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2015年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5月第3辑
2015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5月号第3辑
整理：fcs2002
　　1.被年终奖推着走，公益还原汁原味吗？
　　2.号抄袭首案，能为版权保护带来多少参照？
　　3. “开车撵野鸡”是封效能举报信
别把“证明你妈是你妈”当笑话听
路人何以对被暴打男童熟视无睹？
让个人承担养老金亏损压力需慎之又慎
庆安案会否有意外的“拍案惊奇”
旅游“黑名单”给不文明行为戴“笼头”
　　9. 免费参观被录取暴露招生乱象
“不撤诉没低保”缘于污染政绩观作祟
　　11. 肆意摸黑英雄实乃跳梁小丑
校园“权力欺凌”背后是教育惩戒缺位
和平、合作、发展，习近平出访再展中国担当
单腿走路的“重税控烟”或徒具“意象美”
　　15. 母爱，人性最美的世界
女儿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的警示意义
天价毕业典礼，荒唐的最后一课
谁该为小学副班长的校园霸凌行为负责？
19. 且看“奇葩证明”中的丛林社会
　　1.被年终奖推着走，公益还原汁原味吗？
　　刚刚成为中国新“首善”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又排出了新的公益计划。在今天举行的第二届阿里巴巴公益委员会成立仪式上，马云宣布，阿里旗下员工须达到“每人每年3小时”的公益时间指标，这将作为员工KPI(绩效)考核的内容。（5月6日浙江在线）
　　“做公益和慈善，在我看来是人生一种很大的福报，我们努力的结果，既能帮助自己，也能帮助别人。”这是马云微博中关于公益初衷的一段自我剖析。从海外IPO大获成功之前，马云在中国慈善界已是翘楚人物。5月4日在京揭晓的中国慈善榜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就以124亿元的捐赠额荣获新一届“中国首善”称号。
　　马斯诺把自我实现放在需求理论的最顶端。从首富到首善的线性跨越，马云在践行着自己“让自己的内心发生变化，更加丰富”的慈善圭臬。在获得“中国首善”之后，马云就忙不迭地宣布阿里旗下员工“每人每年3小时”的公益时间指标，并以此作为年终奖的考核标准。这种标准的被抛出，是否扭曲了公益慈善原发性的内涵精神呢？
　　每个人都有萌生公益善举的冲动，也有从愿景到付诸行动的自由。在这一点上，普通人未必有马云的那种眼光如炬，以及丰富的价值体会。马云设立的慈善信托基金已是具有专业水准的操盘，他对接的是比尔盖茨、巴菲特这种公益的骨灰级拥趸。但阿里旗下的员工却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耳濡目染，在客观上是存在认知偏差的。如果按照马云的口径来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公益覆盖，那也只能用“没有强制的，一切都是假的”来实现。
　　大陆另一个首富王健林在这点上，和马云有着出奇的相似。万达员工做义工也要纳入到人力资源考核的ERP系统当中的。从自觉自愿到例行公事，公益转身就变成了很严肃的事情。但目前却面临着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要上升为制度化的员工公益举措，它的效果如何进行量化评判？“每人每年3小时”的标准化作业是否由专业第三方机构来进行评估？否则只是把上峰的精神转发下去，最终靴子能否落地，还成为一个问题。
　　我们期待集体公益意识的觉醒，但也不要刻意忘却个体短板的存在。2012年12月，驻广州各国领事馆举办了一次公益义卖活动，义卖善款用于帮助中国残疾儿童。这次义卖共筹善款33万元，但当组织者清点善款时，却发现了5000元假币。不论是恶作剧还是无意为之，都提醒人们，某种大家都认为很好的事情，依然会存在着执行偏差。更遑论用一种考核机制的“顶在腰上”。
　　2.抄袭首案，能为版权保护带来多少参照？
　　然　玉
　　近日，上海律师朱斌收到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口头通知，其提交的微信公众号抄袭的起诉状已被立案，书面受理通知已经发出。在起诉状中，本次起诉累计索赔金额约2.2万元……此前，曾有声音指出微信公众号文章“1人写作，99人抄袭”。为什么站出来维权的却少之又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不偿失。有关专家认为，通过这一国内首起针对公众号抄袭的案例，或能探索出一条微信公号的维权之路。（5月7日《北京日报》）
　　在很多人看来，首起公众号抄袭案立案，无疑可被视作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象征着，微信平台普遍存在的抄袭现象，终究有望真正进入“司法化解决”的通道。由于各方的广泛关注，这起原本寻常的个体诉讼，也就有了超乎寻常的价值……公众期待着，此案的诉讼过程，能够为后来者维权，提供一种成熟的路径参照；更期待着，此案的最终判决，可以形成一个正义的、经典的判例，继而为今后审理类似案件确立典范。
　　相较于公众号由来已久的抄袭之风，这起“诉讼首案”实在来得稍晚了些。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诉讼成本巨大：“为证明别人抄袭，你得去公证。律师费、差旅费，整个维权活动，没一两万元和一两个月搞不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难怪时常有人发声痛斥抄袭，却极少有人拿起法律武器了。事实上，所谓“公众号抄袭首案”能够成型，实则还是得益于一个版权公益维权项目的支持。
　　借助公益维权平台，来消化不菲的维权成本；通过“授权与委托”，来实现团队化、专业化的司法维权——凡此种种，也许就是这起“首案”的最大经验了吧。只是，其是否具备广泛复制的可能，却又充斥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现阶段此类公益维权平台少之又少，远远不足以支撑“被抄袭者”的诉讼需要；此外，这类平台本身的运作模式、利益取向尚且模糊不清，后期很可能陷入信任危机的泥潭。
　　的确必须承认，以民间诉讼对抗公众号的版权乱象，是一种可敬的尝试。在此过程中，一些公益项目的积极助力，同样难能可贵。然而问题在于，在大面积、普遍性的抄袭大潮面前，上述种种努力难免显得势单力孤。明乎此，我们更应呼吁，相关的版权管理部门，能够更为主动地履行职责，充分运用法定的行政权力，改造显而易见的侵权土壤；于此同时也期待着，公众号的平台运营商，能从技术优化、权责约定、内容筛选等角度出发，建构起保护版权的环境基础。
　　公众号的版权之战，不应总要演变成，抄袭者与被抄袭者的对簿公堂。零星的个体诉讼，终究难以对抗波浪式的抄袭大潮。就此而言，首起“公众号抄袭案”固然意义非凡，但它所带来的经验与成果，永远不能取代那些保护版权的前置性、系统性的机制设计。
“开车撵野鸡”是封效能举报信
　　近日，一段“乡干部撵野鸡进农田，打伤种田农民”的视频被人发送到网上，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记者联系到了被打八旬老农蔡国福的儿子蔡殿辉，其称事发时间为5月4日，老人目前还在肇东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驾驶越野车的是肇东市太平乡司法所的一名乡干部，打伤老人的是车上的两名年轻女子。（5月7日《新晚报》）
　　开车撵野鸡，找乐变找悲。不知前述这名乡干部，现在是否已经后悔莫及：与老农发生肢体冲突的是车上的两名年轻女子，可如今舆论关注的焦点，却显然已集中在了他这个“乡干部”的身上。然而，说冤也不冤，几天之内，两次驾车进农田撵野鸡的是他，自娱还觉不够，又带着两名年轻女子一同作乐的仍然是他。
　　从媒体披露的消息来看，老农受伤不假，而视频中事发现场的两名女子，当时也“很是凑巧”地倒在了地上。可见，若要定出过错与责任，尚待相关部门的深入查问与核实。不过，作为事件始作俑者的那名乡干部，其在事后的表现，则无疑让人瞧出了他“无事胆大，有事胆小”的缺乏担当之态。且不说媒体介入调查后，记者拨打这名乡干部的手机，却发现其已“不失时机”地选择了关机沉默；尤其教人产生质疑的是，5月4日已是五一小长假后的上班第一天，而“开车撵野鸡”的乡干部是当天下午2点多来到现场的，试问其是处于“工作状态”还是“游玩状态”呢？
　　“开车撵野鸡”莫非长假多一天？这种情况的确不能一概而论，要是乡干部事先按规定程序办过了请假手续，倒也未必不能开着车子来撵野鸡取乐；这当中的欠缺之处，于是只有性质相对不太严重的把车开到农田里横冲直撞了。但问题是，这个节后首个工作日的请假手续，他真的办过了吗？又或是，有没有因为出了事情之后，才忙不迭地悄悄去补上手续，并掩盖痕迹？本来，只要涉事者的手机正常开着，记者就不难直接问询和求证，但现在手机一关，公众就有理由表示怀疑：在这“无声无息”的背后，未必不可能已实施着“大事化小”的种种安排。
　　显然，“开车撵野鸡”、发飚打伤人的网传视频，不仅仅已是一桩舆情热点之事，同时也称得上是一封公开化的效能举报信了。从时下各地纷纷兴起的问政问效视角来看，如果那名乡干部的五一小长假只是休息三天，那么他带着其他人组团“开车撵野鸡”的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工作作风“慵懒散”的表现了。而且，除了对乡干部本人要给予效能问责，那另两名一同而来的年轻女子，到底是何种身份，与驾车者是何种关系，也因一并查清，倘若都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同样要适用于效能问责的严格追究。
　　之所以可问“开车撵野鸡”莫非长假多一天，是因为网传视频中当事男子的身份已被确认，不太可能再出现由“临时工”顶包或替罪的惯有回应。因此，若想真正让此事产生警醒他人、举一反三的良好教育效果，我看当地有关纪检部门在介入调查的过程中，特别要严防某些“保护伞”之下的暗箱操作、“造假请假”。
别把“证明你妈是你妈”当笑话听
　　5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时，李克强总理一连讲了三个故事，痛斥某些政府办事机构。他费解地发问：老百姓办个事儿咋就这么难？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啥要设这么多道“障碍”？（5月7日《中国政府网》）。
　　李总理说的三个故事之一就是前不久的一则媒体报道，“一个公民要出国旅游，需要填写‘紧急联系人’，他写了他母亲的名字，结果有关部门要求他提供材料，证明‘你妈是你妈’！”总理的话音刚落，会场顿时笑声一片。但总理显然不是在用这则“笑话”来活跃会场气氛，他严肃的指出了问题的实质：“这些办事机构到底是出于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还是在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
　　其实，就在日前，还有一则关于开证明“笑话”报道，淮北女孩闫敏因自己办理教师资格证需要居委会认定无犯罪证明，居委会要求必须派出所先开具无犯罪证明他们才能盖章，派出所要求必须需要无犯罪证明的单位先开需要无犯罪证明的证明，他们才能给开无犯罪明，而相山区教育局表示不需要他们开需要无罪证明的证明，这让张丽很少无奈。最终在媒体帮助下闫敏得以拿到无罪证明。
　　凡是都需要证明，这或许是我国公民的现实生活中的一大“特色”，几乎还处在娘胎里，各种证明就一直伴随而来，直到去世的前一天，还需要向当地社保部门提供“活着的证明”。如果说在通讯科技尚不发达的上世纪之前，缺乏信息共享，相关部门对公民个人信息资了解不多，在办理某些事物时，需要提供相关证明，倒也无可厚非，但如今早已是信息时代，每个人的所有的信息资料乃至经济状况，相关部门只要想要，几乎可以在个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都能了解的一清二楚。比如淮北女孩闫敏所遇到的“无犯罪证明”，教育部门与当地警方沟通联系之后，完全可以掌握所有办理教师资格证者有无犯罪记录，既不需要个人“兜圈子”开证明，也生不出这些“踢皮球”的事来。
　　平心而论，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政府对社会与个人领域的管理均已实现数字化，如果说出于某些法规程序所必须的书面证明之外，一般情况的证明材料完全可以从部门信息共享中轻松获得，也完全可以解脱公民个人的奔波浪费，同时更能高效和节约各种资源与成本。实际上，凡是需要证明，不只是长期特殊历史加之通讯落后延续下来的一种惯性，实质上也已经沦落为某些部门单位凸显权力的一种象征，并且形成了证明迷恋。而在某些基层部门，开证明盖章居然也成了乱收费的一项。公众虽然多有诟病，然收费可免，证明依然。
　　事实上官方盖章的证明可信度究竟有多高，是否就如同其证明的那样，恐怕连某些部门单位自己都未必相信，很多情况下，证明的实质意义就是一纸证明。很多部门并不在意证明内容的真伪，所强调的只是有没有那张盖有印章的纸片，对于某些部门而言，索要证明的最大意义就是一旦出问题可以作为免责的依据，以至于开证明需要证明，证明了一圈，其实什么也证明不了，证明虽不能“证明”什么，也屡受诟病，然却一直是几乎所有部门单位给群众办事必要的材料之一，国家多次提出简政放权，简化手续，而与群众关系密切的各种证明，却总被基层部门单位有意无意的忽略。在笔者看来，其实这正如总理所言，这些办事机构如果说是为老百姓服务，倒不如说是“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
　　证明之滥，说到底是相关部门缺乏责任担当，一旦出现问题，就能用这种连环性的证明来推卸责任，因此，对于总理说的这个小故事，各级政府部门领导都不能当着笑话听，而应深刻理解总理之后那句话的含义，真心实意按照国家要求，动真格的“删繁就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不要让证明“你妈是你妈”这样的荒唐再给百姓群众增添不必要的障碍与烦恼。这才是需要严肃对待并认真探索解决的课题。
路人何以对被暴打男童熟视无睹？
　　5月7日，网曝一段“男子殴打扫地男童，多位路人漠视”的视频。小男孩正在街边扫地，突然一男子飞起一脚就把小男孩踢倒在地，并不断跳起来踩踏其身体。期间，路过市民对此不理不睬。直至一分钟后，一旁商店内冲出多人将男子制服。据称，施暴的嫌疑人正在西安做精神鉴定。（5月7日新京报网）
　　暴虐的视频，惨不忍睹，令人揪心。嫌疑人是否罹患精神疾病，尚且有待警方厘清，但路人对“打小孩”现象的漠视，同样引发公众的反思。这种反思，可能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避嫌心理，世风之下，利己为上，因此视而不见？二是打小孩是别人的私事，清官还难断家务事，何况自己是个路人甲、路人乙而已？如果问得再直接一些，在公共场所看到别人打小孩，有多少人会下意识去“路见不平一声吼”呢？
　　前些日子，有个“国际不打小孩日”。据称是1998年，美国一个反体罚组织提出，宣导反体罚的儿童人权观念。不过，这个节日在中国成了“回忆挨打日”，网友纷纷晾晒出那些年挨过的打：衣架、鞋底、鸡毛掸子、尺子、扫帚、腰带、皮鞭、木棍……都是爸妈们常用的“武器”。暴打男童事件中的扫帚、撮箕，不正是我们寻常日子看到的家长体罚孩子的“正常道具”？有两个前置逻辑，可能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了我们的思维：不乖的小孩就是要挨打的；家长随手拿什么打孩子是再正常不过的。这样一想，哪怕施暴的成人不是孩子的家长，哪怕施暴的程度已经人命关天——除非睁眼盯着孩子被打到不行了，擦肩而过的时候，谁会觉得这是天大的事儿呢？
　　与其说是路人的道德冷漠延误了拯救之机，不如说是传统家教伦理让中国孩子时刻置于风险之地。
　　眼下，剧集《虎妈猫爸》正在热播着，生活中的“虎妈狼爸”也是粉丝无数。数据显示，中国69.8%的人在12岁前受过体罚。“不打不成器”、“棍棒底下出孝子”等传统观念，仍在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教育方式。“狼爸”萧百佑在《所以，北大兄妹》中是这样写的，“藤条是个好东西，打了不伤筋骨，但绝对的疼，疼了才能记住！”那么，如果当真有个男人在你面前拿着藤条打孩子，除了艳羡这种“魄力”、感动这种“责任”，何曾会想到儿童权益的一星半点？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制定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正式实施。于此，“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司法实践有法可依。遗憾的是，律条转身容易，观念纠偏艰难。法不责众的现实，扭转不了“打孩子是家务事”的成见。
　　眼下而言，暴打男童案固然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层面，但从路人的态度上警醒于“打小孩”的恶习，恐怕也是不容规避的客观维度。
让个人承担养老金亏损压力需慎之又慎
　　在养老金支付能力堪忧的背景下，个人账户是否应“充公”引得满城风雨。记者获悉，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收支不平衡，财政支持难以持续，个人账户面临亏损风险。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杨良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之所以出现比较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过去把个人账户做小了……所以提高个人缴费率是解决资金供需矛盾的一个选项。”（5月7日《京华时报》）
　　有关养老金缺口的话题，近年来总是不时搅动舆论和公众心弦。诸如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缴费人群和领取养老金人数出现比例失衡，养老金计发年数小于参保人群的预期余寿，加大支出与基金积累的差额，再加上基金的年度投资回报率低于养老金待遇增长的幅度等等，都可能导致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亏损。这些客观原因，公众未尝不能理解。
　　必须承认，由于养老保险资金压力事关整个社会的保障网络安全，既然缺口已经形成，且随着老龄社会的继续深入，若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止亏之措，缺口还可能继续扩大。因此，补救行动宜早不宜迟。但就目前的种种建议方案而言，仍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一些原则必须厘清。
　　首先，养老金现状与亏损数据的透明度问题。目前来看，不仅到底亏损多少有多个版本，如1.6万亿，2.6万亿等等，甚至缺还是不缺都有不一样的答案。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在2014年谈到养老金资金缺口的问题时就表示，缺口问题实际上分成两侧面，一个现在到底资金是不是平衡，一个是对远期的一种预判。他举例称，2013年职工养老保险总的收入将近22500亿，支出18400亿，当期的结余是4000多亿。也就是说当期收支平衡是有结余的，没有缺口。但对于未来是否存在缺口并未给出明确答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设计出一个止亏方案，其科学性和有效性显然值得怀疑。
　　其次，将养老金的亏损压力向个人转移的解决思路，如此次专家建言的，“提高个人缴费率是解决资金供需矛盾的一个选项”，值得警惕。暂且不论该方法是否真的能够在根本上有效缓解养老保险的供需矛盾。这样动辄呼吁个体为养老金缺口买单的做法，所可能蕴含的信用风险必须正视。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其公共性已然要大于保险属性。民众参保就是对于保障制度公信也即政府公信的一种“投票”，两者存在一种严肃的契约关系，民众有权利享有预期的保险收益。如果一有空缺，首先就想到的是靠个人多缴，既有推卸责任之嫌，又将伤及政府公信。
　　事实上，对于养老金的亏损压力，公众并非没有付出。比如已经开始推行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就可视为是公众对缓解养老金缺口的一种“让步”。但如果一味依赖于民众为养老金缺口买单，显然有失公平。有效而合理的补亏方案，必须建立在不伤害公众参保积极性和社保制度公信力的前提下。就此出发，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公共财政的补贴，以此更好体现政府的社保责任，应该要成为首要选项。
　　养老保险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对其的补亏必须要通过公共的方式。如至少让民众能够看见清晰的资金账单，到底亏空了多少，将对个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确保当前压力与长远压力的平衡？等等问题厘清后，才可能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设计出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解决方案。而相关专家的建言有其必要，但也要警惕这种只有“结论”，而无“数据说明”的建言。总之，补缺养老金缺口需要通盘考虑之上的慎重对待，让个人来为养老金缺口买单的补救举措更应该慎之又慎，至少不能成为优先选项，它可能引发的信用风险，不得不防。
庆安案会否有意外的“拍案惊奇”
　　黑龙江庆安枪击案发生后，舆论持续发酵。事发后前去慰问开枪民警的庆安县委常委、副县长董国生，昨日被曝学历造假、妻子在政府部门吃空饷。对此，绥化市纪委今日上午回应南都记者称，已紧急督办此事，庆安县纪委也已介入。董国生本人暂无回应。（5月7日《南方都市报》）
　　犹如一出跌宕起伏的情景剧，这厢还在为火车站响起的枪声喋喋不休，那厢又出了新戏——学历造假、吃空饷。两者看似挨不上边，却也有扯不断的关联。这不禁让人想起近日同样引起沸反盈天的“女司机被打案”，反转的情绪中，让整个事情变得让人看不懂，而在这种情绪裹挟上的“猛料频出”，更是让人看得惊心动魄，有网友将被打女司机的个人信息被狠狠地扒出来，不仅包括其此前的一些交通违规信息，甚至连其“开房记录”也公之于众了。
　　到底是事实还是造谣？抛开个中的真实性判断，这两起事件在舆论场上因为牵涉到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差异，需要有不同角度的审视。如果说被打女司机个人信息的流出，是某种情绪裹挟下的网络暴力对个人隐私权的侵害，那么对这位副县长的信息曝光，则是权利边界内的公共事务，毕竟，无论是学历造假还是吃空饷，都关联着权力运行和公共资源的分配。
　　副县长是否涉嫌学历造假，其妻子是否在吃空饷，目前还没有权威定论，任何没有事实根据的揣测，恐怕都是有失偏颇的。但是，这会不会又是一次新闻“次生灾害”呢，会不会从意外的发现，过渡到意外的收获呢？这样的猜测不是毫无来由的，一个笑容、一包香烟、一件大衣，都可能是关于“发现贪腐者”的开始。这些猜不到的开始，和猜不到的结尾，所直指的则是权力场监管的孱弱。
　　回到这桩可能的“拍案惊奇”来看，实在有着太多的偶然性，如果没有火车站响起的枪声，如果没有董国生在事后对民警的“亲切慰问”，还会有今日的“持续发酵”吗？如果在不久的未来，即便一切被证实，仍然让人心神不宁的是，如果没有这位“从小认识董国生”的好事网友，这一切又还会发生吗？
　　而事实上，只要稍有打量这位董国生副县长的个人经历，其实是不难发现可能的破绽的，这位生于1974年，90年开始工作，意味着在16岁就参加了工作，从一般常识来推测他的大学学历造假，其实并不意外。那么，在提拔用人过程中，相关部门是否有严格的核查呢？而至于她的妻子是否存在吃空饷，这更不应该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为何非要等到舆论发酵才等来“紧急督查”呢？这些有悖常理的存在，背后站着的正是一个流于形式或是阙如的体制内监管。正是源于内部监管上的孱弱，才会让网络成为权力场一张薄薄的窗户纸，稍有捅破便能发现让人不堪的“拍案惊奇”。
　　在权威回应未明之前，依然要对“被曝学历造假、妻子在政府部门吃空饷”的董国生副县长抱有期待和祝福，但是，这应该是一次深刻的提醒，新闻中的“次生灾害”，所映射的是孱弱的权力监管，这个短板应该有体制力量的补齐，否则，还会有次生灾害中的“拍案惊奇”，刷新围观者的想象。
旅游“黑名单”给不文明行为戴“笼头”
　　大闹亚航、打开飞机应急舱门、攀爬红军雕塑照相……在《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施行后，国家旅游局日前公布了首批全国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就是人们俗称的旅游“黑名单”。《暂行办法》明确，省级旅游主管部门建立本行政区域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国务院旅游主管部门建立全国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人民日报，5月8日）
　　随着《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施行，民众旅游活动中的不文明行为将很可能被列入俗称“黑名单”的“不文明行为记录”，这是对一些游客不文明旅游行为的规制，更是对旅游行业健康发展的有利促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面对秀丽自然风光、悠久历史景点、醇厚人文胜景，游客难免心潮澎湃喜不自胜，总想留下点儿什么，以至于“某某到此一游”在很多景点都可看到。殊不知，这种行为只是单方面满足了一己私心，却破坏了胜景的公共性和完整性，不仅是游客个人品德的瑕疵，更是公共文明的一块疮疤。而那些在旅游过程中大闹公共交通工具甚至打开飞机应急舱门的行为，更是给公共安全带来不可忽视的隐患。总而言之，亟待给这些不文明旅游行为戴上“笼头”。
　　根据《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因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序、破坏公共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违反旅游地风俗习惯、损毁破坏旅游文物古迹、参与赌博色情活动等行为而受行政处罚、法院判决承担责任或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都应列入游客“黑名单”，在旅游不文明记录上留下并不光彩的一笔。我们看到，《暂行办法》规定的游客不文明行为“黑名单”列项，都是旅游过程中经常碰到见到的。别的不说，“到此一游”想必是不少游客的“雅好”，自己舒服了，给别人留下的却是文明的伤疤，实在是丑陋无比。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旅游产业在体量不断提升的同时，质量提升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而旅游产业质量的提升，不仅是旅游作为一种特殊产品服务在增进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效率基础上的要求，更因游客的特殊位置而使得旅游产业提升有了更加异样的内涵。简而言之，旅游产业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旅游服务提供者在服务方面精进，更需旅游服务接受者即游客在享受服务时自觉规制自己的行为。不论是旅游产品提供者还是消费者都应该认识到，旅游文明需要共同创建，旅游文明不只是个人的事情，更关乎公共文明的水准和含金量。
　　关系旅游文明的因素很多，旅游服务质量、游客文明素养、行业自律精神乃至公共部门监管等，都对旅游文明有着重要影响，是促进旅游产业健康永续发展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对于作为消费者的游客而言，不仅要追求旅游产品的高质量，更要将高质量的旅游产品保持下去，而非为满足一己私欲去破坏他人观赏美景的合法权利，以及更为闳阔意义上的公共文明水位。旅游文明某种程度上映射出游客个人素养水准，我们却不能将希望全寄托在游客自律上。对于自律意识涣散的游客而言，一定的外部制约很有必要。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是一个提醒，是对个人素养缺位的提醒；更是一个警示，是对破坏公共文明涵养的警示。而“必要时向公安、海关、边检、交通、人民银行征信机构等部门通报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更是一种坚持道德自律和外部规制相结合的对公共文明失范的有力校正。
免费参观被录取暴露招生乱象
　　免费参观一所高职院校后，安徽省六安市多名高三学生得知已被该校录取，无法参加今年高考。学生称不了解政策，被班主任和招生老师“误导”；中学和考试中心都说“没责任”。（5月8日《京华时报》）
　　一起免费参观，结果却是被录取为该校学生，过程诡异而疑云重重。如果学生所说不假，虽然不能据此断定，负责招生的“老师”与班主任存在利益交换，但信息模糊下的诱导却是真实的存在——不告之相关政策，不宣传招生制度，诱导学生网上报名，催促状态下匆忙签字，加上告之答案的面试……如同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让学生在迷糊之间就完成了各种程序。
　　按照《安徽省职业院校升学考试工作操作办法》的规定，高职院校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很显然，这一规定被相关高职院校所利用。当学生被误导而提前录取后，也就意味着其失去了高考的资格。事实上，在供小于求的职校招生现状下，高职院校所谓的自主招生显然没有多少吸引力。在激烈的行业竞争和生源荒下，考生即便不参加提前录取，他们也有会极大的选择空间。有此巨大的权利优势，其何以要放弃高考而提前选择报考职业院校？
　　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处境每况愈下，也引发了业内的激烈竞争。对此，业内本应以质为本提高竞争力，然而却是劣币驱逐良币而乱象丛生，陷入愈来愈乱的恶性循环之中。盘点职校招生乱象，不外乎招生回扣、考生“被志愿”和虚假宣传等。至于给中学老师或者班主任的推荐费和宣传费，更是行情见涨，从开始的两三百元发展到现在的上千元，并成为一种行业潜规则。2011年某省一高三毕业班30余名高考生志愿被班主任篡改，东窗事发后班主任被逮捕。
　　其实，囿于取证难等多种因素，类似的“被志愿”的招生欺骗行为，在现实中并不鲜见。很多学生在不知情，或者被误导的情况下，放弃了高考的权利而只能选择职业学校，其中很多学生，即便被诱导读职业学校，也失去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更为严重的是，当这种招生乱象成为常态之后，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将会更加混乱，职业教育的形象始终难以改善，而职业教育的根基也无以夯实。没有了优质的职业培养能力与市场竞争力，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就难以实现。
　　在职业教育式微，而国家又大力倡导和鼓励之时，其要迎来发展的春天，就必须破解当前的各种乱局，实现由乱到治的嬗变。不可否认，实现职业教育的行业整治需要多管齐下，但行业主管部门在其间要发挥关键作用，不能“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在制度的设计上要充分保障学生的权利，实现基本的权利平等；同时在程序的监督上要严格把关，对“被志愿”下的利益交换行为，要严格打击和治理，同时应当接受学生维权投诉，主动调查安徽现代信息工程职业学院此类诱导式招生行为，对出现的错误要及时纠正，最低限度降低学生的损失，并以此塑造从严管理和规范的社会形象。同时，有了惩一儆百的示范效应之后，类似行为才会有所收敛。
“不撤诉没低保”缘于污染政绩观作祟
　　集体环境诉讼案“湖南衡阳易XX等53人诉衡阳美仑化工环境污染儿童血铅超标案”于3月13日获衡东县人民法院立案，然而在距开庭时间只有4天的时候，衡阳血铅超标家庭诉讼代表在延期开庭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记者从衡东县人民法院获悉，已有42户原告的亲属提交书面申请撤诉。据了解，自立案后，大浦镇和衡东县政府的“工作组”就一直在给原告做“工作”，要求原告撤诉(5月8日澎湃新闻)。
　　血铅中毒对孩子的危害毋庸赘言。受害人家长集体提起环境诉讼，把污染企业告上法庭，主张权利、索取赔偿，是合理合法之举。政府本应该积极支持这样的环境诉讼，警示企业遵纪守法、不干违法排污的缺德事。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法院对此立案后，政府反复做“工作”要求原告撤诉。据原告亲属介绍，县、镇政府工作人员天天来家里要求撤诉，有时甚至待到凌晨，严重干扰他们的生活。有的被告知“不撤诉就取消低保”，有的在政府工作的亲友则可能“丢饭碗”。如果答应撤诉，可以得到几千到万元不等的补偿。民众告污染企业，政府凭什么要求他们撤诉？赔偿受害人是污染企业的事，政府凭什么慷纳税人之慨？现代法治社会，地方政府公然为污染企业护短，把屁股坐到污染企业一边，民众环境健康权利何处安放？政府以取消低保、“丢饭碗”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威胁原告，更是赤裸裸的滥权行为，让人震惊，更让人愤怒。
　　放眼望去，不仅是衡东县和大浦镇政府为污染企业两肋插刀，太多的事实告诉我们，许多污染企业，特别是地方政府重点保护的利税大户，即便民众痛心疾首，政府也不愿管，环保部门更是不敢管。比如，云南曲靖的陆良化工厂因非法倾倒铬渣，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后，被环保部明令在完成铬渣无害化处理之前不得恢复生产。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月，这个化工厂就复工了。环保部的明令不管用，地方环保部门又如何真刀真枪监管污染企业呢？前不久，浙江绍兴某污染企业因为违法生产被环保部门曝光、处罚，其负责人还被评为劳动模范。从这个角度讲，地方政府要挟状告污染企业的民众撤诉，地方环保部门打酱油，实际上也是某些官员的污染政绩观作祟。
　　如果地方政府不转变发展观念，不抛弃污染财政思维，如果环保部门地位不独立，人财物配备都受制于地方政府，环保部门没有强制执行权，环保部门有心监管污染企业，恐怕也力不从心。
　　环境污染的教训太多太深刻。每一个血铅中毒的孩子都让人同情，每一起环境污染事件都令人警醒。痛定思痛，地方政府显然不能躺在靠充满环境代价的GDP政绩沙发上沾沾自喜。但是，为何那么多环保教训都警醒不了地方政府？为何那么多官员置民生利益于不顾，乐于为污染企业保驾护航？带血的GDP与污染政绩就是答案。令人担心的是，相对于意义被夸大的GDP数据来说，民众健康再重要，也没有GDP重要。污染问题再严重，也没有GDP上不去严重。
　　令人欣慰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意见提出，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资源环境生态严重破坏的要记录在案，实行终身追责。落实中央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痛下决心改革政绩评价体系，提高环保部门的执法地位，对破坏生态环境，伤害民生福祉的违法违规行为动真格问责，铲除拿环境换GDP的现实政绩土壤，还民众青山绿水的宜居环境，时不我待、势在必行。
肆意摸黑英雄实乃跳梁小丑
　　63年来，李继德甘于平庸，甘于低调，当有人质疑英雄黄继光事迹是虚构之时，潜藏在老人内心深处的勇气又一次迸发。“黄继光去炸敌人地堡，中弹时候距离我不远，看的很清楚，很清楚的看到了他身后血迹。他就是那么勇敢的面对敌人，黄继光在中弹后，用他最后的力气去完成了这一壮举”。日前，黄继光战友李继德作为那场惨烈战争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如是说。（5月7日《湖北日报》）
　　从刘胡兰到雷锋，从狼牙山五壮士到邱少云，从张思德到黄继光……不知从何时起，一股抹黑英雄的歪风邪气在网上、坊间到处流窜，扰人视听，乱人心智。这些“涂抹历史强迫症”患者俨然跟历史有仇，跟英雄有仇，似乎不把那些约定成俗的历史和光辉的英雄形象涂抹得面目全非令人生厌不罢休。
　　历史是严肃而神圣的，绝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已经形成社会刻板印象的历史人物保持审慎的怀疑态度，固然不失为正确的史学观，但这绝不意味着就可以不加严密考证而进行主观臆断。例如你有权怀疑黄继光堵抢眼的真实性，但若在缺乏铁证的前提下就贸然亵渎英雄形象，公开发表“黄继光堵抢眼真相”，既是对黄继光的不负责，亦是对社会对历史对国家的不负责。
　　说实话，一个个英雄被无端抹黑，若反复批驳这种行为的错误性简直是磨灭人性。或许，抹黑行为背后的动机更值得探究。好比一个素来冷若冰霜的人哪天突然对你露出一丝诡异的笑，你在惊诧之余会揣测那份笑意背后是不是藏着一个秘密。“黄继光们”的英雄形象已经深入几代人的内心，如今突然有人跑出像煞有介事告诉宣称英雄史都是杜撰的，一些人在感觉抹黑者无聊透顶之后势必有些凌乱：究竟是谁错了，难道此前老师说的、书上写的，都是骗人的？——这就是肆意抹黑英雄者要达到的目的，他们试图通过毁灭中国人的精神支柱、腐蚀中国人的精神食粮，造成中国社会的价值混乱。
　　值得警惕的是，转型期的中国，因为利益多元、价值嬗变，抹黑英雄的阴谋有其相当负面影响。郁达夫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抹黑英雄者恰恰试图通过消灭英雄让中华民族面临不幸甚至无可救药。正如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写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抹黑英雄者正是试图让英雄成为反派、“狗熊”成为英雄，去颠覆一个国家的历史，使历史在怀疑和扭曲中走向虚无，进而达到“去其史”。最当关注的是未年人，这一群体理性尚未成熟，价值观尚未确立，最容易被不良价值取向所渗透。若出现学校讲一套、家长说一套、在网上看到的是又一套，很容易让他们对历史真实性产生质疑，导致社会标杆力量被削弱，进而长远地加剧社会习惯性质疑和不信任度。
　　不管怎样，抹黑英雄者的心理是黑暗的，他们宁愿相信抑或刻意诋毁历史只有一张阴郁骇人的嘴脸，也不愿相信抑或承认历史因英雄辈出而五彩斑斓。这注定了摸黑英雄者永远成不了匡正、修缮历史的英雄，相反，他们只会因盲目无聊和别有用心给人留下一个跳梁小丑的印象，最终被人类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的历史潮流所拒斥。
校园“权力欺凌”背后是教育惩戒缺位
　　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火星小学的小强今年12岁，正上六年级。今年五一前，家长得知，小强经常从家里偷拿钱“进贡”给副班长小J，这些年已有数千元。孩子说，小J被班主任授予检查作业和背书的权力，如果不给钱，就不能通过检查，甚至要被逼吃屎喝尿。目前，小J已办理转学手续，班主任和校长已停职，公安部门也介入调查。（5月8日《安徽商报》）
　　又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校园欺凌丑闻，又一次激起了人们的满腔怒火。想想吧，还有什么能比孩子之间相互欺凌更让人揪心的事情呢？一个小学的副班长，竟然在长达几年时间里欺辱、勒索同学，甚至以逼迫吃屎喝尿的极端方式施以暴力，这背后的“教育生态”让人不寒而栗。
　　有人把矛头指向小J及其父母，有人斥责班主任以及校方失职，也有人深挖“特权”低龄化的原因……毫无疑问，在这起令人匪夷所思的校园欺凌事件中，家长、老师、学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教育出这种“小霸王”，既是父母的悲哀，也是教育的失职，更是社会之痛。
　　指责小J及其父母，尽管解恨，但毫无益处，他们也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小小年纪就能“黑白两道”通吃，其未来的路令人担忧。至于说“特权”低龄化，未免上纲上线了。小J检查作业和背书的“权力”只是其欺辱、勒索同学的借口而已，而背后的暴力以及班主任的失职才是关键因素。
　　所以，我更倾向于班主任失职、教育生病的观点。从二年级到六年级，这么长时间，小J以检查作业和背书的幌子勒索、欺辱同学，若说班主任毫不知情是说不通的。小J是副班长，班长又在哪里？班主任的管理就这么放任自流？最大的可能是，小J的所作所为班主任是知情或有所耳闻的，但或没当回事，或管教不够，或默认放纵，长期养痈遗患酿下苦果。
　　一个关键和普遍的问题是：对于存在暴力倾向或者正对同学施以暴力的孩子，我们的教育有没有科学的惩戒机制进行预防或矫正呢？令人遗憾的是，面对那些“坏小孩”，哪怕是像小J这样逼同学吃屎喝尿的学生，以前老师采用又打又骂的棍棒教育，现在则要么苦口婆心，要么束手无策，最终收效甚微。教育惩戒功能缺失，加之父母的溺爱、孩子的叛逆，无形中放纵和助长了校园欺凌现象。
　　当前中小学校园，同学间欺负弱小、敲诈勒索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欺凌事件还酿下惨剧，无论对欺凌者还是被欺凌者来说，都会造成严重而深远的伤害。是时候反思和建立教育的惩戒机制了。作为一把双刃剑，惩戒是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关键是教育者能否拿得起放得下、科学巧妙地运用，这关乎教师职业能力、职业道德，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面对愈演愈烈的校园欺凌现象，我们不能一味对教育发出大而不当的指责和批判，也不能把惩戒教育视为洪水猛兽，如何对待像小J这样的孩子，是教育不能回避的问题。现在，小J转学了，相关责任人也将面临处分，但校园欺凌的沉疴未除，根本问题再次被遮掩，校园暴力怎能根治？
和平、合作、发展，习近平出访再展中国担当
　　5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莫斯科红场阅兵盛典，向世界传递出铭记历史、维护和平、开创未来的中国声音。5月8日，习近平还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一致同意中俄要共同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接下来时间内，习近平还将完成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三国的访问。（5月9日光明网）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各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逐渐增多。习近平主席就曾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而今习近平出席莫斯科红场的阅兵盛典，会见二战老战士代表，以及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三国，就体现出在和平、合作、发展等方面的中国担当。
　　维护和平。和平来之不易，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中国与俄罗斯分别是二战亚洲和欧洲的主战场，曾经为二战胜利做出了惨重牺牲。而近年来个别国家肆意开历史倒车，其倒行逆施也已经引起了热爱和平的人们注意。而今习近平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对于铭记战争历史、捍卫胜利果实等都有着重要意义，也必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注入强劲正能量。
　　强化合作。毫无疑问，务实合作将是习近平“和平发展之旅”的最显著元素。访问白俄罗斯期间，两国元首就将签署中白友好合作条约，双方有关部门和企业还将签署经贸、海关、教育、文化、旅游等一大批合作文件。以此为缩影，习近平访问确实能够推动中国在发展经验、资金和产业发展优势领域等方面与相关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和产业对接，由此释放出的合作红利不言而喻。
　　促进发展。“水涨船高，小河有水大河满，大家发展才能发展”。不管是“一带一路”构想还是“命运共同体”意识，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共同发展而不是去挤压他国的发展空间和战略空间。就以此次习近平出访俄罗斯为例，其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推动了双方共赢发展。
　　可以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远万里出席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已经体现了对历史的负责任态度。习近平此行将与相关国家在互利共赢中逐步解决一些问题，体现出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合作共赢方面的中国担当。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习近平先前明确表示：中国将周边国家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列车。而今习近平出访哈、俄、白三国，既是在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框架内合作，也是在推动建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很值得我们期待。
单腿走路的“重税控烟”或徒具“意象美”
　　时隔6年烟草税再度上调。财政部5月8日发布通知，自日起，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税率提高了6个百分点，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另据报道，国家烟草专卖局消息显示，烟草行业的批发价格也将同步上调。（5月9日《新京报》）
　　税收调整之后，烟草的价格则会水涨船高。出于对成本的考虑，很多人则会控制吸烟，从而达到吸烟的效果。在第十六届“世界烟草与健康大会”上，与会的专家说，在高收入国家，如果国家把烟草产品的税提高10%，通常消费就会下降4%。同时，上调烟草税也是国外控烟的通行做法，此次国内烟草税的再度调整，对于控烟来说确实属于重大利好。
　　然而，事实再次说明，税负的调整对于控烟并没有决定性作用。毕竟作为一种调控手段，税率的“经济杠杆”作用在之前就未能有效体现，多轮税率调整之后，吸烟者的数量未降反升。来自全球成人烟草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15岁以上烟民有3.56亿，被动吸烟者7.38亿。这意味着近11亿国人“接触”烟草；其中，低龄烟民的现象尤为令人揪心：201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2014》指出，中国有940万青少年尝试过烟草制品（尝试率为19.9%），其中，三分之一已经成为现在烟草使用者。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控烟10年，但卷烟生产量增加了近50%，意味着控烟未能收到明显成效。而在德国，10年间青少年吸烟人数下降了一半，从“欧洲青少年吸烟大国”下降为吸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其主要采取两项措施，一是通过禁止播出烟草广告、征烟草税提高价格、在烟草产品上标上警示性标识等方式减少人们的烟草消费。其二是在公共场所禁烟，保护不吸烟者避免被动吸烟。如此看来，在公共场所禁烟成为最重要，也是最为有效的举措之一。
　　通过其他国家的控烟经验来看，控烟的成功取决于综合措施的效果，特别是禁止公共场所吸烟的效力。相比较而言，国内在这方面却处境尴尬，很多地方条例出台之后，多年来“无一罚单出现”，各项禁令也因之成为摆设。与之相反的是，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利益考量之下，禁烟态度的暧昧与讳莫如深，以及在行为上的遮遮掩掩，比如“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的难以到位，《中国烟草控制规划（）》的妥协性，还有香烟警示标志的不警目……也正是因为此，才有了烟草官员“控烟就是卖国”的骄横与狂傲。
　　控烟难也不难，总的而来说不过是控制生产数量堵死源头，加强公共场所管理压缩空间，加强宣传提高社会认识，构建整体联动以提高效力，就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反之，若其他更为有效的手段都尘封不用，提高税率不过是对“烟草贡献指数”的依赖，甚至成为助长烟草行业逆生长的动力。同时，在目前烟草行业本身低迷的情况下，加税的成本因素完全有可能在长长的流通链条中被消化，没有了明显的效果作为验证，“提高消费税主要基于控烟考量”就会成为一个伪命题。
母爱，人性最美的世界
　　7日下午，29岁的袁艳（化名）和儿子在成都某公园被一条恶犬袭击，为了保护儿子，袁艳被狗撕咬达5分钟。医生说，袁艳伤口最长的达9cm，左小腿有皮肤被“扯”掉。袁艳送医后进行了3个小时的手术，目前状态良好（5月8日《华西都市报》）。
　　母爱，总能触动心灵深处的柔软；母爱，就是舍己为子的本能无私。为了不让恶狗伤害自己的儿子，成都29岁的母亲被狗撕咬，以至于小腿皮肤被“撤”掉。这是母亲节之前两天的一则新闻，为公园管理的失范深感愤怒的同时，更多的是为这位29岁母亲的母爱所感染。尽管，社会存在一种以权位高低和金钱多少衡量人的价值观，但是，我们相信，不论是之前还是将来，母爱，永远是人性最美的世界。
　　母爱，是一生最无私、最真挚的感情。无论你远在海角天涯，或是近在咫尺，总有一个人在默默地念想，她就是母亲；无论你财富万金，还是一无所有，总有一颗心在默默地牵挂，她就是母爱。
　　今天是母亲节，再读这则新闻，我们从这位29岁的母亲身上看到了母亲的伟大，她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保护自己的儿子，置自己的安危于危险之中，就是给儿子以安全。这是母亲疼爱儿子的本能，也是母性无私的伟大之处——儿子生命为先，自己生命靠后。这让我们感动，更让我们动容，思之而泪下，见之而心痛。
　　在此，我们从中读到了“为人父母”的意义。人一旦成为父母，生命就不在完全属于她（他）们，而是将孩子的生命置于优先地位。在水里、在火里、在地震、在车祸、在泥石流等各种灾难中，无论最后孩子生命的存在于否，待救援人员发现时，这些母亲都把孩子本能地置于当时境况下一个最安全的位置，这就是母亲，这就是母爱，她们用生命和爱诠释了“母亲”这个伟大而平凡的“名词”。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从十月怀胎到出生，从幼齿到成人，母亲无怨无悔，日夜操劳，日夜牵挂。哪怕你成年与否，母亲的心理总有一块最温暖的位置给儿女留置；哪怕贫富与否，母亲的心理总有一一丝牵挂寝食难安。
　　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生命的血管里，能否听到母亲那疼爱、关切的呼唤？能否感知母亲那焦虑期盼的牵挂？关爱母亲、呵护母亲、孝敬母亲不仅是儿女的权力和义务，更是传统和法律所赋予的责任。不要给母亲留下思念之痛，也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之殇，莫辜负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常回家看看。
　　今天是母亲节，祝天下所有母亲健康平安！
女儿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的警示意义
　　5月7日，@湖北高速交警官方微博接到一条特殊的微博举报，一位女网友向警方举报自己父亲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接打电话。省高警总队经过调查，证实被举报人和举报人确实是父女关系，其父承认接打电话的违法事实。警方对被举报的父亲依法进行教育处理，对举报交通违法的女儿按照规定进行了奖励。（5月9日人民网）
　　父亲有开车接打电话的习惯，家人屡劝无果，无奈之下，女儿“现场直播”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的违法行为。从表面上看，女儿是“大义灭亲”，实则是“大义救亲”。因此，女儿的善举，不仅得到了交管部门的奖励，也得到了父亲的理解，更得到了网友的支持，称其为“中国好闺女”。
　　驾车拨打或接听电话，会分散驾驶者注意力，人脑反应比酒驾还要慢30%，导致交通事故风险比通常高4倍；还会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效率，加剧路面车辆拥堵；特别是，有调查数据显示，边开车边发短信，发生车祸的几率要高出23倍。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三)项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行为”，违者罚款200元，扣2分。
　　事实上，就像严查醉驾一样，严查开车打手机的规定，本着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应该是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的规定。据了解，目前世界上有50个国家禁止司机开车时打电话。最近美国也打算在全国各州都约束开车打电话行为。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对于这样一个充满善意的规定，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或不知情，或不理解，导致开车打手机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可见，女儿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对公众来说，具有示范价值；而对司机而言，则具有警示意义。
　　由此，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严查开车打电话的真正意义——呵护生命和亲情。换言之，当前重点打击开车打电话等违法行车行为，并非是提倡法律责众，多处罚一些人；其根本目的在于规范司机的驾车行为，警戒大家要依法行车，避免开车打电话；也是在用一种严厉的方式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开车不打电话，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生命的珍视。当然，处罚仅是一种手段，交警部门应尽量做到规范化、人性化。特别是，应通过各种渠道与公众进行深入沟通，阐明利弊，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政府的公共政策。
天价毕业典礼，荒唐的最后一课
　　小学生毕业典礼竟然要花2800元！家长称去不起。“有了一个2180元的‘天价校服’，又来一个2800元的‘天价毕业典礼’，真是离谱！”近日有网友反映，广东东莞继出现“天价校服”事件后，当地的光大新亚外国语学校又出现“天价毕业典礼”，一个小学毕业典礼竟要去香港开，每个学生需要交2800元，引发网友热议。（5月8日《南湖晚报》）
　　毕业季，是每个求学者欢欣鼓舞却又无比沉重的季节，毕业典礼，也就注定要成为每个求学者终生难忘的神圣仪式。作为成长道路上、人生历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洗礼，毕业典礼是要讲究质量和内容，但是，最应该注重的还是其精神内核，而非有多么豪华和气派，更不是来一番“香港游”，何况只是小学生的毕业典礼呢？
　　虽然校方解释，小学毕业典礼开到香港，完全由学生自愿，也并非赚学生的钱。但是，自愿未必可以如愿不去。比如一些家长就在担心：“读了六年的小学，最后毕业典礼都不能参加，孩子是该恨学校呢，还是恨父母？简直就是心灵摧残。”甚至也有家长担心，孩子不去，老师会给孩子“小鞋”穿，还可能受到同学们的嘲笑。
　　至于说“并不是为了赚学生的钱，而是为了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国际视野对于小学生而言，恐怕是个太宏大、较遥远的命题。与其组织小学毕业生参加香港游，开拓所谓的国际视野，不如把毕业典礼搬到天地自然之间，让学生走出由钢筋水泥织成的城市“丛林”，亲近自然，回归本真，在洁净环境中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事实上，学生每参加一次毕业典礼，都成长了许多，其毕业典礼应该包含人性塑造、品德养成的重要使命，应该让学生的肩头多一份远大理想，多一份沉甸甸的对父母、对老师、对学校的感恩，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而小学毕业典礼开到香港，收费2800元，教给学生的，恐怕只会是让学生大手大脚地花钱，甚至有可能炫富。
　　或许有人要说，这所学校是私立学校，家长们并不差钱。家长再多么有钱，也不能成为学校铺张浪费、借机赚钱的理由。何况报道说，这所学校还有一大半家长出不起钱，或不愿意出这个钱。所幸的是，东莞市教育局已经责令学校停止该活动，并给缴费的学生退费。对于毕业典礼铺张浪费风，有关部门确实不能视而不见。
谁该为小学副班长的校园霸凌行为负责？
　　昨日，网曝“安徽怀远小学生长期遭班干部勒索”引发关注，记者从怀远县教育局了解到，网帖中的涉事学生为语文课代表，目前已撤销该生班主任的教师资格，撤销该教学点校长职务，均调离该教学点。目前，怀远县已安排专业人员对涉事学生进行心理辅导，配合新城区管委会及社区居委会与学生家长进行沟通，疏解情绪，化解矛盾。（新京报，5月9日）
　　小学副班长借检查作业和背课文之机向同学勒索财物并逼迫吃屎喝尿，这样的新闻实在令人震惊不已。令人震惊者，一则在于副班长勒索财物的数量之大，数额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最多的甚至超过一万元；二则在于该副班长逼迫同学的手段之“高明”和残忍，如果不交钱，即便作业写完了也会被撕掉而视为没写完，甚至被逼迫吃屎喝尿；三则在于副班长进行勒索钱物逼迫同学喝尿的“权力”，源于老师授予的“检查作业和背书”的正当权力。
　　可以想见，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班级小环境中，掌握着同学是否写完作业、是否通过背课文的巨大权力，容易形成独特的对稀缺资源的独占控制能力，而缺乏制约监督的前提给“权力寻租”提供了绝佳土壤。据媒体披露，副班长小J从二年级就开始“创收”，先索零食然后索钱财，有的学生甚至一次就从家里拿走数千元钱给副班长“进贡”。学生们似乎默认了副班长的勒索，因为作业是否写完、课文是否通过背诵的权力都凭副班长说了算，而这个考核标准是看学生是否交钱，若没交钱，作业做完了可以被撕掉甚至被逼迫吃屎喝尿。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校园霸凌行为啊！
　　有媒体报道说，对于副班长小J的行为，孩子们“内心深处早已默认服从”了。我们不忍指责孩子们的懦弱，因为在相对独立的班级集体环境下，由老师授予的“检查作业和背书”的权力是正当且垄断的，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老师，当这种权力没有制约监督时，就容易滑入肆虐的境地。当特定的教风、学风乃至特殊社会风气笼罩学校时，遭受霸凌的小学生们，只能是无路可逃。副班长索取财物不是十天半个月而是长达数年，索取的不是十元八元而是上千元乃至万元级别，逼迫没交钱的同学吃屎喝尿也不是一两次。诸多恶劣行为，难道班主任、校长以及教育部门都没发现？他们的监管责任都去哪儿了？！
　　副班长索取财物并逼迫喝尿无疑是校园霸凌行为，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校园霸凌。副班长索取财物并逼迫同学喝尿的基础，来自于老师授予的“检查作业和背书”的权力。在小学生集体圈子中，这无疑是一种近于“至高无上”的权力，因为它掌控着学生们作业是否写完、背书是否通过的命运。从索零食到索钱财甚至逼迫对不交钱的同学吃屎喝尿，副班长是如何想到把“检查作业和背书”的权力开发到如此充分程度的？这难道始于小小头脑的“灵机一动”？非也。我们看到，教育风气、学习风气乃至社会风气的浸润，都是促使这个副班长“充分利用权力”的思想渊薮。我们曾为有小学生坦言理想是“长大了做贪官”而惊诧，也曾为有小学生班干部享受特权免交作业而会心一笑，这次我们更应为“小学副班长借检查作业和背书之机索钱财逼同学喝尿”而无地自容。作家二月河在一次讲座中曾提到“腐败甚至渗透到一些地方的小学和幼儿园”，征诸这名副班长基于“权力”的恶劣霸凌行为，我们对此不能不承认：权力寻租有着相当丰厚的生存土壤，腐败具有寻找生根发芽温床的顽强生命力。
　　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典守者难辞其咎。小学副班长的恶劣霸凌行为，家长、教师、学校乃至社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认识问题容易，厘清责任也不难，难的是，面对校园霸凌行为的“权力”色彩，面对权力寻租的风气浸润，我们如何净化权力寻租产生的土壤，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这无疑是关系到个人、社会和更宏阔的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生存和发展质量的严峻命题。
且看“奇葩证明”中的丛林社会
　　“证明‘你妈是你妈’，这怎么证明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5月6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痛斥某些政府机构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话音未落，深圳市民郭先生在为女儿办医保卡时，就被要求“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5月9日《南方都市报》）
　　如同那只蝴蝶在巴西轻声振翅，在一个月后逾越千山万水到达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掀起一场龙卷风，一个月前最先在一篇评论中得以提及的“证明我妈是我妈”，在一个月后，成为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话题。庙堂之上的一番言说，将“证明我妈是我妈”推置于舆论风暴口，也由此击中无数人内心难以言说的“块垒”。在持续发酵的证明热中，日前一则“身份证号升级成了大麻烦，京豫之间跑7趟证明‘我是我’”新闻，已再次为“奇葩证明”涂抹怪诞的脂粉。
　　溯源“证明”之最初，因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难以流动的人身依附，一纸证明成为大多数时候唯一可以仰仗的“通行证”。如今，虽已作别那个无证不换的计划年代，但我们所身处的仍是一个建立在信息不对称上的陌生人社会，这也决定了在社会的公共管理中，必须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以破解信息壁垒所带来的管理障碍。于此而言，纵是对“证明我妈是我妈”、“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有所唏嘘，但是仍需进行情绪上的脱敏，客观正视证明的合理存在——开证明，所指向的乃是便民的公共服务。
　　于此而言，证明是没有原罪的，真正让人情绪不淡定的是，这种看上去颇有哲理意味的“我妈是我妈”、“我是我”式证明，所指向的乃是公共服务中的刻板与冷傲，在所谓“规则”的悍然中，让办事者“折腾来折腾去”。而能折腾的远不止这些看上去怪诞的“证明”，从出生开始便“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但是，这中间有多少是属于瞎折腾的“证明”呢?此前有媒体报道，有老人在按规定申请相关补助时，被要求出具一份“自己还活着的证明”;更有家长在为不到一岁的孩子转户口时，被要求开具“孩子无犯罪记录的证明”。所谓人在“证”途，本身便是奇葩的存在，而再去仔细打量这苍茫的“证”途之上，又有多少是陷入了那相互核实、相互推诿的“死循环”呢?部门间牛气冲天，爱理不理，任由办事者如无头苍蝇煎熬不已，稍有追问，便抛出“规则就是这样的”，堵得来者无话可说。如此种种，正是公共管理中过于冷漠的“平庸之恶”，成为民众心头不可承受之重。
　　这些“平庸之恶”之所以能奇葩地存在，既因于计划时代管理惯性，也有权力边界不清使然，而另一个更值得警惕的原因乃是丛林法则的坚硬存在。丛林法则本是存在于自然界的生存法则，所推崇的是物竞天择和弱肉强食的，换言之，在这种态势下，规则式微、暗流涌动。于是，我们惊讶地发现，一边是“证明我妈是我妈”的不容辩说，另一边却是“交60元给旅行社便轻松搞定”;一边是人在“证”途的困顿不堪，另一边则是“人在朝中好办事”;一边是一边是相互核实、相互推诿下的“死循环”，另一边则是领导干预下的“特事特办”。权力恋栈下对利益和权欲的醉心，促就权力人格化下的工具化，制度和规则的正当性，成为以权谋私的合法伤害工具。如此，当公共责任倒置，奇葩证明顺势而生。
　　如同可传染的恶疾，奇葩证明式丛林法则，在整个社会泛滥开来，如应聘工作，需要社区开具人品证明;做人流手术，需要社区出证明是自愿的;摔伤申办保险需开具非打架斗殴受伤证明;开出租，需证明3年内没有重大交通事故。这些规则框架内的“刁难”，正是权利不对等下，偏离规则轨道的弱肉强食，成为社会阶层流通的壁垒。
　　老百姓办个事儿咋就这么难?政府给老百姓办事为啥要设这么多道“障碍”?总理之问犹在耳边，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这些奇葩证明的存在，所映射的既是缺乏制度的公权力失范，也是现代社会运行中的规则沉疴。既需要通过明晰权力清单和简政放权实现权力格局的重建，让“把为人民谋发展增福祉作为最大责任”成为权力逻辑出发点;也需要通过增强公民话语权和廓清规则实现社会秩序的重建，实现社会最大的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