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_中国作家网
“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
来源：文学报 金宇澄　朱小如
　　上海作家金宇澄推出长篇新作《繁花》
　　“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
　　《繁花》单行本插图
《繁花》单行本插图
　　新近出版的《收获》2012秋冬卷，以大半篇幅推出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并配发评论家程德培和小说家西r的点评文章。三十万言，一百多个人物，通篇“话本体”，于不动声色中将30余年来上海惊心动魄的蜕变忠实呈现。本版刊载本报记者朱小如与其对话。
　――编者
　　朱小如：读《繁花》，感觉像是被你带领，重走一遍淮海路南京路，苏州河沿岸。小说最突出的地方，在于你具备了将琳琅满目的“生活场景”像“商品橱窗”式极力展示出来的写作功力。重要的是，这类“城市写作”典型特征，在当下的作家们和作品中能做好的，还真不多，当代文学的“城市写作”一直处于弱势中。
　　金宇澄：你这样说，好像我在搞陈列馆，做城市导游，我无此心，如果说城市“琳琅满目”，等同于乡土作家笔下的乡里乡亲，山水鸡狗，春种秋收的背景，我很同意，两者的技术效果是一样的。《繁花》 的主要兴趣，是口语、对话，以及除人物故事之外，整体与其他小说不一样的状态。《繁花》来回穿插，不求深刻，人多景杂。所谓城市写作，写一个人，处于某地，一条弄堂，一个大院，或是散开几个人，几个点，这都是套路了，《繁花》主要的兴趣，是取自被一般意义忽视的边角材料――生活世相的琐碎记录，整体上的“无意义”内容，是否存在有意义，兴趣在这一块，看城市的一种存在，不美化，也不补救人物的形象，提升“有意义”的内涵，保持我认为的“真实感”，这是《繁花》的一道主菜。比如打麻将，一次次的宴席，并无什么深意，不谈什么要紧事，有关情节逻辑事，这是很少表达的一种真实――城市人都有类此感受，出去吃一个饭，打牌，饭桌，麻将桌上，讲了许多听了许多，但基本不记得了，这一晚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就回家，这种体验，是城市题材的一部分，人生如此，充满无意义的过程与特质，不重要的重要所在，海阔天空，胡说八卦，或者吵闹调笑中，时间逐渐消耗，流过，在话语，小故事，段子里，逐渐流过，消失，这一层不大被人留意的发现，表现了时代的本相，一个很小的切入口，因为这类场景、时间、状态，生活中比比皆是。
　　《繁花》不说教，也没什么主张，位置放得很低，常常等于记录，北方话讲，基本是逗哏，捧哏的，牢骚。像这个多元时代的方式，宽容，有序，也很无序。这个状态，确实不只代表上海，代表了城市的某种灵魂，在这类空间里，有大量的说法，讲法，混沌无聊，也有趣。
　　历史上的城市(上海)小说，各种主义，各阶段的城市阶级小说，个人观念过于显露，因此讲得最多，铺陈最开之处，往往遮蔽越多，接不到地气的模糊，在单行本《繁花》的开篇题记结尾，我新加一句话：“古罗马诗人所言，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繁花》可以卸掉包袱，做轻松的过滤，做一份清汤，至少表面上可以这样讲，我不施加迷雾，文艺糖精片，讲口水故事，口水人――城市另一个夹层，这些被疏忽的群落。
　　说来说去，这小说的立意简单，尽量免俗，尽量免雅，回归某种中式叙事范围里，整体上想换一种口味。
　　朱小如：你在杂志社当编辑，是否经常领着外地来的作家走街串巷地逛上海，久而久之体会深了，给了《繁花》文本创造上的某些灵感。
　　金宇澄：要我正经地讲，《繁花》的起因，是向这座伟大的城市致敬，对于“城市无文化”的论调，我一向不以为然，如果可以城乡来分类，西方小说的大部分，就是反复书写城市，城市一直有炫目的生命力，有种观点认为，只有触碰到乡野蛮荒，才是写作的精神本真，人生的正道，接着地气。这像背包客的观点。现实是，国民正在逃避这种虚幻蛮荒，及文学想象中的寂寥美景，也许是城乡巨大差异形成的世俗之念；相反，文人归隐的念头，这山望到那山高，去到远方的愿景，辽阔莽原，如醉之忽醒，涨水之思决，这种想象里的好文学，好抒情，好继承，思之思之，是虚幻。
　　在我眼里，城市永远是迷人的，因为有8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城市曾消失在我的远方，在我如今的梦里，它仍然闪闪发光，熟识而陌生，永远如一个复杂的好情人，而不是简单懵懂的村姑。
　　所谓城市已冷酷无根，愈加浅薄，只剩钢筋水泥，人人无根无源，浅层苔藓，遗失母亲的孩子――在我这老牌城市人看来，遥远的边疆，才会这样，在我印象中一直如此，就如高尔基说的，我的感受，是皮肉熬出来的，难以改变。我知道，很多很多的人们，从不拒绝城市，城市有好故事。城市是很多人的故乡，人生之源，它有最好的风景，一直不灭的内涵，只当你匆匆路过，进入一座陌生城市，才是无根系的，比如我去重庆，去深圳，显然就是无根之草，想一想城市的根脉，包含个人，家族的感情与历史，上一代，亲戚朋友的气味，几乎蜘网一样，布满某个街区，某块空气与灰尘之中，也包括了祖辈自别地迁来的痛史，血肉之躯，你在哪里生活，即能获得生动复杂的故事，城市是开遍野花的土地与山川，街道与水泥地是最好的文学温床，我说这些，并不贬低乡土题材，但我知道，乡土并不高出城市一等，乡土情感的发现，表达，与城市情感的途径，是一样的，中国有户籍，讲究籍贯，却没有土地永久权，我认为是这个规则，把人的观念搞混了，你所提到的问题，我对上海，与大部分上海人一样熟悉，是不需要逛了才熟悉的那种熟悉，就如北京人，开口谈四合院，应该有这样理直气壮的态度。这部小说所写的上世纪70年代，其时我并不在上海，身在几千里以外的东北，但我拒绝在小说中写东北这一块，看能不能成立，答案是可以的，凭借感情，我可以战胜这些缺憾，是否也说明，只要有经历，有感想，有乡土观，主要是，你是否有兴趣与信心，先不把门关死。我曾长住东北黑河地区，前后长住上海，表现出我的细节与经验，就可以了，对于城市，时代的评价，有反向的思维，对于城市写作，我反感的只是肤浅描摹与媚俗，或全盘否定，坐视而不见，这就等于，我同样反感对东北黑河那块乡土的媚俗书写，因为这都是我长期生活、体验过的地方，唯一的办法，是一声不响，写出你的细节观察与结论，张舞衔斗被ā凡⒚挥型怀錾虾＃峭怀隽顺鞘校曳浅Ｍ猓鞘性谖业谋氏拢芊裆淮危馐俏椅ㄒ坏男醋髟竿
　　朱小如：二十年没写小说，这次复出的感觉如何？是收官之作，还是卷土重来？
　　金宇澄：《繁花》是无准备中完成的，可说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下，写了这个长篇。起因是我想在网上，写一些无名无姓者的市井事迹，起了网名，上去开贴。我经历了80年代的手写稿时代，小说写在格子稿纸上，编辑阅读手写稿，得到读者反馈，过程更缓慢，等得更久，现匿名写到网上，就有了意见，带来奇怪的促进作用，与闭门面壁的感觉完全不同，一开始跟贴内容就是这样――“老爷叔，写得好。赞。有意思。后来呢？爷叔，结果后来呢？不要吊我胃口好吧。”写作进入现场感，以前一切经验过程消失了，与读者的关系，简单热情逼近。我每日一贴，忽然就明白，你习惯了这个节奏，投身其中，你会得到推动的力量，调动出你的活力，帖子逐渐增加字数，后发现不行了，是长篇的规模，再回身仔细做人物表，做结构，我当时一直考虑的问题，并不是小说，是如何串联，写得更可读，不让这些读者失望，《繁花》获得最深的体会，即这种互动，随时的反馈，写作心理完全不同，促使我详细筹划的，总是在想，下一节，该怎么写才好看，才有趣，才不落俗套，晚上想定内容，一早写出来，看一遍，就贴上去，中午上网，就见到读者的议论了，这状态特别愉快。我负责一本文学月刊的部分工作，如不是出于这样的偶然，没有这样的激励来挤压出时间，5个月写出 《繁花》33万字的初稿，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作为长篇面世。发表后，圈内部分意见是，过去的部分好，现在的部分，一场接一场的饭局，比较轻，甚至重复。我不置可否，我心里明白，后者这些内容在网上，是最受欢迎的段落，每当写到这些吵吵闹闹的男男女女，跟贴马上热络起来，一章停止，下回分解，网上立刻抱怨，爷叔，这是成心吊胃口嘛。所谓古人言，文不能通，俗可通，因此整个小说，考虑方面很多，必须重视内容与读者，不是我说说而已，我没有“读者必然会读”的自信。记得一次退了作者稿子，作者说：“我的稿子，全部到了发表的水平。”这话的意思，是说我阅读上的问题，仿佛文学高人一等，需要更高的慧眼来看，可惜，文学在我眼里，不是庙堂，取悦读者，也不是低下的品质，我喜欢取悦我的读者，很简单，你写的东西，是给读者看的，旧时代，每一个说书人，都极为注意听众的反应，先生在台上说书，发现下面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当夜回去就要改，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每个说书人，每一位小说作者，心中应该有自己的读者群，你得为他们服务，心存敬畏。
　　朱小如：程德培说，《繁花》的文本构成难得一见，他评论的题目“我讲你讲他讲”，用这样明白的句式解读，我有同感。这部小说的许多故事情节，不是惯常的直接描写，通过小说某个人物讲述出来。以致西r认为：“从技术上讲，基本上是退到了话本小说的阶段。”
　　金宇澄：我感兴趣的是，当下小说形式语言，与旧文本间夹层，会是什么。以前西方专家评论中文作者，“摆脱了说书人的叙事方式”，是一句好话，同时也提出中西都存在的问题―――现代书面语的波长，缺少“调性”，如能够到传统文字里寻找力量，瞬息之间，具有“闪耀的韵致”。文学看重语言，上世纪80年代，大家都在意小说语言的实验，现今不大在乎了，包括评论界，对于文学语言的研究，也很少见，这就等于大家出门，如今越来越随兴，不需要什么打扮，就可以抛头露面，没人议论，随随便便出来，不管身上穿什么，大街上因此出现很多穿睡衣的人。我每天看稿子，发现很多的文字，如遮盖了作者署名，几乎是一样的西文翻译味道。小说文字，越来越趋同化，是不争的事实了，近几年的杂志或者评论者，也已经退守到了只强调“故事完整性”的地步，“文学对语言造成影响”的功能，完全被削弱了，虽然我们都知道，文学开拓了语言，普鲁斯特说的，文学在语言中的开拓，既非一种语言，也非重新发现的语言，而是语言的生存它者，大民族语言的小民族化，是逃脱了主导体系的巫婆路线(大意)。每位作家，应该“创造”自己的语言，迫使它脱离一般的轨道，西方论者提出“生成过程中的句法”，让句法超越极限，语词的音乐感。我做得怎样，真还不知道，但我感到了《繁花》的弹性，魅力，故事生发之外的，语言的自由与诱惑。
　　我一直想用吴方言“蓝青官话”，写一部小说，效果如何。在这部小说里，我首次使用母语(沪语)思维写作，同样经历了大幅度的改良，很多沪语句子，不易书面表达，只能舍弃，反复拿捏，用心良苦。因此语言上，实际过渡到了所谓“蓝青官话”程度，整个过程里，我用沪语读一句，用普通话再读一次，虽然至今，还有耐琢磨的地方，但是杜尚说得好，拒绝与接受是一样的。读者有兴趣的话，基本可以明白。
　　朱小如：我注意到两篇评论似乎都没怎么谈到 《繁花》 中的“人物”，是如今小说里的“人物”不重要？还是《繁花》的“人物”不够重要了呢？可能你本意就在提供给读者这么一座“群像”，或者叫“众生相”，并不在意充分展示出哪种男女的性别特征。或许因为“群像”，进入每一个个体人物的内心几乎不太可能，“群像”塑造比个体形象塑造难度高？
　　金宇澄：我们无数新闻报道，故事专访，纪录片，乡野照片，尤其一直在读这类的所谓底层小说，很多认识上的常规，尤其文学的重点铺陈，多少年来，作家努力发掘这类人物的内涵，逢人深挖的探究，使我烂熟于心，无数的小说，中篇，短篇，普通小人物的常规经历内涵，再写下去，也就是那些了，已经走到底了，你写的东西和其他的小说，内容意思，与新闻追踪，普通揭露网文，是一样的了，我有个很有知名度的作者朋友，把人尽皆知的一个社会底层新闻，改换了人名，用了内心独白，用了温暖提升，表现小百姓相濡以沫，千人一面的小说框架套路，出笼了。我说，这也太显眼了，读者都知道这故事的主要情节，你挖得再深，大家都明白的，不会感到温暖与力量，不能满意。说了这些，是我已经懂得，可以省略这种共同的，一般的经验的所谓叙事，压缩这样人尽皆知的空间，试一试用速写，快速走过场，只交代几句，是否可以，《繁花》即采用了这种压缩式叙事，你所说的“群像”，一般的论判，肯定是“人物不够深刻”，我的理解是，这种常规化的深刻，不要也罢，我借古画，对人物的认识，寥寥几笔，画一个人，散点透视，清明上河图，多画一些人来人往，不再用重复厚重的笔墨，表现一个小民脸上“深刻”的光，内心一条深刻的皱纹，因为，观看者已在无数模仿的洋画中，重复读到过了，读者已具备常规的判断经验。
　　朱小如：说起上海这些年的文学叙事，似乎越“老”的上海越有“审美”价值，然而，从写作的职业角度来衡量，可能越“老”的上海越容易把握一些，相反越“新”的越难呈现。由此，我想到你这部《繁花》将六十年代的上海和九十年代的上海的时序有意识地打乱，是否意味着要把“老”生活进行“翻新”而不是“做旧”呢？
　　金宇澄：我回答了人物压缩，时间也如此，我觉得即使写出来也是一般的时间过程，不重要的时间，可以省略，把时间压缩，容纳更多有意思的时间，此外，是担心从头至尾，按时序讲故事，读者会厌倦，现在的读者，是最有文化的读者，可以接受任何闪回桥段的电影观众，对于拖沓缓慢的爬行叙事，接受者越来越少了，我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以一章新，一章旧的节奏来延伸。我们回望过去，回望一种积淀，小说等于一出戏，如果有了更多的，包括老一辈内容，等于戏台加了多层背景帷幕，读者觉得深了几重，更有看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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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里开出的文学“繁花”
“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沪生勉强走进摊位。陶陶的老婆芳妹，低鬟一笑说，沪生坐，我出去一趟。”这是35万字长篇小说《繁花》第一小节中的一段话，随着这样一个颇有老上海味道的开头，金宇澄带着人们走进一段关于上海的人情世故、风土面貌。　　金宇澄 原名金舒舒。上海人。1969年赴黑龙江农场务农。1977年回沪，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起任《上海文学》杂志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编审。著有长篇小说《繁花》，中短篇小说集《迷夜》，随笔集《洗牌年代》等。近来因出版《繁花》广受关注。　　“爷叔，写得好”　　日，研究上海本地文化的弄堂网文学板块里有人贴出了一条公告――“最近看见，弄堂里各位朋友，关心《繁花》的出笼，在此谢过，鞠躬。《收获》杂志是双月刊，一年六期，另辟有《收获长篇专号》两本，为《春夏卷》《秋冬卷》，拙作发表于后者，30万字一次发表，9月23日出版(其实拿到杂志，要等到月底了)……阁楼前一阵，每日写帖《老去的青年》，但就停了下来，是因为《繁花》与一出版社签了合同，单行本于明年2月出版，十月交稿，所以阁楼手头的帖子，只能暂时放一放，转而去忙《繁花》的修订，包括插图注释。后记，封面，包括其他，时间紧张，在此对各位道一声抱歉……”发帖人“独上阁楼”正是金宇澄在这里的ID。彼时，距他第一次在这里贴上《繁花》的片段已经过了1年又4个月。　　弄堂网里聚集了一批会讲上海话，喜欢研究老上海文化的人，这样的环境也对《繁花》的小说语言起到了作用，让金宇澄在最开始便决定使用沪语作为这部小说的背景语言。那时金宇澄在弄堂网上每天写，每天贴，很快也得到了很好的反馈，“爷叔，写得好”类似的赞语他收获了很多。金宇澄喜欢在这里发东西的感觉，这里不是很大的网站“大的网有人会骂你，那就没劲了。弄堂网媒体也就三四百人，看我写东西的五六十个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弄堂居民。我听到的都是鼓励的话，慢慢火车就启动了，自己越写越起劲。”渐渐地金宇澄也越来越了解读者喜欢阅读的内容，也越写越有感觉，“如果面壁写作，我不会知道现场的状态。”当写到陶陶与沪生在菜场相遇的这一段时，金宇澄感觉更加强烈，他开始考虑小说的结构问题。　　到后来，金宇澄每天写《繁花》已经成了习惯，有一次到成都去开会，他住的宾馆不能上网，他就跑到网吧里去写。“那天天还没亮，4点多种，我在写的时候，旁边是很多玩通宵的小孩在睡觉。还有摊贩在讲四川话，卖龙抄手等等，很有地方味道。”就这样从5月写到11月，他完成了小说的初稿，而陶陶与沪生在菜场的相遇，也被最终用在了引子里。《繁花》 金宇澄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年3月　　登上《收获》　　初稿完成后，金宇澄把小说交给了《收获》。程永新看过稿子后提出的建议是，对方言的使用一定要让北方的读者也能看得懂。《收获》给出的建议金宇澄很认可，“在语言上，我不愿意它是一个真正的方言小说，要让非上海话的读者能看懂。整个过程，我用上海话读一句，用普通话读一句，做了很多调整。西方一种理论说，作家建立个性特征，在语言上要‘再创造’，西方一些作家甚至故意用错字，或结结巴巴，或标点上有意变化，制造特征与障碍。就像画家，不能画得跟别人一样，要想办法改变。”就这样，《繁花》被刊登在了《收获》的增刊，“长篇专号”上。　　为了配合《繁花》的发表，《收获》还特意邀请程德培和西r分别从评论家和作家的角度读这部长篇。“我找程德培先生的时候，开始他还不太愿意，我说你先看看小说再说。他有点犹豫，但还是看了，看完了他觉得确实写得好，就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字。他把金宇澄以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的所有作品都看了一遍，我们找他也是看准了如果他认同的话会写出非常好的文章。”程永新说，程德培的文章后来被评论家吴亮看到，吴亮就给程德培打电话说“你过来，我要请你吃饭。”因为看了这篇文章吴亮有一种特别想流泪的感觉。　　文章和小说一起被刊登出来后，效果非常好，得到了许多反响。“一般的读者有很多反馈，打电话、写信、邮件都有。最主要的是， 有那么多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给我发短信，或者开会碰到都专门来跟我聊《繁花》。有广东的作家都给我发来了短信，原话是――《繁花》是考验我们懂不懂文学的一个标准和尺度。”程永新坦言：“一部小说大家都在谈，是比较少见的，上世纪80、90年代这样的情况比较多，这些年没有遇到过。”程永新觉得，《繁花》有了现在的关注度，是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合力的结果，“现在文学比较边缘化，大家兴奋点都不大在文学方面。但是《繁花》证明，好的文学作品还是可以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到达读者手中的，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经验。”　　出单行本　　在《收获》还没刊登出《繁花》时，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室主任郑理有一次和金宇澄一起吃饭听说了他在写的小说，那天金宇澄带了几十页的稿子，大约有几万字。“一开始看几万字很难判断个大概，后来《收获》副主编钟红明又提到这个事情，说《收获》要发了，她提醒我一定要引起重视。”郑理听从了钟红明的建议，很快联系了金宇澄要了全稿来，郑理很快看完，决定出版单行本。“《繁花》的叙事语言很特别，采用一种上海方言，但也不太确切，是接近于普通话书面语的叙述，北方读者也可以看懂，但是又感觉到骨子里的上海语言的味道在里面，一种杂糅在一起的叙述语言。当然可能北方读者看起来有些精彩的地方没感觉到，上海、江浙的读者看到有些地方可能会会心地一笑，体会它的奥妙之处。在上海以前作家包括王安忆等都是用普通话来写，首先是把自己放在普通话的语境里，但是金宇澄有一种上海话语言的自觉的意识，揉到这个文体里面。”　　不仅仅是沪语的部分，郑理觉得金宇澄的语言里还有别样的味道在其中，引用了以前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语言表达。“很多遣词造句是那个时候常用的，现在隔了这么多年以后，人家已经淡忘了这种表述方式，他又拿出来。举个例子，譬如他写女子向一个男士笑一笑，用一般的现在的话说很平淡，他用了‘低鬟一笑’，一看整个女人的形态一下子就感觉得到，眼波流转啊马上就很形象。”小说中的故事也都很贴近现实，让郑理觉得故事里的人和事都像是在自己身边的人、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非常地接地气。郑理向金宇澄表达了出版意向，这个时候已经有另一家出版社也有意向出版，郑理最后还是说服了金宇澄，得到了出版单行本的机会。　　《繁花》单行本的出版让弄堂网里曾经为这部小说喝彩过的最早一批读者们很兴奋，在弄堂网置顶的一个帖子题目就是“庆祝《繁花》盛开，聚首桂梅别墅”，发帖的时间是今年4月2日。这次聚会将于下周六在徐汇区的桂梅别墅里举行，弄堂网的网友可以报名，每个人都会带上(或报名购买)自己的那本《繁花》和金宇澄面聚，当然依照他们的传统，每个人还要带上一个小菜。而金宇澄对两年里弄堂网友的相伴总是心存感激与敬畏。　　解读《繁花》 生活像河水一样，缓慢地漫过了一切　　1　　香港小姐打断说，“方块豆腐干”，我已经听到了，有啥事体。同学说，大橱，五斗橱里，所有女阿飞衣裳，自家主动交出来。香港小姐说，为啥。同学说，剪刀有吧，当了革命小将的面，自家统统剪光。香港小姐说，全部剪光，叫我赤膊，我不答应。　　《繁花》与改良派“沪语写作”　　沪语写作是《繁花》被讨论非常多的部分，尽管金宇澄通过多次修订已经让非江浙人也能读得懂这部小说，但是吴方言的风格和韵味在小说现在的版本中依然处处可寻。上述的段落来自小说第九章“文革”期间书中人物的一段对话，阿飞、瘪三、事体……都是上海话或吴语中使用的语言。　　吴方言的小说金宇澄当然不是第一个这样写作的人，但是如果追至民国时期的吴方言小说，“一般是怎么说就怎么记下来，有很多是外地读者看不明白的，用一些拟音字。再一种是上海官话，基本是用书面语，如果希望更多的人来看懂，肯定要做这方面的改良。”金宇澄道。　　而对于郑理所说《繁花》中有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语言表达，金宇澄予以承认，他说这是有意的。传统语言中很多好的内容，他希望延续下来。“这也符合现在的观念，为什么大家会买旧椅子、旧桌子，因为起码有装饰性。过去一个阶段认为，是要打破的东西，现在变成挺好的。”民国时代鸳鸯蝴蝶派的语言在今天的苏州评话里也经常使用，文绉绉是很多人对此的形容。因为这样，也有读者跟金宇澄说，看《繁花》就像看老先生讲话，句子里有民国的味道。　　金宇澄对吴方言在小说中的“改良”使用达到了他希望的效果，程永新说，谈《繁花》就不能不谈语言，因为它提供了吴方言进入小说的可能性。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业松则认为《繁花》运用了大量上海方言土语，但是在内容上它绝不仅仅是地方小说和方言小说。“它是一个处理最近几十年当代史和当代生活的小说，在中位层面处理我们最近几十年的历史和中国人生活，在内容方面有广大的包含。应该肯定它从地方生活出发，具有广大的覆盖和涉及，由城市到乡村，由地方到全国，由中国到世界，它都有。”　　2　　阿宝说，讲啥呢。雪芝笑了。阿宝说，明白了。雪芝说，讲讲看。阿宝说，我讲了。雪芝睁大眼睛。阿宝说，我就讲，我是雪芝男朋友。雪芝笑起来说，聪明，也是坏。两个人笑笑。阿宝沉吟说，真的不要紧。　　闲谈、闲聊和对话中的沪上生活　　初读《繁花》的有些读者可能会不适应金宇澄的写作方式，他有许多的段落都是以“A说，……B说，……”的方式写就，大量的对话体，聚集在一起，这样的对话体短句写作方式是除了方言写作之外，这本书语言上的另一个特点。　　金宇澄在最开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就刻意选择了这样的方式，他说传统话本里就是这么讲话的，过去没有那么多的标点符号，最早就是一个点，后来也只有逗号和句号，但是大家都能看得懂。“日本也有这样的作家，对话来来去去这么写，大概是东方人的原因？血液里面的东西。”　　金宇澄说如果把所有对话分列开，《繁花》估计得分出5本来出了。“当时在网上，真有人热心给我分开了，说‘你这么密，我怎么看呐，帮你分行了。’现在还在网上呢。我说，分开我就写不下去了，另起一行怎么写？成剧本了。连在一起的对话，也含有叙述的意思。”　　对于这样一部谈话体占多数的作品，张业松倒是觉得一群人就是在这样的讲述中，道出了上海几十年的历史。这几十年里上海的变化很大，就是在人们语言中，建立起了一个生活的整体，提供了一个想象这种生活的示范。“这种谈话为展开上海生活提供了一个可能，把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分裂的上海生活整合起来。在这样讲的过程当中，作者或者作品里面的这群人，实际上也是在回顾、反思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在确认自己的生活。我们这样活着，你说我们俗，我们有这样很精神的生活，你说我们只关心鸡毛蒜皮的东西，我们其实也接触非常广大的主题，比如国际贸易、跨区域交往，城市人有很多朋友在农村、国家很边缘的区域生活，这些经验也都回来，这些生活在改变我们的朋友，也在改变我们自身，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尤其这段历史包括中国最近几十年政治经济文化层面的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我们自己，有些变化我们可能永远没办法去理解，但是最终它在一个中位的可以自我讲述的层面，把这些信息都包含进来了。”　　3　　“两个小姑娘，领沪生进了店堂。收音机播放本滩，丁是娥《燕燕做媒》，悠扬至极。沪生走过一排理发椅子，到二楼，一扇房门敞开，银凤抱了囡囡吃奶，上三楼。小毛听到响声，挡到门口，警惕说，做啥，快下去。大妹妹说，人客来了呀……小毛一回头，大妹妹与兰兰手脚更快，拉开碗橱，每人捞了一只红烧百叶结，一块糖醋小排。”　　上海生活的剖面图，或是博物馆　　弄堂、本滩、糖醋小排……上海生活的面貌就是通过这些细节展现在读者面前，难怪程永新认为《繁花》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　　“《繁花》是剖面图，可以看到上海人的生活。”金宇澄特意强调，这个剖面图不是什么旗袍，不是什么30年代，这些都是表面，他要体现的是深入的上海市民生活，这其中有很多习惯值得写。“在定量供应粮食的年代，有人批评上海说‘全中国半两面值的粮票，只有上海有。’说这话的人是很不屑的。但是上海人听了会笑，因为这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北方吃油条一般是论斤卖，而上海一根油条、一块蛋糕是半两粮票，可以零卖，外面苹果辣椒都标价零卖。上海人不习惯光吃油条，要剪成小段蘸酱油。半两粮票可以买一碗小馄饨，下午两三点吃一碗很舒服，要是北方人进店要半斤，人家得端来10碗。”　　而对于程永新的“博物馆说”，金宇澄觉得这是美誉，他喜欢写这样的生活百态，因为小说是需要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支撑的。“西方小说会把细节讲得特别清楚，例如DISCOVERY频道，一些纪录片信息量都很大，会从技术的角度、知识角度，各方面很仔细，每个螺丝钉都会告诉你。我特别欣赏这种严谨的方式，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可能会留下一些这样的痕迹。西方作家比较讲究这种真实性，写得逼真，很多信息量，增加了作品的可看性，这是一个好办法。写小说，老舍先生讲过，要‘上知绸缎，下知葱蒜’，不断地要有小花样出来，展现人生丰富性。干吗不让大家看了喜欢呢，我知道的话就多讲一点。”　　“《繁花》填补了当代南方城市小说的空白。与王朔的新京味小说比较，王朔主要是破，是打碎；《繁花》作为南方城市小说的代表，它主要是立，是建造。”程永新认为在金宇澄建筑的这个博物馆里，分成两个时期或两个部分，一个时期是六七十年代，另一个时期是八九十年代。“徜徉这座博物馆中，你可以观赏到拥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种种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比如出游、比如饭局、比如看电影、比如谈生意等等。很多年以后，人们要了解20世纪的上海，就会去读《繁花》，就像我们会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感受当年的巴黎一样。《繁花》正是因此变成了绕不过去的一部作品，正是因此变成了对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的一个动荡时代的纪念。”　　4　　“延庆路只搬来一只小台子，挂一面镜子，可以做账，也可以梳妆。有次陶陶夜半醒来，身边无人，小台子开一盏灯，照出小琴身影。陶陶说，吓我一跳，写啥呢。小琴说，写心里的想法。陶陶说，正常女人，不要学这一套。小琴笑笑，簿子锁进抽屉，走过来，灯光里几乎透明。”　　海派文学新样式　　“整部小说几乎全由闲谈、闲聊和对话组成。小说延伸了城市生活的‘不一致’和错综复杂的局面，小心翼翼的嘲讽，咄咄逼人的漫画，暗藏时尚与流行，还原了上海的生活地图和人情世故，哪怕是琐碎卑微、世俗而充斥着人间烟火气。”　　程德培在评论《繁花》时如是说，这也引出了人们对《繁花》是新海派文学代表作的说法。在这篇文章里寻找《繁花》的传统时，程德培提到了《海上花列传》，他甚至说“再往上可能就是《红楼梦》了”。程永新觉得这样的说法是对《繁花》非常高的肯定，《繁花》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和地域文化的关系，一个是和传统的关系。这两者让程永新认为《繁花》可以作为海派文学新出现的代表作。　　评论家黄平认为，上海在过去一百年里，文学的描写方式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茅盾《子夜》里史诗的写法，到张爱玲的“传奇”式写法，再到现在金宇澄的“故事”式写作。他说《繁花》中人物的情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法提供意义感了，生活就像河水一样，缓慢地漫过了这一切，这是现代人的一种处境。　　而在2006年周立波海派清口受到广泛关注后，郑理认为这对上海文化也有带动作用，上海创作界一直呼吁能有一部真正体现上海的东西出来，在人们还在寄希望于王安忆、陈村等作家的时候，突然就冒出来了金宇澄。金宇澄的上海和王安忆的上海又完全不一样，“王安忆的《长恨歌》等作品建构的是她自己的关于上海的天地，金宇澄更加贴近底层的老百姓，有点像他后记里写的，他要做一个‘说书先生’，放下身段，把这种市井、街巷里的闲言碎语、俚曲搜罗在一起，通过这个东西来呈现60年代和90年代这两个时段的人情世态。你要了解60年代、90年代的上海，就要看《繁花》。”　　对于要不要用“海派”给自己归类，金宇澄倒是并不在意，他说写作的时候没想过是不是海派，但是他知道这部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很多上海读者是喜欢的，而且也有北方的读者表达了喜爱之意，他很高兴。虽然书名叫《繁花》，但是人不可能像花朵一样，开到最后还是一朵花。“那么多的 人，一代一代过来，一生顶多一百年，人到最后都是很悲哀的，就像一朵花最后枯萎了，最多只能保持自己的淡定。”　　采写/新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吴月
编辑：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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