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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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世界革命”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张盛发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 1998年第3期
　　【内容提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和分析“世界革命”的问题。“世界革命”的理论是指20世纪初期和十月革命胜利前后由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关于推动和实施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它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基础的。从理论上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垄断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是深刻的，但对它的发展趋势的论述则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以此为基础的“世界革命”的理论具有较多的主观因素和空想成分，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在动荡和危机中的自我调节能力和适应能力，没有足够的估计和重视。“世界革命”的战略是指十月革命前后苏俄在“世界革命”理论基础上制定的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和实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和设想。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在1920年的苏波战争中、在1923年德国动荡的形势下、在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都曾实施或者打算实施“世界革命”的战略。由于这一战略具有主观盲动性和冒险性，缺乏赖以实现的主客观条件，实践的结果基本上是失败的。
　　　　【关键词】 “世界革命”理论 资本主义总危机 共产国际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　　【作者简介】张盛发，1957年生，副教授，现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37)
　　本文的“世界革命”理论，是指20世纪初期和十月革命胜利前后，由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关于推动和实施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在十月革命后苏联存在的70多年的时间里，以“世界革命”理论为指导的“世界革命”战略一直是苏联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并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时隐时现地予以贯彻和实施。二战胜利前，“世界革命”战略是在资本主义包围和一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实力较为软弱的条件下推行的。二战后，“世界革命”战略则是在苏联政治和军事力量大为增强的基础上实施的。本文把对“世界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考察、分析选定在20世纪上半叶，是因为：其一，“世界革命”的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十月革命(1917年)前后，而将其付诸实践的尝试和努力基本上也始于这一时期。其二，作为苏联党和国家实施“世界革命”的主要机构的共产国际的整个活动是在20世纪上半叶(年)。本文将探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理论与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矛盾性和“世界革命”战略的盲动性。本文认为，“世界革命”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发展实际，具有主观色彩和空想成份。从实践结果看，“世界革命”战略是失败的。
　　一、世纪之交的社会发展现实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的理论
　　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后，孕育于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便迅速地成长起来。在随后的200多年时间里，资本主义通过革命、改革和改良等方式，在西欧等地摧毁了封建主义，产生了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两重后果。一方面，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社会得以繁荣和进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又经常产生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造成了社会内部的贫富悬殊和对立。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活动和对落后地区的统治，又产生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
　　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过程大大加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垄断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深厚的基础。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诸如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等各种垄断组织已广泛建立起来。与此相适应，银行资本也迅速集中，并与工业资本混合生长，形成了新型的金融资本。由此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的统治确立了。实际上，垄断的产生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自我调节。因为当生产力发展使生产的社会化达到更高程度时，那种自由竞争经济关系便显得不适用了。具有集中控制和调节生产功能的垄断组织缓和了与生产力矛盾的紧张程度。但是垄断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相反，由于垄断统治的全面确立而使这种内在矛盾的表现范围更扩大了。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20世纪初期就爆发了两次大的危机。而危机的结果是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恶化，导致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更加尖锐。垄断组织为维持垄断价格，限制生产规模和销毁“过剩”产品，并且在某些时候不愿使用新的技术发明，从而使生产和技术发展出现人为的停滞现象。此外，随着股份公司和垄断组织的发展，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和经营权分离，产生了一大批食利者阶层。从国际范围看，垄断资本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必然要更疯狂地向外扩张和进行殖民活动，也就是需要更有保障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销售市场。结果既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矛盾，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西战争、英布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是这种矛盾的表现和结果。
　　总之，当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的时候，由垄断资本的统治而产生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它给人类带来的不是自由和幸福，而是痛苦和失望。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更向人们表明，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把人类带进了灾难之中。
　　　　当垄断资本这一新的统治形式出现时，各个阶级和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表就开始对它的内容、表现、实质和发展趋势进行积极的思考和分析了。“帝国主义”就是那时人们在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特征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和术语。但这一概念在使用时所包括的含义却完全不一样。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产生之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是英国的经济学家霍布森、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希法亭、考茨基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布哈林等人的著作。他们从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各种表现，或者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扩张政策，或者认为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政策和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
　　霍布森在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扩张政策”。他指出，长时期来帝国主义曾是战争的原因，这些战争大都是因白种人侵略‘低等种族’而直接引起的，而其结果是强占领土。1希法亭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一书中认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2考茨基在一战期间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中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非和平的暴力兼并政策，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政策”。他反对“把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即卡特尔、保护关税、金融统治以及殖民政策，全部概括到帝国主义名下”，3不赞成把帝国主义等同于现代资本主义。布哈林在1915年撰写并于1917年发表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中认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这种政策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殊结构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托拉斯的建立”相联系的。41915年由皮达可夫起草的《皮达可夫、博什和布哈林小组纲领》指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时代的资产阶级的政策。”5
　　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全面分析和批判的是列宁。几乎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同时，列宁就开始注意并且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了。1905年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帝国主义”的概念。1907年在《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一文中，列宁提出了“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概念，把帝国主义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在谈到战争性质时说，“现时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这次战争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不仅商品输出，而且资本输出也有了最重要的意义；生产的卡特尔化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殖民政策引起了几乎整个地球的瓜分；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越出了民族国家的狭隘范围；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6这里列宁已经初步论述了帝国主义的某些特征并且提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1916年至1917年，列宁撰写并发表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在这前后，列宁还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论欧洲联邦的口号》、《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提纲》、《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文章和著作。这些著述构成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完整理论。
　　　　列宁概括了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经济特征，它们是：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然后列宁给帝国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样阶段的资本主义。" 7后来列宁又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更完备的定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种特殊性分为三方面：(1)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2)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3)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8列宁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9对于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列宁说，“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10　　应当说，从历史发展的结果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的结论是正确的，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也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但是列宁对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历史地位的分析则未被历史发展进程所证实和肯定。
　　　　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它的各方面的矛盾确实已非常尖锐和深刻。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和侵略的结果，把人类推向了灾难的深渊。在各种危机和动荡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弊端丛生。在历史发展的这一阶段，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和过渡的，这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当垂死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朝什么方向过渡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其自身是否有能力度过或克服其特殊阶段的危机?是否马上就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应当说，多种趋势和各种可能都是存在的。事实上，列宁自己对发展的各种趋势也有过两种不同看法。一方面，列宁认为，在垄断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特别尖锐，“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 “必然要腐烂”, “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11这就是说，列宁并未排除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种趋势，而且他也注意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及其在调节生产中的作用。他在1917年指出，“一般垄断已经过渡到国家垄断”, “战前存在着托拉斯、辛迪加等等的垄断，战时出现了国家垄断”. “由于战争，中小经济愈来愈迅速地遭到排挤和破产。资本的积累和国际化大大地加强。垄断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了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其中有些国家还采取了普遍劳动义务制?12但是列宁认为由于战争的需要才使国家垄断处于统治地位，并且“实行计划化不能使工人摆脱奴隶地位”，13 “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 14这表明，列宁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意义及其计划和调节作用是有限的，因而没有足够地估计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和社会发展所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和作用，换言之，也就是没有全面充分地考虑到资本主义在垂死阶段的多种发展趋势和可能。
　　　　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除了一战外，尤其是在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期间和二战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变化和人类社会进程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当然是对抗性的。但是，这一基本矛盾并非永远是直线式地愈来愈尖锐，而是时而紧张时而缓和地向前发展。而且这一基本矛盾除了其破坏作用外，本身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巨大动力。正是在这一基本矛盾和其它各种矛盾的推动下，资本主义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扬弃的过程。这种自我扬弃的主要手段和方法实际上就是改革和改良。诸如，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包括国家制定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国有化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社会化、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包括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等等。这些改革和改良在不同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要求。虽然谈不上克服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它们引起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所有制、生产关系、经济机制、社会结构和阶级成份、生产体系中人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国家及其作用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则是毋庸置疑的。这些变化实际上也证实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垂死”性的论断并非是荒谬之词。因为这些变化正是资本主义在面临各种矛盾和危机并且不变革就将崩溃和灭亡的情况下发生的。资本主义的非合理的东西和妨碍发展的因素通过改革和改良在不同程度上被否定和扬弃。就这些变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而言，实际上也可以说，改革和改良也产生了相当于社会革命的作用，就如罗斯福“新政”这样的改革，根据它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来看，某种程度上无异于一场社会革命。罗斯福“新政”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缓和了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恢复了生产，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进行的深刻调整和改革，消除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某些弊端和羁绊，从而使资本主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在面临危机和挑战时进行大胆改革提供了指导性的范例。总之，历史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仍然能容纳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资本主义来说，可供其活动的历史舞台尚未倒塌。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并未被历史发展所否定，尽管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最终也将退出舞台。
　　　　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造成了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和人们心理的大动荡。在这种剧烈动荡的时期，人类社会处于面临多种方向的十字路口，包括改革和改良在内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趋势都是存在的。面对矛盾和危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政党，都在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法和途径。结果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改革和改良，渡过了危机。而资本主义中等发展水平和封建残余浓厚的俄国，由于其矛盾的特殊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正常的，它与一战造成的特殊的革命机遇有关。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十月革命在当时满足了人民的“面包、土地与和平”的要求。至于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发展及其结果，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显然，在一战造成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多种趋势中，列宁只是看到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趋势和可能，高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反过来也就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其它趋势和可能，低估了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的力量。所以列宁认为，“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 15列宁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16后来他更明确地宣布：“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17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构成了他的“世界革命”理论的基础。因为正是在全面分析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危机的基础上，列宁才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到来了。
　　　　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经提出过“世界革命”的理论。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从根本上讲是对马恩的“世界革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因为这两种理论实质上是相同的，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按照经典作家的观点，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要求和结果。在这基础上，恩格斯预言，“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18而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帝国主义链条中就会产生某个薄弱的环节，而无产阶级就可能在这一薄弱的环节上实行突破。“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19然后在一国或数国革命的基础上推进世界革命。列宁认为，世界革命将由俄国开始，接着由德国、法国和英国来完成。20世界革命的目标，就是在国际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统一的世界苏维埃共和国”。21
　　列宁的估计，世界革命将是速战速胜的。因此他对革命的进程持相当乐观的态度。从年，列宁对世界革命胜利的热切期盼曾多次溢于言表。他在1918年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世界革命”, “革命不是一天比一天地，而是一小时比一小时地接近了”。22他在1919年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为期不远”, “再过几个月我们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23他在1920年说，“资产阶级的欧洲就要在风暴中崩溃。”24但是后来的事实并未印证列宁过于乐观的估计。只是到1921年列宁才因形势的变化而修改了自己的看法。
　　　　列宁看来，世界革命的胜利是与战争造成的革命危机相联系的，因此他号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认为，“要结束这场战争，就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 25但是除了俄国以外，战争造成的革命机遇并未转变为胜利的革命。最后，战争是按照协约国的意愿结束的，凡尔赛和约便是证明。
　　　　根据宁的观点，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有了全新的意义，它成了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利用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来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26 27但是实践表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也是多种形式的，既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也有资产阶级主导的。而后者的目标和利益未必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利益相吻合。
　　　　列宁认为，在世界革命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应有自己的达到这一目标的不同的道路和方法。他说，“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28但是这种多样性一开始就没有体现出来。1919年3月在列宁倡导下成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了世界革命的领导中心。它以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规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使各党失去了独立自主性和寻找符合本国实际的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到了斯大林时期，这种情况尤为严重。
　　　　按照“世界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性的，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因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成了“世界革命”理论的一项基本原则。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明确宣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求一切先进国家的工人阶级彼此充分信任，结成最紧密的兄弟联盟，采取尽可能一致的革命行动。"29列宁要求，已经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30要“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31在那个暴风雨般的年代里，在对世界革命胜利的急切的期盼中，国际主义已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精神和道义的相互声援和支持，而且还引伸出所谓的“红色干涉权”，成为跨越国界去鼓动、输出和策动革命的根据。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于1920年底提出了“红色干涉权”的理论。他说，如果帝国主义国家自以为有权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来决定俄国的命运，那为什么无产阶级不能有对别国的“红色干涉权”呢?32
　　在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上，布哈林对“红色干涉权”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无产阶级有权借助于红色干涉”. "《共产党宣言》说无产阶级将征服世界，但这并不能靠捻捻拇指就能实现的，为此我们需要的是枪炮。红军的扩张就是社会主义的扩张，无产阶级威力的扩张，革命的扩张。基于这一理由，红色干涉权是天经地义的，只要它从方法上说易于实现社会主义……" 33革命本应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和内部事务，但在“红色干涉权”的名义下，它却成了外部制造和输入的东西。
　　　　实际上，列宁的“世界革命”的理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那种急风骤雨般的形势的产物。这里，世界革命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要求，而是战争期间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尖锐矛盾和剧烈动荡而产生的主观愿望。革命能否取得胜利，完全取决于这些矛盾和动荡如何演变和发展。不可否认，这些矛盾和动荡确实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和机遇。但是，革命形势和机遇的发展也有多种可能性。一种是导致革命的爆发并且获得胜利(如俄国)，另一种是革命形势和机遇的消退和消失(如西欧)，或者虽然爆发革命但最终遭到失败(如中东欧的德国和匈牙利等)。列宁显然过分注重和乐观估计了前一种趋势，而忽略和低估了另一种可能性。事实上，一战期间及其后，中东欧的革命风暴和西欧的动荡形势是以不同的方式发展的。1918年德国的11月革命本质上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在匈牙利、奥地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革命先后都失败了。在西欧，工人运动主要表现为反战行动和经济斗争，阶级斗争并未达到足以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程度。统治阶级通过改良和让步，缓和了紧张局势，阻止了革命的爆发。在美国，战后的工人运动由于当局的怀柔政策和镇压两手并用，最终也瓦解了。至于民族解放运动，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它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并没有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总之，“世界革命”的理论存在着较多的主观色彩和空想成份，而其根源之一就是帝国主义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它在动荡和危机中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以及它对冲击和打击的反弹力，没有足够的估计和重视。国际共运的著名活动家蔡特金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策动德国1923年革命未遂后，曾经坦率地说，“我们不能对自己隐瞒事实，资本主义比我们所认为的更灵活、更有生命力和更强大。”34国际共运的另一个著名活动家、后来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1934年从狱中释放后不久同斯大林的谈话中，曾困惑地问斯大林：“我在监狱中一直在想，如果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为什么在决定性的时刻千百万工人没有跟随我们，而是同采取背叛立场的社会民主党站在一起?或者就像德国那样他们甚至追随国家社会主义党?" 35
　　必须指出的是，当世界形势并未按照列宁的估计和设想发展时，特别是当苏俄与西方资本主义关系出现某种“均势”和苏俄转向新经济政策后，列宁修正了他原来的观点。列宁在月的共产国际三大上要求放弃对资本主义“直接进攻”的策略，积蓄力量为以后的斗争作好准备。36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说，“世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已经消退，第二次浪潮尚未到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产生幻想是危险的。"37但是列宁的修正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列宁逝世后，“世界革命”的理论及其战略被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全盘继承并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斯大林，在消灭了反对派和确立了在联共(布)党内的领袖地位后，完全掌握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权，他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成了“世界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危机理论集中体现了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看法，其主要特征是把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和战争划上等号。斯大林对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了非常典型的分析和概括。斯大林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预防或消灭经济危机”. “要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 38“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爆发了，它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础，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39 “战争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因为它是重分世界、重分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唯一手段。" “因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而尖锐到极点的世界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矛盾”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 “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 “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里必定会转入政治危机”. “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 “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40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包含着更多的极端成份和主观因素，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其它趋势和可能。
　　　　但是，从实际结果看，就总体而言，以“世界革命”理论为基础的“世界革命”战略并没有取得成功。
　　　　二、“世界革命”战略在实践中的失败
　　　　“世界革命”战略指的是十月革命前后苏俄在“世界革命”理论基础上制定的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和实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和设想。把在“世界革命”理论基础上制定的“世界革命”战略付诸实践的努力始于十月革命胜利后。从时间上看，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年，这是“世界革命”战略的列宁时期。推动世界革命的努力是以列宁的理论和指示为基础的。其特点是，把世界革命看作是一场虽有先后但却是迅速取得胜利的整体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只是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的一个序幕。在实践中表现为对资本主义采取一种“直接进攻”的策略和方法。第二个时期是年，这是“世界革命”战略的斯大林时期。推动世界革命的努力是以斯大林的理论和指示为指导的。其特点是，在“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基础上使“世界革命”战略服从苏联的安全利益，放弃了速胜论的观点，也就是不再谋求短期内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而是把世界革命看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实践中表现为对资本主义采取一种寻找和利用矛盾、观察和等待进攻机会的迂回策略和手段。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革命”的战略成为俄共(布)和苏俄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来，世界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际资本主义绞杀的危险。为了苏俄的生存，期望苏俄周边的国家和西欧国家爆发普遍的无产阶级革命，使这些国家革命的胜利成为苏俄生存和安全的基础。所以列宁认为，革命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怎样使其它国家的革命扩大起来，怎样给国际帝国主义以回击”. 41列宁甚至把世界革命提高到关系到苏俄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甚至很快爆发革命，或者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42因此，列宁急切地呼吁，“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以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到世界革命。" 43为了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苏俄采取的主要手段和方法是：
　　第一，宣传、鼓动和唤起世界革命。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承认，“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点是发动革命攻势，……是越过各国政府首脑，直接向各国无产阶级发出呼吁。不管是苏俄与现代资本主义政府的阶级本性尖锐对立的行动，还是它的言论和具有强烈鼓动性的攻势，都是旨在激发各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革命斗争的。”44这段话很清楚地概括了苏俄初期的对外政策的目标和特征，只是它们在时间上并不仅仅限于1917年底和1918年初。
　　　　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天颁布的《和平法令》虽然提出要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和约，但同时却呼吁英、法、德三国的工人“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群众摆脱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的事业有成效地进行到底”. 45也就是要打倒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以间接的方式呼吁世界革命。在列宁看来，正在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完成世界革命的良机。为此列宁多次指出，“要结束这场同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密切联系的战争，就必须打倒资本本身。”46 “要结束这场战争，就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革命。”47
　　1917年12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在致欧洲人民的呼吁书中指出，“我们不认为现在的资本主义各国政府能实现民主的和平。只有劳苦大众反对现存政府的革命斗争才能使 欧洲达到这种和平。" “只有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保证和平的实现。”呼吁书还表示要尽全力帮助各国工人阶级推翻资本的统治。48在同月的《告俄国及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中，苏俄政府号召他们“立即起来打倒”他们的占领者。49
　　第二，支持、帮助和指导外国革命。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通过的党纲草案明确宣布，要“首先支持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还要“支持一切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主革命运动”. 50大会通过的另一项决议表示，“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将竭尽全力并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支持一切国家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51为了支持和领导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19年3月，在莫斯科建立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各国共产党的联盟，是世界革命和国际共运的领导中心，其领导权和决策权自始至终掌握在俄共(布)领导人手中。它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都是由俄共(布)制定和批准的。共产国际一大确立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世界制度，以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52
　　　　1918年秋天，当德国国内形势动荡时，列宁就期待着德国革命的爆发，要求作好援助的准备，“如果德国工人在为摆脱帝国主义恶魔和野兽进行斗争时由于种种原因陷入困境，我们就可以给予支援。”列宁要求建立一支300万人的军队，“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未来胜利的保证”. 53 1918年10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努力以与盟国匪徒的入侵进行斗争，同时准备给德国和奥匈工人阶级提供积极的军事援助并向他们供应粮食。”54 11月，由斯维尔德洛夫和列宁签署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宣布废除布列特斯和约时，表示希望俄国、德国和所有奥匈帝国人民的关系将不仅仅是和平关系，“这将是它们在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经济奴役制度的废墟上为争取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中所有各民族劳动群众的联盟。" 55也就是要建立苏俄与德、奥等国的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联盟。
　　　　同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列宁乐观地估计，德国革命将促进西欧的革命。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列宁高兴地致电祝贺，并表示“将用一切力量赶紧帮助”他们。列宁非常关切地注视着德国和匈牙利革命的发展。在《向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致敬》中，列宁要求得知，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同资产阶级刽子手谢德曼一伙人作斗争?各市区的工人和仆人苏维埃是否已经建立?工人是否已经武装起来?资产阶级是否已被解除武装?”5758在给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库恩?贝拉的电文中，列宁询问，“共产党员是否在政府中占多数?什么时候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59列宁鼓励匈牙利的同志们在“反对协约国的艰苦战争中支持下去”，要“坚定不移”，并告诫库恩?贝拉不要被协约国所欺骗。60但列宁所寄予厚望的德国和匈牙利革命先后夭折了。
　　　　第三，输出和策动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至内战结束前，由于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苏俄尚没有实力在国外直接发动革命。但在内战结束后，苏俄认为在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中已经出现了一个转折，苏俄的实力已大为增强，可以变防御政策为进攻政策了。因此苏俄领导人的头脑中产生了依靠红军力量对周边国家实行“苏维埃化”从而推动世界革命的想法。在苏俄的“世界革命”战略中，波兰和德国是俄国革命和西欧革命的重要连接点。由俄国开始的革命应当经由波兰和德国发展到西方。所以，苏俄内战结束后波兰和德国成为苏俄输出和策动革命的对象。
　　　　1920年9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对苏俄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和苏波战争的目的作了重要论述。61他说，俄共(布)领导人认为，协约国的军事进攻已被最终击退，对帝国主义的防御性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可以利用军事形势开始进行进攻性战争。这是苏维埃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转折点。苏俄决定“要帮助波兰苏维埃化”, “用刺刀试探波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机是否成熟”，检验资本主义欧洲的稳固性。列宁说，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寻找敌人内部的缝隙和矛盾，我们一直处于防御状态，而现在“我们已更为坚强”，我们要告诉敌人：“对你们的每一次进攻试图我们都将予以反击，以让你们明白，你们不仅是在冒输掉千百万人的危险，就如你们在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身上输掉的一样，而且你们还在冒因你们的每一次进攻让苏维埃共和国扩大自己地域的危险。到现在为止，俄国只是被人耍弄的对象，人们在盘算着怎样更好地在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之间分割俄国。而现在俄国说话了：我们倒想看看，究竟谁在战争中更强。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这是整个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变化。”62列宁的讲话表明，苏俄借苏波战争对波兰实行苏维埃化正是进攻性的“世界革命”战略的要求和结果。
　　　　1920年的苏波战争起因于两国的领土争端。63战争前期(4～6月)，苏俄采取的是防御态势。后期(7～10月)红军反攻进入波兰，开始在波兰实施革命的计划。西线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命令红军：“用我们的剌刀给劳动者带去幸福与和平，西进吧!”托洛茨基发布命令：“红军战士前进吧!英雄们，打到华沙去!”64苏俄在红军进入波兰后采取的革命措施是，首先，在莫斯科成立由波共和俄共党员组成的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是马尔赫列夫斯基，实际上的领导人则是捷尔任斯基。接着又在和谈中向波兰提出令主权国家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包括建立民兵代替政府军，停止军工生产等。65对于把苏波战争转变为波兰国内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前景，列宁的估计是相当乐观的。在同参加其时正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的法国代表谈话时，他以坚定的口吻说，“是的，苏维埃军队到了华沙。不久德国就是我们的。我们还要重新夺回匈牙利，巴尔干将起来反对资本主义。意大利正在颤抖。资产阶级的欧洲就要在风暴中崩溃。”6667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怀着急切的心情，在悬挂着地图的会议大厅里注视着红军如何用武力把世界革命推向欧洲。就苏俄而言，苏波战争已不仅仅是苏俄与波兰的战争，而是世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苏维埃俄国和协约国之间的生死决战。正如列宁所说，对波兰战争的国际意义，就在于打击波兰就是打击凡尔赛和约。“我们进攻波兰，就是进攻协约国本身，我们粉碎波兰军队，就是粉碎了维系当前整个国际体系的凡尔赛和约? “只要红军再打几天胜仗，不仅华沙必定被攻破(这还不十分重要)，而且凡尔赛和约也必定瓦解。" 68尽管在苏波战争中使波兰苏维埃化的努力失败了，但列宁等大多数俄共(布)领导人仍然对世界革命的前景持乐观的态度。列宁说，“尽管第一次机会没有成功，尽管我们遭到了第一次失败，但我们还是要把防御政策改为进攻政策，直到我们最后取得完全的胜利。" 69加米涅夫说，“我们进行了一次突击，没有成功……但必须坚信，这次突击在西欧唤起了这些(革命的--引者注)力量，当我们要进行下一次突击的时候(我们无疑会这样做)，签订不签订列宁所建议的与波兰的那种和约都一样，反正还要进行突击，它必定能胜利。"70 1921年春夏，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其时在国际范围内也未见革命高潮再起。列宁认为，苏俄与西方已经出现了某种“均势”。因此他在共产国际三大前夕要求放弃“直接进攻”策略，以集中力量争取使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站到共产党方面来。71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列宁要求同“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斗争，他警告说，否则共产国际就将灭亡。72但列宁的警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大会虽然认为革命机遇已经消退，世界革命“需要长期的革命斗争时期”，但还是有许多代表主张采取进攻路线。两年后，当列宁病重不能视事时，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又开始策划新的一轮德国革命。
　　　　1923年1月，因德国赔偿问题争议，法国联合比利时出兵占领了德国鲁尔地区，从而引发了鲁尔危机。危机导致德国经济凋敝和社会动荡，德共领导人表示要准备开始夺权斗争。德国的局势受到了俄共(布)领导人的密切注视。在6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德共与俄共(布)代表团就德国的局势交换了几次意见。7月11日，德共发表了关于举行反法西斯日的呼吁书，对法西斯的恐怖活动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应：“为了每一个被害的共产党人，我们将杀死10个法西斯分子。”73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看到呼吁书后认为，“德国实际上正在开始出现某种新的情况”。他们于7月27日致信德共领导人布兰德勒，称呼吁书是“完全正确的”。74从这时起，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开始积极准备“德国的十月革命”. 7月29日德共举行反法西斯日活动，季诺维也夫认为这是“革命高潮的初步闪现”，群众已理解，“这将是整个决战时期的开端”。75 8月中旬，季诺维也夫起草了《德国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初步提纲。提纲指出，德共应根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参加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左派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准备在冬季进行“武装起义”。俄共(布)的任务是以粮食、武器和战斗人员援助德国革命。提纲认为，列宁关于建立“欧洲工农共和国联邦”的口号将有可能实现。世界革命“正是在现在将第一次得到实现”。苏维埃共和国和德国的联合将成为“争取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在整个欧洲获得胜利”的牢固基地。76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8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德国革命问题。政治局通过的一项决定说，“德国无产阶级准备直接进行决定性的战斗以夺取政权”。所以俄共(布)、德共和共产国际的所有工作都应考虑到“这一基本事实”。俄共(布)的任务是使苏联劳动人民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动员共和国的“所有战斗力量”，准备给德国工人以经济援助，作好相应的“外交准备”。77政治局还成立了由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契切林组成的委员会，以实行上述计划。78 9月，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季诺维也夫起草的关于德国革命的提纲，认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经很临近了--非常近了。”79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还召开了苏、德、波、捷四国共产党会议，一致认为德国革命是必要的。10月4日，政治局会议给德共下达指示，确定起义的日期为11月9日。还成立了由皮达可夫、拉狄克、鲁祖塔克和古比雪夫组成的四人指挥小组，直接领导德国的起义。80 但是，德国国内的形势并未按照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设想发展。鲁尔危机在9月下旬基本上结束了。通货膨胀有所抑制，社会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大为减弱。10月21日，在开姆尼茨召开的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拒绝了德共关于进行总罢工的建议。于是，德共放弃了起义的计划，四人小组也作出了退却的决定。这样，除了在汉堡发生的短暂起义外，策划了数月的德国的“十月革命”最终流产了。
　　　　纵观上述事实，可以说，列宁时期的“世界革命”战略在实践中是失败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实现这一战略的客观条件尚不具备。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在其早期无论从言论上还是从行动上看，都谈不上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革命后颁布的《和平法令》其着眼点是退出战争，并不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其时苏俄对外政策的中心内容就是发动“世界革命”。大多数俄共(布)领导人都对“世界革命”战略充满信心，希冀以俄国革命为先导，促进和推动西方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举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并且深信世界革命的胜利是指日可待的。因此，不要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就是一般的共存也不会长久。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无论按其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都是这样”。81 “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82
　　　　只是在“世界革命”战略一再受挫特别是年德国和匈牙利等国革命失败后，俄共(布)领导人才开始考虑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处的问题。1919年春夏，德国巴伐利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相继崩溃。9月，列宁在《致美国工人的信》中，认为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并提出实行租让制以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关系的愿望。8312月，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宣读的《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表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月，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一项报告中宣布，“我们的口号已经是而且今后仍然是：同各国政府和平共处，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政府? 85可以说，大致在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列宁和契切林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口号。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还不能说已经提出或形成了和平共处的政策。作为一种口号的和平共处，其宣传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内容。因为，第一，列宁所讲的和平共处的对象是各国人民。第二，作为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他的6月份的讲话并不能反映和代表俄共(布)及其大多数俄共(布)领导人的真实想法和意愿。同年7月的俄共(布)中央的决定要求在革命斗争中采取进攻路线。共产国际二大对此表示赞同，大会的决议认为，“内战在全世界已提上日程”。86在同年9月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列宁讲到，苏俄决定要“帮助波兰苏维埃化”,"用刺刀试探波兰社会革命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检验资本主义欧洲的稳固性。尽管对波兰苏维埃化的努力遭到失败，列宁还是提出“要变防御政策为进攻政策”，直到最后胜利。这表明苏俄所奉行的进攻性的“世界革命”战略一仍其旧，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以，和平共处的口号在此时仅具有宣示性的意义，而不是一项实际政策。只是到1921年列宁修改“世界革命”的战略、放弃“直接进攻”的路线后，和平共处的口号才开始转变为一种政策，逐步具有实际的内容。正是在这一年，苏俄相继与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典等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建立了经济关系。第二年，也就是1922年，苏俄又参加了讨论欧洲经济问题的热那亚会议。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和平共处作为一项政策，它的实际意义仍是有限的，也就是限于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关系。而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在法律上承认苏俄。这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和平共处是有很大区别的。就当时的情况看，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乃是苏俄国内实施新经济政策和国际上出现了某种“均势”的缘故。因为，国内经济建设需要外部的和平环境，“均势”意味着世界革命难以在短期内获得胜利。所以，和平共处才显得必要和可行。到了年，苏联与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使和平共处政策的内涵又扩大了。但是和平共处只是一种生存手段和斗争策略，它决不意味着放弃“世界革命”的战略。1923年由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所发动的未遂的德国革命就是有力的证明。
　　　　列宁逝世后，“世界革命”的战略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有了新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斯大林继承了“世界革命”的理论，仍然坚持“世界革命”的战略。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成为“世界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绝对化，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情况和新的趋势。因此，虽然从1924年起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呈现出经济和政治稳定的局面，但斯大林却认为，“稳定意味着培育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条件。" 87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许多领导人甚至否定资本主义稳定的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月的共产国际五大上认为，承认资本主义稳定就是放弃“世界革命”。88大多数代表认为，稳定不会长久，仅仅是几年的时间。所以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稳定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概念。
　　　　但是，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稳定已是事实，要想在短期内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已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1925年12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间已经出现了“某种暂时的均势”，由此产生了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处”的阶段。89在斯大林看来，即使没有西方革命这一外来援助，苏联也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90 1926年1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的“一国建成”和“最终胜利”的区别，认为苏联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91 1927年7月，斯大林在《时事问题简评》中又认为，存在着“一般新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的真正的实在的威胁”。92这样，维护苏联的安全便成为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当然，“世界革命”战略并未放弃，但它在苏联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世界革命”必须符合并且促进苏联的安全利益。以后的实践证明，保障苏联安全和推行“世界革命”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两大目标。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推进“世界革命”必须有助于维护和增强苏联的安全利益；保障苏联安全，则有利于推行“世界革命”。在具体实施时，既有轻重缓急之分，又可双管齐下，一切以苏联安全利益为最高准则。如果“世界革命”战略妨碍苏联安全利益，那它就必须暂时隐退。总之，斯大林时期， "世界革命”战略已经重新定位，成为苏联安全的附属物。而作为世界革命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则成为斯大林可以任意指挥的工具。正如后来的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自己承认的，斯大林是共产国际的“主人”。93
　　　　受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并且鉴于2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稳定局面的出现，共产国际此时也部分地修改了它的世界革命的观点。“世界革命”已经不是指日可待的短期目标，而是被理解为一种进程，称之为“世界革命进程”. 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承认，这一进程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相互联系的复杂的进程。但它强调，“只是归根结底世界革命进程将导致世界无产阶级专政”。94
　　　　由于长期受“左”倾思想的指导和影响，共产国际总是教条主义地以阶级分析方法对待一切事物，以“革命”的眼光审视任何事件。结果总是夸大事物发展的革命趋势，而忽视和否定其它的趋势和可能性。只要资本主义矛盾一尖锐，就认为革命即将来临。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共产国际内普遍对新的革命风暴寄予厚望。共产国际的另一位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1次全会上(月)，根据斯大林关于新一轮革命和战争已经来临的观点乐观地预言，这新一轮的革命和战争“将会比年的革命高潮更深刻更广泛地震撼世界，就其规模来说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继续，将会导致无产阶级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95　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要求各党“坚决地向广大群众提出以革命来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任务”，为捍卫苏联而斗争，集中所有力量为无产阶级投入到即将到来的夺取政权的决定性战斗做好革命准备。96这里只注意到了阶级斗争的紧张局势，忽视了法西斯日益增长的危险，反对法西斯的任务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只是到1935年共产国际才认识到法西斯对整个人类构成的危险，暂时放弃了“世界革命”战略，采取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的战略。但是，共产国际只是阶段性地放弃“世界革命”的战略。而且对反法西斯民主运动并没有正确的理解。在它看来，反法西斯政权最终也应让位于无产阶级政权。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又重新回到了“世界革命”战略的轨道。9月7日，也就是战争爆发一个星期后，斯大林在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说，“战争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在殖民地和原料等方面贫困国和富有国)之间为重新分割世界和争夺对世界的统治而进行的。我们乐意看到他们打得狠一些，彼此削弱。如果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地位被希特勒所动摇，那也不错。希特勒正在破坏和动摇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他自己不知道并且也不想这么做。"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坚决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 “把资本主义国家分为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已经没有意义了。" “战争引起了根本改变。以前提出的建立统一的人民阵线的目的是为了缓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奴役者的处境。在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就产生了消灭奴役制的问题。”97这里斯大林完全抹煞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的区别，忽视了反法西斯侵略国家的人民的利益，再次提出了利用战争进行革命的不合时宜的任务。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放弃了反法西斯战略，试图在战争的条件下寻找革命的机会。9月27日，共产国际在致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电文中说，“这不是一场民主对法西斯的战争，这是一场无论从法国还是从德国方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战争。……关于法西斯的问题今天已退居第二位，反对造成这场战争原因的资本主义和反对所有国家所有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98　9月29日，共产国际在致英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电文中说，“资本主义的支柱不是同苏联签订条约的法西斯德国，而是拥有巨大殖民帝国的反动的反苏的英国。现在提上议程的不是与法西斯而是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所以反法西斯阵线的策略现在不适用了。”99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杂志1939年第8～9期上刊登的斯大林修改过的文章中提出要“把消灭资本主义奴役制的问题提上日程”。100法国沦亡前(1940年6月)在一份由共产国际和法国共产党共同拟定的法共宣言草案的材料里留有这么一张小纸，上面有季米特洛夫的手迹：“但是要使法国成为人民的法国问题在哪里呢?" "1871年。”101显然，这是要效法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建立的巴黎公社。
　　　　1941年6月爆发的苏德战争使斯大林的坐山观虎斗然后伺机实施“世界革命”的打算宣告破产。现在的问题不是革命而是苏联生死存亡的问题。战争爆发的当天(6月22日)，斯大林就嘱咐季米特洛夫，“不要提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102季米特洛夫当天就召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他指出，“在现阶段，我们既不能呼吁在某些国家推翻资本主义，也不能呼吁进行世界革命。现在的问题是在某些国家进行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占领者奴役制度的斗争和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103不仅如此，鉴于共产国际的存在和活动妨碍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实施和不利于苏联同英美等反法西斯盟国的关系，斯大林决定要共产国际让路了。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总结说，“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时期和列宁时期还是现在，由一个中心来领导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曾经认为我们能够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犯的错误。”104第二天，共产国际便宣布解散。
　　　　斯大林的讲话和共产国际的解散实际上意味着承认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革命”战略的失败。斯大林认为所犯的错误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其实更为深刻的原因乃是不存在实施“世界革命”战略的客观条件和基础。尽管如此，斯大林的讲话和共产国际的解散并不表明斯大林和苏联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理论和“世界革命”的战略。解散共产国际仅仅是斯大林在战争的特殊形势下所采取的一种暂时的退让手段和方法，这是苏联的最高安全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人员和机构也并未就此销声匿迹，主席季米特洛夫随部分机关并入了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由该部继续与各国共产党保持联系。105
　　 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由列宁在一战的特殊形势下提出的、而后由斯大林继承和发展的“世界革命”的理论，夸大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趋势和可能性，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潜力，忽视了资本主义通过“自我扬弃”克服及缓和矛盾的能力、在危机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和对新的条件和形势的适应能力。简而言之，就是忽视和否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其它趋势和可能性。正是由于帝国主义论和“世界革命”的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主观空想的成份，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世界革命”的战略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盲动性和冒险性，缺乏赖以实现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因而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但是，这一理论与战略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它不仅为苏联而且对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人们在总结苏联和20世纪世界历史教训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
　　　　　　　　　　　　　　　　　　　　　　　　　　 (责任编辑 常 玢)
　　1霍布森：《帝国主义，一项政策》，伦敦，1938年，第6、126页。转引自蔡中兴《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116页。2希法亭：《金融资本》，莫斯科，1959年，第471页。转引自叶夫泽罗夫《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神话与现实》，载〔俄〕《近现代史》1995年第3期。3考茨基：《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页；《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三联书店，1976年，第107页。4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莫斯科，1923年，第100、137页。转引自叶夫泽罗夫前引文，第46页。5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0，案卷27214，第1页。转引自叶夫泽罗夫前引文，第46页。6《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37页。7《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808～809页。8同上，第2卷，第893页。 9同上，第27卷，第435页。10同上，第27卷，第434页。11同上，第27卷，第436页。12同上，第24卷，第211、273、277页。13同上，第24卷，第274页。1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229页。1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27页。16同上，第3卷，第164页。17同上，第27卷，第330页。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21页。19《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367页；第28卷，第88页。20同上，第33卷，第279页。21同上，第46页。22同上，第35卷，第100、117页。23同上，第36卷，第177、284页。24黑勒和涅格里奇：《执政中的乌托邦，1917年至今的苏联历史》，伦敦，1986年，第2版，第100页。2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143页。26《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143页。27《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39页。28同上，第28卷，第163页。29《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0页。3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367页。31同上，第35卷，第294页。32布哈林：《论进攻战略》，载《共产国际》, 1920年，第15期，第页，转引自希里尼扬《共产国际战略中的世界革命的思想》，载〔俄〕《近现代史》1995年第5期。33《年苏俄与西方》，斯坦福、加利福尼亚，1957年，第159页。34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07，目录1，案卷32，第9页。转引自希里尼扬前引文，第48页。35《季米特洛夫日记》，第67、68页。转引自上文第54页。36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1～64页。37《列宁回忆录》，第4卷，莫斯科，1969年，第26页。38《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13～215页。39同上，第12卷，第215～217页。40同上，第12卷，第217～233页。4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34页。42同上，第32卷，第467页。4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6页。44道格拉斯：《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卷，伦敦，1951年，第83～85页。道格拉斯：《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卷，伦敦，1951年，第83～85页。4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1页。46同上，第33卷，第2～3页。47同上，第35卷，第143页。48道格拉斯前引文，第18～21页。49《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卷，莫斯科，1957年，第34页。5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70～71页。51同上，第34卷，第33页。52《共产国际文件》, 年，莫斯科，1983年，第60页。5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70～71页。
54道格拉斯前引文，第112页。55《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卷，第566页。56同上，第29卷，第169页。57同上，第29卷，第169页。58同上，第29卷，第290页。59同上，第29卷，第197页。60同上，第29卷，第353页；第36卷，第535页。61这篇由列宁所作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直到1992年才由〔俄〕《历史档案》发表。62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发言速记，载〔俄〕《历史档案》, 1992年第1期。63参见拙文：《关于帝国主义三次联合武装进攻苏俄问题的再思考》，载《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1期。64黑勒和涅克里奇：《执政中的乌邦托，1917年至今的苏联史》，伦敦，1986年，第2版，第100页。 65《1920年～1927年苏俄与西方》，斯坦福、加利福尼亚，1957年，第17页。66《1920年～1927年苏俄与西方》，斯坦福、加利福尼亚，1957年，第17页。 67黑勒和涅克里奇前引书，第100页。68《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71～271页。69〔俄〕《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70《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记录》，莫斯科，1927年，第75页。转引自涅任斯基：《1917年～1921年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是“世界革命”还是和平共处的方针》，载〔苏〕《苏联历史》1991年第6期。
71《列宁全集》, 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3、12～13页。7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29～30页。73巴比琴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共产国际与1923年德国事件，新的档案材料》。载〔俄〕《近现代史》1994年第2期。 74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2，案卷25，第211～215页；《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致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的信》，同前，目录18，案卷175a，第252～257、261页。转引自巴比琴科前引文，第127页。75巴比琴科前引文，第127页。76俄文和德文的提纲分别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324，目录1，案卷126，第1～21页；全宗495，目录293，案卷295，第120～145页。转引自巴比琴科前引文，第128～129页。77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3，案卷373，第1、6页。转引自巴比琴科前引文，第130页。78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政治局国际形势委员会，其成员除了上述五人外，还增加了加米涅夫、捷尔任斯基、皮亚特尼科夫和索科里尼科夫。载〔苏〕《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7期。79希里尼亚前引文，第48页。80鲁祖塔克，俄共(布)中央书记。古比雪夫，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后来，劳动人民委员施密特替代了患病的鲁祖塔克，驻德国全权代表克列斯延斯基取代了古比雪夫。8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6页。82同上，第36卷，第126页。83同上，第37卷，第188页。84同上，第37卷，第394页。85《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卷，莫斯科，1958年，第639页。86《共产国际二大》, 月，莫斯科，1934年，第556页。转引自希里尼亚前引文，第46页。87《斯大林选集》，俄文版，第7卷，第101页。88《共产国际五大速记报告》，第1卷，莫斯科，1925年，第54页，转引自希里尼亚前引文，第49页。89《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17～218页。90同上，第7卷，第289页。91同上，第8卷，第59～74页。92同上，第9卷，第291页。93季米特洛夫致曼努伊尔斯基的信，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523，目录1，案卷68，第1页。转引自斯米尔诺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国际，年》，载〔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3期。94《共产国际六大速记报告》，第6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第36页。转引自希里尼亚前引文，第50页。95《共产国际与资本主义危机》，见《共产国际六大速记报告》，第1册，莫斯科，1932年，第42～43页。转引自希里尼亚文，第51～52页。96《共产国际第13次全会速记报告》，莫斯科，1934年，第594、595页。转引自希里尼亚前引文，第53页。97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146，目录2, a.e.5，转引自菲尔索夫：《年共产国际档案与苏联对外政策》，载〔俄〕《近现代史》1992年第6期。 98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中心，全宗495，目录184，案卷4，第48页。转引自菲尔索夫：《年共产国际档案与苏联对外政策》, 载〔俄〕《近现代史》1992年第6期。99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184，案卷4，第53页。转引自斯米尔诺夫前引文，第22页。100季米特洛夫：《战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载《共产国际》杂志1939年第8～9期。转引自斯米尔诺夫前引书，第24页。101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0a，案卷82，第37页oб.转引自斯米尔诺夫前引文，第24页注10。102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146, 目录2, a.e.6。转引自菲尔索夫前引文，第34～35页。103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18，案卷1335，第3页。转引自斯米尔诺夫前引文，第34页。104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146，目录2, a.e.11。转引自菲尔索夫前引文，第35页。105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 "1，在联共(布)中央系统内建立国际情报部。2，任命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同志为国际情报部主任，季米特洛夫同志和曼努伊尔斯基为副主任。"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62，卷宗37，第112页。转引自阿季别科夫：《解散后的共产国际(年)》载〔俄〕《历史问题》杂志1997年第8期). 6月14日，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和谢尔巴科夫一起商议国际情报部应执行怎样的职能和如何避免敌人攻击共产国际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等问题。商议的结果是，由季米特洛夫担任主要的领导工作，曼努伊尔负责有关战俘问题的工作。也就是说，实际上该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使季米特洛夫领导该部的事实不被敌人所利用，决定任命谢尔巴科夫为主任，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为副主任。这一决定没有宣布，该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是通过内部方式进行的。" (见阿季别科夫上引文，第32页)国际情报部有一个机构是由205研究所、100研究所和99专门研究所与联共(布)共产党外国局组成的，以前隶属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外国共产党人就在这一机构内工作。(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703。参见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成立的(根据新的档案材料)》，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4期)。通过该机构，联共(布)同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和原来经共产国际对其它各党的领导事实上仍然存在。战争结束后，以前在共产国际的各种组织机构中工作的外国共产党人由苏联返回各自的国家(季米特洛夫于1945年11月返回保加利亚。)同年12月底，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更名为对外政策部。1946年4月该部正式开始工作，主任为苏斯洛夫。仍有一些外国共产党人继续在该部的一些机构特别是专门的研究所内工作。这些研究所的职能是收集和分析情报，培育干部，通过信使或秘密无线电系统与外国共产党保持联系(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011。转引自吉比安斯基上引文，第137页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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