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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转载）克格勃绝密档案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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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瓦西里·米特罗欣 著王振西 主译--------------------------------------------------------------------------------
瓦西里·米特罗欣，前克格勃特工人员，一直在克格勃总部工作， 其中有近三十年是在克格勃档案室工作，管理最机密的档案。在他工作的最后十年 里，他不间断地抄录和复制克格勃的绝密文件。白天他将抄录的文件带出办公室， 藏在自家别墅的地板下面。1992年3月他带着大量绝密文件来到英国驻波罗地海某 国的大使馆，并在英国使馆的周密安排下，于12月逃到英国。
米特罗欣带到西方的绝密档案泄露了数以千计的遍布全球的苏联特工人员的详 细资料，其中有一些是隐藏很深的“特工”。档案还披露了从十月革命到戈尔巴乔 夫时期，克格勃所从事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间谍活动。例如：在国内，捷尔任斯基 死亡之迷，托洛茨基被暗杀的经过，贝利亚是如何被赫鲁晓夫杀害的，赫鲁晓夫又 是如何倒台的；在西方，克格勃是如何拉西方政要下水的，如何镇压匈牙利事件， 如何扑灭布拉格之春，为何入侵阿富汗，等等。大量惊心动魄的活动，不胜枚举。 因此，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这是“从任何来源都不能获得的最完整、最全面的情 报”。
第01章 米特罗欣档案
第02章 从“契卡”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第03章 大特工
第04章 剑桥“五杰”
第05章 大恐怖
第06章 战争
第07章 曼哈顿计划和合金管计划
第08章 胜利
第09章 从战争到冷战
第10章 五十年代在北美的间谍活动
第11章 古巴导弹危机前后的情报活动
第12章 “阿贝尔”之后的特工
第13章 中央情报局与克格勃相互渗透
第14章 政治领域的战争
第15章 镇压“布拉格之春”
第16章 “进步”行动
第17章 克格勃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
第18章 克格勃与欧洲共产主义
第19章 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
第20章 戈尔巴乔夫下令释放萨哈罗夫
第21章 冷战时期的技侦情报工作
第22章 特别任务第一部分
第23章 特别任务第二部分
第24章 针对英国的冷战行动第一部分
第25章 针对英国的冷战行动第二部分
第26章 罗密欧间谍与纪尧姆事件
第27章 冷战期间的法国和意大利——间谍渗透和积极措施
第28章 对苏联教会的渗透和迫害
第29章 波兰教皇和团结工会的兴起
第30章 波兰危机和苏联集团的瓦解
第31章 结束语
第32章 克格勃历任主席（）
第33章 国外情报机构负责人（）[ 本帖最后由 拣垃圾的帅哥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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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特罗欣档案　　本书是在作者大量接触了克格勃国外情报部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后撰写而成的。这些档案是世界上最机密、保守最严密的档案之一，此举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迄今为止，国外情报局，即现在的俄罗斯国家情报机关，仍非常自信地认为不可能出现像这样的一本书。1996年12月德国《焦点》杂志曾报导称，一位前克格勃官员“带着一份有上百名俄国间谍的名单”叛逃到了英国，国外情报局的发言人塔蒂亚娜·萨莫利斯当即嘲笑此事为“纯属胡言”。“数以百计的人，根本不可能！”她说，“叛徒可能得到一个、二个或许三个特工人员的名字--但绝不可能是数以百计的！”　　虽然国外情报局用“不可能”这样一句话轻描淡写地使这个报导不了了之，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克格勃的叛逃者带给英国的不只是几百人，而是遍布全球的数以千计的苏联特工和情报人员的详细资料，其中一些是隐藏得很深的“特工”，他们用假的外国公民的身份做伪装。从十月革命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所有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如今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1992年，当英国秘密情报局帮助那位叛逃者秘密逃离俄罗斯的时候，他们不仅带上了这个叛逃者的家属，也带走了六个箱子，其中装有至1984年他退休前十二年来，几乎是他每天记载的关于克格勃绝密档案的详细材料，甚至还包括远至1918年的档案。这些箱子所包含的内容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形容为“有史以来从一个情报人员手中得到的最完整、最全面的情报”。　　瓦西里·尼基季奇·米特罗欣，这位收集了此份非同寻常的档案的克格勃官员现在已成为一名英国公民。他1922年出生于苏联中部，1948年开始了作为一名苏联国外情报官员的生涯。当时，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的前身）的国外情报部门与总情报局暂时合并在一起，形成了情报委员会。1952年，当米特罗欣第一次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时，情报委员会已经解体，国家安全部又恢复了与总情报局的传统的竞争。在情报局工作的前5年，他是在一种极端多疑的气氛中度过的。当时正是斯大林执政的最后时期，苏联情报部门受命在全苏联进行政治迫害，以防止任何铁托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尽管这些阴谋绝大多数都是臆想出来的。　　1953年1月，有人公开指责国家安全部开展的追捕阴谋家的行动是“缺乏警惕性”的。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发布的一则耸人听闻的通告称，在过去的几年中，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西方情报机构一直在与一个由犹太医生组成的恐怖组织共同策划一个阴谋，旨在“消灭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两个月里，国家安全部力图通过追捕这一臆想中的阴谋的参与者来证明他们那高度的警惕性。实际k，他们所谓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顶多也就是一场略作伪装的反犹太大屠杀。就在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前不久，米特罗欣受命调查《真理报》驻巴黎记者尤利·茹科夫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这个人的妻子的犹太血统使他受到了怀疑。米特罗欣感觉到斯大林残暴的安全主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打算将茹科夫卷人杜撰的犹太医生阴谋。然而就在斯大林葬礼的几周后，贝利亚突然宣布该阴谋从未存在过，那些被称为阴谋家的人也随之被宣告无罪。　　到了1953年夏天，贝利亚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中的大多数同事又团结在一起，原因是慑于另一桩阴谋--那就是贝利亚正在策划政变，企图夺取原来被斯大林占据着的职位。7月，当米特罗欣在某外国首都访问期间，收到一封要求他亲自破译的绝密电报。他惊奇地发现贝利亚已被指控犯下“反党、反政府的罪行”。后来他才听说贝利亚在主要竞争对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秘密策划下，已于6月26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被捕了。在他的单人牢房里，贝利亚给他以前的同僚们写了多封求饶信，苦苦恳求他们饶他一命：　　给我一个不起眼的工作吧，两三年后，你们就会发现我已改过自新，仍然对你们有用……在现在这种境况下，同时也因为光线差，又没戴眼睛，信写得稍微零乱、潦草了点儿，请求同志们原谅。　　因为不再害怕他，同志们仅仅把这当成是他惊惶失措后的笑料而已。　　12月24日，有消息说，经最高法院审判，贝利亚已经被判处死刑。由于担心破坏共产党政权的形象，他对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屠杀所应担负的责任和强奸过数名未成年少女的记录不能被公开，他的罪名被莫须有地宣称是与英国及其他西方情报部门勾结，阴谋“复辟资本主义，恢复资产阶级政权”。贝利亚因而成为继30年代的雅戈达和叶若夫后，第三位被枪决的苏联安全长官，其罪名包括充当英国特务（臆造的）。按照斯大林时代的传统，凡购买《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读者都被要求用“一把小刀或剃须刀”将有关贝利亚的条文挖掉，代之以一篇关于白令海峡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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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一直被人们广为传诵，那次报告是对斯大林主义的第一次官方批判。赫鲁晓夫认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导致“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党性原则、党内民主及革命法制的扭曲”的根本原因。此次讲话由中央委员会通过秘密信函传达给克格勃内的党组织。米特罗欣所属的支部用了整整两天时间讨论它的内容。他仍可以清楚地回想起支部书记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捷尼科夫（后来任克格勃驻芬兰情报站站长）的结论：“斯大林是个土匪广’听到这句话后，有些党员因为震惊--或者是出于谨慎--而说不出话来，其他一些人则同意捷尼科夫的观点。虽然米特罗欣确信他们脑子里都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但没有人敢说出来，那就是“当这些罪行发生时，赫鲁晓夫在那里？”　　受这个秘密报告的影响，米特罗欣变得越来越敢于为自身的利益说话。尽管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米特罗欣对克格勃运作方式的批评并不算严厉，但是他还是在1956年被从行动部门调到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馆工作。在那儿，他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回答其他部门和各地方克格勃机关提出的咨询。米特罗欣发现，贝利亚的个人档案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被销毁了，这样一来，他所收集的有关他以前同事的负面资料便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年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洛夫曾非常尽职地向赫鲁晓夫报告说，贝利亚的档案中有很多“煽动性、诽谤性”的资料。　　一些曾在斯大林统治后期备受冷落的作品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重新出版，米特罗欣是这些作品的忠实读者。1954年发表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新诗集，这是自1945年以来第一次发表他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是从苏联革命前即开始文学生涯的最后一位俄罗斯著名作家。这是斯大林死后发生在莫斯科的第一件文学领域里的大事。这组题为《来自小说“日瓦格医生”的诗歌》的作品与一部尚未完成的长篇巨著的简要描述一起发表在一份文学杂志上，这组诗将在那一长篇大作中出现。完稿的《日瓦格医生》讲述了一位谜一般的男主人公从沙皇统治后期到苏维埃政权早期的曲折人生。1956年，这本书被官方认定极富颠覆性，并被禁止出版。在小说中，当日瓦格听到苏联革命的消息时，“他为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所震撼，觉得它的深远意义将世代流传。”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更进了一步，他把作品中所显现出来的对这一政权的精神虚无的感觉准确无误地传达出来：列宁是“复仇的化身”，斯大林是“长满麻子的暴君”。　　帕斯捷尔纳克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第一位在国外出版作品从而逃避了被禁命运的苏联作家。当他把《日瓦格医生》的打字稿交给意大利出版商的代表詹乔科莫·费尔特里奈利时，詹乔科莫·费尔特里奈利忧郁地笑着对他说：“我在此特邀请你届时观看我面对行刑队时的情景广’不久，迫于官方命令，帕斯捷尔纳克给费尔特里奈利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从出版社撤回原稿；但私下里，他写信告诉费尔特里奈利继续出版。1957年11月，《日瓦格医生》以意大利文首次出版，并被译为24种语言，成为畅销书。一些西方评论家称赞此书是继托尔斯泰1899年出版的《复活》之后最著名的俄国小说。虽然莫斯科官方对《日瓦格医生》一书的成功十分震怒，然而，帕斯捷尔纳克却在195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发给瑞典文学院的电报中，帕斯捷尔纳克称自己“非常感激、感动、自豪、惊讶和惭愧”。苏联作家协会的报纸《文学报》则称他是“为了30块银币一一诺贝尔奖金--而出卖自己人民的文学犹大”。在官方的巨大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致电斯德哥尔摩称，“考虑到我所属的这个社会赋予这一奖项的重要意义”，他不能接受该奖。　　米特罗欣虽然不欣赏帕斯捷尔纳克，但他仍然认为官方对于《日瓦格医生》的批判正好代表了赫鲁晓夫在文化上的野蛮意志。“文学和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发展进程，”赫鲁晓夫蛮横地坚持说，“必须……由党来决定。”对于莫斯科文学机构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新斯大林主义式的谴责，米特罗欣感到非常气愤，于是1958年10月，他给《文学报》写了封匿名信。尽管信是用左手写的以便掩饰其笔迹，但在一段时间里，他仍很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被识破。米特罗欣知道克格勃的档案中保存着大量经常用以追查匿名信作者的资料。他甚至担心，因为他封信的时候舔了一下信封背面的胶纸，克格勃的实验室可能由此鉴别出他的唾液。整件事加深了他对赫鲁晓夫的怨恨，因为他并未像1956年秘密报告中所表示的那样，开展一场全面的反斯大林运动。他怀疑是赫鲁晓夫亲自下令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迫害，以警告那些试图挑战他的权威的人。　　那时，米特罗欣并不是一心要推翻苏维埃政权，而是渴望出现一个比赫鲁晓夫少一些斯大林时代印记的新领导人。到了1958年，谢洛夫的克格勃主席职位被他最主要的批评者之一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所取代。米特罗欣相信，期盼中的新领导人出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仅40岁的谢列平就以游击队司令而闻名。在年间，作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共青团）的领导人，他曾在赫鲁晓夫的“处女地”运动中动员成千上万的青年去把荒芜的大草原变成适于耕作的农田。尽管这些新集体农庄后来由于水土流失垮掉了很多，但从短期来看，这次运动的成就还是相当辉煌的。苏联的新闻片中经常映出无数排联合收割机在麦浪起伏、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前进的画面。　　正如米特罗欣过去所希望的那样，谢列平迅速在克格勃中树立起了彻底的改革派形像，从共青团中挑选了一批精干的年轻人代替了许多老斯大林主义分子。米特罗欣印像非常深刻的是，谢列平发表电视演讲的时候，只是非常简单地看一眼稿子，然后就直接对观众演讲起来，不像大多数苏联领导人那样机械地读早已准备好的文章。谢列平试图为克格勃树立一个新的公众形像，他在1961年时声称，“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已经被彻底消除了……契卡主义者们（克格勃的官员们）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党和苏联人民。”米特罗欣对谢列平怀有深刻印像，还因为他对他的一个亲戚非常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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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之前的贝利亚以及他之后的安德罗波夫一样，谢列平的雄心壮志远比做克格勃主席更为远大。据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说，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当20岁的谢列平曾被人问起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时，他马上回答说，“当领袖！”谢列平希望他的政治生涯能把他引向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这一职位，而克格勃只是这一征途中的一块垫脚石。1961年12月，他离开了克格勃，但作为新成立的很有权威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他仍继续指导克格勃的工作。新任克格勃主席是时年37岁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俾特内，他曾经是谢列平的部下。他年轻但不如谢列平那样有闯劲。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谢米恰斯特内重新又开始销毁那些能从中洞悉苏共中央主席团在斯大林时期的活动的档案材料，他下令毁掉了有关清除中央委员会委员、高级情报官员和斯大林时期住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主义者的材料。　　米特罗欣一直把谢列平视为未来的第一书记，故此，当1964年谢列平成为打倒赫鲁晓夫的政变中的领导人之一时，他丝毫也不觉得惊奇。然而，对贝利亚的记忆仍十分鲜明地留在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人员的脑子里，以致于他们一时还难以接受一位安全长官作为党的领导人。对于谢列平的大多数同僚来说，取代赫鲁晓夫成为第一书记（后来的总书记）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是一个让人放心得多的人物，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调和对立派别时很有耐心，尽管他也很善于与他的政敌周旋。1967年勃列日涅夫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足够稳固了，就抛弃了不受欢迎的谢米恰斯特内，并让仍旧野心勃勃的谢列平坐上了冷板凳。谢列平被从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降为相对来说影响力较小的贸易联合会主席。一来到他宽敞的新办公室，谢列平就发现他的前任维克托·格里申在隔壁的房间弄了一个梅德维杰夫后来婉转地形容为“特殊装备”的按摩室。作为对自己被降职的报复，谢列平在莫斯科到处宣扬有关格里申性丑闻的故事。　　谢米恰俾特内垮台及谢列平被贬之后，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接任克格勃主席，成了主要的受益人。此人有一种他的一些手下所谓的“匈牙利情结”。1956年匈牙利动乱期间，作为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他透过大使馆的窗户看着那些令人痛恨的匈牙利安全机构的官员被吊死在路灯杆上的情景时，满心恐惧。在那以后，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一个表面上看来非常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旦倾覆是如何迅速地走向终结。后来，当其他共产主义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196年在布拉格，1979年在喀布尔，1981年在华沙）他确信，就像1956年在布达佩斯时那样，只有武装部队才能保障它们的存在。自从1957年离开匈牙利，安德罗波夫一直任苏共中央联络部的领导人，负责与苏联集团国家的共产党的联系。1967年他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是第一位走上这个职位的党的高级官员。勃列日涅夫此举意在确保对安全、情报系统的政治控制。安德罗波夫后来成为所有克格勃头目中任期最长，最具政治手腕的领导人，他15年的克格勃主席生涯在1982年走到了最高峰：接替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一职。　　安德罗波夫在克格勃任职期间，第一个重大危机来自‘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们试图创造一种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完全不能接受的非正统的“带着人道主义面孔的共产主义”。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样，1968年8月华约武装力量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米特罗欣自己所谓“思想变化的漫长旅途”中的一个重要的加油站。“布拉格之春”期间，米特罗欣被派驻东德。在那里，他可以从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和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俄语节目中听到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报道，但是他却不能对其他任何人倾诉对布拉格改革的同情之心。大约在苏联坦克进人布拉格前的一个月，一件事给他留下了特别深的印像。一位克格勃第一总局五处（“特别任务”处）的官员维克托·利亚波夫上校对米特罗欣说，他“要去瑞典几天”，但从他的表情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瑞典并不是他真正的目的地。利亚波夫回来几天后告诉米特罗欣，第二天的《真理报》将刊登一篇十分有意思的文章，暗示那与他这次任务有关。第二天米特罗欣在报纸上读到有关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帝国主义分子的武器库”被发现的报道，他立刻意识到这是利亚波夫和其他五处的官员故意栽赃陷害、刻意败坏改革运动者们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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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不久，米特罗欣听了安德罗波夫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克格勃驻东德总部发表的一次讲话。像谢列平一样，安德罗波夫也是直接对听众讲话，而不是像众多苏联官员那样盯着早已准备好的陈辞滥调的稿子念。安德罗波夫有着一张严肃的面庞，银发背在宽宽的额头后，带着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再加上他的学者风度，似乎与俾大林时期的恶棍贝利亚和谢洛夫有着天壤之别。他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释比苏联公众所听到的要精辟得多。他坚持认为，那是保障苏联安全和卫国战争后建立的欧洲新秩序的唯一办法。这种客观的政治需要，安德罗波夫称，就连伟大的物理学家彼得·卡皮察那样的非正统人物也能够理解，尽管他一开始对于布拉格的改革者们也表示了一定的同情。然而从华约的入侵中米特罗欣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确信，捷克斯洛伐克“带着人道主义面孔的共产主义”的灭亡证明了苏维埃制度是不可以进行改革的。时至今日，在他的心目中愈加认为，那个他仍记忆犹新的稀奇古怪的神话形像，“一个长着三个脑袋的蛇”奴役着俄国人民。这个奇怪的三个脑袋就是：共产党，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和克格勃。　　从东德返回莫斯科后，米特罗欣继续收听西方广播，不过由于苏联采取电波干扰，他必须频繁地改变波段，以便找到一个可以听清楚的电台。通常，他都是在听完简短的新闻报道后就结束收听。在这些新闻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像的要属《时事实录》中的内容。《时事实录》是1968年由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首次发行的地下出版刊物，它主要传播一些与滥用人权做斗争的新闻。这个《实录》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捍卫在苏联遭滥用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表述的自由。　　随着同“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进行的斗争的日益加剧，米特罗欣看到了无数克格勃实际上肆意操纵苏联司法制度方面的例子。他后来抄录下一份苏联最高法院院长戈尔金于1967年12月寄给安德罗波夫的一封满篇阿决奉承的祝贺契卡成立50周年的祝贺信：　　苏联法院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是同时成立的，但这不是促使我们在一起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我们工作的同一性……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国家安全机关和法院在互相理解的宗旨下，在良好的职业关系中，解决了所有复杂的工作。　　米特罗欣在内部的秘密刊物《克格勃文集》和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中看到，许多证据表明，安德罗波夫主张消灭各种形式的不同政见，并认为为人权而斗争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在众多领域内阴谋破坏苏维埃政权所做的斗争中的一部分。1968年，安德罗波夫签发了克格勃主席第005号令。“国家安全部门的任务就是对反对派在思想领域的破坏活动展开斗争”，号召人们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者进行更积极的斗争。这种积极斗争的一个例子使米特罗欣感到非常愤慨，这就是他作为基洛夫芭蕾舞团的一个热心崇拜者，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中发现了对叛逃的芭蕾舞明星鲁道夫·麦列耶夫进行迫害的计划。　　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米特罗欣可以从克格勃记录和西方媒体上了解情况，他的政治观念深受持不同政见者斗争的影响。“我当时是一个不合群的人，”他回忆道，“但是我现在知道，那时的我并不孤独。”尽管米特罗欣从未想过公开地投身于人权运动，但《时事实录》的事例与其他地下出版物促使他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要汇编一份秘密材料，来记录苏维埃制度的种种恶劣行径。于是，渐渐地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要把克格勃在国外的活动作一份个人记录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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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当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搬离位于莫斯科鲁比扬卡克格勃总部（十月革命前曾为全俄保险公司）过于拥挤的办公室，迁人莫斯科东南部的雅瑟涅沃，距外环公路半英里的一幢新建筑物时，米特罗欣的机会来了。由芬兰设计师设计的这幢Y字型七层办公大楼的一侧为礼堂和图书馆，另一侧为一所综合医院、体育馆和游泳池，漫山遍野的白烨树、绿草地，令人赏心悦目。到了夏天，还能看到成片的小麦和黑麦地。克格勃的其他部门绝大多数在莫斯科市中心一个拥挤的环境中工作，雅瑟涅沃被称为“丛林”--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带有一种羡慕而不是轻蔑的意思。　　随后的十年里，不论是在鲁比扬卡还是在雅瑟涅沃的个人办公室中，米特罗欣单独负责检查和密封了近30万份还没有转移到新总部的克格勃第一总局档案馆中的档案。管理档案期间，从目录的编辑和索引卡的填写中，米特罗欣就能够察觉出哪些档案是这个或另一个办公室所需要的。除了米特罗欣，几乎没有哪个克格勃官员能够花这么长的时间阅读、更不用说记录这个国外情报机构的档案了。除克格勃第一总局档案人员以外，只有最高层官员才享有他这种无限制接触档案的权利，而实际上这些人连阅读他记录的部分材料的时间都没有。　　米特罗欣通常每周的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五在他雅瑟涅沃的办公室度过。星期三，他前往鲁比扬卡处理克格勃第一总局有关S局的绝密档案，S局负责管理特工--克格勃官员与间谍。这些人大多数为苏联国籍，在外国扮作外国居民以便掩护自己工作。米特罗欣曾经回忆说，每一批档案都是在他的监视下，于星期四早晨放人密封的集装箱运至雅瑟涅沃，抵达后再由米特罗欣检查一遍。与那些1972年迁入新总部的部门不同的是该局又继续在鲁比扬卡驻留了十年。　　这样一来，米特罗欣发现自己花在处理作为克格勃第一总局最高机密的S局档案上的时间比处理苏联其他国外情报机关的档案的时间要多得多。在克格勃内部，特工们保持着一种古怪的神秘仪式。每一位特工在被派驻国外前，都必须宣誓，誓辞虽然好像有些夸张但也不失庄严：　　我万分珍惜党和祖国对我的信任，对把我派往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最前线的决定充满了强烈的感激之情……作为一名祖国有用的子孙，我宁愿牺牲也不会泄露托付给我的秘密或致使秘密落入敌对势力之手，因为这将对国家利益造成政治上的损害。我以我的生命宣誓，我将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苏联人民。　　克格勃的档案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常被人称为“大特工”的传奇式的情报人员在国外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二战以后，克格勃通过外交或其他官方掩护，在外国国家的首都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情报网，他们在成立“合法情报站”的同时，还成立了“秘密情报站”，试图再创它在战前的辉煌。　　S局的记录显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特殊成就，克格勃的特工成功地伪装成外国人的身份，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跨度很大，有哥斯达黎加的大使，有钢琴调音师，甚至还有纽约州的州长。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克格勃的宣传资料仍把这些特工描述为秘密情报部门武士精神的最高化身。已退休的英国的克格勃间谍乔治·布莱克1990年写道：　　只有那种有远大理想的人才能从事这一职业，虽然在这儿用“事业”一词可能更合适。只有成就一番大事的情报部门才能要求它的官员们做出如此的牺牲。据我所知，这就是为什么，至少说在和平时期，只有苏联的情报部门成立了“秘密情报站”。　　国外情报局延继了克格勃的这一传统。1995年7月，在美国出生的最著名的间谍莫里斯·科恩死后一个月，叶利钦总统授予他“俄罗斯联邦英雄“的称号。　　米特罗欣记录的S局档案展示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特工。克格勃第一总局中除了那些在整个间谍生涯中一直隐瞒身份、严守职业纪律的忠诚官员外，也有一些人在苏联宣传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像与西方现实生活的矛盾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S局记录中有一种更为隐蔽的秘密，上面记录了在苏联的最后25年里，这些特工所从事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在华沙条约集团的其他国家中找出并迫害持不同政见者。这种反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颠覆活动”的卑鄙斗争不但是S局的任务，也是克格勃第一总局下属其他部门的任务。　　1972年，当米特罗欣开始编辑常人接触不到的克格勃第一总局档案时，他异常小心。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开始的几个星期，他回到家后每晚都努力回忆档案中的名字、代号和关键的事件，并把它们记录下来。由于这样太慢也太笨，他放弃了这种方法，开始用很小的宇在小纸片上做记录，再把纸片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里。每天晚上，他从废纸中找出纸条并藏在鞋中偷偷带出雅瑟涅沃。渐渐地，米特罗欣变得更自信了，因为他确信雅瑟涅沃的保安人员只是偶尔检查一下他们的手提包和公文包，却从不搜身。几个月以后，他开始把档案抄在一般的公文纸上装，装在夹克和裤子口袋里，带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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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特罗欣在抄录第一总局档案的这十二年中，不止一次地被扣留搜查，经历了无数次九死一生的紧要关头。他时常发现（正如第一总局其他官员们一样）自己被人跟踪--不是七局（负责监视）的人，就是第二总局（负责反间谍）的人。在一次被跟踪时，他正在逛迪纳莫足球俱乐部体育用品商店。令他惊恐万分的是，他发现自己正站在两个英国游客身旁，这两个人很可能被监视他的人怀疑成是前来与他接头的特务。如果被搜查，那么他身上的绝密档案的记录将顷刻间被发现。米特罗欣迅速走向另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期望令监视他的人相信他的的确确是在逛商店。当走向自己公寓时，他发现两个人站在位于自己九层公寓的门边，可走到门口时，这两个人已经不见了。在第一总局有一条长期生效的规定，那就是第一总局的官员必须上报诸如此类的可疑事件。然而米特罗欣却没有照办，他惟恐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促使去调查他曾被看见站在两个英国游人旁边的事实。　　米特罗欣每晚回到莫斯科的公寓时，便把记录拿出来藏到褥垫底下。周末，他把它们带到他亲属的一所离莫斯科三十六公里远的乡间别墅，并尽可能地把它们打出来，然而记录越来越多，米特罗欣不得不被迫留下其中一些手抄的原稿。他把第一批打字稿与记录原稿放在一个搅奶桶里藏到地板底下。别墅的地基建得比较高，给米特罗欣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爬到地板下，用一短把铁锹挖洞。当他往里爬时，经常与小狗、小猫打照面，挖洞时还经常惊动老鼠，但是他认为这种地方就连盗贼也不会跟他进来；这也是他经常用来自我解嘲的一个办法。搅奶桶装满了，他又把记录和打字稿藏到一个用来给衣服消毒的铁桶里。最终，他的档案装满了两个铁箱，两个铝盒，所有这些，都被埋在别墅的下面。　　有一个周末是让米特罗欣感到最不安的时刻，当他到达别墅时发现一个陌生人藏在阁楼上，他立即回想起几年前的一起事件。那是1971年8月，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一个朋友无意间到他的别墅去拜访，索尔仁尼琴不在，惊动了阁楼上两名可能在搜查颠覆性手稿的克格勃官员。其他克格勃人员迅速到达出事地点，并痛打了索尔仁尼琴的这位朋友一顿。事后，安德罗波夫极轻蔑地通知索尔仁尼琴，克格勃参与这件事的情况纯属杜撰。当米特罗欣到达别墅时，这件事在他脑海中仍记忆犹新，因为他近来所记录的档案恰恰反映了克格勃计划迫害索尔仁尼琴的详尽细节和克格勃希望通过西方媒体低毁索尔仁尼琴的名誉而采取的“积极措施”。然而令他大为欣慰的是，阁楼上那个擅自闯人的人却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暑假期间，米特罗欣在奔萨附近另一个亲戚的别墅里从事整理他所抄录的一批批档案的工作。为了不引起注意，他身着农民的衣服，并用一个旧帆布袋来运送这些记录。奔萨位于莫斯科东南630公里处，1918年夏天，这里曾经爆发过第一次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BD。　　20世纪50年代，当索尔仁尼琴开始写作时，他告诉自己，‘他继承了所有追求真理的现代作家的遗风”：　　我写作只是为了确保它不会被忘记，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日后有可能知道它。我必须把“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出版我的书”这个想法从我的头脑中、从我的梦想中赶出去。　　正如米特罗欣把他的第一批手稿藏在搅奶桶里埋到别墅底下一样，索尔仁尼琴最早期的手稿也用很小的字体写在纸片上，塞进一个空香按酒瓶子埋在院子里。“反斯大林主义”早期，有一段短暂的宽松时期，索尔仁尼琴描述在古拉格（苏联内务部劳改局）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才得以出版。这之后，他为防止克格勃没收他的其他手稿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直到1974年他最终被驱逐出境，。米特罗欣从没想过拿他自己与诸如布尔加科夫和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文学巨子相比。但是，像他们一样，他开始积累档案，“以确保真理不会被忘记，子孙后代日后将会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在感情上对米特罗欣影响最大的是克格勃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档案。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一位由莫斯科选出的阿富汗新领导人--请求已经入侵阿富汗的苏联红军给予“兄弟般的援助”，并在喀布尔电台天天播出他的前任，哈菲佐拉·阿明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经‘革命法庭”审判，被处以死刑。米特罗欣很快就从源源不断涌人档案馆的有关此次战争的档案中发现，实际上，在喀布尔总统府被假扮成阿富汗士兵的克格勃特种部队袭击后，阿明是和家人及其随从一起被暗杀的。　　有关克格勃在战争期间的大量档案经政治局和苏联统治集团的其他部门传阅后，交由档案馆中的女职员们整理归档。由于量很大，她们有时一次就要送交多达30份的档案，让米特罗欣审核批准。这些档案中记录的恐怖事件被小心地对苏联人民隐瞒了。苏联的媒体也对在成千上万个阿富汗村庄里进行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彻底清剿保持缄默，这些村庄现今已荒无人烟，到处残垣断壁。四百万难民背井离乡，一百万阿富汗人死于战乱，而事后戈尔巴乔夫对此却仅用“错误”一词来不了了之。以往在战争中阵亡的烈士总是伴着等候在那里的仪仗队与庄严的乐曲回到祖国。而这一回，在这场战争中阵亡的1．5万名红军士兵的灵枢只是被静静地停放在苏联空军机场，秘密地举行了葬礼，阵亡战士的亲属仅仅被告知他们的亲人已为“履行他们的国际义务”而殉职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秘密埋葬在库兹明斯基公墓，正好在米特罗欣父母坟墓的附近。他们的墓碑上不允许提及有关阿富汗的事。阿富汗战争期间，米特罗欣第一次从他雅瑟涅沃的一位过于坦率的同事那里听到对苏联政策的公开批评。一天，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一位上校问他，“难道战争没有令你羞于做一名俄国人吗？”，“你的意思是说羞于做一名苏联人？”米特罗欣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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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特罗欣1984年退休后，仍专注于对阿富汗战争的研究。退休后的头一年半时间，他用来整理他的记录，摘出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材料，并用连续的叙述性语言把这些材料汇集在了一起。戈尔巴乔夫1985年成为苏共领导人之后，号召“公开性”，但是米特罗欣认为苏联的体制是绝不会允许公开有关这次战争的真实情况的。于是，他想方设法要把这些档案记录转移到西方并在那里出版。　　日，19岁的西德人马休斯·鲁斯特驾驶单引擎塞斯纳飞机由苏芬边境进人苏联领空，飞行了450英里竟无人察觉，最后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上。在场的克里姆林宫保安人员一时还以为鲁斯特是在拍摄电影，在整整一个小时的混乱之后，他才被带走并关进了克格勃的列弗托沃监狱。这一事件使米特罗欣大受启发，他曾设想过用克格勃运动俱乐部的微型飞机把他的档案带到属于另一个世界的芬兰，但他随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米特罗欣在苏联瓦解之前曾拟定了一系列计划，其中最为切实可行的就是在当地党委找个负责签发出国旅行许可证的关系，为自己及家人搞到出境许可，然后再从列宁格勒到黑海敖德萨之间的旅行路线上选定地点，一旦旅行途中到达某个西欧国家的港口停靠，米特罗欣就能与当局取得联系，并安排将其档案投进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废弃不用的死信箱里，再由某西方情报机构将其取走。但要想在旅行途中获得足够的时间来详述他的故事并安排档案传递细节绝非易事，因为他很难避开始终保持警惕的旅行团负责人的监视，并设法从苏联旅行团里抽身出来。米特罗欣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　　柏林墙在1989年11月轰然一声倒塌了，苏联集团也随之开始趋于崩溃，此时的米特罗欣告诫自己一定要耐心等待机会，与此同时他在莫斯科公寓里将自己过去记下的手写便条打印成稿，并在他的两幢乡间别墅里把文稿中有关克格勃第一总局主要对像国家的资料整理成册，其中美国位居其首，在克格勃的术语中被称为“主要对手”。1991年8月，苏联强硬派发动军事政变，企图罢免戈尔巴乔夫并恢复一党专制的苏维埃国家体制，但最终以失败收场。米特罗欣和大多数莫斯科人一样对此大感欣慰，这场未遂政变的首要头目竟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契科夫，这在他看来并不足为奇。克留契科夫在1974年至1988年期间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并从1988年至政变时担任克格勃主席。　　尽管克留契科夫的人际关系要比大多数前任克格勃主席好得多，但他在克格勃第一总局所担任的大部分角色都是米特罗欣所深恶痛绝的。在克留契科夫还是苏联驻布达佩俾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的时候，他就坚决反对1956年爆发的所谓的匈牙利“反革命”BL，此举受到了时任大使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注意。当安德罗波夫于1967年担任克格勃主席的时候，克留契科夫成了他的私人秘书。安德罗波夫醉心于打击各种形式的“和平演变”，克留契科夫也是这一运动的忠实支持者。米特罗欣所看到的材料表明克留契科夫在担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时，曾和克格勃五局（反和平演变局）密切合作，打击国内外持不同政见者。他曾让五局的一个资深人员I·A·马尔克洛夫担任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副局长，负责协调与五局共同“反和平演变”的工作。1991年的这场未遂政变恰合时宜地使克留契科夫可耻地结束了他的克格勃生涯。这场政变并没能挽救苏联及其一党专制的政权，反而加速了它的崩溃。　　日，苏联时已分崩离析，其国家委员会取消了克格勃的现存体制，以前的克格勃第一总局被重新变为俄罗斯联邦国外情报局，简称SVR，并独立于国内安全局之外。尽管如此，国外情报局并没有完全抛弃其在苏联时期所担任的角色，他们反而自视为前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继任者。米特罗欣曾见过国外情报局新任局长叶夫盖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院士的有关材料，普里马科夫以前曾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又是戈尔巴乔夫身边有影响的对外政策顾问团成员之一。这些材料证明普里马科夫早已被吸收进克格勃，化名为马克西姆，曾被频频派往美国和中东执行间谍任务。普里马科夫随后又在1996年担任叶利钦政府的外交部长，继而在1998年担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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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联邦新划边界上相当薄弱的边防检查，终于为米特罗欣携带档案材料潜逃西方开了方便之门。1992年3月，米特罗欣踏上了由莫斯科开往新独立的一个波罗的海共和国首都的夜行列车，他随身携带了一个行李箱，上面放着旅行所需的面包、香肠和饮料，下面放着换洗衣服，而箱子的最底层则藏着他精心挑选出的一些手稿。第二天，米特罗欣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英国驻该国的大使馆，要求与使馆“负责人”对话。在此之前，英国人给他的印像是相当刻板并“略带神秘感”，但在大使馆里他却被前来接待他的“年轻、迷人、善解人意”，并操一口流利俄语的年轻女外交官所深深吸引。米特罗欣告诉她他带来了有关克格勃的重要材料。当他从香肠和衣物下面拿他的材料的时候，女外交官为他要了一杯茶。就在米特罗欣品尝着有生以来第一杯英国茶的时候，女外交官看了他带来的部分手稿，并就此向他询问。米特罗欣告诉她这只是大量人事档案中的一部分，这些人事档案中包括有关克格勃在英国行动的材料。他还答应一个月之后再返回大使馆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代表见面。　　有了3月份轻易穿越俄罗斯边境的经验，米特罗欣勇气大增，在第二次到这个波罗的海共和国首都时，他携带了2000页打印好的文稿，这些文稿是他事先埋藏在莫斯科郊外的那所别墅下面的。4月9日清晨，他一到英国大使馆，就向秘密情报局官员出示了他的护照、共产党党员证和克格勃养老金领取证明以证实自己的身份，同时递交了他的大量打印文稿，然后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就有关他本人、他的这些文档以及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等问题进行了说明。两个月后，米特罗欣应邀再次回到英国大使馆商讨到英国旅行的事宜。5月初，英国秘密情报局驻莫斯科站向伦敦汇报了米特罗欣准备在6月份乘夜行列车离开莫斯科的计划。6月11日，米特罗欣随身携带一个帆布背包来到了这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首都，包里装着他档案中的另一部分材料。在此以后他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进行了多次会谈，就其如何在该年秋季到伦敦作进一步汇报进行了反复磋商。　　9月7日，米特罗欣在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的护送下来到英国。在离开了苏联解体后近乎杂乱无序的莫斯科之后，伦敦在他看来简直就是“首都城市的典范”。即便是他以前只在照片中见过的街上长长缓行的车龙，其间点缀着黑色的出租汽车和艳红的双层巴士的情景，也足以证明伦敦的繁华。米特罗欣在伦敦市区和郊外非常秘密的、没有门牌号的房间里接受了盘问。在此期间，他终于拿定主意离开莫斯科到英国定居，并和英国秘密情报局达成协议：他吐露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并拿出全部档案，英方则安排他的家人到英国。10月13日，米特罗欣潜回俄罗斯，为他的叛逃作最后的安排。　　日，“十月革命”胜利75周年这一天，米特罗欣和家人来到他首次和秘密情报局接触的该波罗的海共和国的首都，几大以后他们就来到伦敦，在英国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这是一段甜蜜温馨的时光，米特罗欣感受到了自20年前开始收集这些秘密档案以来从未有过的安静和从容，但时不时却有一丝脱离祖国的失落感掠上心头。他知道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的祖国了，但这种失落感很快就消失殆尽，尽管他仍然热爱着俄罗俾，但是他现在已是一位英国公民了。他用高级公民的铁路票证到英国各地游览，从此他的眼界大开，他对英国的认识甚至比本地人还要深刻得多。米特罗欣从1992年起，每周花数天时间整理他的档案，或把剩下的手稿打印成册，或就这些档案回答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部门的询问。到了1995年底，他第一次和克里俾托弗·安德鲁会面，讨论编辑出版此书。虽然《克格勃绝密档案》（原书名《米特罗欣档案》--译者注）一书没有出俄语版，米特罗欣仍坚持认为克格勃的秘密历史是前苏联史的核心部分，俄罗斯人民也有权了解它。他在1972年就有了这种想法，他还认为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的对外活动是20世纪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人们往往忽略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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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档案里的材料涉及到如此多的情报机构和安全部门，英国媒体没有透露有关米特罗欣及其档案的半点消息，但其中的点滴情况还是令人不可思议地泄露到了国外。在米特罗欣叛逃9个月后，美国得到了首份经过略微篡改了的有关这份档案的介绍材料。1993年8月，美国一位喜爱调查的新闻撰稿人罗纳德·凯塞勒出版了一部有关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畅销书，该书部分取材于联邦调查局的内部资料，该书有一段简短但耸人听闻地提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从一个前克格勃工作人员那里探得情报，这名工作人员曾接触过克格勃档案’：　　据他供认，克格勃在最近几年曾雇用好几百名，甚至可能有一千多名美国人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这份情报如此明确，以至联邦调查局迅速查证了消息来源的可靠性……到1993年夏天，联邦调查局驻各大城市的机构就已开始对此类案件进行调查，并在联帮调查局国家研究室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策划应因策略。　　凯塞勒没有指明由这位克格勃叛逃者证实的‘数百名美国人’中的任何一名，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情报官员’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证实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收到准确情报，这份情报使其对前克格勃在美活动的调查工作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持续性进展。但他拒绝透露到底‘有多少人牵涉此案’。《时代》杂志报道说这名克格勃叛逃者透露了‘类似的有关此案的情报’，这证明他曾是前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工作人员，但同时又指明凯塞勒‘严重夸大’了‘近期’在美活动的苏联间谍人数。　　在米特罗欣的手稿里的确提到了‘好几百’名20年代以来各个时期在美国活动的克格勃官员、特工或是联络员的名字，但凯塞勒误把这个数字错误地当成是‘近期’的，而不是苏联在美间谍活动的整个时期的间谍人员数量。虽然凯塞勒的这个数字受到普遍怀疑，但关于这名克格勃叛逃者并没有去英国而是到了美国的说法却没有人怀疑。以后再也没有关于这名未透露身份的叛逃者的进一步消息，媒体对这个故事的兴趣也逐渐淡漠下来。　　在以后的三年里，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没有再被泄露出去。但到了1996年10月，法国通迅社有报道称，在1981年至1985年期间担任国防部长的夏尔·埃尔尼从1953年至少到1963年间曾效力于苏联集团的情报机构，但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接到法国安全部的调查报告后，却将这个丑闻遮掩起来，秘而不宣。“世界报”报道说，从1993年起英国情报部门就陆续给法国安全部提供了‘一份大约300多名法国外交部官员和驻外人员的名单，据说他们曾效力于苏联情报部门’。事实上，在由英国秘密情报局提供给法国安全部的法国外交部官员和驻外人员名单，仅占米特罗欣抄写的名单的很小一部分，例如夏尔·埃尔尼并未包括其中。而英法两国媒体对此事的报道竟没有一篇将英国秘密情报局获取苏联派驻法国特工的名单一事和早些时候美国凯塞勒关于一克格勃叛逃者曾广泛接触克格勃档案的故事联系起来。　　1996年12月德国《焦点》周刊报道说，据‘可靠消息’，英国秘密情报局也曾向德国安全局提供过一份和克格勃有牵连名单，上面有数百名德国政治家、商人、律师和警官的名字。至此这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消息灵通人士被证实是一名曾广泛接触过克格勃档案的俄罗斯叛逃者。《焦点》周刊稍后的一篇文章做了如下报道：　　联邦检查官正在核实大量详细线索，这是有关至今仍隐匿在德国的前苏联秘密机构-一克格勃谍报网的最新线索。在克尔斯鲁厄的调查员正集中审查那些受雇于克格勃的继任者俄罗斯国外情报局而为莫斯科提供情报的人员，这些人可能在冷战结束后又开始重新进行间谍活动。此项调查工作是根据一份有关克格勃特工的详尽情报进行的，这份情报由一位俄罗斯叛逃者从莫斯科情报部门偷带到英国。在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美国情报部1996年初将其中克格勃和德国有关联的所有情报转交给了在科隆的德国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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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7年7月，在奥地利又一次透露出了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里的一些情况。奥地利的新闻报道引用了一份克格勃文件，这份文件在1963年被藏匿在萨尔茨堡郊区的一个死信箱里，它为寻找一个代号为GROT的秘密武器库指明方位，该武器库里藏有地雷、炸药和雷管，以备武装破坏活动所需。这份文件这样写道：　　从萨尔茨堡市出来沿沙勒莫瑟·豪普茨拉塞大道走上158号国道，在离市界8公里处，巴特伊施尔--格拉兹方向前进，那里有一个大石桥横跨山谷。在到这座桥以前，离开国道，向右转向一条沿山谷通向埃伯纳的地方公路；然后继续前行200米到达公路左边金属护栏的尽头。在到达金属护栏尽头之后，马上向左转沿与路标相反方向的一条乡村路前行。武器库就位于离公路和乡村路岔道050米处（约60步）……　　虽然这家奥地利媒体并未指明这份文件的出处，但它却是来源于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这份文件还表明在1964年维修公路时，武器库的人口被盖住了，地表也被抬升，周围环境也改变了。克格勃决定不再打开GROT武器库并将之转移位置。奥地利当局在1997年企图找到这个武器库的努力也告失败。米特罗欣的手稿表明与此类似的克格勃武器库和电台掩埋点散布在欧洲和北美各地，有的周围还设有陷阶。　　在所有针对此事的新闻报道中，最能揭示米特罗欣档案的存在这一事实的还是德国《焦点》周刊对此事的进一步报道。1998年7月，《焦点》周刊报道说，前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一位上校曾接触过‘有关苏联特工的所有档案’，他把这些档案的手抄本偷带出克格勃总部，并把它们藏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里。《焦点》周刊报道称，此人1992年叛逃到英国，而后英国秘密情报局将这些‘具有爆炸性效应’的手稿从别墅里取出带回了英国。四年后，在一次代号为“周末”的行动中，英国秘密情报局就该档案中有关德国的材料向德国安全局作了简要通报。《焦点》周刊的这篇文章这样写道：‘该叛逃者向德国安全局提供了数百份有关莫斯科派驻西德间谍网的线索。’据说一位‘德国安全局高级官员’曾对此作出评论说，‘我们对这名叛逃者知道如此多的情况感到大为震惊。显然莫斯科方面掌握着难以计数的敲诈勒索材料。’据报道，联邦德国安全局已经得到50例间谍案的线索，并着手对另外12例间谍案展开调查。　　但《焦点》周刊上的这篇文章受到普遍的怀疑，部分原因是因为从俄罗斯一间别墅里竟泄露出所有有关克格勃的绝密档案的故事本身听起来就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焦点》周刊所提供的这些情报中唯一的一份详细材料耸人听闻。这份材料指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偶像’，前总理威廉·勃兰特在二战期间曾是一名苏联间谍。德国国外情报局新闻处处长尤里·科巴拉兹认为有关勃兰特的这个故事‘非常荒谬’，因而对此一笑置之。当问及按惯例国外情报局从不对被指称为俄国间谍的个人发表评论，为什么对此事却一反常规时，科巴拉兹回答说：　　在我们的“账单”上要是能有这么一位地位很高的政治家，那当然是不胜荣幸，但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性，我们认为有必要否决这种杜撰，因为这种捏造可能会因某种政治目的而被误用。　　科巴拉兹对一位克格勃上校别墅里藏有秘密档案这一说法也同样认为是荒诞不经而不予理会。他确信关于勃兰特的这个故事是出于前克格勃少校米哈伊尔·布特科夫之口，他曾被苏联派驻奥斯陆情报站，1991年叛逃至英国。　　尽管科巴拉兹关于秘密档案的看法是错误的，但他关于勃兰特不是苏联间谍的判断却是正确的。米特罗欣的记录稿表明，在克格勃的档案里确实有一份关于勃兰特的文件（代号为北极探险者），这份材料证实勃兰特在二战期间曾在斯德哥尔摩向苏联派驻该地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员传递过情报，但这份材料也清楚地表明勃兰特也与英国和美国的情报官员有接触，同时与列昂·托洛茨基的前任秘书也有来往。此人是挪威人，被内务人民委员会视为苏联历史上的头号叛徒。而勃兰特向战时同盟国的这三个国家提供一切情报的动机却完全是为了加速阿道夫·希特勒的失败。他估计（这一估计是正确的）同苏联联系的最佳渠道是通过苏联驻俾德哥尔摩的这个情报站。然而，被这份代号为“北极探险者”的文件推向尴尬境地的倒不是勃兰特，而是克格勃。1962年，克格勃在获得赫鲁晓夫的个人同意之后，展开了一次要挟勃兰特的行动。克格勃威胁勃兰特答应同他们合作，否则他们将拿出其在二战时和苏联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的交往的证据，这将‘引发不愉快’事件，但他们的勒索阴谋最终遭到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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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年间，同联邦德国国外情报局和奥地利反间谍局一样，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直到澳大利亚，世界各国的安全部门和情报机构，也一直在审查米特罗欣秘密档案提供的线索，但这些通常并未引起媒体的关注。这些线索大多用于反间目的--或澄清以前的悬案，或取消在克格勃时期就开始的一些行动--而不是一味地去调查起诉某人，但也有许多案件的定罪证据就是来源于米特罗欣的这份档案。　　有一次，连米特罗欣本人也差点被要求出庭作证。一位叫罗伯特·利普卡的陆军人员涉嫌此案，此人在60年代中期被分配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技侦情报单位）工作，米特罗欣证实了此人的克格勃间谍身份。1993年5月，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德米特里·德鲁金斯基假扮成一名叫‘谢尔盖·尼基京’的苏联总情报部派驻华盛顿的官员，前去和利普卡接头。利普卡向他抱怨说早在25年前他就因为搞间谍活动而负债累累，于是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总共接受了‘尼基京’给他的1万美元。对以前的间谍活动利普卡显得很自信，他告诉‘尼基京’说“法律追诉的时限已经过期了”，但‘尼基京’纠正他说：“在美国法律中对间谍案的追诉是没有时限的。”利普卡却回应说“无论从何种法律角度”，他“绝不会承认任何事情”。美国联邦调查局随后对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调查，最后于1996年2月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勒斯维尔镇利普卡的家中将其拘捕，并指控他曾向苏联提供秘密文件。　　由于利普卡拒不承认对他的所有指控，美国方面要求米特罗欣于1997年5月在费城美国行政法庭审判利普卡时出庭作证。但正如《费城调查报》所说那样，利普卡在法庭上的态度却出现了“惊人的转变”，“利普卡声泪俱下地承认了他曾给克格勃特工传递过情报”。原来利普卡的律师诺纳德·F·奇德说服了他，让他在达成辩护协议的条件下接受对他的指控，这样他将被判人狱18年，如表现良好还可能被提前释放，这总比不停地申辩自己无罪而一旦定罪则将在监狱里打发余生强得多。尽管法庭上从未提及米特罗欣的名字，但看来正是从米特罗欣的克格勃档案里获取到的证据迫使利普卡改变了主意。他的律师对记者说：“我们很清楚这些证据极其重要，但政府也明白他们不可能彻底查证此案池不会让这位秘密证人露面。”，这位“秘密证人”正是米特罗欣。在利普卡招供之后，美国助理检察官巴巴拉·乔·科汉承认道：“我们有一位非常敏感的证人，如果他必须出庭作证，则只能在玻璃墙后面提供证词，而且必须用假名，但现在我们再也用不着非让他出面不可了。”利普卡于1997年被判人狱，当时他说：“我觉得自己就像里普·万式的间谍，我早在许多年前就把这些事置之脑后了，从未想到竟在今天被查了出来。”利普卡最后被判18年监禁，罚款1万美元，同时还得偿还先前‘尼基京’从联邦调查局资金里给他的1万美元。　　还有许多“里普·万”式的人物，他们对其在冷战时期间谍生涯的记忆很有可能也将被米特罗欣档案“惊醒”。在以后的章节中将提到一些人，他们将被剥去伪装。还有另外多起重要案件，现正在对它们展开积极的调查，但由于法律上的原因，在他们被带上法庭之前还不能公布出来，这其中甚至牵涉到某些北约国家。虽然只有极少数苏联间谍的代号出现在此书中，但一旦俄罗斯国外情报局着手展开对俄罗斯情报机关有史以来最大、最复杂的一次损失评估时，它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无法确定倒底有多少间谍在被米特罗欣指证之后，成为双面间谍。　　每当米特罗欣抄录档案揭示出上述内容之后，俄罗斯国外情报局肯定就会对此进行例行的损失评估，以确定所暴露的情报和造成的损害程度。国外情报局在1996年对此发表了官方声明（1998年6月又对此作出强调），宣称所谓一名叛逃者很可能将有数百名苏联间谍的名单提供给了所有的西方情报机构，纯属无稽之谈。这份声明表明其损失评估的最后结论根本没有切中要害。看来直到1999年此书出版之后，苏联国外情报局才真正了解了这种早已发生的情报大量流失的情况。　　米特罗欣抄录的一些文件生动地描述了克格勃总部（习惯称“中心”）历来对泄露其过去的国外行动情报的人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报复的事实。约翰·伯伦在1974年根据苏联叛逃者和西方情报机构所提供的情报，出版了一本题为《克格勃：苏联秘密间谍的秘密活动》的书，结果促使苏联提出了不下370次的损失评估及其他报告。伯伦时任《读者文摘》高级编辑。米哈伊尔·科尔尼耶维奇·波洛尼克当时正被派驻华盛顿，代号为“阿尔多夫”，他受命搜集有关伯伦的所有情况，并向中心建议“低毁”他的手段。在克格勃试图低毁伯伦声誉而采取的“积极措施”中，大多是利用他的犹太人出身作手脚。他们捏造谎言说伯伦是某个犹太复国主义阴谋集团的成员（这也是苏联散布谣言的一贯伎俩），但这个谎言看来在中东地区以外几乎没有引起丝毫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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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格勃对其他几位根据伯伦的书撰稿的记者采取的报复行动则更富有想象力。例如，当断定奥地利的新闻撰稿人曾采用《克格勃：苏联秘密间谍的秘密活动》一书的材料来攻击苏联“爱好和平”的政策后，克格勃决定对他采取行动。他们预先伪造好不同版本的奥地利公安局的空白“资料卡片”，再由克格勃第第一总局第一处的报复行动专家在上面填写上一些捏造的条目，企图制造出奥地利公安局早就知道这些撰稿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交往密切的假像，然后在奥地利媒体四处散发这些卡片和照片。在米特罗欣的手稿里还列举出了克格勃还在其他国家对伯伦的著作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其范围之广竟远至土耳其、塞浦路斯、利比亚、黎巴嫩、埃及、伊朗、科威特、索马里、乌干达、印度、斯里兰卡以及阿富汗等国。　　在其他几本有关克格勃的研究性书刊中，最让中心大为光火的是1990年出版的《克格勃：从列宁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国外行动内幕》，该书取材于戈尔迪耶夫斯基获取的克格勃文件和其他情报，由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奥列格·戈尔迪耶夫斯基合著而成。戈尔迪耶夫斯基曾于1974年至1985年期间作为英国特工打入克格勃内部。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克格勃对此书及其作者采取了对应措施（戈尔迪耶夫斯基在撰写该书时就已被莫斯科判处死刑这一事实至少部分地说明了克格勃一直对其恨之人骨。）然而，克格勃，尤其是其头子克留契科夫，对由安德鲁和戈尔迪耶夫斯基合作出版该书采取了一种新的对应措施。1990年，克留契科夫签发了一份绝密的“主席令”，强调对此制造影响活动和采取其他对应措施（这是“克格勃国外情报局最重要职能之一”）的重要性，克留契科夫在“主席令”中指示“要更广泛地利有档案材料”来宣传克格勃的“正面”形像及其“更值得称赞的事例”。　　克格勃为了为自己塑造“正面”形象而向西方作家提供档案材料的第一个渠道就是约翰·科斯特洛。此人性情反复无常，是一位搞历史研究的英国自由职业者，常以各种评判眼光来研究历史，对“阴谋理论”情有独钟。1991年，科斯特罗出版了一本有关50年前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秘密飞往英国一事的书，此书取材于由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挑拣出的克格勃档案，该书认为这一事件的关键在于由英国情报部门一手策划的一个阴谋（此种观点对大多数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专家们来说是难以使人信服的）。两年以后，科斯特洛在俄罗斯国外情报局顾问奥列格·察列夫（前克格勃第一总局官员）的合作之下，又发表了一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联情报官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个人传纪，这本书的封面上赫然写着“第一本源于克格勃档案的书--英国政府不想让人看到的克格勃秘密”。和前一本书相比，这本传纪倒还很少受到质疑。此书在进人正题之前先对可耻的前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克留契科夫及前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莱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启动该项计划大肆恭维了一番，科斯特洛并加注对“俄国外情报局对出版该书所给予的一贯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称“此书在无论是对俄罗斯，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情报史的研究上的坦率程度和客观性是前所未有过的”。　　科斯特洛与察列夫联手撰稿奠定了以后其他经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挑选或许可的俄国作家与西方国家撰稿人（其中包括在俄罗斯及西方国家都非常知名的历史学家和一名退休的美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合作模式，美国皇冠书局最初曾出资赞助科斯特洛与察列夫撰写此书，但随后又停止了赞助。此类出版物，所讲述的主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直至冷战初期的事件。在撰写每一册书时，都是由俄国外情报局为作者们提供独家的绝密文件副本，这些文件是从克格勃档案中挑选出来的。所出版的此类书刊迄今仍具有可读性，有时还能在里面看到一些新颖的重要材料，甚至其中的几本书因其透彻的历史分析还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像。这些书也存有缺陷，但这并不能责怪作者，因为作者编撰此书时所依据的克格勃文件是由俄罗斯国外情报局而不是作者本人挑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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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所提供的档案有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例如，90年代，国外情报局为俄罗斯和西方作家连续提供了克格勃最有名气的英国间谍吉姆·菲尔比的档案材料。然而，为了维护菲尔比的英雄形像和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的名誉，国外情报局非常小心地隐瞒了菲尔比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驻美国站站长（这是他作为苏联间谍的职业生涯的顶峰）的情况。后来，菲尔比与他的不称职的指导员因经费问题和对他的指导不当而发生矛盾，后者被不光彩地召回莫斯科。米特罗欣关于菲尔比的那部分至今仍然被国外情报局认为不适于公开的记录第一次揭开了这段滑稽历史。　　国外情报局曾经公开否认一些可能会使它陷人尴尬处境的档案的存在。俄罗斯和美国的作者（其中一人曾经是第一总局的副局长）在根据国外情报局提供的档案材料撰写修建柏林墙以前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在柏林的斗争情况时，要求查看克格勃间谍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科帕茨基（化名伊戈尔·奥尔洛夫）的档案。国外情报局称，它没有使用这个姓名的间谍的任何记录。关于“伊戈尔·奥尔洛夫”唯一的记录，它声称，就是在1965年这个人曾经去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在那里他抱怨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折磨并向苏联寻求政治避难。虽然至今为止在国外情报局的俄罗斯情报历史中并不存在这个人，但是科帕茨基的确是克格勃的一个间谍，而且还是最受推崇的一个。米特罗欣抄录的关于这个人所谓不存在的档案显示，至少曾经有23名指导员负责指导过科帕茨基的工作。　　除了创意在西方出版一系列合作撰写的历史揭秘著作以外，国外情报局还在俄罗斯的市场上推出了一些小型作品。1995年，为了纪念苏联对外情报机构成立75周年，把自己视为它的后嗣的俄罗斯国外情报局根据克格勃时代那些不容批评的传纪，出版了一部记载着75名情报官员--所有这些人都被视为无所畏惧的英雄--生涯的书。1995年，国外情报局还开始出版一部多卷本的克格勃对外活动史，到1997年时它已经讲述到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了。虽然这部情报历史巨著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可靠的填补空白的宝贵材料，但是它也代表了经过选择和“卫生处理”的苏联情报史观，它也保留了一些经过稀释的克格勃的传统阴谋理论。这部官方历史的文学编辑罗里·扎莫伊斯基是前第一总局里的一位高级分析员，因其对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共济会一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的阴谋的崇信而闻名于中心和苏联驻外国的情报站。1989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题为《在共济会正面的背后》的书，书中指责共济会会员对冷战的爆发负有责任。　　国外情报局在为撰写过去行动的历史选择课题和资料时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展现苏联对外情报机构组织严密和高度职业化的形象，把它描述成一个与西方情报机构职能相近，但是经常在同它们斗争中取胜的部门。即使对它在斯大林时期所扮演的角色，苏联的对外情报部门也被描述成大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凶手。然而在30年代后期，它的首要任务却是在国外追杀“人民公敌”。与这种做法相类似，国外情报局还尽量把第一总局冷战时期在国外开展的情报活动与国内的克格勃机构侵犯人权的行为区别开来。然而，事实上，在国内外开展的镇压“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行动是经过境密协调的。在1956年镇压匈牙利起义、1968年扑灭布拉格之春、1979年入侵阿富汗和1981年迫使波兰当局解散团结工会的行动中，克格勃都扮演了主角。与在苏联国内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迫害有着密切联系的行动，是第一总局在苏联集团其他国家中展开的“进步行动”和在西方国家里对苏联难民的迫害。到了70年代中期，第一总局在西方开展的反意识形态颠覆行动，已经发展到对被认为违反莫斯科制定的党的路线的西方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开展行动了。　　关于这些行动和其他一些行动，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中包括国外情报局至今不愿公开的一些克格勃档案。国外情报局解密的档案只是60年代以前的文件，而米特罗欣的档案记录几乎覆盖了整个冷战时代。许多档案至今在莫斯科仍然属于高度机密。米特罗欣记录或整理的许多档案的原件可能已经不复存在。1989年，被安德罗波夫视为“头号人民公敌”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列·萨哈罗夫的大量的、多卷档案中的绝大部分都被销毁了。此后不久，克留契科夫宣布根据《刑法》第70条（进行反苏的煽动和宣传）受到指控的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档案也被销毁了。那么，米特罗欣关于这些人的档案记录可能就成了唯一的见证。　　因此，瓦西里·米特罗欣使拓展约翰·科斯特洛在1993年标榜的“在研究情报历史上的开放性和客观性的新的先例”成为可能，其程度是克留契科夫和他的国外情报局的接班人设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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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契卡”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　　米特罗欣在克格勃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克格勃在苏联国内开展的行动，即使对于它自己的历史学家来说，也是一部让人难堪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后期，克格勃（在那个时期称为内务人民委员会）是斯大林实施暴政的主要工具。它在和平时期搞如此大规模的迫害行动，这在整个欧洲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克格勃官员在其莫斯科的总部鲁比扬卡设有俱乐部，但这里甚至连用来放置前几任主席照片的陈列室都没有。这儿与其说是一个声名显赫之地，还不如说是一个恐怖的发源地。以前，曾有三人因涉嫌恐怖犯罪活动而被处决（这其中有的是真有其事，有的却只是虚构），其中金里克·雅戈达在1938年被处死，尼古拉·叶若夫在1940年被处决，而贝利亚在1953年被处决。还有一个是伊万·谢洛夫，1963年开枪自杀。斯大林死后，克格勃的历史学家们倾向于研究更早的、富于神秘色彩和革命纯洁性的列宁主义的黄金时代，以回避斯大林统治时期以及情报机构的那些杀人成性的负责人的血腥历史。　　克格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布尔什维克起义后的第六周，也就是197年12月20日，苏维埃第一个负责安全和情报的机构--“契卡”的成立。在米特罗欣的任职时期里，克格勃的官员总是称自己为“契卡主义者”。他们工资的发放不是在月初，而是在每月的二十号（这一天是“契卡”成立之日），以此来纪念契卡的诞辰。克格勃还把宝剑和盾牌作为自己的象征：盾牌保卫革命，宝剑打击敌人。在鲁比扬卡（克格勃莫斯科总部）的外面，矗立着在波兰出生的“契卡”领袖捷尔任斯基的巨型雕像。捷尔任斯基在很多传记中被尊称为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革命英雄”，在反革命势力威胁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时，他曾经扭转乾坤。在大革命来临以前的二十多年中，捷尔任斯基已经是一位职业革命者了，这其中有十一年他要么是蹲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大牢里，要么是在服苦役，要么是被流放。克格勃训练手册引用他的话说，一个“契卡”主义者应该“心地善良，沉着冷静，清正廉洁”。像列宁就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工作狂，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号召人们为捍卫革命成果作殊死斗争。在克格勃在雅瑟涅沃设立的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总部，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就是始终由鲜花环绕、矗立于大理石基座上的呷斯基的半身雕像。　　捷尔任斯基从克格勃前身--规模小得多的沙皇保安队那里学会了很多谍报技术，但克格勃对其神圣化的创始人的大肆赞誉却掩盖了这一点。在利用渗透和密探方面，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保安队有关技术的较为精确的第一手资料。早在1913年7月，列宁就与他的两个主要副手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以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主席罗曼·马利诺夫斯基就向沙皇保安队渗透的难题交换过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必须找一个较隐蔽的保安队内线来与布尔什维克代表团保持紧密联系。结果，这种联系甚至要比列宁所想象的还要紧密。这个内线就是马利诺夫斯基。但是后来由于保安队的档案泄露了他的身份，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的时候，他在克里姆林宫的花园里被枪杀了。　　“契卡”对其对手的渗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归因于他们模仿了马利诺夫斯基和其他沙皇专制工具的手段。“契卡”最早的工作手册《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契卡”情报工作方法简介》的作者德米特里·加甫里洛维奇·叶夫谢耶夫在写作之前对沙皇保安队的谍报技术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像捷尔任斯基一样，叶夫谢耶夫也认为，尽管“契卡”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机构，但是“契卡”还必须不断地向资产阶级情报机构学习，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技术手段。　　“契卡’阜期的任务主要是对内的。捷尔任斯基形容它是“一个用革命的手段来对付反革命的机构”，所谓“反革命”是用来称呼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和“阶级敌人”的名称。但就在“契卡”刚成立不几天，它即尝试性地进行了一些对外情报的收集工作。第一个派往国外执行情报任务的人是阿列克谢·富罗洛维奇·挪波夫，很遗憾的是他没有被克格勃历史学家树立为英雄形象，因为他的所做所为与这些历史学家们所坚持的列宁时代的英雄形象不相符。菲利波夫生于1870年，曾经参加过律师培训，十月革命以前一直从事报纸发行工作。1917年底，他被捷尔任斯基选中，以记者和商人的身份被派往芬兰执行情报任务。1918年1月临行前，他做了“为了革命，不需要任何报酬，我将把我在工业界、金融界，特别是在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圈子里获得的信息传递给你们”的书面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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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月4日苏联公开承认芬兰独立（在这之前，芬兰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然后又立即对它实行颠覆政策。月底，由俄国陆军和海军驻赫尔辛基的卫戍部队支持的芬兰共产党搞了一次BD，共产党控制了首都和芬兰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是，芬兰共产党很快又受到前沙皇官员卡尔·曼纳尔海姆将军领导的芬兰民族主义防卫部队的挑战。菲利波夫的主要任务是摸清并报告有关曼纳尔海姆与德国交往的情况以及支持BD的海员的倾向。由于德国在1918年4月上旬开始插手芬兰事务，所以共产党领导的BD和菲利波夫的苏维埃国外情报员的短暂生涯在4月底就走到了尽头。　　1918年5月，俄国爆发了内战，并持续了两年半。在这期间，布尔什维克为了保卫政权而不得不与强大却四分五裂的白俄军队展开激烈的斗争。在所有这些反对力量的背后，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精心炮制的一场巨大的阴谋。列宁在7月份声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针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场有步骤、有计划、显然还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军事和经济上的反革命运动，英法帝国主义的代表们已为此准备了好几个月。”而实际上，尽管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外都有很多敌人，但并不存在这种经过精心设计、协调一致的谋求颠覆它的帝国主义阴谋。　　“契卡”宣称，在内战期间，他们揭露和粉碎了西方政府及其情报机构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重大阴谋：第一个便是发生在1918年夏天的“‘特使’阴谋”，也被称为“洛克哈特阴谋”，其幕后策划者是英国年轻的外交官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1979年出版的一份克格勃历史材料这样写道：“毫不夸张地说，当年‘契卡’对阴谋家的粉碎性打击简直可以与大规模军事行动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媲美。”“契卡”在1918年也正是这样声称的，同时也是米特罗欣的大部分同僚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津津乐道的。然而，实际上发动“‘特使’阴谋”的却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盟，而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和敢于冒险的特务分子。他们趁着布尔什维克政权早期的混乱自作主张地发动了这场阴谋，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而最终却成了一次滑稽的、愚蠢的行动。其中最著名的特务要算英国秘密情报局（当时被称为MIIC）的锡德尼·赖利。他的功绩中既包含了激动人心的冒险行为，又包含了粗俗可鄙的成份。由于他越来越倾心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念头，所以后来被英国秘密情报局开除。赖利是日以一种奇怪而很有特色的方式进人莫斯科的--大摇大摆地来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自称是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的特使（而实际上，首相以前可能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个人），要求拜见列宁，但遭到了拒绝。　　“‘特使’阴谋”最精彩之处还在于，这个阴谋不是由特使或他们的特务们亲自策划的，而是“契卡”为给西方阴谋家设置陷阶而策划的。在1918年8月“契卡”官员扬·布伊克斯假冒为一个名叫施米德赫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谋反者，成功地使洛克哈特·赖利和法国总领事相信守卫克里姆林宫的拉脱维亚团团长爱德华·别尔津上校（他实际上是“契卡”的密探）准备发动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起义。为了支持别尔津所谓的起义，赖利给了他120万卢布的巨款，但别尔津很快就将这笔钱转交给了“契卡”。赖利的起义计划经常改变。有一次他甚至想象亲自率领一支拉脱维亚特遣队直扑大剧院后台，活捉正在那里召开苏维埃会议的列宁、托洛茨基及其他苏维埃领导人，并当场枪毙他们。赖利还很喜欢另一个计划，那就是不杀掉列宁和托洛茨基，只是剥去他们的裤子，让他们穿着内裤在莫斯科大街上YX，以此“让世人来嘲笑他们”。　　由于后来突然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赖利的想象永远不能实现了。8月30日，彼得格勒“契卡”领袖莫依谢·索洛莫诺维奇·乌里茨基被一位名叫列昂尼德·卡内吉瑟的劳工社会党温和派的前成员暗杀。同一天，在另一起袭击中，列宁遭到社会主义革命党成员法尼亚·卡普兰的枪击并受重伤。在经历了这两次枪杀事件后，捷尔任斯基决定结束“‘特使’阴谋”，“契卡”应对这次阴谋的设计和安排负主要责任。9月2日，有关方面声明，“‘契卡’已经粉碎了一起由英法外交官策划的阴谋--这些外交官们通过贿赂苏维埃政府军，组织抓捕人民委员会成员，并企图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军事独裁政府”。可以断言，声明肯定没有提及贿赂计划的具体事实，也没有提及军事政变是由“契卡”自己策划的，更没有提及这些外交官是受了“契卡”的间谍所使用的沙皇保安队的间谍手段的蒙骗而被卷人这场阴谋的。　　9月5日，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以及彼得格勒党的领袖再次发表声明，宣称英法阴谋家是企图杀害列宁的组织者和杀害乌里茨基的真正凶手。但是，捷尔任斯基并没有揭露赖利准备脱掉列宁和托洛茨基裤子的企图，尽管这样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或使人们更加相信是西方国家参与了杀害列宁的阴谋。他之所以不敢这样做，是因为这样会让人们嘲笑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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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谋杀列宁事件、暗杀乌里茨基事件及“契卡”宣告粉碎“‘特使’阴谋”之后，苏维埃宣称进人“红色恐怖”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忙于内战、对付反革命的同时，“契卡”也对革命政权的敌人大搞恐怖活动。在谋杀列宁的事件发生的三周前，列宁还亲自给奔萨州（有可能还有其他地方）的布尔什维克写信，要求他们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公开处决，‘争取让周围数百公里的人们都处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在他康复期间，他还指示“秘密地、紧急地为制造恐怖气氛做准备是非常必要的。”10月15日，乌里茨基在彼得格勒的继任者格列普·伊万诺维奇·博克自豪地向莫斯科报告，已经有800多名可疑的反革命份子被枪决，还有6229名被监禁。在彼得格勒，被捕或可能已被处决的人中还包括“契卡”第一任国外情报员菲利波夫。处决他绝不是因为在执行“芬兰任务”时的失败，而是由于他所具有的资产阶级血统，因为在“怀疑一切”的“红色恐怖”时期，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他是人民的敌人；20年后，博克自己也成为更为偏执的俾大林大恐怖时代的牺牲品。　　曾经参与策划“特使阴谋”的“契卡”密探别尔津和布伊克斯，最后也成了他们自己的骗局的受害者。刚开始时，别尔津的事业还是相当成功的。由于他从事密探工作时表现出色，曾被授予“红旗勋章”，不仅加入了“契卡”，后来还成为科雷马金矿劳改营的领导（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该劳改营中工人的死亡率在苏联内务部劳改局里名列前茅）。1937年，他作为人民的敌人被捕，继而被枪毙。当时具体给别尔津加了些什么罪名无从知晓，但其中有一条是说他曾于1918年勾结过西方阴谋家。在斯大林主义者对“特使”阴谋所做的幻想一般的解释中，别尔津的同谋者布伊克斯（化名为施米德赫）被描述成公开的反革命，而不是执行别尔津命令的“契卡”官员，甚至在米特罗欣早期的克格勃生涯时期，克格勃的秘密历史也是持这种解释。由于布伊克斯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得以安然无恙地度过红色恐怖时期。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对克格勃档案的解密，才重新确定了施米德赫的真实身份和他在1918年所起的真正作用。　　在米特罗欣整个特工生涯期间，克格勃历史学家们都始终认为，所有针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和进攻，都是国内阶级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阴谋的表现”。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真的存在所谓的勾结的话，那么苏维埃可能早在内战时期就已败下阵来。1919年，只要有两三个师的西方国家的部队在芬兰湾登陆，就能够强行进人莫斯科，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连两三个师也找不到。那些干涉红军的美、英、法、日军队只是起到了使白俄声誉扫地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帮了布尔什维克的忙。虽然他们数量太小，影响不了内战的结果，但足以让布尔什维克把它们描述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总之，很多布尔什维克成员都相信，在内战期间他们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全力进攻。这种错觉在整个斯大林时代甚至在以后的时间里一直影响着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　　“契卡”在国内外的间谍行动不仅深受沙皇保安队的传统影响，还受布尔什维克在地下活动时期所取得的经验的影响。很多布尔什维克已经习惯了1917年以前那种隐瞒自己身份的生活，以至于十月革命后，他们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化名，其中有俄国贵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他的假名一直是“列宁”；还有一直被称为“斯大林”的格奥尔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列宁”和“斯大林”保持着许多在地下工作期间形成的思考问题的习惯。在极度敏感的事情上，“列宁”要求他所作的指示绝不允许留任何副本，原件要么送回他那里销毁，要么由收件者直接销毁。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他的指示并没有被完全执行。　　斯大林在20年代还在窜改他革命前的履历，包括具体的出生年月。他确切的出生年月（1878年月12月6日）直到1996年才被公开。米特罗欣在一次参观“莫俾科总档案局”的秘密部门时，偶尔发现了一份有关朱加什维利在沙皇保安队时的档案，其封面和标题都采用标准的保安队档案的格式，但当他再看里边时，发现内容已全被取走，极有可能是保安队掌握了有关年轻时的朱加什维利的负面材料，而斯大林却抓机会把这一文件毁掉了。苏维埃政府保存档案的典型形式是：自档案被永久性地存人档案册之日起，它的封面就会一直被保留着。米特罗欣怀疑，取走档案内容的人很可能就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干的，后来被除掉了，因为这样可以保证这个秘密不被泄露。斯大林最想毁掉的是他在保安队充当密探的有关证据。尽管缺少确凿的证据，但是一些蛛丝马迹还是可以找到的。根据在《俄罗斯联邦政府档案》中发现的一个保安队成员的报告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巴库布尔什维克曾指控朱加什维利（即俾大林）不仅是保安警察，还是密探，并曾挪用过党的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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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在内战即将开始的时候，依据布尔什维克惯于隐瞒身份的习惯，“契卡”以不同的化名和各种各样的伪装方式向敌人后方派遣官员和特务来收集情报。在1919年7月之前，由于被派遣的特工众多，以至于根据需要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秘密指挥机构（后来成为克格勃第一总局下属的S局）。克格勃秘史称，从此以后这些“特工”行动成为“克格勃对外情报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日，也就是“契卡”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契卡”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对外机构--外国科，负责指挥苏维埃在国外的所有行动。在苏俄早期，由于这个共产党国家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与外国的官方来往很少，不可能为公开的情报站（在“契卡”行话中被称为“工作站”）提供更多的掩护，因此主要靠秘密行动来获得情报。在外国首都建立的外交和商务使团都有一个公开的情报站，它们由一位官员领导，这名官员的身份只有驻该国大使或使团领导知道。而地下情报站中的情报人员没有外交或其他官方身份的掩护，他们直接归莫斯科的外国科领导。　　在1918年到1920年的内战期间，与“契卡”在帮助红军战胜反革命军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相比，国外情报活动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但就像后来的克格勃一样，“契卡”也喜欢用数字来表示自己的成绩。1919年秋天，很可能就是内战的转折点，“契卡”得意地宣称，在它成立后的十九个月中，它共发现和消灭了412个反苏维埃的地下组织。“契卡”对付反对派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恐怖。尽管没有具体的数字来说明到底有多少人成为“契卡”的牺牲品，但是很明确的一点是，无论是对付其政治敌人的残忍程度，还是杀害政治敌人的数量，“契卡”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沙皇保安队。1901年，有4if3名政治犯被国内流放，其中仅有180名服苦役。只有那些杀人犯或企图杀人的政治犯才被处决。然而，在内战期间，大概有25万人遭“契卡”处决，这远远超过了死于战争的人数。　　十月革命时期，列宁从来没有想到，他和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会让保安队以新的、恐怖色彩更浓的形式再次出现。他在1917年夏基本写完的《国家与革命》一p中声称，革命胜利以后，社会将不再需要警察部门，更不需要政治警察了。尽管有必要“靠过去被奴役的大多数民众去镇压少数剥削者”，但相比之下，这种镇压就“容易多了”。建立在资产阶级秩序的迅速瓦解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只需要建立最低限度的法规制度和官僚机构。但列宁从来没有想到，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革命会遇到大规模的反抗；不过，既然夺得了政权，他就会用尽一切办法来捍卫它。他常说，布尔什维克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捍卫“人民政权”，但是他从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即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一党专政国家的永远正确的领袖。　　苏联时代的最后几年里，在靠近鲁比扬卡的地方用巨大的花岗岩修建了一个纪念碑，但这花岗石并非采自斯大林的古拉格，而是采自列宁在1918年秋建立在白海沿岸的集中营，以此来纪念“极权主义镇压下的受害者”。许多“契卡”成员都把对其阶级敌人的残忍当成一种革命的美德。据一份莫尔普斯克的“契卡”的报告称：　　那些为美好未来而奋斗的人，必须对敌人毫不留情；那些竭力保护穷苦大众的人，必须硬起心肠，放弃怜悯，冷酷无情。　　甚至在苏维埃为其政权存亡而进行殊死斗争的内战期间，也有很多支持苏维埃的人对“契卡”的残暴感到极端厌恶。很多“契卡”成员（他们很多人只有十几岁）都曾使用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手段来折磨人。在哈尔科夫，他们将受害者手上的皮剥下来做成人皮手套；在沃罗涅日，他们剥下罪犯们的衣服，把他们塞进钉满钉子的木桶里，然后转动木桶；在波尔塔瓦，他们将神父钉死在木桩上；在敖德萨，他们将抓获的白军军官捆在木板上，然后慢慢地送人熔炉；在基辅，他们把成笼的老鼠固定在罪犯身上，然后再慢慢加热，直到老鼠钻进他们的腹腔为止。　　尽管列宁不赞成这种残暴行为，但他对由捷尔任斯基来纠正这种“过度暴力”表示满意。他对“契卡”的残暴行为置之不理，反而对其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赞赏。他声称，“契卡”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它是“对付由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组织无数次的阴谋和无数次反苏企图的有力武器”：　　俄罗斯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们，我们知道你们不可能喜欢我们的政权，的确，你们不喜欢它！但是当你们把杀我们的时候，当你们围攻我们的时候，当你们在国内组织一系列阴谋，极尽所能破坏我们的和平事业的时候，我们的“契卡”已经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还击你们的一切阴谋诡计了！　　捷尔任斯基档案中的一些绝密文件附有一条规定，只能制作十个副本：一份送给列宁，其余交给“契卡”各部门的领导们。列宁对“契卡”事务的干预深人到了具体的操作细节，甚至就如何进行搜查和监视，他都向捷尔任斯基作了具体建议，还指导他说，逮捕最好在夜间进行。列宁甚至天真地想使用一种新的技术来帮他们搜寻反革命份子，他让捷尔任斯基制作一个大的电磁铁，以便在逐户搜查中发现敌人的秘密武器。这种方法已经尝试过，却没有成功，然而捷尔任斯基还是很难让列宁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