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你远行——&一场对特殊儿童群体的救赎--新作品--中国作家网
陪你远行——&一场对特殊儿童群体的救赎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刘月新　　日07:00
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
报道称，全国每年新增0—6岁残疾儿童19.9万，出生缺陷儿童80—120万。在2—14岁儿童中，现有智障智残儿童大约2000万。全国大约有聋哑儿童270万，每年仅因药物导致聋哑的就有2—4万人。有0—14岁脑瘫儿童约70万人。有自闭症儿童164万，且75%以上在6岁以前未能及时确诊。据中国残联保守估计，我国每166名儿童中就有一位自闭症儿童。
一个农村姑娘，怀着一颗对苦难对心灵救赎的心，二十多年中，从办家庭学校开始，让来自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的600多名聋哑孩子开口说了话，其中有420多人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他们走出无声世界，走出孤独与自卑，融入主流社会，快乐而尊严地生活着。自2006年始，她和她的同伴，又对大批智障儿童、自闭症儿童和脑瘫儿童进行康复训练和治疗救助，并取得明显成效。胡锦涛、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她爱残助残的行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她付出一腔热血，对这个特殊儿童群体实施了不停歇的救赎。她让残缺变得完美。
愿社会和越来越多的人给予这些特殊儿童以更多的关爱与帮助！
“谁给盖一所学校，我就嫁给他”
都说环境造就人，就袁敬华21岁的人生旅途来说可能过于严肃和武断，要说环境影响人，对此时此刻的她应该是准确贴切的。就说昨天和今天吧，她的心路历程就经历了低谷、爬坡、登高几个阶段，开始是疲惫、焦灼、痛苦、徘徊，整个身体像填满火药的枪膛，一搂扳机就会炸响；早上一走进教室，面对眼前几十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很快就把那些不如意一股脑儿甩掉，变得神清气爽情绪高涨起来。
特别是近来孙峰的表现，给了她极大的鼓舞和力量，心，从没有过的敞亮。三个月以前刚来这里时，教他听力和语言训练都不配合。后来倒是想配合，舌头又伸不出。母亲和嫂子都说，这孩子怕是没多大指望。袁敬华没这么想。她认为，只要让孩子静下心来练习，多么严重的聋哑儿也能开口说话。她甚至固执地认为，老师的爱心就能感动他们开口说话。每天她都给孙峰开小灶，别人下课休息，就让他坐到对面来，摸着自己的嗓子感受声带振动，一遍一遍。一天一天。终于有一天，孙峰喊出了“妈—妈”。又一天，他拉起袁敬华的手，一字一字叫了声“袁—妈—妈”。从此，“袁妈妈”就代替了“袁老师”，成了孩子们对她的称谓。
她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写下“爸爸的杯子”、“妈妈吃饭”、“爷爷好”、“奶奶我爱您”几行大字，然后在孩子们对面坐下来，对他们大声说，请同学们拿出小镜子。孩子们很快从抽屉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看着我的口型，爸—爸。大家一起说，爸—爸。
敬华，你给我出来！
是谁在吼？待袁敬华反应过来，心里骤然一紧。她放下小镜子，忐忑地走出教室。
谁让你写的这个？嗯？是谁让你写的？还贴到大街上去，让四邻八乡看笑话。你把自个都卖了，你贫（方言，傻的意思）啊你？乡里村里的人让你给得罪遍了，我都抬不起头来，你今儿个又来写这个，你，你让我这张脸往哪里搁啊嗯？父亲冰雹似的咆哮打得袁敬华蒙头转向，又见一团白乎乎的东西砸到自己脸上。接着，一只大脚像飞出的铁球，狠狠地轮在袁敬华腿上，一下，两下，三下……
袁敬华像只被打懵的苍蝇倒在地上抱头旋转。闻声赶出来的母亲闫玉莲，从东屋教室跑过来的嫂子陈丕霞，赶紧把父亲袁泽山拉开，一个劲地劝，别生气，别生气，有事慢慢说。只见袁泽山捶胸哀嚎，让我说啥啊说？我哪还有脸说啊？我——
陈丕霞拾起带泥水的纸团展开，只见皱巴巴的白纸上用粗笔写着几行大字：无论你长相如何，年龄多大，只要你能给我和孩子们盖一所学校，我就嫁给你。这是怎么回事?待一头雾水的陈丕霞抬头问询时，袁敬华早已没了踪影。母亲急得直拉丈夫，这倒是为了啥哩？有啥事不能好好说，这么大的闺女咋能说打就打，若打出个好歹来 ……你也不怕惊了药。陈丕霞也赶紧劝，爹，赶快进屋歇歇吧，刚吃了药。袁泽山三步两叉跨进屋，随后屋门啪的一声被狠狠踢了回来。霎时，人进物出，一个铺盖卷歘的被扔到院子里，噗嗤一声溅出无数泥水点，叫骂声也随之飘出，我叫你办学校，我叫你办学校。紧接着，铺盖卷，小包袱，衣服，鞋子，噼里啪啦飞满了院子。陈丕霞跟在公公身后一个劲地央求，爹，消消气，没有大不了的事，敬华还小，想事简单，慢慢劝她。敬华母亲怔在那里，看看闺女跑了，不知死活；丈夫又像头惊了的牛，拉不住拽不回，再看满院弃儿般的一堆物件，急得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老天爷啊，我这是啥命啊！
这天早晨，闫玉莲跟往常一样早早起来，给孩子们熬了一大锅疙瘩汤，熥了三笼屉馒头，又切了一小盆咸菜。袁敬华和嫂子一边照应孩子们穿衣、洗脸、梳头、刷牙，一边给他们叠被子，打扫整理屋子，把换下的脏衣服、褥单泡进大盆，然后伺候他们吃饭。看着孩子们坐到饭桌前端起饭碗，闫玉莲这才走进西屋，支起药锅子给丈夫熬药。一边熬一边轻叹，不到五十岁的人，天天让药陪着，成了个药罐子，喝得一见药碗就恶心，直囔不如死了好。人哪有那么好死的，死了是好，他脱心静，脱受罪去了，可撇下这一家老小咋办？我看是让药给拿昏头了。
闫玉莲把熬好的药端到炕柜上，倒了杯开水，看着丈夫喝下。正想吃饭，侄子广辉急急火火跑进屋来，变脸变色，惊慌失措，对着袁泽山小声嘀咕了几句，只见他脸色大变，像弹起的皮球，噌的溜下炕提上鞋就窜了出去。
出了过道儿，他径直向十字道口的电线杆奔去。村里那条南北大街很宽很活泛，是南面几个村子赶后屯大集的必经之路。袁泽山远远看见电线杆底下围着一堆人，有十几个，大都是男人，也有妇女。人们一边看一边嘁嘁喳喳交头接耳。袁泽山羞愧冒火，不敢看左右行人的脸。有人眼尖倒远远看见了他，小声咕哝着低头走开了。他浑身遭芒刺一般，急赶几步，一把把电线杆上的白纸撕下，扭头就往回走，脑袋涨得像个斗，脚下像踩着万朵云。他边走边想，我咋养了这么个丢人现眼的孩儿！平时娇她惯她，啥事都依着她，要星星不敢给月亮，把她给惯坏了，都不知羞耻了。真是作孽啊！我这是哪辈子缺德积的啊？哼！只要我袁泽山活着一天，就决不许她再办这个学校。
袁敬华捂着脸跑出村子，在村东那座沙丘上，蹲在旮旯里抱头大哭起来。刚才的一切就像一场梦，一闪而过，只留下了梦的影子。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些什么。她只是觉得憋屈，觉得没脸见人，想找个地缝儿马上钻进去，再也不想看到任何人。
这里是黄河故道，黄河改道在这里留下一个大堤，叫陈公堤。三屯村处在鲁西北平原陈公堤遗址的旁边，村东那座高高的沙丘，就成了袁敬华平时排解烦闷、倾述心声的好去处。
夏津在西汉初年建县，当时叫鄃县（鄃城）。这里地靠黄河，黄河被当地人看做是禹迹（黄河下游挖九河疏浚河水，都是大禹所为）。此处黄河又是东西水道交通，是大渡口，因此这里也叫禹津。夏津段黄河北岸是冀州地界，冀州为夏人居住的地方，称夏人之津。隋开皇16年，遂改鄃城为夏津。自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黄河开口改道，第一次流经夏津在这里形成黄河，到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再次改徙他流，在夏津域地行水613年，留下黄河故道，形成西南—东北向展布，以陈公堤为界截然不同的两种地形。堤上河滩高地沙区密布，是优质桑椹、杏、梨、地瓜、花生的盛产地。全国著名风景区“黄河故道森林公园”就处在堤上。这里有大片的古代森林，有古梨园古杏园古桑椹园，有数目众多的千年梨树王桑树王。春天赏花，初夏摘椹，夏季品果，秋天有花生地瓜，远近乡邻、游人吃不够，看不够。到了冬天，白雪覆盖大地，这些树木也披上洁白的盛装，黑的树，白的雪，棵棵挺立，枝桠伸张，铁骨铮铮，入眼是诗，开卷是画，站立成鲁西北平原最独特的风景。堤下则多为盐碱洼地，主要种植棉花。棉花因抗盐碱，自古以来是这里百姓喜欢种植的作物，也是百姓活命的作物。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夏津的棉花种植，不论产量还是质量，都在全国数一数二。夏天一地鲜艳的花，秋天一地雪白的花，花开数百里，重重叠叠，一望无际，靓成一座远近闻名的“银夏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老的黄河在此行水改道，改变了这里的地理环境，也改变了这一方人的命运，塑造了人们朴素善良坚韧顽强的性格。可是，袁敬华的命运又由谁来改变呢？这个势单力薄的女孩子，此时此刻坐在沙丘的背静处哭得昏天黑地。哭累了，想累了，觉得昏昏沉沉，大脑像抽空后又灌满了浆糊。
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什么坐在这里？我的学生们呢？想起学生，袁敬华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像梳理乱麻一样开始从眼前一点一点向后捋：昨天晚上，她照顾学生们睡觉。打发他们睡觉是件麻烦事，帮他们洗脸洗脚，换下脏衣服，拿出干净衣服，再一拨一拨领到睡觉的地方。把孩子们一一安顿好，袁敬华才在一个帐篷里躺下来。
随着孩子们的不断增多，住宿成了大问题。一入夏，袁敬华突发奇想，在院子里搭帐篷。说干就干。由父亲帮忙，几天后，在正房屋檐下一溜两个帐篷建成了。起脊，与房齐高，用树干、塑料布、草苫子，还有门帘组成。一个帐篷睡五六个孩子，一时难题解决了。开始，孩子们觉得新鲜，都争着到帐篷里睡。袁敬华躺在里面给他们讲故事，什么牛郎织女啦，银河玉兔啦，吴刚桂花酒啦，王母娘娘在月亮里面的大树下纺线啦，听得孩子们手舞足蹈咯咯地笑，有的兴奋地爬起来，撩开门帘仰着头寻找银河和玉兔，她就借机教孩子们练习发音识字。真是苦中作乐。但遇到像昨晚那样的鬼天气，一帮人可就惨了。
头一天天气异常闷热，院子里的狗趴在枣树底下张着口一个劲地哈达；树上的知了像被火烤了一样吱吱叫个不停。她和学生们在屋里上课，汗水顺着脸颊不住地淌，胳膊一挨桌子就浸湿一大片。到了晚上更加闷热，母亲走里摸外抬着脸直叨叨，天要下雨了，天要下雨了。果真，半夜时分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风拧着花儿，夹裹着树叶尘土乃至暴雨闯进帐篷，把孩子们挤得东倒西歪，猫腰抱头。一家人忙着把人和铺盖挪进屋，在外屋打地铺睡了一宿。袁敬华没有再睡。刚才的坏心情，加上近来的烦心事，使她像一头烦心的豹子，越发焦躁不安起来。
近两年学校发展快，省内外的聋哑儿不间断地送来，这是她满心欢喜，信心大增。可一个家庭学校，巴掌大的地方，又实在是收不下多少。
吃饭也是个问题。一个学生一年交60元学费，外加每月20斤小麦，都持续几年了，总不好意思再涨钱。孩子们一日三餐饭食单调，早晨疙瘩汤，吃馒头就咸菜；中午吃馒头喝豆腐汤，往大锅里打几块豆腐，切两把韭菜，甩两个鸡蛋，加点熟棉油放些盐，一人一大碗当菜吃；晚上又是馒头咸菜。
袁敬华愁，母亲也愁，常年吃这个，谁家的孩子能受得了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母女俩就盘算着卖两只羊，给孩子们多买些菜买些肉增加点营养。一天母亲去集市上卖羊，卖了100多块钱，揣进兜里，乐滋滋地去菜市买菜。老人家以少有的豪气各样青菜挑了一大堆，一摸衣兜，钱不见了。母亲不相信会丢，像疯了一样，这里翻那里摸，这里瞅那里找，然后在集市上来回奔走呼号，嗓子都咳出血来。回到家整个人像丢了魂，好多天缓不过劲来。袁敬华也一样。每到后屯集去买菜心里就犯愁，拿上20块钱，看看这也舍不得买，那也买不多，总是掂量再三。有一阵，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梦境的指引，一上街就习惯性地看脚下看路边，她总希望在某个低头的一瞬能拣到一些钱，哪怕是十块八块也好啊。当然，钱是没拣到。她只有操起老本行养了几头猪来补贴着用。几年里她没为自己买过新衣服。每当同学聚会，那些考上大学的，在城里上班的，包括在家种地的，都穿得光光鲜鲜，再看看自己的行头，寒碜得简直都抬不起头。
父亲的病是她的痛。近几年父亲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天天用药，每年都要住院。父亲好的时候帮着干这干那，一到犯病心情就大坏，怕孩子们吵。袁敬华在院子里用树枝划一道杠，让孩子们在杠以东活动，杠以西是父亲的领地，是“禁区”。即便是这样，顽皮爱闹的孩子们下了课就撒欢，时常过线惹得父亲发脾气。
早在1993年办学之初，乡民政答应每月给袁敬华100元的工资，到年底一次算清。都好几年了，哪一年去领都不痛快，有时给500有时给600。这还是父亲出面帮着去要。如果再问，人家就不耐烦了，说报销吃喝费了，你看怎么着吧？
教学中的袁敬华
袁敬华除了教课，每天就让这些俗事给缠着。她常想，要是有个自己的学校该多好啊！不用很大，有几排房子，一个独立的院落就成。可盖房的钱从哪里来？父亲有病需要钱，自己办学已花了家里不少钱，家里是指望不上了。指望乡里？指望社会？……就在昨天夜里，这一系列问题像毒蛇一样袭来，紧紧缠住她，咬噬着她的心。她觉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平时那个隐隐约约的想法，此刻突然明朗起来。写征婚启事！我袁敬华一不偷二不抢，为了让这些孩子有个学校，这么做算不得什么。她找来白纸，一口气写了10张。就往村里的南北大街上贴，让赶集路过的人们都能看到。在黎明前夕，肆虐大半宿的暴风雨终于停歇。袁敬华拿着浆糊和启示，像个幽灵悄悄溜出大门。想起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她竟有些壮怀激烈的感觉。
袁敬华抬起头，望着眼前绿油油的棉田，脑子清醒了许多。唉，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当初就没有料到父亲会生气？这么做，难道真破了农村的规矩，伤了父亲的心，丢了父亲的脸？
想到学校，袁敬华觉得自己对学校实在是太在意了。那一年，她5岁多一点，穿上母亲亲手缝制的花裤花袄，背起母亲缝制的花书包，高高兴兴进了育红班。当时的育红班是村办，因为学校教室少，就让育红班在学校的大门洞里上课。一排排泥垒的土台子，搪上木板就是课桌。因个子小够不到桌面，她就用簸箕端来沙土堆在屁股底下。上一年级了，还是轮不到她进教室，依旧在大门洞里，这回儿又把育红班挤到校外一间借来的土屋里。袁敬华爱动脑子，见土台子上尽是蹭不完的土，就捋来黄茎菜茨蓬棵，把汁挤出来涂在上面，等于给土台子上了一层油明漆，又干净又亮堂，老师夸奖她同学羡慕她。
时间过得真快，从1993年初到现在办学差不多快5年时间了。开始从两个学生到现在的45个；从本村姐妹俩到现在的广东、安徽、辽宁等5个省份。办学的酸甜苦辣一下子涌上心头。
1992年，袁敬华高中毕业。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跟本村陈海彬陈海霞聋哑姐妹相遇，就教她们发音识字。就在那年冬天，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听说县里让乡里办聋哑学校，就央求父亲找村支书去说情，就这样办起了聋哑学校。
开始在村小学借了一间教室。在那间借来的教室里，袁敬华每天喊破嗓子教学生练发音，引来村人和过路人的围观和嘲笑。隔壁及同院的师生们，带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轻视甚至鄙视这些残疾孩子。嫌他们说话难听，说这些孩子发出的声音像雁鹅叫，甚至以影响他们上课为由过来阻挠。时时盼着学生能说话会说话，可又怕他们开口说话，袁敬华每天心里惴惴着，属于她的那块天不知哪时该阴哪时该晴。对人们的态度，她感到气愤，怒火中烧，但终于忍住。让她忍不住的是，那些正常孩子对学生们的轻慢和欺辱，还有家长们的偏激和嘲讽。放学回家的路上，不时有小孩子一路追逐着叫喊“小哑巴”，“小哑巴，吃粑粑，”“哑巴老师”，还一边向他们撒土扔砖投坷垃。一旦自己出面干涉，那些“护驹子”的家长就站出来横加指责，挖苦她和她的学生们——
说错了吗，他们不是哑巴是个啥？有本事你叫他们开口说话啊！
真是不知道自个有半斤八两。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
想叫哑巴开口说话？哼，你先叫铁树开花吧！
念书不中用，跑到哑巴堆里逞能来了。
真是委屈死了，孩子们招你惹你了？我袁敬华招你惹你了？难道哑巴就低人一等就天生该受气？老天咋这么不公平！学生天天在增多，天天在进步，但这气实在是咽不下，连续跟人吵了几架，在学校只待了一年，就说服父母把学校搬回到家里。那间12平米的小草房就成了她和孩子们的教室。这也是后来一有学生开口说话，就先把他领到村民家里去拜访告知的原因。这是后话。
开始招的学生都是附近村的，中午只在家里吃一顿饭，下午放了学就回家。到1994年有了13个学生，外县外地外省的都有，就把学生安顿在家里住下。在幼儿园当老师的嫂子陈丕霞，主动辞职回家给她帮忙。张笑笑、付媛媛就是在这时候来家里的。1995年，哥嫂又主动把两间婚房让出来做教室。加上原来的小草房，就有了一大一小两个教室，自己带一个班，嫂子带一个班。家里住不下，学生们就被三三俩俩安排到邻居家借宿，远处的学生家长来看孩子当天回不去，也被临时安顿到邻居家。这些事大都由母亲来张罗，半个村子的乡邻都给麻烦遍了。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鲁西北农村，一般少男少女在20岁左右就定亲结婚，特别是女孩子，到了20岁还寻不下婆家，就像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村人议论纷纷，大人也急手挖脚。刚毕业时上门提亲的一个接一个，都被自己以年龄小给拒绝了。后来，一听说不想放弃这些聋哑孩子，就一个个退缩了回去。人们总弄不明白，就私下议论：自古都说“不打哑巴缠”，这孩子到底是咋啦？有几个媒人受男家之托反复上门提亲，说只要答应处对象，很快就给在县城里找工作。
听着优越的条件，有几次父母亲动心了。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别为这些孩子误了自个的事，当然都被一一回绝。家里一时乌烟瘴气，父母亲唉声叹气，自己不敢出口大气。亲事，成了老人的一块心病。几十个孩子整天吃住活动在院子里，像泛了湾的小鱼小虾，你碰我撞，跟头骨碌，叽叽喳喳，沸反盈天。父亲正病着。
盖一所学校，成了自己日思夜想的一桩大事。
袁泽山脸朝里侧歪在炕上，气得咈咈喘粗气。他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敬华这妮子把教哑巴说话当成了天大的事，啥也不管不顾了。真是出了邪劲。为这把乡干部给得罪了，跟街坊邻居也吵了好几回，我袁泽山是个懂事理要脸面的人，不乘想几辈子的道业都让她给打下去了。想起乡干部，袁泽山觉得那个憋屈啊，就像胸口压了一座山。我一个大老爷们家，为那一年几百块钱的工资，一趟一趟地跑乡里，给人家陪着笑脸，看着人家的黑脸，听着那些个吱吱歪歪别别扭扭的官话，想想真不是滋味，小时候跟着娘要饭吃也没受过这等气，这到底是图个啥哩？
袁泽山翻过身，一眼瞅见柜子上广辉撕回来的大团征婚纸，气又不打一处来。真是作孽啊！老辈子因为穷，有为老子发丧卖身的，那叫孝顺；哪听说新社会为办学校自卖自身的？唉！都怪我平时太娇惯她，由着她的性子来，当初要是不给她求情，哪还有今儿个的窝囊事！俗话说当啥也别当老儿，儿女都是讨债鬼，是上辈子的冤家对头。
想起女儿征婚，另一件烦心事又呼地蹿上脑门。敬华都这么大了，是该寻个人家了，在村里哪有这么大还不找主的，她娘整天叨叨我还嫌烦。可这孩子——唉!
不知在沙丘上坐了多久，袁敬华感到屁股底下湿漉漉的难受，低头一看，原来是坐在一窝泥水里，这才想起夜里下了一场雨。站起身，眼前的场面让她惊呆了，整日像影子像尾巴一样跟随着她的孩子们，此时此刻就站在离她不远的高低不平的斜坡上，仰着一张张惊恐的小脸。袁敬华看到这些可怜的孩子，一种母爱柔情利剑般突然袭来，像蜜汁像琼浆，在血液里循环流淌，顿感喘不过气来，泪水模糊了双眼。透过泪眼，她读出那一双双会说话的眼睛里，满是关切、依恋和自责的话语——
袁妈妈，你哭了？
袁妈妈，你疼吗？
袁妈妈，咱回家吧。
袁妈妈，都是我们不好，连累了你。
袁妈妈，爷爷不要你了吗？
袁妈妈，你还要我们吗？
袁妈妈，以后我一定听话，好好说话，再也不让你生气了。
袁妈妈，我爱你！
这些孩子在袁敬华万般的努力下，终于喊出一生第一声妈妈。他们知道，妈妈爱他们，他们的袁老师更爱他们。是妈妈给了他们生命，而眼前的袁妈妈却使他们残缺的人生日趋完美。这些聋哑孩子的观察能力强，且都有一颗敏感的心，他们心里都有一杆秤，美丑好坏称得准准的。袁敬华明白，孩子们的这些特异功能，都是平时磨练出来的，是残酷的现实给逼得。当袁敬华有一天真的结婚做了妈妈时，她已经是有着七八年“母龄”的“袁妈妈”了。
看着一张张真诚动人的小脸，袁敬华心潮难平，泪如雨下，就像脚下的黄河当年决堤一样。这是感动的泪，是幸福的泪！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她的眼前即刻云开雾散，什么委屈与疼痛，怨恨与焦灼，顾虑与徘徊，疲惫与心酸，统统见鬼去吧！她的大脑像刚刚水洗过的天空，格外清新亮丽。此时此刻，她觉得自己突然高大强壮起来。她必须高大强壮，只有她高大强壮了，才能给这些残疾孩子撑腰壮胆、遮风避雨；只有她高大强壮了，这些残疾孩子日后才有可能高大强壮！
一个更加坚定的信念在她心头骤然立了起来。
人，当自己跟自己斗争时，往往是艰难的痛苦的，得有逆水行舟、壮士断腕的果敢与决绝，自己否定自己的勇气与胆量。她真真尝到了架到火上烤的滋味。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一个人躲在旮旯里，经过一整天的挣扎与思考，权衡与掂量，说服与被说服，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上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的适时出现，袁敬华像只被狂风拽上天空的风筝，终于又被拉回现实。她是被孩子们强大的力量给拉回来的。晚上，平复下来的她鼓足勇气走进父母亲的房间，跪下来对着父亲说，爹，你打我吧，是我错了，白天的事太给你丢人了。以后咱就是穷死难死，也不会再有这种想法了。
“我要让你们开口说话”
袁敬华从小就是个要强孩子，不论学习搞活动，还是干活，都舍得花力气，又肯动脑子，是班里的好学生，父母亲的好女儿。记得上五年级时，期中考试在全班考了个第一，语文老师恰巧又刚读了她的作文，这引起班里一个学习好的男生的嫉妒。时已入冬，老师叫几个男生垒后窗。她从窗下走，突然一块砖头从天而降。真险啊，再向前跨出半步，就正好砸在头上。她捂着头慌慌地跑走了，后面传来一阵怪怪的笑声。
这一年，袁敬华的父亲得了胸膜炎，整天喊着后背胀痛难受，母亲每每就给他揣 （按摩）。打那时起，父亲就没干过重活。家里有辆破洋车，每当敬华放学回到家，看到车不在心里就高兴，她知道父亲没犯病，可能下地干活去了。如果看到车子倚在院里的枣树上或是南墙根，心就一下子提起来——不是看到父亲躺在院子的破席上，就是躺在里屋土炕上，心就鞧鞧成一团。后来，父亲总在秋天里住一次院，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母亲如果在院里陪着，她就在家做饭，打草打菜，喂猪喂羊。走在大街上一听见有人问“敬华，听说你爹又住院了？”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没有父母亲在家的中秋节，她和哥哥不会蒸包子，也不能换馃子，坐在门槛上，听着左邻右舍传出的欢声笑语，闻着四处飘来的饭香肉香，委屈的泪水就无声地流淌。有时她和哥哥到医院伺候父亲。坐在父亲病床前，看他难受的样子就流下泪来。瞅着窗外圆圆的月亮，觉得月亮也和有些人一样在嘲笑她，看她的笑声儿（解恨的意思）。人家的爹不生病，我的爹常年生病。爹要是不生病该有多好啊！后来查出父亲是患了糖尿病。
说起哥哥袁广奎，袁敬华是又温暖又委屈。小时候，总觉得父母亲偏爱哥哥，自己就像是拾来的孩子，母亲表现得最为突出。哥哥上面本来还有三个哥哥，不幸都夭折，只剩下他一棵独苗，父母亲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摔了，后来又生下了她。哥哥大她三岁，有好吃的母亲总是给哥哥留着，让他多吃。到干活时哥哥怕累不愿多干，总是左指右调。去棉花地里打药，一眼望不到边的棉田，他常常是只打两头，中间马马虎虎应付几下就完事；去庄稼地里薅草、给棉花打杈也是这样，袁敬华看着就生气。但是，有点好吃的东西，她总舍不得一下子吃掉，一块糖也会攥半天，等着和哥哥分了吃。
家里种了几亩棉花几亩小麦，父亲不能干重活，小小的敬华就自觉帮母亲担起家庭重担。到责任田里去拔青草，一块地拔不完决不回家，就像那草长在自己心里一样；白花花的一地棉花，如果拾不完，她夜里就睡不着觉，一会爬起来跟母亲唠叨一遍，生怕给人偷了去。家里种粮种棉的收入大部分用来给父亲治病，这些不够，还要到处借账拉饥荒，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为增加收入，母亲就在院子里养猪养羊。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小年纪，敬华在养殖上竟摸索出一套经验，并很快取代母亲成了家庭饲养员。她喂猪又节省又易长膘。把打来的青青菜黄茎菜马齿苋剁碎，拌上少量麸子和玉米面当饲料。她养的两头肥猪都长到300多斤，到年底出栏，放到地板车里一头就像一个大门扇。敬华母亲回忆起女儿这段经历，总是爱怜地说，敬华过晌放了学就去打菜，晚上在院里就着月亮地儿把菜剁好，再泡到缸里发起来，干不完不去睡觉，一点也不耽误上学。秋后刨了地瓜胡萝卜她就去地里揽，用三齿儿刨，用铁锨翻，把那些半边拉块的地瓜胡萝卜煮熟抓碎和上麸子做饲料。有一次喂猪不小心掉进猪圈，半米深的屎浆泥浆弄得她狼狈不堪，恼羞成怒。由她照料的几只羊，三季都吃鲜草。因为太肥母羊不好怀羔，好容易怀上羔又产不下来，两只羊都难产，请来兽医给做剖腹产，她就在羊圈里伺候月子，结果大羊死了小羊也没活成，她就坐在那里哭，半天不离开，不吃也不喝。
父亲见敬华小小年纪这么操劳，就心疼，说我干不了活还拖累你们，不如早死了好。敬华听了就大哭。就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长大了就做买卖，开厂子也行，规模养猪养羊也行，给父亲治好病，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
上高中时袁敬华在四中，距家50多里地，全是土路，中间还隔着一条十多里的沙河，没有路全是沙，人走在里面就像是进了沙漠。她一个月回一次家，天黑路远，地荒村稀，每次骑车跌跌撞撞回到家，总是连吓带累全身都被汗水湿透。父亲不犯病时就常常骑车去沙河边接迎她，一声“小妮”远远传来，人还没见心里就踏实温暖了许多。如果一路见不到父亲的影子，心就提着，到家总是看到病中的父亲在受难。父亲拉着她的手说，小妮，我怕是不行了，浑身没有一个好受的地界儿。她就吓得哭。满心欢喜地回家一趟，家里的气氛却让她郁闷压抑，连走路都怕弄出声音，第二天一清早，带点咸菜哭着又匆匆赶回学校。
在这样的环境中袁敬华读到高中毕业，以两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父亲劝她再复读一年考个好大学，袁敬华却苦恼着犹豫着。瞅着病魔缠身的父亲，想着模模糊糊的未来，她痛苦忧虑，心神不定，觉得自己就像大海里的一叶小舟，飘飘悠悠，没有灯塔，看不见航标。何处是彼岸呢？
在烟台的小姨听说敬华毕业了，专程回来叫她过去帮忙，许诺每月给800元工资。小姨干服装批发生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800元工资太让人心动了。去小姨那里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三叔也托人在县城棉厂给找了份工作。这些对敬华都有吸引力。可她还是犹豫着，举棋不定。她隐隐觉得，这个家离不开她，父亲离不开她。她每天跟母亲在疯长的棉花地里打杈薅草，同时也整理着像棉花杈一样疯长的心绪。唉！
自打记事起，袁敬华就发觉胡同里五奶奶家炕上趴着的“趴趴姑”跟常人不一样，都好几十岁的大人了，胳膊腿的还那么小那么细，整天像只大蛤蟆趴在炕上，不能平倒也不能站立。每每看到就替她着急。她甚至幼稚地想帮她挺直脊梁，抻直四肢，领她下地走路。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年纪大了的五爷爷五奶奶，瘫在炕上几十年的女儿，有严重气管炎的儿子。小时常听奶奶说，“趴趴姑”本来是个健康聪明的孩子，7岁那年因一点小事挨了她爹一顿打，就坐在屋檐下大哭，出汗着了凉，站不起，趴着，以后再也没能站起来，直到前几年62岁时去世。
五爷爷五奶奶最怕过道里有脚步声和敲门声，他们说让征公粮的给吓破了胆。全家没有一个壮劳力，每年上交了公粮就要有一段断顿挨饿的日子。真是怕鬼偏遇鬼敲门。一天晚上，大门外又响起杂乱急促的走路声、说话声、敲门声和狗叫声。五奶奶吓得浑身像筛糠，躲也躲不了，站也站不直。公粮被征走了，老人也吓出了毛病，疯了两年，撇下有病的儿女和一个破败的家走了。以后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那个几乎丧失了劳动力的五爷爷，吃顿面条就算是调顿（改善生活）。每每做面条时，他都是把面条挑给闺女吃，自己用面汤水泡饼子。在当时的农村，实行责任制已有好几年，家家户户都早已把白面当成了主食。他是以此还债赎罪吗？然而，当爹的何罪之有？
对“趴趴姑”一家的遭遇，敬华从小就装进心里。每到中秋节和过年，家里都用小麦换回馃子调调顿，这是袁敬华最最开心的时候，此时的她就可以敞开小肚皮可着劲地饱吃一顿了。那时，一斤半小麦换一斤馃子。细心的敬华就偷偷把馃子藏进袄袖筒，拿去给“趴趴姑”吃，给五爷爷吃，她怕家里人看到后呲（斥责的意思）她。后来母亲发现了这个秘密，瞅着她油光光的袄袖筒哭笑不得，摇摇头嗔怪道，妮啊，怕啥哩，你愿意拿就拿给他们吃吧。闹荒年时，有十几个逃荒的住在村东破庙里，俺和你爹每天都熬一大盆粥给他们端过去。
袁敬华毕业后迟迟没有选择“走哪条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本村的两个聋哑姐妹陈海彬和陈海霞。当时一个12岁，一个13岁。这两个孩子与袁敬华真是有缘。毕业回到家乡的袁敬华，时常发现聋哑姐妹在村小学大门外逛来逛去。有一次，海霞试图从里面上了锁的大铁门挤进去（她是想挤进去听课吗），头是进去了，其他部位却卡在了门外，头再也拔不出来。下了课的学生们不是同情她帮助她，而是像看耍猴一样围观她，嘲笑她，吐她，撒她，甚至撕扯她，打她的头。袁敬华正巧走过，气愤地喝退他们，把姐妹俩领到自己家里。看到她俩，袁敬华不自觉地想到了“趴趴姑”，想到了病中的父亲，甚至想到了高考落榜后的自己，心里恍惚着很不是滋味，总想哭出来。都是些可怜的人！
可能是同病相怜吧，她竟鬼迷心窍想帮两个孩子圆上学梦。要学知识得先开口说话。于是她教她们开口说话。初衷就这么朴素简单。在家里用笔用纸写，张开喉咙教发声；在田间地头就用树枝在地上划，还配合着手势。她们一起到地里打青草打猪菜，两个孩子像两只快活的小鸟，打草的手飞快。她们竟把青草青菜一把一把塞进敬华的草筐里。敬华眼里酸酸的心里满满的。可怜的孩子们！她明白，是人情温暖距离她们太远了。几天以后，当陈海霞用简单的手语说，“你好”，又指指学校说“那个不好”时，袁敬华发现，这两个孩子原来很聪明，学习的愿望强烈得很。一个念头在她大脑里愈加明朗坚定起来。
村里人看着袁敬华一个高中生，每天跟两个哑巴混在一起，就笑话她，说她不干正事；说她没啥本事，充其量是个聋哑头儿；说她想让哑巴说话，是硬赶鸭子上架，硬让秃子长毛。我就是要教他们说话！我就是要当个聋哑头儿！袁敬华从小就拧，只要自己认准的事，别人越说不行她越要干，两头牛也拉不回，就像跟谁赌气一样。
真是老天助她。
一天，袁敬华在同学家玩，正赶上民政助理在跟同学当支书的父亲说话。无意中听到县里让乡里办聋哑学校，这个消息的意外获得，竟让她莫名地兴奋起来，手舞足蹈。
办学校也是一条路子啊！
路是人走出来的，有人在城里当干部，有人在工厂当工人，有人在天上飞，有人在海里行，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只要有意义有兴趣，自己肯付出，干什么都行。想到办学校，她想起了同学王晓丹的姐姐王晓璐。王晓璐高中毕业后与表姐在县城办幼儿园，开始很苦很艰难，白手起家，后来招了不少学生，现在是县城里办园最早也是最好的一家。想到这些，袁敬华来了精神，像是在荒漠里忽然找到了一条神明大路。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也办一所学校，不办幼儿园，就办一所聋哑学校，教聋哑孩子开口说话。
一叶小舟，终于看见了航标与前行的灯塔。
主意拿定，她一口气跑到陈海彬陈海霞的家。见她们不在，又跑到小学校门口，跑到她们经常去的田野。在赶集回来的路上终于找到她们，袁敬华兴奋得满脸通红。她拉着她俩的手一遍一遍地说，我要给你俩办个学校，让你俩上学，教你们开口说话。你们听明白了吗？我要让你们上学，要你们开口说话，背起书包，跟那些孩子一样。
不知是袁敬华的一腔热血感染了两个孩子，还是她的真诚，连每个笑纹每根发梢都散发出的热情打动了她们；还是她们平时对她积累起来的信任和依赖，让两个孩子很快明白了她的心；或许是她们什么也没有明白，只是知道袁敬华喜欢她们，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们好。她激动地连说带比划，她们就一个劲地点头，像小鸡啄米；一个劲地冲她微笑，像两个小弥勒佛。袁敬华开心极了，感觉周身热血奔涌：我终于找到路了！
回到家，她对父母亲说，自己想办个聋哑学校。母亲一听就火了，自古以来都说“铁树开花，哑巴说话”，那是不可能的事。说她是犯贫犯浑不学好。一瓢冷水浇下，从头顶冷到脚后跟，她不死心，又缠着父亲去支书家说情。就这样，袁敬华走上了特教之路——一条艰难曲折又充满魅力的路。
大凡少女的梦，都是让阳光和鲜花充盈着的。花季少女，有鲜花般的容貌，有翠竹般挺拔的身段，有鸟语般的心思，有铺满锦绣的前程，有众人赞许的目光，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她们骄傲的资本，都足以使她们展开美丽的翅膀翩翩地飞。
1992年12月份，袁敬华跟陈海彬陈海霞做了个小小告别，怀揣着梦想，背上简单的行李，到鲁南一家聋儿康复中心学习培训去了。
那一年，袁敬华还不满17岁。
回到夏津，袁敬华就开始编织起那充满奇异色彩的办学梦。
梦的开始，是紧张而艰难的招生工作。
说是办学，其实就她一个人。每天骑车到周围十多里的村子去打听动员找生源。好不容易找到聋哑儿的家，门却上了锁；有的孩子不在家，三番五次去见不上面；有的大人孩子都在，对她说的话却充满疑惑，根本就不当回事。她就一次次地跑，一次次去说。口干舌燥，筋疲力尽。也是啊，一个黄毛丫头，一无学校，二无资金，三无教师，莫不是小孩过家家哄着自个乐吧？谁肯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她。但袁敬华认准了，一定把学校办起来。她把刚从学校学到的特教常识，加上自己满腔的热情，不厌其烦地做起一个个聋哑儿家长的工作。有个叫赵虎的孩子，她一连去了八次家长才勉强松了口。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1993年5月，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由7个聋哑儿组成的特殊学校，在三屯村郑重其事地开班了。几个孩子的前程和命运，从他们跨进这所学校的那天起，便悉数交到袁敬华的手里。没有桌椅，她将家里的小矮桌、小板凳、小马扎都搬来；没有黑板，就用木板拼接钉牢再刷上墨汁；没有教材，就一个字一个字往本子上抄写；没有教具，烟盒、酒盒、铁桶、瓷盆、三角铁、小纸条，还有后来买的小镜子大镜子，以及袁敬华本人，都成了具体、生动的教具 ……老师是袁敬华，校长是袁敬华，“妈妈”还是袁敬华；书本是袁敬华，教具是袁敬华，试验田还是袁敬华。
“你们都是火凤凰”
传说中，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就背负着积累于人世间的所有不快和仇恨恩怨，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间的祥和与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痛苦和轮回后，它们才能使最美好的躯体得以重生。传说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五百年一次。当凤凰生命即将大限之时，便会集梧桐枝自焚，在烈火中重生，其羽更丰，其音更清，其神更髓，而且重生后它的法力会增大一倍。它的重生，是建立在濒死的境地上。凤凰必须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获得重生，并在重生中得到升华。
因为职业的特殊（我曾搞过新闻工作），我关注袁敬华和她的学校已有十多年，为写这篇报告文学，正式采访是从2013年的3月份开始。在夏津，我找熟悉了解袁敬华的人座谈；多次踏进她曾经办学的老学校新学校跟老师学生座谈；走出去专访她曾经的那些学生。当我跟她本人几次坐下来促膝深谈之后，我们不约而同都想给对方讲述一个火凤凰的故事。这样的不谋而合，莫非是心灵的相通？还是这本来就是事实的存在，是一个必然，是凤凰涅槃的再版，只不过是我们通过事实、透过时间都看清了它的真相？
这是一个久旱不雨的夏天，遍地的庄稼青草和树叶都软塌塌卷了边黄了沿低了头，连天空都灰不灰蓝不蓝像块褪了色的脏抹布。都说六月天，孩子的脸，就在王韦敏、解玉娟带着女儿外出求医求学的路上，一场瓢泼大雨不期而至，在天地间垂下幢幢雨帘，根本就没有什么兆头（对她们来说，莫非这就是个好兆头？）。待树木庄稼小草喝了个嘴饱肚圆，大半天时间过去了，老天终于息鼓收兵，卷起雨帘，由黑转亮。司机则把她们撂在公路边，扬长而去。
解玉娟看看水洗过的天和汪洋般的地，急得直跺脚：出租车不往前送咱了，这十多里的土路，泥水泥汤的啥时才能走到啊？
为了孩子，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咱也愿意啊！王韦敏虔诚地安慰着。
被雨水泡透的土路成了烂泥，走上去深一脚浅一脚的像踩藕。她们向着早已打听好的夏津县三屯村艰难跋涉。张笑笑跌倒刚爬起来，付媛媛又跪倒在泥水里。笑笑妈妈王韦敏的一只高跟鞋崴掉了跟，只好提着鞋打着赤脚继续跋涉。泪水，汗水，泥水，混合着在四个人的脸上身上流淌，直淌到心里去。王韦敏后来形容当时的情景和心境，说简直像宗教徒去圣地朝觐。快到了，快到了。母亲哄着哇哇直叫的孩子，走累了背一会儿，背一会儿再歇一会儿，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安抚那两颗小小的烦躁疲倦的心。
家住日照的笑笑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父亲张堃做鱼粉生意，母亲是小学教师。笑笑幸福地长到十一个月，已经会走路，并且奶声奶气地叫爸爸妈妈了，高兴得夫妇俩像日进斗金，整天合不拢嘴。老天爷想捉弄一个人，每每是先给你一块糖，然后再把你给打哭，把糖收回。一次发高烧输液，让笑笑刚长的“走”和“说”的本领归位到零。女儿失聪了。笑笑奶奶却说，这不打紧，小孩子都这样，长一场病就添一个毛病长一个见识。当他们发现女儿添的这“毛病”时间也过于长久时，就去看大夫，检查结果一下子把他们打入地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带女儿跑了全国好几家大医院，效果甚微。他们陷入了痛苦的深渊。
张堃曾跟妻子说要拼命挣钱，等把钱凑够了，带笑笑去美国治疗，说啥也要让孩子开口说话。
叫孩子开口说话，成了这个家庭的一个梦想。
媛媛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她一出生就没有奶吃。因为母亲要上班，才七个月大就跟了奶奶回到乡下老家。尽管爷爷奶奶都拿媛媛当掌上明珠，可她到了该说话的年龄，并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给家人带来一份惊喜，带来的是焦虑苦闷，是块心病。
终于来到心目中的神庙殿堂三屯村，在一个普通农家院门前，她们停住了脚——不，这个小院并不普通，门前挂着的木牌区别了其与众不同的身份——夏津县三屯村聋哑学校。说明来历，报上姓名，不料兜头一盆冷水泼下——家里实在是住不下了。王韦敏一听，扑通一声跪在两个女人面前（年纪大的是袁敬华母亲，那少女就是袁敬华）：求求你们收下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吧，她们从一岁得了病就没再开口说话，我们打听了半年才打听到这里。吃的住的我们都不在乎，就是给个桌子角当旁听生也行啊，只要你们能让我的孩子开口说话……
这也是袁敬华最最为难的时候。
自己办的就是聋哑学校，当各地闻讯赶来的家长和孩子被告知住不下时，那一刻她的心里并不比他们好受。看到人们不甘心地一步一回头的样子，袁敬华都会心急火燎，偷偷掉眼泪。但是眼泪不能当饭吃，更救不了那些孩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收下。那时的她，脑子里还没有诸如“班容量”、“师资力量”、“办学环境”、“教学质量”这些概念和字眼，有的是，这些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得把他们留下来，我要教他们开口说话。她说，开始的几年，她就是在这种既复杂又简单的心境中度过来的。
当这两位年轻妈妈离开三屯村时，眼里满含的是感激和热切的期望——让孩子开口说话！袁敬华说，那场景，以及那场景在她心里激起的波澜，一辈子都忘不掉。
对比其他来这个学校的聋哑儿，张笑笑和付媛媛不算是路途最遥远，却是教、学双方印象最深刻的。特别是笑笑，在后来离开夏津特教学校后，她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袁敬华。每年的寒暑假，她都要到袁妈妈家里来住上几日；平时哪门功课学得好啦，哪门功课遇到坎啦，哪个老师对她很照顾，母亲因为什么事批评她啦，升学时报考什么专业啦等等，这些都要告诉袁敬华，让袁妈妈来帮她拿主意；谈了对象，她领着到夏津让袁妈妈“把关”；举行婚礼前，早早提示父母亲一定要把袁妈妈请到现场 ……就在2015年的四、五月间，笑笑两次踏进夏进学校的大门。第一次是参加德州市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事迹报告会，第二次是五一期间，一家三口专程来学校看望袁敬华。
辽宁潘阳的鄢子祺，本该是一个幸福宠儿。他的父母都是大学生，都在中学教书。教过那么多的学生，却没能让自己的儿子开口说一句话。也是在子祺不满一岁时，还没等开口叫一声爸爸妈妈，一场高烧就使他从此寒蝉噤声。子祺父母从确知孩子成了聋哑儿以后，就带他踏上漫漫求医路，北京、天津几家大医院都去过。失望中想送他去北京聋哑语训学校，又念孩子太小怕受委屈。一筹莫展中年轻的父母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孩子留在身边，自己教他开口说话。
人生的决定往往是痛苦的，特别是在做了错误的决定后更加痛苦。子祺转眼5岁了，机灵、顽皮、任性、吵架、爱闹，在家成了座上皇。爷爷奶奶宠着他不许别人管束，可心里总有弥补不了的缺憾：我们的孙子不会说话。家的天空被一张黑网笼罩着。
子祺父母从电视上得知山东夏津这个学校，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联系。无论如何不能再耽误孩子了。不幸的子祺此时又成了幸运儿。
正值香港电视台来夏津聋哑学校做一套节目，他们选择了子祺，决定对他实施跟踪报道。于是，在十多年以后，当我想写这篇报告文学时，就有幸看到了那时留下的影像资料，看到了小子祺当年那调皮可爱的模样，看到了他在问医求学路上戏剧性的变化和发展轨迹。
当5岁的子祺跟随父母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穿过绿油油的辽河平原、华北平原，进入郁郁葱葱的山东境地，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汽车颠簸来到三屯学校，电脑前的我已看得热火燎燥，心急如焚。火车上初出笼小鸟儿似的鄢子祺，一刻也不消停，活泼可爱得让人心疼，一会儿脸贴着玻璃窗这瞅瞅那看看，一会儿劈开两腿抡起胳膊打猴拳，一会儿嘿嘿笑着摊开手向父母要这要那，与忧心忡忡的父母亲形成强大反差。我的心跟随着一路颠簸来到学校，自然而然地升腾起一团火热希望——聪明的小子祺，快快收起你那顽劣性格和带刺的锋芒，乖乖听话，好好学习，在袁妈妈这里得到新生吧！
袁敬华说，这是来这里不幸孩子当中最幸运的一个，康复效果也非常理想。这是后话。
山西忻州的李莹，出生的似乎不是时候。哥哥姐姐耳聪目明、伶牙俐齿，学习成绩个顶个的棒。年纪大了的父母，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疏忽大意，怀上并生下了她。漂亮机灵的李莹，从降生的那天起就享受着家庭的温暖和快乐，却享受不到人生本该享有的两项基本权利，“听”和“说”。
聪颖的李莹可能察觉了上天的不公，小小年纪就生出逆反心理，性情怪戾，脾气暴躁，像头桀骜不驯的小狮子，动辄摔盆打碗，赌气咬人，让原本焦躁的父母操碎了心。
但凡有疾病的孩子，父母亲除了千计百法去给医治以外，剩下的大概就是娇惯宠爱了吧？在他们看来，惟有这样才能弥补自己的过错（这难道是父母的过错？）甚至是罪过。从此，他们就背负了沉重的十字架，弯腰驼背在所不辞，做牛做马无怨无悔，不到气绝决不放下。
教养孩子是项满奇怪的工程，往往是父母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这是个悖论。也许是我们俗人没有明白上帝的良苦用心；也许这是人生某个阶段的必然，只是我们一时还看不清楚。就拿李莹来说吧，为何不到叛逆年龄会生出这般怪脾气？是因为自己听不见说不出，觉得跟别人不一样而怨恨焦躁吗？是因为全家人娇惯自己从而自己也变得放纵任性了？
小李莹4岁时来到夏津，是个极重度聋儿，听力残疾在110分贝以上，而我们平常人的听力则不超过20分贝。来校后给她佩戴了助听器，因为助听效果极差，还得靠唇读（看老师的口型）来学习，仅“爸爸”一词，她用了整整一个学期才会说。尽管如此，小李莹是个不可否认的小天才。都说盲人的耳朵灵，聋哑人的洞察力强，这在小李莹身上得到很好验证。说她是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一点也不为过。
袁敬华说，如今小狮子成了这个学校一颗璀璨耀眼的小星星。
广东东莞潘丽婷求学的过程一波三折，最富传奇色彩，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采访中，我听着发生在她身上的离奇故事，真是悲喜交加，感慨万千。这就是气象万千的社会，这就是火辣辣的现实生活。
1999年，6岁的潘丽婷被送来夏津三屯。当时袁敬华的学校已从家庭搬到村外新盖的学校，更名为“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学校”。她的家人也是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在山东夏津有个聋儿语训学校，那个被学生喊作“袁妈妈”的袁敬华，能让聋哑孩子开口说话。四处求医奔波了几年的丽婷父亲，似乎觉得再没有力气折腾下去，想把“宝”押在千里之外的袁敬华这里。他从济南下飞机打听这所学校，才知竟是在偏远的一个乡村。“一个民办村学，能有多大能量？”丽婷父亲热切的期望一下子遇到冰山。他懊恼万分；他迟疑不决。“既然到了山东，就试试看吧，待上半年，权当雇个保姆照看孩子。”
半年以后，来接孩子回家过年的丽婷父亲，竟忘了学校名称和来时的路。但电话里一声响亮的“爸爸”却让他喜出望外：老天开眼了，终于晴天了，老天终于眷顾我家了。老天帮我，我也得帮这些可怜的孩子。丽婷父亲由当初的懊恼万分变得豪情万丈。
从此，丽婷在东莞的家就成了“爱心中转站”，父母都成了爱心使者。由他们倡议的募捐活动几年里从未间断，儿童玩具、学习文具、四季服装，有新的也有旧的，过一段时间就从东莞发来一批。那时鲁西北农村还相对落后。三屯人惊奇地发现，袁敬华学校的孩子们一时都变得神气活现、阔气洋气起来，天鹅裙，背带裙，脚蹬裤，红皮鞋，蓓蕾针织帽，双背带书包，带磁铁的铅笔盒等等，花样繁多，时尚美艳。潘玉莲老人，则为这个南国女孩从头到脚“包裹”了一身的“棉”，棉裤、棉袄、棉鞋、小暖袖。每每小丽婷回家过春节，下了飞机就赶紧脱下棉衣，换上秋装。
更为传奇的是，丽婷父母放弃南国优越的条件，三年以后又把健康聪明的儿子送来夏津语训学校上了一年学。他们说不是为了让他跟姐姐做伴，是因为这个学校的老师管理严格，认真负责，人情味浓，将来对孩子成长大有帮助。
要说父母供孩子不易，最不易的当属新疆榆树沟丁立娟丁立伟的母亲了。
丁立娟、丁立伟，一对聋哑儿。或许他们跟母亲前世是冤家，或许前世是骨肉情亲，一世亲不够还要再来一世，否则来一个残疾儿纠缠母亲还嫌不够，干嘛非要成双成对的来呢？自从确定了两个孩子是不能开口说话的哑巴，他们那老实憨厚的父亲一下子就被灾难击垮了，觉得苦日子没了头，就像厚厚的云层再也撕不开一道口子，完全没了咒念。开始是疏远、嫌弃孩子，后来是自暴自弃，心灰意冷。就在孩子们到了上学年龄需要父亲挺起脊梁为他们保驾护航时，他们的亲生父亲，在一个隆冬深夜自缢身亡。依然贫穷又不识字的母亲可没想那么多，她认为孩子投爹投娘来了便是缘分，是责任，是狗是猫也要把他养大呢。他们的父亲没有了，当母亲的，肩膀头就得像男人一样厚实坚硬起来。惟有这样，才能有担当。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把他们打扮一新，一手一个领着去了学校，其结果当然是又原路领回。要强的母亲这下可给难住了：学校不要他们，孩子的一辈子就这么完了不成？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听说山东有个学校，那个叫袁敬华的老师能叫聋哑孩子开口说话，就没再犹豫，她收拾行囊，带着孩子同时带着神圣的希望南下山东。然而路途遥远，比当初想象得更加不易。他们乘汽车，坐火车，再乘汽车，一直走了三四天。因为穷，不想再增添任何花销，背着馕作为三人一路上的吃食。
别的家长一个月接一次孩子，或者半年一次，她，只能一年一次。到年底来学校接孩子，疲惫的母亲听到儿女冲她齐声喊出了“妈妈”，竟一下子瘫坐在院子里，喜极嚎啕起来。哭够了，搂过孩子，从解下的包裹里摸索出一根包了几层的小火腿肠，还有一块干面包，掰开，一人一块递到他们手里。
路途最遥远的姐弟俩，因着聪明好学懂事，加上袁敬华给他们佩戴了社会捐助的助听器，三年后就回老家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了。
袁敬华动情地说，这些年来，在办学过程中遇到那么多坎坷与磨难，曲折与艰险，能支撑她一路奋勇前行的，就是许许多多个丁丽娟丁立伟以及他们的妈妈们。
一只只遍体伤痕的凤凰，带着强烈的求生欲望，遵循着那个古老法则，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袁敬华这棵梧桐树下，等待浴火重生，完成一生的华丽转身。
听着一个个真实的令人心碎的故事，我的心里怨声四起，疑虑重重，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啦？上帝到底是怎么啦？此时此刻，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的一段心理挣扎、苦思与诘问响在耳边——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明白呢？世上的许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与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那熊熊燃烧的烈火，让我们用心祝福那些赴火的凤凰们，在烈火中得到新生吧！
采访中，我用笔歘歘记录下一个个悲凉揪心的故事，用心去体会那一次次惊天地泣鬼神的感动，我的心随着这悲凉、感动跌宕起伏；同时大脑在快速运转，自觉地为它们总结归类，再细细体会消化。在艰难的“消化”过程中，忽然遇到一块艰涩冷硬的“异物”并为之一惊：为什么来这里的聋哑孩子，是同胞姐妹或者是同胞兄妹的不是个案而不在少数？陈海彬、陈海霞，丁立娟、丁立伟，程杰、程露，魏庆国、魏庆军，张倩、张丽娟……
深夜，四周和大地静得出奇，街道上偶尔驶过的汽车碾压马路发出的声音刺耳又刺心。外面一定黑得出奇，只是厚厚的窗帘充当屏障把黑暗给阻挡了。在宾馆的房间里，我和袁敬华一人一个沙发，融在昏黄的灯影里，一点困意都没有。
“十四对。我记得清清楚楚。”袁敬华说完，把埋在胸前的头抬了起来，两眼直盯盯望着我，透着悲哀，透着无助。
“没错，是十四对。”她又坚定地重复了一句。
她是说，在几十年的办学过程中，先后来这里求学的学生，其中有十四对是聋哑同胞。
这十四对同胞聋哑姐妹抑或是兄弟、兄妹，相约手拉着手，或者是前后脚来到这个世界，是纯属偶然？还是偶然中存在着某种必然？之前对遗传学一窍不通的我，为此陷入了深深的忧虑焦灼之中。
我翻阅了大量资料，走访、咨询了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很多医生、专家，我想弄明白，聋哑与遗传到底有多大关系？聋哑与遗传之外的其他因素又有多大关系？怎样有效控制残疾儿譬如聋哑儿出生率？我把残疾儿的出生与现实自然地联系到一起。我想到了污染的大气、污染的大地和污染的水，有毒的食品和没有毒（没有药效、药力的假冒伪劣药品）的药品。心里不觉涌上一阵悲哀：上帝啊，救救这些苦难的孩子，也救救为了这些孩子已心力憔悴的父母亲吧！减少残疾孩子的出生，就是拯救更多的父母亲，从而也是拯救全人类。
可是上帝在哪里呢？
我从医学论坛摘下一个案例，摘录的原因只想给自己一个答案，也想给关心残疾孩子的朋友们及更多的人提一个醒。
问：我女朋友的父母都是聋哑人，其母亲是后天药物导致的聋哑，父亲是先天性聋哑，我的女朋友正常。这样，我们结婚后生下正常宝宝的几率有多大？这种病可不可以在医院检查出来是否遗传？
答：第一，要看她爸爸妈妈的聋哑是怎么造成的。如果是药物致残，则不会遗传。如果是先天性的，要查出致病基因是否是遗传。
第二，可以肯定地说，聋哑人所生的孩子不一定聋哑。聋哑人是否生聋哑儿，取决于其本身的致病原因。一般说聋哑人分为二种：一种是先天性聋哑，一种是后天性聋哑。
先天性聋哑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孕妇在怀孕早期接受X线照射、病毒感染、服用致畸药物等环境因素造成的，这种聋哑通常不遗传。另一种是遗传性的，一般属于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亦有显性遗传的，其遗传方式有三种：其一，父母表型均正常，但都带有聋哑致病基因，父母的致聋哑基因又都传给了下一代，就会生出聋哑儿。如父母之一是聋哑基因携带者，不聋哑，则下一代也有可能是一个聋哑基因携带者，不聋哑。其二，父母均为先天遗传性聋哑，则所生的孩子均为聋哑，不分男女性别。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生育的。其三，父母之一是先天遗传性聋哑，所生的孩子中，二分之一可能是聋哑患儿，二分之一可能是正常孩子，这是按照遗传规律推算的。
先天性聋哑症多由遗传、近亲结婚或母体妊娠时患风疹或药物影响胎儿的内耳发育所致。
若父母之一是先天遗传性聋哑，所生的孩子中，均为正常孩子，但是都为聋哑基因携带者。
若父母一方为聋哑基因携带者，则子女也均不患病，只是其中有二分之一机率可能成为聋哑基因携带者，另二分之一机率成为无聋哑基因的正常者。
后天聋哑是婴儿出生后由于传染病、药物中毒、外伤等各种外因造成的，不会遗传。
这个案例可能不够新鲜，也可能算不上权威，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这个案例能让更多的人读到，让全天下的父母和准父母们，让那些怀有慈悲和大爱之心的人们，让那些美好环境的创造者、维护者和恶劣环境的制造者都能读到。虽然这个学校前后出现十四对聋哑同胞，但就整体来看，真正遗传性的先天性聋哑只是一小部分，而生存生活环境、用药不慎等人类可以避免的外部因素引发者居多。需引起高度警醒，并从中加以思考，从而自觉地去做些什么不做什么，去倡导些什么抵制些什么… …
可怜的孩子们，你们既然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该以博大厚实温暖的怀抱来接纳你，以无限真情与柔情来关心你，为你们医治疗伤，使你们快乐成长，让你们得到新生。你们同样是可爱的天使。这不，袁敬华和她的学校，学校的全体老师们，正以无限的真情真爱迎接着你们的到来！
“垒砌一座爱心塔”
夏天的陈公堤两旁，所种庄稼不同，呈现的景色也就有所不同。一边是一人多高的玉米，一边是半米左右的棉花，在平原上制造出不同高度，形成了新的高原和平原。放眼望去，它们在各自的高度上油绿葱郁一马平川，油绿葱郁中都带着鲜艳的点缀，红的，粉的，淡绿，鹅黄。玉米的花是从怀抱里甩出，嫩嫩的细软柔滑，像少女的发辫，棉花则是遍体开花。袁敬华骑着自行车默默穿行在这片生机盎然中，全然没有赏花的心思和趣味。她的大脑让刚才民政助理的一阵吼给搅乱了，感觉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浑身软绵绵一点力气都没有，干脆停车坐到大堤上，让带着馨香的风轻轻吹拂着梳理着纷繁的思绪。
民政助理这个官，对于袁敬华来说是个有着生杀大权的重要官。乡里让袁敬华粉刷教室迎接上级检查，才刚过去几天啊，就在刚才，民政助理一下子变得凶神恶煞起来，叫嚷着要把教室的墙皮抢下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办学几年来，袁敬华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认可与好评。前一阵，从县教育局传出消息，说想给她的学校两个老师转正名额。虽然没有正式通知，也足以让袁敬华欣喜万分了。办学的头两年，只有袁敬华一个人，第三年，嫂子辞了工作来帮她。随着学生的增多，父母哥哥都成了她的帮手，还招聘了两名教师。教这些孩子，真是又当老师又当爹妈，个中滋味只有他们几个心里清楚。给老师转正的事，袁敬华还没弄明白是咋回事呢，有人却早早就明白了。一天，民政助理把她叫了去，态度异常和蔼，说你的学校太小太狭窄了，乡卫生院院子大，又有闲置房子，把学校搬过来吧。如果不是他的妻子突然来学校上班；如果不是提到让学校提高收费标准给乡干部涨工资，袁敬华可能真会动心，也很感激，毕竟有个学校是她做梦都想的事啊！就在前几天，那个民政助理的妻子来学校上班，因为嫌道路远又不好走，只来了两天就不来了。把这些事情连起来想使她感到怪味别扭，如鲠在喉。
委屈孩子，违背办学宗旨的事，袁敬华当然不干。难开口也得开。于是她郑重其事地说，办聋哑学校让我多收费，我做不来；把学校搬到乡里，家里人帮不上忙，学生没处吃没处住，又不安全，我不放心。气得那助理直跳脚，并扬言要把墙皮给抢下来。
唉，只是想踏踏实实做点事，咋就这么难呢？
“征婚风波”终于在家庭平息，可在社会上却打着旋地刮个不停，还夹带着些许沙尘和杂草。了解她的人都说，敬华这孩子干事认真，又执著，她认准的事会一股道跑到黑；不了解她的人说，如今世风日下，女孩子不是图名就是图利，为名利啥事都干得出，啥法都想得到 ……
有股风也吹到县领导那里。那是1997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正在灶下帮母亲烧火蒸馒头的袁敬华，在慌张尴尬中接待了前来探望的县委副书记房玉梅和县妇联主席魏桂芹。在以后不少场合，房玉梅都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袁敬华时的场景和感受：她们一走进院子，与闻声从灶下迎出来的袁敬华相遇，只见她穿一件宽松肥大的旧白背心，花色的肥大长短裤，一双旧拖鞋，脸上手上满是锅底灰，两只手在胯上一个劲地锯蹭。看到她的第一感觉，认为这女孩是刚从灰堆里爬出来的。
领导的到来，给袁敬华给这所学校带来转机。妇联，团委，民政，残联等单位纷纷组织捐款，新闻媒体也大力度报道此事。县里一位叫杨贵林的退休教师，拿出多年积蓄的2000元，骑车20多里送到袁敬华学校。他握着袁敬华的手一个劲地说，敬华啊，你干的是一件感天地泣鬼神的大好事，老天都会助你一臂之力的。县里一家纺织企业，一次给这个学校捐资5000元 ……
袁敬华开始盘算建学校了。
一天，她的好同学带来喜讯，有个单位打算在全县为她的学校筹集捐款，是听在该单位工作的亲戚说的。果不其然，几天后，一个更为具体的消息传进袁敬华学校。说该单位通过各部门各乡镇系统组织，为聋哑学校筹集资金16万多元。天哪，16万元，得几个人数几天才能数得过来啊！袁敬华简直有些晕了。
这是一个宽敞的大院，后面有两溜共四排新砖瓦房，每一排都有十多间房子，标准统一，明窗净几。左右分别有两排偏房，也是里外一新。红砖院墙的内围是一圈笔直的杨树，年轻挺拔，像生命的旗帜。花池的边缘是垂柳，绿意浓浓，婆娑多姿。房子的前面和东面是大面积的空地。站在院子中央，袁敬华激动得心都快跳出来了，这就是我和孩子们的学校。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学校了！前面的空地，就设计一个大花坛，种上鲜花绿草，竖起旗杆，像在家里办学时一样，每周一早晨在这里升国旗，让孩子们好好学习，懂得爱国爱家不忘本；东面的空地就当操场，做操跑步打篮球，对了，还搞体育比赛……一激灵，醒了，原来是个梦。梦里的一切是那样的真实，真实得就像一个具体的存在。醒来的袁敬华觉得空落落的，情绪低落到极点，很是惋惜，为什么是梦不是现实呢？想一想又笑了。从此，这个学校的模样就深深印在了她的脑子里。
每天，袁敬华照旧忙忙碌碌，为每个学生取得的一点进步兴奋着，为自己在语训方面创出的一点发明自豪着，为老师和家人的默默付出感动着，为那个即将实现的伟大梦想憧憬着。她知道，那个梦境之所以那么真实，是因为自己在脑子里规划了千万次，又修改了千万次，那就是未来聋哑学校的样子。她太需要有这么一所学校了。
当一个人对某个事物过于关注时，他的每一根神经都是敏感的，哪怕是有一点蛛丝马迹风吹草动都会比别人提前感受到。此时的袁敬华就处于这种状态。两三个月过去，同学说的那笔捐款从没有人跟她提起，当然，这样的事情自己也不好随便开口去问，毕竟没有人亲口对她许诺什么。不问不等于不想，相反她想得很多，连吃饭睡觉走路都在想。她隐隐觉得这事可能希望不大了，个中原因又实在是说不清。又一天，同学再次带来消息，说那笔捐款可能给一个领导买车了。
事实上，那笔钱是不是给谁买了车，也从没有人告诉过她。一个希望就像自己制造的肥皂泡，大大的膨胀，膨胀，上升，上升，五彩斑斓，令人炫目，然后又无声（实际是轰然有声，并且震疼了她的心）地破灭了。
秋天的天空格外的蓝，云格外的白，蓝天白云在风的怀抱里幻化出一座座海市蜃楼，一会儿是洁白的羊群，由头羊领着，赶到哪个肥美草场去吃草；一会儿是奔腾的骏马，在参加那达慕的哪场精彩比赛；一会儿是厚厚的无边的棉絮，把整个天空都给点缀了温暖了；一会儿是延绵无尽的雪山；一会是奔腾咆哮的大河；一会儿是鳞次栉比的高楼 ……这让袁敬华目不暇接，看得出了神。多么美丽的大自然啊！美丽的风景给袁敬华带来了好心情。她把暂时的不如意一股脑地甩掉。她觉得心胸一下子开阔了许多。关键在自己。实实在在地做事比什么都强！什么老天爷，关老爷，土地爷，财神爷，观音菩萨上帝弥勒佛，我统统不求不拜还不行吗？常言说得好，无欲则刚，果真如此。想到这里，她顿觉神清气爽，身轻如燕。骑车走在回家的路上，轻轻哼起了校园歌曲。
一天，袁敬华的小院里迎来一批特殊的来访者——市电视台的记者和市直部门的领导，加上县里陪同的领导，浩浩荡荡有20多人。这对袁敬华对袁敬华的小院对袁敬华的学生来说，都是空前的。事情是这样的，市电视台的记者对袁敬华的事迹进行了采访报道并重磅推出后，又在省台连续播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人们被一个女孩子的爱心、执著和创业精神所打动，纷纷表示要为她和她的学校做点什么。首先被打动的记者部主任姜忆琴，还有记者左静、张红梅等人商量了个意见，拉上有关部门到现场去看望，去表态，去献爱心。民政局、教育局、残联、妇联、团委、新华书店的领导都来了。一时间，不大的农家院沸腾了。巨大的幸福和满满的关爱像潮水一般，简直要把袁敬华灌晕。此时此刻她能做会做的，只是教孩子们一遍一遍说：叔叔好！我会说话了，你高兴吗？叔叔，我是聋哑孩子，给你们带来了麻烦；阿姨好！我要好好学习，将来上大学，当个科学家 ……
被袁敬华被这些亟待救助的孩子深深打动了的领导们，当场纷纷表态，捐款的，捐物的，捐书的，回去草拟方案向上级争取帮扶政策和资金的。同来的县委副书记房玉梅当场表态，县里拿出20万元，给这些孩子们建一所学校。一句话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要知道，当时的夏津县，才刚刚摘掉了省级贫困县的帽子。一个贫困县拿出20万建聋哑学校，这需要多大的气魄与胸怀啊！
袁敬华被这迟来的浓浓真情给重重包围了。
1998年8月，由政府和社会各界支持捐助，投资18万多元的聋哑学校，在三屯村外建成并投入使用。学校占地5亩，5排房子，20间教室，一个大院。袁敬华几年来日思夜想的，在梦中心中千万次勾勒描画的，那个属于她和孩子们的独立学校，终于从梦中走到结结实实的大地上。她常常感慨，这哪里是什么学校啊，你添砖，我添瓦，众人垒砌，原本就是一座爱心之塔。当年年底，学校就有了60多名学生，又招聘了两名老师，还用上了社会捐赠的馒头机、和面机，年过半百的袁敬华母亲也从伙夫的岗位上解放出来。
随着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袁敬华和她的学校影响力越来越大。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纷纷向这些残疾孩子伸出了援助的手。
省教育厅一位处长，听说袁敬华办学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利用出差机会绕道过来“微服私访”。当他围着学校转了一遭后，连连自语：名不虚传，名符其实！回去后不久，就把处里积攒了几年的办公经费，连同全处同志的个人捐款一股脑送到了这所学校，并表态只要省里有特教老师培训任务，都免费让这里的老师参加。
省慈善总会的领导们，多次来学校看望孩子们，给孩子们带来健身器材、助听器、微机等设施和仪器。当听说袁敬华有把学校向县城搬迁的计划时，答应届时资助他们50万元建校资金。
香港的叶茨玲女士，从电视专题节目中了解到袁敬华和她的学校，专程打电话过来鼓励支持，并且每年都给学校捐款，5000元，3000元不等。还给孩子们买学习用品买衣服，一直坚持了很多年。
北京的一位画家，一次给学校捐赠了20台助听器。
“用我的喉咙唱出你的歌”
袁敬华清楚，聋哑儿都是先聋后哑，十聋九哑。聋哑孩子的语言器官则是正常的，只是因为听力有障碍听不到声音，没办法接受语言刺激，到了该说话的年龄也就不会说话了。
她眼前的这些聋哑儿，都属于重度和极重度听力残疾。培训使她明白，听力残疾大致分为四级，轻度耳聋的听力在41—60分贝之间，中度耳聋在61—80分贝之间，重度耳聋在81—90分贝之间，极重度耳聋在91分贝以上。这是一所以口语教学为办学特色的学校，语言训练贯穿学生的整个学习阶段。教这些聋哑孩子开口说话的办法，是语言训练和听力训练。对轻度、中度听力残疾的儿童，需配戴助听器，而对于重度、极重度的聋哑儿最好是做人工耳蜗。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别说几十万元的耳蜗手术费像天方夜谭，就是配戴几千元的助听器，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也是天文数字。何况，并不是所有的耳聋患者都适合手术。如果是在听觉中枢发生病变，即便是做了手术，声音还是传递不过去，只能看着别人的口型发音。
在当时相对闭塞落后的农村，家长往往缺乏这方面的医学常识，开始的几年，都不愿承认或是意识不到孩子听力有疾，还自欺欺人地幻想着糊弄着隐瞒着，怕脸上不好看，名声上不好听，到了上学年龄发现还是听不见说不出，才不得不认可自己的孩子有毛病，但这时已经错过了最佳听力、语言训练的敏感期。而听力、语言训练的最佳敏感期，是在6岁之前。
袁敬华眼前的这7个孩子，小的9岁，大的16岁。面对这些大小不一、程度不等却一律迷茫无声的孩子，她深深感到自己学的那点知识太少太不够用，甚至像做数学题套公式一样，根本就不对路套不上。当时她学习培训的那所学校，招收的大都是轻度和中度耳聋孩子，重度和极重度的都送到手语学校去学手语了。
难道此路不通？
袁敬华坐在孩子们对面，大声地一遍一遍地“啊”，“啊”，“啊”着，然后鼓励他们跟着学。刚开始，孩子们的表情是木讷的，嘴巴是紧闭的，眼神是僵硬的。待他们的嘴巴好不容易张开，口型也差不多，又发现没有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的声带根本就不振动。一天下来，袁敬华觉得自己就像个玩杂耍的，十八般武艺全用上，口干舌燥喉咙疼痛，再看看孩子们，没有表情，没有互动，只有一双双茫然的眼睛，一群呆呆的小可怜。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开口呢？唉！也不能全怪他们，他们本来就是听不到声音的失聪者。孩子们的心里肯定也急啊！因为没有助听器，他们那点残存的听力根本就利用不起来。可怜的孩子们！这可怎么办呢？
袁敬华一边练习一边琢磨，怎样让他们的声带振动起来呢？她试着让学生摸她的嗓子，然后再去摸自己相同部位来感受声带的振动。她的嘴里不停地大声“啊”，“啊”，“啊”着，让7个孩子轮流坐过来摸她的喉咙。时间长了，喉咙被捏得红肿一片，里面也溃烂化脓，吃不下饭就吃“润喉片”、“喉症片”，用消炎药。
令人惊喜的是，这个方法竟然见效。
路都是给逼出来的。古今中外的发明，不都是经过发明者日积月累的观察、愁肠百转的思索、千万次的失败最后才成功的吗？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和反复训练，袁敬华终于让几个学生先后喊出了“爸爸”，她欣喜若狂！这给了她极大的信心。这可不是普通孩子的一声招呼。普通孩子到了该说话的时候，在大人的引导示范下，慢慢地奶声奶气地说出教说的话，尽管也欣喜，但那是早晚的事，他们却不同。这一句看似普通的“爸爸”，尽管不算清晰，可预示了这些孩子的命运将彻底被改变。
袁敬华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个劲地往脑门涌。她哭着喊着向父母报告，说这些孩子会叫“爸爸”了，他们不是哑巴，他们能说话。然后，又带着这些学生回到他们的家，让他们站在自己父亲面前一声声地喊“爸爸”。她还领着孩子们在村里一家一家的走，她告诉人们孩子们会说话，他们不是哑巴，以后不要再叫他们“小哑巴”了。那一刻，袁敬华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她觉得自己被幸福填得满满的，像个鼓动着翅膀的天使，在微风的助推下简直要飞，拽不住的飞。她拍了拍翅膀，轻轻地就飞起来了。
晚上躺在床上，袁敬华兴奋得睡不着。她觉得这些孩子智力一点也不比别的孩子差，且敏感、自尊，只是因为他们听不到，所以不会说话。现在他们既然能开口了，不就跟普通孩子一样了吗？袁敬华继续编织着她的五彩梦：下一步训练孩子们读写古诗。对，就教他们学习古诗。幼儿园的孩子咿咿呀呀刚会说话，还一字一字单蹦时，就十首八首的背古诗。小侄女袁宁宁就是，她摇头晃脑背古诗的样子可爱极了。
第二天，袁敬华一走进教室，先在黑板上写下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写完后退半步先仔细审读了一遍，然后教给学生们读和写。
一节课下来，袁敬华感到身心疲惫，再看看台下的孩子们，写倒是写了，可并没有她预想的效果出现。没有人问她李白是谁，也没有人问这首诗的意境是什么，更没有一个孩子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让她感到困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实际上孩子们也在困惑。困惑之后便是大彻大悟：袁敬华啊袁敬华，你面对的是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才刚刚开口，他们对语境并不熟悉，你就跟他们玩高层次。你是让一丁点的成绩冲昏了头脑。
袁敬华为此感到羞愧、懊恼。在检讨了自己的莽撞冒进之后，重新捋顺教学思路，又使教学回归正道。她明白，要想让孩子们准确把握不同字的发音，得让他们注意发音的不同部位。她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急，更不能求快，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这里是一所特殊的学校；自己是这所特殊学校的一名老师。对每一个音节、每一个单词，都要教几十遍、上百遍、几百遍。教一阶段，放一放再教别的，过段时间返回来重教，那样更容易让学生掌握。
袁敬华还让孩子们相互观察，看对方的口型和声带振动的部位。她别出心裁给每个人买了一面小镜子，让孩子们对着它练发音，看自己的口型，看声带振动的部位。那些木偶似的孩子终于慢慢灵动起来。人活跃了，练习也更加主动卖力。让他们休息一会，孩子们照着镜子仍咿咿呀呀练个不停，分明像一群襁褓里的婴儿，声音由开始的模糊到渐渐清楚、清晰，由直通通硬邦邦到比较灵活到接近准确。这真的就是一群新生的婴儿。他们又像被困在隧道里的一群孩子，面对四周的黑暗睁着惊恐的眼睛茫然不知所措。当他们发现远处透出一丝亮光，就不顾一切地向着那亮光奔去。袁敬华的这一小小突破，为今后的聋哑儿特教工作杀出一条路子——那是她在充满荆棘的山林里拼出的一条血路。
渐渐地，学生们不但学会了喊“爸爸”、“妈妈”和说一些简单的对话，还学会了拼拼音，查字典，自学的能力大大提高。不少孩子能认识两千多个汉字，能朗读课文、欣赏古诗，熟练地进行微机操作。
小试成功，给了袁敬华莫大的信心和勇气，也给了她充足的阳光和精力。她整天乐呵呵地忙碌着，身轻如燕，走路像一阵风。父母亲，哥哥嫂子，还有街坊邻居，学生家长，都发现袁敬华像变了个人似的。
一个新问题又在袁敬华脑子里盘旋：孩子们在看到自己发音部位和口型的同时，如果也能看到老师的，效果会更好吧？有一面大镜子不就全解决啦？于是，在为难了一阵努力了一番后，她终于把两面大镜子抱回家。从县城买回来的路上，袁敬华坐在颠簸的农用三轮车里，几十里的土路，两手紧紧抱住镜子不敢变换一下姿势，生怕有个闪失。待到了家，镜子是完整的，可她的双手双腿磨得鲜血直流，一条裤子也磨烂了。这是后话。
袁敬华在教学中总结出一条经验，只有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才能不断取得新成绩，才能不断有新的突破。多年来，她先后无数次去省城去北京去上海的语训学校自费学习和培训。她还年年派出老师，到有名的培训学校去做短期和中期的学习培训。她说，要想让这些孩子们飞翔，首先得给老师插上翅膀。
随着语训教学的不断推进，袁敬华又增添了新的困惑，为什么做了这一番努力，孩子们发出的声音还是跟平常人有所区别呢？
她细细观察，苦苦琢磨。是自己哪个环节有问题使孩子们发音不得要领？她学着他们发音的语调来细细体会，企图从中找出症结所在。后来终于发现，是这些晚开口的孩子们，走进无声世界太久远了，嘴巴紧闭得时间太长，让原本说话的工具都忘了自己的功能与职责，舌头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锻炼而变得僵硬发直，有的像“大舌头”，有的分明是“舌头太短”。当初，村人嘲笑他们发出的声音像雁鹅叫，并不完全是侮辱取笑啊。勤于思考动脑的袁敬华，一旦找到问题症结所在，很快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相应办法。
她把原有的“舌操”进一步拓展规范，根据26个字母的发音特点，自行设计了8节“舌操”，由简到繁，由少到多，分步骤立章节，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逻辑严密、科学有序、便于操作的语言训练体系。
她竟然想到用“引诱”的办法，往学生嘴唇四周抹白糖，锻炼他们舌头的灵活度，并收到奇效。
一天，袁敬华风风火火跑到母亲面前，让正在蒸馒头的母亲到村代销点买一斤白糖来，并连说“有用，急用”。处在云里雾里的母亲，买回后在教室门口站了好大一会儿，终于看出门道。原来，女儿是利用孩子们爱吃甜的特点，把白糖抹在他们脸蛋上，让尝到甜头的孩子们尽力伸拉舌头。“真有办法”。母亲不由自主地伸出了自己的舌头。“呵呵，这个小妮子真有办法。”母亲一边往回走一边不停地笑着直摇头。
一斤斤或软绵或晶莹的白糖，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方法，被一群特殊孩子一点点兴奋地添食着，发挥着它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作用。如果申请专利，我想袁敬华一定能够成功。由于白糖的威力和魔力，一段时间下来，孩子们竟攻克了发音中的一个个堡垒。他们的舌头一天天在“变长”，变得灵活灵动伸拉自由了。
当智慧的大脑开启了某项功能，其一系列的功能就会像流水一样被源源不断地挖掘引导出来，这叫触类旁通，水到渠成。继白糖引诱法之后，袁敬华又发明了“贴纸片”发音法。
在一次语音训练课上，在特制的条形半圆课桌对面，袁敬华把一张一拃长的小纸片举在唇前，一发音，那纸片随着气流呈弧度弯曲。坐在对面的学生，举着纸片学着她的样子练习，她通过观察纸片的倾斜度再一一纠正他们。看着一张张纸片前仰后合地摆动，就像从孩子们手里放飞的一只只白蝴蝶，把坐在旁边的我给看呆了。袁敬华把原本枯燥的语言训练，搞得生动活泼，新鲜有趣，使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游戏里掌握了平舌音、翘舌音、卷舌音、舌面音、舌根音的发音技巧。刚开始，因为孩子们的舌头缺乏韧性，灵活度不够，教这些发音往往很难。通过一段时间的“纸片”教学法练习，像“叔叔”、“哥哥”、“吃”这些开始总是说不好的字词，学习掌握起来就容易了许多。
陈海彬陈海霞这两个早期的弟子，还真给袁敬华争气。来校两个多月后，她们就先后会叫爸爸妈妈了；三个月以后，像“爸爸的杯子”、“妈妈吃饭”，“这是馒头”、“妈妈请开门”这类简单句子，她们都能熟练地说出。在她们刚刚能说出这些话的时候，袁敬华一手领一个飞快地跑到她们的家。
有时一扇门的距离就像隔了千山万水，一旦把门打开，那距离一下子就逃遁得无影无踪。在门的那一边，当真切听到“妈妈请开门”是从盼了十几年的女儿口中说出时，她们的母亲抽抽搭搭哭了起来，拉着袁敬华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敬华啊，我真想跪下给你磕个响头，你是孩子们的再生父母啊！
几年后，有不少家长渐渐接受了给孩子配备助听器。他们终于明白，几千块钱对于一个农村家庭不是个小数目，但对于一个失聪的孩子来说却是一辈子的大事。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家长们对袁敬华，对袁敬华的教学越来越信服，越来越信赖了。戴上助听器，先把残余的听力利用起来，再有针对性地制定实施训练计划，那就方便顺利得多。她的一对一训练法，有条不紊，效果显著，后来被全国很多语训学校学习推广。
袁敬华总能化腐朽为神奇，使艰涩变生动。在听力训练课上，她让孩子们先分辨不同的声音，然后再识别不同的频率以刺激他们的“听”。比如锣、鼓、双响桶、三角铁的声音，狗、猫、牛、马、鸟的叫声等。上听力训练课时，你如果走在教室的周围，听吧，就像欣赏马三立老先生的相声，一会锣鼓喧天，一会人欢马叫，一会静一会闹，一会急一会缓，生动活泼，新鲜感人。
在香港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里，我看到袁敬华对鄢子祺的训练是那样的感染人。鄢子祺笑嘻嘻地站在前边，袁敬华站在离他两米多远的身后，一手拿梆子一手拿木槌。她每敲一下，鄢子祺就伸出一根手指头，像是提前约定好了暗号，这样几次三番，准确无误。开始是递增的，然后就打乱顺序，三、七、五、八，四、六、三、九，屡试不爽。站在前面的小子祺，一脸的顽皮和自信，像等待发号施令的长跑运动员，单等老师一声令下就迅猛向前冲；后面躬身聚力的袁敬华，则像一个开动脑筋出谜语的老先生，总想出其不意，变着法子难住学生。这一前一后，看似不协调实际上是相当的默契。后来，记者把这段录像拿给远在辽宁潘阳的鄢子祺父母，家人和邻居聚到他家观看，一屋子的人嘘唏感概，欢呼雀跃。我这个10年以后的观众，也禁不住热泪长流。屏幕上当年的鄢子祺，现早已成为北京一家大企业的优秀员工。
袁敬华告诉我，由于听力障碍，孩子们对语言的理解，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加上实物、卡片的配合使用，智商正常的孩子，则可以明显缩短这个过程。
学校里为孩子们开设了个训课、启音课、听力课、集体课、活动课和情景课，当然还有书法课、美术课、剪纸课、体育课、舞蹈课。在个训课上，老师和学生一对一训练，这是教学的初始阶段。在启音课上，老师想方设法启发孩子们发出音来。听力课，借助不同频率发音物体来锻炼孩子们的听力，提高其辨别力，就像刚才说到的鄢子祺。后来学校还借助各种仪器来助听助学。
最有意思的是上集体课和情景课，这都是为大班学生开设的课。在集体课上，学生们随着音乐做操、唱歌，全身各个部位灵活运动，有韵律有韵味，带着甜甜的笑，美极了。对语言基础好的孩子，就进行主题教学。如春天来了，让孩子们观察周围事物都有哪些变化，譬如像天空的云彩，天气的温度，高飞的燕子，树上的小鸟，柳树的叶子，地上的小草，迎春花的变化，各种花的颜色，池塘里的鱼和鸭，还有老师同学们的服饰变化等，把观察到的再用语言说出来。老师充分抓住学生此时活跃的思维和活泼的心情，对着实物进行语言训练，往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霍凤老师说，情景教学课，活泼有趣又有效，对学生很有吸引力。所谓情景教学，就是模拟日常生活中的情景实际操作，比如到超市到银行去，把平时教的语言放到实际环境里去灵活运用。在超市，老师指导着学生怎样进超市，怎样挑选东西；让学生们说出笔记本、牙膏、篮球、苹果等这些实物的名称，再教他们实际操作，怎样购买，怎样找零钱等等。这样的教学，学生们特别感兴趣记得也特别牢固。
陈俊亮老师向我介绍了不久前跟交警大队合作的一堂课。学校请交警给学生讲交通安全课，认真负责的交警讲交通规则、交通安全常识，交警在马路上指挥他们的动作都代表了什么等，学生们听得兴趣盎然。待课堂讲座结束，交警又把学生们带上马路，做现场示范与实战演习。学生们戴上警察帽，一边学习一边指挥，俨然一群小交警。陈俊亮说，这样的情景教学课学生们非常喜欢，它不仅改变了以往课堂教学的严肃、呆板与秩序，也让学生们在活泼天性的尽情发挥中收到寓教于乐的效果。
袁敬华欣喜地告诉我，近几年这个学校做人工耳蜗的学生渐渐多起来。加上政府支持和社会各界的资助，那些重度、极重度的耳聋学生，都做了耳蜗手术。他们借助先进设备，通过“医教结合”的方式，在这里都得到了以往所达不到的学习、康复效果。
我听到这个喜讯，同样高兴万分。
在学校一楼大厅，遇到郭翠红老师领着一个女孩在送一位老人，我猜想这是家长来看孩子的。老人有70多岁，花白头发，身体不胖腰杆挺直，面目清癯但安详，这是一位在农村常见的勤劳质朴又受过磨难的老人。送走老人，我在郭翠红的办公室坐了下来。她一边倒水，一边介绍身边叫毛欣芮的女孩子。我刚才就注意到了她，高高的个子，俊俏的脸庞，有十二三岁的样子，长长的睫毛下掩映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还有，她的脸上始终挂着善解人意的微笑。郭翠红对她说，问阿姨好。阿姨好！清脆，甜美，乖巧懂事。这哪里像是曾经失聪无语的孩子啊！
我和郭翠红的交谈，就从身边的毛欣芮开始——
那是2010年的3月份，全国两会刚刚闭幕，学校搬迁方案正在做最后论证。一天，繁忙中的袁敬华收到河北枣强一位老者的求助信。信中说老人有一孙女，是聋哑儿，父母双亡，祖孙俩相依为命。几年前就想把孩子送出去治疗，可是家里没有足够的钱给她治病，这一拖就是好几年，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前几天从电视上看到袁敬华的办学事迹，像找到救命恩人，鼓足勇气向她发出救助请求。袁敬华收到信，感到责任重大，二话没说，放下手中的活第二天就乘车赶到河北枣强，把孩子带回学校。
毛欣芮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在命运遇到坎儿的时候，她的身后适时出现了一双助推她的神手，出现了一位能改变她命运的贵人。
对于我和郭翠红来说，这都是个兴趣浓厚的话题。她接着说——
也是这一年的“六一”节前夕，有个16岁的聋哑女孩，自己乘摩的来到学校找袁敬华，手里拿着一封信。信是她爸爸写给袁敬华的。说因为这个孩子聋哑，孩子的妈妈无情地抛弃了他们。早听说袁老师的学校，一直想让孩子来上学，可是没有能力供应。考虑再三，还是先送她到学校学习，自己到北京打工挣钱，什么时候挣到钱，就把学费寄过来，并请袁老师相信一个父亲所说的话。袁敬华看到眼前的女孩，心里升腾起一种使命感和母爱的神圣职责，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就像前不久接到河北老人的求助信一样，义无反顾地收下了她。
28岁的郭翠红，说起学生轻声细语，娓娓道来，那种爱恋就像蜜汁从嘴角从心底缓缓流出。看得出，这是一个善良心细，有着博大情怀的好老师。她对我说——
我2004年幼师毕业，因为被袁校长的事迹所感动，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这里。那一天我永远难忘。走进校园，正值下课时间，一下被一个学生给抱住。那是个特别可爱的小男孩，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无邪的看着我。老师们说，他叫刘维豪，跟你有缘，你看多亲热啊！我被感动了，心想这些身体残疾的孩子也是有感情的，他们更需要爱，只要老师努力，他们就有可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就答应留下来试试。
正赶上教新生，专业又不对口，怎么教他们都没有反应。这个哭那个闹，这个拉那个尿，有个叫赵瑞峰的学生，一教他就哭，一哭就尿裤，一天尿了四次裤子。来了7天，孩子们一点进步都没有，我一个月却掉了6斤肉，一度真想放弃。袁校长就找我谈心，来班上做示范，从业务训练到日常照顾管理，一一带着我去做。袁校长还给我讲了她办学之初的一些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