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6年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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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二、部门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 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二、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第三部分 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6年部门预算表
　　一、2016年收支预算总表
　　二、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三、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第一部分 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是主管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卫生和计划生育、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负责起草我省卫生和计划生育、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订政策规划，组织制定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负责协调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统筹规划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配置，指导各地区域卫生和计划生育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二）贯彻执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国家免疫规划，制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并组织落实，制定卫生应急和紧急医学救援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风险评估计划，组织和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发布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信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信息。
　　（三）负责制定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管理规范、标准和政策措施，组织开展相关监测、调查、评估和监督，负责传染病防治监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依法制定并公布地方食品安全标准。
　　（四）负责组织拟订并实施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妇幼卫生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指导全省基层卫生和计划生育、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均等化，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和乡村医生管理制度。
　　（五）负责制定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全行业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制定医疗机构及其医疗服务、医疗技术、医疗质量、医疗安全以及采供血机构管理的规范、标准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资格标准，制定和实施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规则和服务规范，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
　　（六）负责组织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和评价运行机制，建立和谐医患关系，提出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的建议。
　　（七）贯彻落实国家药物政策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协助有关部门参与执行国家药品法典，执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组织制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外我省药品增补目录，拟订我省基本药物采购、配送、使用的管理制度，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我省基本药物目录内药品生产的鼓励扶持政策建议，提出我省基本药物价格政策的建议。
　　（八）贯彻落实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负责完善生育政策措施，组织实施促进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政策措施，组织监测计划生育发展动态，提出发布计划生育安全预警预报信息建议。制定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制定优生优育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实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进计划，降低出生缺陷人口数量。
　　（九）组织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和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机制。负责协调推进有关部门、群众团体履行计划生育工作相关职责，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衔接机制，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政策措施。
　　（十）制定全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机制并组织落实，建立流动人口卫生和计划生育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工作机制。
　　（十一）组织拟订全省卫生和计划生育人才发展规划，指导卫生和计划生育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全科医生等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建立完善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并指导实施。
　　（十二）组织拟订卫生和计划生育科技发展规划，组织实施卫生和计划生育相关科研项目。参与制定医学教育发展规划，协同指导院校医学教育和计划生育教育，组织实施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
　　（十三）指导各地卫生和计划生育工作，完善综合监督执法体系，规范执法行为，监督检查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监督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十四）负责卫生和计划生育宣传、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依法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参与省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组织指导卫生和计划生育方面的国际合作交流与援外工作，开展与港澳台的卫生和计划生育合作与交流。
　　（十五）制定全省中医药中长期发展规划，将其纳入全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发展总体规划和战略目标，并组织实施。
　　（十六）负责省保健对象的医疗保健工作，负责省级部门有关干部医疗管理工作，负责全省重要会议与重大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十七）承担省政府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开展血吸虫病、地方病的综合防治和科研监测工作。
　　（十八）承担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省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十九）承办省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基本情况
　　省卫生计生委共有预算单位39个，包括委本级和38个所属二级预算单位。
　　编制人数12030人，其中：行政编制131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编制113人，全部补助事业编制1901人，部分补助事业编制8503人，自收自支编制1382人。
　　实有人数38733人，其中在职人数12590人：包括行政人员123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人员92人，全部补助事业人员1287人，部分补助事业人员9724人，自收自支事业人员1364人；离休人员115人；退休人员4497人，退职人员1人；临时人员6419人，聘用人员15050人；长赡人员8人，遗属53人。在校学生12999人，其中：高等学校学生4244人，中等专业学校学生8755人。
　　第二部分 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16年省卫生计生委收入预算总额为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4469.90万元（其中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15235.00万元），事业收入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774.04万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21535.23万元，上年结转（结余）万元。
　　（二）支出预算情况
　　2016年省卫生计生委支出预算总额为万元，其中：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53179.7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7770.94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1931.79万元；项目支出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79.9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409.38万元、债务利息支出9272.98万元、基本建设支出14944.26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万元、其他相关支出12651.02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支出438.16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2.00万元，教育支出19827.57万元，科学技术支出4336.3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399.75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万元，节能环保支出40.00万元，农林水支出3790.0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661.08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58205.79万元，债务利息支出9272.98万元，基本建设支出14944.26元，其他资本性支出万元，其他相关支出12651.02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6年省卫生计生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74469.90万元（其中纳入预算管理的收入15235.00万元），具体支出情况是：教育支出8182.0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217.50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51418.7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651.70万元。
　　（四）机关运行经费重要事项的说明
　　2016年省卫生计生委机关运行经费年初预算安排3195.83万元，其中：
　　委本级1474.65万元，包括为维持机关正常运转所需的办公、水电、邮电、公务用车运行等基本支出费用，以及卫生计生政策调研和计划生育调查、考核奖励等项目支出费用。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2个，共计1721.18万元，包括为维持机构正常运转所需的办公、水电、邮电、公务用车运行等基本支出费用，以及卫生监督执法、计生药具购买和保管等项目支出费用。
　　 (五)2016年省卫生计生委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二、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6年省卫生计生委&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1477.47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256.00万元，比上年增加11.00万元，主要原因是：国际学术交流及短期出国培训的医疗和科研机构由上年的7家增加到本年的8家。
　　公务接待费658.10万元，比上年减少155.80万元，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和省委若干规定，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从严从简、勤俭办一切事业。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563.37万元，比上年减123.83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务用车保有量比上年减少11辆，提倡厉行节约，减少用车量，努力降低公务活动成本。
　　第三部分 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6年部门预算表
　　详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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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我永远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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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俊杰著名文艺评论家，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教授。195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6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历任人民日报编辑、记者、评论员、组长、文艺部副主任、文艺版主编等职。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云南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院校客座教授。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评定的第一批高级编辑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著有文艺评论集《鉴赏集》、《文学艺术与新人塑造》、《美的探索》、《缪俊杰文学评论选》、《新潮启示录》、《小说大趋势》、《审美的感悟与追求》、《缪俊杰文论选》；古典文论专著《文心雕龙美学》；散文及传记作品《域外风情录》、《废墟上的梦―――缪俊杰散文选》等著作十余部。主编（合作）《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著名民主人士传记丛书》、《著名海外华人传记丛书》、《今文观止》等大型丛书多部。主持人的话缪俊杰先生是我国新时期文学中有着显著地位和重要影响的评论家，也是我尊敬的一位文坛前辈。他1952年离开老家定南到武汉上学，后来到北京工作，迄今离开家乡已经50多年，但他说起话来乡音还是很重。如同他总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故土也总珍藏在他关于童年的记忆里，恍若春日里雨后黛色的远山，虽然美好却有些模糊了。故土还总似黎明时镀着霞光的钟声，召唤着一个远方游子的返乡行程，仅改革开放后的这20多年间，他就回江西五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清贫却不乏欢乐与温情的故园，比起其他地方来，可能让他更深刻地感知岁月在不动声色地化作渐渐袭上头的银发，生命的飞蓬在一趟趟旅程中坚韧地流转……用缪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江西已成了他的第一记忆。现在讲这些恐怕都让人难以置信―――他13岁上才见到汽车，14岁才看了平生第一场电影。因此，对于贫困和苦难有着很深体会的他，加倍渴望着江西实现在中部的崛起，父老乡亲们能早日富裕起来，和东部的人民一道分享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评论家的思想犀利，为文严谨，新闻记者的耳目敏锐，见多识广，还有京华遮日的红尘紫雾都未能脱去的平民个性，再加上难以释怀的故土情结，都聚集于他的一身。因此，他才能挥戈挑枪于赣地那些深藏于肌理之下的痼疾与隐患，憧憬着在今日之中国满是诸省竞争大翼剧烈划过的地平线上，崛起的江西终有着蓬勃的阳光精神，清新的雪藻思想。本期的题目是缪先生自己定下的，但愿江西不负远方游子们的一片苦心苦恋，给他们一个真能够诗意地栖居的精神家园……江西，我永远的家园。客家人的“故乡情结”使我对江西，特别是赣南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改革开放后我五次回故乡，我看到了江西翻天覆地的变化。缪俊杰：我于1952年离开家乡，到他乡求学、工作，一晃就是50年。我是出身于赣南农村的一个穷苦农民家庭的“农家子弟”。父母双亲，兄弟姐妹都在家乡，所以从血缘关系上对家乡就有着难以割舍的天然联系。再加上我是客家人，客家人有着独特的“故乡情结”。客家人从“两晋之乱”，举族南迁，辗转于江淮大地，最后在闽、粤、赣结合部落地生根。这样龙岩、梅州、赣州就成了客家人的聚居地，成了有将近一亿人口的“客家人”的“客都”。客家人带来了中原文化，在“南蛮”之地繁衍生息，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心理和文化素质。在那战乱频频的年代，“豪强战中土，士庶走南疆。”据史料记载，在从河南、河北及黄河沿岸南下的中原士庶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迁徙大军，他们在辗转流离中，几乎丢弃了所有的财产，但他们把家族的“谱牒”（族谱）和祖宗的“遗骨”，牢牢地带在身边，为的是不要让子孙后代“数典忘祖”。客家人后来又再度迁徙，有的到了广西宣武、马平，四川隆昌、荣昌、成都、重庆，台湾之彰化、诸罗，再后来到了南洋群岛以及海外许多国家，发展成近一亿人口的民系群落。不管命运把他们抛向何方，他们在流徙、扎根中有过多少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但他们对自己的故乡总是难以忘怀，祖宗居住过的“土楼”，是他们永远的精神家园。我曾写过一篇记述土楼的文章《永远的家园》，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此文专讲客家人的“故土情结”，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客家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的家乡过去很穷，我的家庭过去很穷，但我总是忘不了自己的家乡，虽然有时觉得家乡变化太慢，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儿不嫌母贫”，总是对家乡有着无限的眷恋。江西，尤其是赣南，任何时候都会成为我的第一记忆，终生都是我难以释怀的情结。改革开放以后，我回过5次家乡，都是因工作的关系而回江西的。我个人是一介书生，可谓沧海一粟，但由于我在中央一家大报工作，每次到江西采访，都得到江西省及所到地区的党政领导的关照，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让我看江西各方面的最新成就，让我采访一些先进地区、先进人物。我这五次采访，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江西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的见证史。1985年底，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万绍芬在北京屈驾寒舍，邀我到江西采访。我和李彤同志到江西以后，在文化厅厅长晏政陪同下，从赣北九江，到赣中宜春、吉安，到赣南，走了二十几个县。这一次，我主要看到革命老区所发生的变化。当时看到赣南各县大力修公路，处处种柑橘水果，改善落后山区面貌，所到之处无不是一片扶贫帮困的情景。20世纪90年代初，我又两次应邀参加江西举办的“滕王阁笔会”和“赣江笔会”。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和继任省委书记吴官正对到访作家介绍了当时江西建设的设想和规划，并让我们参观了南昌、九江、赣州等地的一些工厂、企业和文化设施。吴官正同志还专门安排我到赣南采访。毛致用在赣州还专门同我谈了江西的建设思路。我从所看到的变化中，受到很多启发。因此，写了一篇长文《青山郁郁水长流》，以一整版篇幅发表在《江西日报》上（1995年1月）。那时，京九铁路正在修建中，看到铁路沿线筑路大军夜以继日、艰苦卓绝的奋战场面，以及赣江沿岸老表们为之从未有过的喜形于色，确实令我感动……接着是舒惠国任省委书记，他是农艺师出身，著有《当代茶艺》等有关农业方面的书。他关心营造生态环境和创建绿色食品行业，对农村和农业颇富感情，常常在下面搞调查研究。从赣南来看，那几年赣南的果蔬生产等绿色食品上了规模，上了档次。历史功过，自有人民评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改革开放以来，20年间江西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在交通建设、城镇建设、农业建设方面，出现了巨大变化，获得了欣喜的成果，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当提高。我接触到的江西省的领导和地市领导经常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江西：“纵向比，令人喜；横向比，有差距。”我觉得这是实事求是的。时代进步了，江西自然会有进步，但是大家都进步了，还有一个进步快慢的问题。我觉得江西进步不是太快，且不说与科技发达国家50年的变化相比，就是与国内同等条件的地区如中部地区六省相比，江西的进步也不算太快，甚至在某些方面让人尤其是在外地工作的赣人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2001年底、2002年初，新年之交，我随首都作家记者采风团到赣南进行“红土采风”。从瑞金、于都、赣州、赣县、信丰、龙南、定南到南康、大余诸县，我们看到建设“工业园区”的热火朝天的情景，特别是在赣州，看到赣州新区如春日新竹般崛起的一片片建筑，以及各县、市亮化工程所带来的美丽“亮色”，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南昌，新任省委书记孟建柱和省委其他领导王君、刘上洋等领导同志，会见了采风团。孟建柱同志谈了关于把江西建成“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建设思路和为着使“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的大开放战略，让我们很受鼓舞。要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有许多优势，也还存在着一些思想障碍。这些思想障碍主要表现为：“官本位”、“封建思想残余”和“小农意识”。江西有待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着力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长与成熟。为什么感到鼓舞呢？一是因为思路新颖，过去大多提到要把江西建成农业大省，似乎不太敢在工业上提出什么口号。现在省委新领导班子，提出“三个基地”，是敢于解放思想，敢于从江西的客观实际和江西与全国经济、特别是东部地区经济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关系中来思考江西的出路，显示出一种大眼光、大气派。二是自从唐初四杰的领衔人物王勃赞叹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后，着实让江西人高兴了一千多年。直到改革开放，江西的各级干部仍经常用这八个字作为吸引海内外客商来江西投资的招牌菜。应该说，江西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作为自己的资本向外宣传没有错，但我觉得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理解要进一步深化。“物华天宝”不是永恒不变的，它只说明江西的资源丰富，有比较好的自然条件，但是现在要想办法开发出来。比如：赣南的土地可以种柑橘、种水果，却一直没有好好开发，几十年的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当年胡耀邦同志视察赣南的时候，提出赣南要修公路、种柑橘，而且提出了很多优惠条件，像种活的果苗不要钱等等。现在回过头来看，赣南种水果是对的，像信丰的脐橙已经打响了品牌，不但在国内有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地位。所以“物华天宝”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去开发和挖掘，让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杰地灵”也只是说明江西能出人才，但还有一个“尊重人才”的问题。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徐孺下陈番之榻”这样一句话，这就是一个尊重人才的典故。陈番当时是洪都太守，此人心气很高，他家里吊了一张床，不是所有客人来访都会把床放下来。而徐孺没有做什么官，但是他很有学问、很有气节，人也很正直，所以徐孺来访的时候，陈番把床放下来请他坐。再能出“人杰”的地方倘若不尊重人才，不懂得发挥人才的积极性，那就不要说“孔雀”，就是“麻雀”也要东南飞了……江西人不能把“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看成是一个死东西，也不能认为像念经一样念着，全国人民就真的以为江西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更不能以为这个说法就是江西的专利。何况在今天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资源贫乏的地方同样能“人杰地灵”，江西的邻省浙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孟建柱书记的讲话里可以显示出，当今的江西人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决心更加积极主动、更加自觉地利用不错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在国内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把江西的优势真正发挥出来。三是具有鼓动性与凝聚力。任何一个口号的提出，如果没有鼓舞人心向上的动力，不能凝聚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拧成一股劲，就没有实际的意义。这个口号既实事求是，又与时俱进，能够扩大人们的视野，开拓经济发展的思路，如有些专家学者所说是“从动态的世界发展中论江西”，并让四千多万江西人抬起头，在看中部、看中国中，有一个敞亮的奔头。但是要把一个口号付诸行动，让它成为鲜活的现实，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首先是要解放思想，扫除各种思想障碍，还要配合各种得力的措施。就此，我想谈一些自己的感受和看法。最近，也就是近两个月，我到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和浙江温州，作了一些采访和考察，主要是接触了一些大型企业，和一些企业家交谈。在广东，我主要到了被称为“灯饰之都”的中山古镇，同十多位灯饰企业家进行采访交谈。在温州，主要同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和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等进行交谈，他们都是有上百亿或几十亿，或几亿资产的民营大企业家。我从他们的谈话和办企业思路中，受到很多启发和教益。用他们的一些经验和思路来反观江西，反观江西过去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我感到阻碍江西发展，或者使江西发展滞后的思想障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官本位”思想。我这里所指的“官本位”思想，不是指哪一级领导或哪一位领导同志的思想，而是指一种“群体意识”，或者叫“集体无意识”。江西历史上虽然没有出过皇帝，但出过不少宰相，至于进士举人、道台巡抚之类就更多了。哪个地方出过大官，哪个地方就受到庇护，所以“光宗耀祖”成为一种群体意识。长此以往，人们（包括普通群众）只重视“官”，处事讲“官阶”，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即使对待文人，对待“知识分子”，也很看重他是否做过官，现在还有没有做官。在这方面，江西尤为严重，举几个例子。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江西著名作家俞林同志逝世后，时任省委书记送了一个花圈，办丧事的机关却不让摆，理由为俞林是副厅级，不够资格摆省委第一把手的花圈。后经力争才“以个人名义”，才把花圈摆进灵堂。例二，江西有一位著名作家和省文联几个干部到赣北某县开会，没有一个县官来看他们。会议结束的晚宴，说是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陪餐，准备吃一顿螃蟹。但该副部长临时有事不能来吃饭，于是宣传部把已经煮熟、准备上桌的螃蟹撤了回去，端到县长陪客的桌上给一个比该作家行政级别低得多、但“用得着”的人吃了。这件事写在陈世旭的《归去来兮》一文中，刊在天津《文学自由谈》上录以备考。例三，有位中央大报记者到赣南，主人招待晚宴，记者希望赣南老作家罗旋出席。到时罗没有来，问是什么原因，主人回答说：“今天出席的都是正处以上干部，罗旋只是作家协会副主席，属于副处，所以未请”。例四，不少地方的干部，常打听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某某今年多少岁，还有多久退下来。不是嫁女娶媳，为什么要打听年龄？说穿了，无非是要看一看还有几年“用得着”……可以说，江西的“官本位”现象几乎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在人际关系当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一人升官，整个家族弹冠相庆，似乎从此一家便有了靠山。人们总是对某人当了什么官特别重视，有的地方喜欢统计自己的乡村或一个县出了多少科级干部，多少处级干部，多少司局级干部，而对于出了多少教授、出了多少文化名人，他们并不愿意清楚地了解甚至是不屑了解。“官本位”本身虽是封建社会遗留的旧意识，但在当今条件下，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官本位”不仅伤人之感情，而且影响工作，影响事业。在“官本位”思想影响浓厚的地方，人们都把心思放在升官上，孜孜以求的是争取得到提拔，升上什么职位，而不是把精力集中在事业建树上，集中在发明创造上。所以说，“官本位”思想，是腐蚀乃至扼杀正直人品、健康精神的思想大敌，是江西各项事业发展的极大障碍。倘若不扫除这一遍及社会各层面的“集体无意识”现象，江西的面貌难以有大的、持久性的改观。二是“封建思想残余”。我觉得这是影响江西更快发展的另一种思想障碍。我这里指的“封建思想残余”，主要是指：“因循守旧，不图创新”。“客家人”的性格中本来有许多优秀的文化内涵，客家学学者把它概括为“艰苦耐劳，勇于进取”。但也有落后的一面，例如，对祖宗的盲目崇拜，即所谓“高举骨头”，像佛教徒“迎佛骨”那样，把祖宗的骨头迁来迁去，将祖宗的遗训代代相传。其中“多子多福”这种旧思想便一直沿袭下来。在全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大形势下，现在赣南农村中多个子女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只顾生孩子，不下力培育孩子，由着他们长大以后去做苦力，卖力气。现在农村中子女多，而又不重视文化教育的人们仍然过着“苦日子”，仍然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他们却仍自鸣得意于自己“多子多福”。宗派性残余。江西农村，特别是客家农村，宗派性残余还是比较严重的。“文化大革命”中还出现过大规模的械斗现象，这是宗派性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派性相结合派生出的恶果。过去国人都说江西派性严重，现在政治派性淡薄了，但是宗派性并未化为历史灰烬，仍然值得人们警惕。三是“小农意识”。影响江西快速发展的另一思想障碍是“小农意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为什么发展快，因为这些地区，处于上海、广州这样一些大城市的周围，历史上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眼界比较开阔。但江西就不同了，江西处于内陆，又大多是山区，一向比较封闭，很少受到“海洋文化”的影响。过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广大农民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全国解放初期，批判过干部中的“三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意识，但那时的理想也还只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没有更高的追求境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特区发展起来了，长三角、珠三角发展起来了。即使发展再慢，在赣南许多农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成为现实。于是在江西这样的中部地区，在干部群众中，很容易蔓延起“小富则安”的思想。像赣南某些山区，人们有了温饱就想着盖房娶媳妇了。倘若房也盖了，人丁也添了，而且餐桌上还能摆上酸酒鸭、酿豆腐、大肥肠，在他们眼里，这就已经是神仙过的日子！如果想要将他们的眼界调向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那份艰难，不亚于要将正醉意醺然的他们拖开那张桌子……江西人，特别是赣南客家人的“小农意识”，表现在思想行为上，有两个特点：一是“等靠要”：在旧社会，农民的“等靠要”，主要是“认命”，等待老天爷的恩赐，在人生道路上有什么不如愿的事，就去求神拜佛，求神“保佑”，表面上这是一种封建迷信思想，实际上是“小农意识”的反映。全国解放前后，共产党为贫苦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后来的扶贫济困，使许多贫苦百姓几乎在一个早上便得到不少好处。因而，一切靠党的思想，就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依赖思想。我常常看到，我家乡有些老百姓，生活发生困难了，不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去克服困难，而是靠向党伸手，向政府伸手，以争取补助为荣。有一段时间，赣南有些县干部，带着礼品特产到北京中央机关“走后门”，目的要争一个“贫困县”。我问他们争到“贫困县”有什么光荣呢？他们说可以得到许多政策优惠。这种“等靠要”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有相当的市场。二是报恩思想：“小农意识”中有一点被过去肯定为“美德”，那就是报恩思想。“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受了别人一些好处，哪怕一点点好处，也知道报恩，这当然是好的一面；但是一经变异，发展成另一面就有些可怕了，那就是如果得不到好处，他们就会骂人。比如向人借钱，借不到钱就骂人“小气鬼”；借了钱却又不还，别人无奈讨钱，他又会骂人，说人家“狗眼看人低”，信不过朋友。别人帮了他，他会感激一下；但倘若帮他办成99件好事，有一件事没有办好，他可能一样记恨你，他的逻辑仿佛是你帮他娶了媳妇，还要管他生儿子，你管他生了儿子，还得让他过好年……总之，这种“小农意识”非常实际，非常狭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不适应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最近在温州碰到一个大企业家，他在外面有许多企业。他很有感慨地说：“江西人很不好打交道”，这肯定是他碰到了某个江西人办下的某些不光彩的事有感而发。但据我长期观察，广东那边的客家民风没有变，我分析，主要是像犹太人、温州人一样，他们受了欧风美雨的影响，身上接种海洋文化的基因比较多。闽西的客家文化也没有什么变异，因为那里接近厦门，搞市场经济的氛围要浓一些。再一点，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是闽西人，他在位的时候，从来没有给家乡批过什么项目，但是他的改革精神和人格风范却为闽西人树立了一个永远的精神楷模。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福建的经济起飞就是从项南手中开始的。闽西的人民永远记住了项南，他的家乡连城县的一个交叉路口至今还树着一个大标语―――“项南，闽西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他和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都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先驱者。与此相观照，赣南客家人本来朴素、劲健的民风，在这二十多年间却产生了“变异”，也就是说有了某种程度的“异化”。大力建设“三个文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大力扶植民营经济的发展，“藏富于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才能实现江西的飞跃。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外国人怕说“十三”，而中国人则特别喜欢“三”。说来真巧，25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25年后，也就是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两个三中全会，刚好是四分之一世纪。我学习了这次三中全会的文件，觉得很令人欣慰与振奋的是，中央提出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过去我们讲两个文明：即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加了一个“政治文明”。文件提出：“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协调发展的伟大事业。”我觉得这对于全国，特别是对于江西，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政治文明”中所包含的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克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封建思想残余”和“小农意识”，都具有披坚执锐的效应。去年，同赣南一位县级干部交谈时，我曾经谈到怎样才算克服了“官本位”，我说：“等到市场经济发展了，群众民主思想成为习惯了，像你们这样的县官感到官不好当了，当官不轻松了，不能为所欲为了，就可能是克服官本位了。”他听了非常吃惊，认为“父母官”不好当了，那还了得！其实，对“父母官”的提法，我一直表示怀疑和异议。“父母官”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也是封建时代的提法。现在讲政治文明，就要改变这种提法。老百姓是我们各级干部的衣食父母，不能反过来说，干部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邓小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实际上就是在否定“父母官”的提法。我曾经写过文章，说报刊上以后不要出现“父母官”这种提法，目前大报上好像不提了，但在下面讲话，开会时还时见这么提，有的县领导自己也说“我是你们的父母官”，这就把事情颠倒了，是“官本位”思想的自然流露。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已经很少提“父母官”了，因为政府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而老百姓则有了我是“纳税人”的现代观念。现在回过头来谈经济。我觉得只有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江西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加大力度发展民营经济，大力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过去江西也提出过支持发展民营经济，但一些官员们的谈话和措施却总是羞羞答答，迟迟疑疑。因为长期的极“左”路线的影响，一段时期姓“社”姓“资”的讨论，使许多干部心有余悸。江西似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并没有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提出响亮的口号和做出“大动作”。而在这方面，珠江三角洲，像东莞、顺德、佛山、中山、江门等地，就敢于大胆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经济的腾飞。现在广东这些地区产生了一个个“产业群”，像佛山、顺德的电器产品、陶瓷产品，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市场上，都占有相当的份额。去年我在中山的古镇住了半个月，那里的客家人也比较多。这个镇原来是中山地区比较穷的镇，但通过发展家用灯饰业以后，现在全镇的年产值超百亿元，成为世界灯饰生产基地之一，与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生产基地齐名，全国50％以上的灯饰产品都出自这个地方，中山古镇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灯都”。古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在现在这个位子上干了十几年而没有升职。而在江西干了十几年的镇长，恐怕打着灯笼也难找到，如果一个干部十几年在同一个岗位上不挪窝，别人会认为你是无能的……温州更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模式”的出现，开始也遭到一些非议，但后来他们站住了。经过短短20年的努力，本来也是落后的温州，变成“家家是工厂，户户响叮当”，专业村、专业镇、专业街形成为温州的一大景观。现在温州已经走出了“卖假货”的怪圈，成功地实现了“质量温州”、“品牌温州”、“信用温州”的跨越发展。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锁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中国印刷城、中国制笔之都、中国塑编之都、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塑料薄膜生产基地等荣誉冠称，都已名副其实地落户温州。而且这些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汹涌波涛真正托起了温州这艘中国现代制造业的航空母舰。这些例子都说明，在工业经济薄弱的中国农村小城镇，唯有大力扶植民营经济，经济与社会的整体发展才大有希望。正如十六届次三中全会文件指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这在江西，特别是在赣南这样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可谓此其时矣！坚持社会可持续发展，保持生态平衡。杜甫曾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来哀叹当时的国运。有人提醒，我们发展工业生产，不要搞成“国在山河破，城兴草木枯”。我们应该留给子孙一个更加美好的家园。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江西经济确实有很大发展，修铁路，修高速公路，搞开发区，搞工业园……一片兴旺景象，给人以欣欣向荣与时不我待之感。但是一些地方，在建设过程中，特别是草创时期，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似乎考虑得并不那么充分。前几年，同一些前来投资的华侨、华人座谈时，他们中有人谈到，中国工业发展很快，这令人欣喜，也令人担忧。他们说，杜甫曾写诗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哀叹国运衰微。现在中国好了，经济发展起来了，但许多地方，环境被破坏了；城市建设起来了，植被破坏了，变成“国在山河破，城兴草木枯”。这位华侨虽不无调侃之意，但他说的也是真话，是该提醒国人注意了。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散文《我爱家乡的小溪》，我以一个“少小离家”的游子视觉，回味了我的童年记忆―――那青山，那绿水，那满河鱼虾、满山花果的故土，引起我无限美好的遐思。在文末也点到，由于工业的发展，建设的兴起，特别是“大跃进”的人为破坏，使这些美好的景致，都不存在了，引发了我一缕惆怅之情……本来我以为这样一点小小的反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但家乡的报纸发表这篇文章时，恰恰就把这一段删掉了。编者虽是一番好意，却不理解我的良苦用心，使我感到十分惋惜。最近听家乡来人说，赣南近两年来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从上海、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引进了许多项目。这当然是令人鼓舞的。但引进些什么？这些项目对于江西的可持续发展是否有利？也是决策者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前一时期，报刊上就“物种引进与生态安全”进行过一场讨论，主要是从“食人鱼”引进所产生的问题引发的。有些“物种引进”，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我国农、牧、渔业和生态环境的状况，提高了生产力，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但有些物种引进也危害无穷，如100年前引进的国外叫“风信子”的水葫芦，上世纪50年代作为猪饲料大力发展，现在却变成江河湖泊的水污染的大敌。“食人鱼”本来是因它的美丽外表而引进作为观赏的，但一旦进入江河湖泊就变成了鱼类的“天然杀手”……切不要以为有大钱赚的项目就一定是好东西。国外的赌博业处处都有，许多国家有赌城，我看中国特别是经济刚刚起步的山区，就不宜引进那些五光十色的“赌博机”，这对于发展生产，安定人心，温馨家庭都是不利的。为什么要去引进这些东西呢？还是先解决温饱，快进入小康，再说吧！我们的追求是包括经济在内的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和谐发展，“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既给当代人，更留给我们的子孙一个美好的家园。江西，我永远的家园！
大江网-江南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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