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触玩游戏app官方下载的时候只有5-6帧平时都30-40帧然后一直都是5-6帧怎么办

原标题:移动互联网十年,也是你的十年

—————————————

文丨 猎云网(ilieyun)颜西龙

18218字,约需30分钟以上阅读

—————————————

2011年8月16日,北京798艺术中心。

台上,雷军每公布一项技术参数,台下就传来一阵几乎要掀翻屋顶的声浪。

一位记者问:“这都是哪请来的托,太敬业了!”工作人员只得实话实说:“都是自己来的,我们也没想到。”

这一幕,像极了4年前乔布斯在旧金山。

“手机键盘、触控笔?谁要这些玩意儿呢?”在2007年莫斯康尼会议中心举行的第一代iPhone发布会上,乔布斯向全世界宣布:苹果要重新发明手机!

这引来了台下的阵阵欢呼,但当时的大多数人应该都想不到,当天这款产品的发布,竟然很快就打败了整个行业。

iPhone的发布,并没有引起传统手机巨头特别的重视,却给了雷军极大的震撼。

因为与传统“能上网的手机”相比,iPhone是“能打电话的智能终端”,这是质的区别。

而紧接着Android的发布,则给了雷军更大的震撼。这让雷军开始思索,互联网之后的下一个热点会在哪里?

但此时的雷军,正带领着金山做上市前的最后冲刺。从22到38岁,从6号员工到CEO,雷军为金山工作了16年。

其实不仅仅是雷军,在中国的南方城市珠海,魅族创始人黄章也注意到了这款与众不同的手机。

过去的4年,黄章带领魅族成为了国内最好的MP3品牌之一,但黄章却觉得,MP3已经看不到发展方向了,他们站在山顶正无路可走。而此时iPhone的发布,则让他一下找到了方向,黄章决定转型做手机。

这与乔布斯最初做iPhone的初衷有些相似,2005年iPod的销量暴涨,但是乔布斯却愈发有些担忧,他总担心有什么会抢了他们的饭碗,想来想去,他觉得这个设备可能会是手机。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当时的手机都开始配备摄像头,这直接导致了数码相机市场的急剧萎缩,而如果在手机中内置音乐播放器,那用户就没必要买iPod了。

不过,苹果最初并没有选择自己做手机,而是选择了与摩托罗拉合作,在其中内置iPod。但乔布斯实在无法忍受这款合作机型丑陋的外观以及混乱的操作方式,终于在一次产品会议上,他忍无可忍:“我受够了和这些愚蠢的公司打交道,我们自己来。”

就这样,在历数了各种手机的“脑残”设计后,一款革命性的手机诞生了。

iPhone与Android的横空出世,让雷军意识到,互联网还远远没有达到它应有的高度,移动互联网会创造更大的奇迹。

他隐约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可能要来临了。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带领金山成功上市2个月后,雷军选择了离开。

8年的上市准备,让他身心俱疲,那段时间他瘦的厉害,这个被认为是最勤奋的CEO,有点累了。

这年夏天,在距离金山总部不远的清华大学南门外,华清嘉园的一栋民居里,iPhone刚发售,王兴就买来研究。

就在半年前,由于融资不顺,他刚刚卖掉了自己和同学一手创办的校内网,这个决定给他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不过王兴他们也是幸运的,因为对于大多数创业公司来讲,投入过时间、金钱、精力后,也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没有任何回报。

他决定重新做一件事情,但绝不是为了某一天再把它卖掉。

机会很快就来了,2007年3月,一个名为Twitter的网站在美国一炮而红,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手机在Twitter上发布140个字符以内的消息。

当时还在百度的穆荣均把新闻链接发给了王兴,恰巧王兴也在看这个网站,他随即向穆荣均发出了邀请,希望一起来做一款中国版的Twitter。

王兴当时还在千橡,如果此时离开就会损失一大笔钱。但王兴说:“钱不重要,时间对我很重要。”

很多人创业是为了钱,但王兴不是,他对钱看得很淡,这可能与他的家庭有关。王兴父亲在福建当地开的水泥厂,年销售额就超过几亿元。由于家庭富裕,王兴是当地最早拥有计算机,也是最早接触互联网的人。

王兴的高中班主任认为王兴能有今天的成就,家庭经济实力起了很大作用,允许他可以不为谋生而读书,也允许他失败。

而王兴的父亲则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赌对了中国大时代的脉搏,或许父亲的敏锐嗅觉也传给了儿子,王兴几次都精准的踩到了互联网创业的浪潮。

在经过了一次彻夜长谈之后,穆荣均终于下定决心。

就这样,在华清嘉园的一栋民居里,王兴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并为这个类似Twitter的网站取名“饭否”,为此他们翻了一星期的字典。

华清嘉园被誉为“民间硅谷”,这里曾先后走出了包括校内网、暴风影音、饭否、美团、酷讯、美丽说、酷我、快手、融360等一批知名互联网企业。

快手创始人宿华形容那是一段“楼上做无人机,楼下做团购”的日子。

宿华和王兴是校友,同样毕业于清华大学。2013年宿华在投资人的撮合下认识了程一笑,两人都很看好视频社交的未来,于是在华清嘉园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做出了如今几亿“小镇青年”都在用的视频软件——快手。

在最开始的两年,饭否运营得不算成功。

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140个字该发什么,所以用户增长一直缓慢,在此期间,王兴还尝试做了海内网。

直到2009年初,王兴又把饭否重新捡了起来,那段时间饭否用户突破了100万,增长势头很快,当年很多群体事件的第一消息源,都来自饭否。

当然,这也为饭否带来了麻烦。

很快,王兴的母亲在美国上网时发现,饭否停了。这让她非常担心,她说王兴从小要强,做事认真,这次对他的打击太大。

但王兴并没有过多的抱怨,他习惯于从自身找原因,他觉得是自己对这件事情认识不充分。因此后来在做美团的时候,他就很注意了。

不过即使在饭否被关停的时候,王兴的团队也没有散。只走了两个,其中一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80后,是王兴的福建龙岩老乡。

这个年轻人,就是张一鸣。

张一鸣毕业于南开大学,读书时的张一鸣,不打牌、不玩游戏,这让他显得有些不合群。

但当大部分人还在用电脑聊天、打游戏的时候,张一鸣已经可以熟练使用搜索引擎了。在同学的印象中,他是个“技术型宅男”,但酷爱运动,尤其爱打羽毛球。

张一鸣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酷讯,当时酷讯想做下一代的搜索引擎,这让张一鸣很兴奋,虽然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但他很愿意去学。

遗憾的是,酷讯的两位创始人陈华和吴世春先后被资本赶出了公司,酷讯也因此在红极一时后迅速衰落,先是卖给了Expedia,后又被美团收购。

不过,酷讯在中国的互联网历史上却颇具传奇色彩,这家公司曾先后走出了包括张一鸣、陈华、吴世春等在内的30多位活跃的创业者。

虽然两次参与创业都失败了,但在酷讯和饭否的经历,却让张一鸣对信息分发形成了独到见解,也让他得到了酷讯投资人王琼的青睐。

饭否关闭后,张一鸣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独立创业,创办了九九房。

离开金山的这段时间,雷军在投资圈做的风生水起,先后投出了拉卡拉、凡客、YY等20多家公司。

但他总觉得自己缺少点什么,想来想去,他觉得自己缺少一家可以称得上伟大的企业。

雷军成名很早,他在金山担任总裁的时候,马化腾和丁磊还只是金山下面的站长。而如今腾讯已成长为中国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网易也做的风生水起。

但上市后的金山,市值却只有主流互联网公司的零头,这让他开始反思。

18岁的时候,雷军曾经读过一本《硅谷之火》,这本书讲述的是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等人通过创业改变世界的故事。

这给了雷军极大的触动,也彻底点燃了他的创业梦想,他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乔布斯一样创办一家世界一流企业。

这部小说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电影传到中国后,也深深的影响了几名上海的学生。

2008年的一天晚上,在上海交大的研究生宿舍里,一位学生正在和舍友看这部改编的电影《硅谷传奇》,这激起了这位学生创业的想法。

天南地北的想了一通之后,方向没找到,反倒是几个人的肚子都饿了。但平时随手可见的外卖单,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这个研究生,就是张旭豪。

张旭豪出身于商业世家,他的祖父曾经是上海滩著名的纽扣大王。可能与家庭的熏陶有关,张旭豪的经营头脑似乎与生俱来。

2009年,张旭豪和同学每人凑了几万块钱,买了8辆电瓶车,一起创办了“饿了么”网上餐厅。

起初,由于招不到配送员,他们就自己送。当时还在读研的张旭豪,每天骑着电动车在校园内送餐,浑身上下也看不出985高校硕士的影子。

2008年,中国的互联网人口第一次超过了美国。

这年10月,第一部Android手机发布,雷军特意去香港买了一部。用完之后,雷军更加坚信,未来的移动互联网将会以手机为核心,而手机也将替代PC成为下一个中心。

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雷军就预感手机上网将会是趋势,当他看到UC浏览器,能把一两百K的图片压缩成10K,便果断投资了UC,并且亲自担任董事长。

当然,也有人有不同意见。早在2004年,就有人跟李彦宏讲,一定要关注手机,关注移动搜索。

但李彦宏觉得,在手机上做搜索,不仅速度慢,而且还很贵,一个短信一毛钱,这个体验太糟糕了。他对这些建议说:“不行,我们不需要做这个东西。”

2009年,雷军40岁生日这天,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雷军感慨,“人是不能推着石头往山上走的,这样会很累,而且会被山上随时滚落的石头给打下去。要做的是,先爬到山顶,随便踢块石头下去。”

做了20多年的互联网创业,看了太多的起起落落,雷军开始明白,成功一定要顺势而为。以至于雷军后来成立自己的基金,也取名顺为,即顺势而为。

后来,他在微博上将这句话总结为“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了著名的风口理论。

而下一个风口,在雷军看来,就是智能手机。

由于没有做手机的经验,直到2009年夏天,魅族的第一款手机才正式发布。

这款被称为“山寨iPhone”的手机,引起了雷军极大的兴趣。

他托人找到了黄章,那段时间雷军频繁出入魅族,两人经常在黄章的办公室一边喝可乐,一边讨论手机,黄章甚至把手机设计草稿拿给雷军看。

据传闻,黄章将做手机的经验倾囊相授,雷军则把软件、互联网和公司运作的方法悉数告诉了黄章。

黄章说,雷军每次来他办公室,最想听的就是他如何在论坛上跟“魅友”互动,但黄章也承认,雷军如今已经把社会化营销做到了极致。

雷军最初想以投资人的身份进入,为此还将谷歌的林斌介绍给黄章,希望黄章能拿出5%的股份吸引林斌加盟。但这位只有初中学历的企业家,显然没有看懂资本以及股权分配的重要性。

黄章认为高薪分红都没问题,但股份免谈。雷军则认为,要给高管股份,否则很容易被人挖走。黄章说:“他们走了我自己也能做”。

后来黄章回忆说:“当初确实看不懂资本运作,利润分享只停留在勤劳致富的思路,在竞争激烈的今天,继续依靠有限的利润来奖励分配,对企业和员工都是输家。”

由于和黄章谈的不欢而散,2009年下半年,雷军开始筹备小米。

彼时的中国,山寨机横行,市场上除了高端机,就是山寨机,而在山寨和高端之间,缺少一个高性价比的品牌。

雷军正是瞄准了这个区间,他认为中国有十几亿的手机用户,哪怕只有10%,也是一个千亿级的市场。

2009年11月的一个晚上。

雷军和晨兴资本的刘芹打了12个小时的电话,这中间,雷军换了3块电池,刘芹换了3部手机。

放下电话,刘芹决定投资雷军。

刘芹是雷军的湖北老乡,两人相识很早,关系也很密切,两人曾共同投出了迅雷、UC、YY等项目。

不过,虽然有过多次创业的经历,但雷军从未涉足过硬件。因此,找人成了最大困难。

他用Excel列了很长一串名单,然后挨个去谈。他跟每个人介绍我是谁,做了什么事,想找什么人,能不能给个机会见面谈谈。

那段时间,他每天从早上谈到晚上一两点。

最终,他找来了谷歌的林斌、金山的黎万强、微软的黄江吉以及摩托罗拉的周光平等14个人。这些人,共同组成了小米的初创团队。

2010年4月6日,在离金山总部不远的银谷大厦807室,黎万强的父亲端来了一锅熬好的小米粥,几个创始人一人喝了一碗,小米就算成立了。

而之所以叫小米,是因为mi是mobile Internet(移动互联网)的缩写,其次mi还是mission impossible的缩写,意味着小米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雷军还希望用小米加步枪的精神去创业。

但创业初期的雷军极其低调和保密,他先是低调的成立了公司,之后又以第三方的名义开发了MIUI系统,即使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他也不说自己是真正的老板。

这与雷军之前在UC和YY的处理方式类似。直到2011年7月,在一次沟通会上,雷军才说,“我不仅是投资人,也是小米的创始人和CEO。”

不过,在2010年成立的不仅有小米,这一年的中国互联网,可以说是相当热闹。

这一年,谷歌宣布退出中国,百度因此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而淘宝也替代B2B成为阿里新的增长点,腾讯则宣布QQ同时在线超1亿人。

自此,百度、阿里和腾讯分别掌握了互联网最重要的三个应用入口,成为新的三巨头,被称为BAT。

面对BAT的崛起,传统的三大门户则陷入了模式困境。网易放弃了正面战场,专注于网游;搜狐则多面出击,布局了输入法、视频以及网游;而新浪则模仿Twitter推出了新浪微博,并且很快就成了一款现象级产品。

此外,微信、美团、爱奇艺等也都在这一年相继成立。因此,这一年也被公认为是移动互联网的元年。

而除此之外,这一年还有件事不能不提。

2010年初,腾讯开始对QQ医生(后升级为QQ管家)进行强势推广,功能与360的安全卫士十分相似。

这引起了周鸿祎的警惕与不安,此后双方你来我往针锋相对,事态不断升级,最后发展到互发弹窗指责。

在周鸿祎看来,腾讯完全是模仿和抄袭。他曾经表示,“互联网的创业者,一定会遇到三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生、死、腾讯。”

事实上在2010年之前,腾讯的业务已经涵盖了包括即时通信、门户、游戏、搜索、电商以及浏览器、输入法、支付等几乎所有的领域。

作为模仿者,腾讯总是能在最恰当的时间出来“搅局”,甚至由于“一直在模仿从来不创新”而被嘲讽为“全民公敌”。以至于今天的投资人往往会问创业者一句话:“如果巨头做这个事情,你们如何保证不被干掉?”

而这种压抑已久的不满,终于在一篇《“狗日的”腾讯》之后,让腾讯成为了众矢之的。

在腾讯紧急召开的总裁办公会上,所有人都面色沉重,每人面前都摆放着一份复印件,在长达15分钟的时间里,没有人发言。最后还是马化腾先开口,他喃喃自语:“他们怎么可以骂人?”

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等待腾讯的,是一场更大的危机。

2010年10月29日,这一天是马化腾39岁生日,当天360上线了扣扣保镖,这对于腾讯来讲无疑是“釜底抽薪”。腾讯几乎所有的高管都集中在总部的大会议室,但不是为了过生日,这里已经成了临时“作战室”,气氛紧张。

几天后,腾讯发布了著名的“艰难的决定”,要求用户二选一。

虽然事件很快就得到了平息,但舆论却几乎一边倒的站在了360一边,这让马化腾开始反思:“过去,我们总在思考什么是对的。但现在,我们要更多地想一想什么是能被认同的。”

这场危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腾讯的战略,也改变了马化腾的性格。此后腾讯变得不再一定要复制,不再一定要将对方打死,转而开始开放平台、布局生态。

而3Q大战,也成了PC时代的最后一场争夺战。

随着这场大战的结束,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竞争者们纷纷转入移动互联网,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就在3Q大战打的火热之际,一款基于手机通讯录实现免费短信聊天的软件Kik上线仅15天,用户就突破了100万。

这引起了雷军的注意,他认为这很有可能会成为占领移动互联网领域极佳的切入点,因此他决定模仿Kik做一款即时通讯软件。

一个月后,米聊问世了。

在米聊发布后的一次聚餐中雷军说:“如果腾讯介入这个领域,那米聊的成功性将大大降低,腾讯给了我们3个月的时间。”

雷军的情报来自于腾讯深圳总部,但他没有注意到广州的一支小团队。就在Kik发布后不久,广州的一位程序员也注意到了这款软件。

一天晚上,他在看Kik类的软件时,产生了一个想法:移动互联网会产生一个新的IM,而这种新的IM很可能会对QQ造成很大威胁,有必要提前阻击潜在的对手。

想了一两个小时后,他给马化腾写了封邮件,建议腾讯做这一块业务,马化腾当即表示同意。

张小龙后来回忆说,其实当时只是脑子一热,突然搭错了一根神经,写了这封邮件,没想到很快便得到了回复和认可。

事实上,这并不是雷军和张小龙的第一次交集。

早在1997年,张小龙就靠一己之力写出了Foxmail,他也因此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程序员之一。

虽然Foxmail让张小龙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但由于软件本身是免费的,因此并没有给张小龙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而且由于用户越来越多,Foxmail的维护已经让他不堪重负。

直到1998年的一天,张小龙收到了一封邮件,谈的是Foxmail的漏洞,但让张小龙没想到的是,对方竟然是刚刚出任金山软件CEO的雷军。

张小龙和雷军同岁,两人同年到武汉上大学,一个在华工,一个在武大。但98年的雷军已经是中关村的风云人物,那一年,两人才29岁。

雷军问张小龙是否愿意把Foxmail卖给他,张小龙想了一下说15万。但事后负责具体谈判的人员却认为这款软件金山自己也能做,不值得收购。

因此,雷军和张小龙的第一次,就这样错过了。

因为没有商业模式,张小龙经常被周鸿祎批评。

那个时候,周鸿祎还是方正软件研发中心的一名副主任。他经人引荐找到了张小龙,两人偶尔还会一起去广州的巷子里买盗版碟。

周鸿祎认为Foxmail应该加广告,但张小龙不愿意,他生性孤独,不善言辞,就如同微信开机画面中那个孤独的背影。

所以每次争论都以张小龙的沉默结束,以至于微信后来成功后,周鸿祎很疑惑:“这样一个人怎么就做出微信了呢?”

但当时周围的朋友都觉得他可怜,甚至连当时的《人民日报》都发表文章称,认为张小龙只是个“悲剧人物”。

这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不过有意思的是,就在《人民日报》为张小龙感到悲哀后不到一个月,Foxmail就以1200万元被博大收购,张小龙也被任命为博大首席技术官。5年后,Foxmail又被腾讯收购,张小龙和他的团队则一起加入了腾讯。

在腾讯,张小龙获得了极大的空间,他所在的广州研发中心负责QQ邮箱业务,被允许在腾讯总部之外自成一体。

而张小龙也不负重托,带领QQ邮箱从一个边缘产品,成为了国内使用人数最多的邮箱。

2010年11月,微信项目正式启动。

张小龙带领一支不到10人的小团队,在广州研发中心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开始了中国版Kik的尝试。

最初的人员基本都来自QQ邮箱团队,还有一半是实习生,没有什么做手机客户端的经验,包括张小龙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要把微信做成什么样。

但与此同时,米聊的用户增长却十分迅速,这让腾讯感到了危机。

不过微信当时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其实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张小龙曾经坦言:“当时最想干掉微信的不是米聊,而是手机QQ。”

事实上,手机QQ的功能在当时已经十分强大,并且拥有庞大的用户群。因此腾讯内部始终存在争议,反对者认为一个公司没必要做两款类似的APP,甚至有人直接在公司高层会议上建议停掉张小龙的项目。

而且,当时腾讯内部至少有2个团队在做类微信的产品,张小龙的团队在各个方面都处于下风,因此集团大多数人都觉得他连内部这一关都过不了。

但是,马化腾还是给予了张小龙充分的信任。

其实,早在运营Foxmail时,张小龙就曾和马化腾有过交流。

有一次,张小龙突然收到一位用户的邮件,对方对Foxmail提出了一个疑问,他有些吃惊,这是一个非常细微的错误,很难察觉。这个人说他叫Pony,在经营一个站点。

但直到2005年Foxmail被腾讯收购,马化腾请他聚餐,两人才第一次见面。

终于,在米聊推出后一个多月,微信面世了。

虽然米聊只比微信早了一个月,但在互联网时代,一个月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一个月积累的用户也有可能成为胜负的关键。

而米聊在与微信的赛跑中,也确实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但是随着用户激增,米聊基础薄弱的问题还是暴露了出来。米聊的服务器曾在一天内宕机5次,用户也开始频繁掉线。

转折出现在2011年7月。

当时,微信推出了“查看附近的人”,这个功能彻底扭转了战局,也让微信的日增用户迅速达到了10万以上。到了2012年3月,微信用户已经突破一亿。

这之后,虽然又出现了易信、来往等社交产品,但都没有对微信形成太大威胁。

最终,凭借着微信,腾讯拿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船票”。

有人问唐岩:你觉得什么会颠覆微信?唐岩心想,我要知道我不早干了。

2011年9月,刚被提升为网易总编辑的唐岩还是决定离职,在北京霞光里15号的一间民房里,创立了陌陌。

而在此之前,另一款社交产品饭否,由于久久看不到晨曦,王兴开始思考团队下一步该做什么?

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年会,讨论假如这家公司明天就不存在了,大家会怎么样,这勾起了一些伤感,王兴哭了。

不过此时的王兴,已经对互联网有了深刻的认知,他很快就找到了新方向。

不久前,在太平洋另一端的芝加哥,推出了一款团购网站Groupon,名字由group(团体)和coupon(优惠券)组合而来。

在经过了一番研究后王兴认为,团购完全吻合了移动互联网与传统商业结合的新趋势,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互联网浪潮。

因此,到2009年底的时候,他们决定做美团。

但是,从Groupon获得灵感的不止有王兴,美团上线后,又先后有窝窝团、拉手网、糯米网等多家团购网站上线。

从2010到2011年上半年,团购成为了互联网最火爆的创业领域,最高峰时曾达到5000多家,被称为“千团大战”。

这期间,投资机构疯狂投资,估值也高的离谱。而团购网站彼此间的竞争也可谓是惊心动魄、九死一生。

起初,美团并不具备优势,甚至连前三都进不了。而拉手网、窝窝团都比美团的融资更多,烧钱更狠,声势也更大。

而事实上,王兴此前也并没有管理大规模线下团队的经验,因为不论是校内还是饭否,都是典型的互联网公司,模式很轻,十几个人就可以做出拥有百万用户的网站。但团购不一样,需要庞大的线下团队。

美团创业的第一年,王兴每周的工作时间达到了一百多个小时。他楼下有家理发店,剪发需要一个小时,但为了省时间,他买来电动理发器,让妻子给自己剃了个光头,只花了20分钟。

为了取得优势,竞争对手不仅展开了巨额补贴,而且疯狂挖人、打广告,为此不惜成本。有对手甚至成建制的将整个团队挖走,但有时候挖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人才,只是单纯的为了搞乱对手。

除此之外,竞争对手的广告也是铺天盖地,甚至在美团上海办公室的电梯口,播放的都是对手的广告。而美团是唯一没有参与广告大战的一家,这让他们压力很大。因为在互联网行业,一旦落后,想反超很难。

不过王兴始终保持谨慎,此前的经验告诉他,一定要控制运营成本,要给自己留下充足的资金。而且美团内部当时判断,下半年将进入资本寒冬。

果然,资本市场的冬天很快就来了。

这年7月,成为团购市场的分水岭。这之后,竞争对手的钱逐渐烧光,融不到钱了,纷纷开始裁员。拉手网、窝窝团也相继折戟IPO,O2O泡沫破灭了。

而美团则在阿里的帮助下,实现了弯道超车,坐稳了行业第一。

就在团购大战打得火热之际,手机市场也悄然发生了深刻变革。

2010年,苹果发布了一款革命性的机型iPhone4,此后多款Android手机也陆续发布。iPhone和Android的出现,彻底激活了手机行业,也改变了手机行业的格局。

2011年8月,一代巨头摩托罗拉谢幕,两年后诺基亚的手机业务也被微软收购。诺基亚CEO忍不住感慨:“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输了?”

而与此同时,智能手机的销量却开始大幅上扬,2011年更是出现几何式增长。而此时国内的手机市场,除了“中华酷联”以及小米和魅族外,360、乐视、锤子也纷纷开始入局。

而国产手机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动了整个手机行业的进步,使得手机的性价比越来越高,迅速提高了中国智能手机的普及率。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手机上网,但此时国内的3G和WiFi尚不普及,很难满足用户的需求。

这一点与美国不同,在美国的许多城市,满城都是WiFi热点。但在中国即使到了今天,WiFi的覆盖也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2011年,陈大年在盛大创新院提出了一个让WiFi共享的项目,这是一款基于分享从而实现免费上网的工具,比如今的共享经济还要早了几年。

陈大年为人低调,很少露面,这让外界对他知之甚少,或许他的另一个身份更知名一些,那就是陈天桥的弟弟。

1999年,陈大年与二哥陈天桥一起成立了盛大网络,并且凭借一款《热血传奇》的游戏,迅速成为了中国首富。那一年,陈大年只有26岁。

但令陈大年颇为不解的是,这个名为WiFi万能钥匙的项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招不到人。

没人对他的项目感兴趣,因为对于这些顶尖的程序员来说,上网太简单了,完全没必要再去做一个工具,而且他们也不会在意,每月几十块钱的流量费。

但是陈大年认为,对一些人来讲上网或许会改变命运,就如同20年前的自己。

陈大年小时候生活在农村,他清楚的记得,从他所在的村子去城市,要走一个小时才能看见一辆车。就是在这样遥远而艰辛的路程中,他深刻体会到了先进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性。

1998年,北京和上海开始互联网试点,陈大年带着全家的户口本跑到上海苏州河旁边的通管局,在填写了无数张表格之后,终于拿到了上网资格。

但那个时候,网速只有2-3K每秒,而且很贵。每天上网两小时,可能就会花掉他父母一个月的工资。

因此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陈大年希望能有一款产品让更多人免费接入互联网,拉平这个“数字鸿沟”。

而事实上,陈大年的理想此时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快速实现着。

从2011年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从北上广深到西部边陲,几乎所有的通信基站都开始新建3G设备,而华为和中兴是主要的设备提供商。

但行业内的人都知道,3G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技术,真正成熟的是4G。

事实上,3G基站还没有完全建设完毕,4G就来了。

4G的到来大大提升了手机上网的速度,理论上4G的下载速度可以达到100Mbps以上,比3G快了30-40倍。

这使得用户体验得到了极大提升,也为移动互联网彻底扫清了障碍。

从2012年起,用户开始从PC端快速向移动端转移,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将目光集中在那个小小的屏幕上。

移动互联网时代正式开启。

2012年,中国的手机网民第一次超过了PC网民。

此时,APP开发成了最热门的领域,很多创业者希望,通过一款手机应用可以“改变世界”。

张一鸣敏锐的感知到了这一变化,他觉得机会来了。他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手机将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入口。

2012年3月,张一鸣辞去九九房CEO,成立了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但是今日头条并不是张一鸣推出的第一款产品,最初的三个月,这家公司上线了内涵段子、搞笑囧图、内涵漫画等多款应用。

没想到,内涵段子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很大成功。

当然,张一鸣可能也不会想到,6年后这个有着2亿“段友”的平台,将被迫关闭,而他一直极力推崇的算法至上,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不过在当时,内涵段子的成功,则让张一鸣坚定了算法的价值。同年8月,一款基于机器学习的个性化信息推荐产品,今日头条正式上线。

虽然张一鸣是技术出身,但是在他看来传统新闻门户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就是无法实现个性化推荐,他想要实现的是让信息找人,而不是人找信息。

但在当时,几乎没人看好这个没有新闻经验的年轻人。

而同样从移动互联网看到机会的还有程维。

这年夏天,刚从阿里离职的程维拿着10万元和同事王刚给的70万,做出了滴滴打车。

由于工作,程维经常要北京杭州两边跑,但当时的出行市场几乎被出租车垄断,他经常因为打不到车、拒载而误机。

恰好当时英国的打车应用Hailo刚拿到融资,这位不会开车的80后,就想到用打车软件来解决打车难的问题。

程维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戏剧性的是,与程维一同考入北京化工大学的,还有一个叫陈伟星的。但三个月后陈伟星选择了退学复读,第二年去了浙大,后来成了“快的打车”最初的创始人。

程维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周围的人,但所有人都说不靠谱,因为当时大部分出租车司机连智能手机都没有,更别说安装打车软件了。

但是程维认为,正是在市场基础不成熟的情况下,创业才有可能成功,等市场成熟就没机会了。

虽然程维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滴滴的开局,还是异常艰难。程维回忆:有很多次,稍不小心,滴滴可能就死掉了。

2012年的一天,中关村e世界的一间办公室里。

一群出租车司机冲了上来,把一部智能手机摔在了地上。“骗子,你们这个滴滴软件一天十几个M,却没有一个订单。”

M是什么?程维有点懵,搞了半天才明白,司机说的是流量。

当时,由于手机流量费用还较高,而APP每天又要消耗一定的流量,所以导致很多司机欠费停机。

无奈之下,程维只得跟司机承诺,“只要你们坚持使用,我就给你们补贴流量费。”他原本想向每位司机收取3元的装机费,没想到结果还得给司机补贴。

但尽管如此,装机者还是寥寥无几。

在滴滴成立的初期,程维和他的团队把北京的189家出租车公司都跑遍了,但只有昌平的一家小公司说愿意试试,这家公司总共才有70辆车。

经常有人问,“你们有没有交通委的红头文件?”“没有文件,你们也敢做?”有同事开始抱怨。

有一天,滴滴的平台上只有16位司机在线。

但程维没有气馁,他说起码有16个司机是相信我们的,我们不能让这16个人失望,不能让这16盏灯灭了。

没有订单,程维就去找人打车,他面试了一个人,工作就是打车。程维说:“我每天给你400块,你就绕三环打车,不要去昌平,资金有限,省着点花。”

但很快,程维和王刚凑的80万就花完了。

当时,程维跑遍了几乎所有的主流投资机构,但没有一家愿意投,滴滴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

2012年11月,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很多上班族打不到车,纷纷尝试滴滴打车,结果人们惊奇的发现,附近竟然有这么多空车。这一天,滴滴的订单首次突破1000单。

这引起了金沙江创投朱啸虎的注意,他主动找到程维,向滴滴投了200万美元,正是这笔投资,挽救了滴滴。

程维后来说:如果没有那场大雪,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滴滴。

2012年的时候,一共有30多家打车软件,但是到了2013年,只剩下滴滴和快的两家。

2013年初,百度突然意识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似乎已经来了,但此时发力已经有些晚了。李彦宏说原以为把PC上的搜索搬到手机上是很简单的事,但没想到有那么多的坑需要填。

而与此同时,团购网站也几乎是所剩无几。

虽然O2O泡沫破灭了,但在王兴看来,O2O是对线上交易线下消费的统称,而团购只是其中的一种形态,因此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符合用户体验的形态出现。

而事实上,美团内部也一直都在探索各种各样的O2O形态,悄悄上线,跑不通了,又悄悄关掉。

在做了很多分析之后,他们确定的第一个项目是做外卖。

美团的入局,让张旭豪显得有些急躁。

他和每一个城市经理开视频会议,刚开始还显得和颜悦色,但开着开着,张旭豪会突然拍着桌子咆哮:“市场份额才是第一!不要管成本!只要市场份额!”

虽然张旭豪表现得很强势,但美团的出现,还是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个时候,千团大战刚刚结束,对于王兴的强悍,他心有余悸。

而且当时入局的不仅有美团,还有阿里的淘点点以及百度外卖,但淘点点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影响到张旭豪。

淘点点入场后,张旭豪曾去找过张颖(经纬中国合伙人、饿了么B轮投资人),张颖说:“巨头来了,说明你们已经到风口了。”

其实美团外卖在上线之前,美团的王慧文曾去上海找过张旭豪,谈到了收购事宜。但张旭豪拒绝得很干脆,他还有敲钟的梦想。

但与美团相比,饿了么在资本、人才和技术方面都不占优势,因此在与美团的竞争中,渐渐处于下风。

那段时间,张旭豪经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冲着电话大喊大叫。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和美团死磕到底。

事实上,在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历史上,类似的竞争屡次上演。

但没有一个行业比网约车的竞争更为惨烈。王兴曾经表示,虽然团购大战烧了很多钱,但跟网约车大战比起来,只是九牛一毛。

2014年的春天,杭州市民发现,仿佛一夜之间打不到车了,原因是滴滴和快的正在打补贴大战。

就连马云的母亲都忍不住吐槽,因为司机专挑有补贴的订单,至于不会用手机的老人,他们懒得理。而马云的父亲则说要不是看到有儿子公司参与,年轻人喜欢,早骂上门来了。

而补贴大战的背后,实际上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支付大战”。

2013年11月,微信的开发人员在一次头脑风暴中,产生了一个创意。

在2014年的春晚上,这个将传统习俗与移动互联网结合在一起的创意,让腾讯一夜之间成了最重要的支付平台。

这个创意,就是微信红包。

微信红包的出现,让阿里受到了极大震动,马云则惊呼遭到了“珍珠港偷袭”。此后几年,双方一直围绕红包在春晚的舞台上展开争夺。

而微信红包的成功,也让程维受到了启发。当时滴滴刚接入微信支付,程维就想用红包做一次推广。他找到腾讯,想要几百万的推广预算,但没想到腾讯说:“几百万太少了,给你几千万。”

其实程维原本只是想做一次促销活动,但没想到迅速就引爆了市场。在阿里的支持下,快的也选择了跟进,并且宣布补贴永远比滴滴多1元。

由于补贴,滴滴的订单在两周时间内上涨了50倍,眼看40台服务器要撑不住了,程维连夜向马化腾求助。

当时的滴滴还在e世界,只有一间办公室,滴滴就在腾讯的办公室拼了七天七夜,期间没有人回家。出来的时候,团队中甚至有人出现了幻觉,大喊一声“地震了”。

不过就在滴滴和快的打的火热之际,Uber悄然进入了中国。而Uber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滴滴和快的合并的催化剂。

马云和程维都意识到,再这样打下去将会是两败俱伤,因此极力撮合两家合并。最终,在经过了疯狂的补贴大战后,滴滴与快的宣布合并。

程维原以为滴滴和快的之间的竞争就是总决赛了,但没想到这只是亚洲区的小组赛。

2015年7月,Uber创始人卡兰尼克主动找上门,“要么接受Uber占股40%的投资,要么被Uber打败。”程维毫不犹豫:开战!程维说,那一刻他仿佛看到了1840年列强来侵略中国。

随后,滴滴策划了大反攻。他们把Uber比作章鱼,触角遍及全世界,但身体还在美国。王刚建议:要直取Uber的心脏。他觉得与其用1亿美元在中国市场做防御,不如拿1亿美元扔在美国。1亿美金扔在中国看都看不见,但扔在纽约,就会产生很关键的作用。

此后,滴滴先后投资了Uber在全球的多位对手,包括美国的Lyft,印度的Ola和东南亚的Grab,并且结成了共同的“反Uber联盟”。面对滴滴的强势反击,Uber很快就感到了压力,最终与滴滴达成了合作协议,退出了中国。

程维说:“滴滴是最没有安全感的公司,生在血海狼窝里面。在这个行业里,我们碰到了很多困难,2015年上半年仅在北京,我们的专车就被当成黑车抓了1500辆,一个城市就被罚了2000多万。我们在很多城市被宣布为非法,被约谈。”

程维说他每天感觉就像坐在一辆飞速行驶的车上,轮子都要飞出去了,但还要继续踩油门,每天都惊心动魄的。

与程维相比,张一鸣的今日头条则相对顺利。

虽然张一鸣一直笃定技术的价值,但是今日头条的发展速度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这极大的刺激了传统媒体和门户的神经。很快,今日头条就因“盗版”和“侵权”受到传统媒体的集体围攻,今日头条也被媒体嘲讽为“新闻的搬运工”。

张一鸣承认,今日头条确实在未告知的情况下抓取了媒体内容。但是张一鸣坚持认为,今日头条不是一家媒体公司,只是一个信息分发平台,就像搜索引擎。

他经常以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斯坦福校园创建谷歌为例,他说早期搜索引擎也被斥为盗版,今天大家肯定不会这么看。

事实上,这场新旧媒体之争,只不过是过去十多年媒体版权“战争”的延续。最终,头条通过取消转码,给原网站导流等方式,逐渐缓和了与媒体的关系。

此后,包括BAT在内的互联网巨头也看到了智能算法在移动新闻客户端的机会,陆续推出了一点资讯、天天快报、百家号等。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容创业者也迎来了春天。

人生如果有四季,2014年也算得上是马云的春天。

2014年9月,阿里巴巴在纽交所上市,股票代码BABA。有人开玩笑说,以后让美国人都得叫阿里爸爸。

敲钟现场,由于粉丝众多,场面一度出现混乱,以至于CNBC的记者不得不学会了一句中国话:“请让一让。”

上市后的阿里,市值一度仅次于谷歌,成为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马云也因此成为了中国首富。不过马云并不是互联网行业诞生的第一位首富,在此之前,丁磊、陈天桥、李彦宏和马化腾都当过首富。

当被问起做首富的感觉,马云却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说他连他们小区的首富都不想当,他最快乐的日子是一个月拿90块人民币的时候。

而阿里的上市,还诞生了一位亚洲首富。

软银的孙正义先后投资了阿里8000万美元,在阿里上市后回报超过600亿美元。其实不仅是孙正义,南非传媒MIH前后投资腾讯总共约5000万美元,腾讯上市后,也获得了超过600亿美元的回报。

阿里和腾讯的投资回报率不仅创造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神话,也让硅谷几十年来最成功的风险投资相形见绌。

但过去,这样的公司只会在美国出现,而如今,他们在中国诞生了。

但是资本神话的产生往往也意味着巨头的诞生。

随着体量越来越大,BAT已经将触角伸向了互联网的各个角落,很多领域的竞争最终都变成了巨头间的竞争。

2015年10月,美团和大众点评宣布合并。这次合并,不仅改变了O2O市场的格局,也使得美团站到了腾讯阵营。

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后,王兴和张旭豪见了很多次,探讨合并的可能性,但没有谈拢,因为张旭豪想自己掌控公司,王兴也是。

但美团和大众点评的合并,却使得阿里与美团的矛盾彻底爆发。

作为股东,阿里一直希望增加对美团的控制权。但王兴熟知资本的套路,他不愿被任何一方控股,因此一直坚称阿里只是财务投资,并且一直在积极引入其它资本抗衡阿里。

在王兴眼里,阿里是“霸道”的投资方,而在阿里眼中,王兴则是“不听话”的投资对象。

但与阿里糟糕的关系带来的结果就是,阿里不遗余力的扶持饿了么。

在阿里内部的高层会议上,蔡崇信力主发力口碑,并且表示要拿下饿了么以牵制美团。此后,阿里先后两次投资饿了么,金额超过22亿美元。

在阿里的支持下,饿了么有了与美团正面竞争的底气,并且在2017年8月收购了百度外卖。而曾经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O2O的百度,则选择了彻底放弃,转而布局AI。

不过,收购了百度外卖的饿了么,最终也没能逃过被收购的命运。2018年4月,阿里以95亿美金全资收购饿了么,同时也创下了中国互联网史上最大的一笔现金收购案。

这也是很多创业公司的归宿,如今BAT不论是从产品端还是投资端,都掌控了中国互联网的生态,成为创业者绕不开的三座大山。

即使是中国最好的VC,在投资金额上也远不如BAT,卖给BAT已经成为投资机构和创业者最佳的退出路径之一。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却依然诞生了三家准巨头:今日头条、美团和滴滴,也被称为TMD。

TMD成长于BAT业务的边缘,成长迅速却又相对独立,因此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BAT的对手。

其实,在今日头条成立的第一年,张一鸣很害怕BAT们知道今日头条的存在,所以一直在躲,最后实在躲不了,只好直面迎战。

2016年,曾有传言称腾讯将入股今日头条。但一位员工告诉张一鸣,我加入头条不是为了当腾讯员工,张一鸣回答:“我也不是!”

张一鸣不想站队,在他看来如果站队就丧失了独立地位,给了阿里就都是淘宝链接,给了腾讯就都是游戏推广,给了百度就都是竞价广告。

他认为独立发展,价值会更大。

如今,TMD已经分别占据了资讯、消费和出行的入口,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向BAT发起挑战的力量。

而移动互联网,则成为TMD崛起的重要机遇。

事实上,移动互联网的到来,不仅改变了“衣食住行”,也改变了人们沟通与记录生活的方式。

从2015年6月到2016年2月,快手的用户从1亿涨到了3亿,但用户到底是什么时候破亿的,宿华已经记不清了。

在此之前,快手一直游离于主流视线之外,没有做过任何推广。甚至在应用商店搜索“快手”最先跳出来的都是其他产品。

直到2016年6月,一篇关于快手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才将快手推到了公众视野的中心。文章描写了一个行为荒诞怪异的魔幻乡村,这在当时引发了一些讨论,很多人认为快手上所呈现的内容是非主流,很low。

朋友把文章转给了宿华,面对评论宿华有点委屈,他不断滑动着手机,翻看着快手的页面,反复的说:“怎么low了,怎么low了?”

在宿华看来,快手上所呈现的,不是什么魔幻乡村,而是中国最广阔的现实,他与快手中的大多数人有着相同的生活经验,就像他曾经生活过的湘西小城。

不过,这段时间最火的不是快手,而是直播。

2015年3月,在北京西大望路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宿华的湖南老乡奉佑生从创业的500万元资金里面,拿出200万,从一家海外公司购买了实时美颜技术,做出了一款直播平台“映客”,并且喊出了“你丑你先睡,我美我直播”。

到了年底,他们的湖南老乡唐岩也决定转型做直播。在整个2015年,唐岩和他的陌陌都很难熬,在经历了上市前后的快速增长后,陌陌进入了低潮期,用户增长缓慢。

突然间直播大潮来了,这让唐岩抓住了机遇。凭借直播,陌陌迅速扭转了局势。那段时间,唐岩吃饭、打牌都端着个手机,经常对着手机东拉西扯。

得益于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美颜技术的提高,直播成为了这段时间的新风口。

2016年初,直播平台只有几十家,但到年底的时候已经超过1000家,堪比“千团大战”。这期间,各种直播平台层出不穷,YY、虎牙、斗鱼、花椒等相继入局。

但是仅仅过了一年,到了2017年初,由于同质化、监管等问题,直播行业就已经由热得发烫,变为了危机四伏。前后不过十几个月的时间,这是中国互联网过去从未有过的速度。

不过,这样的速度正逐渐成为常态。

2016年底的时候,人们惊奇的发现,马路上多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单车。而且随着单车品牌越来越多,有人调侃说颜色都快不够用了。

但是很快,单车的形势就急转直下,酷骑、小蓝等相继倒闭。

2018年4月3日晚,在摩拜总部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超过三分之二的股东同意了被收购的决议。

这些年,王兴不断扩展自己的边界。从团购到外卖,再到酒旅和出行,似乎从来不给自己设限。

而事实上,在收购摩拜之前,美团就已经在南京推出了美团打车。

美团打车上线的这一天,程维和王兴还在一起吃饭,但王兴只字未提,程维是过后看新闻才知道的。程维问王兴为什么要搞这件事,王兴说:“就是试试。”

原以为合并了Uber,网约车游戏已经结束了的程维,也不得不再一次直面竞争。作为回应,滴滴则上线了滴滴外卖。

当美团开始做打车,当滴滴开始做外卖,互联网公司的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模糊。

但王兴认为,互联网典型的特征就是无边界。“传统行业可能很多井水不犯河水,甚至同样做地产,你做这个省,我做那个省。但互联网企业不管你干什么,中间这个边界都非常模糊,这就是这个行业的魅力。”

张一鸣也不给自己设立边界,这一点很像他的福建龙岩老乡。

虽然内涵段子关闭了,但是头条旗下的另一款产品抖音却火了。这让快手感到了威胁,今年春节后,在快手内部的会议上,越来越多的问题指向了抖音。

最近半年,快手的办公室里增加了二十几张外籍面孔,他们来自泰国、俄罗斯、韩国与印尼。从2017年开始,快手就一直在积极推进国际化。

但即使到了海外,快手也依然要面临和头条系产品的竞争。

早在2017年8月,头条旗下的火山小视频和抖音就以Hypstar和Tik Tok的名字走向了海外。去年11月,头条还收购了北美短视频社区Musical.ly。

如今,快手在俄罗斯、韩国占有优势,而抖音则在日本、泰国和越南等地先后登顶了App Store排行榜。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出海,战线被拉出国界的不止有短视频。

目前,WiFi万能钥匙在全球的用户总数已经突破9亿,分布在全球223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在多个国家工具榜上排名首位。

今年5月,雷军在小米上市前的公开信中表示:小米已经在印度取得份额第一,并在15个国家名列前茅。

两个月后的7月9日,小米在香港上市。

这是雷军第二次到港交所敲钟,只是这一次雷军的身份变了,锣也比上次更大了。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就开始扎堆上市。先后有B站、虎牙、爱奇艺、拼多多、优信、映客等多家企业赴美、赴港上市。而美团也于9月20日正式在港交所挂牌,据传滴滴也希望在近期内完成上市。

这是继2000年、2010年之后,国内互联网公司的第三次上市潮。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移动互联网领域各个应用场景下的代表企业。

这些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产生的创业公司,正集体走向成熟。

1995年的时候,马云说:“互联网将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后来他觉得这句话他自己说没有分量,他就说是比尔·盖茨说的,但实际上就是他自己说的。

而今天,移动互联网确确实实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2008年到2018年,超过十年的时间,也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十年。

在互联网时代,中国还只是模仿者和跟随者,与美国的差距也十分明显。而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虽然美国依然领先,但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已经逐渐能与美国进行抗衡。

起初,几乎每一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都是美国的“翻版”,但是原创往往很快就销声匿迹,而中国的“翻版”却都在日后找到了完全不同于原版的生存和盈利方式。

如今,当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世界正越来越多的开始复制中国。

今年5月,一场关于“5G投票”的争论,让5G走进了公众视野。这其中,中国企业正在从过去的参与者变为标准的制定者。

而5G的到来也将再一次大幅提升无线通信的速度,传输速度将达到4G的100倍,就连部分有线网络都将被无线通信所取代。

除此之外,5G还将容纳更多的设备,允许每个用户拥有多台联网设备。而且网络延迟小、出错概率低,将成为未来自动驾驶、物联网和智慧城市等应用场景得以实现的技术基础。

而目前,中国在5G方面,不论是网络规模,基站数量还是投资力度都处于领先地位。预计到2020年,中国就将实现5G的大规模商用。

曾经在一次采访中,王兴说:“我很幸运,生在中国,生在这个时代。如果早生30年,我能参与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如果不是生在中国,而是利比亚、刚果,那就不一样了。”

30年前,在四川创业卖鹌鹑蛋的刘永好,因为贷不到款,不得不变卖家中的手表、自行车等值钱的东西,才勉强凑了1000块钱。

而今天,在中国创业的难度比过去低了很多。“我不用贷款,我第一笔就有几百万美金的投资”,在一次访谈节目中张一鸣说道。

陈大年的父亲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你凭什么能赚那么多钱呢?陈大年没回答上来,父亲替他做了总结:“你要记住,你肯定是聪明并且努力的,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你和你哥哥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十年,弹指一挥间。即使用尽笔墨,也讲不完所有的故事。

十年前,有人貌似在山顶,但正在走向下坡;十年后,有人看似在谷底,却蓄势待发。

许多的成功,都是从一件小事开始;许多的变革,都是在不动声色中发生。

十年前如此,十年后亦然。

《雷军传》,陈玉新《腾讯传》,吴晓波

《阿里巴巴正传》,方兴东、刘伟

《微信之父张小龙》,吉拥泽

《滴滴程维 在巨头阴影中前行》,甘开全

《九败一胜 美团创始人王兴创业十年》,李志刚

}

触玩游戏app官方最新版已经正式推出,超级好玩的,让你体验最新最全最热门的游戏合集,在这里找到想玩的游戏和各种各样的游戏礼包,每天更有精品新游和游戏第一时间为你呈现,还不赶紧下载试试~

触玩游戏app官方特色

超赞的游戏专题,热门手游一一为你呈现

更有新游速递,为你每天献上新鲜游戏资源

刺激好玩的赛事活动和丰富多样的游戏礼包,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一键直达,定制专属于你的个人主页

触玩游戏app官方亮点

1.囊括了几乎所有传统线上分发渠道,并积极扩展平台渠道,5玩游戏用强大的聚合SDK,为有流量的渠道一键对接H5游戏内容,也为游戏CP实现对接百家渠道的速度,实现双向的成本节约。

2.根据自身丰富的游戏优化、运营经验,为合作方提供从游戏研发期的玩法修改、付费建议,到游戏内测期的导量测试以及拓展期的一键渠道铺设等一条龙。

3.拥有线上2700家推广媒介合作关系,包括多家科技媒体、手游媒体和众多新兴H5媒体,通过报道、软文推广、banner进行整合推广。

4.以大量的IP资源,为需要的CP提供IP定制,也为一些优质H5游戏提供大IP选择,增强游戏的竞争力以及留存率,让游戏一出市便勇夺市场先机。

触玩游戏app官方功能

内存小,下载快,安全高

玩最新奇,最好玩的手游

}

原标题:鼓楼:“中国秋叶原”三十年浮沉录

合众人的“最好”以调和折衷,造出一个偶像,此即所谓“鼓楼的黄金时代”。

与北京那些不胜计的狭窄老巷子不同,地安门大街十分宽敞,东西向横亘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当年这里本有座气象恢弘的地安门和老城墙,1954年把城门和城墙拆了辟作马路,才有了这般光景。

穿过老城门改造而成的干道,沿地安门外大街径行往北,在老城区中轴线的尽头,始建于元代的钟鼓楼便坐镇于这北京城古今的分界点上。历史上钟鼓楼虽经多次火灾与战乱破坏,仍能得以重建保全,岿然屹立在此700多年。

鼓楼在前,红墙金瓦,微胖。

钟楼在后,灰墙绿瓦,略瘦。

在古代,钟鼓楼肩负报时职能。每天亮更(3点-5点)及定更(19点-21点)先击鼓后撞钟,其他更天则只击鼓不撞钟。敲鼓与撞钟方法相同,北京民谚归纳为“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如此重复两通,共计一百零八下。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侯(五日为一侯),相加之和为一百零八,所以古人用一百零八象征一年。

每到定更天鼓响,百业渐歇,城门关闭,内外城交通隔绝;待到来日亮更天伴晨钟复启,九流十家内外交通,羁旅往来不绝,城市重新运转。是以钟鼓楼成为北京一个文化符号,老北京形容帝都的生活“晨钟暮鼓、钟鼓相闻”。

钟鼓楼的报时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1924年已是民国12年,五四运动业已过去五年了,然而钟鼓楼却仍属前清的銮舆卫管辖,北京还能听见钟鼓和鸣,定更后还有九门提督衙门的差役出来巡街打更,显出不合时宜的前朝余续。后冯玉祥进京,将溥仪赶出紫禁城,钟鼓楼才彻底卸下职能,变成纯粹的古迹。

对北京人来说,钟鼓楼,就是时间概念的具现。

鼓楼一代拥有保存较完好的胡同和四合院建筑群,是北京最著名的民俗旅游景区。街道两旁清一色磨砖对缝的古典风格建筑与鼓楼相对望——虽屡有修补、翻新,店铺也换了几茬,然多年来大抵还是这副风貌。

地安门外大街径直向北延伸,到鼓楼脚下被东西两向分隔出了泾渭,形成一个三叉路口:鼓楼西大街沿什刹海折向北通德胜门;向东去是鼓楼东大街——今天中外驰名的民俗旅游景点南锣鼓巷,出口就在这趟街上。

以地外大街为经,鼓楼东大街做纬,隔出的这块只有0.88平方公里的街区,星罗棋布着僧王府、可园、末代皇后婉容故居等37座文物古迹;往西去有北京最古老的商业街烟袋斜街;穿过斜街就到了什刹海——名字叫“海”,其实是人工湖,据说过去此湖沿岸有十座佛寺,因此得名“什刹海”。

什刹海湖面最窄处,银锭桥像一条元宝装饰的玉带,收紧了湖水的纤腰,连接起东西两岸,并以桥为界区分出了前后海:桥南为前海,桥北为后海。银锭桥始建于明朝,后屡经翻修。1910年,汪精卫在此桥下埋炸弹,意欲暗杀溥仪生父、清朝摄政王载沣,后因事败被捕。汪在狱中做好了就义觉悟,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怀诗篇,其事迹传诵一时,银锭桥也藉此驰名全国——然而后来因汪精卫名声太臭,这典故便少有人提了。

早年什刹海广植荷花,沿湖垂柳傍岸。每临盛夏,荷花映日,风吹柳动,窸窣有声。清代竹枝诗赞道:“地安门外赏荷时,数里红莲映碧池,好是天香楼上座,酒阑人醉雨丝丝。”待到傍晚,天光云影间彤霞掩映,吃罢了晚饭的老人坐在湖边的石椅上,身旁的收音机流出京剧、鼓曲的唱段,有时兴致来了,还跟着收音机唱上几句,有板有眼,伴蝉鸣相和,画面动人心魄。这些北京大爷特别可爱,甭管认不认识,只要过去问候一句“大爷您挺好的?”老人就能拉着你聊半天。

鼓楼自元代起就是北京最重要的商业区之一。什刹海曾是连接大运河与海路漕运的枢纽,百市兴旺,商贾如云;鼓楼周边居民,不是过去的八旗贵胄、达官显贵,也多是三代以上的老北京;而再往北不到两公里还有解放军总政大院,这些大院子弟普遍家底殷实,消费能力强;鼓楼周边有多所学校,其中包括有100多年办学史的鸦儿胡同小学、80多年办学史的北京市第十三中学,以及培养了陈道明、姜文等人的名校中央戏剧学院等等,文化氛围浓厚,年轻人很多。

或许是因为以上历史和社会原因,鼓楼成了北京年轻人的潮流集散中心,无数模玩手办、轮滑、球鞋之类的店铺,随着社会流行趋势在鼓楼留下过自己的印记;全长不过1.1公里的鼓楼东大街两侧有十几家乐器行,被誉为北京的“音乐一条街”;后海沿岸有100多间酒吧,是年轻人和外国游客消遣的圣地。这些酒吧与北京传统文化的融合也饶有趣味:过去歌手在酒吧霓虹灯下弹唱,相声艺人则在传统茶楼和炸酱面馆里说相声,彼此泾渭分明;而现在,茶楼面馆里不时会想起民谣歌手的吉他,在酒吧也能听见相声艺人使灌口——估计放眼全国,这种奇妙体验也只有北京鼓楼独一处了。

但以上这些,都没有游戏给鼓楼留下的烙印深重——从80年代末到21世纪头十年,游戏,曾是鼓楼的标签。地安门外大街加鼓楼东大街全长约1.8公里,今天看来,这里只是普通的民俗商业街——但在不到二十年前,这段不足两公里的街道旁罗列着多达五六十家ACG类门店,以游戏店居多;如果再算上那些只是兼卖一点盗版游戏、周边、动画光盘的其他店铺,巅峰时期两条街上做ACG生意的商户多达百余家,被誉为“中国秋叶原”。

然而今天,伴随着潮流起伏,两趟街上的ACG类门店只有12家游戏店、1家模玩手办店和1家桌游吧幸存,动漫专门店和女仆咖啡厅之类的店铺全军覆没,早已不复当年盛况。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有关鼓楼脚下这两条大街的——可以说这两条街的故事,是北京两代玩家成长的故事,也是电玩在北京发展三十年的缩影。

鼓楼与游戏的缘分之深厚,堪称罕见:从电子游戏进入中国伊始,鼓楼的发展轨迹就与游戏紧紧结合在一起。游戏之于鼓楼的历史,甚至远超“二次元”之于日本秋叶原的历史。

尽管北京直到80年代末才出现第一家游戏专门店,但鼓楼的孩子对游戏却并不陌生。鼓楼西南1.5公里是小西天,北京的街机文化的中心,机台种类又多又便宜,是80后心中的“打机圣地”,直到2000年初才衰落下去。而尽管没有正规购买渠道,家用机却也已小范围地流进了鼓楼居民的生活。

有100多年办学史的鸦儿胡同小学

“第一次接触游戏是5岁左右,大伯带来一台游戏机,只能玩那种乒乓球类的游戏;手柄没有方向键,只能用旋钮控制上下,往后才有雅达利和FC,”卢鹏这样向我介绍。

卢鹏,绰号秃子——叫“秃子”却不真秃——1981年生人,自小在鼓楼长大,职业是通信工程师。卢鹏算是北京第一代家用机玩家,最喜欢的游戏是《莎木》系列。虽然现在工作压力很大,且已是一个四岁孩子的父亲,但仍没有放弃游戏。

卢鹏说的主机是任天堂1977年推出的第一代家用机产品Color TV-Game 15,今天收藏品市场的“神器”,有市无价。80年代前后电子游戏画面十分简陋,让今天的玩家提不起兴趣,但迅速征服了那个年代的用户:“就像第一次开车那种兴奋,手的动作可以直接导致电视画面上有相应的变化,感觉无比神奇。当时大人对游戏也没什么成见,全家人围一起玩,输的下去了立刻有人补上,大脑一直处于高度兴奋,不知道饿,不知道困那种。”至于这台游戏机的来历,卢鹏也不是很清楚:“大伯是做生意的,可能是他从国外买的,也可能是借的——因为我们家玩了一段时间,机器就突然不见了,可能是还了。”卢鹏的经历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们还采访了另外三位在鼓楼长大的“80初”玩家,他们的经历大同小异,基本都能追溯到雅达利时代。

不过鼓楼出现北京第一家游戏门店卡姆乐屋,却是个实实在在的巧合。

游戏的鼓楼,鼓楼的游戏

卡姆乐屋是北京第一家电玩专营店,在鼓楼经营了30年,我去采访时才刚从鼓楼搬到20多公里外的京西隆恩寺地区。这里是老板蓝姐的家,一间很宽敞的两居室,但各种商品货物堆起来再加上几位店员,还是显得有点拥挤。“因为鼓楼周边的市政规划要减少商业,不给续营业执照了,咱们肯定要支持政府,”蓝姐讲道。“我们在太阳宫组了一间店铺,还在筹备阶段,之后会把店迁到那去。”

卡姆乐屋的创始人姓王,是蓝姐的叔叔。王老爷子打小痴迷机械和电子设备,曾经对着杂志教程组装过电子管收音机,后来入伍当过装甲兵,有一身机械工程师的本事。老先生今年60多岁,发色全白,但身材瘦削轻健,腰杆笔直,能看出一股行伍的干练。

80年代,王先生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台湾三洋电子的朋友。当时三洋正在研发自家的FC兼容机“小精英”,王老觉得这才是自己兴趣所在,便辞掉报社工作加入三洋。游戏机上市后,老板觉得台湾市场还是比较小,打算把产品推向大陆,于是回家乡创办了卡姆乐屋。卡姆乐屋开始只做三洋产品的代理,后来随着主机世代的发展,渐渐把销售范围扩展到了所有机种。之后老先生年纪大了,不常去店里,就把店委托给了蓝姐。

卡姆乐屋最初选址在西直门。1988年,因西直门马路拓宽要拆迁,王老板将店迁到了鼓楼脚下地安门外大街96号——斜对1952年创办的地安门百货商场的黄金位置——鼓楼第一家游戏专门店就此扎下了根。当时去鼓楼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王老板的亲戚在那有间门脸房,环境还不错,就搬过去了。

88年的鼓楼远没有今天繁华,过马路都不用看红绿灯,街上根本没几辆机动车;东大街上买卖家不多,基本是住户,也见不到那么多新潮玩意。蓝姐说:“我们隔壁是家裁缝铺。那个年代家庭教育普遍比较开放自由,家长心态平和,不会因为没考上重点就歇斯底里,对游戏也没有那么大成见;学生压力没现在大,放学早、作业少,回去就是玩,但娱乐方式比较有限。”卡姆乐屋的出现,在鼓楼地区投下了一颗种子。

当时卡姆乐屋的客源主要来自周边的学生。他们对游戏接受度特别高,以致店铺不打广告、不提供试玩与演示,只靠口耳相传,来买机器的人就络绎不绝。蓝姐回忆那时店铺的火爆程度:“最火的时候店里是站不下人的。我们周末开张晚,到店经常发现还没开门,门口已经排起长队了。”

1988年是改革开放十周年。经过十年快速发展,北京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改革开放前翻了三倍,达到1437元——注意这可是年收入!对那时的国人来说,游戏机仍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卡姆乐屋销售的“小精英”主机最初定价800元,卡带平均100多一盘,贵的可以破200——买一台主机带三个游戏几乎就掏空了普通人一年的收入,所以游戏机畅销,某种程度上是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写照。但是换个角度说,80年代末没有今天这么花样繁多的消费品,人们物欲也不高,真有想买的东西,攒钱的能力和意愿比现在要强。

经济水平也定义了鼓楼地区独特的游戏文化。除北京鼓楼外,“包机房”曾一度风靡全国,直到PS2中后期才渐渐淡出中国玩家的视野。这些包机房每小时收费6-10元不等,比今天的网咖还要高,与买机器相比实在不划算,但却是很多家境一般的学生接触主机游戏的唯一渠道。然而在鼓楼——北京最大的电玩集散地——这类租赁服务却一直非常罕见。间或有一两家,也是因为店老板本人是玩家,在经营闲暇有自己玩的需求才设立的。我们采访了多位店主和玩家,大家一致认为可能是这一地区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感兴趣的大多直接买了,对包机需求不强。

总之,卡姆乐屋在鼓楼渡过了十分风光的第一年,随后,鼓楼的游戏店便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这时已经有了七八家。“(游戏店大量落户鼓楼)理由不谦虚地说,是看我们买卖好,”蓝姐说到这,像银铃般笑得很清脆。“另外当年大家普遍收入就那样,上班待遇也就那么回事,所以很多人倾向自己干点买卖,比较自由。”

不过这时期的店铺大多比较短命,普遍撑不过一年。FC时代的鼓楼与其他商圈比较,并没显现出日后发展成电玩中心的相对优势,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当时客户对大商场的盲目信任。

80年代末的经济条件决定了那时购买游戏机和卡带对家庭来说是一项高支出的重大决策,孩子基本是没有话语权的。而那个年代的父母比起私营的专门店还是更信赖大商场或者国营商店,所以即便鼓楼住户家门口就守着很多游戏店,很多家庭还是倾向坐车去几公里外的大商场买机器。鼓楼在游戏领域甩开其他商圈决定性的分野是世嘉MD时期,这是源于专营店的经营者对行业更深刻的理解。

软件是产业的核心——任天堂确立的这一准则早已成为业界共识,但在当年,很多大商场和国营商店的经营者根本没有“软件本位”的概念,仍然把销售硬件当做核心业务。这就导致这类店铺或因不重视,或渠道能力差距,卡带种类少,且大多不提供二手服务。鼓楼店家则能反其道而行,因势利导,发展出了专业化的服务。FC时代,卡姆乐屋就率先推出了卡带置换服务,旧卡带可以折现或加钱以旧换新,降低了软件的价格门槛。王老板在白板上手写下长长的细则,对二手卡带的成色及折现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该业务很快便在整个鼓楼普及开来。二手服务再加上专业游戏门店集中带来的天然整合优势,使MD时代的鼓楼卡带种类齐全、价格便宜,成为玩家购物的首选。

另外,当时鼓楼店家销售的游戏机多为自家仿制的兼容机。这些机器品牌五花八门,质量良莠不齐,故障率远高于日本原装机,但也因此,店家获取零部件比较容易,且不少老板和卡姆乐屋的王老爷子一样是工程师出身,能提供售后保障和维修服务——这些服务在没有行货的年代解决了消费者的刚性需求,远胜过商场里那些机器一出问题就抓瞎的导购。

以上两个原因,使鼓楼一举确立了自己在众多商圈中的优势地位,也渐渐形成了中心化倾向。91年前后,鼓楼已经聚拢了相当庞大的玩家群体,初步形成了聚合优势与良好的玩家社区氛围,带动了周边街机的火爆,街机厅从小西天开到鼓楼周边,甚至开进了鼓楼里面。

“那时候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做得不好,鼓楼院墙里就有街机厅,最开始是占用鼓楼边上的角房开的,后来直接搬进了楼里。店门口总是淅淅沥沥停着几辆自行车,每到放学时间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柳楠回忆道。

柳楠跟卢鹏一样是“鼓楼脚下的孩子”,鸦儿胡同小学的学生。尽管他步入社会后就不再玩游戏,但提起当年经常驻足的鼓楼币厅,回忆却马上在眼前晕开,童年的光影仍历历在目:“门口挂着竹帘,到冬天还要加钉一层棉布。掀门帘进去,里面声音很嘈杂,靠墙摆着街机,游戏以三国和《街霸》为主——我们都喜欢《街霸》,但机台总被高个孩子霸占,很难玩到。当年一帮孩子里我是跟老板关系最好的。那老板约莫30来岁,有个1米7多点的身高,方脸,身材胖乎乎的,人很Nice,我们几个相熟的孩子去了经常赊币,老板也不介意。鼓楼里面还有家录像厅也是他的。”

当年这里曾是一家街机厅

根据楠哥回忆,当时鼓楼周边还有两三家街机厅——今天后海游船码头的位置过去就是一家,只不过去那家打机的人龙蛇混杂,小孩子去了鲜有不被劫钱劫币的,所以他们一般只往鼓楼跑。

鼓楼街机厅一直营业到93、94年,后来政府加强了对当地文物古迹的保护,便将这些非法圈占古迹的商铺取缔了。不过换个角度思考,在有700年历史的文物古迹里开街机厅,老板也算完成了一项辉煌的人生成就;更甚者,恐怕放眼世界,也再找不出第二家选址这么奢侈的游戏店,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命运就是这么神奇,以鼓楼街机厅关停的94年为标志,正好可以将这一地区乃至家用机发展史划分出两个时代。

94年底同期推出的世嘉土星和索尼PlayStation(下简称PS)堪称主机史上的“绝代双骄”,二者的对垒将家用机拉进了32位时代。而从94年起,中国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731元,环比93年涨幅高达22%,并在此后十几年里翻了数倍,人民消费能力显著提高。这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中国第一本游戏杂志《GAME集中营》(《电子游戏软件》前身)创刊,玩家有了自己的舆论阵地,鼓楼的商人也因此找到了口头传播之外的宣传手段,开始尝试在杂志上投放广告。

中国最早的游戏杂志《GAME集中营》

各种客观社会条件都十分积极,使鼓楼从94年起迎来腾飞,到土星/PS中后期,周边游戏店数量已增长到20多家。广告效应加上一些北京学生长大去外地念书,将鼓楼的名声传播到了其他地区,使其影响力逐渐从一巷一城辐射到整个北中国。蓝姐说:“FC时代就偶尔有从北京周边跑来的客人,土星后期鼓楼就名声在外了,有顾客特意从其他省份过来——比如山西、内蒙——也不再是什么新鲜事。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位客人是暑假从辽宁骑自行车过来的。”

不过那个时期对鼓楼的游戏店来说也不尽是好事。90年代中期,社会舆论对游戏的风向开始转变,也偶有带着孩子来店里却反悔的家长,更甚者有时矛盾激化,家长会当着大庭广众打骂孩子,这是蓝姐以前没见过的,对此她很不认可:“说游戏影响学习,我觉得是你没教育好吧?我们老顾客‘学霸’多得是。我觉得,既然带孩子来了,证明你在家肯定答应他了,那就别让孩子在外面没面子。”

但总的来说,94到08年,鼓楼亚文化圈仍是蓬勃向上发展的,这条老街也因此成了年轻人的聚集地;年轻人增多,反过来又吸引其他新潮行业在鼓楼落户。

跟随游戏步伐,第二批进驻鼓楼的是卖盗版影视、音乐光盘的小贩。这些商贩都是小本经营、流动性强,不适合整租店铺,只能依附游戏店生存。他们每月付店主1000来块钱,在店里承包一个柜台兜售自己的商品;而有人分摊房租,游戏店主当然也乐意合作。

卖影视、音乐光盘的小贩与游戏商走的完全是两个渠道。这些人手眼通天,路子很野,商品更新极快,上架一周的电影、专辑就能在鼓楼找到盗版,而且中外资源都有,品类齐全。最初,游戏商和影视盗版商在一间屋檐下做买卖,彼此形成了一种默契,泾渭分明,不会涉水对方的领域。然而后来,部分游戏店主发现这些盗版影音产品受众比游戏广,销路很好,而且生产技术成本更低,不依赖东南沿海供货,潜在利润可能比游戏还高,便在自己本行经营有余力的前提下开始兼卖影碟,不再向小贩转租柜台。

盗版音乐和影视产品进一步巩固了鼓楼年轻人聚落的地位,紧接着,乐器行、高达模型、轮滑、趴赛、潮牌、篮球鞋等潮流玩意一股脑涌向这条老街,“98年我打工的时候鼓楼大概有四五十家游戏店,乐器行已经很多了,高达模型刚开始有,”鼓楼东大街酷玩e代的高健老板这样告诉我。

高健,1979年生人,家住小西天一带,打小便常流连于周边各街机厅,最爱《侍魂》,从雅达利开始接触家用机,此后成为鼓楼游戏店的常客。跟大多数孩子的童年一样,高健的父母极其反对孩子打游戏,亲子没少为此闹矛盾,打骂也是常有的事。当时高家电视尺寸比较小,为了限制小高健打游戏,父母出门或睡觉前会把电视搬到衣柜顶上——不曾想小高健虽然搬不下来,踩着椅子手指却刚好能够到电视开关,他就保持仰着脖子的姿势在夜里偷偷玩。

1998年高健高中毕业,家里给他找了几份差事,但他除了游戏,什么都不想干,于是选择到鼓楼的游戏店打工,月薪600,不包吃住。

2000年,高健打工的店老板不想干了,此时高健省吃俭用攒下一点钱,他和一位同样喜欢游戏的发小商量,二人合资在鼓楼另一家店里盘下一个柜台,自主销售PS2等游戏产品。但好景不长,经营一年多后兄弟失和,高健选择了离开。至于闹掰的理由,高健以“一起做生意常有的事”轻描淡写地带过,我便不好意思再问。

从阵痛中恢复后,打工时代就梦想拥有一间自己的店的高健决定赌一把,玩回大的。他哄骗父母说想干点“正经买卖”,需要一笔投资,老两口还以为儿子转性,愿意做点正经营生了,欢天喜地给儿子投了一笔钱。然后2003年,鼓楼东大街213号多了一家叫“酷玩e代”的电玩店,打工的“小高”摇身变成了“高老板”,为此父亲气得好几天没跟儿子说话,但木已成舟,除了接受也别无办法。

听了这些个人经历,我笑着说高老板恐怕是天生注定要干这行的:他出生的1979年是国家正式施行改革开放第一年;他是国内第一批接触家用机的玩家;他打工的98年是土星和PS在中国最火爆的时候;他和哥们盘柜台做生意的2000年索尼推出了划时代的主机PS2;他开店翌年,在中国引发风潮,后来成为“街机”的PSP上市——高老板每次决策都赶上了主机在中国发展的大“风口”,命运之奇妙,有时候不得不服。

“当时鼓楼东大街刚开始商业开发,很多临街的房子开墙打洞改建成商铺,地租比地安门外大街便宜不少,所以2000年前后出现的新店基本都开在这条街上,”高老板向我们详细介绍起他创业时鼓楼周边的环境。

率先将动漫元素带进鼓楼的是高达模型店。由于二次元和御宅文化天生就与游戏亲和力更强,相关店铺和业务以令人惊诧的速度在鼓楼扩张。短短一两年,小贩手里的盗版影碟就迅速被盗版日本动画光碟取代,并且买卖比以前还要红火。其中1999年开始放映的《海贼王》、2000年的《火影忍者》和2002年的《高达SEED》风靡达数年之久,是拉动鼓楼动漫市场的“三驾马车”。

因为动画光盘销路实在太好,成本又低,以至于周边的小卖铺、服装店、手工艺品店这种主业与二次元八竿子打不着的商户也进来掺一脚,在店里摆上了成箱成册的盗版碟,使鼓楼做动漫相关生意的店铺实际数量已超过游戏店。同时,由于顾客选择太多,对商品种类和到货速度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像《火影忍者》这种人气番剧,如果某家店新碟到货速度比其他家晚上几天,客人立马不认可你,以后都不会再来。

街道两旁专门的动漫周边店也多起来了,这些店销售的周边绝大多数是国内作坊生产的“山寨品”——不过正版模型、手办做工确实比国货精良得多,这类商品一直是正版居多。另外,一些比较大的周边店会销售正版的动漫、游戏原声CD,这东西当年全北京几乎只在鼓楼有。

激烈的同业竞争也倒逼鼓楼商家推出一些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来增强竞争力。比如鼓楼的模型店提供代组服务——一些单纯喜欢高达动画却从没玩过组装模型的“小白”,如果担心技术潮浪费了宝贵的模型,可以委托店家找高手代组,只收50-100元不等的工本费;有时“大手子”们也会拿自己做的成品委托店家寄售。这些成品做工精良,售价却比未组装的板件还低,是只有陈列需求的轻度玩家非常好的选择。靠近核心用户、聚合优势、多样的服务和灵活的经营手段使鼓楼成了北京的模玩手办和动漫中心。

这时期鼓楼店铺竞争激烈,淘汰率非常高,大量店铺一两年就倒掉;而部分标榜“XX年老店”的铺子,其实也只是保留了招牌,实际经营者已数次易手。但总地来说,到04、05年,伴随着PSP和NDS两台现象级掌机的出现,鼓楼周边游戏、动漫、音乐等各种亚文化都十分繁荣,达到全盛。一些外地“御宅族”来北京旅游,鼓楼往往也被列入必去景点,颇有点“朝圣”的意思;网络上,逐渐开始有人将鼓楼称为“中国秋叶原”。2008年,国内著名游戏公司久游代理了万代官方正版网游《SD高达OL》,在游戏的官方论坛,久游特意开辟了“北京鼓楼”专区,专区描述就是“中国秋叶原”——这是第一次有比较官方的机构承认北京鼓楼在ACG领域的商业领军地位。

第一次来鼓楼的“宅”很容易误认为自己身在天堂,然而常光顾的老客都知道,这里遍地明枪暗箭,是个让北京玩家又爱又恨的地方——盗版与奸商,是鼓楼绕不开的两个关键词。

其实国内正版玩家群体一直存在,鼓楼渠道能力比较强的店,很早就可以帮玩家从日本订购正版游戏。蓝姐说,卡姆乐屋有位老顾客是音乐学院的老师,在业内很有威望,他的学生参加国际大赛都经常获奖,收入很高,从FC时代就开始买正版,“盗版他也玩,但真正喜欢的游戏都会买一张正版收藏,多的时候一个月就能买四五张。我卖得最贵的一张正版是PS上的《寂静岭》,650到手700卖的(原价6090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人民币440元)——当年汇率、物流条件都不好,订一张正版很贵很麻烦,差不多要等一个月才能到货,那个年代买正版的孩子真不容易!”高健老板也说,在PS2时代他就见过只玩正版的玩家,但从宏观上看,正版用户绝对是“稀有物种”,鼓楼游戏店从发迹到兴盛,几乎完全依赖盗版。

早期鼓楼乃至整个北京销售的FC绝大多数是国内仿制的兼容机。当时国内电视普遍还没有视频输入端口,使用电视天线(RF端子)来传送信号,即便能买到日本原装FC也用不了。国产兼容机基本是使用电视天线输出信号的,那时候游戏机信号很强,有时邻居调台也能收到隔壁的游戏画面,一家人就饶有兴致地看着对方打游戏,可能算是最早的游戏直播了。

最早卡姆乐屋销售的三洋“小精英”主机是任天堂授权产品,但卡带是台湾生产的盗版。那时盗版卡带售价100-200元不等——当时正版卡带官方定价也不过三百左右,只是很少有人能原价拿到。90年代初,我国东南沿海的工厂已具备自主制造FC卡带的能力,不再依赖台湾进口,大幅降低了卡带售价。

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这时鼓楼和日本厂商沟通的渠道都没有,但日厂的维权嗅觉和动作倒十分敏锐。任天堂在FC时代就在国内找了代理律师事务所,委托处理在华维权工作——有趣的是后来世嘉、索尼找的律所和任天堂是同一家。这些代理律师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带工商部门来鼓楼突击检查,不过即便查出盗版,也仅仅是给予口头警告,很少闹到扣货或罚款的程度——何况鼓楼的店铺彼此互相通气,一家被查,马上有人向其他店报信,大伙把店门一锁,假装歇业,检查的人进不去,也就不了了之了,基本没有强制力。不过一旦触及日本厂商底线,也有后果特别严重的例子。蓝姐记得当初卡姆乐屋对面有家店,卖的主机牌子叫“先锋壹号”,其实是小作坊自己开模生产的“山寨”MD。世嘉查到后跟他们较起了真,导致这家店被勒令停业整顿长达两年之久。

进入土星和PS时代,软件载体变成光盘。光盘生产成本更低,使盗版价格下探到60-80元,但仍超过同期国内正版PC单机游戏的售价。主机发展到这一阶段,技术含量已高到国内小作坊无法仿制,但山寨零部件则开始呈泛滥趋势——比如光头、电源和手柄。随着周边店铺增多,价格战竞争激烈,为压低经营成本,很多奸商便打起了歪主意,开始了鼓楼奸商和玩家长达十几年的斗智斗勇。

最早玩家对零部件的需求和盗版是密不可分的。当年土星的破解方法是“飞盘”,详细说来就是先将主机开仓刹车禁用,在开机状态下放入正版引导盘,等光盘旋转起来进入游戏片头动画后迅速取下正版光碟换上盗版,这样就可以玩引导盘以外的游戏了。这个过程技巧要求极高,需要一把抓住高速旋转的光盘快速取下并更换,既要把握准位置,又要控制好时间,赶上个手脚不灵活的要半天才能学会。

这种破解方法对主机光头损耗极大,所以土星玩家更换光头需求也大,给了奸商可乘之机,开始有人将国产光头冒充原装卖给消费者;还有奸商会把原装光头三个核心元件电机、金属线圈、马达拆出来,分别装在三个组装光头上,就生产出了三个“原装光头”——这已经算是稍微有节操一点的了。

换原装配件现象在PSP时期最为严重,因为最早PSP破解需要拆机,主机附带配件又多,可动手脚的地方比比皆是,导致玩家在鼓楼买机器恨不得每颗螺丝钉都要拿放大镜仔细检查。

当年买PSP先上网看上万字的鉴别说明是常态

让奸商另有空子可钻的还有修理业务。因为国内主机一直以水货为主,没有任何官方售后保障,所以修理完全依赖这些第三方个体商户。早期这些商户卖的是自产的山寨兼容机,也有渠道拿到零部件供给,然而在主机无法仿制后,修机器的零部件完全依赖于拆解回收的二手机甚至新机,成本提高了数倍,不免就有奸商打起了歪脑筋。

鼓楼的“老炮”顾客都知道,去鼓楼修机器,如果老板让你“出去逛逛,两小时后回来拿”,你一定要在店里立等,不能让机器离开视线。坊间传闻,在鼓楼修机器,十个人里就有一个倒霉蛋修不好——因为店家拆解一位顾客的机器,将完好的零部件换走当储备了。至于这个被偷了零件的倒霉蛋,等你回来拿机器,老板便装出一副遗憾的嘴脸说:“毛病太大确实修不好了,就不收修理费了。”保不齐还会进一步撺掇你将机器贱卖。

当然,正规渠道维权无门,玩家也不会甘心当“大头”逆来顺受,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与奸商斗争。

我学生时代唯一一次跟校外人士“茬架”就是跟鼓楼奸商。高中时我在鼓楼买了一台PSP——当时PSP破解分“硬破”和“软破”,所谓“软破”就是通过软件漏洞刷自制系统;硬破则需要拆机对主板和CPU动手脚,不但本身有安全隐患,对“全新未拆”有精神洁癖的买家也受不了,所以硬破机市价要比软破便宜二百多,但也因此有无良奸商拿硬破充软破卖——笔者就不幸着了道。

我在购机一周后才发现被骗,那天恼怒至极的我放学后叫了六个同学,抄着板凳去店里讨说法。那老板看面相还不到30,梳一头中分,白净清瘦带个眼镜,斯斯文文的,实在不像会坑蒙拐骗的样子。见我们人多势众来者不善,他唯唯诺诺也没了主意,最后以退了我200块钱作罢。

在采访中还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玩家分享了他朋友“暴力维权”的趣事:小时候这位兄弟在鼓楼买了一台“全新未拆”的GBC,结果正常使用几天屏幕上盖就微微翘起,证明这很可能是台翻新机,而且本身是瑕疵品。他去店里讨说法,店家翻脸不认账,耍无赖说“商品出店概不负责”。这位老哥实在气不过,某天放学叫了两个同学,一人假装要买东西,跟店主问东问西吸引注意力,一人当人墙打掩护,他瞄准柜台里的GBC,顺手牵羊拿了就走。等店主发现,人已经跑远了。

今天,每个受访者谈起在鼓楼被坑和“暴力维权”的经历都能当做青春时代的有趣剪影一笑置之——但仔细想想,笑容里实在充斥着愤怒、挣扎和无奈。

巅峰时期,鼓楼两条街上游戏店的数量超过今天淘宝上全国游戏店的总和,这是鼓楼发展十几年积累的硕果——然而从2008年开始,鼓楼亚文化迎来衰退的拐点,并且速度之快令人震惊,仿佛只一夜间,这片街区就换了天地。

事实上苗头在迈入新世纪初就已开始显现,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街区定位、正版化和互联网。

最先发生变化的是鼓楼的市政规划定位及游客属性。

过去的鼓楼与长城、故宫等驰名国际的景点相比,旅游资源并不十分突出,是一条人文气息浓厚的、生活化的街道——这种环境对游戏和其他文化产业发展是有利的。然而后来随着北京大拆大建,很多老街被破坏,鼓楼周边却因为有大量古迹,整体风貌得以保全,成了今天北京保存最完好的传统胡同区。老北京胡同文化对外国和外地游客具有独特魅力,鼓楼的名声也因此传播出去,慕名而来的游客很多,使地区的核心客流逐渐从居民、亚文化爱好者向观光客转化,周边的商业格局也朝景区转型。

2000年左右,酒吧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后海一代落地发芽。这些酒吧装潢洋气,都有英语菜单摆在外面,名字也起得特别文艺,颇能体现其独特的定位与顾客画像。嗅到商机的政府调整市政规划,鼓楼的文化生活气息逐渐让位于商业。2003年,南锣鼓巷和烟袋斜街经过翻修,成为政府靡费巨亿打造的胡同商业街;同年,有50多年历史的地安门百货开始了长达15年的改造,至今仍未正式恢复营业;2010年,什刹海地铁站开工修建,选址恰好定在卡姆乐屋,卡姆乐屋被迫拆迁到了二次元文化从没有渗入的鼓楼西大街,半数老客因此流失……

今天卡姆乐屋旧址变成了地铁站

从结果来看,鼓楼的商业改造无疑是成功的:短短十余年间,南锣鼓巷完成了从传统老街到民俗商业街,再到全国知名景区的“二段跳”,日均接待游客达3万人次,节假日峰值突破10万。2017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亚洲你不得不去的25个景点”,南锣鼓巷榜上有名。

这种商业成功刺激鼓楼周边百业繁荣,却偏偏对游戏没什么帮助。“来游戏店的还是那拨人,有明确的目的性,”高健老板说。“大部分游客进店发现是卖游戏的扭头就走,极少数能留下听你做点介绍,但因此买机器的基本没有。”游戏店没享受到客流暴涨带来的商业红利,景区化酿成的苦果反倒一个不落全吞下去了:不到10年,鼓楼周边一间不足20平米的门脸房租金从2000块每月疯涨到20多万每年,其他营业成本更是两三倍于房租,游戏机的利润涨幅没有跑赢通货膨胀。面对飞涨的成本,倒闭、搬离鼓楼、改行做其他生意的店铺不计其数。

第二个发展趋势是正版化。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进步,游戏正版化是不可逆的潮流,经销商和玩家只能去适应;从道德角度来说,用了企业的产品并藉此获得了快乐就该给钱,这是天经地义——但“正版时代”的降临对鼓楼和中国玩家来说比较突然,几乎毫无准备,反应非常被动。

鼓楼从PS3时代开始越入正版时代,理由非常简单:2010年,PS3问市4年后才宣告破解,2011年才诞生了第一个可用的自制系统,正版化完全是被迫的。最初商人普遍不欢迎正版——与盗版相比,批量引进正版进货成本提高了上百倍,利润反而不及,亏损风险还大得多:“一张盘经常只挣一两块钱,好多人听了都不信,”谈到收益,高健显得非常无奈。“有时候再赶上客人是信用卡或者花呗付款,不收手续费根本没有利润。现在预订游戏都是‘多退少不补’,但我们也没法提前知道进货价是多少,根本就是赌博。”

另一方面,因为游戏产品的特殊性,发售后是否能成功并无明确规律可循。叫好未必叫座;反之万众期待的大作“暴死”也屡见不鲜。比如去年发售的《GT赛车Sport》就让高健特别受伤:“我335进货价拿了1000张,货还没到舆论评价就崩盘。到货后我进货价原价抛售,结果游戏发售三、四天后就开始崩值,价格一路俯冲到190左右。现在卖了半年多,还剩200多张卖不出去。”而与过去不同的是,盗版赔钱一次不过几千块;正版崩值,价值可是以十万计的。但作为一个玩家,高健心中至少还有一份情怀支撑着他:“还是要做正版。网上下100个游戏,真正玩的有几个?绝大多数是进去看一眼再也不打开,那根本就不是玩游戏了。正版你在购买前就对它有一定了解,决策比较审慎,玩起来自然就比较投入、认真。”

从“5元”甚至“0元”一夜间变成正版,价格跨度确实太大,过渡不够平滑,玩家一时也难以接受。我们采访的几家店主均表示PS3销量不如同世代的Wii和Xbox 360,不能破解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

大环境最后一个重大改变就是互联网兴起。

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在中国高速普及,鼓楼受网络冲击最大的业务恰恰是原本买卖最红火的盗版动画光盘。到2008年前后,网络追番全面普及,这些光盘几乎已没有市场,率先被淘汰。

动画光盘出局后,殃及池鱼的就是动漫周边店。国产盗版“三低”周边(质量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利润无法覆盖鼓楼实体店的营业成本。而在此时期中关村和崇文门搜秀商城都开设了动漫城,招商条件比鼓楼更优渥,动漫类门店大量搬迁到其他商圈或转型线上。

游戏店同样遭受着互联网冲击,最大的影响是电商普及,一定程度敉平了“奸商”的信息不对等优势,使产品价格更透明,坐地起价、坑蒙拐骗的现象有所减少。但总的来说,游戏店抗互联网冲击的能力比动漫店还是强一些:第一是因为主机仍属于大额消费且圈里水很深,玩家不能看到实物难免不放心;二是即便已经能从网上下载盗版游戏ROM,但这时期国内网速普遍不佳,进入高清时代的游戏容量却膨胀了数倍,下载耗时太长,所以很多玩家选择带着硬盘去鼓楼拷贝或者买盘;第三是国内主机玩家群体比较固定,这些人早已形成消费习惯,更乐意去实体店,一时半会改变不了。

2010年的鼓楼,与人潮熙攘,每逢节假日摩肩接踵,连腿都卖不开的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反差,游戏店的日子实在有点凄凉。老玩家隔月去一次,可能就会发现眼熟的老店又少了两家或是换了门庭;而对还在坚守的经营者来说,连物伤其类的时间都没有——营业成本飞涨,游戏利润反而降低,他们必须不断拓展玩家数量才能保证自己的收益……要思考的问题太多了。

酷玩e代的“镇店之宝”

可以说,今天在鼓楼活下来的店,每家都有自己的生意经。

我在卡姆乐屋采访期间,来了一位买Switch的顾客。蓝姐说抱歉没法招待你,喊店员给他拿货。这位客人约莫三十四五,但言谈举止仍是一副少年派头。调试机器期间,他很熟络地跟店员攀谈起来:

“我媳妇说过两天给我买个展示柜,把我所有的游戏机放进去展示起来。”

“呦~你媳妇可真体贴!你打算送人家点什么呀?”

“嘿嘿,她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吧,生平就这么点爱好……”

因为我注意力集中在采访,几米外的对话听得有一搭无一搭,但把握到一个特点:两人聊的都是家长里短,没有涉及价格、机器成色、质量等问题——比起买卖,更像弟弟见了久未谋面的姐姐,拉起了家常,比我当年在鼓楼买东西心态放松太多了。我突然有点开窍,明白了这些老店是怎么做生意的。

要说生意经,鼓楼东大街153号,自由人电玩的几位老板颇有发言权——自由人曾是一家在鼓楼衰退期濒临倒闭的店,然而今天,自由人淘宝店的店铺信用和PS4主机销量均位列北京第三,是当之无愧的“京城名店”。景波是自由人的三位股东之一,对店铺过去的坎坷,他感慨良多;但在鼓楼衰退的大环境下,他却对自由人的未来充满雄心。

在“宅”的眼里,自由人是鼓楼东大街的终点——尽管再往前去大街还有500多米,但十几年来,自由人更东面都没出现过其他ACG门店,可谓是鼓楼二次元王国的“国境线”——看见自由人,就意味着该折返了,所以这家店选址实在说不上好。

2009年一个普通的下午,自由人老板刘硕又约了景波等几个好朋友在店里切磋《实况足球》,并根据战况不时调侃或者骂几句闲街,20平米的屋子内外充满快乐的空气,他们已经在这踢了5年——但与以往不同,今天踢完,店里气氛一下凝重起来。刘硕告诉景波,店铺一直赔钱,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生计的地步,他不想干了。

景波比刘硕小一岁,二人是踢实况认识的。03年前后,景波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某天下班,他约一位老友见面——两人都是实况忠实玩家,久未谋面,决定去鼓楼找家能包机的店踢踢球,便来到了自由人——自由人是鼓楼罕见提供包机服务的店铺,因为老板刘硕本身是非常核心的玩家,在经营之余也有玩游戏的需求,做包机其实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己,能赚点外快只是添头。

景波是朋友圈里的高手,跟他一起来的哥们水平则马马虎虎,双方实力悬殊,踢了几把都是“虐菜”。景波觉得没意思,便强拖在一旁观战,默不作声故作深沉的刘硕下来踢。

结果,景波被灌了个1:9。

过了两天,不服输的景波开车拉了一箱饮料来自由人,点名找刘硕切磋,一来二去两人以球会友成了莫逆之交。后来,他们一起创办了自由十一人实况足球俱乐部——那时候线下实况俱乐部这种模式在全国范围都很火,各省有自己的代表队,经常举办民间比赛,还能吸引到英特尔、英伟达等知名厂商赞助,竞技氛围一点不比今天的主流电竞项目弱。

自由十一人当时是北京仅次于完全实况的第二大实况足球俱乐部,同样高手云集,外出比赛斩获荣誉无数。他们创办的“自由十一人联赛”巅峰时期有50多位选手参与。因为自由人店面不大,每周六下午,刘硕会包下隔壁饭馆的包间,扛着四台笨重的显像管电视和主机去那打比赛,一直打到傍晚,算积分,来的大伙再一起吃个便饭,嘻嘻哈哈好不热闹。

发展到08年,因为游戏网络功能逐渐完备,线下俱乐部和联赛这种形式没那么火了,收入已不足以维持日常运营,俱乐部停办;终于到09年,实体店本身都快开不下去了。

景波听了心里难过,他不想承载了大伙五年回忆的归宿就这么没了,于是跟当年俱乐部里另外两位好朋友一合计,仨人给刘硕投了一大笔钱,从熟客、老板朋友摇身变成了合伙人和股东。从此,景波白天上班,晚上顾店两头忙着,几人合力开始了对自由人的“抢救”:“当时我对这业务也没什么期望,只是希望我们这帮人还能凑在一块玩。不过理性分析一下,鼓楼作为北京,甚至全中国都很有名的游戏集散地,有刘硕这么一个7年经营经验的人,理论上(开店)至少不会赔。那么我们为了给它续命,也愿意加入进来。至于行业未来会怎么样,当时没考虑。”

景波和刘硕对营业方法做了一系列改造,比如重新装修网店,使商品分类和检索更清晰;优化渠道和物流降低成本;实行4人轮班制,变相拉长营业时间等等。他们还搞了一个“自由人正版俱乐部”,只要交几百块钱会费,玩家就能以置换的方式玩到当年发售的绝大多数新作,非常划算,是自由人一大特色业务。但景波认为,他们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确立了以服务为核心的经营理念。

“卖游戏利润低,这其实不是游戏业面对的,而是整个实体经济和零售业面对的问题。不做游戏,去做别的,服装也好餐饮也好,同样有这个问题。解决之道不是怎么在实体店把东西卖的更贵,而是你要考虑你的行业有什么特性,并据此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业务,”景波打开话匣子,侃侃而谈他对实体店经营的理解:“国内的游戏店在把这个行业越做越小,只会打价格战,你卖十块我卖八块,这不是正常的生存方式。这个东西等市场规范了,应该是由厂商来控价的——十块就是十块,你卖八块是你有问题。”

至于什么样的附加服务适合游戏店,景波的想法已经很具体了:“你在网上买东西,可能感受不到服务——你说人家给你发货,然后有问题给你退换,是不是是服务?是,但这只能叫‘基础服务’。游戏这个事,如果你不太懂游戏,那么我们给你讲什么游戏好玩、什么游戏适合你;把人群聚集起来,不管合作、对抗、研究新的玩法,探讨这样会不会让游戏更好玩,可能是比较高级的服务形式。”

景波说,他特别怀念过去,十一二点甚至凌晨两三点,周边所有店都关门了,自由人还亮着灯,他和刘硕还在踢:“游戏这个事,我说句实话,一个人玩,娱乐效果有限。我们当年在这踢球那种快乐,说真的一般人体会不到。也许游戏实体店的最终形态可能就是我们04、05年做的形态:需要有人去聚集、有人去消费、有人去玩——游戏最根本的目的是玩,是为了获得快乐。这种快乐很大程度依赖分享,而分享就需要聚集,这才是最根本的,也是实体店的存在价值。”

我接着问景波,今天鼓楼一带游戏店少了那么多,作为“集散地”是不是已经不合格了?他回答这不取决于我或商户,而取决于玩家:“集散地这个概念一定是分人群的——人有需求它就是集散地,没有就不是。鼓楼在过去那些老玩家眼里还是集散地——哪怕今天这条街上只有一家店了,只要玩家有需求,它就还是集散地,这一点不会变。有一天玩家不需要集散地了,那鼓楼就真的结束使命了。”

北京玩家对鼓楼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们痛恨奸商,每个玩家都被迫在那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另一方面,这两条大街是维系北京玩家的情感纽带。景波还记得,以前有位常来看他们踢球的客人,不清楚什么身份,但看着很有钱,每天都是晚上十一二点司机开着豪车载他来。车到鼓楼脚下,他就下车步行到自由人,让司机在后面慢慢跟着。你让他下场踢两把,他不踢,但他说:“看你们还在这踢球,我心里就踏实。”

年纪稍长的北京玩家无比怀念十几年前的鼓楼,认为那是“鼓楼的黄金时代”,也是主机游戏在北京的发展的黄金时代。北京的玩家和其他亚文化爱好者常年来实在太孤独、太压抑。在这种痛苦中坚守喜好,甚至像笔者一样最终“玩”进业内,把喜好变成职业,是需要些“行业能变得更好、我们并不孤独”的佐证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鼓楼充当着这个佐证。我们怀念的,或许更多的是一段有青春加成的集体记忆,外加“游戏的鼓楼”这一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给我们这些少数群体带来的文化认同感。

鼓楼游戏业最繁荣的时代每个人看法都不同:有人认为是PS时代,有人觉得是PS2,有人说是PSP/NDS,但不管是哪一个,玩家印象中最好的时代终归是过去了,虽尽力回忆,而距离产生美,终不得其真相。合众人的“最好”以调和折衷,造出一个偶像,此即所谓“鼓楼的黄金时代”。然而我们抛开以上感情,换个角度考虑:买卖双方极不对等,玩家维权无门,国产IP上不了台面,商品除了水货就是盗版……这样的辉煌,其不可持续自然是毋庸赘言的。

知乎上有个问题:“在中国,有可能出现一个跟日本秋叶原一样的大型宅人集散地吗?”我非常欣赏下面一位网友的回答:实质上秋叶原是一个亚文化占主导但又与主流文化交汇并互相影响的地方,单纯去建某种特定商品和人群的商圈是注定要失败的,属于结果倒推过程,切入点反了——鼓楼亦然。

从市场环境的角度来说,如果真希望游戏等亚文化能形成自己的商圈,甚至发展成一个健全的产业,今天的客观社会环境反倒远比十多年前要好:游戏禁令取消我们有了盼望多年的行货和正规渠道、正版观念迅速普及、国外厂商越来越重视华语市场、国内创作者已经有能力产出广受喜爱的大IP……然而客观存在的心理障碍是,80后、90初这两代玩家,对过去的讴歌缺乏理性的支撑,但对今天的大环境和国产IP缺乏情感的温度。

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鼓楼和它代表的游戏时代远去了,亦如鼓楼所代表的时间本身,不以某个人的愿望为转移,从不回头——世运只有日新,今天之后只会是明天。

鼓楼和游戏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尽管已经在此眺望脚下的街巷700余年,但下一次太阳升起时,老街里将上演怎样的戏码对它来说仍充满未知。

高健估计今年鼓楼的游戏店还要淘汰三四家,但他绝不走,要做在鼓楼坚持到最后的人。

卡姆乐屋的新店正在紧张筹备中。蓝姐和王老版说,他们想在新店建一个“电玩博物馆”——干这行30年,经历两代店长,卡姆乐屋收藏了不少品相完好的经典主机,比如MegaCD、3DO等等,在国外收藏品市场上每一件都是稀有藏品,价值不菲。

景波和刘硕还不知道自由人在鼓楼东大街前途如何——目前他们的营业执照还没到期,“但如果真因为周边规划限制商业不给续了,我们也不会放弃实体店,而会租一间更大的、100平米以上的店,把我们多年来对游戏实体店的理解释放出来,做一个玩家的聚集地。”

去年,曾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市公司都待过,有着羡煞旁人履历的景波辞掉工作,选择全职经营自由人电玩——聊到这里,景波脸上是笑着的,一丝遗憾都看不出来。他说,一个人从20出头到60岁是工作时间,大概不到40年——他今年36岁,还剩20多年,是时候干点自己喜欢的事了:“我评估了一下:干这个能不能挣钱?能挣钱;有没有压力?干什么都有压力。那为什么不干点自己喜欢的?你进一家公司,干自己不喜欢的事,总觉得这个事很烦,那你人生会活得很累,很没意思。现在我开店,每天进到店里看见大家都精神饱满,很高兴地去做一件事,人生是很快乐很有意思的——干嘛非把自己搞得那么压抑呢?”

“很多圈里朋友说这行不好干了,我觉得要看怎么衡量:如果跟04年比,确实不好干了;但跟我们自己过去比,我们干得已经比以前好了。厂商、经销商、玩家,大环境里大家都在各司其职吧,都喜欢游戏,我觉得会有好的结果的。如果有一天大家都没有兴趣做这个事了,那就糟糕了。我觉得至少目前为止这十多年还挺有意思。这个行业一直在往前走,道路前面只要还有亮光,就能接着琢磨。”

采访那天我一大早出门,到结束已经下午四点多,鼓楼即将敲响最后一通鼓,我特意折返过去听——毕竟按老北京的说法,不听这通鼓,一天的工作就不算结束。不过我驻足跟着鼓点仔细数了一遍,似乎不是按“紧慢十八”的老规矩敲的,合计好像也不足一百零八下,觉得有点扫兴——但转念一想,没敲完,就还有期待;真敲完了,就没意思了。

}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触玩游戏app官方下载 的文章

更多推荐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点击这里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点击添加站长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