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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在书话发过一个笔记帖子，未写完。　　这个帖子可以看做是旧帖翻新，但旧帖随想随写，这个是想好了再写。有点区别。　　全贴分引子、藏书、读书、撰书、书魂几部分，可能写时会细分增加部分，希望能够完成。　　愿同好捧场，楼主抱拳一周。
　　藏书　　1　　敦煌莫高窟石洞作为藏书室，许是历时最为悠久，从封闭到偶尔发现开启，历近千年。莫高窟藏经洞位第十六窟，俗称“吴和尚窟”的甬道处，本是洪辩和尚坐禅休息的小禅窟。吴和尚俗姓吴，即名僧洪辩。　　洞窟封闭时间，与它封闭的原因一样，众说纷纭。沙武田著《藏经洞史话》即列有十一种之多，从公元995年（北宋至道元年）之后说到公元1348年-1368年（元明之际）说，跨度达300余年，学界基本认同曹氏归义军晚期为封闭的时间段。余以为，最早不会在1002年之前，晚则不该落1036年以后。因为敦煌遗书中至晚的写本纪元是1002年；敦煌已于1035年为西夏陷落，西夏文创制于1036年，而敦煌遗书中却没有西夏文的发现。1900年6月，驻在莫高窟的王道士请人清理甬道的流沙时，偶然发现，遂开启了这个封闭千年的藏书室。　　王道士并不因此发现而名誉千古，倒很有遗臭万年的迹象，因为他任外国人挑选了最有价值的部分，换取微不足道的善款，用以将禅窟改造为道观。如果说王道士利欲熏心，那也是冤枉，他初打开藏经洞，就报了官，连样品都送达了县官，所以汪宗翰才有经卷馈赠给他的上级叶昌炽。而且，据《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中说：“王曾载了一箱书卷，到酒泉去献给安肃道道台满洲人廷栋，廷栋以为这种书卷的书法，还不如他自己的字，颇为轻视”。“当时嘉峪关的税务司是个比利时人，······向廷栋辞行，廷栋把经卷的一部分赠给了他。这个比利时人，到新疆后，又将所得卷子，分赠给了在新疆的长庚将军和道台潘某，并且说出得自敦煌的情形”。英国人斯坦因听说后，才赶到敦煌。以后参与“淘宝”的还有法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就是不见中国的学者。廷栋是满清贵胄，因参合义和团而被贬边陲。对一个半文盲的王道士来说，除了报官，剩下的只有保存不致散失一条路，可他都走了。我实在找不出理由指责他见利卖国。　　1910年三四月间，敦煌县将第一批敦煌遗书装车启运。姜亮夫说：“但这一批劫余的卷子内容，百分之九十九是佛经，原因是图像器物之属，及中亚古代语言，及其他古代写经，已大半为斯坦因、伯希和等捷足者所得。其遗留者，又因当时甘肃运京途中，为黠者所巧取”。到这批敦煌遗书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卷数比敦煌起运时还多，6千多卷变成8697卷。1929年，京师图书馆将卷移交北平图书馆时，则成了9871卷。原因是，窃者取其精好者藏匿，而将较长的经卷，截为数段补不足之数。无奈，算术又不好，所以会越存越多。斯坦因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记叙了1914年他第二次到莫高窟时，王道士的后悔：“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大笔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　　高国藩著《敦煌百年史述要》中说，敦煌“藏书五万卷，有四万卷流散到国外去了。所幸的是运到英国、法国等国的敦煌写本，都得到妥善保存和管理。”到是被官僚学者们巧取而星散于国内的，或秘藏或毁弃，于文化研究与文化传承，毫无裨益。　　“敦煌藏经洞保存了从公元5世纪初叶到11世纪初叶共600年间的所写的文献，以佛教为主，也有道教、摩尼教、基督教的经典，经史子集，藏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的文献。为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历史地理、思想文化提供了素材”。（荣新江：《敦煌学新论》）。敦煌遗书有13中语言的文本，其中粟特文一种，它是死语言，没人懂，连粟特整个民族都湮灭于历史的瓦砾中了。粟特人信仰祆教，也叫拜火教，曾经尼采著有《查图拉斯特如是说》一书，就是借祆教先知之口来浇自个胸中块垒。中古时期，粟特人扼中西要道，垄断中西方商业500年，建立起繁荣的商业文明，可是，到底还是步曾经横行地中海沿岸经商的腓尼基人的后尘，都消亡了，要寻找它们曾经的蛛丝马迹，还非得依靠在它民族的遗存中去猜谜。余以为，没有农业和制造业支撑的人类文明，都将是短暂的，现在也一样。　　敦煌遗书中，除了95%的佛教经籍，还有“儒家典籍数百种，易、诗、礼、书、春秋、论语都有，儒家观念贯穿到中国古代民俗中”（高国藩：《敦煌百年史述要》）。1993年东方出版社出了一本《胡适谈禅》的书，是书不过把胡适在各个不同时期涉及到禅的文章集合一起。　　1926年夏，胡适到伦敦。在是书序中有曰：“······为赴英国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胡适去欧洲，得以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当年由斯坦因和伯希和从中国弄到的大批敦煌写经卷子，他从中查到了禅宗大和尚神会的两万多字。此前，国内所能见到的有关神会的材料仅只600余字”。“1930年，胡适把搜集到的神会材料整理出版，名之曰《神会和尚遗集》。书中加写了一篇两万六千字的《菏泽大师神会传》。这本书和这篇传记，是胡适研究禅宗史最重要的贡献。”　　荣新江在《敦煌学新论》中提到胡适的英国行：“英国学者向来缺乏合作精神，翟林奈的工作，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下慢慢进行，自1914年开始陆续发表一些文献的整理翻译成果，但他的第一篇文章《&敦煌录&译注》，就受到当时留美的胡适的激烈批判”，并说1926年，胡适去时，得到了身为管理员的翟林奈的关照。　　胡适一辈子不信佛，对佛教文化亦无好感。这在唐德刚的《胡适口述历史》中有两段记录可资说明：“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思想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事实上我对整个的印度思想——从远古时代，直到后来的大乘佛教，都缺少尊崇之心。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我把整个佛教东传的时代，看成中国的‘印度化时代’。我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大不幸也！这也是我研究禅宗佛教的立场。我个人虽然了解也曾做过若干贡献。但对我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却不稍动摇：那就是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造伪、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　　余以为，尤其是“胡说”和“装腔作势”语，判断甚为精到，正分别指明了佛教文化的表象和本质。但对胡适基于此观点的考证，却不大以为然。　　在胡氏完稿于1929年除夕的《菏泽大师神会传》中，他认为《六祖坛经》是神会所作。书中有云：“我信《坛经》的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我的根据完全是考据学的所谓‘内证’。《坛经》中有许多部分和新发现的《神会语录》完全相同，这是最主要的证据”。笔者就纳闷，为什么不会是学生蹈袭老师六祖慧能的思想，而是徒弟神会去编造师父慧能的思想呢？看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尽管初衷不错，但不大靠得住，人一旦存某种定见去假设，其“求证”的结果大多所见皆是或所见皆非。譬如余，见到胡适说：“《曹溪大师别传》一卷，中国已无传本。此本是日本所传”、以及藏在日本京都崛川兴圣寺的北宋本《六祖坛经》，中国也无传本等。我就认为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的“野”，在现当代不是指神州中土的民间，似乎像是指日本、韩国、新加坡、乃至越南等泽被华夏文明的藩邦。
　　1、未完。为增加关注，分段发。
　　日本学界就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共识。就是“敦煌学”这一名称，日本学者说在1914年就已提出，1925年讲座时就讲过，是日本人。我国学界认为，提出这一学术概念的是陈寅恪。1931年3月陈寅恪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一书作序，有曰：“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但周一良先生不大乐意，认为“敦煌学”有殖民地的色彩。诸如此类，能引发争论，学者是吃饱了撑得难受。　　“1934年8月，向达、王重民由北平图书馆派往英国和法国，系统调查英国图书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的敦煌文献。向达编写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著录有500卷左右，多是佛经以外的重要典籍”（荣新江：《敦煌学新论》）。与胡适以帮助的伦敦图书管理员，这回给向达的是刁难。对英国人的面罩“绅士风度”，一个同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美国人，早在百年前就扒开过“绅士”的披风。　　美国社会学家、威斯康辛大学教授EA罗斯曾于1911年写过《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1998年时事出版社重版，该书就传教士在传教方面，做过英美之间的对比，在“基督教在中国”一章中写道：“英美传教士之间的不同是非常明显的。英国传教士将他们的努力集中于翻译和宣传福音，美国传教士则集中在医疗和教育领域”。“带有英国保守主义特点的英国传教士，更多地认为他们的工作在于宣讲福音和使中国人和外国人和解，而非解放思想。美国人却直接努力于从根本上解放中国迫切的现实需要。”“这种区别反映了社会信念的巨大对比，大多数英国传教士担心中国潜在的繁荣，并未想开发中国人的智力，美国传教士则坚信人类是民主的、渴望在一切领域帮助中国向前发展”。在英国人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背后，是猥琐的利益算计；自高自大的种族优越，不过是岌岌可危的不自信。
　　向达在英国时，钱锺书夫妇正负笈英伦，其时向达不堪忍受在教士处天天吃土豆和土豆泥，而常去钱家蹭饭（杨绛：《我们仨》）。与向达、王重民一起在欧洲调查敦煌文献的，还有姜亮夫。“30年代，在很艰难的条件下，靠教书积攒起来的几个钱，到欧洲去。······我连从巴黎大学得博士的机会也放弃了。听从王重民先生的话，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个行列，当时在欧洲只有三个人。王重民、向达和我。他俩是公费到欧洲去的，我却是自费的”（姜亮夫：《敦煌学研究》）。我尤其注意姜的另一本书。　　这是一本介绍敦煌的普及性读物，《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他在书中给我们看到了“大师”的另一面：年，张大千扶妻携女赴敦煌，给洞窟编号，用毛笔大字破坏掉精美的壁画。又叫来好友谢稚柳。在临摹时，经常把表层的后期壁画剥去，以探视隐藏在里面的早期壁画。1942年向达到莫高窟亲眼所见，积极撰文阻止，在重庆《大公报》，以笔名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1943）。说张大千“指派下人对洞窟内乱挖，得到大量写本残片，一共装了几麻袋从敦煌带走，后来流入香港市场，最后被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大多有张大千的题记印章为证，其中有回鹘文、西夏文者，十分珍贵”。　　又“1941年，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西北到敦煌，有当时西北检察长官高一涵陪同参观。当时张大千作向导并讲解，至130窟，大千为让于右任看到精美的盛唐壁画，让人剥离了表层壁画。······甘肃一带不断有人告发张大千在敦煌破坏文物一事”。　　陈巨来在《安持人物琐忆》“记大风堂事”中为张大千轻描淡写地辩护，说到：“甚且有人说，渠在敦煌时，专偷搬古代壁画运至美国等出售牟利。稚柳笑云‘当时战争正烈，整座泥墙如何搬运耶’。据北京余至友沈叔平函告曰，乃出自学院院长之口者，亦可哂也。据叔平曰，院长亦闻诸常书鸿者云云。常与张，仇敌也，亦名不及而妒之者也”。　　稚柳为谁，谢稚柳也。其人为大千请去为助手，其言安可为证。即使可信，其言也殊为可笑，云何“整座泥墙如何搬运”，盗窃壁画从来不用“整座泥墙搬运”，都是切成小块装运。美国人华尔纳就将一幅壁画切成了十三块“搬运”。陈巨来遂得出常书鸿因为名不及张大千而嫉妒为之云云，真“亦可哂也”。中国人向来以关系亲疏论是非，陈巨来是一个注脚。《安持人物琐忆》，初在《万象》上连载，2011年结集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常书鸿（）者，1927年留学法国，学的是油画，与张大千争什么名，莫非你陈巨来会嫉妒一个木匠的名气盖过你刻图章的名声？其画作为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1936年回国。于右任请为敦煌艺术研究院，1942年去敦煌，妻子受不了苦，与人私奔。1982年才离开敦煌，调往北京，被称为敦煌的守护神。据常书鸿云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在千佛洞用胶布粘去与毁损的初唐石窟壁画，共计二十六方，计三万二千零六平方公分。其中初唐画有汉武帝遣博望侯张骞使西域迎金佛等，有民族历史和中国佛教史重要故事内容的壁画多幅”。
　　王重民离开欧洲，转向美国，帮助鉴定古籍，于1947年回国。“1958年，王重民先生编成《敦煌古籍叙录》，成为此后的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工具书。至今。尚未有类似的书出版。30年代，在巴黎编写本目录期间，撰写了一大批古籍写本的提要，1958年，以提要为主，加上部分前人所写题跋一类文字，编成《叙录》”（荣新江：敦煌学新论》）。　　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有一节“棚中花絮”中记到：某日晚间列队训话，王重民被喝令出列，先是一耳光，接着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王先生竟用手纸来写自己的思想汇报，大不敬。季先生说：“在当时那种阴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样一件事却真大大让我开心了一通。我不知道，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　　文革后期，尊法批儒，明代思想家李贽被隆推为法家，并称发现其佚著《史纲评要》。当时为了落实其事，令版本学家王重民先生鉴定，王未迎合意旨，指其书为托名伪作。因此，在北大批斗会上受到不点名批判，令其次日作思想汇报。翼日，王自缢于颐和园，时间是日，年72。
　　2　　钱锺书在《围城》中，设计了个情节，让方鸿渐去演讲却忘了带演讲稿，演讲题目是中学校长拟好了的，叫“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及其检讨”，于是，方鸿渐搜肠刮肚只能用明以来的“鸦片”和“梅毒”的输入以搪塞，遂遭鄙夷。然而，王重民先生确曾写过《述杨梅疮之输入与传播》一文，钱氏的情节设计算不算是对王重民的揶揄，未曾详考，不敢妄言。但是，钱氏一向有将同事朋友事隐晦入文的习性，比如小说《猫》中，就有不少人的影子，最显眼的，当推李太太和李建侯，被看成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投射。他的手稿影印本《容安馆日札》，记录读书心得的笔记，其评人论事，更极尽讥弹，又有好事者范旭伦作《容安馆品藻录》，数年前在《万象》连载，为之一一钩沉索隐，惹来杨绛先生的不满。尽管范旭伦的“钩沉索隐”多半属捕风捉影，但仍不失为较好的《容安馆日札》的助读本，因为就笔者而言，就不胜阅读勾来划去的手稿影印本。　　《管锥编》之内容不少取材于《日札》。《管锥编》之所以用古雅的繁体文言成书，据杨绛《我们仨》中说是为避祸，不仅仅是“显摆”。即使显摆，也未尝不可。扬之水说三十年影响她的三本书的第一本就是《管锥编》。她将《管锥编》当成索引，按《管锥编》提到的书去搜读，这般的功底和毅力，着实令人佩服。据好事者统计称，钱锺书在《管锥编》里共征引了4000多位中外作者、共上万本书。无怪扬之水著书，不像早期的《脂麻通鉴》那么易读了。其《终朝菜篮》，没有掌故笔记打底，恐怕只能欣赏书中的插图而无法会心于其文字；其《诗经名物新证》，还非得有小学的功底不能顺读。扬之水是我见到的，浮于波者最潜心于学问之人。量中国之大，深潜不显者，所在也多，就是本论坛，不少人都让笔者高山仰止。　　前辈学人，几乎有个共性，阅读量和记忆的双重骇人。　　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里也讲过钱钟书一事。说80年代，黄永玉画了幅“凤凰涅槃”，欲随代表团出国送给一友好城市，团长王震嘱他写个简单的说明。黄永玉初以为易，可回来查《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却遍寻不着出处，问民族学院、佛教协会，亦不知典出。无奈，给钱锺书打电话询问。钱拿着电话就告诉他，“凤凰涅槃”是1921年郭沫若自己编的诗歌名，没有出典，但凤凰跳进火里重生的故事有，古罗马钱币有过这样的浮雕纹饰，这个故事可查。让黄永玉去翻中文本《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三卷。一翻，果然。　　中书君私人藏书并不多，从访问过钱氏的文章透露，总共才一大架加两小架，还是钱锺书与杨绛两人共有。唐弢在《晦庵书话》里就说：他有一朋友，博闻强记，书读一页，撕一页，书读完也就撕完，手头没一本书，书都装在他脑子里。钱锺书不撕，因为是图书馆借得，但同样书都藏在脑中了。　　民国学人中，藏书于脑的，非止钱锺书一人，不过钱氏脑藏书之浩繁太过惊人而已。潘光旦译《性心理学》，注释凡五百余条，皆是引散见于正史、笔记、诗词、曲文等文献上的、有关性的历史和见解。如果脑中藏书不丰，就不能筛选和占有这些资料，不对占有的资料进行消化，就不能对别人的观点进行自己的注释。有一种懒惰的观点，认为互联网时代，资料获取极易，无需阅读和记忆，而过多的阅读反而会拟制创造力的发生。然而，当你不了解别人在说什么，你就根本找不到“搜索”的路径，因为你不能选择关键词。前些时翻看《中国史学入门》一书，此书将中国历史梳理了一遍，也将经史子集以及逸史作了点评，对各朝代的历史研究进行了介绍，最后是“宗教史略”和“哲学史略”。这样一本书竟然是没有任何资料查询的情况下，对别人垂询的答复。1965年冬至1966年春，同住疗养院的何启君先生，向顾颉刚求解，顾老分二十几个上午对其讲述，何君记录下来，16年后将笔记付梓成书。
　　2008年，凤凰传媒集团出了一套“近代学术大讲堂”的丛书，其中一本《梁启超讲国学》，把1933年梁氏开给清华学子的书单收入该书。此青年必读书单分五类，共列170余中书，每种书下系以按语，或对书作简单点评、或发挥述理论源流、或对同一类推荐书作比对，言明其优劣和当注意处。如在“（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中“论语、孟子”下按语：　　“······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生平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堕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清儒注本，《论语》则有戴望《论语注》，《孟子》则有焦循《孟子正义》最善。戴氏服膺颜习斋之学，最重实践，所注似近孔门真际，其训诂亦多较朱注为优，其书简洁易读。焦氏服膺戴东原之学，其《孟子正义》清儒诸经新疏中为最佳本，但文颇繁。宜备置案头，遇不解时或有所感时则取供参考。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乃戴氏一家哲学，并非专为注释《孟子》而作。但其书极精辟，学者终须一读。最好是于读《孟子》时并读之，既知戴学纲领，亦可以助读《孟子》之兴味。　　焦循《论语通释》，乃摹仿《孟子字义疏证》而作，将全部《论语》拆散，标举重要诸义，如言仁，言忠恕……等，列为若干目通观而总诠之，可称治《论语》之一良法，且可应用其法以治他书。　　右两书篇页皆甚少，易读。　　陈澧《东塾读书记》中读《孟子》之卷，取孟子学说分项爬梳，最为精切。其书不过二三十页，宜一读以观前辈治学方法，宜于修养亦有益”。　　在“《朱子年谱》，附朱子《论学要语》，王懋竑著”，下系“此书叙述朱学全面目，最精要有条理。若欲研究程朱学派，宜读《二程遗书》及《朱子语类》。非专门斯业者可置之。南宋时与朱学对峙者尚有吕东莱之文献学一派，陈龙川、叶水心之功利主义一派，及陆象山之心学一派。欲知其详，宜读各人专集。若观大略，可求诸《宋元学案》中”。在“（戊）随意涉览书类”列“《东塾读书记》，陈澧撰”，下评点“此书仅五册，十余年乃成。盖合数十条笔记之长编乃成一条笔记之定稿，用力最为精苦，读之可识搜集数据及驾驭数据之方法。书中论郑学、论朱学、论诸子、论三国诸卷最善”。　　这都是在“行箧无一书”的旅居中完成，在“序”中，梁氏说：“两月前《清华周刊》记者以此题相属，蹉跎久未报命。顷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此篇。漏略自所不免，且容有并书名篇名亦忆错误者，他日当更补正也”。　　确信，脑藏书籍浩博和记忆惊人是前辈学人的一大特色。
　　此丛书“近代学术大讲堂”由葛剑雄为“总序”。其中有一段“秦始皇时代，多数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或者被禁止传播。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秦汉之际的战乱过后大部分已经遗失，只剩下二十九篇。伏生就以此为基础，终身传授《尚书》。在他九十余岁时，汉文帝派晁错去他家学习。此时伏生已口齿不清，由他女儿转述才大致完成传授。尽管由于双方所操方言的差异，导致晁错的一些误解，但基本内容还是得以流传”。虽言之有据，但吾以为，此段故事的枝蔓，不足为信。　　《史记·儒林列传》曰：“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并没说方言之误，只强调伏生在山东已然授徒多年，故而残本的《尚书》篇章必然凭记忆早有所添补，且学生记录是最基本，不然如何教授。　　《后汉书》此节基本照抄。然而，颜师古给《后汉书》做注，曰：“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在此，颜师古转述了卫宏讲的故事，说是晁错听不懂伏生的话，由伏生女儿转述，活灵活现，这就是平添的“枝蔓”。卫宏是公元25年前后的人，司马迁生活于前145年—前87年，司马迁都不知道的事，比司马迁晚200年的卫宏又如何得知。显然是讲故事，可我们偏爱把故事当史实，这一说法似乎就固定下来了。近时，钱文忠在央视讲“三字经”，也是把这一故事说得绘声绘色。我们的学者一般不大从常识出发去想问题，特别是这一故事成立以后，后代学者认为《尚书》因为晁错方言不同而使经文记录有误，更是呆鹅。伏生为什么要等到90岁，别人来问才复述经书呢，为何不可以早早写就，更何况还要授徒。晁错问的只能是经义，而不是经文。　　古人默诵书籍，似乎是平常事，《后汉书·王充》有曰：“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日久，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但如王充这样，一览过后，即能授徒的到底不多。听闻强记极耗心血，郭靖的丈母娘不就是因为产后体虚却强记《九阴真经》，以致不测吗。而默诵书籍至多者，恐怕算蔡文姬。张岱在《夜航船》中引《后汉书·董祀妻传》曰：“蔡琰归自沙漠，曹操问邕遗书，琰曰‘父亡，遗书四千余篇，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因乞给纸笔，真草惟命。于是缮写送入，文无遗误”。虽说古人书不长，400篇也足够惊人。据说，蔡邕是历史上第一个藏书近万卷的人。
　　坐前排，看得清楚些：）
　　谢谢wx656兄弟。　　你的域外阅读让我叹为观止。
　　3　　　蔡邕，字伯喈。“伯喈旷世逸才”，在文学、经史、天文、历法、绘画、书法、音律诸方面皆有造诣，学问大藏书多，人又通达，据《博物志》卷六记载:“蔡邕有书万卷,汉末载数车与王粲”，王粲乃建安七子之首，比蔡邕小四十多岁。专权的汉贼董卓赏其才，迁官至中郎将，故称“蔡中郎”，却为汉之干城王允所杀。学问再好，与政治相较，都是草荠。所以藏书一业，不过是中国文人之癖好。清洪亮吉《江北诗话》（卷3）中，分藏书家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掠贩家五种。仅就明清时代，这五种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藏之既深，秘不示人；一类以私人藏书服务公众。这两类似乎不关政治保守与否，仅与个人性情相关。　　葵霜阁主人梁鼎芬，叶昌炽的老师，政治上极端保守和落后，“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进士，民国后，仍为逊清效命，经理光绪崇陵种树事宜前后三年之久。民国五年溥仪命在毓庆宫行走就读，翌年又参与复辟之役。···清人文集不收袁枚和龚自珍的著述，认为一个是素行无耻，一个是心术不正，深恶痛绝，并告诫学生对二人的书都摒而弃之。···宣统三年（1910），为使旅京学子能有书读，发愿捐书，向朋友劝捐近万卷，自己又以已故的亲友之名，捐赠一万余卷，并在捐书目下一一追溯自己与这些亲友之间的种种书缘。1911年，更毅然在广州自宅成立“梁祠图书馆”，将自己的藏书开放给当地各学堂的学生利用。···死后，儿子梁思孝将梁祠图书馆600余箱书，连同他原藏于光绪陵园署名“敝牛斋”藏书的十余箱，全部都捐给了广东省立图书馆”。（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　　政治开明的丁祖荫，“主编《女子世界》，又独立创办丁氏小学”。其政绩斐然，“民国二年调长吴县，以安定地方，兴办教育，修浚水利为重点，政绩冠全省”。其藏书：“···最重要的是包含六十四册，242种的《古今杂剧》。···民初时，杂剧存目的虽多至近千，实际存书却不及两百种，而丁的《古今杂剧》竟已超过两百种，其中含民初人所未见的多达144种。···秘不示人，好友不得亏其堂奥”。（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还故弄玄虚地撰文，说见过此书藏于旧山楼，曾借来一阅，而后：“匆匆归赵”、“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藏书家的心理，让人揣摩不透。　　《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经赵琦美、钱谦益、钱曾、季镇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再到丁祖荫手里，历300余年。及至1938年出现时，郑振铎将之比为“不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出现”。其实，不过一直在藏书家手中，秘而不宣而已。在此之前，研究元杂剧，多仗臧晋叔的元曲选，臧选刊于万历四十四年，选杂剧百种，而《古今杂剧》有二百四十二种元明杂剧。　　丁氏殁后，藏书分置常熟、苏州两地封存，结果负责看管苏州藏书的童仆监守自盗，旧藏散出，抗战后已全部散尽。《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现身上海书贾，郑振铎受国府教育部委托，决意收购，几经周折，终以九千金购得归于国家。1938年，中国军队且战且退，已撤出上海，郑振铎滞留十里洋场，负有替国家抢救古籍的责任。抢救小组四人，郑振铎负责版本与价格的审定。当时，凡日本人欲购之古籍，郑皆加价两成从书商手里抢购。九千金出于教育部，自陪都重庆汇款。此节，郑振铎在“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学术文章中有详细记录，其《西谛书话》和《书林漫步》皆收有该文。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为明赵用贤赵琦美父子所藏，父子二人以校雠精善著称，常熟人。赵琦美校勘《洛阳伽蓝记》，改正480个错字，增补320个脱漏字。现影印张仲景著作，即赵之刻本。钞校《古今杂剧》，历时三年。其藏书楼名“脉望馆”。脉望典出《仙经》：“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为脉望”。张岱在《夜航船》卷一“望星星降”条云：“何讽于书中得一发卷，规四寸许，如环而无端，用力绝之，两头滴水。方士曰：‘此名脉望，蠹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夜持规向天中望星，星立降，可救丹服食也”。　　上世纪九十年代，俞晓群先生主辽宁教育出版社编“书趣文丛”，六辑，每辑选书十种，作序言六篇，署名“脉望”。俞先生说“书趣文丛”的六篇序言为沈昌文所撰，虽署名脉望，然脉望并非一人，他们还有吴彬、赵丽雅和陆灏，署“总策划：脉望”是陆灏的建议，赵丽雅释“脉望”典出。赵丽雅即扬之水，前《读书》总编。俞晓群在《人书情未了》中有多篇文章忆及“脉望”这一群体，但观书中“沉重的拜谒”、“这一代的精致”、“一流的体验”、“脉望，爱书人的体验”等多篇文章，似乎“脉望”又专属沈昌文一人。　　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给赵氏父子的七言绝句是这样：“死后精英尚不磨，荒山野鬼哭烟萝。但闻白首无书叹，何有充箱塞屋多。”脉望馆藏书在赵身后尽归于钱谦益。　　钱谦益有“绛云楼”储书。绛云楼于1641年夏动土，1643年冬竣工，五楹二层，筑于常熟城住宅半野堂后，楼上储书，楼下置住室、厢房与客厅。绛云楼为牧斋纳江南名妓柳如是而建，拥美姬珍籍于该楼。　　柳如是，号河东君，幼时在周道登家为婢女，后被卖至杨姓妓院，取名杨爱，故陈寅恪詠红豆诗有“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河东君工诗词、善书画，色艺双绝，其诗词被治学严谨的王国维所称道，陈寅恪亦言读之“目瞪口呆”。对河东君的丹青，黄裳先生另有看法：“她有一幅《月堤烟柳图》的卷子流传下来，后面还有钱牧斋的题跋，我见过照片，却实在幼稚得很”。（黄裳：《皓首学术随笔 黄裳卷》）。陈寅恪晚年著有《柳如是别传》，其书前有插图，几幅河东君所绘人物山水和柳如是诗集《湖上草》书影一幅、以及余秋室绘“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是一帧柳如是小像，作书生装扮。　　柳如是以“柳儒士”名初访半野堂时，钱牧斋正赋闲家居。钱是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曾官居明朝礼部侍郎，行贿被革职，因文名播天下，充任东南复社首领。钱纳柳时，柳二十四。清军兵镝南京，柳如是劝钱死节，钱牧斋以畏水寒而拒绝。史敦《恸余杂记》有记：“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刚髡辫而入矣。”钱牧斋献降后，入北京为清廷的礼部侍郎，柳如是未随行，滞常熟并有外遇。但钱降清后，因事逮入京，家人无敢出头，唯柳如是单身千里追随，伺候左右。　　《柳如是别传》的第三章，陈寅恪先生考证了陈子龙与柳如是之间的情愫。谢国桢先生在《方以智年谱序》中写道：“柳如是与陈子龙遇合的逸事，原为人们所不注意，一经寅恪师的揭露，三百年前的社会兴亡，使人如在目前。我读后惟有惶恐俯首再拜，不敢赞叹一辞”。谢刚主因陈寅恪之为学而“惶恐俯首再拜”，余却为柳陈的劳燕分飞深为叹息。
　　陈子龙，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柳如是16岁时拜访陈子龙时，陈26岁，科考毕，27岁的陈子龙与柳如是同偕于江湖。明亡后，陈子龙组织义军抗清，兵败投水殉国。河东君自名“如是”，料当取稼轩《贺新郎》：“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然柳如是又自号“我闻”居士，想必出于佛家语“如是我闻”。辛弃疾婉约豪迈集一身，曾领五十壮士入数万金兵营中生擒叛徒又安全脱身，非仅清谈名士之流，陈卧子亦然。柳如是如能慕稼轩而随卧子驰骋纵横，则绝响古今。《别传》第三章文末写到：“至于陈卧子（陈子龙）。则以文雄烈士，结束明季东南吴越党社之局，尤为旷世之奇才。后世论者，往往以此推河东君知人择婿之卓识，而不知实由于河东君之风流文采，乃不世出之奇女子，有以致之也。语云，‘物以类聚’，岂不诚然乎哉。”　　钱谦益虽然献城引降，仍入清的《贰臣传》。乾隆四十一年，清廷颁《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表彰明末忠烈，陈子龙谥“忠裕”。可见，无论何时、不管何人，都会自觉去维护做人的底线不被突破。往往那些书读不通、理想不明的妄人，为显自己特立独行，专一在宵小中寻出“伟大”。（余指的是周作人粉、胡兰成粉等一众以散淡疏阔自居的读书人）。　　《柳如是别传》里“河东君初访半野堂小景”一图，是清代画家余秋室临顾苓图，由曹大铁收藏。顾苓著有《河东君小传》，陈寅恪的《别传》以此小传为本进行考证。考证非注释，而是以此本为叙事线索进行事实甄别。仅举一例，如《小传》叙述钱柳初会后、同游西湖，而陈寅恪根据同时代人的记文和互相间的诗词唱和，厘清钱柳并没同游西湖，而是分手后，钱牧斋独自去了黄山。　　顺治七年（1650年）十月初二夜，半野堂失火，延及绛云楼，片刻间，宋元佳椠化为灰烬。曹溶在《绛云楼书目题辞》中说：“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火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而卧子门生王沄却说：“一日大雨，雷火焚楼，仅以身免”。绛云楼被焚似无疑问，钱牧斋自己也曾言：“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失火的原因有数说，剪烛、雷火，其中一种大胆的猜想是钱谦益自己放的火。说钱牧斋与郑成功有书信往来、楼中藏有与南明小朝廷的文字，为避祸不得已而人为之。此说看似有些不讲道理，烧掉那些书信文字即可，何必烧楼，还用佳本秘籍殉葬？但那部费千二百金的宋刊前后汉书、以及被后世视为国宝的《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却另藏别处，得以幸免。这又似早有准备。　　在京时，钱谦益常借曹溶的藏书抄录，曹溶说哪天回老家，希望借你的《九国志》与《十国纪年》看看。钱当时答允，南归后，却言“无此二书”。及至绛云楼被火，钱方悔，对曹溶言：“子曾欲得《九国志》、《十国纪年》，我实有之，不以借子。今此书永绝矣。使钞本在，余可还钞也”。惜哉，“藏书家”！
　　一炬之后，钱牧斋追记藏书，作《绛云楼书目》。书目经传抄流出后，一时成为士人学子搜书读书的“菜谱”，按单取书。现通行印刷本为陈景云注钞本，书前有曹溶序，其祖本为清吴翌凤手抄精校本，此本现为曹大铁所藏。曹大铁向有“曹大派头”的称谓，17岁从于右任习书法，19岁拜张大千学画，2009年9月辞世，终92岁。抗战后购钱谦益废园半野园，自己设计建“后半野堂”。1946年，张大千在北京购文物缺钱，电告曹，曹兑售黄金110两，即汇。　　中国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先生曾写过一文，介绍大铁购《绛云楼书目》一事。说是曹大铁的换帖兄弟、版本专家张珩，在苏州文学山房江澄波处见此书，因是路过，钱不够，就嘱江先生将书收好，过段时间来付钱取书。不几日，曹大铁直闯山房，对江先生说：张珩兄曾在此看中一部书，让我来付钱取书。江先生不疑，收钱付货。又隔几日，张珩来山房付钱。江先生道：你不是委托大铁已经付钱取走了书吗？张珩跌足。但在此文中，拓晓堂说曹大铁毕业于东吴大学，实际曹读的是之江大学土木工程系。又云：“绛云楼只存在一年就不幸失于火灾”，能发生如此常识性错误，其言逸事恐怕也当不得真。其当不得真，就如现在的文物鉴定家的鉴定一样，都是生意。　　“清常殁，其书尽归牧翁”（钱曾：《读书敏求记》），而牧翁书又尽归钱曾。钱曾，字遵王，江苏常熟人，藏书处名“也是园”、“述古堂”，钱谦益的族孙。二人皆出钱昌宗，牧斋为九世孙；遵王是十二世孙，亲缘较远。钱曾书痴，其《述古堂自序》曾说：“余二十年，食不重味，衣不完采，摒当家资，悉藏典藏中。”绛云楼被火后，钱牧斋将藏于故居及以后收集的书皆赠与遵王，包括历尽劫难的宋版《两汉书》。钱遵王以藏书编成书目，《也是园书目》十卷，选录一般书籍；另将珍秘宋本善本编成《读书敏求记》四卷。　　《读书敏求记》是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学的专著，它“对于各书次第完缺，古今异同，都加以标明和考订，从版式、行款、子体、刀刻、笔墨断定雕印年代，从祖本、子本、原版、修版来确定版本价值”，目录学史上极有地位。书既成，学者皆欲睹之为快，但钱曾将书锁在书箧中，随身携带，唯恐人窥见。这是一个纯粹的书蠹，藏书不为流传以利人，亦不因富藏而炫世，仅供自己把玩。很似守财奴，区别在于守财奴痴迷的是金钱。　　于是就有了朱彝尊雅盗《读书敏求记》一事。九岁能诗的吴焯曾作是书跋语：“遵王撰此书，秘之笈中，知交罕得见者。竹垞检讨校士江南日，龚方伯遍召诸名士，大会秦淮河，遵王与焉。是夕，私以黄金青鼠裘予其侍史，启箧得是编，命藩署郎吏抄录。并得《绝妙好词》先刻，遵王疑之。竹垞为之设誓而谢之，不轻受人也。晚年稍稍传出，江南旧家间有之”。朱彝尊以宴请绊住钱曾，用黄金裘皮贿赂钱的佣人，才得以潜钞是书。但我现在仍然揣摩不透钱遵王要求朱彝尊设誓不将是书传出去的心理。
　　4　　蔡邕生前即将藏书“载数车与王粲”。后，其二子为曹丕所杀，蔡邕所赠图书归粲族兄之子王叶所有，王叶之子王弼日后成魏晋玄学家，其影响了中国以后数百年学术，其易学，开一派研究宗趣。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考溯学术源流时说：“东汉之末，说易者咸宗郑注。自王弼作《易注》，舍象数而言义理，复作《易略例》、《周易系辞》，间杂老庄之旨，···南北朝时，郑《易》盛行于河北。···惟河南、青徐之间，间行王弼之注。···若江左所行，则以王注为主，立于学官。···至于隋代，王注盛行。唐孔颖达亦崇王氏《易》，故作《易疏》，用王遗郑，而汉《易》遂亡”。蔡邕的藏书，给王弼学术思想的建立提供了多少支持，不好量化，但至少体现了藏书的价值，因为“藏书”不是目的，而在于提供帮助，给自己或是他人。　　聚书不易，藏书人一般在意其身后藏书的命运。学者则更关注书籍的利用，来新夏先生曾于2007年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概叹书的流散，文中说：“直到前几年，北京友人寄来我送友人的签名赠书，并附一信说，在书摊上看到一大批某友人的藏书，其中有许多签名本，偶然见到我的签名本，即贱价买来赠我。这位受我赠书的友人逝世不久，我还写了悼念文章，不意后人已如此快地将他的藏书散之市肆。据知他的后人不是什么不肖子，也是做点学问的，只不过专攻不同而已，是不是为腾居住面积而成架处理?我又从中国书店大众收藏书刊资料目录中，看到著名学者周一良、周绍良先生的藏书在拍卖，并特别标注‘钤有藏章’，用以提高标价，让人不寒而栗，似乎感到身后又被出卖一次。不禁喟然一叹!”尔后，遂将书籍预先捐给了小型图书馆，大型图书馆因版本的原因，恐不会珍惜。
　　施蛰存先生晚年散书，明智之极，散赠于爱书者，替书籍觅得稳妥去处，延续命脉。　　陆灏在《看图识字》一书里说施蛰存晚年散书，得施先生不少藏书。其中：“ 在施先生送我的西文旧书中，以《魏尔仑诗集》最为珍贵。这套彩绘皮装精印的诗集，共有六本”。某日下午，“施先生抚摸着书本，说：‘这套书暂时还舍不得送你，过一两年后一定践约。’果然两年后，收到施先生的信，说：‘《魏尔仑诗集》可以送你了，等天晴，带一个袋子来取去’”。陆灏得到这套书，估计大约是95年或者96年。这套书之所以珍贵，陆灏摘了施先生《买旧书》的一段以说明：“蓬莱路口的添福书庄，老板是一个曾经在外国兵轮上当过庖丁的广东人，他对于书不很懂得。所以他不会讨出很贵的价钱来。我的朋友戴望舒曾经从他那里以十元的代价买到一部三色插绘本魏尔仑诗集，皮装精印五巨册，实在是很便宜的交易”。但我以为，陆灏得到的这套，未必就是戴望舒当年买的那套，那套是“五巨册”、这套是“六本”。　　当年戴望舒买了这书后，有个外国人找到他家，说是本来看好是书，第二天去买，却被戴捷足先登了，恋恋不舍，所以来继续摩挲，此人自称是爱普罗戏院经理，后来与夫人在愚园路开了一家旧书店。我查《上海电影志》，没能找到爱普罗戏院。徐迟有篇《我爱书店》，文中说愚园路一家外国人开的书店，三开间门脸，老板叫：柯希纳尔。不知是不是同一个人。　　戴望舒以《雨巷》一诗初为人知，但卞之琳对此诗评价不高，施蛰存亦以为然。施蛰存撰“谈戴望舒的《雨巷》”一文有说：“卞之琳在《戴望舒诗歌序》中提到过这首诗，他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版的扩充或者稀释……用惯了的意向和用滥了的词藻，却使这首诗的成功显得浅显、浮泛。……‘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这是南唐中主李璟的著名词句，戴望舒作的《雨巷》确是融化了这两句词的意境”。所以“戴编第二本诗集《望舒草》的时候，却把这首诗删掉了”。施蛰存认为戴也意识到《雨巷》浅显。然我辈愚钝，始终认为《雨巷》是现代诗里最好的一首。
　　书与财富，留在不肖子孙手里，往往就糟蹋了。　　谢兴尧先生在《堪隐斋随笔》一书中里讲过一个故事：某冬，北平夜市，一老太太手挽一篮，上面搭一帕子，在寒风中兜售一对铜狮子。有专事捡漏的古董商看老太太衣着神情，知是旧家大户，询价，12元。嫌贵，但见狮子的眼珠煞是可爱，莹莹泛兰光，抠出一瞅，是蓝宝石。就与老太太讲价，只买四颗眼珠，以四元买得。回客栈给同伴一看，都说他发了，有一同伴问清老太太模样和处所，立即去将一对瞎眼的狮子买了来，心想，蓝宝石做眼珠的狮子绝不会是铜的。回来一约，正一斤半，“五寸多长，毛骨如画”，再一擦拭，果是真金。后卖于美国人，价数十万。先人留下的真金宝石，都会让后代当成破铜烂玻璃给贱卖了，何况是书。　　有些继承人，似乎与书有仇。《黄裳自述》里有一文“老板”，是说一从农村出来的废纸店的老板，会认秤而不识字，抗战前在上海开店，常去大户人家收废纸，有一回，“书都堆在楼梯下面的角落里。家里的女人高高站在二楼，倚着阑干，用手绢掩着鼻子看他一捆捆地秤”。后来，老板从此中取了两本给黄裳，嘉靖小字本《吕氏家塾读诗记》和一本明抄本，都是褚德彝的藏书。最后卖了一本堪称孤本的给黄裳，未见著录的、嘉靖刻、元代张玉娘的《兰雪集》。都是老板当废纸秤来的。使人纳闷的是，那个站在二楼的女人何不找个旧书商来收呢？好歹也多卖两钱，书也不至于立即进了还魂纸厂。可她宁愿经济受损，也要贬低书的价值，并希翼它化为纸浆。　　政权交替时，书不值钱。上海一奚姓旧家，将大批旧书卖给了废纸店，捆扎好，第二天就要送到造纸厂去化成纸浆。黄裳闻讯，央此家人去选一下，愿意善价收购。第二天，此人只拿来两本书，说废纸店不愿拆，捆扎好的书码到了天花板，嫌麻烦，费尽口舌只打开了一捆，选得两本。“他选出的两本是万历新安所刻的《罗汉十八图》，大方册，是最精的徽派版画，和另一册黑格旧抄的《续复古编》，是顾氏秀野堂的藏书”。此事黄裳先生记在《槐下说书》里。寒暑之交，固然为形势与生活所迫，然而，但凡有一丝识见，断不至于当了废纸，不为诗书计，单就经济，哪怕抽出一本当旧书卖，也抵得过成捆的废纸。为成捆的古书魂魄寂灭而哀。　　也有风雅的子孙，比如汲古阁毛晋的一族孙，雅好品茗，因此嗜好，书遭大劫。《书林清话》引郑得懋《汲古阁刻板存亡考》“四唐人集”云：“相传毛子晋有一孙，性嗜茗饮，购得洞庭山碧螺春茶，虞山玉蟹泉水。独患无美薪，因顾《四唐人集》板而叹曰：‘以此作薪煮茶，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
　　汲古阁主人毛晋生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常熟殷实人家，科举不第，回家以藏书、刻书为业。广收宋元刻本，进行校勘印刻。门前挂榜“有以宋刻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一时书贾云集，收书无数。叶德辉《书林清话》说：“当时曾遍刻《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唐宋元人别集。以至道藏、词曲，无不搜刻传之”。刻《十三经》、《十七史》历三十年，完工时，已入清十三年了。毛晋子毛斧季，在毛晋身后刻出极有影响的汲古阁《说文解字》。毛氏父子以宋元善本为底本，精校雠，影抄宋本，不失宋本原味，向为学者藏家重视。　　“归愚识夷涂，汲古得修绠”，汲古阁得名于韩愈这句诗。专研学问，如同井中汲水，先得制备长长的井绳。故汲古阁藏书，非高锁楼阁以炫世，而志于刻书以泽人。刻过《学津讨原》、《墨海金壶》的张海鹏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顺治十六年（1659），毛晋卒后，家道逐渐败落，汲古阁书板流散，至康熙时，已四散殆尽。藏书大部归季沧苇，《十七史》刻板归了扫叶山房，如此归宿并不坏，唯《四唐人集》板做薪煎茗殊为痛惜。
　　毛晋与钱牧斋和天一阁范钦与澹生堂祁承爜，分别可谓常熟藏书家与浙东藏书家的代表。常熟派藏家，注重版本，非旧刻宋元版，不入法眼，然依旧刻佳椠对藏书进行校勘、文献辑录与著述，因言之有本，亦善莫大焉。天一阁和澹生堂藏书很少宋元旧刻，多实用书，当时为藏书家视为“弃货”的“方志”、“状元录”等，尽费力搜而藏之，成今日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这不能不钦服浙东人的视界。　　祁承爜，号夷度，明末浙中藏书大家，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清全祖望《旷亭记》说祁承爜“治旷园於梅里，有澹生堂，其藏书之库也；有旷亭，则游息之所也；有东书堂，其读书之所也。”澹生堂是五楹藏书楼，东书堂则为楼前大厅。赵小山《春草圆小景分记》说：“澹生堂藏书十万卷，悉人间罕觏秘册。又东书堂为五六舅父诗坛酒社、名流往复之所”。祈氏制藏书印，铭文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书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当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殷殷之情、敦敦之语，诫子孙守书勿失。未己，书从祈氏儿子手中散出，大多为黄宗羲、吕留良所取，吕晚村作诗讥诮：“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儿女好书人”。吕留良不仅错怪祈氏子孙，也失之厚道。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云：“宣绫包角藏经笺，不抵当时装订钱。忆否旷亭朱榻畔，牙签风过一铿然。”所言即祁承爜之澹生堂。郑振铎为其所著《澹生堂藏书约》撰写的得书记中说：“盖承爜不仅富于藏书，亦善于择书、读书也”。他的读书观在他的《澹生堂藏书约》、《庚申整书小记》、《澹生堂藏书目》等许多著作中皆有体现。旨在对明末学风的批判。祁氏先祖著述，皆入清代禁毁书目。祁氏后人，一代一代，绵延三百余年，冒枭首之祸端，密传至民国、方见天日。直到初年，祁氏藏书才散出、流落书摊，有清初抄本《澹生堂诗文钞》、崇祯刻本《澹生堂集》等。
　　夷度又一子祁彪佳，天启二年（1622）进士，清兵破南京后，彪佳组织抵抗，被俘后自沉殉国难。黄裳先生在他不同选本的书中，有多篇文章论及澹生堂与祁家人，这在“疏阔散淡”的文人中是见不到的。　　邓之诚在《桑园读书记》中首篇即为“祁忠敏公日记”，“忠敏”为南明唐王给祁彪佳的谥号。言曰：“《祁忠敏公日记》六册，民国二十六年八月，绍兴修志会印行，自崇祯辛未七月，迄弘光乙酉年闰六月殉节前一日，先后十五年，首尾无阙。”“祈氏后人存忠敏遗著。凡为书三十五种，三百年来，守而无失，可谓孝子贤孙”。日据时期邓之诚为日酋囚狱，出狱后陋居北平读书，记录心得考证，汇集为《桑园读书记》一书，取“祁忠敏公日记”为书首篇，当时当事，深意存焉。　　祁家诸子图谋复国，事败、破家。因家破而藏书散，不因家破而“子孙世珍”，祁家子孙真好儿郎。　　《江浙访书记》中，谢国桢在《记祁彪佳所著书》目下记有：“我在浙江图书馆见祁氏遗著不下二三十中之多，兹将书目钞录如下”，后列十六种书目。黄裳也曾买到一册《老子全抄》，竹纸绿格写本，书衣有墨笔跋：“此先夷度府君手自点阅之书也。计其时尚为诸生。先人手泽，子孙当世珍焉。不肖男俊佳谨识。时辛亥孟春，已七十八岁矣”。祁俊佳为夷度长子，可见祁氏书籍并未尽散。　　在书的前后或空白处写下的文字，就是题跋。乾嘉时期的黄丕烈是写题跋的高人，其好藏书，且精于版本，长于校勘，其室名“百宋一廛”， 自号佞宋主人，曾先后获宋版书二百余种，称雄海内。黄每得善本，辄作题跋，经其校勘而留下题跋的书在九百种以上。光绪时，潘祖荫搜各书黄跋，得黄丕烈所作题跋350篇，以《士礼居藏书题跋》刊行，六卷。其内容涉及图书的版本、校勘以及流传。
　　寂寞待续“藏书”之5.
　　@yangyizhqun 15楼
20:52:21　　但那部费千二百金的宋刊前后汉书、以及被后世视为国宝的《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却另藏别处，得以幸免。　　-----------------------------　　那部宋版两汉书应该是卖了，卖给了他的弟子兼情敌谢象三。卖书而盖楼。
　　在《弇州山人题跋》中还看到王世贞为这部宋版两汉书的题跋，王为此书，“失一庄而得之”。据其题跋，此书在王收藏时，已“缺目录及陈涉、项籍等传十余卷。”
　　激动得泪奔~~~~~~　　鱼哥是看帖了，不然不能指出这点，谢谢！　　炫耀地对着镜子喊：“终于有人读我的贴了——”。
　　5　　古旧书一旦得黄丕烈题跋，往往值昂数倍乃至百倍，后世藏书家往往黄跋为标，彷佛黄丕烈有点石成金的本领，书籍本身倒在其次了。这几乎成后世藏书家的通病，为了藏书而藏书。但也有人对黄丕烈的题跋大不以为然，1938年，余嘉锡先生为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作序时，强烈表达了这一态度。其序曰：　　“······其后如黄尧圃者，尤以佞宋沾沾自喜，群推为藏书大家，而其所作题跋，第侈陈所得宋、元本楮墨，装潢之美，索价几何，酬值几许，费银几两、钱几缗，言之津津，若有余味，颇类卖绢牙郎；至于此书为何而作？版本之可资考证安全？文字之可借雠校者谓何？则不能知也。故其所谓《尧圃藏书题识》，仅可以考百宋一廛散出之书，于学子实无所益，岂惟远逊晁、陈，即持校《通志·艺文略》、《国史经志》之杂钞书目者，亦尚不及也。呜呼！著录题跋之事，岂易言也者！”　　余氏以为“题跋”当以追溯版本源流、校雠文字异同，还书籍本来面目为本，黄尧圃记录书肆、书估、书价、交易、心情的“题跋”都属谰言琐语。然而，往往是这些琐语，吸引了非专业的读书人展阅“题跋”。即使按余氏的标准界定，吾以为，对黄尧圃的指责亦不尽事实。《尧圃藏书题识》是缪荃孙辑录黄跋的一本书，今以潘祖荫辑《士礼居藏书题跋》为例，其“论衡三十卷（宋刻本）”目下，有曰：“余聚书四十年，所见《论衡》无逾此本，盖此真宋刻元修，明又增补残损版片者，故中间每页行款字形各异。至文字之胜于他本者特多，其最著者，卷首‘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书’两纸，第一卷多‘七下’一叶，余之佳处不可枚举，近始于校程荣本知之，程本实本通津草堂，通津草堂本乃出此本，故差胜于程荣本，其最佳者，断推此为第一本矣”。仅此通例,版本、校雠俱备矣，即粉碎余嘉锡对黄尧圃的诟病。　　吾观《士礼居藏书题跋》，不涉学问，随手而记的闲言琐语，全书不过半的目下有之，有闲言琐语的也仅占该通书跋内容的三四，余氏为仰傅增湘而拟黄丕烈，余以为过甚。但对黄尧圃题跋的不屑，向来已久，认为通身铜臭，不够书香，是商人作风。然而，具商人气的题跋内容，今读来，饶有兴味。其“历代纪元十卷（宋本）”云：“初，书友以是书求售，亦知其为宋刻，需值二十金。于曰：‘此书诚哉宋刻，且系钱遵王所藏，然残缺损污，究为瑜不掩暇。以青蚨四金之可乎？’书友亦以余言为不谬，遂交易而退。按是书传布绝少，故知者颇希，余素检《读书敏求记》，留心述古旧物，故装潢式样一见即识。······”其侃价的有理有节，跃然纸上；其版本知识的自负，溢于言表。
　　实际上，黄尧圃的《士礼居藏书题跋》已成为校勘、版本学家的案头必览，尤因风格活泼为一般读书人所喜爱。黄裳先生似乎也不耐黄跋的闲言碎语，在其多本文集收有的“谈题跋”一文中，偏于诟病黄跋的广告性质。但黄裳本人并未免俗，在他的《来燕榭书跋》中，谈及书人、书肆、书价等的文字，多有所在。如“离骚草木疏”目下云：“······今夏余来京师，数过琉璃厂阅肆，却绝少佳本可得。一日于藻玉堂主人许见此册，诧为异书，问价不答。继乃知，雒某之物，亦姑置之。今日又过之，终以五十万金得之。笺笺一册书，费钱如许，殆有计页论钱之势矣。书痴如此，可为一笑”。当然这是很可一观的好文字，但同样别人亦可如视黄尧圃一般的书商广告，抬价待估。人同一理。书痴会情不自禁地把买书时的情景写入题跋，或将心情感概一并记录，正如黄裳在“史阙六轶”目下文字一样，充满人情和无奈。（太长，不引）　　黄裳同样对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颇有微词。1986年出版的《访书琐忆》中，对傅增湘的题跋多归于卖书广告类；日，在《南方都市报》撰文则认为，傅氏校书时总是兼采不同的异本，辨其异同优劣，兼别其递嬗源流。所据校本，必以“善本”为主。此谓“死校法”，即不论正误，一概据以校出。只能看出刊刻系统、源流，而不能以本证、他证进一步辩其是非优劣。　　所谓“死校法”，适合笨而勤力之人，聪明人举一能反三，此法断不屑用。余固执地以为，中国做学问的聪明人太多，笨的显得不够用。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修订过六版，我国译本皆以第六版为底本。日本科学史学者八杉龙一曾对六个版本进行逐字比对，找出了975处的改动。这种勤而笨的功夫，当下，在中国是不大有的，他们更喜欢用概念来搭建自己庞大的、漏洞百出的理论体系。笨功夫可以从中找到达尔文对物种起源理论的完善和修正，近年庚镇城教授写了一本《达尔文新考》，发现“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都是达尔文在第六版中修订加入，而这恰恰是错误的。很遗憾，余中学的生物，印象最深的遗传学观点恰恰是“用进废退”。　　“死校法”，就是汉·刘向说的：“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如雠。”黄裳先生对傅增湘的微词，是以聪明人来要求勤而笨的人的做事方法，显然是越俎代庖、一厢情愿。正如吾聪明，决不要求本版读书人，都能如吾般融会贯通，读进去又能出来，不弄老死不相往来地罗列一篇一篇又一篇的读后感。傅增湘能“暇时辄新旧刻本躬自校雠，丹黄去手，矻矻穷日夜不休”，“叙板本之同异，辩字句之伪谬，烛照数计，既精且博”，其“平生所校本，於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真面目”。（《藏园群书题记》 旧序·余嘉锡）。不自以为是地妄断，正是傅增湘的过人之处，也是学者对待古籍应有的谨慎态度。
　　据说，最早的题跋当推东汉蔡邕的“黄绢幼妇，外孙齑臼”，这是题于《曹娥碑》后的八字哑谜。据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说：“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己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杨修机敏过人，曹孟德亦有盖世才智。如果这算题跋的话，也就形似。　　真正创立“题跋”这一文体名称的是北宋·欧阳修。他的《集古录跋尾》一书和《杂题跋》27篇奠定了题跋文的基础。但最使余感佩的是欧阳修的读书态度，他会思考敢思考，不盲从。其撰《易童子问》三卷，考辩《易传》七种，认为《系辞传》、《文言》、《序卦传》、《杂卦传》五种非出自一人之手，亦非孔子作。曰：“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从系辞传前后重复和矛盾的说法，断为非一人所作；又从易传的内容思想跟《论语》中孔子的思想不一致，证明它不会出于孔子之手，这是所谓内证。皆是秦汉距宋以来的凿空之声。宋代作题跋小文，影响最大的是苏轼和黄庭坚等。《金石录后序》就是李清照为丈夫赵明诚三十卷学术著作所写的跋文。“题跋于有宋一代虽然在创作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使得宋一代有以后的文集多将其专列一体，但对其文体方面的总结则有些滞后，直到明清时才时有议创”。从体式、内容方面发挥，如“题，额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文后为跋，又有“题后”“文中”等，总之，落笔书籍空白处的都叫“题跋”；内容当然包罗万象，日常生活都可以随手记在跋文中。余以为，朱家溍先生在《故宫退食录》中有一文“我家的藏书”，其中对“题跋”说得最为精到，他回忆父亲藏书时说道：　　“先父藏书藏画，很少钤藏印，对珍贵版本更是如此。题跋也是写在附页上。先父在藏北宋拓本《九成宫醴泉铭》的附页上跋云：‘古迹流传失所，遇庸妄人加以涂抹，钤以劣印，缀以恶札，往往如是，徒使后之见者徒嗟太息，惜其所遭，虽有佳工，不可复改’”。　　窃以为，考镜源流或日常琐事，如果不写在附页上，而在古籍中窜入妄断，即使雅正清丽，也属妄人的附庸风雅。
　　1973年，从咸宁干校返京的朱家溍先生，闲居无事，藏书已经无偿捐献了，遂将藏书目录誊抄了一部，共八卷，时时展观，据自言“也颇有神游嫏嬛妙境的趣味”。先生过去的现实和当时的理想是：“······个人的书房，譬如有一座三至五间的北房，有廊檐。明间前廊四隔窗、帘架、风门，东西坎墙上支摘窗、糊纸、窗内上糊纱，不装玻璃。室内碧纱厨与栏杆。墙和顶棚糊纸。地面上排列着书架、陈列几案椅凳、文具，绝对不作卧室和餐厅使用。这样的标准，架上群书的纸墨香和楠木书箱、樟木夹板，配合散发出幽香令人神怡。春秋佳日，窗明几净，从窗纱透进庭前花草的芬芳和室内书香汇合，花间的蜂喧，使人觉得生意盎然。夏日，庭前蝉聒耳、浓荫蔽地，檐前垂斑竹堂帘，室中则清凉无暑，这个季节中楠木、樟木和老屋的黄松梁柱都散发浓郁香味，使书香倍增。冬日阳光满屋，盆梅、水仙的清香配合书香经久不散”。这样的书房环境，在七十年代乃至以后，都只能成为朱家溍先生记忆和幻想中的美好定格。　　上世纪初的时候，傅增湘书房宽敞古趣必定超过朱先生的记忆和幻想。傅增湘，字沅叔，祖籍四川江安，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二甲六名进士。1919年五四运动，时任教育总长，因抵制北洋政府追究北大校长蔡元培，愤而辞职。后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搜访古籍，致力版本目录研究。名新建居所为“藏园”，取苏轼“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藏园”内有书楼“素抱书屋”、“长春室”、“池北书堂”、“莱娱室”、“企麟轩”、“龙龛精舍”等。想来决不止“三至五间的北房”。傅氏居此“闭户不交人事，所居有山石花木之胜”，于此藏书、校书、著书，一生藏书总计达20万册；校书1000多部，1万多卷；著书有《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群书题记》等数十种。其藏书，苏精先生在《近代藏书三十家》中说：“大约从民国十年以后，傅增湘已是京津首屈一指的大藏家。民国十二年秋间，以二千四百元获得张之洞旧藏宋刊本《白氏六帖事类集》，使得王国维连声嗟叹：‘现在傅在厂中，万不能购得此类书矣’。‘此间无书，有则必为沅叔所得，虽书肆不能与之争。’（王国维：《观堂遗墨》下卷）”。　　傅氏日殁。后其长子傅忠谟将藏园遗书中的480部（约3500册）和傅氏生前所用文具28件捐赠北京图书馆，其中包括宋刊本《资治通鉴》等。文革抄家时，数十年所聚心血免于劫难。　　很遗憾，1938年傅增湘滞留北平时，参加了日本人控制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先后任副会长、会长，也就是汉奸组织。笔者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凡浸淫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颇有成效者，多有一种文化上的惯性和惰性，成为不合时流者。如罗振玉、王国维之于满清；叶德辉和后期的刘师培之于革命；辜鸿铭、陈寅恪执拗地之于传统或正朔。傅增湘和周作人则是另一种情景，两者之间又有根本的不同，前者追慕传统，后者践踏圣贤；前者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能守一，而后者会随环境改变而推诿饰非。
　　你的笔记有点学术，要慢慢看，估计因此有点冷；我倒着读，不错，先读到傅增湘一段，想起多本史书中都尽数其汉奸罪行。　　关于在传统文化中浸淫较深的文人，他们对“民族”的观念更多地站在文化的视角，如陈寅恪的看法就是，华夏文化存，民族存......　　这个问题太深了，免。
　　谢一萍姐点评。虽然年纪不一定有我大，还是从众称“姐”。　　还是你主版时，写过《读书话笔记》的帖子，三年后，拎出来一看，觉得还不错，就用了不少原帖文字重新写。三年前的，是没有大框架，写到哪算哪，这回是想好了再写的。　　冷不要紧，不会永远没人看的，三年前是你教给我的。　　我也在想啊，现在华夏文化还存在多少，是不是比日本、韩国、越南等存在更多。
　　6　　关于上文说的奇怪现象，吾抄一段百年前、一个美国人的书《变化中的中国人》，或可有助解答。余特别推崇该书，是因为它在百年前，用社会学的眼光预言中国，大多依序成了现实。如：“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都不必为中国工业的发展会对西方造成威胁而担心。在本世纪的后半叶，中国人的经济观念将开始形成，并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政治形势”。其支撑结论的论据，余以为亦无懈可击。他论及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时，有以下观点：　　“那些历史较短的新兴民族对于外界事物的刺激往往会作出敏锐的反应。根据它们的经历，人们可以判断出这些民族前进的内在动力，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它们往往不能约束自己内在的冲动，经过一段冲动而引起的混乱后，才能找到明确的前进目标。而那些历史悠久，经历复杂的民族却不同，它们不像新兴民族那样冲动，它不仅能有效地把握自己前进的步伐，而且能够将推动历史前进的各种因素融会贯通，形成稳定的思想和信仰。所以决定这些民族行为的关键不是那些模糊不定的观念，而是思想和信仰。也可以说，这些民族的发展是有目的、有计划的，而不是仅仅靠着一时的冲动。它们把来自各方面的刺激融化为民族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便是民族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这些民族的人们决不会轻率地作出某种决定，并鲁莽地将这种决定付诸实验。一般说来，在作出决定之前，他们总要听取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然后将决定付诸实施。······这种稳定而可靠的品行成为人们在复杂的社会组织以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发展阶段中的行为规范。在复杂的社会中，人们必须谨慎行事，使自己的日常行为合乎社会的要求，同时，社会中那些经过深思熟虑而日渐成熟的认识，也为人们作出明智的决定提供了依据”。　　引文的前半部分，说历史悠久的民族，当变革不可避免时，会从历史和文化深处内生一种理性来对待，不会狂热地拥抱、冲动地改弦易辙，会自然地按照它的文化传统的惯性来磨合，最后选择形成了思想和信仰的方向才付诸实践。这很有道理。但这个叫EA罗斯的社会学家，成该书于上世纪初，不可能看到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在半个多世纪里反复做着非此即彼而且相反的选择，并付诸实施。对此，他会修改他的论断吗？不必。中华民族是被人打上门来拆屋倒灶，逼出来的变革，所以失却了应该的自信和从容。　　说这么多，无非是用EA罗斯对具有悠久历史民族的观点关照该民族的个体。罗振玉、王国维、叶德辉、刘师培、辜鸿铭、陈寅恪还有傅增湘的“反对”，不过是固有文化的惯性，以及对固有文明自信的外在表现。而周作人属于传统文化虚无乃至糟粕持论者，这类人无所持，往往就会无所顾忌地屈服于强权，而且不管强权来自何方。
　　有点深，有点冷，但，值得等。。。。
　　但，值得等。。。。　　============================　　高人啊！~~~~~~~~~~~~~~　　但愿我不会使你等来失望。
　　日，黄裳在《南方都市报》撰文：傅增湘校书驰名，先后娶四房太太，傅官教育总长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负责图书馆，一九五七年七月，周作人在《新民晚报》发表“窃书的故事”（见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四九以后》）。此后，又为一生捧定知堂饭碗的钟叔河编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二卷。“窃书的故事”原以“十堂”署名发表，未收入周的自编选集。好在原文不太长，余引全文如下：
　　据读书人的代表孔乙己声明说，“窃书不是偷”，只能认作斯文人一种玩笑，而且书明明未曾偷去。所以说这是“偷书的故事”，也不很妥当。姑且定名为“窃书”，来一讲这个故事。这故事是鲁迅讲的，我只是转述一下子，也不记得他自己在什么文章里，讲过没有，因为这故事很好玩，所以来重复说一遍。　　这是鲁迅在民国初年在北京教育部时候的事情。他在教育部的官是佥事科长，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管的是文化设施，即图书馆、博物馆的事。其时北京图书馆还未成立，只有一个京师图书馆，略备一点旧书，设在国子监，由教育部聘胡玉缙做馆长，至于部内负责的则为科长，即是鲁迅。其时有一位做过总长的名流，大大有名的藏书家，听到馆中有一部宋版书，渴欲一见，无奈馆中定例善本不外借，所以不能做到。馆中为优待名流起见，特辟净室一间，请他住在里边，可以仔细校阅。那名流惠然肯来，科长亲自接待，捧出宋版来亲手交给他，然后告退。过了几日，名流送信来，说要回去几天再来看书，叫人前去接收。这天仍由科长出马，看见他已整装待发，只等科长一到，将书交还，便挑起网篮铺盖，出馆而去。科长双手接过内装宋版书的楠木合子，将转手交付工友，这时忽然“福至心灵”，当面打开合子来一看；不看时万事全休，只见楠木合子里“空空如也”，不见有一本书。第一个看出破绽的是那位名流，随即回过头去，骂站在后面的用人：“混帐东西，怎么书都没有放好！”佣人连忙从网篮里将宋版书取出，放入楠木合子里。科长这才接过去，安心收下。　　后来鲁迅讲起这件故事，总说回想过去所遇的危险，以这一次最险，也最运气，因为只要一不小心，收下之后，这失书的责任再也摆脱不清了。因此之故，他也最恨那名流，不但认为藏书家即是偷书家，在这里得一实证，也因为个人几乎上他的大当的缘故。语曰，不见可欲，则心不乱。藏书家眼见好书，用尽心思图谋，也是人情，但总不可以违反道德，做出见不得人的事。与那位名流相比，孔乙己穷饿之馀，混进书房，乘主人不在，挟几册破书出来换钱，的确还有几分情有可原了。　　（大段引文，原稿用不同字体，天涯我不会用，不能显示，故单独一楼。）
　　此为周作人言之凿凿一番描述后，又经周粉反复选集出版，傅增湘“窃书”一事似乎可板上钉钉了。余忍不住截断：且慢！　　周文说:“这故事是鲁迅讲的，我只是转述一下子，也不记得他自己在什么文章里，讲过没有，因为这故事很好玩，所以来重复说一遍”。这段话中老太太的絮叨，暂且不说，免得以为“散淡有味”的周粉揪住余辩论。只说鲁迅早不在人世，他是否说过这个故事就颇可疑，死无对证。余以为，鲁迅未说过，是周作人编的。因为没有它证，鲁迅日记不见载，亦不见鲁迅用“窃书”一事砸傅，更不见同时代的人在周文之前有过议论。莫非鲁迅有为长者隐的美德，只对周作人私房言之，不，鲁迅不是这样的人。况且，鲁迅并不尊傅增湘为长，对其向来不忿。其在《病后杂谈之馀》就表达过被伤自尊的愤懑：“这书（明抄本《立斋闲录》）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本明刻《宫闱秘典》去卖给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共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若傅增湘“窃书”，这般且是当事人的猛料，依鲁迅的为人和秉性，断不至功名与身俱去，等周作人来爆。此也可见，鲁迅对傅增湘的成见是一定的。　　有了成见，即使初为友人，鲁迅也会没理由的骂人，其对钱玄同，在《两地书》中叙述1929年路遇钱玄同：“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按：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如傅氏有精彩情节的“窃书”暗隐握周树人之手，能缄口隐忍至死，超乎想象。所以，余以为，必无傅氏“窃书”一事。　　然而，是否大周没事找事地对二周说过这个故事呢？我认为，没有。虽然鲁迅经常化友为敌，谢幕时亦表示一个都不宽恕，但鲁迅的人格制约他不至于构陷。余以为，这不过是周作人向新政权输诚的另一种表态和投机，认为傅增湘是“北洋”和“汉奸”的双料反动，借鲁迅来贬损，保险。且此文未收入周的自编选集，可谓昭彰。
　　周氏兄弟二人的旧学底子和旧学兴趣均不薄，尽管二人都对传统旧学抱不屑，但二人被当下读书人推崇的仍是旧学。为周粉津津乐道的，除了散淡的小品，并不见其他，其小品实质就是对晚明小品文的模仿和致敬，并不脱晚明小品的窠臼。有人为周的选集作序说，从中读出了知堂最彻底的“自由主义”。余以为，如果是的话，“自由主义”该改名犬儒主义更合适。周作人坦言，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有益的滋养，他的人格补益“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主”（周作人：《我的杂学》 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五日），两方面都来自域外。同样，鲁迅从中国古书中读出每页都写着“吃人”二字，但他的治学方向仍然还是旧学，如《中国小说史略》《古小说钩沉》之类，这也得到胡适等人的肯定，在苏雪林于鲁迅身后矻矻缠斗时，胡适为之纾解，肯定“如他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周氏二人，虽然知行不一，但并不妨碍他二人一面捧着旧学的碗化缘，一面摔着旧学的碗听响。这种现象，不单表现在周家兄弟身上，凡是“五四”激进过来的学人，皆存此癖，少有例外。　　鲁迅偏好旧书，前文去孔德学校，就是看旧书。据鲁迅日记载，1916年5月至7月，三个月内他就去过琉璃厂访书达二十六次。周作人亦有同好，《知堂书话》收有一篇写于1934年3月的“厂甸”一文，其文曰：“厂甸的路还是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玄同半农诸君比较不免小巫之尤，”平均不到四天逛一回旧书摊。文中记录买书价不合未成，后钱玄同买来送给他。“承他买来就送给我，书末写了一段题跋云：‘···启明游旧都厂甸肆，于东莞伦氏之通学斋书摊见此谭仲修丈所藏之戴子高先生《论语注》，悦之，以告玄同，翼日二十一日玄同往游，遂购而奉赠启明’”。　　题跋所言“东莞伦氏”，即藏书家伦明；“通学斋”是伦明出资请孙殿起（字耀卿）经营的旧书铺。日，日本人吉川幸次郎写过《来薰阁琴书店》一文，文中说：“从来薰阁往东走至第五家店面，也是南边一侧的，是一家叫邃雅斋的价钱很贵的精品书店。据说与湖南文人与藏书家何绍基家有特殊关系。···不断能取出何家的藏书来卖，且像不尽的泉水那样”。又说道，过了它东面的十字路口，再往东行，也是南侧，有一家翰文斋，也算高大的大门，专营宋元版书，对我要买的“清朝本”书，叫作“新书”。再回到十字路口，走向南的大街，东侧是通学斋，主人孙殿起，因脸上有麻，人称孙麻子，店如人也不大清楚。对清朝考据家的书籍十分精通，写有《贩书偶记》、《丛书目录拾遗》等书”。《贩书偶记》是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一类的书。
　　其《琉璃厂小志》，内容多辑他人的文章，其选文包括古玩字画玩具花鸟、新春风俗等，凡与琉璃厂有关均入选目，博采自书籍、笔记、题跋等，著述只《琉璃厂书肆三记》、《贩书传薪记》等几篇，合起来实称得上琉璃厂的志书。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说的是乾隆中叶事，缪荃孙的《琉璃厂书肆后记》记的是民国元年至三年事，孙殿起的《琉璃厂书肆三记》与孙氏外甥雷梦水的《琉璃厂书肆四记》从民国讲到1958年公私合营，四记一并编入到该书的“第三章 书肆变迁记”中。这“四记”完整地介绍了琉璃厂作为古籍流通的、渺不可追的前生前世。　　“琉璃厂”书肆，在黄裳及往前数的藏书、读书人的心中情结，自不必说，就是当代学人中，以“琉璃厂”为题作文记事，也多有所在。陈平原的《琉璃厂》，有言：“辽时京东郊一乡村，元时建琉璃窑得名。清中叶后成闹市，乾隆38年（1773），四库开馆，书市大发展，历200年”。姜德明在1981年的《琉璃厂寻梦记》中，有这样记述： 1912年，鲁迅刚到北平一周便去了琉璃厂，1932年最后一次北返探亲，亦去，并发现笺纸的可贵，遂鼓动郑振铎合编了一部《北平笺谱》。1933年，吴晗还是清华大学学生时，在琉璃厂得《碧血录》一书，该书是关于东林党人同阉党斗争而被残害的纪事。其中，数唐鲁孙《北平的书摊儿》的追忆最发人神思：　　“最有名的有翰文斋、来薰阁、二酉堂、经香阁、汲古山房几家，讲究版本。多半由破落户旧家整批购进。有的压个三、五载也出不了货，大书铺的存书，甚至于比一个图书馆的书还多还齐全”。　　“旧书铺里，总有两间窗明几净的屋子，摆着几张书案长桌，凡是进来看书的人，有柜上的徒弟或伙友伺候着。如果参考版本，他可以把这本书的不同版本，凡是本铺有的，全部一函函拿出来任您查对；有的资深伙友，告诉他要找什么样的资料，他们还可以一页一页地给您翻查，本铺没有，还替您外借”。　　“看书时，抽烟柜上有旱烟、水烟，喝茶有小叶香片、祁门红茶；如果吃什么点心，可代买。有过交往的，柜上招待是常有的事。如懒得出门，则写个便条给书铺送去，书就会送来，送来后放个十天半月，不买也没关系”。
　　今天有空，又从下往上看去，提拔一说，能吸引非专业读者也算善哉，书虽圣品，终须阿堵物去换来嘛。我不藏书也不懂藏书，不过楼主说的这些藏书家偶尔也在这里那里有见提到，所以读起来颇觉有意思。　　鱼哥那边为周二快擦出火花了，倒是这边安静，楼主说的也有道理。我自觉比楼主年纪大，目前已经是第二次退休返聘（被女儿返聘），但学识肯定比楼主差远了，不学无术，和其他俗人相比，只不过略爱读书而已；用我这个俗人的眼光看周二，第一他的散文可以一读，第二，他这个人很可怜，和他哥一比真是差远了。我说他的散文可以一读，但是他哥的几篇小说我是一读再读，特别是《阿Q正传》，迄今看到描写人性的没有超乎其上者（个人看法），阿Q打不过王胡子，惹不起赵太爷，就去欺负小尼姑，这个这个......　　周二这个人，懦弱，战后声称留在沦陷区是受校长托付，我觉得是他不想离开安乐窝校长才顺水托付一下罢了，留下就留下吧，一脚栽进臭泥潭，爬出来一身腥臭清除不净，最后用“一说就俗”搪塞一下，安慰自己，真是可怜。　　帖子真不错，不知有无版主来读一读。
　　一萍姐应该是很爱读书，不是略爱，像这个一般人觉得枯燥乏味长贴竟能一再跟读，很说明这点。因为没有阅读储备，读该贴实在是乏味。　　关于周二，我认为鲁迅对他的定义很恰当，一个字“昏”，他用“一说就俗”来搪塞，正显出他的“昏”。我不反对钟叔河这样的周粉，但腻歪止庵这般的周粉。　　不敢自认学识，也不甘不学无术，如果一萍姐认“不学无术”，那我不得不把自己归类于“不学无术”。　　版主不知来过没有，可能没来，他们一般不会在意一个不熟悉的ID。总之，我认为书话板块的人都很“矜持”。
　　7　　1986年12月，姜德明先生写了《逛琉璃厂》一文，记录与王冶秋逛琉璃厂书肆淘书一事，时间估计是1974年前后，因为王冶秋于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才从干校解放出来，返京复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一职。　　王冶秋的藏书室取名“零本斋”，收书多为藏家书目不见记载的，鸡零狗碎的本子，故得名。其藏书在“文革”初期就以麻袋盛之，送废品站当废纸卖了。据姜文言，王冶秋曾藏有“一本清代笔记专谈螃蟹的，从生理、食法到营养，以及后代咏蟹的诗文。还有一本专谈卖膏药的”，此时，都早已成了还魂纸。专谈螃蟹的，余记得宋代高似孙有《蟹略》一书，四卷，卷一是蟹原、蟹象；卷二言蟹乡、蟹贝、蟹品和蟹占；卷三曰蟹贡、蟹馔、蟹牒；卷四为蟹雅、蟹志、赋、咏。依稀记得来新夏先生在《清人笔记附录》中也介绍有一本清人的笔记是专门讲蟹的，名字忘了，没准是同一部书。中国文人向来与螃蟹有着不解之缘，南朝《世说新语》就记有“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的名士狂生，近代名士溥儒则“食蟹三十个尚不饱也”。尽管笔者对名士作派不太感冒，然而，但得秋风起，亦性喜食蟹。　　藏书，是一种上瘾的癖好。经过1966年的荡涤，姜德明第三次也是彻底的一次清理了他的藏书，王冶秋也失去了“零本斋”的所有，但到1974年，气候稍一回暖，他们又抵御不住癖好瘾发，蠢蠢欲动去访书。七、八十年代，对极度书痴和先知先觉者而言，是聚书的黄金时代。那时，抄家得来的书，散落书市，价极廉。刘自立在《记北京旧书店》记言：“60年代末，琉璃厂开始卖书，需要介绍信进去，大院在南面有一大门，上写‘中国书店’，进大门，过一个广场，两侧也是书房，奔北面一座两层小楼，门房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