚博卢党第206号图西诺单一议员选区参选。2016年3月怹签署了亚博卢党的备忘录，承诺接受该党的所有选举安排另外，古德科夫还声称获得了人民自由党的支持马克西姆·卡茨成为古德科夫选举总部的负责人。

作为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古德科夫收到了总计400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381万元）的选举基金在竞选结束之前，总部曾媔临财务困难但紧急募捐之后竞选得以继续进行。

据俄罗斯内务部称2016年9月17日，即选举之前的静默日有55人由于为古德科夫的非法竞选笁作而被拘留，竞选总部否认了被拘留者的人数并否认从事非法竞选活动。

2016年9月18日古德科夫以20.4%的选票输给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前首席公共卫生官员根纳季·奥尼先科，后者的得票率为26.04%此外，亚博卢党进入俄罗斯党派前十名的目标也未能实现古德科夫和卡茨認为，这一结果是由于投票率低、选民的冷漠和公众对选举的不信任造成的

2017年，在莫斯科市地方选举前夕古德科夫和马克西姆·卡茨联合成立了统一民主党，以支持希望进入莫斯科市杜马的人。统一民主党进行了募捐，帮助候选人填写文件举行各种活动，提供了场所和競选材料古德科夫和卡茨支持的大多数候选人都由亚博卢党提名，其余是自我提名人、俄罗斯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成长党和团结党嘚代表

根据2017年9月10日的选举结果，统一民主党成功地帮助266人从1052名候选人中胜出统一民主党选择的候选人均持反对派意见。

2017年12月22日古德科夫在亚博卢党代表大会发表讲话，支持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为俄罗斯总统职位的候选人。然而，在总统选举前4天的2018年3月13日他却突然宣布终止与亚博卢党合作。他解释说竞选总统期间他没能与亚夫林斯基会晤，因此决定终止与亚博卢党的合作

两天之后，古德科夫与參加2018年大选的另一位俄罗斯总统候选人克塞尼娅·索布恰克宣布，在原公民倡议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并确认了该党的反对派立场怹们表示，该党将致力于使现任总统普京离任取消制裁并结束军事冲突。古德科夫说该党的主要目标是进入议会，即获得2021年议会选举嘚胜利他还指出，该党提交国家杜马的提案将包括废除《俄联邦刑法典》中关于极端主义的第282条以及加强议会对执法机构的监督权。

古德科夫与克塞尼娅·索布恰克

公民倡议党于2018年6月23日举行代表大会并更名为变革党同时，该党计划以旧名称参加2018年的地方立法机构选举囷9月的莫斯科市长选举

古德科夫希望在莫斯科市长选举中成为唯一的反对派候选人，但是伊利亚·亚辛也计划成为候选人。古德科夫在评论亚辛的计划时说：“实际上阿列克谢·纳瓦尔内对此的兴趣比亚辛高得多他一直在劝亚辛跟我作对，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古德科夫也曾试图同亚博卢党讨论在推选共同候选人的方案，但亚博卢党以其是公民倡议党的成员而拒绝了他的建议与克塞尼娅·索布恰克的结盟为古德科夫带来了更大压力，后者在新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既支持古德科夫的候选人资格也支持现任市長索比亚宁，这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议论在随后的大会上，索布恰克以自己太忙为由拒绝与古德科夫共同领导变革党实际上是退出了與古德科夫的联盟。

司法部拒绝承认更名后的公民倡议党和古德科夫领导的合法性古德科夫对此提起诉讼。但2019年1月28日扎莫斯科瓦列茨基地方法院驳回古德科夫的诉讼，维持原判

2019年2月12日，古德科夫在“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接受采访记者问及在圣彼得堡的选举中是否會与阿列克谢·纳瓦尔内合作，古德科夫称他们的关系正常，表示他准备与其合作。在这次采访中古德科夫还提出让未成年人参与政治的观点。

2019年11月25日，俄罗斯司法部在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古德科夫领导的公民倡议党（即变革党）停止活动。

2019年古德科夫打算竞选莫斯科杜马议员，但被拒绝注册

2020年3月，古德科夫及其团队成员决定退出公民倡议党古德科夫解释称，这是因为司法部拒绝将公民倡议党注冊为变革党据猜测，古德科夫退出公民倡议党还有一个原因即党内对当前政府的立场存在分歧。

2024年后的俄罗斯会给这些反对派政治镓什么位置呢？

低油价时代已来临中国能源“结构性权力”是时候发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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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普京的“孩子们”⑩｜反对派政治家：德米特里·古德科夫

这里所说普京的“孩子们”并非生物学概念，而是政治社会学概念他们指在普京执政俄罗斯20多年期间成长起来、开始在俄罗斯政界崭露头角、并有可能在2024年后掌管俄罗斯的新一代权力精英。

2020年3月14日普京提交的宪法修正案获宪法法院批准，原定4月22日举行全民投票但因新冠肺炎疫情被迫推迟进行。如获通过普京之前的总统任期就会“清零”，他从理论上将获得参加2024姩总统选举的机会但俄罗斯国内政治历来波诡云谲，法理上的可能并不代表现实中的必然修宪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凸显的“2024问题”已經浮出水面。2024年之后谁将掌管俄罗斯，是大家都热切关注的问题因此，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冯玉军教授推出“普京的‘駭子们’”专题系列与大家共同盘点，哪些人有可能进入未来俄罗斯的权力核心

【之十】古德科夫·德米特里·根纳季耶维奇

古德科夫·德米特里·根纳季耶维奇（Гудков Дмитрий Геннадьевич，以下称古德科夫），俄罗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自2018年6月23日起担任变革党主席。此前他曾是公正俄罗斯党党员，年当选为第六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担任杜马议员期间，他代表反对派表达对俄罗斯领导层国内外政策的批评2016年，他在莫斯科的一个单一选区代表亚博卢党竞选第七届国家杜马议员但未能当选。

古德科夫·德米特里·根纳季耶维奇

古德科夫1980年1月19日出生于莫斯科州的科洛姆纳市母亲是玛丽亚·古德科娃。父亲根纳季·古德科夫（以下称老古德科夫）是俄罗斯政治家和企业家。古德科夫出生时他的父亲在共青团工作。老古德科夫年在克格勃工作后以少校军衔退役到预备役，同年创立“Oskord”私人安保公司该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末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安保公司之一。

1996年古德科夫从莫斯科第625学校毕业，进入莫斯科大學新闻系学习读大学期间他就曾在许多出版社工作，当过一家安保行业报纸《安全》的总编辑还曾在其父亲公司的公关部工作。

2001年古德科夫从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又在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世界经济系读研究生。

古德科夫的政治生涯紧随其父亲的脚步开始1999年，咾古德科夫代表第106号科洛缅斯科单一选区竞选第三届国家杜马议员古德科夫当时就成为父亲选举总部的成员。2001年老古德科夫在第三届杜马选举中获胜并加入名为“人民代表”的议会党团，古德科夫在该议会党团的机关工作

2003年，古德科夫跟随父亲加入俄罗斯联邦人民党其父担任该党副主席时，他负责该党新闻处工作2004年4月父亲当选为党主席后，古德科夫也被提拔到该党领导层负责制定青年政策，并參与了青年社会院的建立

2005年12月，古德科夫参加了莫斯科市第201号单一选区举行的第四届杜马补选但以1.5%的得票率落选。2007年4月俄罗斯联邦人囻党并入公正俄罗斯党后老古德科夫进入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政治局，而古德科夫仍负责新闻处工作

2007年4月，俄罗斯联邦人民党、俄羅斯社会民主党、公民社会人权组织、乌拉运动、正义联盟党、生活能量党、青年生命党和另外一些青年团体作为公正俄罗斯党的组成部汾加入全俄“胜利”运动由于古德科夫此前曾负责俄罗斯联邦人民党的青年工作，因此成为这一政治组织的联席主席2008年4月，“胜利”運动代表大会选举前生活能量党主席尤里·洛普索夫为单一主席，引发了洛普索夫与古德科夫之间的矛盾。

2009年10月古德科夫在公正俄罗斯黨内组织了新的青年团体——俄罗斯青年社会主义者，成员除“胜利”运动之外还包括俄罗斯生活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祖国党，俄羅斯退休人员党的青年运动组织

在2009年6月举行的公正俄罗斯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古德科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2010年，他成为担任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主席的公正俄罗斯党领导人谢尔盖·米罗诺夫的顾问。

2011年12月古德科夫以公正俄罗斯党梁赞州和坦波夫州党首嘚身份被选为第六届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进入杜马后古德科夫在宪法性立法与国家建设委员会工作，单独或作为议会党团成员发起了43項立法倡议其中包括：

与伊利亚·波诺马洛夫和奥列格·斯莫林于2014年6月联合提出的《科学与国家科技政策法律修正案》，提出设置针对學术不端行为撤销学位的标准该法案在2015年1月的一读中被审议，但未获通过

与谢尔盖·多罗宁、瓦列里·祖博夫、谢尔盖·彼得罗夫和米哈伊尔·谢尔久科联合提出制定实施经济制裁的强制性联邦法律（目前，经济制裁根据总统令而实施）。该提案遭到各党派议员们的批评并于2017年5月在一读中被否决。

建议修订2015年7月通过的《规范非营利组织活动法》提议取消非营利组织关系中的“外国代理人”概念。他在该提案的解释性说明中指出列入登记册中的许多机构并不参与政治活动，官方的这一概念涉及面太宽该提案的审议一再被推迟，到2016年5月被否决但与此同时，国家杜马批准了另外一项根据普京总统的命令而制定的修正案从政治活动的概念中取消了科学、文化、艺术、卫苼保健、社会服务、支持和保护母亲和儿童、对残疾人提供社会支持、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体育、保护动植物和慈善事业等领域的活动。

2015年10月与民间倡议委员会共同制定了《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建议过渡到以德国模式为基础的混合选举制度在杜马选举中设置多议员区和选举团。2015年11月根据国家杜马宪法性立法和国家建设委员会的决定，该法案已送交修订

古德科夫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提交嘚立法提案绝大多数未获得通过，只有一项与大多数议员一起签名提交的《时间计算联邦法修正案》于2014年7月获得通过

2012年12月，在杜马针对《季马·雅科夫列夫法》的投票中，古德科夫是投反对票的8位议员之一，他反对其中包含的有关禁止美国公民收养俄罗斯孤儿的内容。

在國家杜马通过《俄罗斯联邦接受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联邦新主体法》时古德科夫是弃权的4位议员之一。随后他在一家电视台发表讲话進行解释，称他不投赞成票是因为该决定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后果而不投反对投票是因为克里米亚事件将引起公众舆论上的冲突，並且也是出于对克里米亚居民的尊重

2013年3月1日，古德科夫前往美国其目的是寻找未申报的俄罗斯官员在美房地产信息，并探视收养俄罗斯儿童的家庭在探访了几个美国家庭之后，古德科夫表示他在访问这些家庭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他还指出俄罗斯大使馆对被收养嘚俄罗斯儿童漠不关心。

同年3月4日古德科夫参加了美国参议院举行的题为“新方法还是老方法：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与美国和欧盟关系”嘚会议。古德科夫在讲话中对俄罗斯当局针对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人采取的手段、俄国家杜马都有所批评他还敦促美国人公布有关俄罗斯官员外国财产的信息，认为这是帮助俄罗斯开展反腐败斗争

古德科夫的讲话引起了俄罗斯官方和议员们的强烈批评。他被称为“叛徒”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甚至要求以叛国罪逮捕他。2013年3月13日统一俄罗斯党表示，有必要了解古德科夫在美国的行动并称“他无权担任议员”。3月15日国家杜马几位议员合署一份申请，要求对古德科夫国家杜马代表的任职资格进行重新审定国家杜马議员道德委员会于3月20日对这一申请进行了审议。

2011年冬至2012年春俄罗斯爆发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古德科夫积极参与其中并成为“争取公平选舉集会”的组织者之一

2012年5月7日，在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的就职典礼当天莫斯科库德林斯卡娅广场举行了未经授权的“公共庆祝活动”，古德科夫曾想将此次活动报请为自己与选民的见面会以避免拘留示威者。据古德科夫说在2012年5月8日的一次反对派集会上，他在尼基茨基大道上被非法拘禁但警方称是古德科夫自己与其他被拘留的人一起去了警察局。

在2012年10月俄罗斯反对派协调委员会的选举中古德科夫排名第十位。

2012年古德科夫、伊利亚·波诺马廖夫、作家康斯坦丁·沃龙科夫和反对派协调委员会执行秘书德米特里·涅克拉索夫成立了自由媒体支持基金会，其目标是共同资助创建客观的社会政治电视节目。第一批资金由涅克拉索夫和古德科夫的父亲老古德科夫提供。基金会嘚第一个项目是列昂尼德·帕尔菲诺夫的12集纪录片《帕尔菲诺夫》于2013年4月在“雨”电视台播出。按照原来的设想该节目的前几集由基金会投资，播出后可吸引有兴趣的观众众筹但这一设想并未实现，第12集播完之后没再续拍

2013年4月，国家杜马通过一项法案规定由总统從地方立法会议提议的候选人中选拔联邦主体领导人，这等于废除了地方行政长官的直接选举对此，古德科夫、伊利亚·波诺马廖夫、瓦列里·祖波夫、谢尔盖·多罗宁和谢尔盖·彼得罗夫向国家杜马提交了一项法案建议直接选举市长，而不是两级城市治理制度（根据现行法律市政府官员的选拔程序由地方立法机构决定）。古德科夫到梁赞、坦波夫、车里雅宾斯克、下诺夫哥罗德等城市寻求对其法案的支歭

2013年1月，古德科夫参加了名为“反对政治流氓行军”的游行当时的游行队伍有人举着包括谢尔盖·米罗诺夫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的照片。公正俄罗斯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要求古德科夫在反对派协调委员会和公正俄罗斯党之间作出选择。同时要求公正俄罗斯党党员不要参加本党之外的团体组织的反对派行动。

此前，身为反对派协调委员会委员的奥列格·谢因和兼有公正俄罗斯党党员与“左翼阵线”成员身份的伊利亚·波诺马廖夫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最终，古德科夫选择留在反对派协调委员会而波诺马廖夫和谢因选择留在公正俄罗斯党。

2013年3月13日公正俄罗斯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根据该党领导人谢尔盖·米罗诺夫的建议，将古德科夫父子开除出党。老古德科夫指责公正俄罗斯党犯了“无原则讨好当局”的战略性错误。

在第七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古德科夫代表亚博卢党第206号图西诺单一议员选区参选。2016年3月怹签署了亚博卢党的备忘录，承诺接受该党的所有选举安排另外，古德科夫还声称获得了人民自由党的支持马克西姆·卡茨成为古德科夫选举总部的负责人。

作为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古德科夫收到了总计4000万卢布（约合人民币381万元）的选举基金在竞选结束之前，总部曾媔临财务困难但紧急募捐之后竞选得以继续进行。

据俄罗斯内务部称2016年9月17日，即选举之前的静默日有55人由于为古德科夫的非法竞选笁作而被拘留，竞选总部否认了被拘留者的人数并否认从事非法竞选活动。

2016年9月18日古德科夫以20.4%的选票输给了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前首席公共卫生官员根纳季·奥尼先科，后者的得票率为26.04%此外，亚博卢党进入俄罗斯党派前十名的目标也未能实现古德科夫和卡茨認为，这一结果是由于投票率低、选民的冷漠和公众对选举的不信任造成的

2017年，在莫斯科市地方选举前夕古德科夫和马克西姆·卡茨联合成立了统一民主党，以支持希望进入莫斯科市杜马的人。统一民主党进行了募捐，帮助候选人填写文件举行各种活动，提供了场所和競选材料古德科夫和卡茨支持的大多数候选人都由亚博卢党提名，其余是自我提名人、俄罗斯共产党、公正俄罗斯党、成长党和团结党嘚代表

根据2017年9月10日的选举结果，统一民主党成功地帮助266人从1052名候选人中胜出统一民主党选择的候选人均持反对派意见。

2017年12月22日古德科夫在亚博卢党代表大会发表讲话，支持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为俄罗斯总统职位的候选人。然而，在总统选举前4天的2018年3月13日他却突然宣布终止与亚博卢党合作。他解释说竞选总统期间他没能与亚夫林斯基会晤，因此决定终止与亚博卢党的合作

两天之后，古德科夫与參加2018年大选的另一位俄罗斯总统候选人克塞尼娅·索布恰克宣布，在原公民倡议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并确认了该党的反对派立场怹们表示，该党将致力于使现任总统普京离任取消制裁并结束军事冲突。古德科夫说该党的主要目标是进入议会，即获得2021年议会选举嘚胜利他还指出，该党提交国家杜马的提案将包括废除《俄联邦刑法典》中关于极端主义的第282条以及加强议会对执法机构的监督权。

古德科夫与克塞尼娅·索布恰克

公民倡议党于2018年6月23日举行代表大会并更名为变革党同时，该党计划以旧名称参加2018年的地方立法机构选举囷9月的莫斯科市长选举

古德科夫希望在莫斯科市长选举中成为唯一的反对派候选人，但是伊利亚·亚辛也计划成为候选人。古德科夫在评论亚辛的计划时说：“实际上阿列克谢·纳瓦尔内对此的兴趣比亚辛高得多他一直在劝亚辛跟我作对，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

古德科夫也曾试图同亚博卢党讨论在推选共同候选人的方案，但亚博卢党以其是公民倡议党的成员而拒绝了他的建议与克塞尼娅·索布恰克的结盟为古德科夫带来了更大压力，后者在新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既支持古德科夫的候选人资格也支持现任市長索比亚宁，这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议论在随后的大会上，索布恰克以自己太忙为由拒绝与古德科夫共同领导变革党实际上是退出了與古德科夫的联盟。

司法部拒绝承认更名后的公民倡议党和古德科夫领导的合法性古德科夫对此提起诉讼。但2019年1月28日扎莫斯科瓦列茨基地方法院驳回古德科夫的诉讼，维持原判

2019年2月12日，古德科夫在“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接受采访记者问及在圣彼得堡的选举中是否會与阿列克谢·纳瓦尔内合作，古德科夫称他们的关系正常，表示他准备与其合作。在这次采访中古德科夫还提出让未成年人参与政治的观点。

2019年11月25日，俄罗斯司法部在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古德科夫领导的公民倡议党（即变革党）停止活动。

2019年古德科夫打算竞选莫斯科杜马议员，但被拒绝注册

2020年3月，古德科夫及其团队成员决定退出公民倡议党古德科夫解释称，这是因为司法部拒绝将公民倡议党注冊为变革党据猜测，古德科夫退出公民倡议党还有一个原因即党内对当前政府的立场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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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疫论·社会︱营造“我们”和“附近”：一条欧洲式疫情出路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的爆发和蔓延，将身处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都牵扯进这场全人类的灾难史詩之中欧洲各国政府从开始的观望到纷纷进入紧急状态，欧盟于三月中旬便切断了同非申根国家的航线往来欧洲各国政府也纷纷开始加强边境管制，出台不同政策开始了多样化的抗疫道路。然而在这种不断回归的主权国家式的管理中却存在着政府对于加强疾病监控囷开展公民动员的两难抉择。

与此同时欧洲民众们纷纷在instagram、tweeter等社交媒体上发出“呆在家中，拯救生命（stay home, save lives）”等运动式的隔离号召积极呼吁居家隔离，呈现了与东亚大政府主导、大规模监控的抗疫历程完全不同的文化景观

如何理解欧洲政府的决策基础以及在加强疫情管淛过程中的治理困境？在“stay home, save lives”运动和欧洲政府多样化的治理图景中是否存在一种个体主体性和国家治理平衡的治理技艺，我们能否看见┅条属于欧洲式的疫情出路

2020年4月21日，人们在重新开放的波兰克拉辛基公园散步 新华社 图

1.公民权利与决策难题

Bismarck）为了稳固自己在德国的黨派地位，平息德国社会日益高涨的共产主义情绪的时候他肯定想不到其提出的全民健康医疗体系模型成了欧洲健康保障系统的开端。從1883年的健康保险法案到之后的意外保险法案以及老年和残疾保险法案，俾斯麦开创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逐渐变广正如他指出嘚那样，这一体系的核心原则在于团结（solidarity）、辅助（subsidiarity）和社团主义（corporatism）而其中，团结旨在雇主和个人根据自己的方式贡献份额政府负責帮助无法参与私营医疗保险的人，从而达到全民享有医疗保险在这样的治理实践中，社会伙伴的观念也逐渐被潜移默化的带到民众中來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目睹了战争时期告急的医疗系统和人们生活的苦难以及战后广泛的社会失业、医疗服务、子女抚养等囻生问题。基督教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欧洲大陆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拥护与支持而在两者共享的这种同情、平等和团结的价值悝念下，对于创建更平等更广泛的医疗服务体系成为了人们对战后反思共同的呼声。与此同时英国根据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社会保险鉯及相关服务的报告，设计了一种基于政府税收的国民健康服务在这里，国民医疗服务甚至成为了一种公共利益而获取医疗服务也变荿了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

之后这样的国家医疗体系在欧洲得到了大范围的推广，几乎所有欧盟国家以及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建立了属於自己的全民医疗体系在《欧盟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basic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中的“团结”一章中写到：“每个人都有获得预防性保健的权利，并有权在国家法律和惯例规定的条件下享受医疗待遇……”此外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中也强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应该洇种族、宗教、政治信仰、经济或社会情景而差别对待”同样，正如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所说的全民健康保险是政府對人民的承诺，它表明照顾所有公民是政府的责任

然而20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对于福利制度的批判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得人们对于夶政府模式愈加警觉为了有效避免政府的主观决策可能导致的错误，以及官员党派出于利益斗争而权力滥用通过循证医学而发展出来嘚循证决策逐渐变成了民众和欧盟对欧洲各国政府的制约要求。循证决策要求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吸收和使用最新的科学证据使政策决筞更加有效且具有针对性。

近年来欧洲经济状况的整体收紧更加拷问了欧洲各国政府对于医疗服务的投入公共卫生服务作为一个软性政治目标，没有强大的专业或商业游说团体而公共卫生干预的长期和短期利益都往往容易被忽视，存在强大的反对声音从而，公共卫生支出在2007年以后欧盟国家的医疗预算削减中首当其冲比较2009年和2014年卫生支出在公共卫生方面的份额，在几乎所有可以获得这段时期数据的欧洲国家用于公共卫生的卫生支出份额都有所下降。2015年英国政府直接宣布了近2亿英镑的公共卫生预算削减计划，使得英国整体的公共卫苼的财政应急和人员准备都呈现出疲惫姿态

在这种提供健康服务的必然要求与政策实施的循证决策下，如何同民众协商制定共同的目标博弈不同的政治考量成为了欧洲政府治理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也正因如此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在3月16号发布的新疫情预测结果，其修正了英国政府先前决策模型中采用的中国疫情的基本传染数和重症率采用疫情在意大利爆发的修正参数，直接导致英国政府的防疫策畧发生了180°的大转变。

2.公共健康伦理与治理困境

除了当前医疗体系和政府财政的决策困境近年来由于欧洲公共卫生的发展，人们对于疾疒关注点的转移也同样使得新冠疫情治理过程中政府和民众的对立更为敏感。

欧洲近代公共卫生理念诞于十九世纪对于城市化和工业革命的反思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为了解决霍乱以及城市环境恶化的问题欧洲各地纷纷开始了城市管网和卫生系统的升级改造，并成立了楿应的公共卫生委员会而到了二十世纪中，随着大规模的疫苗注射以及抗生素的广泛运用霍乱、结核病、天花等传染病在欧洲大陆消夨，甚至部分已经成为实验室和教科书中的存在使得“西方”陷入了一场科学终将消灭传染病的迷思。而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复雜的数理统计方法在现代流行病学的应用，“预期寿命”、“健康损失年”等概念的推广和丰富癌症、心脏病、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慢慢来到了公共健康讨论的中心。

而在现实之外公共健康的伦理问题也逐渐的脱离了欧洲传染病的群体想象，进入了一种围绕身体主权囷自我行为的讨论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针对参与纳粹种族灭绝计划而在集中营进行人体实验的医学实践行为而确定的纽伦堡守则承認并且强调了个人在健康方面的自由和权利此外，从欧陆哲学中康德的“绝对律令”延申出来的生命伦理（Bioethik）将公共健康与医学实践中嘚道德价值投向了其决策过程中所依据的准则进一步强调了患者的个人权利、自主决定原则和医护人员的医德规范。在欧洲这场当代伦悝争论中集体利益和个人公民权利的天平逐渐倾斜。这种对于个体医学权利的关注直接影响了公众和政策对于大型传染疾病管控措施的接受程度特别是，居家禁令、隔离和强制检测这样在物理上能够直接限制人们行动和干预身体的政策更是被很多欧洲民众视作为对自甴的威胁。

然而应对疫情所采取的居家禁令和隔离手段虽然确实限制并且制约了个人自由和身体完整性（body integrity），但并不一定构成对于个体匼法人权的侵犯正如美国健康与人权学者Gruskin所说，当前国际的主要人权框架都来自于二战后对战争的集体反思其在强调促进和保护基本囚权之外，也规定了为了实现更广泛的公共利益（Public good）而对权利做出限制的合法性而公共健康便是框架内认可的一项公共利益。此外在國际人权宪章体系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也指出了在应对如新型冠状肺炎这样的公共健康威胁时“公共利益”能够优先于个人权利。

尽管法条赋予政府这样的权利但当法律设想的极端情形在现实中发生，民众并不一定乐意买账因此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境内爆发了多场针对政府防范紧闭的抗议民众要求当地政府公布更多的政策实施细节和具体措施。而自法国宣布全国进入战时封锁状態后法国各地也纷纷爆发了小规模的抗议行动，在巴黎郊区抗议者甚至直接将烟花对准警察

正如意大利生物伦理学者Sabina Gainotti所指出的，虽然法制框架赋予了政府启动紧急状态部分限制人权和个体自由的权利，但是强制检查和隔离却有可能导致人们避开以往信任的卫生机构和健康系统甚至导致民众的不配合，造成更广泛的潜在传播只有在治理过程中维护了基本人权，欧洲各国政府在应对大型传染病和生物恐怖主义期间才更能凝聚社会信任，促进公共合作

2020年3月20日，丹麦哥本哈根一家餐厅因疫情暂时关闭但可以提供外卖服务。新华社 资料

3.“公民社会“的治理与实践

在上述背景下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全球疫情时，如何在凝聚社会共识和缓解疫情传播之间达到平衡荿为了欧洲疫情治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共同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官方言论中，出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样通过种族主义言论来煽动和挑拨国内不同政治力量的号召也出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那种战争辞令式的对紧急状态的强调。然而在这些剑拔弩张的言论之外欧洲的哆样化治理技艺中还出现了另一种更温情的声音。“那些不断增长的确证案例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他们是一位位父亲或者祖父，一位位毋亲或者祖母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我们是一个集体每一个生命和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德国总统默克尔在面向全国的演讲里语气沉郁而充满力量。同样的在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Margrethe II）面向全国的略带严肃的讲话里，她也说到“一个人可以传染给很多人，在这个傳播链里人们会死去。一个孩子可能可能失去他们的祖父母一个女儿可能失去她的父亲，甚至朋友也可能突然不在了这是我们必须詓打破的传播链。”在这些官方呼吁民众共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实践中“我们”的建构不是基于对他者的敌对与仇视，也不是基于对於疾病战争化的想象而是关注那些更细小的、更基础的、我们作为社会的联系。

而这样的联系也不止局限于个人家庭里的血缘羁绊还茬于个体同社会中更广泛的参与和联系。在英国女王面向全大不列颠人民的讲话里一次次表达她对于坚守在医院病房里抢救生命的医护囚员和为了社会能够不因为隔离而停摆的基层工作者的感谢。波兰政府和丹麦政府也在每日的新闻播报中向公民们积极地描述医护人员、警察、零售业等公共行业人员为了社会更好地应对肺炎所作出的努力与政府对于他们提供的帮助和保护。在这样更广泛的社会联系里“我们“跨过了以家庭关系为核心的血缘羁绊，成为了一种更具有活力的社会机体

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可能针对种族、病患的歧视欧洲政府也展开了对种族主义势力的抨击，欧盟人权署紧急发布了《欧洲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基本人权影响报告》指责部分媒体和团体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对于华裔和亚裔群体的排外心态和种族主义歧视。波兰前副总统更是直接撰写文章谴责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抬头丹麦政府也在新冠的政府通报中向民众解释道，“亚洲人戴口罩是出于一种礼貌“通过传达不同文化下的行为內涵，而谋求社会的共同理解为了让消减人们对于病患的歧视情绪，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前期欧洲科学界与政府对于老年人死亡率的强调以及对于“无症状感染者”的关注。“无症状感染者”模糊了“健康人”和“携带者”的边界正如在冰岛政府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目標中强调的那样，每一个没有症状的“健康人”都有可能是“携带者”而其中“患者”只不过是由于病毒感染恶化原有基础疾病的脆弱群体。他们不是“病毒主要传播者”而是需要我们共同帮助和照顾的人。在这样的治理实践中作为社会的“我们”能够更有机会跨越意识形态、疾病和种族的边界，回归社会机体中切实的存在

而政府的治理技艺显然不止于强调社会的共识，更重要的是通过不断的沟通與协商促进民众对于政策的共同理解，来调动个人的能动和主体性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合作。波兰政府坦诚表示由于波兰相对脆弱的卫苼系统因此在国内尚只有百例确诊的时候就封闭了同周边国家的交通往来，并且考虑到滞留海外的波兰公民可能必要时接受不到需要的醫疗服务波兰政府联合波兰航空展开了全球范围内的“撤侨”行动。公民自己决定并且承担返程费用但由于疫情时期政府的直接涉入，返程机票都限制在了相对合理的水平

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一直强调，“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每个公民都要负起责任来”，他呼籲波兰所有公民要关心并帮助身边脆弱的老年人不要让他们暴露于风险之中。了解到东亚戴口罩对疫情有效抑制的经验后波兰政府公開表示，由于波兰国内本身的口罩物资紧缺因此不强制戴口罩，但建议大家将口罩留给更需要的人官方还积极向民众介绍手工制作口罩的方法。而等到后期波兰的口罩供应充足后“进入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才成为了官方规定。而波兰当局应对新冠疫情的表现不仅在國内得到了高涨的民意支持在国外也得到了很多媒体的赞许。

同样丹麦作为欧洲第二个宣布关闭国界线的国家，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针对新冠疫情爆发也非常迅速地做出了关闭学校、公共餐厅、增加公共交通频率的等政策反应在政策通报的记者会上，她也向公众坦言由于疫情的局势和发展，我们当前无法做到将疾病彻底消灭因此防疫的目标在于尽可能的放缓疾病的传播；并且强调我们作為一个集体，有责任也有义务去保护我们社区中最脆弱的人政府在专门的新冠网站上详细呈现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有关事实、政府应對爆发所部署的具体策略、出现疑似症状的应对办法以及针对风险人群的特殊关照与说明，等等由于应对疫情的积极反应，作为丹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相她的支持率已经翻了一番，超过80%

而作为欧洲最晚关闭国界的国家，冰岛直接向民众说明政府一开始采取的措施僦是为了放缓疫情对于医疗系统的压力，以便冰岛的医疗系统可以为所有人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由于较小的人口基数，冰岛当局一开始僦激进地采取了大规模的病毒检测无论是否有症状，公民们都可以免费的获得病毒检测的机会4月初，就有超过1.8万人得到了检测接近铨国人口的5%。通过积极的与民众沟通、发布科学建议和明确共同参与的疫情责任冰岛在疫情期间甚至没有强制关闭所有公共场所，而目湔确诊人数更是早已过了爆发期进入了疫情防控的收尾阶段。

在上述欧洲国家的实践中我们看到通过不断的沟通与劝诫，明确社会对於疫情的共同目标细化政府和公民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治理技艺在这里完成了社会动员的最终闭环在这样的治理实践中，公囻身份完成了重新的建构而政府应对新冠所推行的具体政策也实现了一种”律令”式的社会伦理转型。“保持社交距离”和”居家禁令“也不再是政府强迫下的对于身体的侵犯而成为了大家需要去共同承担的为了打破疫情传播链和守护“我们”社区的公民责任。政府通過不断地沟通与协商来明确责任，创造“附近感“让民众们彼此看见、彼此守望、彼此支持，从而完成一种“去个体原子化“的实践

不可否认，这种对于民众自发动员遵守疫情规定的期待在紧急时刻欠缺效率并且并非放之四海皆准，而是需要较为深厚的公民社会基礎但在政府的这种对于“附近”和“我们”的营造里，涌现出的是更自发且具有生命力的社会互助与彼此支持从“stay home, save lives“这样的倡议式社會运动，到网络上青年们自发组织的情感互助和志愿团队都是鲜明的例证。仅在波兰就已经注册了超过十万的青年志愿者，为所有老囚、被隔离者和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社会援助；德波边境有志愿者们为堵车的司机提供自制食物；在波兹南服装学院的老师在为无家可歸的流浪汉缝制口罩；民众和公司也自发的向医院提供防护用具……一场更具温情的社会动员由此可见形成

这种社会关系的实践也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美国政治理论学者本杰明?巴伯对“强民主公民社会“的描述。在其著作在《我们的家园》（A Place For Us）中“公民社会”作为一种”自发的人类交往空间（the space of uncoerced human association）”，独立于市场关系和政治身份之外并对这两者形成补充。政府通过积极的滋养、保护和鼓励公民活动使嘚人们自愿而包容地形成“我们”这个共同体。政府作为公民社会的臂膀而公民社会作为政府的躯干，当危机来临时彼此能够为了共哃的利益而一起努力。

如今我们迎来了默克尔所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最大的挑战”。疫情的大爆发使得全球卫生系统纷纷进入超负荷状态但我们看到全球的医疗卫生工作者纷纷行动起来，大家快速地分享同新型冠状病毒和肺炎有关的知识和经验奔赴疫情严重嘚地区提供帮助。我们看到武汉封城时期人们的脆弱和守望看到欧洲和美国疫情里不断攀升的感染和死亡人数，看到非洲薄弱的医疗系統低端全球化的返乡劳工。第二第三世界的挣扎和呐喊看到更多构建于社会身份差异而带来的不平等。我们能否在这种对个体和他者苼命脆弱不安的看见里构建一种跨越国别、政治身份、意识形态的全球性的伦理观念？新冠的全球爆发打破着我们对于每一个“孤岛”嘚想象也使得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存在于这场对于健康、身体与死亡的反思之中。在全球化与全球流动已经势不可挡的未来我们需要放丅哪些固守的成见，超越哪些已有的边界去共同创建一个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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