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怎么写怎么提

如何提出一个好的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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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类:|关键词:北京大学 里程碑 出版社 学术界 空间
“提出问题”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工业界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提出好的科学问题往往是科研过程中的首要问题。
科学论题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时被“困惑”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导致了“新知识”的产生。对近代科学起源时的天体运行规律的理解导致了经典力学的诞生;从对火的认识和利用则产生了化学;对生物世界多样性以及它们的“横向”(空间轴)和“纵向”(时间轴)的理解催生出了生命进化理论;DNA双螺旋的发现也开启了近代生命科学的大门。所以这些“科学知识”都是由“好奇”而产生的,是人们追求理解这个世界过程的产物。
另一个科学问题的来源是当前“知识逻辑体系”中的矛盾现象。量子力学就是符合这种情况:当我们应用当时已有的知识没有办法推演出电子等客体的实验现象时,一种新的概念和逻辑体系必须被引入进来。这种情况也正是库恩所提出的“科学革命”的概念(《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所以,这也说明,科学知识是在不断“进化”和“更新”的,而不单纯的是在“积累”。
以上说的都是在科学史中的“里程碑”式的大事件。在我们当前时代下,而且在每个具体的研究领域中,不太可能或者说不太容易由我们去揭示和发现类似以上那些重要的科学发现,但即使在小的领域中,提出科学问题的“范式”是相通的。
简而言之,好的科学问题的提出有以下两个主要来源(纯属个人观点,请批评阅读):
1. 理论本身的发展。好的理论是那些能够以最少的“假设”推演出最广泛(能够被实验证实)的结论的理论。但,往往一个理论最初被提出时只是针对一个或一类实验结果的,而其后续的影响则远远超出了其最初设定的范围。热力学理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所以,对一个刚刚起步的理论,引入新的概念和方法,不断扩展其应用范围,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策略。
2. 针对目前为止仍未认识清楚的问题进行研究。这种策略是最本源的途径,它一方面来源于人类的好奇心,一方面又有可能造福于人类。比如,当前我们对于癌症、艾滋病等疾病问题仍然认识不清,这样使得我们在处理这些疾病时方法不多。弄清楚这些问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从小的方面来说,对自己所研究领域的某些实验现象进行理解、解释也是好的科研方向。
有人曾经说过:问题的提出等效于问题解决了一半。当然,这个论断有一定的道理,毕竟我们要先弄清楚自己要干什么,才能真正把事情干好。但是,这个说法仍然不能掩盖在后续的“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可能的“艰辛”。其实,在很多时候,如何解决问题是最为耗时、耗力的环节。期望,自己能够若干年后,在经历了很多后,也能对该问题进行一些思考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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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为什么提出问题重要?如何才能提出好问题?
提出问题就是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而解决问题则是将这个问题找到合理的解释。比如今天早上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并没有看清他的脸,当继续往前走时,我就在思考为什么我不去继续看清他的脸?因为这对我并不是非常重要,于是我就考虑写一篇探索深度的文章,我觉得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并且我估计我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是我认为人们在决定分配注意力的时候,并不是随机分配的,而是与关注问题的重要性有很大的关系,而到底哪些因素决定了注意力分配,却不是很清楚。注意力如何分配是关于思维调度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解决思维调度问题,从而将来设计自主意识系统有很大帮助。
当我发现一个兴趣点的问题时,实际上我已经在这个领域探索和思考了很久了,这个问题应该满足几个条件:1、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将对于解决我正在探索的问题很有帮助;2、这个问题是个可解的问题,至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能够向前推进;3、目前这个问题已经趋于明朗化,就是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提出的问题。能够将问题归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不能显式地提出这个问题,就无法解决问题。
比如当我们对意识缺乏必要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会提出“意识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太大而无法着手解决,这就不是一个好问题。而当我们对意识有了一些了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提出“意识活动的方式是什么?”、“意识活动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意识活动的周期特征是什么?”,也就是说,只有我对意识的特征有一定了解之后,才能提出满足上段三个条件的问题:问题既有意义,又在能力范围,还是一个真命题。“意识活动的方式是什么?”这个问题隐含的前提是意识活动具有统一的方式,比如是在注意力控制之下,在觉醒情况下,在记忆和回忆参与的状态下。“意识活动的必要条件是什么?”这个问题隐含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已经认定意识活动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才能够运行,否则意识就无法活动,这个条件可能是有正常的感知、有自我意识,能够正常地运用注意等。“意识活动的周期特征是什么?”的隐含前提条件是认为意识活动是在多种活动状态下转换的,并且呈现周期性变化的,这些状态转换之间是具有相互关系的。
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犹如我们在挖掘一个山洞,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就好像寻找一块松散的岩石进行挖掘,由于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在能力范围之内解决有限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效率就取决于每一次提出一个适中的问题。问题过大则无法解决而浪费时间,问题过小则影响探索效率,问题过偏则失去探索的意义。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问题。
科学探索的过程,就像寻找宝藏的过程,能够让人乐在其中。当我们解决一个重要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眼前变得明亮而清晰了,我们多了一个继续探索的工具,在解决下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运用前面一次的研究进展作为后面探索的工具,从而使我们在解决问题时更顺畅,更有自信,能力更强。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似乎在这个领域里自己就成了驰骋江湖的大将,得心应手,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在做有价值的事,并且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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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如何提一个高品质的真问题
  我经常到大学做讲座,讲完后一般都会留时间给学生提问。发现不少学生不会提问题,要么是冗长啰嗦,要么是抽象宏大,要么是为提问而提问、把提问当成表演机会,有人提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有人提教科书或政治课本上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让场面尴尬,让回答者为难。提问题听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其实不然,问一个精彩的真问题真的挺不容易。分享我的一些经验,最后附上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一篇文章中的观点。
  其一,避免提过于空洞抽象的大问题,问题越大越空,越无法形成有效的交流,越具体越有针对性越好。被提问者也不知道你想问什么,只能天马行空地说些空话套话。比如,问“作为一个老国企是怎样适应新形势的”,这个问题就非常空,回答者只会说一些诸如“把过去好的继承下去,改掉坏的,树立新的目标”之类没有信息含量的空话和正确的废话,空对空,是一种没有碰撞出新闻火花的无效对话。
  其二,避免抛出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问别人“你怎么看”。我平时在大学讲座,大学生特别喜欢这样提问。其实,这不是问题,因为学生没有表达疑问,没有自己的判断,没有问题意识,完全是没话找话没问题挤问题。我经常反问,你怎么看呢?难道是考我?这不是一个真问题,不是一个需要解答的疑问,而只是提出了一个话题、设置了一个议题。如果一个人对某个话题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想法,才有能力从某个角度提出一个有水平的问题,而不是空泛地问“你怎么看”――“你怎么看”暴露的往往是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知空白。
  其三,避免只是阐释自己看法,而没有提出问题。有朋友说,中国很多学生不会提问题,他们最多啊会借提问的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学生站起来说了一大堆,谈了自己冗长的看法――说了半天,只是自己在表达,而没有提出困惑和矛盾,或需要解答的地方。很多时候我只能让他坐下:你说得很对,我认同你的看法。如果提问题的比回答问题的说得还多,那是提问的失败。
  其四,避免对问题进行穿鞋戴帽,绕来绕去不知所云。提问应该讲效率,一针见血直指要害,不能啰里啰嗦讲一大堆:前面讲一堆空话铺垫,恭维一下被提问者,再来个铺垫,然后提问题,然后再说自己的看法,最后问“你怎么看”――说了一大堆,核心问题被隐藏在套话、铺垫和个人看法中。不仅被问者觉得不知所云,其他听众也会很反感。
  其五,不要把提问变成个人表演的机会。提一个实在的问题,而不是借提问表现自己的知识渊博,借提问去让对方难堪。有人把问题设计得非常花哨,使自己成为焦点,不是寻找解答和交流,而是借此把聚光灯聚焦到自己身上。别忘了,提问者永远是配角,答问者才应该是主角,不应该喧宾夺主。央视前主播芮成钢之所以让人反感,就在于他在很多场合的表演性提问纯粹是喧宾夺主抢风头,既让被提问者反感,也让观众厌恶。
  其六,问题可以非常尖锐,可以刁难,但要保持基本的尊重。不要咄咄逼人和盛气凌人,别以把谁问倒、出丑为目的,提问是交流的机会,而不是审判。
  其七,提一个别人没有提过的新问题,重复提问是浪费大家时间,也可能让被问者鄙视。
  其八,一次最好只问一个问题,连续问几个问题既会把自己的逻辑搞乱,别人也记不住。
  其九,问题要具有普适性,不能只是个人疑问。那种“我个人有个小疑问”之类的问题,还是收起来吧。
  其十,不要明知故问地问那种不可能回答的问题。比如,一听到学生问我,你怎么看待言论管制和新闻自由这个话题,我一听就一头火――且不说这个问题很空,你让我怎么说,你自己难道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最后,不要当托儿去“送问题”,把提问题当成肉麻吹捧和拍马屁的机会,你是如何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的,你是怎样创造了今天的辉煌,作为一个成功的女人你有什么秘诀,等等――作为脑残粉私下写信时可以表达崇拜和取经,公开提问时不合适。这不是问题,而是给对方一个宣传和推销的机会。
  有教育专家说,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都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前者的落脚点是“学知识”,而后者的侧重点是“提问题”。――很多时候,判断一个学生的思想力和创新力,不在于能不能什么事情都能高谈阔论说几句,而在于能不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有这样一则佳话,很耐人寻味。民国时四川有个教授蒙文通,是大师。为什么称他是大师呢?因为每次期末考试,蒙教授不是出题考学生,而是让学生出题考他。就是通过考察学生能不能提出有水平的问题能判断学生有没有学生,只有真正学了,才能问出有水平的问题。
  【附录】: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思考的方法》中谈到过怎么提一个有价值的问题: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要一针见血
  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问题要问得浅
  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们用甚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长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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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一个高品质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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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个学生的思想力和创新力,不在于能不能什么事情都能高谈阔论说几句,而在于能不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判断一个学生的思想力和创新力,不在于能不能什么事情都能高谈阔论说几句,而在于能不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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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07:16 来源:新华博客
作者:曹林
内容摘要:只有真正学了,才能问出有水平的问题。
关键词:提问;学生;答案;功用;量度;货币;艾智仁;回答;地主;疑问
作者简介:
  &  我经常到大学做讲座,讲完后一般都会留时间给学生提问。发现不少学生不会提问题,要么是冗长啰嗦,要么是抽象宏大,要么是为提问而提问、把提问当成表演机会,有人提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有人提教科书或政治课本上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让场面尴尬,让回答者为难。提问题听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其实不然,问一个精彩的真问题真的挺不容易。分享我的一些经验,最后附上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一篇文章中的观点。  其一,避免提过于空洞抽象的大问题,问题越大越空,越无法形成有效的交流,越具体越有针对性越好。被提问者也不知道你想问什么,只能天马行空地说些空话套话。比如,问“作为一个老国企是怎样适应新形势的”,这个问题就非常空,回答者只会说一些诸如“把过去好的继承下去,改掉坏的,树立新的目标”之类没有信息含量的空话和正确的废话,空对空,是一种没有碰撞出新闻火花的无效对话。  其二,避免抛出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问别人“你怎么看”。我平时在大学讲座,大学生特别喜欢这样提问。其实,这不是问题,因为学生没有表达疑问,没有自己的判断,没有问题意识,完全是没话找话没问题挤问题。我经常反问,你怎么看呢?难道是考我?这不是一个真问题,不是一个需要解答的疑问,而只是提出了一个话题、设置了一个议题。如果一个人对某个话题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想法,才有能力从某个角度提出一个有水平的问题,而不是空泛地问“你怎么看”――“你怎么看”暴露的往往是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知空白。  其三,避免只是阐释自己看法,而没有提出问题。有朋友说,中国很多学生不会提问题,他们最多啊会借提问的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学生站起来说了一大堆,谈了自己冗长的看法――说了半天,只是自己在表达,而没有提出困惑和矛盾,或需要解答的地方。很多时候我只能让他坐下:你说得很对,我认同你的看法。如果提问题的比回答问题的说得还多,那是提问的失败。  其四,避免对问题进行穿鞋戴帽,绕来绕去不知所云。提问应该讲效率,一针见血直指要害,不能啰里啰嗦讲一大堆:前面讲一堆空话铺垫,恭维一下被提问者,再来个铺垫,然后提问题,然后再说自己的看法,最后问“你怎么看”――说了一大堆,核心问题被隐藏在套话、铺垫和个人看法中。不仅被问者觉得不知所云,其他听众也会很反感。  其五,不要把提问变成个人表演的机会。提一个实在的问题,而不是借提问表现自己的知识渊博,借提问去让对方难堪。有人把问题设计得非常花哨,使自己成为焦点,不是寻找解答和交流,而是借此把聚光灯聚焦到自己身上。别忘了,提问者永远是配角,答问者才应该是主角,不应该喧宾夺主。央视前主播芮成钢之所以让人反感,就在于他在很多场合的表演性提问纯粹是喧宾夺主抢风头,既让被提问者反感,也让观众厌恶。  其六,问题可以非常尖锐,可以刁难,但要保持基本的尊重。不要咄咄逼人和盛气凌人,别以把谁问倒、出丑为目的,提问是交流的机会,而不是审判。  其七,提一个别人没有提过的新问题,重复提问是浪费大家时间,也可能让被问者鄙视。  其八,一次最好只问一个问题,连续问几个问题既会把自己的逻辑搞乱,别人也记不住。  其九,问题要具有普适性,不能只是个人疑问。那种“我个人有个小疑问”之类的问题,还是收起来吧。  其十,不要明知故问地问那种不可能回答的问题。比如,一听到学生问我,你怎么看待言论管制和新闻自由这个话题,我一听就一头火――且不说这个问题很空,你让我怎么说,你自己难道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最后,不要当托儿去“送问题”,把提问题当成肉麻吹捧和拍马屁的机会,你是如何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的,你是怎样创造了今天的辉煌,作为一个成功的女人你有什么秘诀,等等――作为脑残粉私下写信时可以表达崇拜和取经,公开提问时不合适。这不是问题,而是给对方一个宣传和推销的机会。  有教育专家说,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都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却问:“你今天问了什么好问题?”前者的落脚点是“学知识”,而后者的侧重点是“提问题”。――很多时候,判断一个学生的思想力和创新力,不在于能不能什么事情都能高谈阔论说几句,而在于能不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有这样一则佳话,很耐人寻味。民国时四川有个教授蒙文通,是大师。为什么称他是大师呢?因为每次期末考试,蒙教授不是出题考学生,而是让学生出题考他。就是通过考察学生能不能提出有水平的问题能判断学生有没有学生,只有真正学了,才能问出有水平的问题。  【附录】: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思考的方法》中谈到过怎么提一个有价值的问题: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要一针见血  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问题要问得浅  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们用甚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长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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