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国企业所得税减税空间不大 非税负担降低是重点|贾康|企业所得税|减税_新浪财经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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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证网讯 （实习记者 孙翔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12月12日举办的2017年华尔街见闻全球投资峰会上表示，中国如果需要降税的话，企业所得税空间不大，降低企业的非税负担应该作为不可回避的重点领域。　　贾康表示，中美税制结构和税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中美各有侧重，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是25%，比美国的35%更低。此外，中国还有高科技企业实行15%税率等税收优惠政策，中国的减税措施比美国做的早很多，所以企业所得税虽然还有降低空间，但是空间有限。　　贾康表示，从税的角度看，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主要负担在于非税负担。“现在中国的企业负担确实很重，我们正税之外还有分税的负担是非常多的”，贾康说，非税负担包括五险一金、行政费用、政府隐性负担等。　　贾康认为，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用脚投票，应该利用当前的外部冲击，形成基本共识，更好地促进中国企业负担降低。应该把企业非税负担当做不可回避的重点领域。具体做法包括三点：第一是通过社保体系的改革，促使五险一金降低。第二是减少行政性收费。第三是通过经济改革、行政体制改革配套降低企业隐性负担，把一些基础设施、产业新城的建设等等这些非常有分量的投资项目以PPP新机制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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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雍君：中国减税的空间取决于政府规模
　　由新浪财经主办的“2014新浪金麒麟论坛”于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变革与决策。上图为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新浪财经主办的“2014新浪金麒麟论坛”于日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变革与决策。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在论坛在中表示，如果我们的公务员队伍能够压缩到精尖的水平上，我们减税的空间还很大。
　　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雍君：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减税空间的问题，即使我们有减税的空间还要问第二个问题，我们真有必要减税吗？当然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的空间还有没有，我认为有，中国油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政府，数量最多的公务员队伍，我们政府公共支出占全部GDP的比重高达45%，几乎是世界第一，从这个宏观层面来看，中国减税的空间很大，但这个空间取悦于我们政府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朝着小政府、大社会这个方向前进，如果我们的公共支出能够压缩在合理的规模上，如果我们的公务员队伍能够压缩到精尖的水平上，我们减税的空间还很大。
　　就算现在我们政府的规模不变，我们政府每天在银行账户上还有很多的财政资金沉淀，既然有那么多的钱没有花出去，至少说明我们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减税空间。当然我们还必须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即使有这么大的空间，我们的减税就是合理的吗？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减税跟我们的政府支出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对经济的干预。我们现在要估算一下政府减税减了那么多，我现在不能确切的知道究竟有多少，我估计数千亿是没有问题吧，我们要问，这些减免的税是纳税人的钱，谁在享受好处，减税政策真的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吗？哪些减税政策效果不佳，哪些减税政策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些问题我们考虑过吗？还有我们减税的行业分布，我们减税合理吗？减税的问题不仅仅是空间问题，我们必须要追问，我们怎样减税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关注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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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减税”的空间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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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财政、金融、产业经济等。曾参与发展研究中心多项重点课题研究，参与课题曾获得2012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一等奖，多次获得“中国发展奖”。张俊伟最新文章
　　【财新网】（专栏作家 张俊伟）近年来，（本文中“减税”的内涵既包括减税，也包括清理政府性收费）话题一再撩拨社会神经，成为社会热点。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减税是经济刺激政策的重要选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企业经营困难，政府需要采取刺激政策以稳定经济运行；其次，“反危机、稳增长”的实践暴露了政府直接投资的诸多缺陷。“更多地依靠市场、把决定权交给市场”已成为普遍共识。再加上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改革，把减税、减轻企业经营成本列为重要内容，更提高了减税话题的热度。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包括“营改增”在内的一系列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措施。经过测算，上述政策将“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在不久前召开的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李克强总理再次提出“将进一步推进对企业的大规模减税，推进金融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进一步打开了公众对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想象空间，使其对减税充满期待。
　　（一）现阶段中国不存在激进减税的条件
　　和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并不存在大范围减税的外部环境：
　　首先，中国现行税制是借鉴国际税制演进最新成果建立起来的，其中就包括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减税”的经验。税制建设指导思想的融合，消除了实施激进式减税政策的社会压力。
　　其次，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发掘减税空间。近年来，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减税措施，具体包括：对小微企业实行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微利企业减半增收所得税；提高对个体经营营业税的起征点；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归并税率等级；以及削减产品进口关税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减税的空间和潜力越来越小。
　　再次，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对减税产生强力制约。当前，政府“增收节支”压力巨大，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速回归常态，另一方面公共支出呈快速增长态势。从中长期看，中国又面临老龄化快速发展的挑战。近期调整的困难和远期财政支出的压力挤压了中国减税的空间。
　　最后，社会思潮和公众意识已发生变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推动发展成果共享、实现公平正义在中国成为社会发展潮流。这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要求强化市场机制、激发经济活力的社会呼声完全不同。历史的钟摆要求政府扭转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倾向、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而履行政府职能是离不开相应财力保障的。
　　上述多种因素的制约，决定了中国现阶段不具备开展激进式减税的条件。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税制演变的基本方向，是税制结构优化而不是大规模的普遍减税。
　　（二）今后一段时期减税的空间和潜力
　　税制结构优化的特点，决定了其必然是“有增有减”。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完善税制曾做出系统规划。从推进“五个发展”、推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高度出发，中国当前的税制重构应包括以下内容：（1）统一增值税税率与完善分税制；（2）房地产税改革与地方政府收入体系重建；（3）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强化收入调节功能；（4）完善减税政策，突出政策导向；（5）更加重视发挥特明目的税作用；（6）规范非税收入，提高法制化水平。在上述诸多项改革中，一些措施因为融合了短期宏观调控（减税）和中长期税制重建的“双重标准”而具有先行一步的诸多优势。概括而言，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减税的空间主要表现在：
　　1.统一增值税税率，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全面推行“营改增”消除了营业税与增值税并存的状态，但也把制造业与服务业税收待遇不平等的问题集中暴露了出来。目前，中国制造业增值税税率是17%，优惠税率为13%；而服务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3%、11%、6%、3%（乃至零税率）。需要统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值税税率，以消除行业间税负不公、增值税税率过多的问题。
　　2.重建地方政府收入体系、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目前，中国房产税改革的相关工作进行有序推进，社会各界也把遏制房地产泡沫的希望寄托在推出房产税上。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拥有社会管理者和城市土地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具有通过统筹房产税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以实现收入最大化的强烈动机。房产税的推出有可能蜕变为加重居民负担的新工具。因此，必须完善相关制度设计。政府在推出房产税时要提供关于住房保障的郑重承诺以切实让利于民，引导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3.提供经济激励，推动个税征管模式转型。缩小收入差距需要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作用。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实现横向公平的重要制度依托。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度以居民按时申报收入为前提。推动个人所得税由分类计征、代扣代缴向综合申报转型，需要建立相应机制，使大部分人能够从主动报税中获得好处！这也意味着就普通纳税人而言，综合征税的实际税负要低于分类计征下的税负水平。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减税。
　　4.进一步增加企业所得税减免力度。从鼓励“双创”、增加就业、激发经济活力的需要出发，可以探索实行随企业规模而逐步强化的阶梯式所得税政策。具体内容可以设想为：对微型企业，适用10%的所得税率；对小型企业，适用15%的所得税率；对一般企业，实行25%的基准税率。
　　5.大幅削减政府性基金。在税收之外，中国还有着规模超过万亿元（不含土地出让金收入）的政府性基金。政府性基金量大面广，使用效率低下，缴费企业和个人对此反应强烈。并且，由于时势变迁，设立政府性基金的理由很多已经不复存在。应当大幅削减政府性基金，让利给企业和居民。
　　6.优化社保缴费水平。一些社会保险项目，存在缴费偏高、社保收费明显超过实际支出的现象，需要在科学测算实际资金需要的基础上予以调整。
　　（三）破除盲目崇拜，把减税工作顺利推向前进
　　应当看到，目前社会各界对减税问题存在许多认识误区。我们只有正本清源，破除迷信，才能把“减税”工作顺利推向前进。
　　1. 更多地把减税看作是制度完善，而不仅仅是宏观调控工具。当前有一种倾向，把税率调整看作是逆周期宏观调节的工具。“经济过热就增税，经济低迷就减税”，其背后的逻辑仍然是“政府万能论”。且不说税率调整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仅时间滞后性就足以使税率调节不可能成为得心应手的短期调节工具。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了，企业经营困难，呼吁减税情有可原。但稍微思索一下就知道，企业开展投资的前提是预期收益大于投资成本。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公众（企业）的预期本来就是偏悲观的，再加上经济、技术、政策变化导致不确定性增加，民间投资出现增速下降是必然的。减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企业成本，但企业成本的下降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企业利润，并进一步转化为企业（民间）的投资行动，都需要深入观察。因此，我们不宜对减税采取过分功利性的态度，而应当从中长期的角度看待减税问题。
　　2.细化制度设计，平稳推进减税。
　　目前，对于减免政府性基金的呼声很高。应当看到，许多政府性基金在逐渐固化为部门利益的同时，也成为特定领域公共服务乃至政府性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的收支循环相互加强，最终形成了一种“均衡”状态。一旦取消其收入来源，上述均衡就难以维持并很可能传播开来形成震荡(如对水利、港口、机场建设等带来负面冲击）。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则很可能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道理很简单:减税将直接带来政府投资同等数额的下降，而其带来的投资刺激效应却小于税费减少数额，“一增一减”下来，其净影响不是扩大总需求，而是收缩总需求。因此，需要完善制度设计，使减税效果的负面冲击最小化，力争实现减税效应的最大化。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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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还有较大的习近平总书记11月10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强调，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经济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市场猜测，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意味着有可能推出减税政策。此前，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曾提到，从金融危机教训可以反思，3%的赤字率红线和60%的负债率红线，是不是绝对科学的标准，这些观念的僵化并不利于改革，要在实践中调整。这被市场认为是暗示财政政策或有进一步扩张。准确理解朱光耀的话就必须放在其讲话的大背景中分析，他的讲话大意是“IMF认为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新一轮衰退，这种对经济走势的基本判断的改变需要重视”。因此，他的这番话可能并不意味着当前中国为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而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只是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全球新一轮衰退的担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曾提出，2015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1.12万亿元，地方财政赤字5000亿元。赤字率由2014年的2.1％增至2.3％。这与国际上通常认为赤字占P比重不超过3％的警戒线还差一段距离。市场为何呼吁通过减税实现这一目标呢？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下行，企业的符合日重，因为利润率越来越低，但实际融资成本上升，用工成本过高，其中包括企业负担过高的社保缴费率。中国2008年后采取的刺激措施，导致基建、地产与服务业大幅增长，转移了大量劳动力，造成工人工资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汇率、人工、税费、地租等成本上涨让传统制造业承受了巨大压力，随着基建、地产等行业的回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但成本依然居高不下，使得传统企业遭受成本上涨和需求放缓的双重打击。
尽管中央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并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基建项目，但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犹在。市场倾向于认为，这种扩张性的刺激政策不如通过减税降低企业压力有效。至少减税可以避免财政定向支出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不管对企业或劳动者而言都会受益。比如里根时代为应对滞胀所采取的政策就是大规模减税，刺激企业投资以及个人消费。但是，恰恰是这种对未来出现衰退的担忧，使得目前减少税收不太可能，这是为了防止未来承受巨大的支出压力。中国2015年前三季度的名义增速6.6%，而财政收入的增速高达7.6%，此外还有巨额政府存款沉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发展实体经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激活存量增长动力”，并且要求“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为实现这些目标，减税是一个最好的方法，而且中国还有较大的减税空间，这需要决策者有长远眼光，而不能斤斤计较短期压力。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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