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魏忠贤征收商税，这真的是网络民科们编造出来的吗？_明朝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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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魏忠贤征收商税，这真的是网络民科们编造出来的吗？
一楼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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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多以前，在有一位仁兄，发帖名为冰冷的数据，黑的不能说成白，文中驳斥近来流行阉党征收商税，缓解明朝财政的结论，并且大量引用《度支奏议》、《明熹宗实录》等材料佐证。当时本人初看之下就觉得有一些问题，但却具体说不上来哪里有问题，且因本人当时正在外出旅游，故而并未当一回事，后回到家中，过了数月才恍惚想起，再翻帖子时，却已经找不见了那片文章，所以便不了了之。直到两个星期前，那篇帖子重新被顶了上来，本人当时也是比较忙，便用手机收藏，直到今天，方才抽空，对此文进行辨析。其原贴第一个观点认为，明朝晚期国家财政一直亏空，财政嫉妒匮乏，所以这个锅实在不能推到等人的头上，其原文为：“元年时，东林党执掌中枢，史谓”众正盈朝“。正归正，但没钱还是没钱，明庭财政极度空虚，田赋已加无可加，为了开源以支国用。”这里的问题是，谁告诉你元年国家无钱？万历年间，三大征共计花费1300万两银子，国库匮乏，万历帝无奈之下开始征收榷税，榷税就是商业税，而这些钱都补贴进了内帑，《明神宗实录》关于万历后期发帑金的记载数不胜数，仅万历去世以后，年间发帑金两百余万两于辽东，这还是有纪录的，《明光宗实录》中还有不少记载的都是发帑金于……，没记载数字，可知仅仅泰昌年这一个月，朝廷对边关的金额就发内帑200万以上，而后又修皇极门殿再发内帑200两（《明光宗实录》卷3）根据《崇祯实录》卷1记载，崇祯时期一年的太仓库收入实际上就是200两，这又是何等的财大气粗？元年，国家也是频发内帑，《明熹宗实录》中，天启元年仅有数据的记载，其内帑用度就已经高达600万两，这还是光有数据的记载，如果加上无记载的数据，和太仓库、太仆仓的支出，仅仅天启元年国家的已经高达近千万，何来“明庭财政极度空虚”的奇谈怪论？而后来，国家财政从相对阔绰，开始变紧张，恰恰是东林执政时期，其原因，按照东林人士周朝瑞的话就是：“发帑撤税”（《明光宗实录》卷4），只花钱，却把收入来源给撤了，坐吃山空，能不穷么？还有“东林众正创造性地开征杂项银并加征关税盐课。”，这似乎是想给东林辩白，事实上，国家财政严重亏空，东林人对此的动作自然是有的，如“数额为银1270568两；关税银为65240两；盐课银为59425两。”，可这并非东林所创，而是早有先例，将这些全部算到东林人的头上未免太过武断。而且上面的钱未必就是真实数据，比如《明熹宗实录》卷17上记载的“关税额垦65240两，实收29242.42两”，也就是说，额定为6万两的税务实际上只收了一半，那么其他数据就更不敢想象。关于一下记载：-----------------------------------------------------初期的杂项银是没有规定各省数目，所以上下波动极大，到了三年，为了进一步完善和加大搜括，明庭重新规定了各省提解数额，总额为银2292000 两。盐课银增额至322720两，并新开征芦课银为28970两海运银107000两。关税则不变。天启四年，除以定额的诸项银不变外，盐课银增额至547993两，并计划于五年将关税银增至200240两。----------------------------------------------------我实在找不出记载，找到了也与以上记载有些许出入，这个倒也正常，比如从征收辽饷上，年间据说最高达到770两，而实际收入是天启六年559万两位顶峰，也就是说计划于实际收入是不一致的，账目不应该这么肤浅的看。所以我需要上面的实际资料来进行对比，希望原作者给出答案。后来作者认为：“人不再是那些人，但政策没变，于是便有了魏阉所谓加征工商税的谬论出现。”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魏忠贤加征税负的观点，这实际上是犯了常识错误。
辽饷加收最高770万两银子，初年就930多万了。这个实际的问题就在于实际和目标。实际天启最高辽饷实际收取数字才550万，从来没有达到过770万这个史书上记载的廷议的数字。1.从实际收取辽饷年份来看，万历末年是200万和520万。1年550万，2年291万，3年476万，4年411万，5年499万，6年559万，7年545万，1年390万，后面的差不到，因为史书记载的是计划收取，而实际收取需要通过各个账目来对齐，非历史教授做不到。但可以肯定的是崇祯4年后，这个计划的数字越来越高。2.单从盐课一项来看，辽饷盐课是每引加一钱，当时大约是每引5-6钱。而六年辽饷盐课是54万，按这个参数计算，天启六年盐税大约是250万左右。而初年是21万，因此他的盐税大约是100万左右，流失严重。这里指的是实际收入和廷议的收入是两码事。到6年为止，单单盐课欠到320万两。因此很多帖子提到的崇祯没有免去税收，这是对的，只是这些人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崇祯没有免去税收，但是税收依然收不上来。（时期其实也没有全部收上来，只是收了一大半，但是崇祯初年很多税收是大部分收不上，著名的十几两的茶税就不说了）3.最最关键的一点。从明初到万历的“苏松重赋”遭到破坏。这是最要命的一条正常。明初根据各地经济情况不同，设计了不同税率，其中苏松一带的税率最重。苏松两府占全国土地1.6%，却要缴纳全国13%左右的农税，比河南陕西全省的税收（河南陕西各占全国赋税8%）还要高的多，如果再抛去地方政府日常开支，那么在中央财政的份额高的可怕。除此外，还有茶叶，织造等等明目繁多的非土地税，几乎都压在苏松两府。可以说中央财政江南占三分二以上。因为同样面积的土地，江南的产出远远高于河南陕西之地。江南的税率是河南陕西的数倍。这保证了，河南陕西这些土地较为贫瘠的人民的生活。
首先必须得对明代的国库有一个常识性的了解。明代最初用于国家财政的，是内承运库，朱元璋设立内承运库时，是将皇室与国家的财政收支混为一谈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皇室的财政与国家的财政出现了分流，而内承运库则渐渐的成了皇室的私人财产，根据《崇祯遗录》记载：“廷臣动请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也就是说，内承运库，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帑，即皇帝的私人小金库。而内承运库设立之初，是有户部管辖，后来渐渐由宦官掌管，户部遂失去了对内承运库资料的实际管辖权，故而内承运库内究竟贮藏多少钱粮，户部实际上是不知道的。为了填补这一财政的空白，正统七年，太仓库代替了内承运库，成为了国家财政的实际贮藏点，太仓库一旦捉襟，其他库藏如太仆寺库、广惠库等会借钱给太仓库，所以实际上，之前那个作者的所有收支，都说的是太仓库的财政情况，而魏忠贤以万历二十七年例收入的榷税，（《明熹宗实录》卷64）这笔钱直接进了内承运库，而《度支奏议》的作者老毕是崇祯时的户部尚书，他的资料也只能是太仓库的资料，这样一看，史料中对魏忠贤到底收了多少榷税记载寥寥就不必赘言了。——万历究竟收了多少商税我们也不知道，难道你要告诉我万历从来没有收过商税？而从史料方面看，天启五年，明熹宗整肃了东林党人，开始了变法，其措施写的清清楚楚，如当日户部尚书李起元就说：“国计匮诎，采集舆论，一暂复榷税。议檄行各省直抚按，查境内关津扼要、水路冲衢，照万历二十七八年例量征什一于商贾，事平即止，仍慎择榷官，严禁骚扰。”并对茶商、盐商进行税务改革，即“茶马盐法俱依议着实举行。”天启五年十月，明熹宗下诏：“一天下税课抽分衙门，原有祖宗旧制，各路关津隘口，商货经由处所，曾经万历二十七年等年设立征榷税者，近因新旧兵饷诎乏至极，暂议开复。”（《明熹宗实录》卷64）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户部尚书李起元提出复榷税，而后明熹宗表示同意，并且对茶税、盐税进行了调整。而后，明熹宗传示户部：“榷税暂复，用济急需，当在关津渡口商贾凑集之处。”（《明熹宗实录》卷67）也佐证了魏忠贤确实征收商税的这一观点。如果魏忠贤征收商税是网络民科们意淫出来的，那么上面的记载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朝廷派下去的税使不是去收税的，全部都是去闲逛的了？不久，一位叫杨所修的大臣上书：“得旨，盐课量增、公役输纳，当铺免差，三事如议行。”（《明熹宗实录》卷67）按照哪位作者所说的“天启四年，除以定额的诸项银不变外，盐课银增额至547993两……但政策没变。”那么杨所修口中的盐课量增是不是昨天晚上做梦梦见的？而天启帝征收榷税实际目的是为了暂时的缓解财政的窘迫，他的方式实际上是整肃官场，所以等到天启六年，朝廷上基本上已经大换血，财政相对缓解，天启帝便放弃了征收榷税，如天启六年九月，福建右佥都御史朱钦相说：“近奉明旨，停止榷税，此浩荡……”（《明熹宗实录》卷76）而后来，仅《崇祯实录》有数据的记载，崇祯元年明思宗发帑金达150万两以上，而崇祯年一年的太仓收入才200万两，可见，虽然天启后期因为东林党人孙承宗修筑关锦防线，导致辽饷激增，到了天启六年，达771万两，而太仓库的财政亏空，达164万两，这都需要内承运库与其他库藏进行补贴。（《明史纪事本末》）而在这种情况下，天启依旧可以给崇祯留下一笔尚算客观的家底，已经很不错了。而崇祯后来财政的窘迫，根本原因是朝廷上没有一个强硬的集权力量，对已经腐朽的国家机器缺乏有力的管制，故而该收的税收不上来，发的粮款也遭到克扣的原因。最后，根据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书中的记载：“由于辽东战局的需要，明廷拨付的辽饷从天启元年的4456186两白银增加到了天启七年的540万两左右，但其中田赋的加派却从天启元年的420万两减少到了天启七年的361万两，辽饷中田赋所占比例从百分之九十五下降到了百分之六十六。”根据上面的记录，可知魏忠贤征收榷税，减轻了农业税的负担确有其事，还真不是民科们发明出来的。
而这么高的税率下，苏松一带百姓的生活水平依然远远高于全国各地。而苏松一带的地主士大夫的生活就不说了，大明天子也未必比得上。也就是说苏松两府任何一府的税收应该高于其他省税收一倍以上，才算正常。然后我们来看东林在干什么。然而辽饷是怎么收的，是均收。再到后面的三饷，全部按面积平均摊派。万历末年的摊派是这样子的，苏松两府每户仅摊派0.056两。而陕西摊派每户0.26两，河南每户超过0.4两，竟然达到苏松8倍。随着三饷最后超正常赋税，河南陕西人民的负担高过了江南。因此明末陕西河南到处烽火，江南这边就没什么大规模民变。最后万历时期征收辽饷，苏松两府的辽饷份额是8.6万和3.8万的小数字，一船松江布卖到菲律宾就搞定了。而河南和陕西高达67万和27万。从过去纳税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来看，简直是发疯。而崇祯6年的再次加派更发疯，苏松是2.9万和1.2万。而河南高达21万以上。
天启五年以后明显有意恢复万历朝政策
税赋最高的不是湖广吗？
太长了不看
魏忠贤征商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肃贪整军，否则有多少银子也不够糟蹋的。
这个脸打的好，一群东林拥簇天天叫嚣，东林是有几个好人没错，但好人也不代表就是能忍，东林误国已经被历史证明过了，硬要狡辩，明熹宗死前召见信王就说过文臣们不可信，也是有历史记载的，说明早就看穿了那帮子东林文臣的嘴脸，建议此贴加精，以正视听！
缺牙要及时修复，揭秘种植牙如何做到几十年不掉？
我刚想转发过来你就已经解决它了
首先，每一个内廷能够参与朝政的大太监都会出他的政策，王振，汪直，刘瑾莫不如此。但是这些大太监身边聚集的人会认真的，大公无私的按照政令好好办事吗？这个政令会不会成为攻击对方的武器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使是好的政令，却出自内廷，下面的地方官会心甘情愿履行吗？
明朝不乏好的或者政治上有作为的太监，比如怀恩，陈矩，冯保好与不好，自有记载。
冰冷的数据原作者也好久没来贴吧了吧！话说为啥那张冰冷的数据和楼主你那张【感悟】谈谈最近这几年的帖子都不见了？
东林建立初期，还是不少是为国为民的，到了中后期，基本都是结党营私，为了自己或自己小集团的利益而活了，只要不是自己党的，全反对，对也反对，自己东林的，全都赞成，错也赞成。
好贴，我也来凑个热闹，首先关于“明庭财政极度空虚”这点我认为没错，万历后期明廷财政当然不好，不然也不会有各种加派兴起，内帑银固然可以缓解朝廷的财政状况，但这既然需要“皇帝的私人小金库”来补贴国用，不正说明朝廷财政空虚吗?万历初年的张居正主政时期，锐意革新，通过改革赋役，丈量田地，推行考成等一系列措施，明朝的财政状况是一度得以好转，但江陵殁后，明廷政治逐渐败坏，入少出多，国用又开始紧张，据《神宗实录》万万十一年十二月记：“甲子，户部尚书王遴等言太仓银库岁入银三百六十七万六千一百有奇，岁出银四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有奇。万历十一年分奉诏蠲免并灾伤织造议留共銀一百七十六万一千有奇，俱该太仓抵补岁入，视岁出共少银二百三十万一千有奇。況岁入未必能如数完解，岁出则毫末不容減少，今太仓存积除老库外仅三百余万两，不足当二年抵补之资矣。”此时明廷财政虽趋紧张，但仍有所积蓄，外库仍有银三百余万。之后明廷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据《神宗实录》万历十四年九月庚戌条记：“及查太仓，除老库窖房银六百万八千七百六十九两，系祖宗二百余年积余之数，不敢轻动外。據八月终，实在外库银止九十八万四千二百三十一两有奇。”外库银既已不满百万，随着之后战事大起，军费繁浩，加上天灾不断，“祖宗所积，不敢轻动”的太仓老库银自然也不能不动用了。之后经过十几年的国用消耗，按《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丙子条：“时司礼司设监奉旨下户部催铺宫等钱粮，户部上言簿查二年来共进珠宝六次，计价银一百八十万，近日监库纷纷題讨，又共进三次，计价银四十一万。通计前后所进用过银二百二十一万，较之皇上大婚所用十七万已不啻十倍而谓不足备礼，臣不敢知也，今查太色银库仅有银一千九百两。”《实录》万历三十二年九月壬申条载：“近访得老库之积，今止存五十万”。可见到了万历中后期，太仓老库、外库所积之银，已经亏空殆尽，不足万历初年帑藏丰富时的一成了。同样损耗殆尽的是太仆寺积银，据《实录》万历三十五年八月癸酉条载，太仆寺“在嘉隆间旧库积至一千余万，盛矣。迨万历十八年西征哱借一百六十万，东征倭借五百六十余万，二十七年为边饷借五十萬，又为征播借三十三万，三十一年又为边饷动老库二十一万，马价三十万，三十二年又以年例借三十万余，先是二十九年以边饷不给頓借百万，前后所借在计部者已九百八十三万矣。而二十九年工部以大婚大礼借三十五万，三十一年光禄寺以年例借二万又借三十七万，今老库见存者二十七万耳。”又据《湧幢小品》：“太仆寺马价，隆庆年间，积一千余万。万历年间，即次兵饷，借去九百五十三万。又大礼大婚，光禄寺借去三十八万，而零星宴赏之借不与焉。至四十二年，老库仅存八万两，每年岁入九十八万余两，随收随放，支各边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边功不时之赏。其空虚乃尔，真可寒心。”可见原本有千万之积的太仆寺银，也已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到了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建州汗奴儿哈赤起兵反明，破抚顺，克清河，全辽震动，明廷决定出兵讨伐，开始廷筹饷百万，据《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丁巳条记“署兵部尚书薛三才言……大约用兵五万岁计不下六七十万，而前议百万，内派太仓十万，太仆马价二十万，而工部二十万请于大工银动支外，此五十万非内帑无所措也。”朝臣请神宗发内帑银五十万助饷，但当时神宗以“库藏空虚”为由只下旨允发十万，据《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壬申条记“上谕内阁曰：朕览兵部所奏，募兵乏饷，即传内库速查给发。该库奏节年该部所欠金花等银至一百四十三万九千八百余两，库藏空虚，仅摉得先年余积银十万两，即已给发。户部凑集应用军饷缺乏，非朕不体念，但无所处，卿可传示户部上紧那借凑处，不得迟缓致误军机。”又万历四十六年五月甲寅条记“大学士方从哲言：近发帑金十万，人心无不感激，然发者无几，伏望再摉内库盈余或俟金花税银之解到陆续给发，以充前数，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上谕之曰：辽事方殷军饷不足，朕非不动念，但饷银已经发过，何得又有此奏。户部所进内廷金花银两，祖宗旧制每年进内承运库一百万，以备典礼及各节例进赐各宫与皇太子等及赏用内外日费并各衙门奏讨成造军职俸银，俱不得已之事，该库屡奏拖欠数多未见补进，每年所进不足一年支用，凑以税银尚且不敷，何以赢余可传。户部即遵旨上紧多方那借设处，使军饷不缺，不得借口请帑致误军机。”一方面军情如火，议饷增至三百万；一方面则是库藏空虚，难以措处，只能相借太仆、水衡、南京户工部库银，但仍未足额，《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六年七月乙卯条记“乙卯户部奏：辽饷会议三百万，今内帑之请发，南北部寺之那借，才得二百三十万。”
鉴于军饷紧缺，于是万历四十六年九月，朝廷下令全国700万顷田亩，除贵州外，每亩开征加派三厘五毫，实派额银共200万两。辽饷原本只是暂时性的加派，但明军在辽东连连败北，辽左军饷成了无底洞，不但不能停止，还得继续加派，于是朝廷分别在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和四十八年三月两次加征辽饷，最后定为每亩加派九厘，共征银520万两，这就是万历年间的辽饷收入。当时太仓库的一年岁入也不过四百余万，而辽饷加派就有五百余万，大规模的临时财政扩张，难道不能说明“明庭财政极度空虚”吗？
然后就是这张著名的“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田赋加派占辽饷总数百分比表”朱庆永的《明末辽饷问题》因为年代久远，网上实在找不到资源。（百度一下发现只有一些图书馆有收藏)，但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和林美铃的《晚明辽饷研究》都有收录，但林也对表中数据有过质疑。朱表中对辽饷的各项数额包括田赋加派、杂项、盐课加派、关税加派都逐条有详细记载。我利用手中有的资料也简单查了一下天启年间的辽饷情况，如下：
《明熹宗实录》泰昌元年十二月：太倉銀庫共收過浙江等處布政司并南北直隸等府州觧納稅銀粮馬草絹布錢鈔子粒黃白蠟扣價舡料商稅稅契塩課贓罰事例富戶協濟富戶協濟(館本濟字殘缺)俸粮附餘遼餉漕折等項五百八十三萬二百四十六兩九分四釐九毫八糹三忽九毫八絲三忽。(李本三作八)。銅錢三千九百三十五萬七千九百四文。共放過京邊遼餉等銀六百八萬六千六百九十二兩九十二兩(梁本李本兩下有「八錢」二字)八錢六分一釐一毫六絲九忽，銅錢三千六百六十萬六千六百一十六文。《明熹宗实录》天启元年十二月：新餉銀庫應收浙江等省南北直隸府州新餉加派額銀五百二十萬六十餘兩，內除蠲免北直順永保三府山東登萊青三府原派銀二十一萬七千九百五十兩二錢，又兵工兩部分用銀一百二十萬兩，實收銀三百五萬一千五百一十三兩五錢九分零。新餉雜項艮尚無定額，惟行令直省直摉括自觧，實收艮一百一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兩，廵撫軍餉巡按公費節裁免餉尚無定額，收過艮一萬四千一百三兩六錢四分。新餉塩課額〔五〕漢籍（按：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紅格鈔本補。）萬九千四百二十三兩八錢七石，實收艮五萬九千四百二十五兩八錢七厘。新餉関稅額艮六萬五千二百四十兩，實收艮二萬九千二百四十二兩四錢二分。共發過新兵餉艮五百三十八萬一千零七兩三錢三分四厘，內發帑銀一百三十萬兩，發過運價等艮二十五萬二千五百兩，發過島餉折色艮六萬兩。《明熹宗实录》天启二年十二月：太倉銀庫共收過浙江等布政司並南北直隸等府州觧納稅糧馬草絹布錢鈔子粒黃白臘扣價船料啇稅稅契塩課贓罰事例富戶恊済俸糧附餘漕折等項銀二百五萬二千六百九十八兩七分七兀七分七兀(梁本作七分七厘)二毫九系九系(梁本系作絲)是也。銅錢二千四百三十七萬五百一十二文。共放道京邊等銀一百九十六萬九分六厘八毫三絲一百九十六萬九分六厘八毫三絲(梁本絲下無「九分六厘八毫三絲」八字，此八字疑館本誤複，此處梁本館本均有闕脫)□□九分六兀八毫三絲□□□□□□□□□□四萬七千五百五十四文。是年新餉銀庫應收浙江等省南北隸直府州新餉加派額銀五百二十萬六十餘兩，內除蠲免北直各府山東登萊青二府並兗州府鄒滕二縣原派六十萬八百九十二兩又湖廣潞莊長沙免銀九萬兩，实收銀一百八十一萬五百二十五兩七錢六分零。新餉雜項銀尚無定額，实收銀六十五萬四千四百一十三兩，廵撫軍餉廵按公費截節裁充餉尚無定額，实收銀六千兩。新餉蘆課額銀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兩未觧，新餉塩課額銀三十七萬三千七百一十六兩二錢七分七兀，实收銀三十六萬三千七百一十六兩□分七兀六兩□分七厘(梁本作六兩七厘)。新餉関稅額銀六萬五千二百四十兩，实收銀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二兩五錢二分。共發過新兵餉銀三百九十六萬七千七百二十一兩一錢七分，內發帑銀三十□□□□□□□□□□銀五十六萬兩發銀五十六萬兩發(梁本無此七字)□□□□。《明熹宗实录》天启三年十二月：銀三百二萬三千七百一十八兩九錢有奇，戶口塩課折銀二十五萬九千七百三兩三錢有奇，內天啟三年撥給定陵香火地應减銀一百五兩九錢有奇，塩課銀額徵觧京并贓罰等銀一百四十五萬五千四百三十五兩七錢有奇，各運司徑觧宣大山陜等鎮銀二十五萬九千九十二兩五錢有奇，廣東福建四川雲南本省留充兵餉銀六萬六千九百八十七兩有奇，塩課塩二百一十六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引，歲辦塩一千二百三十九萬九千五百二十斤，屯折銀二萬四千八百二十二兩有奇，牧地子粒銀二萬八千六百四兩四錢有奇，租稅鈔八萬一千一百三十七錠二貫三百有奇，牛租穀二百一石一斗有奇，馬草二千四百七十五萬七千九百三十九束，金價銀五千五百六十九兩，水銀二百二十九斤，硃砂一十六斤八兩，黃蠟一千六百九十四斤有奇。漕粮起運額該四百萬石內除新舊例永折粮三十六萬一百八十八石七斗八合，災傷暫折并運黔粮一十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九石一斗一升九合六勺，錦衣等搃各衞所指揮千百戶等官朱邦等運納原派天津昌平薊州密雲各邊倉兌改粮四十五萬四千九百四十七石三斗，皇城四門倉并新添惠桂二府粮三萬四千五百三十六石，截留天津二十萬石，毛帥十萬石，實進京通二倉兌改粮二百六十八萬八千九百二十八石八斗七升二合四勺。加派遼餉每畝九厘共加銀五百二十萬六千餘兩，雜項遼餉銀二百二十九萬二千餘兩，除四川雲南一十五萬七千六百餘兩留充本省兵餉，廣西湖廣三十二萬三千二百餘兩暫恊助黔餉，其餘省直共徵雜項銀一百八十一萬有奇。
天启四年实录无，《三朝辽事实录》：新饷额放折色山海每月连马乾用银二十六万三千九百四十六两，蓟、密、永、通、天津每月用银八万八千九百一十三两，计一年共该四百二十三万四千三百三十两，今东兗、登莱解运计一年该用六十五万两。又山海本色计米八十五厅八千一百七十八石，除截漕外，余该用银五十三厅四千二百九十两，计豆六十一万六千四百石，内除屯堡高粮搜括外，其余该用银三十一万七干二十两，计草三百万束，该用银一十六万八干两。计米豆水陆运脚价该用银三十六万三千八百两以上，合本折计之，通共银六百二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两。去年额外代工部发山海器械银十四万，又代兵部银七万发毛帅，而去年之额外代工部发山海器械银五万，黔中供应支广东银二十万不与焉。及查新饷派额，除湖广、四川、云南、广西一半改黔饷外，实该解部银三百六十四万两，新增盐课、芦课、钞关约该银四十三万及省直杂项约该银一百八十万。又辽东旧饷三十万两以上，共银六百十四万，即令全完，已亏额十二万七千四百矣。乃核其实到部之数，自天启四年止仅共解四百四万三千六百两，又浙直等处扣买米豆，登莱处新兵备用约银九十五万，共实得银四百九十九万三千六百两零。其余总计一岁额欠遂至一百二十七万三千有奇矣。则加以额外出辦之四十六万不欠至一百七十三万余两乎。《明熹宗实录》天启五年十二月：太倉銀庫收過浙江等處布政司并南北直隸等府州縣觧納稅銀馬草絹布錢鈔子粒黃蠟扣價船料商稅稅契塩課贓罰事例富戶恊濟俸粮附餘遼餉漕折等項銀共三百三萬七百二十五兩五錢八分一毫四忽，收過銅錢八千六十六萬一千一百一十一文。放過京邊遼餉銀共二百八十五萬四千三百七十兩一錢三分一釐七毫一絲五忽，放過銅錢七千九百二萬一千九百二十九文。《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十二月：太倉銀庫收過浙江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等府州縣解納稅銀馬草絹布錢鈔子粒子粒(影印本子下脫「黃蠟扣價舡料商稅稅契鹽課贓罰事例富戶協濟俸糧附餘」二十四字，係製版時有誤)遼餉漕折等項銀共三百九十八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兩七〔錢〕(一兩七錢影印本錢字未印出)一分二厘五毫三絲八忽。收過銅錢六千九百五十五萬三〔千〕五萬三千(影印本千字未印出)六百五十八文。放過京邊遼餉銀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四〔百〕九千四百(影印本百字未印出)一十七兩三錢九分八厘二毫一忽。又放過銅錢七千三十〔二〕萬七千三十二萬(影印本「二」字未印出)二千二十二文。上面的资料与朱表中的数字对比，大都无法相符，有些数字相近但也有些出入，因为无法看到朱庆永的论文原文，也无法得知朱表中的数字出处，所以我现在只能心中存疑，如果各位吧友有博学的看过《明末辽饷问题》原文的，或者知道表中数字出处的（比如像《度支奏议》、《皇明世法录》等文献可能有上述记载，但实在不是我这样的懒鬼能找到的），希望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泰昌刚刚即位，就发了内帑二百万两给辽东，万历时期财政极度空虚吗？《明熹宗宝训》：天启元年五月丁未，谕户、兵等衙门：“朕览户部等衙门请发内帑银两，朕岂不重念封疆，吝惜不发？但思军国诸费向有经制，祖宗朝大兵大役，率皆外廷调度，即在皇祖（指万历帝）时讨平宁镇、征播、驱倭，一切兵饷不闻请帑。且帑金积贮有限，内廷诸费不赀，原非额供可应外急。迺自东事军兴以来，户、兵等部不闻长画，动请内帑。请则危言要挟，用则任意开销，调募不求精强，防御不合窾会，耗费徒多，绩效鲜睹。且如辽东旧兵七万，额饷近七十万两，新兵十三万，岁饷至五十余万，乃自辽沈既陷，河西官军能几？兵数相悬，应余多饷，即称外解不至，假使辽兵全在，饷将安出？又闻上年发去赏银二百余万，荷戈军士未沾，文武私囊半满，辽城积余亦送贼手，朕每念之痛恨。见今各衙门候发帑银，恐仍前弊，多发何益？该部可集廷臣议，目前所需，在内在外，孰急孰缓？其募调兵马、修浚城池、整备衣甲器械、备御三岔山海、抚赏河西款虏、赉恤存殁军士等款，逐一开列，除额派饷银支用外，事关紧要方准支用帑银，向来积习蠹弊，一一剖析，毋蹈前辙，仍一面奏请定夺。卿等大臣务遵祖宗成宪，讲求经国大计，严督逋赋，勿避怨嫌，斟酌给发，务求实济。主持职掌毋顾人情，其科道各官忠诚体国固不乏人，亦有乘机恣肆、颠倒是非，止快一己私心，不顾国家利害。无论更置经略、破坏封疆、贻祸海内，即此辽饷查核一事，何曾有一人悉心调画，抗章直陈？事已至斯，难以再误。大小臣僚务须涤虑改图，急公忧国，勉修职业，共济时艰。故谕。”
为啥魏忠贤下台，辽东方面节节失利。天启天天做着木匠，啥事不管，天下也没那么多起义造反的。天启很多事情都知道，就是懒得管，杀了魏忠贤，活还得自己干。可见他还是有用的。。
说白了，民科=工业党=太监粉=满遗=极端奉粉=杨宇霆粉=少帅黑=民主黑，往往很准，我发现的
“民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类容易忽视的精神疾患，民科往往看不出有行骗的主观故意，他们是真的坚信自己的妄想信念。[7] 这是百度百科说的
日月昭昭，故国有明
然而一句“熹宗在位七年，将神宗四十余年之才挥霍殆尽”就足以证明天启帝是靠吃老本的。东林狗贼和太监，刀子都是一样的黑
宇宙（Universe）是由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所构成的统一体，是一切空间和时间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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