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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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在今天我们如何看革命？
　　嘉宾简介：赵汀阳，广东汕头人。早岁师从思想家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城学者。著有《天下体系》、《论可能生活》、《坏世界研究》、《第一哲学的支点》等。　　近日赵汀阳新作出版，这是他与雷吉斯·德布雷的对谈。德布雷(Régis Debray)是法国媒介学家、作家、思想家，切·格瓦拉当年的战友。2010年6月曾来中国讲学，主题为《知识分子与权力》，在中国的知识界造成轰动。2011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两人相识，此后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通信讨论，而主题就是革命。在今天这个后革命的时代我们如何来理解革命?带着这个问题，共识网对赵汀阳先生做了一次专访。 　　共识网王淇：可以首先聊一聊您是怎么对哲学产生兴趣的吗?　　赵汀阳：或许是从读康德的书开始吧，因为读不懂，于是就多读了几遍。　　共识网王淇：1978年人大复校不久您就考入了哲学系，跟着苗力田先生读过康德，后来又去了社科院跟着李泽厚先生学习。这两位老师对您有什么影响?可否分享一下您求学时代印象深刻的故事?　　赵汀阳：大学期间苗力田老师给我们班讲西方哲学史，用了一多半时间讲康德，印象是讲得仔细。　　李泽厚只是老谋深算地纵容你敞开思想　　赵汀阳：李泽厚老师不是一般老师，从不做指导状，只是老谋深算地纵容你去敞开思想。和李老师讨论问题，都是直接切入问题，他也并不在乎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每当我说让我再想想的时候，他就得意地大笑。一个回合结束了，原来讨论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收获了更多问题。李老师似乎很满意让问题结束在新问题那里。的确，哲学问题有没有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问题所敞开的可能性。　　和李老师讨论问题也不限于哲学。李老师不仅是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就在前几天，我还向他请教了有关中国新石器时代和夏朝的一些文物问题，还有《归藏易》的问题，之后又跳到章学诚的历史观点。即使是这些知识性的话题，李老师也更愿意使之问题化。　　闲聊的时候我曾让李老师预测未来，虽然不可能真的预知未来，但李老师的卓越史识和历史感使他更能够体会历史之“势”。“势”是历史分析的一个关键词，大概指过去和现实对未来的一种影响力。“势”虽非必然性，却是发现多种可能性的机会。　　我的无立场，是否认任何价值立场有批判豁免权　　共识网王淇：09年您曾出过一本书《坏世界研究》，认为古代到现代都是尚未摆脱残酷性的坏世界。坏世界之坏不只是制度问题，而是整个游戏规则的问题，包括博弈者的品质、思维定式、实践运作、价值观和思想方法论。您似乎对“制度设计能改善这种处境”相当质疑。那您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赵汀阳：一个良好社会游戏的建构大概是人类最难的事情了。对此，哲学至多能够反思问题和理念，却不太可能提供具体行动方案，别忘了，哲学只是“爱智慧”，却未必就因此“有智慧”。　　共识网王淇：现在的中国似乎是一个价值多元的国家，自由主义、新儒家、新左派等等思潮风起。您觉得这些都是意识形态，说自己是少数派，不属于任何一派。为什么这么说呢?　　赵汀阳：哲学问题从来就没有定论。哲学是一个天生开放的思想领域，不会排斥多元的价值。对于一个社会，价值多元不是坏事。相反，这意味着一个更丰富的思想空间。不合时宜的观点往往成了少数派，这可能是个缺点，但我觉得也有个好处，就像阿甘本说的，“不合时宜”就有机会与时代拉开距离，以便凝视这个时代。所谓不属于某个派，只不过是尽量坚持“无立场”而已。　　“无立场”这个说法有时会引起误解，我不妨再次解释一下：无立场不是拒绝立场，而是说，任何一种立场都不能成为否定另一种立场的理由。因为每个立场都有着在某种语境下相对于某种存在的某种理由，就是说，每种立场都可以在特定条件的约束下成为有道理的。无立场就是否认任何一个立场的特权，否认某种立场具有批判豁免权，而要求必须考察任何一种立场的约束条件，根据不同条件而承认不同立场的特定有效性。　　无立场不是立场，只是方法论　　共识网王淇：那么是否可以说“无立场”的立场，就是“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得以成立的，所以都要经过检视和批判”?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那就没有普遍适用的理论了。无立场这个立场又如何能适用于其他理论呢?　　赵汀阳：的确有时候会有人问，无立场是不是也是一种立场?我想不是的。无立场是一种方法，不是立场。比如说，苏格拉底的“助产术式”诘问法、西方哲学常用的怀疑论、黑格尔以来西方哲学常用的辩证法等等。这些都是方法，不是立场。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等等，这些才是立场。　　“无立场”的方法主要来自3个启示：　　(1)希腊怀疑论，即一种无信念的理解方式，只承认有限特定的事实，不能无条件地相信绝对本质;　　(2)休谟关于事实推不出价值的观点，也就是“本是”(to be)推导不出“应是”(ought to be)。这不是否定价值判断的有效性，我的理解是：一种价值判断越接近事实判断就越具普遍性，或者说，一种价值判断只有在“应是”(ought to be)的条件稀薄到约等于“本是”(to be)时，才是几乎普遍有效的;　　(3)易经和道德经。这两部经典都讲述了万物生生之道。只有当一个世界的万物是丰富而互补的，每种存在才有充足的生机。这个道理与莱布尼兹论证上帝创世的选择理由是一致的，他相信，最好的可能世界必须是一个有着丰富多种“共可能”(compossible)事物的世界。不妨想想，“存在”的本意是什么?“存在”的本意就是永在。那么，“一切存在”的本意是什么?就是“共可能”的存在。最基本的价值就是最接近存在本意的价值，也就是有利于一切存在的生生之道的价值。　　因此，无立场只是一种尊重一切存在及共可能存在的思维方式。　　至于一般意义上说的价值立场，每个人都会有，我也有。问题是，在哲学研究中，我不能引用私人立场来充当价值标准，因为研究不是在表达个人利益诉求，也不是文人抒怀，而是在分析问题。打个比方，围棋比赛的解说员可以分析双方的每一步棋的得失，但不能表达他希望谁赢。　　我更信任“演化”而非“革命”　　共识网王淇：您的新书《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缘起于2011年5月在法国举办的第一轮法中文化圆桌会议。与您通信的雷吉斯·德布雷先生，是格瓦拉的战友，你们这本书很大程度上也围绕着“革命”展开。德布雷有没有向您讲过一些拉美革命的故事?告别革命的您对革命的态度反而谨慎，相比之下投身过革命的德布雷态度更加乐观。为什么会有这样奇妙的反差?　　赵汀阳：我倒没有看出德布雷先生对革命有多么乐观。他对革命的态度比较多面，既认同那种能够保持人“活得带劲”的革命精神，但也已经不再相信革命所预期的激进效果。简单地说，他认同的大概是作为一种精神的革命性，但对作为行动的革命则有所保留。这种态度是否与他的亲身革命经历有关，我没问过，但他说到过，当年与格瓦拉一道在玻利维亚革命，虽然他们试图解放那里的人民，却很少获得当地人的支持，因此革命很快就陷入绝境。可见，革命行动是否合适，是否是人们所需要的，还要看具体情况。　　很难说我完全赞成告别革命，但我肯定更信任水到渠成的“演化”(evolution)，而不是激进强行的“革命”(revolution)。革命有可能加速演化，但革命的人为强行提速也意味着未知的风险。出于理性的风险规避原则，演化似乎更安全一些。当然，在特定的“天时”或者说非革命不可的临界点，革命也是需要的。而且，需要“什么样的革命”、“为什么而革命”、“革谁的命”，依然是值得想的问题。　　我和德布雷都倾向于同情那种非政治革命，比如科学技术的革命，或思想的革命。当然，技术革命并非没有风险，所以我也就是“倾向于同情”而已。　　积极自由只是在消极自由范围内可以做的事　　共识网王淇：您之所以对革命持谨慎态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看到了集体行动产生的非理性后果。您在书中区分并比较了“个人理性汇合而成的集体非理性结果”和“理想引导的集体非理性结果”，说前者只是达不到好结果，后者却可能导致最差结果。革命就属于后者。现在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福山的社会资本研究等等破解了前一种困境。您觉得后一种困境(革命的困境)有办法破解吗?革命的结果是否一定是非理性的?　　赵汀阳：请原谅我对你的说法表达一点怀疑。你提到“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理论、福山的社会资本研究等等破解了前一种困境”，“破解”的用词会不会有点大了?社会资本只是有助于形成集体选择，且不说仍然难以克服根本的利益冲突，关键是“集体选择”并不等于“理性的集体选择”，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大距离。　　至于革命的问题，我没有说革命必定是非理性的。那可不一定，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就是很理性的。不过，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认为，英国革命其实属于演化。我仅仅是说，演化貌似更安全。需要分析的是，革命到底要干什么?革命是要解放，解放(liberation)是要让人获得自由(liberties)。关于自由，似乎应该重视柏林对积极自由的警告。当然，柏林把自由划分为两种，似乎过于强硬，以致让人误解好像我们能够单独拥有其中一种自由。这一点比较可疑。我在《坏世界研究》里大概是这样分析的：自由不是两种，而是一体两面，就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消极自由，另一面是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自由的面值，规定了个人有多大的自主空间，即个人权利的范围;积极自由是行为可选项，是在自由面值的可能范围内可以任意做的事情。如果明确了积极自由只是在消极自由范围内可以做的事情，就像100元面值只能用于购买任意价值一百以内的物品，那么积极自由就不至于越界而变成柏林所担心的非理性的或者专制的行为。　　革命创造了反革命的现实　　共识网王淇：在书里，您有一个有意思的判断，认为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就再也没有革命了。后现代自此开始，而后现代的批判只有反讽的作用，没有推翻体制的能力。想问下您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阿拉伯之春”不算是革命吗?　　赵汀阳：说到68革命，这个类型的革命属于现代社会语境。或可这样理解：“现代”本身就是包括方方面面革命的革命运动。现代性就是革命性，表现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科学技术、艺术等等一切方面的解放。大工业、自由市场、选举、福利制度、累进税、飞机、计算机、互联网、手机、杜尚、策展人、美容院、避孕套等等都是革命。　　悖谬的是，所有这些革命联合起来的结果，却造成了某种消解革命能力的现实——一个人人都必需高度依赖才能生存的现实，从而抵消了革命的积极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革命创造了反革命现实。　　68革命是现代革命成为强弩之末的隐喻。那种打倒权力、权威、体制而求解放、自由、平等、进步的革命魅力已经充分展现，而继续革命就很可能危及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显然，资本主义不断让步吸收社会主义因素，福利、平等之类的制度安排因此变成了众人高度依存的生活条件，于是，政治革命的余勇就主要转化为文化反讽和解构。　　至于阿拉伯之春，我所知的材料太少，也没做过研究。除了被报道的，还需要知道不被报道的;除了看见的，更需要知道不被看见的;除了自己的立场，还需要了解别人的立场;除了外人的看法，更需要倾听当地人的看法;除了一时的新闻和口号，还需要观察长期的后果。我比较赞成布罗代尔的历史看法：激动人心的新闻，与生活细节的实质改变相比就是泡沫。历史判断需要时间，假如觉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太久，那也最好等等看更多的研究。　　“双票民主”能更准确反映偏好　　共识网王淇：您和德布雷在书信中似乎有这么一个共识：“今天的这个世界取代了革命的关键词是民主。”但是其实民主和革命一样是被滥用的词汇，革命是现代迷信，民主未尝不是。革命和民主都解决不了问题。那民主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　　赵汀阳：假如其中有迷信的话，迷信也是期望太高所致。大多数事情本来就是好坏因素搭配的，或者说，事情都必定有其局限性。想象一种处处都好的事情恐怕只是一厢情愿，也就难免事与愿违。一种事情，如果不说出限定条件，就无从说好还是不好。比如说，就革命可以推翻非法政权这一点而言，革命是好的，但推翻非法政权这一点并不能保证不会产生新的非法政权，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民主是用来解决集体选择的一种有效技术程序，就像青霉素是治疗感染的一种有效药品，因此效果怎样取决于如何使用。关于民主的局限性，民主专家已经有深入研究，我没有特别的看法。我不是民主问题的专家，仅仅写过一篇关于民主的论文“双票民主”。因此确切地说，民主的局限性不是我要研究的问题，我的兴趣在于民主概念的开放性。几乎每个观念都不是完成时的概念，而是具有发展演化余地的开放概念，我感兴趣的是，民主概念还有什么理论余地和潜力可以开发。我那篇论文讨论的是，或许另一种投票制度能够更好地表达众人的偏好，比如说，如果投票制度改进为“一人两票”(赞成票和反对票)可能比“一人一票”(赞成票)能够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公民的偏好。细节就不说了，　　欧盟模式不能普遍化为世界政治的模板　　共识网王淇：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你们对欧盟的评论。虽然都认为欧盟那种协商式的经验并不成功，但您认为不成功之处在于欧盟经验没法推广，毕竟是由相似的文化和价值的国家组成的联盟，解决不了多元文化国家的问题。德布雷则认为欧盟不成功之处在于它本身不具有妥协能力，以超越单纯的利益分歧。而超越性的信仰才有助于解决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　　赵汀阳：无论如何，欧盟的形成都是一个壮举。当然，正如许多欧洲学者自我批评的那样，欧盟存在着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问题。从理论上说，欧盟实现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康德模式，具有超越现代性的探索意义。　　我从来没有认为欧盟自身不成功，而是说，欧盟作为一种地区政治的模式并不具有普世性，无法化为世界政治，因为这个地区模式没有能力化解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问题。欧盟可以是地区政治的范例，却不是世界政治的模板。准确地说，这是康德普世模式的局限性，却不是欧盟的局限性。因为欧盟本来就只是欧洲自己的联盟。　　至于超越性的信仰，也要看是什么样的信仰。假如世界上存在着多种超越性的信仰，而且又都是一神论的，那恐怕无助于普遍的合作，可能反而会深化或强化冲突。　　中国的个人工程迟了不止一步　　共识网王淇：德布雷有一个判断——涉及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国迟了一步;涉及到天地之间的关系，中国领先了一步。您认同这个判断吗?　　赵汀阳：“个人”是一个现代产品，是一个由权利和意识所定义的概念，并不是每个人的肉身。形成个人需要很多道工序，我在《坏世界研究》里有一章讨论这个问题。　　最简化地说，一个人成为“个人”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条件：　　1，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财产权，这是洛克论点;　　2，自主意识(autonomy)，这是康德论点。　　个人的其它特性可多可少，但这两个基本性质缺一不可：有了私有财产权，才有可以自由支配的个人领地;有了自主意识，一个人才成为主体，成为自己的主人。按照康德的观点，有了自主意识，人就是一个能够独立运用理性进行判断的人，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奴隶，不是被肉身欲望所支配的奴隶，不是被自身利益所左右的奴隶。自主意识是自己给自己立法，所以，自主意识也翻译为“自律性”。　　中国的个人工程尚未完成，私人财产权等待宪法规定，这一点显然“迟了一步”;自主意识却是每个人自己给自己的，别人帮不上忙，这一点恐怕迟了不止一步。　　关于人与天地关系，中国甚至在《易经》时代就有了相当成熟的意识，自不待言。　　要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新理解“天下理念”　　共识网王淇：接着上一个问题，您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天下体系。您认为周朝创立的礼乐制度经过充分改进是一种可以普遍化的资源。您的“充分改进”指的究竟是什么?而早在春秋时孔子就有对周礼进行损益加以推广的想法，历史上他并没有成功。那您的天下体系在何种意义上是可推广的?　　赵汀阳：我所理解的“天下”是作为世界制度的天下体系，与周朝的包括礼乐制度在内的具体制度几乎无关。具体一点说，周朝制度只是“天下理念”的一种古代实践，是“天下理念”的一个特定语境个案，并非“天下理念”本身。在哲学意义上，我关心的是“天下理念”本身的意义，以及天下理念的未来时而不是过去时，尽管在解释天下理念时我会对天下体系的历史渊源有所叙述。　　但所谓“改进”，要改进的不是周朝制度，那是孔子的事情。我说的“改进”，改进的是“天下理念”的思想空间和潜力，要使之能够摆脱古代语境而进入全球化语境。也就是，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新理解“天下理念”。　　这种“改进”其实是“重构”，不是修补维修。所保留的，只是“天下理念”本身的思想原则，比如生生原则、无外原则、协和原则、天下人之天下原则、以天下观天下原则，另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观念，比如，共在存在论、关系理性和孔子改进(一种普遍受惠的帕累托改进)。　　全球市场和共治政治或将是新天下　　赵汀阳：天下理念当代化至少有两个理由——　　(1)全球化。全球互相依存的生存链已经基本形成。在过去，人在世界之中;而在今天和未来，人是世界的一部分，只能世界化地生存。就是由海德格尔说的being-in-the-world的状态变成了being-worldly，或者说being-of-the-world。全球资金、资源、市场、信息、知识、交通、物流的全球网络形成了世界各地空间都必须依赖的一个共同空间。于是出现了世界内在化，或者说，世界开始形成内在性，世界中的对立性正在退化为内部矛盾。将来，当全球金融一统，信息和技术一统，信息普遍平等共享，形成全球共同市场，形成全球服务体系，估计离新天下就不远了; 　　(2)国际政治的困境。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发展了国际政治，而今天的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内在化状态进一步要求全球政治，或者说，世界的内化要求世界共治政治。现代发展出来的国际政治模式，尤其是大国争霸模式，越来越不适合全球化的互相依存状态，因为在互相依存的条件下，争霸的坏处大于好处。当国际政治无法解决和平问题，就需要新的方法来思考。当然，新天下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哲学想象。未来只有可能性，没有必然性。新天下或许能够是一个像莱布尼兹所说的“最好的可能世界”。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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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博报微信熊光清：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摘要：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其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领袖魅力、统治绩效、民主选举。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经历了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领袖魅力为主转变、又由以领袖魅力为主向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的演变历程。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统治绩效，这种围绕统治绩效为主形成的合法性资源可能难以支撑中国共产党整个执政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由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为以民主选举为主显得非常必要。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合法性；执政合法性；选举制度
　　一、合法性与合法性的来源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合法性思想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政治思想中。亚里士多德（Aristole）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P88）在他看来，合法性是指政治体系获得社会成员源于内心的认同、支持与服从。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信仰。&[2]（P239）可见，对于统治者而言，合法性是十分重要的。
　　但是，在政治学中，合法性是一个十分复杂、争议很大的概念，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认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P55）法国学者让-马克？夸克（Jean-Marc Coicaud ）认为：&合法性即是对统治权力的承认。从这个角度看，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4]（P12）德国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 &rgen Habermas）认为：&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合法性要求同用社会一体化力量来维护社会的由规范所决定的同一性相关联。合法性是用来实现这种要求，也就是说，合法性是用来表明，怎样和为什么现有的（或推荐的）制度是适宜于行使政权，从而使对社会的同一性起决定性作用的价值得以实现。&[5]（P268）也就是说，合法性意味着被统治者对统治者进行统治的认同与接受，或者说，被统治者自愿接受统治者的统治与治理。合法性是统治者有效统治的基础，由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给以积极的认可与支持。
　　在现代民主国家，任何执政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实现其纲领、政策和目标，都必须具备执政的合法性。那么，什么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呢？林尚立认为：&合法性实际上是不同社会依据社会本身的根本利益和内在原则对执政提出的本质要求。合法性的高低，就看执政符合这种本质要求的程度。对于执政党来说，执政围绕着这些本质要求所进行的执政努力将构成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因而，所谓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党在一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实现稳固有效执政所必须努力形成的基础和条件。&[6]（P26）简单地说，执政党的合法性就是执政党凭借非权力因素和非暴力手段，通过其意识形态、执政绩效、领袖魅力、纲领政策、组织架构和公众形象的积极影响，使民众自觉或自愿接受其执政地位的属性。
　　从这种至下而上的角度看，合法性就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于一段时间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府或者政党的认可、同意和接受，其具体表现就是，民众认为某一政府或者政党在某一段时间掌握国家权力是合理的，并愿意接受和服从这一政府或者政党的统治与治理。王长江认为：&执政合法性，从党和政府的角度讲，就是权威性；从公众的角度讲，就是认同。而所谓权威性，说到底，就是公众对政治权力的自觉服从。所以，两者归结到一起，都离不开人民的认同。取得人民认同，增加公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应当作为评判党的执政状况的综合指数。&[7]（PP.319-320）就中国而言，人民政府的合法性是指人民相信或者认为人民政府的产生是合法的、正当的，相信人民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并愿意接受和服从人民政府的领导与治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指人民相信或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是合法的、是正当的、是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的，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并愿意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那么，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主要有哪些呢？马克斯？韦伯在理想层次上把合法性的来源分为三种类型，即：
　　&1.合理的性质：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合法型的统治）；或者，
　　2.传统的性质：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传统型的统治）；或者最后，
　　3.魅力的性质：[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魅力型的统治）。&[2]（P359）
　　结合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并参考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看法，将合法性的来源表达得更明确一些，可以将其分为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领袖魅力、统治绩效和民主选举。
　　（1）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或一定社会阶级、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对现存社会关系自觉反映而形成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是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学说、观点所构成，并成为一定的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社会思想的理论依据。[8]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统治者指导、动员、调控、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社会活动的思想工具，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但是，由于现代社会中社会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呈现明显的多元化倾向，意识形态难以成为统治者合法性的稳定来源。
　　（2）领袖魅力。领袖魅力是指领袖人物所具有的能对追随者产生巨大的、超凡的影响的个人吸引力。领袖魅力作为合法性的基础在于，民众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超人的能力、完美的品格和特殊的魅力，能够领导他们创造幸福生活，并且，民众愿意接受他的领导和服从他的统治。在现代国家中，特别是对于一个处于&脱魅&时代的政治体系来说，民众可能仍然能够感受到领袖人物的神秘感和个人魅力，领袖魅力作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社会基础仍然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但是已经被严重削弱，表现得十分薄弱。
　　（3）统治绩效。统治绩效是指统治者通过行使公共权力履行自身职能、促进社会进步、实现公民福祉的能力、水平和效果。一般来说，作为现代国家统治绩效的合法性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经济绩效，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确保社会财富合理分配；二是政治绩效，维持政治秩序稳定、保证政治决策合理合法、维持行政管理体系有序运转、保护国家主权完整与领土统一；三是社会绩效，确保社会秩序稳定和谐、有效供给公共物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统治绩效合法性对不少发展中国家维持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政治体系的持久稳定而言，仅有统治绩效合法性是不够的。[9]
　　（4）民主选举。民主是一种特定的国家形态和形式，它不同于其他国家形式之处在于它承认公民在政治上拥有平等的权利，并从制度上确保它的实现。美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了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10]（P359）&在这种制度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0]（PP.395-396）他解释说：&民主政治的原则因此仅仅意味着，政府的执政权应交给那些比任何竞选的个人或集团获得更多支持的人。&[10]（P400）统治者如果是由选举产生的，就是得到了被统治者的认同和接受，自然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统治合法性主要是由民主选举来确定的，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或者执政地位一旦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民主选举形式得以确定，在一定的时期内，其合法性就是稳固性。
　　应当注意的是，在现实政治的合法性来源形式中，一般都是这四种纯粹类型的混合形式；在一定时期，某一政治体系非常接近某种类型，或者以某种类型为主要形式，但不会完全等同于某种类型。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看，意识形态、领袖魅力、统治绩效、民主选举等同样是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和主要途径，只是在党执政的不同时期，获取合法性可以利用的资源不同、合法性面临的挑战不同，获取合法性的手段和方式各有侧重，并由此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特色。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来源的演变历程
　　任何政党在掌握了国家政权后，都可能为其继续执政不断增强合法性资源，从而争取或者强化民众的认同和接受，以巩固其执政地位。考察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来源的演变历程，以各个不同时期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类型作为区分标准，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来源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领袖魅力为主、以统治绩效为主的三个时期。当然，不能否定的是，每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也有其它的来源，只不过，在一定时期内，某一种执政合法性来源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一些。
　　（1）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时期（1949年10月～1958年3月）。这一时期是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8年3月成都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成为新中国建立的合法性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功绩，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军队在建立新国家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优良的纪律，极大地强化了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了党的领导地位，并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年，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深刻变革。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等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重要思想。
　　在这一过程中，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坚决拥护，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党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在全社会实现最大限度的公平。这一意识形态对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是很有感召力的。可以说，党执政初期的合法性有非常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人民非常忠诚于党，非常认同党的领导，并自愿接受党的领导。
　　（2）以领袖魅力为主的时期（1958年3月～1978年12月）。这一时期是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一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了很大发展，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也由主要以意识形态为基础逐渐转变为主要以领袖魅力为基础，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得到了极端强化。
　　逐步形成以领袖魅力为主的合法性来源特征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紧密相连的。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也是毛泽东对个人崇拜态度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从1945年党的七大开始，党内就开始出现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于毛泽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比较谦虚谨慎，头脑也比较清醒，对个人崇拜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因此，个人崇拜的势头没有太大的抬头。但是，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他反对个人崇拜的立场发生动摇，开始鼓励个人崇拜。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强化，个人崇拜的形式愈演愈烈。这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也转变成为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20世纪50年代末期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这一时期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的不断加强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形成了明显的冲突，使社会主义思想不能继续作为党执政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有力支撑。&三大改造&过程中已经出现过急过快的明显倾向，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1956年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倾向，1958年又开始展开了一场对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大跃进运动&。此后，左的倾向基本上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更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严重挫折。这种极&左&路线实际上都是与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不相容的。
　　第二，这一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逐渐强化，开始形成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制，这与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民主观念是难以兼容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的特殊形势和环境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它不符合和平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逐渐强化，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开始形成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制。这种体制开始影响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行使和积极性的调动；干扰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各种经济文化组织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和发挥职能作用；造成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家长制和特权等现象。
　　第三，这一时期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酝酿和进行改革，并由此导致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这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来源的转换也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改革，重点放在改革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在经济活动中开始运用必要的经济杠杆和物质刺激手段。但是，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加上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干涉，这一时期的改革先后夭折。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震惊了世界。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发生，两党、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后来发展到两党、两国关系中断。这些事件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认识开始产生质疑。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来源转变的国际背景。
　　（3）以统治绩效为主的时期（1978年12月～现在）。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的去世后，作为党执政合法性来源基础的个人崇拜开始逐渐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基础面临着重建的任务。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此后，邓小平在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方面采取了与过去相比明显不同的策略，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建立以执政绩效为主的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再次被纳入中国发展战略的总体布局，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奋斗的现实目标。邓小平通过对国情的慎重考虑和对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正确分析，概括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在这一战略目标和步骤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反映国家综合实力的人均国民收入指标，以及反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程度的社会发展指标。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1]（P370）他还指出：&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11]（P371）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11]（P377）可以看出，邓小平是非常重视统治绩效的，并且把中国政治秩序稳定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归结为良好的统治绩效。后来党的领袖江泽民和胡锦涛也是邓小平这一方略的追随者和实践者。
　　回顾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统治绩效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主要源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贫困人口数量大量减少，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中国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开始走上富裕安康的道路，为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成为这一时期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当然，应当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是多元的，除执政绩效成为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外，意识形态、领袖形象、民主选举也增强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方面采取了许多新的做法，并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灵活性，使之与时代和社会发展协调与同步，这样，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中不断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个人崇拜被完全打破，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注重自身形象，绝大多数的领导人都体现出强烈的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同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也迈出了重大步伐，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健全与完善，这主要体现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多次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选举制度向民主化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扩大了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更好地发挥其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加强了地方政权建设；建立和健全人大工作制度，使人大工作逐步走向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这些成就都为党执政合法性提供了重要来源，增强了人民对党执政的认同、接受和支持，从而使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更加稳固。
　　三、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一般而言，一个成熟的政治系统不会产生普遍的对现存政治体制进行颠覆性变革的要求，然而却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使之不断健全和完善，这就要求在现存政治体制下不断开拓新的合法性资源，提高现存政治体制的合法化程度。胡伟认为，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而逐渐加剧，就会导致政治体系的崩溃；反之，如果一种政治体系在掌握政权之后能有效地取得和维系其合法性，则将大大有助于政府的运作和政局的稳定。[12]燕继荣等人也认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传统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将面临挑战，并出现不同程度的合法性危机。在合法性危机面前，一个政权要继续维护自身的稳定性，就必须改进政治统治方式，重塑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基础，这种过程也就是政治发展的过程。&[13]（P163）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统治绩效，这种围绕统治绩效为主形成的合法性资源可能难以支撑中国共产党整个执政体系的合法性基础，这样，党面临着调整与重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巨大挑战。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如果党的执政合法性主要由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来支撑，这种合法性来源就会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王长江认为：&政绩大小固然能够直接反映在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高低升降上，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保证自己的所作所为永远是政绩，而永远不犯错误。如果政党的合法性只是建立在政绩上，只是建立在GDP 的增长上，那么，一旦出现失误，一旦经济增长率下降，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就会严重动摇。&[7]（PP.317-318）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335353亿元。[14]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在9.0%以上，其中1992年增长率最高，达到14.2%，增长率最低的年份是1990年，也达到了3.8%.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在没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此之快，而且持续的时间如此之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周期性波动现象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判断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由此就会导致寄托于经济增长之上的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不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来源: 《学术探索》
| 来源日期：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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