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诗人危扬州市竹西中学有谁知道相关历史?

诗人节,诗情飞扬的日子·宁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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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节,诗情飞扬的日子
——历代宁波诗人咏端午
  张如安  端午是我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  根据地方志书的记载,宁波历史上的端午习俗与全国各地并没有多大差异。如《嘉靖宁波府志·岁时节物》说:“端午取菖蒲及艾,插门户;或系以彩胜,佩于身;为衣香,置之箧笥;杂菖蒲、雄黄和酒饮之,以辟邪禳毒;为角黍、骆驼蹄糕祀其先,亲戚各相馈遗。”《余姚六仓志·风俗》说:“五月端午,其节物为艾旗、蒲剑,其饮食为花糕、巧粽、  雄黄酒、烧麦冬,须除秽恶,妇女手扎健线,儿童佩香袋。”从中我们可以大体明了历史上宁波端午的传统节俗内容。  令人感兴趣的是,自宋代以来,宁波诗人留下的诗歌中,有一大批吟咏端午的作品,他们将端午节日的民俗事象内化为诗人的独特情感追求,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时逢端午的节日氛围中,让我们借助诗歌穿越历史时空,感受古代宁波人是怎样过端午的?  采风&海乡节俗笔下描  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历来是诗人表现端午节日的一大主题。古人视五月为恶月,民间有许多避忌的手段。端午产生的诸多节俗活动,无论是悬艾、系长命缕、食粽子、喝雄黄酒,都脱离不了其避灾禳祸的原始意义。可以说避瘟保健是端午的一个中心主题,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民国张延章《鄞城十二月竹枝词》写道:“五月端阳老虎描,艾旗蒲剑辟群妖。雄黄细蘸高粱酒,苍术还须正午烧。”谢翘《泗门竹枝词》写道:“悬艾芳辰日午长,家家除毒不胜忙。雄黄老酒全虫蛋(俗以全蝎置蛋中,蒸食之,可解百毒),更炙门冬(即麦冬)满室香。”“健线延年五色丝,香囊争向臂间垂。群儿笑指篮头说,正是杨梅乍熟时。”诗人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绘了四明端午的节俗内容。其中自古相传的端午采药传统,寓有解百毒的卫生意义。端午采药的传统在四明民间历代相传,采集的药物有艾蒿、菖蒲、苍术、蜀葵、蛤蟆等,尤以艾蒿、菖蒲最为突出,使用最广泛。这两种植物都具有强烈的芳香,挂在门楣,用来辟邪,具有防疫保健作用。用艾叶入药,用艾灸治病,在我国民间十分普遍,孟子曾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民间也流传着“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的谚语。宁波地区盛产海艾,过去家家收藏艾叶。宁海诗人舒岳祥晚年所作的《端午感怀》诗云:“豫储当采三年艾,缓计空寻六日蟾。”前一句的意思是,预先储藏三年之艾,以备医用。下一句说的是端午日中取蟾酥,可辟五兵,如果挨到六日取则不灵了。清乾隆间无名氏《四门竹枝词》云:“艾虎桃篮制小鬟,蒲觞恰称午时间。海乡不解招魂事,只向龙山采药还。”这里的“不解”两字很可玩味,因为端午节招魂吊屈原乃是文人的传统,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禳灾、祈年的意义。这些诗歌朴素真实,浅俗明快,虽然缺乏含蓄蕴藉的风度和言近旨远的韵味,但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氛围和节日情调,其所反映的节俗内容,容易得到百姓的强烈认同。  吃粽子是端午节的重要食俗,传递出人们辟鬼祛病、祈福求安的心理。从太守吴潜《贺新凉》词“又凄凉、蒲觞菰黍,异乡重午。巧索从来无人系,惟对榴花自语”看,南宋时宁波的粽子大多是用菰叶裹成的,而且粽子上还要缠挂巧索。历代宁波诗人咏及粽子的很多,如史浩《花心动·端午》云:“菖歜碎琼,角黍堆金,又赏一年佳节。”粽子不但是节令食品,还是人们借此敬献尊长的佳物。因此孙应时有诗写道:“拨置为亲寿,菖花糁盘黍。欢言记时节,风俗自荆楚。”可见,粽子为亲情而设,它给节日的人们带来了欢笑。  竞渡是端午佳节最盛大的民间娱乐活动。南宋的史浩大力提倡竞渡,因为竞渡对他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史浩的曾祖父史简,特别孝敬母亲,有一次不顾公务,偷偷带着母亲前往月湖观看热闹的龙舟竞渡。不料上司知道这事后,狠狠地凌辱了史简,可怜年仅23岁的史简为此丧身。史简的遗腹子史诏,守节训子,其孙子史浩后来成为“乾淳盛世”的贤宰相。史浩积极推动龙舟竞渡,既带有纪念先祖的意味,同时也为宁波人民庆祝太平提供了一种重要娱乐方式。史浩在《划船致语》中将竞渡的宗旨说得非常明白:“伏以神圣当阳,朝廷有道,嵩呼鳌抃,共欣睿算之穹崇。樵唱渔歌,更喜时风之快乐。宜修竞渡,用洽欢谣。”史浩有《花心动·端午》词,写到槐夏阴浓时节,“最好是,龙舟竞夺,锦标方彻”。在两岸观众的喝彩声中,激烈的竞渡夺标,最后总会分出胜负。但经历过人世繁华的史浩,并没有过分渲染竞渡的热闹场面,也不太关心比赛的输赢,而是从中领悟到“些个悲欢,过眼尽归休歇”的人生命运。宋末元初的陈著也有《江城子·端午抒怀》词:“何人帘幕倚兰皋,看飞桡,夺高标。饶把笙歌,供笑醉陶陶。”当别人观赏热闹的龙舟竞渡之时,作为遗民的词人却躲入家中弦歌着《离骚》,这真可以说是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了。  从古代宁波诗人的作品中,我们还发现了今天已经失传了的端午节俗内容。鄞县籍诗人袁桷在北方过端午时怀念家乡和友人,有《再次韵》诗写道:“尚忆山城节序新,榴花疑是十分春。田园处处祠蚕祖,门户家家插艾人。”山城指的是甬城。甬城的端午,榴花如火,这一天家家户户门前都插艾人,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在第三句下面作者有一个自注“浙间以端午祠蚕定丝价。”祠蚕就是祭祀桑蚕。元初浙江民间以端午祠蚕并定丝价,赋予了端午习俗以经济意义,这不见于其他典籍的记载。  明代万表有《午日泛湖》诗云:“竞将歌管娱佳节”,宁波诗人只有在端午节俗的描写中,才让我们感受到了节日的欢娱,人生的快乐。但在很多情况下,端午却是宁波诗人触景生情、抒发愁恨的场域。对于敏感的诗人个体来说,仕途失意,命运多舛,种种的不如意,在热烈欢快的节日氛围的巨大反差中,往往会引发出强烈的感慨,于是外在的民俗事象,就有可能化为内在的凄苦心境。以下我们从游子、情人和遗民三个特定的对象身上,透过民俗事象的表层形式,一窥古代宁波诗人在端午节中的复杂心态。  游子&思乡况值泛蒲时  端午节是一个充满伦理、人情的节日,人们在这一天走亲访友,座上角黍堆金,宝觥交劝,长幼之间时令物品的馈赠、佩戴,更是表达了家人之间的关爱。不幸作客在外的宁波诗人,每逢端午节,总会触起无限的思乡之情,家乡的端午习俗,因此而置换成思乡的愁绪。  现存宁波诗人吟诵端午的诗歌,就以表现思乡主题为多。元代袁桷有《客中端午简善之》诗写道:“海城红忆石榴新,海子空看芍药春。节物似怜游宦客,风埃终愧醒吟人。已无蒲酒浇清恨,那用兰汤浣素尘。健羡南方邓供奉,团栾围坐笑歌频。”这里的海城指的是甬城,海子即诗人自称。昔年端午,诗人在故乡随处可以欣赏到火红的石榴花。今年又是端午,可是诗人却身处北地,只能徒劳地看看芍药而已。诗人用芍药花代替石榴花,大可玩味。一则芍药虽然殿春而开,但并非端午时令之花,聊且看花之举,非但不能慰情,反倒徒然勾起海城赏榴的记忆,故曰“空看”;二则芍药自古以来就是离别的赠物,故有离草、可离或将离之名,由此知诗人在芍药身上还寓有离别的伤感情绪。颔联句法比较特别,运用了拟人笔法来传达端午节日唤起的细微情感。大家都在过节,节日并不会垂青于某一个特定的个体,但诗人偏偏说节物似乎特别垂青于游宦之客,这自然是游宦之人“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特殊感受所致。北地多风埃,风埃同时又是仕宦的代称。诗人说自己为求一官北上,不惜告别家人,冒犯风埃,终是有愧于不愿为官的醒吟人,这就颇有陆游《泛富春江》诗所谓“客衣仍悔犯风埃”的意味。诗人由端午而想到了屈原。《渔父》中屈原行吟泽畔,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名句,“醒吟”二字即从此化出。颈联的意思是说,北地端午时节,竟然弄不到一杯菖蒲酒,以至自己清恨难浇;也哪有兰汤可浴,致使不能一洗身上的灰尘。泛蒲酒,浴兰汤,自是端午节俗,但都被诗人用作托愁寄恨之具。尾联提到的南方邓供奉,即著名诗人邓文原(字善之),原为四川绵州(今绵阳)人,其父早年避兵入杭,或称杭州人。袁桷非常羡慕身在南方的老友邓善之,能够一家子围坐在一起,频频笑歌。这既写了对友人的怀念,同时也是借友人之欢乐,衬托自己怀愁思乡之愁情。袁桷在《再次韵》中说:“思家那似携家乐”,也是这个意思。  袁桷之后,宁波诗人在客地所写的端午诗中,抒发游子思乡之情形成一个  传统。如明代全大训《僧舍对榴花有感》诗云:“十年九客天中节,一夜千回梦里家。”万表《午日泛湖》诗云:“病质强支同此醉,不胜归思夕阳前。”清代万斯备《午日闻思书怀》诗云:“作客更逢连夜雨,思乡况值泛蒲时。”这正反映了端午节俗重视人情之一端。  情人&幽欢一梦成炊黍  对南宋词人吴文英来说,端午节就是他的情人节。那一天,一位盘丝系腕、榴裙照眼的迷人女子徐徐出场,她檀樱倚扇,芳艳流水,成为吴文英五首端午词的怀恋主角。吴文英有《踏莎行》词写道:“润玉笼绡,檀樱倚扇。绣圈犹带脂香浅。榴心空叠舞裙红,艾枝应压愁鬟乱。&&午梦千山,窗阴一箭。香瘢新褪红丝腕。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端午佳节,词人怀恋佳人,思而成梦。此词的上阙便是一个香艳的梦境:美人柔润如玉的肌肤笼着轻纱,团扇半遮,露出一点红唇,身上佩戴的绣花圈饰散发出淡淡的脂粉之香。她那红艳的舞裙上叠印着榴花的图案,头上还插着剪彩而成的艾虎。这一切无不强烈地冲击着读者的视觉感受。然而,这位端午出场的美人内心其实并不快乐,你看她只让裙花空叠着,无心起舞,艾虎压得发鬓都散乱了,也懒得一整,可以想像这一切都为不见情郎而起。如此,一位艳丽而幽怨的美人形象便生动地站立在读者面前了。下阙开头八字,点明上阙所写不过是一场午梦而已。然而午梦虽醒,心却未醒,他的心此刻还在留恋着梦境:香瘢新褪红丝腕。端午旧俗,以五彩丝系于臂腕,以避鬼及兵。吴文英的笔下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伊人端午所系的五彩丝,如《澡兰香·淮安重午》云:“盘丝系腕,巧篆垂簪”,《满江红·甲辰岁盘门外寓居过重午》云:“合欢缕,双条脱。”吴文英之所以特别垂顾于伊人的五彩丝,乃是因为从这一端午特定的节物中可以测出对方的情感状态。他恍惚间发现了梦境中伊人手腕上的红丝刚刚褪了下来,还留下了浅浅的印痕。这夸张地写出了端午佳节伊人为怀人而消瘦的情状,即其《满江红》词所谓“自香消红臂,旧情都别”。《踏莎行》词的结尾,写出真正梦醒(心醒)后的感受。“隔江”有“在水一方”的意味。隔江人远,情思凄迷,更兼风雨中菰叶瑟瑟作响,如作秋怨,伴人凄凉而已。端午而生“秋怨”,遂将上面所写的一切时节风物全部扫空,这是词人凄苦哀怨心境投射的结果。王国维向来对吴文英词没有好评,却对“隔江”两句情有独钟,足见其情感魅力。  吴文英的端午词,总会出现两重节物意象——榴花与菰叶,前者是暖色调的,后者是冷色调的,其词风呈现为从榴花照眼到菰叶生怨的描写轨迹,相应地,词人的爱情心理亦由热烈而渐趋于消沉。《杏花天·重午》是吴文英生命后期的作品:“幽欢一梦成炊黍。知绿暗、汀菰几度。竹西歌断芳尘去,宽尽经年臂缕。&&梅黄后、林梢更雨。小池面、啼红怨暮。当时明月重生处,楼上宫眉在否?”这里我们已经很难感受到节日的气氛,缠结于端午的恋情,最后归结为“幽欢一梦成炊黍”。此词开头几句是说,当年的幽会欢笑,今日已成黄粱一梦,醒来之时,不知汀菰已绿了几度。宋人以菰叶裹角黍,吴文英巧妙地将其与黄粱梦的典故糅合在一起,怀恋过后的失落伤感,最后汇成“啼红怨暮”的愁苦场景。可怜幽欢一梦的端午,最终成为这位词人的“情殇”之节。  以端午为“情殇”之节的还有清代慈溪诗人郑儒珍。郑儒珍对才人邱芸史无限眷恋,邱芸史不幸盛年而亡,诗人在端午节触景伤心,特作《蒲节哭邱芸史》的套曲:“异生离山遥水遥,痛长眠魂飘泪飘。”作者浇上一杯薄酒,痴望着君魂袅袅到炉香,还能相对话今朝,这与端午招魂之风相切合。但现实是残酷的,魂既难招,诗人只有强忍悲痛,遥寄心愿:“休将角黍供悲悼,叹才人修文惯召,愿长命丝儿来生系得牢。”这最后一句,呜咽情重,是痴情人才能写出的痴情语。  遗民&岂留亡国一身孤  纪念屈原,提升了端午节俗的人文内容,这一点很好地被具有忧患意识的文人所发扬。人臣死君难,这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对臣子提出的要求。在易代的大背景下,遗民意识的产生导致了对生死抉择的纠结以及浓重的生存焦虑。在这一点上,遗民与屈原之间就有了更多的连接点。凡遗民大都喜招屈子之魂,宋代遗民陈著有《江城子·端午抒怀》词云:“千古独醒魂在否,无处问,有谁招?”这千古独醒之魂,竟然无处可问,无处可招,传达出了遗民寂寞、无奈的痛苦心曲。  清初鄞县遗民诗人高斗枢有《端午》二首诗云:“殷勤炊黍复觞蒲,海畔遥遥吊左徒。似尔汨罗能早决,岂留亡国一身孤。”“续命休言彩缕堪,孤臣绝命分应甘。十年坐视东溟战,有腼残生顾影惭。”诗人在端午节之所以殷勤地准备粽子和蒲酒,为的是凭吊屈原。然而诗人之吊屈,乃是以屈原为标尺来审视遗民的生存困境。因此,他说如果我在明亡时能像屈原那样自沉,也就不至于落得“亡国一身孤”的可悲境地。这是对自己不能为国而死的沉痛自责。第二首,由端午系长命缕的节俗,引发出亡国之时臣子应该“续命”还是“绝命”的生死纠结。速死固然一了百了,但遗民忍死其实更为艰难。当他们不得不以遗民的姿态面对新朝时,心理折磨必然地伴随着生命的终点。年复一年的端午节,时时触及着遗民的痛处,遗民对屈原的追思也是对自我的责问,褒扬屈原的尽节也是对自己未能为故君尽忠的痛悔。  清初的宁波有一段时期腥风血雨,动荡不宁,端午节的来临,必然会拨动诗人的敏感神经。甬上遗民志士创作的端午诗,其生死缠结的矛盾心理,常与兵祸连接在一起。李文靖有《午日》诗写道:“祝死何须续命缕,惧时聊结避兵符。”亡国之民,本当求死,所以端午之时根本就不需要系什么长命缕,但不幸而成为遗民,又遭逢战乱,因为害怕连天的战火,只好聊结彩丝以避五兵。诗人因为不堪生死缠结的心理折磨,很快病倒了:“墟社病怜成二竖,三年艾叹国医无。”二竖即指病魔。遗民之病,病在其心,因此即便有三年之艾,也没有国医能医治得了。高斗枢也有《午日》诗:“薄海涨腥尘,蒲觞枉自新。辟兵宁有术,续命定难真。衰齿谋生拙,孤栖怯祸频。艰危都在眼,对酒懒霑唇。”所谓“腥尘”借指战争。眼前腥尘飞涨,虽逢端午,人们也已无心过节。五色彩丝丝毫不能带给人些许的安慰,恨只恨避兵无术,续命无方。诗人借助于端午节物,巧妙地抒发了艰危时刻真切的生命体验。浙东乱定之后,傅攀龙曾出游四方,有《端午书感》诗写道:“丝谁能续苍生命,艾亦难医赤地荒。”端午而逢大旱,有丝谁续苍生之命?有艾谁医赤地之荒?诗人为苍生而哭泣,其情可悯。  总之,对遗民来说,端午节泛起的是一段抹不去的惨痛记忆。遗民的端午诗,因此常常显得太过沉重,但同时也使端午诗脱去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而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审美价值。  编后  端午节,在我国所有传统节日中叫法最多,达20多个,“诗人节”便是其中之一,这个称谓自然与爱国诗人屈原有关。端午真正被定为诗人节是在抗战年代。为纪念一位诗人专门设立一个节日,从一侧面反映了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诗歌的国度。  今天,再读古人留下的端午诗篇,从中仍能感受到端午节的独特韵味和无穷魅力。
合作伙伴:  崔桐著《崔东洲集》省作《东洲集》,前二十集(一)嘉靖庚戌(一五五O年)年赐进士出身奉训大夫知通州大梁曹金刻本并序。续集十卷(二)嘉靖乙卯(一五五五年)赐进士出身承直郎南京户部主事汉嘉周希哲续刻本并跋。有多种刻本,散见于京津粤江浙沪鄂闽等地高校图书馆。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国立广州大学图书馆藏本为江苏巡抚采进本,收入中外闻名的《四库全书》。  陈伟功  崔桐(年)字来凤,号东洲,海门县人。明正德丙子十一年(1516)乡试第一名。丁丑(1517)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曾与同科状元舒芬等同谏武宗南巡,并跪阙下,受杖夺俸。世宗时,谏议大礼,复逮诏狱再予杖。丁亥(1527)以侍读出为湖广参议,累擢国子祭酒,礼部右侍郎。他常说自己“奉职太愚,自处太高,操持太执,语言太直。”人以为实录。甲寅志说“宗伯以文章气节把臂何李,当时目为麟凤。”《明史》有传。前清状元张謇称“东洲先生立朝,风节著于史传,为吾乡耆旧之冠。其人则皆文采风流照映一代者,视先生之清操雅望,得无差异。然则有明一代之史,微先生则吾州几无厕名列传之间者。”(《崔桐行草自书诗卷跋》)崔桐为通州地区名列鼎甲第一人,传说海门县崔桐的成名,令通州城区官僚绅士异常羡慕。为此,有人创议在城东建一座塔,以改变一下风气。嗣后,包括两任州官在内的官僚绅士纷纷出资,于万历戊午(1618)建成高达39米的文峰塔。州志称建塔是为了“补山水之形胜,助文风之盛兴。”数百年来,居三塔(还有唐代,一说宋代建狼山支云塔、天宁寺光孝塔)之冠的文峰塔成为南通市地标性建筑,文化复新的象征。  诗人崔桐  崔桐少以文学才笔闻名乡里,一生诗作颇丰,所著《东洲集》收录其诗716首。而有人竟将仅收入历代海门邑人诗作364首,其中崔桐仅为130首的《海门诗钞》奉为“海门最早的诗歌总集”,未免名不副实,无怪乎崔桐作为诗人形象的一面鲜为乡人所知,《东洲集》将使后人得以全面领略先贤崔桐的诗情,还崔桐诗名。诗人以较多篇幅描绘了家乡及其避寇寓居南通、扬州并宦游祖国各地的山河美景、名胜古迹和民俗风情,尤其是诗人时时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浓浓亲情和怀乡情结更为令人动容。如《南都思亲寄林弟》“家近扬州多故人,相逢便问白头亲。从教传得平安信……”但是,这一切总“不及趋庭见面真。”《滁阳除夕思二亲》“何年制初服,栢酒共欢欣。”诗人浮想联翩:大年夜,穿着未入士时的服饰,一家人共饮柏叶酒,敬祝父母亲长寿!诗人渴望朝夕侍奉“白头亲”的浓浓亲情跃然纸上。《秋夜园池小坐对云山有怀二亲》“风木断魂双别泪,云山对客几搔头。”那是父母双亡后,诗人深感从此不能侍奉双亲的心酸别泪从笔端汩汩流淌……《己亥服方阕又七月三日飓潮丈余海门以东人产荡尽悲感六首》记述了海门历史上那一场特大灾难:“今岁东隅阨,伤心北海翻。万民葬鱼腹,百里化龙门。”诗人独自站在海界岸线上,沉浸于“有魂招不返,南望涕淫淫”的无限悲伤之中……晚年的《雨晴园行》“江头薄暮时雨歇,野老怡情独杖藜。更喜村村农事足,便邀邻叟醉东畦。”则展现了诗人与乡里乡亲心贴心同呼吸共命运休戚与共的欢乐情怀,这一切也是诗人对民生的广泛关怀。即景抒情诗(四库本)《正月风雪園坐即事》“风雪萧萧入早春,梅花零落转精神。杏桃自道禁寒得,偷眼还窥醉饱人。”崔桐以拟人化手法勾勒出一幅展现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梅杏桃”仿佛在偷窥花下那醉飽人怡然自得,唯妙唯肖的静谧画面。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流露出浓郁的诗情画意。钞本或从浙大藏本将“窥”作“看”,似乎逊色几许。在乐府诗中尤以《折杨柳》为最:“出门折杨柳,却忆赠君时。分明春在手,不是去年枝。”表达诗人对于过往旧情的忆念。那首诗给读者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那究竟是爱恋,或酸辛,乃至哀怨?!仿佛一团乱麻,理不清,识不准!而那正是该诗的艺术魅力之处,短短四句脍炙人口的诗篇,堪称崔桐抒情诗的代表作,被收入《明诗纪事》。议论诗隋炀帝所建《迷楼予扁曰鑑楼》“楼名何事改标题,为洗隋朝旧日迷。”那是作者告诫统治者应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在其《蜀山登眺四首》之一“绀宇登临最上头,慿栏伤古思悠悠。大明天地清如水,好改迷楼作鑑楼。”关于更改楼名事进一步作出了可以认为是符合他作为嘉靖朝臣身份的解释,这大概就是历史的烙印吧!其词则“多酬应之作。明人好幛词致语,于此见之。”(珍重阁主语)  为官者崔桐  《东洲集》收录其记、序、墓誌铭、表、传、说、谥议、祭文、杂著等187篇。其文不乏为官立身之道和治政之议。崔桐在《送抑隅刘大夫守思南序》中说“吾闻之天下有啬土无啬民;有异俗无异理。抑隅之是役也,不鄙夷其民,如子厚之治柳;不鱼肉其民,如叔直之治蜀。”对待百姓的态度可以说是为官者必须直面的首要课题,这不仅是对刘抑隅赴任前的告诫,也可以认为这是崔桐为官立身之道。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离开曾任职过的辰阳七年后撰《送季时贞倅辰阳序》,更可见其豁达大度,公而忘私的品质和治理水平。那“辰之为郡也,内控诸蛮,外蔽武陵,岭崖壘嶂,川石盘螺,古称非人迹所履。灵均(屈原字)亦谓"入溆浦兮余邅逥迷不知吾之所如。"信夫是故狤狑犵獠之丛集,永保溪洞之窈窱,殆未易以绳墨约束焉者。余日忤时宰之请怀所以中伤而不得,廼调余兵备兹土。”那就是指崔桐在审理王一贯案时,拒绝首相饵以千金之贿,竟然因此横遭迫害,被罚至自然环境极其恶劣,部落矛盾重重的苗蛮之地辰阳任职。但崔桐丝毫没有埋怨的情绪,而是乐观地“屈就”赴任。当时“爱余者咸"危之"。余曰"否。文事武备吾儒分内事,且前所谓兵备者非科甲中人耶,吾何独难於是?!"”可以认为,他是将之视为磨炼自己的机会。因而,在崔桐的笔下,辰阳还别有一番风景哩!“比至见其山,虽险而实奇;水虽澔而实漺。兰靃芷馥,民醇士雅,郁郁彬彬,不减名邦善土,余以为乐焉!”文笔优美,仿佛一幅民俗风情画卷。接着介绍他当年是如何不畏艰险困苦运用智慧化解少数民族间矛盾的经验:“时方永保之构隙也。余廉以示之,恩以怀之,威以詟之,信以结之,公以主之,断以成之,是故积岁誩詪之狱一朝就孚。余迺知天下地无不可居,天下事无不可集,要之存乎其人焉!”事在人为也。最后,崔桐一言以蔽之,“经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循循善诱,身体力行,恩威并举,化解矛盾。谆谆嘱咐,语重心长,一字千金,掷地有声!因此,阅读崔桐的诗文就等于扫描崔桐的心路历程。  此外,有人把海门县人崔桐说成是余东人。崔桐撰《东洲集·崔氏族谱序》:“吾宗自赵宋南渡迄今世居海门。”《赠文林郎自轩汪公墓誌铭》:“东明汪君有执以正德己卯乡魁授维扬海门知县。东明君以余为海门人雅爱。”他的《赠中宪大夫郧阳知府钱公墓誌铭》说,少年时学友“钱铎世居维扬通州余东场。”可见古代余东与海门虽相邻而无隶属关系,也可作为旁证。我当未见崔桐自己有关于居住余东等相关说法。若是,他自己不会不说吧。至于《送朱德承令海门时方改邑》一诗,查嘉靖《海门县志》万历増刻译本“县职题名表”嘉靖乙巳(1545)四迁新邑时知县为张廷器,丁未(1547)为刘烛,无朱德承之名。历代相关人名辞典也无朱德承条目,只能待考。  周雁石手抄东洲集  我在深入探索崔桐历史资料时,还发现上海图书馆深藏着鲜为人知的《东洲集》、《南览录》楷书钞本,令我如获至宝!该馆上海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陈先生浏览钞本后赞誉“字写得漂亮!”钞本封面虽无题籖,但从中缝印有“娄东周氏冰壶堂钞”稿笺及眉端“慤记”、“石公录”、“三十六年丁亥五月廿七日石公录尽”、“待补浙大藏本原缺”。《南览录》题下有“依南通冯氏景岫楼本钞”,卷终有“三十七年冬夏正十月小尽石公录敤此卷为余五十又五初度之辰记”等字样,我认为那钞本可能系海门乡贤周雁石先生所钞。检阅当年周雁石先生长子周胜琦到市文联办公室,赠我由他们兄妹编辑出版的《周雁石文集—冰壶自怡集》,固然如此。文史学者、藏书家周雁石()名悫(慤),号石公,祖籍江苏太仓,出生于江苏海门茅家镇。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曾任江苏省立图书馆主任、浙江大学副教授。他平时节衣缩食,烟酒不沾,两袖清风,藏书三万。经他手抄的一些诗文稿本,大多是颇有历史价值的珍本、孤本。不知何故,《周雁石文集》未提及上述两种钞本,但依上述所记,还是可以肯定,确系周先生所钞无疑。关于《南览录》,据民国三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南通冯氏景岫楼主冯雄记“此吾乡明贤崔东洲先生所著《南览录》也,昔从北平图书馆所藏刊本(当为嘉靖赵维刻本)録副,携至成都雕版朱印二百部,今以一册赠合众图书馆。”刻本上那长方形“南通文联”篆刻藏书印,令我纳闷。若按冯所记,建国前尚无文联,经查南通文联历史上也无名冯雄者,那藏书印究竟系何人何时补钤无法确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南览录》中极大部分诗篇已收入《东洲集》,但是,尚有《闻岳人道岳麓之胜以道出陆欲览不果》、《哀闫幼女并序》(附《许少华》)等诗未被收录,为补《东洲集》之遗,又能使读者欣赏到《南览录》钞本风貌,故将这两种钞本一并影印,可谓一举两得,两全其美。此外,附录了拙撰年表简编,以俾知人论世。还将其自书诗卷、佚诗、佚事等有关资料收入,以作参阅。  周先生对《东洲集》、《南览录》刻本文字存在的一些差错,做了认真细致的校勘,颇有见地,但可能由于教务繁忙等原因,也难免略有疏虞处。如《饮林东城吏部宅》“好贤歌杕杜,谈劎拂芙蓉。”“杕杜”系《诗·唐风》、《诗·小雅》篇名,还有杜甫诗“赏应歌杕杜,归及荐樱桃。”苏轼诗“行人已结束,杕杜乃归期。”唐寅诗“重茅小构向城陬,杕杜何烦顾道周。”但是,四库本将“杕杜”误刻作“杜"木尤"”,钞本也许从浙大藏本误作“杜杕”。又如四库本《同章朴庵司空登太和山大顶观云生》“霁景薄暮悬,頫仰或如剖。”《九日叶竹西邀予洎凌剑山登高》“冥登龙象宫,頫仰得奇瞩。”“頫”,“俯”的古字。“頫仰”即“俯仰”也。周先生或从浙大藏本误将“頫仰”均书作“頫俯”,则变成“俯俯”了。瑕不掩瑜,《东洲集》及《南览录》钞本的书法艺术与原著可以说是珠联璧合,作者明代崔桐、钞者民国周雁石同为海门邑人,实在是难得的乡土历史文化遗产。限于笔者的学力,刍说鄙谈一定存在不妥乃至错误之处,恳切希望读者和专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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