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师生证书考试
在线客服：
包年详情：
常见问题：
校园风采：
京ICP备号-27 Copyright 2005-.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京公网安备号-6第08回&辨护士莫理循&论战家英国人
&&回眸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必须把他们置身于世界历史的范围中去考察，而不是就事论事。因此，本博不惜笔墨，占用两回篇幅，通过莫理循的视角，论记当时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形势，并记述有几十位外国人的简历，为后述做好铺垫。更重要的是此人在中国近代史中有自己独特的位置，绝不是能用一个注释就能说清楚的外国人，在晋矿谈判过程中，虽未参与，但他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占用篇幅较长，好在读莫氏的经历及其文字，不会感到枯燥。〔1〕
& &大事件少不得大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Ernest&Morrison）于1862年出生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季隆城。〔2〕他是该洲著名学校季隆学院院长的长子，他就在这个学院读书，在他17岁那年，他冒着澳洲盛暑，从家乡步行了大约650英里到达阿德雷德，那种炎热气候，非亲临其境者无法体会个中滋味。随后，他又只身划着独木舟沿澳大利亚最大的墨累河顺流而下，这一地区当时尚未开发。这种漫游给了莫理循第一次测验自己从事记者工作能力的机会。他的描述旅途逐日经历、甚至逐时经历的记录，刊登在当地报纸上，显示出他的观察力的敏锐和描写的细致详尽。后来他考入墨尔本大学学医，由于他在一次考试中提议用过量的药剂治疗梅毒，被迫中辍。于是，他动身到澳大利亚酷热的北部昆士兰州去探险。在早年的成就中，最著名的无疑是他在1882年的徒步旅行。
& &莫理循的父母亲都劝他不要冒险。1882年3月20日，他从墨尔本的苏格兰学院写信给他母亲：“我并非贸然行事……我想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我看不出有任何其他办法让我实现自己的梦想。只有成为一名记者，我才有可能出人头地……即使所有的人都反对我的观点，但是在我的眼里，它仍然是最崇高的职业。要成为一名成功的记者，一个人不仅需要有过人的精力、超凡的胆识，而且还要有良好的修养和绝对的诚实。记者职业之所以在全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正因为当个好记者要具备这些优秀品质。”在给母亲的第二封信中，莫理循写道：“我即将前往昆士兰，迈出我职业生涯珠第一步。我真诚地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功成名就，名扬四海……您要求我不要冒无谓的风险，可是我不是那种稍有危险就退避三舍的人。”
&&1882年12月下旬，莫理循从澳大利亚最北端的卡奔塔利亚湾步行到南端的墨尔本市，没有旅伴，也没有指南针，用123天时间步行2043英里（3288Km），纵跨了整个澳洲。他所走的路线，正是21年前布尔克和威尔斯所走过的路线。他们当时曾大吹大擂，并且配备有大批人员和物资支援，但却遭到了不幸。他们的失败，成了澳大利亚民间流传最广的话题之一，人们认为这项任务过于艰巨，不可能完成。当莫理循取得成功时被当地一家报纸嘲笑为一场骗局。这件事却引起《泰晤士报》的注意（当时还没有料到它将来会同这位年青人发生联系），这家报纸把徒步跨越尚未测绘地图的澳大利亚腹地的旅行，说成是“最引人注意的徒步旅行成就之一。”在他21岁那年，他率领澳大利亚最早的探险队之一，越过托雷斯海峡，到达当时大部分地区尚未探明的新几内亚。他对卡那卡（Kanaka）奴隶贸易的揭发，导致英国殖民部对此进行调查，并且在罪行累累的地方官员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和骚动，他们想方设法诋毁他。1883年，他在新几内亚受了一次矛伤，死里逃生。带刺的予头在他体内保留了大约九个月，直到他去到爱丁堡时，才由约翰·齐恩教授把矛头从他体内取出（后来，他把1895年出版的他的第一本也是惟一的著作《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献给这位教授）。他在爱丁堡恢复了医科学业，两年以后，在1886年完成了全部课程。他怀里揣着毕业证书，又开始了漫无目标的环球旅行，做工自给，从欧洲大陆而北部非洲，而美洲和西印度群岛，而澳大利亚和太平洋诸岛，最后到达远东。正是在这次漫游中，由于错过了开往日本的航船，他在1893年转而去了中国。就这样，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他未来寄居的国家。
&1893年7月，法国派舰队强行通过湄南河，不顾英国的抗议，占据了暹罗东部大片地区，几乎把她在印度支那的地盘扩大了一倍。打那以后，英法两国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法国殖民者在俄国的默许下，正绘制印度支那帝国版图，从俄国在亚洲的边界一直延伸到英国在印度的边界。
&&日，莫理循穿戴着中国的长袍和小帽，乘轮船溯长江而上，目的地是缅甸仰光，衣袋里揣着18英镑，行程3000英里，他徒步走了大部分路程，在一次严重的热病中幸免于难。他发现“一个外国人只要能克服骄傲心理，愿意拖着一条辫子去旅行，所花的旅费只是他穿欧洲人服装的四分之一。”中国在他眼里是一个美丽而又极其贫穷的地方，是个腐败泛滥成灾的国度。中国人对生活和苦难所采取的冷漠态度使他大为震惊，但是他们的礼貌和友好又往往令他折服。令莫理循感到惊讶的是，灾区里没有任何饥民向他乞讨食物。灾民都穿得破破烂烂，衣不蔽体，皮包骨头，但个个都和蔼可亲。他们表现出的礼貌和友善一直使莫理循感到愉快，难以忘怀。
&&&莫理循与中国发生联系纯属偶然，甚至当《泰晤士报》委派他职务时，他首先选择的去处仍然不是中国。他最后被派往北京，不过是要他去试试看。他和他的雇主都没有预料到他会在远东和中国担任常驻记者17年，更没有料到他会独自获得如此立竿见影和持久的成功。他突然成名的原因是不难发现的。在紧接着中日甲午海战之后的岁月里，中国是国际阴谋众矢之的。作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莫理循具有一个新闻记者处在这样一种地位所必需具备的长处。须知，当时《泰晤士报》的势力甚大，英国政府亦不敢忽视。当时的中国，已经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许多记者，但是没有一个人享有象他那样的声誉。如果说《泰晤士报》曾经作为发表莫理循文章的媒介帮助他成了名的话，那么，更加确切的是，正是莫理循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正如莫理循上司莫伯利·〔3〕日在伦敦致莫理循函说：“收到你11月24日来信，使我回忆起八年前那一天的往事，颇感欣慰。从我坐在这个椅子上以来，我在过去十四年里做过的许多事情中，明智的和愚蠢的，我想不起任何一件事情比起我使你得以在《泰晤士报》供职更使我心满意足了。……我重复一遍，我从来没有哪一天的工作比这更好的了。”而当莫理循在1912年离职以后，这家报纸的这种声望很快就消失了。
&&1895年10月中旬，也就是在莫理循受聘《泰晤士报》前夕，姬乐尔是《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主任华莱士爵士的助理，刚结束在远东的旅行回到英国。他认为俄法联盟已取代英国，成为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主导力量。在莫理循收到贝尔发出的正式晚宴邀请函前一星期左右，《星期六评论》发表了对姬乐尔文章的评论，发出阵阵哀叹：“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原来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大，甚至比所有外国势力加起来还要大。可现在这已成昔日黄花。一年前，我们还财大气粗，在大清帝国海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海关是中国政府惟一的税源。中国政府能有这笔收入主要依靠中英贸易和英国的管理。以强大的财源为后盾，我们还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在1842年，接着在1860年，都展示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可是现在都有变了。”
&&1896年底，姬乐尔〔4〕在伦敦给新任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写了封短信：“就我们的目的来就，我们所要求的一般报道和启示必须符合大英帝国的长远利益和政策，而旅行中所发生的偶然事件和奇遇必须总是为陪衬来处理。总而言之，在我看来，您所缺乏的正是展望远景的观念。您就是我们的望远镜，您必须为我们调好透镜的焦点；您要永远记住，我们远隔万水千山，我们只能透过您这望远镜才能看到远景的全貌。至于景色的细致描述，只能是您报道的点缀，而不是它的基础……您的报道必须尽量精炼，用最少的篇幅向我们提供最多的信息和教诲。”
& &莫理循一到北京，立即为自己工作的需要建立起一个图书室，当时他并不知道他要在北京呆多久。不久，他的藏书就超出了他从事新闻工作的直接需要，可是他作为收藏家和版本学家，仍继续收集更多的书，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彻底，使他获得了有关中国的极其广博的知识。他象一位细心的图书馆员和档案保管员那样，为后来史学界更加充分地了解历史提供了实际帮助。从1897年至1917年二十年间，莫理循收集的西文关于亚洲，特别是关于中国的书籍、小册子已达24000册。其中小册子7000多份，大部分是在图书馆无法找到的珍贵资料。地图、图版1000余份。语种包括英、法、德、意、日、西、葡等十几种，涉及了政治、外交、法制、军事、历史、地理、考古、地质、植物、动物等多个领域。他所收集的文件，不仅证明他生平所享有的权威、影响和名望是当之无愧的，而且证明他致力研究中国的态度之严肃认真。他全力收集西文关于亚洲，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图书，形成了引人注目的莫理循图书馆，许多中外人士慕名而来，图书馆也成为他获取消息的来源。莫理循长于旅行，注重实地调查，这些特点对他获取第一手资料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新闻记者角度来说，注重实地调查是共性，而广泛社交、通过图书馆延伸社交场所，则是莫理循区别于当时在华记者的个性特征。
& &莫理循认为住在使馆区处处受限制和约束，无法同中国人接触，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将使馆区的房子卖掉。多年来，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生活风格。他宁愿远离舒适的公使馆，住在中式房子内，但他并不像中国人那样生活。他的住所是个自在、舒适的四合院，中间有个天井，高高的砖墙把它与街道隔开，墙上开一个旁门供你进入。从混乱、肮脏、嘈杂、拥挤的街上，跨过门栏进入莫理循那安宁的庭院，总有一种令人惬意、明显的变化。院内洒满阳光，鲜花盛开，像医院一样洁净。重新购买的房子以前是当铺，座落在王府井大街上，尽管莫理循称其“是一所虚有其表而极不实用的房子，”但由于莫理循和他的图书馆的名气，外国人通常称它为“莫理循街”。当时莫理循在北京的名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先是在外国人嘴里叫了十几年，1915年袁世凯政府正式命名王府井大街为“莫理循大街”，王府井大街南口路西店铺的墙上还钉有Morrison&Street的路牌，此路牌一直保留到1949年春。
& &莫理循后来写道：“回忆起在北京度过的第一个夏天，我就不寒而栗。一切从零开始，都在摸索之中。”一个给他指点迷津的人对他说，收集有关远东的情报很容易。如果莫理循要发送最新的有关满洲的情报，他可以叫他的贴身男仆来帮忙。他们之间可以用洋泾浜英语进行交谈：“满洲有什么消息吗？”男仆说：“我不知道。”莫理循的朋友接着问：“你怎么会不知道？俄国人不是对满洲虎视眈眈吗？”男仆回答：“老爷，情况大概就是如此，没错。”当天晚上，一封这样的电报就可以发往国内：“今天下午，我和中国的一名高级官员进行了秘密会谈，其姓名恕不奉告。他十分愤怒地提到俄国对满洲所持的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度。”但是，这可不是莫理循的工作方式。尽管一切还很陌生，他还是立即着手工作。
& &他的冒险活动证明了他的勇气，他热衷于抢先得到“独家新闻”，但他从不耸人听闻。尽管他小心翼翼地维护英国的利益，但他总是如实地报道事实，而且不仅仅是从局部角度估计形势。因此，他能够象极少数新闻记者所做到的那样，“以历史家的精确性和政治家的先见之明”来履行他的职责。
&& 莫理循可能是当时在中国交游最为广泛的人。比起别的外国人，尽管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会说、会读、甚至会写中文，而莫理循却不会，但他具有一种善于结交朋友的极大本领。与他通信的对象包括官吏、外交官、学者、特许权猎取者、弃妇、穷汉和怪人等（在他通信圈子里，局限于语言，中国人为数极少）。莫理循常常是首先得到消息的人，而且是那样祥实可靠，这绝不是偶然的。莫理循不止一次向他的许多朋友和同事诉苦：“我不会写。”显然，他确实有力不从心之感。但是，如果说他的笔调缺乏文采的话，那么，他那朴实无华、明白易懂的记述所具有的说服力却足以弥补此种不足而有余。而正因为他的文章风格简明易懂，才更显得是出自大手笔。
& &莫理循笔下的中国尽管有这些严重的局限性，但是作为同时代个人的记载来，还是较为广阔和深入的。它不仅仅限于一个地区，也不仅仅属于一种既得利益，更不仅仅是猎奇。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自然景象的概貌，不仅限于北京饭店、上海俱乐部、天津跑马场、鸡尾酒厅、教会院落、外国军官食堂、外国轮船的船长室、铁路卧车的包厢等。莫理循所描述的内容还包括中国边远地区沿大路边的肮脏小客栈，尘土飞扬的或泥泞的小路上的骡车、阿尔泰山的陡坡、长江和西江湍流上的帆船舱面、苍蝇萦绕的街摊、当铺、旧书店和寺庙、道观；还有满洲的鼠疫、饥荒和旱灾，饿莩载道以至大规模的突然死亡、官僚的腐败和暴政，也有莫理循看到他仆人的小孩微笑时的高兴和在这个小孩夭折时他自己的哀伤。莫理循虽然不能同中国农民和苦力等直接攀谈，却看到了他们的苦难而且想探索它的根源。他虽然并不赞成反叛分子，但是他试图了解他们的纲领。他虽然不情愿因为看到河里无头浮尸使他正在狩猎的兴致索然低落，但是他了解它们确实存在，而且是因为有些事情出了差错。
&& 然而，尽管其人如此，莫理循所遗留下来的私人档案资料，则在客观上有着颇大的史料价值。其中所记述的有关英、法、俄、德、日、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种种幕后交易，写得生动、具体、露骨，很少掩饰，提供了不少官方文书讳莫如深的史实。评价莫理循其人和评价他所遗留下来的私人档案资料在客观上所具有的参考价值，可以说是两码事。阅读这些材料，会更真切地看到列强侵华活动的真实企图和多变的手法，从而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从中国掠取更多的权利。他们的出发点不是某种抽象的原则，而是现实的利益，怎样对自己更有利就怎样干，这就是他们的原则。他们表面上以“教师爷”的面目出现，装扮成中国人民的“救世主”，实质上是在经营“冒险家的乐园”。
&&当时处于象他那样有利地位来观察和评论那些年代所发生的事件的人为数极少。自然也就没有人能象他所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那样对当时的事件提供如此充分、生动的记载。撇开政府的档案资料不谈，就同一个时代个别人提供的史料来说，不论是中国人或其他人提供的史料，在规模性、连续性、范围和趣味性及其它诸多方面，都无法和他的相比。莫理循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并没有勾画出一幅关于这一时期的全面图景，甚至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具有必要的准确性。但是，莫理循的文字材料，不论是他亲自记录下来的——他的日记、备忘录、文章和笔记，还是他所积累下来的——书信和其他资料，都有助于把中国历史的一段时期逼真地表现出来。面对这段历史，人们往往并没有充分理解就想当然地认为如何如何。通过对这些纷繁的私人档案资料的仔细查考，从措辞严谨的有关重大政策的文献记载到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琐事，可以重温那段历史时期有声有色的浓烈气息，这是任何精心构思的官方记录和历史论文所无法表达的。总之，莫理循如实地记录了以他广泛接触、熟知内情的消息和不厌其详的求知欲所观察到和了解到的人物和事件，而不是象许多作家那样总凭他们的想象去描述这些人物和事件。莫理循与他同时代的人交换意见，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昨日中国的历史景象，也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起点。
&&1897年初，当莫理循到达北京时，中国刚刚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不久，列强乘虚而入，正在为瓜分中国而竞相争夺。莫理循为了英国的利益，迅即投身进去。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国的命运，而是怎样使英国在这场为控制中国而展开的角逐中取得如意进展，是如何保证使英国帝国主义这列“特别快车”不致被腐朽不堪的中国这个消极因素颠覆出轨。莫理循只看中国灾难的症状而看不到其病根，并且妨碍他理解孙中山、康有为等人所倡导的救国方案，他和他的同伙把孙中山、康有为等斥为“恶棍”、“精神病患者”、“狂热分子和空想家”，认为这些人都应该禁闭到疯人院里。在莫理循看来，这些人的行动无足轻重或没有什么意义，正如他们所策划的起义或变法维新转瞬即逝那样。这种态度，是无知和偏见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在他的大量文字记录中竟然没有论述就在他鼻子底下酝酿滋长的理性和意识形态运动的任何征兆。莫理循对这些伟大运动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败坏这些伟大运动声誉的细微末节的一些阴影。同样，尽管他在中国作过广泛旅行，但他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却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虽然他的记录表明，他对他们寄予巨大的同情和怜悯，对他们的苦难知道得很清楚。他所接触的主要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尽管他对凡是涉及官僚的事情都很蔑视，但是他已不仅是以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眼光来观察事物，而且是逐渐地通过官僚阶层的眼光来观察了。总体上说，他是生活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父辈是从英国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在他看来，列强对弱小国家的侵略也是天经地义的。当时世界大势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状态，侵略者并不以其侵略为不义，反而理直气壮地宣称是为给他们认为落后的国家带来先进的文化，是一种拯救。这在英国表现的最为明显。它认为是上天或者说是历史赋予它拯救全人类的权利。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莫理循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种信念。
初到中国，莫理循最看不惯的是俄国人。他几乎从刚一到达中国的时刻起，就通过《泰晤士报》的版面，不遗余力地把这一观念灌输给读者。他想发动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他不再满足于当一名记者，而成了一名参与者。他不仅“祈求上帝”促成日俄战争，而且公开地想方设法促成这场战争。日，他在北京致信濮兰德称：“可以想象，俄国起码将成为英国和平统治华中的难以对付的人。但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必须千方百计地遏止俄国。必须阻止她完成东清铁路，必须阻止她在一个不冻港设防——而能够遏制好的力量就是日本。俄国可以把许多人力投入这个战场，而日本可以把三倍于她的人力投进去。俄国在远东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舰队可以服役，而日本的舰队比她优越。俄国没有加煤站。日本有运输能力，而俄国没有。当我看到远东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的结果时，将不会惊讶。还有一个问题。英国在这里能够提出的要求，最多不过是长江流域。你认为那就够了吗？我可不认为够了。我们在广东省的利益，比在长江流域任何一个省份的利益都更大。如果中国被瓜分，能够把这些利益划入法国的势力范围吗？如果法国在广东省和西江流域占有优势地位，那将是不能容忍的。只要遏制了俄国，法国也就削弱了。我们在亚洲的真正世袭遗产是整个东南亚，其中包括长江流域。要掌握这份遗产，当然还有待时日。但是在这同时，必须把俄国赶回去。就她的现状而言，她还不是英国的严重威胁。但是，等到她有了铁路和不冻港，有了设防的加煤站，又有了大大扩充了的海军，她就将不仅是英国对华贸易的严重威胁，而且对于英国在亚洲的领地，在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的广阔地区都将构成严重的威胁。我有绝对的信心，必须把俄国赶回去，而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的最大希望就在于日本。”莫理循在此信中前面强调的三个必须，最后归纳为“必须把俄国赶回去”，认为只有打日本牌才能有效地遏制俄国在华势力的不断扩张，他为此而不懈努力，完全是为了大英帝国的在华乃至在整个亚洲以及全球的利益。
当时国内的报纸也有此类论说，例如《申报》日登载《英俄两国猜忌日深说》。“英法俄德美诸强国，无不思脔割一隅厚其部落，惟美之立国不务攘外，而与亚洲相去又遥，故通商之心虽无已时，而收地之心尚不在。意法与德皆有鹰瞵鹗顾鲸吞蚕食之心，而国之大既不如俄，其富又去英远，此所以不能与之相抗，而全球大势遂尽在英俄。独是两国既势均力敌，欲执牛耳必有发难之端，中国为所垂涎，两国衅端必因此而起。（中略）英俄两国相忌若此而皆以中国为辞，可知我二十一行省之地为两国所注意者固已久矣。今中国以旅顺大连湾之地让之于俄，英人闻之大不满意，于是奋袂而起，思遏其侵食之心，莫非有爱于中国之土地也。俄既得志于中国，英之不利者甚大。夫英与中国通商以来，中国之利半为所得，今中国一旦以地授与俄人，则英于中国所沾之利必有所损，是以俄欲逞志英必为之阻挠，使俄人不得展其雄略。然俄之志欲求囊括中国成大一统之规模，虽未必果能成功，而其存心未尝不作如是之谬想。倘中国之利仍授权于英人，则俄人于中国之事诸多掣肘，不能长进远取大有所为，故英于中国掌握诸事俄亦心焉嫉之。顾两国虽互相猜忌而皆不敢为戎首决裂邦交，盖两国势力相敌，互相嫉亦互相畏也。”
莫理循是一个精力极其充沛的人，他不但关心中国国内的事情，而且还尤其关注一切与中国发生的国际问题。早在1899年，他就有建议撤换英国驻华公使的经历。日，他在北京致信姬乐尔说：“克劳德（·窦纳乐）爵士将于星期四离开这里。我个人希望他将返任，虽然我对他的判断力和坚定性的评价都不怎么高。他主要缺点是记忆力太差。的确，他说过的话只能在两天以内算数，他的一个说法同另一个说法可以完全相反。他完全缺乏谨慎行事和保密的能力。我曾就一件重要事情向他提供了有价值的秘密情报，而他却泄露这项情报是我提供给他的。这样就堵塞了我和一个很友好的公使馆的交往。肯定英国外交部已经认识到，他们错误地为这一最困难的职务选用了一位没有受过足够教养的陆军少校，他的脑力、记忆力和判断力都嫌不足。我给你举一个关于他的判断力的例子。上星期五，克劳德·窦纳乐爵士到总理衙门去通知说，他已代表意大利的利益，还说他尽了他最大的努力，阻止召回德·马迪讷，〔5〕甚至走向极端直接打电报给英国驻罗马大使，敦促他去规劝意大利政府撤消召回令。总理衙门立即表示了他们的惊讶，认为他怎能费劲阻止召回一位未经其本国政府授权而擅自采取行动的公使。”
由于英俄两国猜忌日深，为了双方各自在华利益，两国驻华公使达成协议，《中外日报》日登载《英俄划定中国权限书》。
英国钦差大臣奉命致书俄国外务大臣侯爵苗大人钧下为声明以下各款事夫英俄在中国常有利权交际而生相持不之难题今二国欲求善法杜绝此患并将中国有等地方分别界限归两国所伸权利几经思维公允以下二款
&第一款&&英廷不得承办何等铁路而至长城之北亦不得袒助英民或别人为之但凡俄国承办铁路至此或助他人建路至此英廷皆允之不阻不论明阻抑阴阻俱作违此约论
&第二款&&俄廷不得承办何等铁路于扬子江左近亦不得袒助俄民或别人为之但凡英国承办铁路至此或助他人建路至此俄廷皆允不阻不论明阻抑阴阻俱作违此约论二约国各愿不夺中国之主权又不侵各国与中国已立之约章权利此约定后二国均以明告中朝盖有此约则可以免二国之猜忌又可以保持远东之和平更以助中国自己之利益
& &1899年9月，莫理循利用他在中国工作的间隙，第一次回英国度假。他在三年多以前离开英国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现在回到英国成了英雄人物。莫理循在伦敦拜访《泰晤士报》大老板阿瑟·沃尔特〔6〕，沃尔特对他赞赏有加：“用不着我说，您已取得巨大成功。我们认为，您所作出的贡献，世界上没有其他人可与您相提并论。您所发来的电文，在伦敦具有巨大的影响。如果您平白撒谎，也会有人相信，因为消息源自您的手。”莫理循从国防部情报局威廉·艾夫里特爵士那里没探听到什么消息，反而使艾里特相信了他的看法：1.俄日战争不可避免。2.日本会打败俄国。3.英国不应当卷入这场战争。4.为了自己的利益，英国必须挑动日本早日采取行动。莫理循在英国住了23天，但他成了到处受欢迎的客人。在《泰晤士报》经理贝尔的宴会上，他被炫耀地会见了英国政界和社会名流。从此，这位《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更加名噪一时。12月初他乘船去澳大利亚，然后取道日本返回中国。
&莫理循的成见和他所代表的利益的特点，使他仍然把中国看成只不过是列强之间角逐的场所。俄国已经成为这一地带的反动角色。莫理循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努力排除俄国。他认为日本能够而且应该被鼓动起来，在英国的积极怂恿和支持下，实现排除俄国这一神圣使命。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在前往英国之前访问了朝鲜，又在返回中国途中访问了日本，并在日本会见了各式各样的政治家。他在英国逗留的整个期间和在朝鲜、日本访问期间，同别人交谈时，竭力兜售他旨在鼓舞日本发动对俄战争的论调，而且在许多持怀疑论者面前，预言日本肯定会在对俄战争中取得胜利。
莫理循在1900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到达北京。他的走访是成功的，他对日俄战争乃致其发展形势的估计是准确的。瓦伦丁·姬乐尔是莫理循的顶头上司，是《泰晤士报》的外事主编。由于工作关系，他是一位与莫理循通信最多的人。日莫理循在北京致信姬乐尔说：“战争的行将爆发是肯定的。日本不会坐视俄国在满洲的势力得到巩固。和日本相比，俄国的立场日益强硬，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莫理循对这一问题如此全神贯注，以致他很少注意中国人民中间发生的事情。因此，当急风暴雨来临时，他所感受到的惊讶，并不比旁的外国人小。
当然，日俄战争可能爆发的火药味并非莫氏一人闻到，中国人也很敏感。日，《申报》发表《论俄日两国必有启衅之日》。“自甲午中日一役之后，俄人始出而干预东亚诸事，日人畏俄强大不敢复逞雄心，既略得便宜遂亦敛手而退。然因畏生憾其心固未尝一日忘俄也，俄人见日人之可欺遂咄咄逼人欲肆其得寸则寸之志”“俄日两国必至因积忿不已而厉兵秣马相见于疆场也，后之君子请静以验是言之非虚焉。”
日，英国和日本终于签订了英日协定。两年前，莫理循就和林董〔7〕讨论过英日协定之事。英日两国都担心俄国在中国肆无忌惮地扩展势力，因此两国就通过这份协定结成盟国。协定规定，一方如对第三国作战，他方应守中立；一方如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作战，他方应予以军事援助。协定还道貌岸然地确认了中国和朝鲜的独立地位，但双方承认彼此有权干预中国和朝鲜的内政。实际上协定等于向日本保证，它完全可以腾出一只手来对付俄国，并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先地位。日本依靠了这个同盟进行了对俄作战，侵略了中国和奴役了朝鲜。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8〕对莫理循说，他对协定事先一无所知，他是在协定签订后12天，从日本拿到协定的原本后才知道这回事。但是莫理循早就对英国外交部的怪异行为习以为常。
日《中外日报》第一版发表《论英日联盟事》。英日两国于西历正月三十号新定保全东方和局之约，英日两国报章咸有幸词。窃谓英报之有幸词也，宜也。英之殖民地遍于天下，中国商利之入于英者实居太（大）半，顾以区区三岛控制全球，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今得日本与之联盟，则英之所欲防遏者，日本已代为防遏之，英之所欲保全者，日本已代为保全之，是直于亚洲地面得一极有权力之友邦为之联络其声势巩固其基址，是可幸也。日本报之有幸词也，宜也。日本自维新以还国势已蒸蒸日上，自中东一战而后遂兴高采烈，有与欧洲诸大国并驾齐驱之意，今日与英国联盟，外以杜强邻之侵轶，内以固同洲之唇齿，是可幸也。所难堪者独中国耳，中国自道光以后与西人交涉无一事不出于战，无一战不归于败，甲午之役情见势竭，大势几不可复支，庚子之役卤莽启衅，国是愈不可为由是，内外士人汲汲顾影，朝不保夕闻，他国之欲瓜分我也。则以为戚闻他国之欲保存我也，则以为喜。夫瓜分我者固知其不可恃矣，而彼日以保存为言者，不尝垄断中国之利权，欲一网打尽乎，不尝明目张胆与他国立互保权限之约，为无形之瓜分乎？于此而一以为戚，一以为忧，是直任他人之侮弄而不自觉听他人之颠倒，而不自知其视日人以新造之邦，缔交强国雄峙于欧亚之间，争雄于东西之表者，不其远乎？故敢敬告当轴诸公曰，诸君子毋以英日联盟为中国可幸之事也。（下略）
日，姬乐尔在伦敦致函莫理循：“今晚我们将发表你写的关于德国在山东取得租让权的电讯，〔9〕毫无疑问你会看到我们将调子降低了。你不要以为这是对你的指责。我赞成你所写的每一个字。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总的政治形势，只要南非战争〔10〕还在继续，我们就必须小心翼翼地走路。英日协议已使彼得堡大为震怒。这并不奇怪。而且我们已得到警告，如果继续激怒他们，将在不久的将来在某地遭到回击。我仍然希望事情会平息下来，因为俄国现在还不能铤而走险挑起冲突。但是我们也不能。所以我们切莫同时激起众怒。……不值得为山东矿权问题冒那样的险。而且，在形式上至少德国人是将他们的要求限制在特定地区，这在技术上就与俄国在满洲公然提出适用于全省的要求有所区别。我们自己已在很大区域得到特许权（在山西和河南），尽管我承认这些特许权是为某公司所享有，而所有的国民均可自由购买股票获得利益；而德国人的要求是以整个国家名义提出的，所以我们要谨慎从事，不要在报纸上招来表面上似乎有理的反击。主要是（南非）战争在各方面都束缚了我们的手脚。这场战争结束之前，我们只能量体裁衣。”
日《中外日报》第二版登载，西三月五号伦敦电云俄国各报以日人至满洲者日多深为不平特著论说言日人至东三省之意实系为间谍起见也译神户西报。日本人在发动战争以前，相当重视情报工作。
&山西的煤铁矿藏虽然富饶，如要大量开采，在交通运输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所以，即便签订了合同，开办山西矿产的工作，一直未曾具体实施。但这并不等于英国人忘记了这个足以让他们兴奋得达到张狂地步的合同。日，濮兰德在上海致函莫理循：“中英公司曾竭力想摆脱福公司单独取得外交部的支持，这是中英公司一个最高级的人员告诉我的，但伦敦方面一直否认。我看外交部是不可能背弃中英公司的。这正如国防部的工作一样，要打破他们的这些布局不是轻而易举的。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英国人来看此事，我应该说让他们去维护那孤家寡人的公司吧，让他们去干吧。如果这帮人能赚钱，能为帝国做些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战争期间，他们大赚其钱，也没有人说一句话。何况这是和平时期，而且事属必然，为什么不可以呢？”同年10月22日，濮兰德在北京致莫理循函：“我个人的想法是，我们应该有力地支持福公司的业务发展，特别要说服盛宣怀对改动浦口铁路的主张提出反对，以尽一切可能在华中打入一个英国楔子。正（定）太（原）铁路合同的取得，会使这件事比较容易进行。……只要福公司的经营比可怜的老乔治·哲美森在北京时更有本领，我们就会取得进展。……太原府的合同是最能说明为虎作伥之结果的实例。”日，莫理循在北京致函濮兰德：“由于我国政府多年来以市场不景气为理由，反对中国人或日本人提出的任何解除合同的请求，目前中国人好奇地等着看我国政府是否会改变它的政策，以便再一次支援这家受到优惠的公司，这家公司过去采取的做法，使中国人对于英国在中国的特许权所有人的真诚大大丧失了信心。”“这家受到优惠的公司”就是指福公司。莫理循不仅仅是名记者，他还是辩护士和论战家。
&莫理循似乎对一切都很怨恨，但他内心所关心的仍然是自己国家的利益。他曾公开表明过这种感情，他说当英国的利益同中国发生抵触时，英国总是被放在首位的。他还说过，正如我在英国人面前为中国辩护一样，我也在中国人面前为英国辩护。
&&&1902年12月初，莫理循离开北京回到他的故乡澳大利亚去探望，历时四个月，翌年4月初返回北京。在墨尔本，他曾受到政府首脑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对他恭维备至使他感到如此高兴，以致返回中国以后，他还在作着“出任澳大利亚总理”的“奇妙幻梦”。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把这些回忆和梦想置诸脑后，重新投身于他原先的工作。
莫理循非常渴望能爆发日俄战争，并以为英国必须鼓励日本对俄作战。他写道：“要知道，如果俄国被击败，俄国在亚洲的势力就会大大减小，同时英国的势力就会大大加强。”但是英国政府只想约束日本，敦促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日、俄两国的分歧。英国的政策是维持和平状态，目的是为了保护英国的在华贸易利益。《泰晤士报》也只支持和平政策，不断压制莫理循的好战言论，这令莫理循感到不满和痛苦。姬乐尔给莫理循的回信详详细细写了一大堆，目的是希望莫理循理解为什么他稿件的调子要被降低。莫理循可不理睬他顶头上司的绥靖政策，而是继续为日俄战争的爆发推波助澜。他只要一有机会，就鼓励日本挑战俄国，结果在俄国外交界中，人人都对他恨之入骨。
&&&日，莫理循在北京致函姬乐尔：“日本人的准备很有进展，他们作好了在10月份采取行动的准备，那时候高梁已经收割，乡间可以通行了。我想所有日本年轻的政治家们肯定都希望打一仗，只有年老的政治家们，特别是伊藤侯爵，正在约束他们更冲动的同事。如果发生战争，你会看到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将被摧毁；如果没有战争，俄国的实力将会令人忧惧。直隶、华北、蒙古、新疆将全部听她摆布。我自己是热烈希望战争的，但是因为《泰晤士报》的愿望是和平，所以我在电报里没有写进任何可能被人说成是好战的话。如果知道战争已经开始的消息，我高兴掏出一千块钱来。我认为我们在1895年劝告日本放弃她的胜利果实是一次犯罪，不过，要是同其后我们所犯的错误相比，那还算是小小的罪过。我所遇到和所听到的俄国人，不论是军人还是文官，提起日本人来都表示无比的蔑视。正是这种情绪使我个人抱有希望并得到鼓舞，认为圣彼得堡将会倨傲地拒绝这些建议，它的后果就是战争。”
&以下是莫理循1903年11月所写日记的一些摘录：
&11月3日——给濮兰德写了一封长信，谈的仍然是我渴望的战争。我甚至说，如果没有战争，我会哀叹自己在中国的工作失败了。
&11月17日——焘理纳夫人说，如果爆发战争，那一定是您的杰作！
&11月18日——今天最得意洋洋，因为战争似乎很可能会爆发。
&日，埃德温·康格对莫理循说：“您真是料事如神。将来我们要指望你了。”两天后，就像二战中轰炸美国在珍珠港的舰队一样，日本不宣而战，用鱼雷快艇偷袭了停泊在旅顺港外的俄国舰队，这一消息对莫理循来说是个“在喜讯”。他“兴奋得几乎连字都写不出来”。日俄战争的爆发，说明莫理循的判断能力非常强，甚至几近于神奇。
&莫理循不能称为政治家，但他具有许多政治家所没有的预见性和洞察力。莫理循“祈求”已久并竭力促其实现的战争，终于在日，因日本人对旅顺口的俄国船只发动突然袭击而爆发了。莫理循在影响日本作出开战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可能是被夸大了，但是他对这场战争的渴求是如此为人所共知，以致当战争爆发时，许多人把它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日本公使馆重视他所起的作用和他对战争所表示的兴趣，每天甚至每小时向他送阅战争进展的简报。然而，这场战争，以至战争的胜利进展，对莫理循来说，尽管他曾为之做过多年工作，并经受好多个月的紧张生活，现在反而使他产生某种从高潮突然跌落的感觉。不久他就发觉自己无事可干，好象他作为《泰晤士报》记者的唯一职责就是促成日俄战争。一旦任务完成，就没有为他留下可做的事。日，他写信给莫伯利·贝尔说：“这里现在要我去做的事很少，因为我们只听到从战场上发到英国的报导的回响。”3月9日，莫理循给姬乐尔的信中写道：“我留在此（北京）无益，俄国人的阴谋活动业已暂停，这里很少有要我去揭露的事。”因此他决计离开北京，“四处转转，找点事干。”
&在对待女人的态度方面，莫理循并不是循规蹈矩。莫理循第一次偷尝禁果也许是在他23岁那年。1885年8月，一位叫赫顿的医学院学生是莫理循的终身好友来信，向他讨教具有乡村浪漫色彩的恋爱技巧。莫理循在信中描述了一个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下午：“今天，在我们的精心安排下，我和女房东的几个女儿一块去采坚果。她的大女儿弗洛拉芳龄18，是个体态丰满的少女。她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我抓住她时，把她拖到一棵坚果树下，要她双手抓住一根大树枝，并要她摇晃着树枝，尽量把它拉下来。我则一只手也抓住树枝，另一只手搂住她的腰。我想，加上我这196磅的重量，一定能把树枝拉下来。其他人在拾坚果，而我则紧紧地搂着弗洛拉，沐浴在欣喜之中。大约过了一分钟，弗洛拉抓不住树枝滑到了地上，我也就势滑了下来，躺在她身边，一只手还搂着她的腰。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我们沉浸在欢爱的激情中，爱情的帷幕终于落下了。接着我和女房东的另外两个女儿也都先后沐浴在爱河之中……我希望您已经停止追求婚姻的游戏规则，那只是一种迷人的浪费时间的做法。爱是一种神奇的万灵药，我更喜欢在非常规的场所炼制这种药。也许这种爱的经历缺乏那种千篇一律的优雅的滋味，但它更惊心动魄，更充满活力，更会把人的激情推向史诗般的高潮，而且还用不着负任何法律上的责任。”
&在以后周游世界的日子里，从莫理循的日记与书信的中不难看出，他不乏女人缘，但多是逢场作戏。真正陷入其间的有过几回，多是以失败告终。可以这样说，莫理循在和外交官打交道时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在处理和女人的关系时，他就像昏了头的学生一样苦恼万分。在他自信和老练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不成熟的情感和自疑的痛苦。尽管他正事忙个不停，他还是有时间和一个美国女色情狂打得火热，他的“难以抗拒”的羞怯感似乎已融化在惊天动地的男欢女爱的情感中。
&梅西是美国一个百万富翁的女儿，不管是遇到莫理循以前还是以后的日子里，梅西小姐的床上都不乏仰慕者。1903年，莫理循在北京和她有过短时间的邂逅，很快就迷上了她。他写道：“我感到无比的欢悦，火一般的恋情在心中燃烧。”战争爆发后，2月的一天晚上&，“我们爬上了长城，在最高处坐了下来。而后我们就有了一段以前从未有过的奇妙经历。这是一种启示，令我感到震撼。”梅西从不掩饰自己的行为，看不起那些虚假的道貌岸然之士，她的直率使莫理循一直处于害怕失去她的烦恼情绪中。“她才24岁，在她的记忆中，每天早上她都要自娱，就连月经期也是如此，甚至和男人在床上狂欢一夜后也是如此。”在莫理循看来，梅西是他所见过的“最放荡的女人”，是个“天生的妓女，从不要钱，也不索取礼物”。不过，她还是接受了莫理循送给她的一些非常漂亮的礼物：一个银烟盒，一条银带，上面还刻了些吉祥如意的字样，半打刺绣手帕，一个象牙伞柄和一个手镯。梅西把她和霍尔库姆两小时内做爱四次之事告诉莫理循时，他感非常痛苦。但是，他对她还是一片痴心，总是召之即来。他很客观地在日记中描述说，他的头“就像一个流血的战利品展示在梅西的枪尖上”。他在1904年的一些日记写到：
&5月4日——彻夜难眠，焦虑万分，妒火狂烧，不顺心之事太多了……热恋的激情和盲目的妒忌令我心慌意乱、头昏脑胀。我想的最多的是，男子汉大丈夫怎样才能使一个难对付的女人变得服服贴贴。
&5月5日——睡眠有所好转，但是我的心还在流血。那张富有刺激性的脸庞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魅力无穷，令我无法抗拒，我真傻，我真糊涂！她着装时，我的心中没有一丝冲动。但是，只要看到她秀发松垂，看到她的玉体，我的每一根神经就会兴奋起来。
6月6日——三天没写日记了，都是因为梅西的缘故。为什么她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呢？只要一想到她再过一两天就要躺在马丁·伊根的怀抱里，我就感到阵阵心痛。
6月10日——梅西和我通了电话。马丁·伊根今天早上离开，要到明天才回来。我要去就餐……然后……我和她在她的105室里幽会。这是一次非常令人惊讶的经历，以愉快而告终，否则我简直会死掉。
2月份月光下点燃的爱火，一直燃烧到6月底，两人分手了，因为她要回美国。
&日，旅顺口要塞经过长达5个月的围困后，落入乃木希典将军〔11〕的手中。日本人为酬劳莫理循为日本事业所做的工作，邀请他随同乃木将军参加庆祝攻占要塞的凯旋入城式。莫理循骑着一匹借来的马，和萨道义爵士走在一起，陪同乃木希典将军及其参谋部官员参加入城仪式。正如他日在北京给濮兰德函称：“我刚从旅顺回来，……日本人对我的接待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它使我感到一生中所从未感觉到的最大兴趣。日本的战争机器奇迹般地顺利运转真是非凡，这在世界上是前所未见的。在忠魂祭的午宴上，安排我坐在一个师的中将指挥官旁的荣誉席上。总的说来，这次经历使我无比的高兴，我感激日本人对我的邀请。”莫理循关于旅顺口陷落观感的报道，在发往《泰晤士报》之前，曾送交日本人审查过。
&莫理循视察了战场，击毁的舰只在燃烧，也许难以再修复，法国债主看了肯定心疼，这是一支因无能而被摧毁的舰队……所有英国军官一谈起俄国人投降之事和堆满伏特加瓶子的战壕，就浮现出满脸不屑的神情。莫理循给《泰晤士报》发了一篇报道，详细叙述了攻克旅顺口要塞的过程。日本方面对他感恩戴德。在他的笔下，俄国守军个个胆小如鼠，尊严扫地。他把俄军的投降刻画成世界上最丢脸的一次事件。
&莫理循在回程的路上路过天津。他和一个俄国将领作了一番交谈。那个俄国将领认为，战争会持续两年。莫理循说：“我的看法是。战争不会超过三个月。你的军队在奉天肯定会被打败，而后和平就会在望。你没有丝毫获胜的机会……你的政府犯了错误，决不应当卷入这场战争，现在应当尽早摆脱错误所造成的后果。”那个将领谢谢莫理循能为他提供了这一“情报”。
&战争的发展果然不出莫理循所料，俄国人在满洲平原上的一连串酣战中被日本人击败。这场战争以日日本人进入奉天（沈阳）而告终。莫理循于日在北京致姬乐尔的信中坦言他当时的心情，“我不希望战争结束得太快，因为我希望见到俄国被打得筋疲力竭。”似乎日本人是莫理循肚子里的蛔虫。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于1904年10月调往远东，以调整俄国海军力量的不利均势。舰队于日驶到对马岛外，几乎全部被东乡〔12〕海军大将所率领的日本舰队消灭掉。
&在战争进行期间，莫理循时常不在北京，他到中国各地走了几趟，每次出行都没有特殊的目的，只是为了排遣无聊。他还两次代表《泰晤士报》前往东京，试图疏通日方让一艘装有无线电的船只采访战事消息，但受阻于日本当局的禁令，该船不准驶近战区，耗资巨大的计划未能成功。如果说莫理循未能在前线直接做什么工作，可是他实在是使出最大本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去破坏俄国在华利益，同时，还确保日本在中国的舆论界中得到好评。
日俄战争从头至尾，中国政府不断接受到帝国主义的警告，1905年5月31日《中外日报》第一板《专电》。政府会议严守中立（四月二十七日午后一点三十五分钟发，夜十点四十分钟到，本馆天津专电）。日本内田公使，昨又诣外务部，面会庆亲王，反复警告，谓中国当严守其中立。现政府正聚集百官于颐和园，共议此事。
&两个强盗在中国领土打仗，腐朽的清廷完全放弃保家卫国的主权，居然宣布“居外中立”，听任人民遭受凌辱。东北许多地方人民的生命财产毁于炮火，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战斗最激烈的奉天，赤地千里，满目荒凉。日俄帝国主义争夺霸权，中国人民无缘无故蒙此浩劫。
1904年福公司总工程师亚利山大·利德〔13〕在上海作短期访问，3月25日，捷报记者对华北这样一个大的英国企业的进展情况作出报导。“利德先生不是相信英国在远东的企业过去曾经有过失败的那一种人。他偶然提到，他从来不放松每天上午八点钟在矿区门首悬挂英国国旗，并且要由威海卫组成的中国警卫向国旗致敬。他宣称，福公司并不如它的一些朋友想象的那样软弱。他并且指出，对这个英国企业提出最不友善的批评的人，是英国人自己。福公司一旦在河南把英国的旗帜挂起来了以后，就不愿把它取下来让位给俄国人或其他任何人。”福公司的狂妄是在日俄战争打响之后，自认为英国在中国列强之首的地位已无人可以替代。日，莫理循在北京致黄中慧〔14〕函：“在中国，发展的机会是不可限量的。矿藏、铁路、公路、水路实际上全都没有开发。……真想不到，象山西那样的大省份，有一千六百万人口却只有五个电报局，其中平定州的一个电报局每个月平均只发三封电报。”
&在中国人的眼里，莫理循是个有本事的人。《大公报》日登载《英在京访事员之价值》。闻英国伦敦泰晤士报驻京访员莫利森（莫理逊）君在北京采访一切新闻，每月薪费英金一千镑，国家之重视访员亦显然可见矣。闻前此中俄密约属草甫定，次日即揭登于伦敦泰晤士报，足见该报访员之手段向以敏捷著名，良不虚也，价值之高亦固其宜。
& 作为西方记者，莫理循相对公正，这源于他能够把握自己。例如，日莫理循在北京致函姬乐尔：“我到满洲去了二十五天，花了四十五英镑。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免费乘车或免费膳宿，虽然这两者都经常有人向我提供。我想附带讲一句，这并不是抱怨，我在《泰晤士报》的处境，从经济的角度上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原因是用一金镑硬币买到的东西太少而开支却总在增加。现在我每月拿到鹰洋九百十元，以前是一千二百二十元。生活费比以前增加一倍，旅行费用更高。人们当然认为《泰晤士报》为我支付旅费，也认为我还可以过相应的生活。”
& &又如，日，莫理循在北京致赵尔巽函：“我非常感谢阁下如此亲切而慷慨地送给我的精致礼品，但是我不能接受这一馈赠。因为我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记者，不能接受任何人馈赠的任何性质的礼品。如果有人知道我接受了尽管是最亲切和友善的好意的礼物，那么，我现在说话所能具有的一点权威性就会丧失殆尽。自从我来到中国，我一直严格恪守的规则是决不接受礼物。因此如果我请求你收回这些礼物，希望阁下不要误解我是假客气。我在《泰晤士报》上经常赞扬阁下为贵国做的工作，这是碰巧的事。如果读者认为那些赞扬可能是因为撰稿人接受了阁下的礼物，那么读者们将会如何评价那些赞扬？请阁下接受我对您的慷慨馈赠的由衷感谢。虽然使接受是不可能的，但是记住阁下的好意将使我永远愉快。我深感荣幸。”
& &再如，日，莫理循在北京致后藤新平〔15〕：“几天前，承您的好意，我的朋友佐藤少佐把阁下惠赐的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作为您的友谊和盛情的标志带给了我，让我收下。我对他说，我一向不收任何人的馈赠，即使我自己的同胞送的也同样不收，但他极力敦促我收下，我不便拒绝，致使他有辱使命。我把这幅画悬挂在客厅里已经好几天了，这真是一幅雅致美丽的画，客人们都对它赞不绝口。如果我送得起一件与这幅画价值大体相等的礼物给阁下，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这画挂在我的墙上。但是，买一件与此等价或价值相近的艺术品远非我力所能及。因此，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请求阁下允许我把它退还给您，虽然您是那样诚心诚意地想把它送给我。我相信阁下会谅解，我既然身为报社记者，谢绝馈赠只不过是我的本份而已，因为我从来不愿意别人对我怀疑，更不必说被人影射，说我对留心到的事件作出判断时竟然多多少少受到某些人赠礼的影响，而这些人的政策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可能不得不对之提出批评或评论。自从我来到中国，我就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礼物，即或是为我旅行免费提供的火车或轮船票。因此，比这远为重要的是，我把它当作座右铭并且严格遵守，绝不接受任何礼物，不论其用意多么良好。”
日，莫利循在北京致布拉姆称：“在印度以东地区，目前我是极负声望的记者。鉴于我必须保持我的生活方式，维持我的社会地位，我不得不维持沉重的开销，我的薪俸是十分微薄的，但我对此毫无怨言。”
&明是非、辨黑白，秉笔直书是记者的基本道德，除此之外，就是在利益面前的取舍，后者直接制约前者。信誉至上，莫理循做到了，这也是史学界比较认可他留下的大量历史文献的直接原因。
莫理循在中国工作生活了20年，由于其对中国的认识而形成了两种思维方式。正像《北京的莫理循》一书的作者所述：“他有时很难把自己对英国和中国的爱协调起来，总是很难把自己对中国的爱和腐败的中国统治阶层协调起来，他变得很善于双重思维，即努力为英国人在中国的行为方式辩解，也努力为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态度辩解。”
&正如他青少年时代的养成，莫理循是一个渴望猎奇的人，对他来说，北京是地球上最伟大的舞台之一：形形色色的外交官、企业家、特权追逐者、古怪的人、阴谋家、（不切实际的）社会改革家和各种各样独特的无赖，都在这舞台上像走马灯似的转个不停，你方唱罢我登场。流言蜚语在这里漫天飞舞，从没间歇过。莫理循有一本自己制作的无赖名人录，并把一些流言蜚语生动地记录下来。
&德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仅次于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提供一个海军基地，最理想的地点就是在胶州。1897年10月初，德国驻北京公使冯·海靖男爵（不愧为俾斯麦的门生），乘坐巡洋舰“海因里希太子号”访问了胶州，借口检查船体，派潜水员下到水中考察港口。冯·海靖对胶州的状况感到满意，就前往汉口准备和有关当局继续磋商。但是，一件突发的事情使他用不着通过冗长乏味的外交谈判就能达到目的。11月1日，山东的两个德国罗马天主传教士被武装的中国民众所杀害。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纯属土匪所为，但另一些人认为这是某个秘密团体的成员所为。德国皇帝对此事件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我决心对中国人采取严厉措施，必要时采用最为冷酷无情的手段，让中国人明白，德国决不能任人玩弄。”他还宣布：“当德国铁拳重重落在中国人脖子上时，无数中国人为此而发抖。”德国海军上将水师提都狄特立克斯接到立即占领胶州的命令。11月14日德国海军陆战队在胶州登陆时，中国的守备部队还完全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德国士兵反穿旧式夹克衫，让人们看不出他们是军人，带着德国人行李，好像来做买卖赚钱。德国以两个传教士为代价，获得中国最好港口的99年租赁期，附加整个山东省的修筑铁路权、采矿权和在山东省承办各项工程的优先权。另外，根据长期以来已有的先例，德国还要求中国当局赔偿其军事费用。英国驻华公使馆中文秘书戈颁后来回忆说：“殉道者的鲜血有时是能结出奇怪果实的种子。”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屈从于西方野蛮人的凌辱和无穷无尽的要求。但是，1899年初，中国拒绝了意大利提出的一项要求，取得了一次小小的，但却是史无前例的胜利。意大利为了满足其作为列强的骄傲感，为了能在中国谋求更大的利益，向中国政府提出租借浙江省三门湾的要求，同时还要求享有优惠的采矿和修筑铁路的权利。英国已承诺要在外交上支持意大利。莫理循接到一封简短的电报，指示他要报道这一事件，并要注意英国和意大利的友好关系。电文如下：“莫理循北京记住通心面友谊泰晤士报”。这种电报对中国邮政局的工作人员来说毫无疑问是个谜。莫理循写道：“处理这种局面需要高度的外交技巧和礼貌。”但是，这一使命竟然委托给意大利驻北京公使德·马迪讷。他是个精神高度紧张、好激动而又迷信的人，对预兆深信不疑。他曾出使过日本和巴西。在巴西时，有一天他拒绝签署一项协议，原因是在去外交部的路上他碰到一个斜眼的人。在日本时，他爱上了一个日本女人，还带着她来到中国。他在北京进行谈判时，那女人留在天津。莫理循写道：“我想她丈夫一定很友好地向日本提供了许多帮助。日本人……现在情报工作比以前灵光多了。”德·马迪讷在提出意大利的要求时，遇到语义上的麻烦。没有一个总理衙门大臣认得意大利所要求的海湾的名称。在评论德·马迪讷的信件时，莫理循指出，“European&Concet”应当译成“欧洲协作”，而非指表演方面的“欧洲协奏”，翻译的水平实在令人跌破眼镜。莫理循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方面接到意大利提出的要求时感到非常吃惊。中国人完全不知道意大利在欧洲列强中的地位。在他们隐隐约约的印象中，意大利只是个小国，意大利军队在非洲还被一些黑色的野蛮人打败过。他们讨论了意大利的要求……其中一个自作聪明的大臣建议把信函退回给德·马迪讷，这样既能保住这位公使大人的面子，又能不伤和气。其他大臣都纷纷附和他的建议。”
&这段时间里，德·马迪讷的心情非常不好。中国人拒绝了意大利的要求，令他非常恼火。另外，他还得应付他远在天津的情妇的要求。更糟糕的是，在这危机期间，碰上了3月13日。每逢13号，他都不想干事情。他甚至不想提起这个日子，为了避免提这个在他看来充满凶险的日子，他常用“困惑日”来顶替。他在盛怒之下，未经政府授权，就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派出意大利军舰到黄海耀武扬威，进行示威。英国立即收回对意大利的外交支持。中国方面根本不理睬他的示威行动。德·马迪讷丢尽脸面，只得奉召回国。但是正如颇有远见卓识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6〕所写的那样：“中国这种做法所产生的结果也许比接受意大利的要求更为严重。”因为慈禧太后会觉得中国有能力抵抗野蛮人，甚至可以把他们从中国赶出去。这就为义和团起义所带来的灾难埋下了导火线。
& &日，姬乐尔在伦敦致函莫理循：“宾克莱〔17〕说，绝对不可‘取笑’中国语言！中国语言‘也许是世界上含义最广、最富有弹性而又最准确的表达思想的工具’。如果说，马迪讷竟不能找到‘势力范围’的中文对应词，而不得不把‘列强协商一致’译成‘舞台上演出的节目’，那么，只能责怪他的译员们太蹩脚！公断人，你怎么看呢？”莫理循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自己发出的报道中，我嘲讽地提到了‘欧洲协作’这个词语的中文翻译，表明所用的字眼不过是舞台表演方面的惯用字眼罢了。不想我的用语在意大利被看得很认真，而且遗憾地伤害了意大利驻华公使馆的中文翻译圭多·威达雷男爵。他是曾在北京任职的最有造诣的学者和语言学家之一。”
&日，在少数清朝官员的袒护下，义和团进入首都并包围了外国使馆区。为了不使热心而焦急的英国国内读者失望，北岩勋爵〔18〕的《每日邮报》在7月16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北京外国团体的生动而令人伤心的报道，使围困使馆区的新闻达到了耸人听闻的高潮，伪造的新闻在英国社会产生很大的反响。《泰晤士报》在7月17日最后放弃了希望，以“可怖的事实”、“在西方经历中无与伦比的暴行”为题，发表了关于北京的外国团体遭到大屠杀的报道。莫理循成为姬乐尔为之发表长篇讣闻的三个人中的一个。讣闻对莫理循给予极高的评价，因此莫理循后来开玩笑说，这使得《泰晤士报》以后即使想解雇他，也很难找到借口。社论中专门谈及莫理循的那段文字把他描写为“具有最佳英国殖民者的特征”的人，姬乐尔在社论中还表示希望，既然“莫理循博士在他38年极端冒险的生涯中，曾有过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并具有在危急时刻应变的无限机智，因此我们就不能完全绝望，就是说他或许可能乘最后屠杀的混乱之际脱逃出来。无论如何，假如有某个欧洲人真的大难不死，那大概不会不是他。”在莫理循的家乡季隆，为了纪念他，全市都下了半旗。
&姬乐尔的希望实现了。虚构的消息很快地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虽然莫理循受了轻伤，但他活下来了，并以长篇报道记述了此次围困过程。英国书商们对莫理循这段经历非常感兴趣，愿意出高价约莫理循的写书，莫氏未答应。在多年以后，莫理循于日在北京致书姬乐尔，信中回忆道：“我在1900年有过失误，我低估了义和团运动的规模。但你很清楚，我当时有九个月不在中国；事实上在那之前我对中国内地的情况知之甚少，而由于无知，我接受了——遵照你的指示凡事与公使馆配合——官方的看法，从而忠实地反映了英国公使馆的看法，而那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这也许就是莫理循未能写书的直接原因，他还是有做人、做记者的良心。可能是出于个人谦逊，日，莫理循在致濮兰德函抱怨：“我担心我的讣闻会给我带来相当大的害处，对我的颂扬达到荒诞的程度，我读后很觉难受。拿我的讣闻和窦纳乐爵士的比较一下吧。我肯定窦纳乐爵士不会喜欢的，这毫不奇怪，而且我相信在我今天见到他时，就能觉察出他对我态度的某些变化。我认为讣闻是令人厌恶、令人作呕的，我以前很少遇到比这更使我讨厌的东西。”
&事实上莫理循对义和团运动爆发的诱因早有看法，就在被围困期间，他在日记中写道：“传教士要为义和团所惹起的麻烦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义和团起义有很浓厚的反教会色彩。早在义和团起义前五年，莫理循写道：“中国也许是个未开化的国家，许多传教士都这么认为……但是让我们看一看事实。在过去的23年里，来自各国的传教士（其中有最温和的、也有最狂热的教派）深入到中国的各个角落去传教……但是被杀的传教士却屈指可数，而且我们还不能否认，大多数被杀的传教士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言行有失检点，才惹祸上身，完全咎由自取。与此同时，却有成千上万无辜的中国人被文明的外国人所杀害。”莫理循对传教士向无好感，在他眼里，传教士总的说来都爱管闲事，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辈。他在游记中经常流露出对传教士不满的情绪，不过有时他用讽刺的手法来加以掩饰：“传教士的住房在全汉口首屈一指。的确传教士应当尽量过着舒适的生活，因为他们正把他们的一切都奉献给中国；为了开化这片愚昧的土地，他们愿意历尽任何合情合理的艰辛。”
&莫理循无法看出，英帝国主义正在加速他们所设法加以支撑的旧中国的灭亡。列强在英国的带头下，正在榨取病人身上的血汗，而他却顽固地认为是医治中国病症的万应灵丹，是中国幸存的最后机会。这种信念是如此真挚，以致当这位病人以翻脸相向来报答帝国主义的好意时，着实使他和许多人一样感到了惊讶。义和团起义并没有使帝国主义这列“特别快车”出轨，但却实给了帝国主义猛烈的一击。他不能理解他所描述的中国方面的“疯狂行为”。那篇使他名声大噪的著名报道《北京使馆区被围记》中，他无法就爆发这次事件的真正原因提供任何说明，却把义和团的兴起归咎于山西巡抚“毓贤其人”，把义和团的起义归咎于慈禧太后本人，因为“中国古代的一位圣人曾经预言，中国将毁于一个妇人之手”。他根本没想到，正是列强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反抗或引起了中国广大群众的忿恨。
&莫理循和他那圈子里的一些人，确实曾被1900年的事件和列强占领在北京及华北干下的恐怖行为所震惊，因而他们承认，可能曾对中国干下了非正义的行为。但是，在他看来，就象在其他英国人的眼里一样，在中国干下的坏事都是别人干的，首犯是俄国，其次是德国。
&&& 8月17日，莫理循给《泰晤士报》发了一封电报：“北京现在完全处于外国军队的控制之下，列强军队有组织地进行抢劫。法国和俄国的国旗飘扬在皇城最好的地段。据说，那里埋有许多皇宫的珍宝。日本人挖到一个密窖，据传里面藏有50万两白银（大约62500英镑）。”
&9月24日，莫理循给《泰晤士报》发了一封电报：“俄国人洗劫颐和园的行动已经完成。所有珍贵物品都已包装好并贴上标签。”他还给《泰晤士报》发了一封“措辞严历的电报”，强烈谴责掠夺北京天文台中举世闻名仪器的野蛮行为，这些仪器制造于法国，由路易十四送给中国政府，由于天文台位于德国占领区，瓦德西认为它们应当看作是“德国战利品”，法国则提出要由两国共同瓜分，最终两国达成妥协。莫理循的电报说：“令人遗憾的是，法、德两国都想把天文台中的珍贵仪器据为已有。在瓦德西伯爵的批准下，两国将领下令从北京天文台的墙上剥下这些超级天文仪器。这些仪器最初是耶稣会的神父安装在天文台里的，200多年来，一直是北京的主要荣耀之一。这些仪器制作精美，巧夺天工，连在暴乱期间破坏一切洋货的义和团都舍不得加以毁坏。这些仪器的一半被送往柏林。其实德国人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获得这些珍品，只因为瓦西德伯爵当上联军总司令，他们才敢如此胆大妄为。另一半送往巴黎。这种破坏公共财产的野蛮行径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莫理循认为法国人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他写道：“法国人在抢劫过程中贪得无厌。他们竟然强迫被抢劫的中国人把战利品运到法国军营。”他还写道：“史密斯博士或者某个人曾写过一本书，题为《北京围困——见证上帝之手》。我觉得可以写一本姐妹篇，题为《北京宫殿洗劫一空——见证人之手》。”
&各国列强都在“疯狂地大肆”抢劫，但是俄国人和德国人的行径野蛮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人对窦纳乐爵士谈起“俄国人所犯下的一系列暴行，多少男子遭到他们的屠杀，多少女子遭到他们的蹂躏”。莫理循和一个中国教师一起共进午餐时，那教师亲口对莫理循说，他的姐姐遭到俄国士兵的轮奸，她家中其他7个人在埋好细软，烧掉自己的房子后，全部吞鸦片自杀了。“这种事在当时很常见。”
&莫理循不断揭露德国士兵的残忍。11月24日，他报道说：“德国军队继续在北京四处骚扰，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掠夺战利品。德国官方还把这种袭击粉饰为重要的军事行动。”11月27日，他花了几乎一天的时间，起草一封长达503字的电报，强烈谴责德国军队的残暴和野蛮。他在报道中，列举了许多事实，谴责德国士兵不问青红皂白屠杀无辜老百姓的罪行，并指责德军有组织地掠夺那些在德军到来之前早已安分守已的良民。他甚至建议，英国军队应退出联军，不受瓦德西的指挥。这封电报大大触怒了德国人。莫理循甚至遭到要接受军法审判的威胁。瓦德西怒气冲冲地写道：“《泰晤士报》……在这里的代表是个卑鄙的流氓。莫理循先生……妄自尊大，这可能是英国记者的通病。他认为这样就有可能引起我的注意。在我的眼里，新闻界的攻击就跟狗叫一样。”但是，明恩溥博士说，莫理循的批评的确使德军的行为有所收敛。德军战地记者鲁道夫·扎贝尔承认，莫理循站在非常客观的立场上进行报道，不但揭露德国军队的暴行，还准备揭露英国远征军的暴行。
&莫理循因揭露和直率批评德国军队在华的残暴和野蛮，也受到德国人的憎恨。尽管莫理循有关这方面的新闻报道被姬乐尔大刀阔斧删削后发表的那一小部分报到，已足够使德国人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了。德国新任驻北京公使穆默〔19〕强使自己与莫理循保持形式上的亲切关系，而莫理循对德国人的敌对态度依然十分强烈。
&莫理循对围困的报道不但触怒了德国人，也使西班牙公使“火冒三丈”，“尤其对报道中提到一些公使临阵胆怯的说法更为感冒”。奥地利公使对莫理循也很恼火，因为莫理循报道了使馆保卫战中奥地利防线的漏洞，以致以后好几年他都不允许莫理循进入奥地利公使馆。意大利公使馆不断向英国公使馆抱怨说“莫理循很难缠”。
& &10年后，莫理循在英国与被围困期间真正的英雄司快尔重聚。围困结束后，司快尔担任过美国驻古巴和秘鲁的公使。司快尔告诉莫理循他赚了许多钱，在考斯有一艘400吨名为“常胜号”的游艇；掠夺品。司快尔说，要不是《纽约先驱报》报道说他在北京加入掠夺者的行列，他本来可以成为驻北京公使。不过这篇报道写的是真事，司快尔掠夺的物品价值20万美元。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莫理循在扩大的英国公使馆西围墙外的一角落里，发现一座“可爱”的房子，坐南朝北，他嬉戏地说这是他的“克朗代克”（宝藏）。原来，一些清兵曾躲藏在那里，并把一些抢来的金银首饰埋在那里。莫理循在那里挖出了两箱“非常有价值的金银首饰”，心情非常激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大肆进行抢劫，莫理循对此不感兴趣，但是对挖出来的这两箱金银首饰他还是毫不客气地据为已有。8月28日，他随同联军部队趾高气扬地进入紫禁城时，也捞到一块精美的镶金玉佛手。莫理循后来遗憾地写道：“不值钱，上面有瑕疵。”但是，他通过杜卡特上校弄到“全北京最好的玉”。后来，他把这块玉以2000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了斯奎尔。
&英国人对无政府的个人偷窃行为进行了有组织的控制，显示出英国人的办事特征。盖斯利将军发布命令，派出有组织的搜索队，把所有掠夺物品都接管过来，根据由四名军官组成的战利品委员会的指示进行拍卖。并宣布，把在没人居住的房子里所发现的物品汇拢起来，这样才符合所有在华军队的利益。由于所有外国军队都受到诱惑，并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掠夺行为，盖斯利爵士命令取消以前的颁布的有关掠夺的惩罚条例。
&照道理说，外交官员、他们的妻子和政府官员有可能约束他们的行为。但是，正如一个英国军官所说的那样，窦纳乐夫人“非常热心掠夺”。莫理循和诺曼·罗伯特·斯图尔特爵士在第一旅餐厅共同进餐时，所有人都谴责窦纳乐爵士和他夫人的疯狂掠夺行径……至少有185箱。
&印度总督乔治·寇松从加尔各答给熙礼尔〔20〕寄来1000英镑，让他帮忙“买点古董投资”，司快尔先生对莫理循说，斯蒂芬·邦索尔在《纽约先驱报》发表文章，批评“美国驻京外交官的掠夺行径”，并对这篇报道表示关切。一个曾因其所作出的贡献而获得乔治十字勋章的俄国中将，离京时带了整整十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从皇宫时掠夺来的奇珍异宝。一个不邀自来的英国平民，陪同盖斯利将军的讨伐队到保定府去。他去时骑的马还是借的，回来时发了大财：两匹马，四头骡子，100两银子，两辆手推车，上面装满了战利品。瓦德西伯爵写到：“各国相互指责掠夺行为，但是实际上各国都在疯狂地大肆掠夺。”他还说，掠夺造成的破坏真是难以估计。至于英国所采取的拍卖偷盗来的物品和在官兵间瓜分战利品的措施，他冷淡地评论说：“这么一来，英国人对掠夺行为一点也不感到吃惊，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作为记者，莫理循是一位敢于直言的人，他的笔下，真实刻画出许驻华外交官的嘴脸。例如，日，莫理循在北京致贝尔信中写道：“星期二晚上，穆默午夜往访俄国公使馆，不过，我还不能肯定他此行的目的是同雷萨尔〔21〕会谈呢，还是去勾引他的一等秘书夫人的侍女，我倒怀疑是为这后一目的。”“过几天我才能打电报告诉你他如何混水摸鱼干坏事。现在一个十四岁，非常聪明的中国少年正监视他。此人盯着穆默每月挣5先令。”日，莫理循在致柔克义〔22〕的信中评价：“现任日本公使是内田康哉。〔23〕他目前正在日本。他在闹家庭纠纷，因为他的姘妇给他生了个孩子。如果他从北京退职而由在朝鲜的林权助〔24〕接替，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年，莫理循疾病缠身。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心情十分压抑，真想自杀。”在另一天的日记中，他写道：“在这个上帝遗弃的城市中，我感到十分孤寂。这里没有真正的朋友。”他还写道：“俄国公使巴府罗富太太赴宴做客时被一名男士搂在怀里，不巧被巴府罗富〔25〕撞见，于是他就和这个男士展开一场决斗。桑太格小姐向莫理循详详细细揭了巴府罗富太太的老底：“……她母亲家里共有三个姐妹，经常在一家咖啡馆里唱歌。大姐是俄国驻北京前公使喀希尼的情妇，并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喀希尼到北京赴任时，她也随同前往，只不过她女儿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了喀希尼的侄女，而她的身份则是家庭女教师。这位叫玛格丽特的侄女现在是爱丽思·罗斯福的密友。二姐是巴黎一个犹太人的情妇。三妹来北京看望她的姐姐，没想却到为意大利公使生了个孩子，就是现在的巴府罗富夫人，并给巴府罗富生了个女儿……财政顾问阿莱克塞夫经常和自己的女儿睡觉。”莫理循在爱丁堡大学的一些老朋友偶然会给他寄来一些信件，唤起他的思乡之情。邓加特曾从菩提里德给莫理循写了封信，指责威尔士人是一群“非常卑鄙的野蛮人”。莫理循回信道：“我很高兴听到你所发表的对威尔士人的批评。我们这有个皇家威尔士燧枪团。义和团起义过后，人们普遍认为，威尔士燧枪团……比义和团更糟，但却没有义和团那么勇敢，贼胆比义和团更大，说起谎来比义和团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一群卑鄙无耻的盗墓贼……在八国联军围攻北京期间，伯蒂上校因战功卓绝被授予三等男爵爵位。其实所谓战功只不过是他所率领的部队除了酗酒致伤外，没有遭受任何伤亡。他的士兵作战时谨小慎微，当然毫发无损了……他们个个卑鄙无耻，比爱尔兰人还坏。我在威尔士遇到的惟一‘圣女’已有三个月身孕。她向我解释说，以前她怀不了孕，因为每天和她上过床的男人至少有五个。”
&日，莫理循在北京致函姬乐尔：“让我们来看一看别的公使馆的情形。我现在同俄国人的关系很融洽，……曼德尔是克虏伯兵工厂的声名狼藉的代理人。顺便说一句，他要退休了。他在中国白手起家，只靠售卖德国武器、兵工厂机械和铸币厂设备，在一年之内赚了一万二千英镑。……俄国使馆的中文秘书是个可怜的家伙，有一次在发酒疯时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把面貌毁坏得怕人。他的名字叫库列索夫。……德国使馆的中文秘书是个酒鬼，名叫（埃米利）夏礼辅〔26〕，然而他的中文学识卓越异常。……法国公使馆的巴思德公使〔27〕，是个身材矮小、趾高气昂、骄傲自满的人，他对于自己的职位极感自豪，……他讲得一口好英语。但是好象没有人喜欢他，目前法国在这里没有影响，……法国公使馆影响甚微。”日，莫理循在北京致函姬乐尔：“贺璧理的健康状况不佳。……使他的所有朋友最感遗憾的是他正患一种怪病，以致许多人认为在继任人选问题上可以完全不考虑他。他身患一种昏睡病，站在那里也能入睡。在缔结马凯商约的谈判中，他竟会不断地睡觉。我担心他的体质不适于担任公职。”
&&&&&〔1〕本书所用有关莫理循书信、日记等内容，均出自于以下三本书：《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骆惠敏编辑，陈霞飞译，1986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北京的莫理循》西里尔·珀尔，檀东鍟、窦坤译，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2003年7月第一版；《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窦坤译，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1月第一版。限于篇幅，并未具体注释出处。
〔2〕从17世纪开始，欧洲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陆续到达澳洲。1770年英国人正式宣布拥有澳大利亚的主权。日澳大利亚各殖民区改制为州，组成澳大利亚联邦，成为大英帝国内的联邦或自治领，因此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澳大利亚君主”是国家元首。根据澳大利亚联邦法律，澳大利亚君主就是“英国君主”。1931年澳大利亚获得内政与外交的独立自主权，成为大英国协内的独立国家。因此，本回标题并未误导读者。
〔3〕查尔斯·弗雷德里克·莫伯利·贝尔（Charles&Frederick&Moberly&Bell&）。曾任《泰晤士报》驻埃及记者（年），后相继任《泰晤士报》襄理和经理（年）；后任总经理（年）。贝尔是个佼佼者，他在《泰晤士报》中不仅起经理的作用，还是使《泰晤士报》免于分裂的凝聚力。他出生在埃及，父亲是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一个商人。他多年担任《泰晤士报》驻埃及记者，后来《泰晤士报》总发行人阿瑟·沃尔特把他调到伦敦，负责管理破产了的《泰晤士报》。贝尔体格魁梧，头颅硕大，脸型粗犷，蓄着短八字须。他精力充沛，热情洋溢，殷勤好客，还特有幽默感。他把在一次事故中失去的踝骨嵌在手杖的顶端，一边跛行一连说他的骨头还在支撑着他。由于以前当过记者，他一直对新闻很感兴趣，而且在人员任命和对外政策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日在他的办公室突然去世。
〔4〕瓦伦丁·姬乐尔（Valentine&Ghirvl，年）后被封为瓦伦丁爵士。曾任驻柏林记者（年）。又曾先后担任《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副主任和主任（年），是莫理循的上司。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通信，题为《远东问题》。后由伦敦麦克米伦公司于己于1896年出版单行本，书名仍然沿用《远东问题》。姬乐尔是与莫理循通信最频繁的人物之一。他身材瘦小匀称，长着一对炯炯有神的蓝眼睛，留着一副微红的色的山羊胡子，为人有点神经质。他在英国外交部任职四年，1876年离开外交部，转向新闻界。至于为什么离开外交部，他从来没透露过原因。1892年，他加盟《泰晤士报》，担任《泰晤士报》驻德国记者。他与人很难相处。《泰晤士报史》说：“慢性病和强烈的自我意识感使他变得非常敏感……很容易莫名其妙地发火。”
&&〔5〕马迪讷（马蒂诺，雷纳托·德Martino，Renato&de），意大利外交官。年任驻华公使，曾任驻巴西、东京外交使节。他成了通讯联络上一次贻误事故的替罪羊。他在北京收到了意大利政府的两项电报指示，电报次序弄颠倒了，两封电报都没有注明发报日期，也没有表明时间迹象。德·马迪讷按照据他自己断定是后来的一封电报行事，向清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他因此而奉召回国。
〔6〕阿瑟·沃尔特（Walter&Arthur&）：《泰晤士报》总发行人（），《泰晤士报》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长（）。沃尔特家族的两名成员把出报当作了一种生意，自己把持着。尽管《泰晤士报》的外表看起来气势非凡、声势咄咄逼人，但实际上它体制紊乱，外强中干。
&〔7〕林董（Hayashi&Tadasu&），曾任日本驻华公使、驻俄公使、驻英公使。1906年，成为第一任日本驻英国大使。1902年英日同盟条约的签订者。
〔8〕萨道义爵士（萨托，欧内斯特·梅森&Satow，sir&Ernest&Mason&），英国外交官。1861年进英国外交部，旋任驻日本领事馆翻译学生，1877年任驻日本使馆日文秘书，1895年担任英国驻日本公使。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继窦纳乐任驻华公使。1901年代表英国政府签订《辛丑条约》。1906年离开中国后，被任命为海牙和平会议上的英国代表。他爱好学问，退休后定居在锡德茅附近从事著作。著有《外交实务指南》（两卷，1917），《在日本的一位外交官》（1921），等书。莫理循于1920年去世之前不久，再度遇见萨道义。
〔9〕莫理循日电讯，于日发表在《泰晤士报》第3版上，标题是“山东矿权垄断”。莫理循说这和“门户开放政策不相符合”。他继续写道“于是，自然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英、美政府怎能无视他们自相矛盾的态度？它们对俄国所要求的在满洲的独占权提出了抗议，而对德国在山东采取的更阴险而同样有害、同样独断的政策却未提了任何异议。
&〔10〕南非战争：1652年，荷兰人在南非西南岸建立“开普殖民地”后，继续向东扩张，英国人也相继侵入。十九世纪初英国夺占“开普殖民地”后，布尔人（荷&兰人后裔）转移到东北部。1899年—1902年英布战争后英国占领全境。
〔11〕乃木希典（Nogi，Maresuke），日本军人。甲午中日战争时任步兵第一旅团长，1896年10月转任台湾总督。日俄战争时任第三军司令官。在攻陷旅顺和奉天大会战中立大功，1905年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官，1907年任贵族学院院长，封伯爵。1912年明治天皇逝世，乃木与其妻静子一道自杀，以死答谢“皇恩”，被日本人视为忠君的典范。
&〔12〕东乡平八郎（Togo，Heihachiro），日本海军舰队司令官。1863年参&加抗击英军入侵的“萨英战争”。1868年任萨摩“春日”舰三等士官参加戊辰战争。1870年任“龙骧”舰见习军官。1871年赴英国研修海军建设及战术指挥。1886年授衔海军大佐，成为骨干军官。1894年作为“浪速”舰舰长，下令击沉运载清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率先挑起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率舰队侵占澎湖、台湾。1896年任海军大学校长，1898年晋升海军中将。1900年指挥日舰队进攻大沽口。1903年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1904年指挥日本海军偷袭并重创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同年晋升海军大将。1905年部署日本海大海战，歼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同年任海军军令部部长，1909年转任最高军事参议官，参与军国大计。1913年获帝国元帅头衔。1925年晋封侯爵。此后以海军元老的地位支持强硬派，反对海军裁军。1934年病故后，被日本军国主义奉为“军神”。
&〔13〕亚利山大·利德（Reid），俄国人。
&〔14〕黄中慧，赵尔巽的幕僚，当时署理度支部务。
〔15〕后藤新平男爵（Goto&Shimpei&），日本政治家。曾在德国学医。1894年至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中担任军队卫生检查长官时干得很出色。1901年他被选拔在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年）下面担任台湾首席民政官。1906年担任新成立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董事长（年），两年后他两度出任交通相。（年，1912年12月—1913年2月），以后担任寺内正毅内阁的内务相（1916年10月—1918年4月）。其后又接替木野一郎任外务相，在关东大地震的复兴工作上有重大贡献。1920年任东京市长，1923年9月到1924年1月再次担任内务相。后藤是在担任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董事长时认识莫理循的。
&〔16〕明恩溥（史密斯，阿瑟·亨德森Smith，Arthur&Henderson），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来华，最初在天津，后到山东传教，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职，留居通州，致力写作。一战后回美。著有《中国的文明》（1885），《动乱中的中国》（两卷，1901），《中国的社会进步》（1906），《今日的中国与美国》（1907）等书。
&&〔17〕弗朗克·宾克莱上尉（），《泰晤士报》驻东京记者。从1881年起是《日本邮报》的业主和主编。
& 〔18〕北岩勋爵（诺思克利夫，艾尔弗雷德·查尔斯·威廉·哈姆斯沃思Northcliffe，Alfred&Charles&William&Harmsworth&），英国新闻事业家。《每日邮报》的创始人和所有人，1908年取得了《泰晤士报》的控制权。1921年冬曾来华访问。
&〔19〕穆默男爵（穆姆．冯．施瓦岑施泰因，菲利普·阿尔方斯&Mumm&von&Schwarzenstein，Philip&Alfons，Baron&），德国外交官。1900年夏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后，穆氏奉命来华继任公使。在其后的交涉中，他态度极为蛮横。1906年调任驻日大使。莫理循非常喜欢也非常钦佩他，称他是一位殷勤好客的人，不断地款待客人，他设的晚宴是谁也比不上的最美味的佳肴。然而，莫理完全不赞同他执行的政策。
&&〔20〕熙礼尔（希礼尔，爱德华·盖伊Hillier，Edward&Guy&），汇丰银行代理人，1891年后任该行北京分行经理，代表英国在华的金融利益。年间所有重要的对华贷款谈判他几乎都有参加。莫理循经常拜访他。
&&〔21〕雷萨尔（列萨尔，保罗·米哈伊尔洛维奇Lessar，Paul&Mikhailovitch&），俄国外交官。年任驻英使馆参赞，年驻华公使。雷氏还是个“探险家”，对中亚细亚地理非常熟悉。死于北京。
&&〔22〕柔克义（罗德希尔，威廉·伍德维尔Rockhill，William&Woodville），美国外交官，汉学家。1871年毕业于法国陆军学校，曾在法军中服役。1884来华，任美国驻华使馆参赞。1886年兼驻朝鲜汉城代办，年两次来华领“科学考察队”到蒙古、西藏“探险”。1893年回美国，任国务院秘书长，1994年升为第三助理国务卿，1996年任第一助理国务卿。罗斯福总统和海约翰国务卿的远东事务机要顾问。正是他在贺璧理的影响下，于1899年首倡门户开放政策。1901年他在中国成为莫理循的朋友，当时他是美国的特使，来参加中国解决义和团事件问题的谈判。1905年他出任驻华公使，1909年驻俄大使，1911年驻土尔其大使，1913年回美。他的中国话讲得很好（莫理循语），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莫理循向他建议，说他适合担任中华民国的顾问。但是，1914年柔克义说服袁世凯给他一项任命时，莫理循却认为柔克义已衰老得不中用了。莫理循同意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看法，说如果任用这样一个人，那简直是件“丢脸的事”。柔克义1914年被袁世凯聘为私人顾问，1914年12月来华途中死于檀香山。
&〔23〕内田康哉（Uchida，Yasuye），日本外交官。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旋入外务省。年任日本驻华公使。后历任驻奥地利、瑞士、美国、俄国等国大使，曾多次任日本外相（1911年，年，1932年），在幡良和加藤去世时，他曾任临时内阁首相。1931年任南满洲铁路公司总裁。1932年他承认了日伪“满洲国”，对中国实行“焦土政策”。
&〔24〕林权助（Hayashi，Gonsuke&），日本外交官，后封为男爵。1887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考入外务省，同年来华任驻烟台领事馆随习领事。后在北京使馆担任一等秘书，1898年任使馆参赞，政变期间曾一度代理馆务。1899年任日本驻高丽公使。日的条约就是由他在那里议订的，这个条约五年后终于导致日本吞并了高丽。1906年任日本驻华公使。1908年任日本驻意大利大使。1916年7月再度任日本驻华公使。当时寺内正毅接替大隈重信担任首相，选派林权助贯彻执行日本对中国的新经济渗透政策。在执行这项任务中寺内正毅的亲信西园龟三非但不同他合作，反而单独行动，自搞一套。林权助于1918年寺内正毅内阁倒台后辞职。1919年4月任南满关东半岛日本租借地的总督。1920年至1925年任日本驻英国大使。国民党军队推翻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之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选派林权助借吊唁之机，去见已被日本人杀害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游说张学良不要接受南京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希望他能在日本的庇护下形成东北独立的局势。但是张学良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就公布了这一段，他说当时呢，我对林权助说了一段话，你替我想的比我父亲替我想的还要周全，我有一件事你没有想到。林权助说，这是什么事呢？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林权助作为替日本在中国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是能够在他的回忆录记下许多有趣的奇闻轶事的，这些包括1898年政变以及他营救梁启超的经过，1917年张勋复辟事变中他给予黎元洪以在日本使馆政治避难权利的详情等等。但他著有的《七十自述》（1935年在东京出版），特别叙述了旅居中国时的情形，不过他几乎没有透露日本对华政策的真实内幕。而他却是和这一政策有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密切关系的人。这与他的性格有关，1906年底，莫理循称他虽然一直是友好的，可是比往常更守口如瓶。朱尔典发现他比八年前初次见面时更不爱多讲话。
〔25〕巴府罗富（帕弗洛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Pavioff，Alexander&lvanovich），俄国外交官。年任驻华使馆随员，年任参赞。其间，年曾任代办。1899年后调任驻朝鲜公使。
&〔26〕夏礼辅（克雷布斯，埃米利Krebs，Emile&），德国外交官。1893年来华，为使馆翻译学生，后来升任汉务参赞，1913年曾一度任代办。回国后，在德国大学任汉文教授。夏氏不仅能说四十五国的语言，而且还懂二十多国的文字。
&〔27〕巴斯德（巴普斯特，康斯坦·瓦朗坦·埃德蒙Bapst，Constant&Valentin&Edmond），法国外交官。年任驻华公使。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