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犹太人是哪里人_百度知道
东方犹太人是哪里人
我听过温州人，刚才看见在一则贴里说是潮洲人我再在百度里找：说温州人是多很多的，潮洲人只有3页，那他们为什么还自称自地为{东方犹太人} 我都没听说过
我有更好的答案
有专家将温州人获得成功的模式，总结为“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说到底，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争论围绕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发展市场经济还是坚持计划经济。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提倡“市场经济”还是“违禁”的，居主流地位的观念是，必须坚持计划经济，而且计划经济必须“为主”，市场（还谈不上“市场经济”）只能“为辅”。“温州模式”之所以最终被认同，是因为经过不断的实践，反复的思考。人们从“温州模式”的实践中看到，与僵化的计划经济相反，市场经济充满了活力，效率很高。市场经济植根于温州，温州经济的发展便加快了，就业的途径拓宽了，市场供给丰富了，人民迅速地富起来了，政府财政的日子也好过了。 第二，“温州模式”说到底，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争论围绕的另一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发展民营经济。当时居主流的观念是，即使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必须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只能让民营经济起“补充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包括“温州模式”实践在内的不断的实践，反复的思考，人们终于认识到，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民营经济，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具有很强的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温州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符合人们要求致富和追求过好生活的愿望。“温州模式”的实践证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结果，在利益的激励下，蕴藏在群众中的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便可焕发出来，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无须政府的安排和鞭策，也不依赖政府，人们自己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致富之路、发展之路，按照市场的变化去配置资源，在市场的压力下去提高效率，并自己承担风险。 第三，在关于“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争论中，人们对“温州模式”贬斥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市场的无序。确实，在温州出现过大量违反市场规则的现象，温州的商品一度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代名词。柳市生产的伪劣低压电器给用户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遭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通报，并受到国务院联合检查组的检查。这种市场的无序状况理应受到谴责和处罚。但也要指出，在计划经济秩序依旧占统治地位，市场经济秩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温州率先突破计划经济的“秩序”发展市场经济，一度出现市场无序是必然的，人们对温州一些企业违反市场规则的种种无序现象严加谴责，也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当时许多人是带着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秩序中形成的观念来看温州的，他们把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如竞争、投机、长途贩运）也看作是无序，而加以否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人自己也渐渐认识到遵守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逐渐纠正了自己的行为，转而注重产品质量，重视市场信誉。同时人们也逐渐习惯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从而改变了对“温州模式”的看法，认同了“温州模式”。此后“温州模式”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广，各地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甚至连长时间坚持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地区（主要是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也逐渐放弃原有模式向“温州模式”转变。当然，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差别很大，有些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得很不错，有些地方则还未发展起来。实际上，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并不容易，而且各地条件也相差很大。从各地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指出来。 第一，“温州模式”的最可贵之点在于，温州人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这与温州的地理环境、历史和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温州地处沿海，早在1876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的附约，就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使温州有着久远的经商传统、开放传统和手工业制造技能，而且有广泛的海外关系，因此商业文化或者说市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温州人不安于现状，不墨守成规，不甘于贫困。为了追求财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们不辞艰辛，善于学习，敢于冒险，勇于进取，无论到那里都能扎根，生存，发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别是内地的一些地方，历史上就未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或很少与市场接触，农业文化根深蒂固，计划经济的秩序又成为不可逾越的成规，以致人们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等方面与温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们亲身到一些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这些地方要移植“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绝非易事。温州人能够不远千里到异地他乡开发廊，办服装店，甚至摆修鞋摊，设法寻找赚钱的机会，而当地人却对眼前的机会视而不见，或者虽然看到了，却不屑于干，不愿意干，或者不会干却又不去学。当然，有了温州的经验，以及在全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在改变之中，不过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因此，各地在学习温州经验，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学习和培育市场经济文化，学习温州人的创业精神。 第二，一些地方在移植“温州模式”以发展民营经济时，往往注意给民营经济以各种优惠，这在民营经济刚起步时可能有必要，但从温州的经验看，要发展民营经济，最重要的是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宽松的环境，让人们自己去闯，去创业，去承担风险。要知道，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干部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很大，也做过一些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创业的“八大王”投入了监狱。但不久，在温州市场经济的特定环境的影响下，派到温州去“灭火”的干部，经过实地考察，反而给民营经济助燃。那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温州市政府不可能给民营经济以优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民营经济之火才越烧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营经济也曾点燃过星星之火，但却没能燃烧起来。现在，各地都在提倡发展民营经济，可是许多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并不好，当地政府并不懂得在市场经济下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设卡，处处干预；或者是把民营经济当作“唐僧肉”，各个部门都去“吃”一口。 第三，在温州，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确实出过不少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严重的。究其原因有民营经济自身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也有外部环境不规范的问题。对此应从历史的角度、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并采用正确的办法去解决。试想，如果当年在处理柳市制造和销售伪劣低压电器问题时，一棍子将其打死，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同样，如果当时不严加整顿，不实施“质量立市，名牌兴市”的方针，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可见，各地在学习“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民营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值得注意。有的地方一看到民营经济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把民营经济看作漆黑一团，借整顿之名，将其封杀，更多的地方则是从本地的狭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发，对严重破坏市场规则的民营企业（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纵容，这样，民营经济同样会走上绝路，因为在混乱的市场环境中不可能造就优秀的民营企业。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尚未认识这个道理，他们应该从“温州模式”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教益。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虽然“温州模式”现在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它以往有过现今依旧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温州模式”也需要进一步发展，这是各地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时更应注意的。 第一，“温州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完善的市场环境。在温州经济的发展中，我们看到，固然温州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温州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约束。以金融来说，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良好的金融服务，企业是很难发展的。温州的经济由于在长时间里缺乏正规金融的支持，为了满足民营企业融资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种非正规的融资渠道融资，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也确实发生过一些严重问题。但在国家银行不能满足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的情况下，简单地取缔这些非正规的金融组织和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迫切需要的是发展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如民营银行）来替代，否则非正规的金融一时取缔了，但它还会冒出来。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温州所能解决的，需要有关部门来解决，但温州也有过一些有益的尝试，如成立和发展民间投资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应有的支持。 第二，“温州模式”把千千万万的农民卷入到创业的洪流中，这使温州许多早期创业的老板素质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他们还能驾驭企业，适应市场的变化，而在全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对外开放程度愈益提高后，他们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经营管理能力，才能适应这种形势，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排斥。虽然经过市场的锤炼和自身的刻苦学习，在温州已经产生了一批很有作为的企业家，然而有全国影响的一流企业家还很少。这个问题可能是关系到温州经济在未来能否继续走在前列的一个关键问题。有些温州企业的创业者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钱培养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质的人才。这是很好的。 第三，“温州模式”下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对它们不能全盘否定。家族企业有其优越的地方，例如，企业的领导成员间容易沟通，决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业秘密等。家族企业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员的素质和能力不能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提高，就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如果形成了家长式的领导就容易发生决策失误；家族企业是靠亲缘关系来维系的“人和”企业，一旦家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超过了亲缘的维系力，企业就会分裂甚至倒闭。受文化素养的影响，温州的老板大多“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他们把企业封闭起来，不愿外人进入，不愿与其他企业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业收购和兼并，一般不愿接受股份公司的企业形式。这是温州企业难以长大的一个原因，也是温州至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而这家上市公司还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当然，在温州，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已经多了起来。总之，对家族企业要全面看待。温州的企业制度仍然需要创新，学习现代企业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业，也可以考虑，在有些企业的最上层保留家族控股，而将其属下的企业改制为公司制的企业。这样既可以保留家族企业，同时又可突破家族企业的束缚。 第四，一般而言，温州的企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开发能力弱。这也有其历史原因。但温州人的模仿能力极强，可把别的企业的产品仿造得足以乱真。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这难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温州的商品尽管质量不高，仍还可以“横行”于市场。目前，市场情况变了，许多商品供过于求，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竞争更加激烈了，更不容许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一味模仿不仅吃不开，还会阻碍技术创新。对此，温州有些企业已经注意到了，正在改进，他们的品牌意识也在增强。然而受企业规模小、融资渠道窄、技术力量弱的限制，温州企业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开发新技术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温州在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方面相当强，而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则相当弱。为在未来的市场上继续保持竞争的优势，温州面临着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加工制造业和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课题。 第五，资本市场不发达，是温州经济的另一弱点。而且温州的企业多靠自身利润的积累来发展，很少利用资本市场来扩展。目前只有少数的企业在利用资本市场。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改变这种状况，温州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便会处于劣势地位。 第六，在经历了柳市的低压电器被通报和检查，温州的皮鞋被焚烧等事件后，温州企业吃到了不讲信誉的苦头，吸取了教训，端正了行为，温州的商品逐渐获得了市场的信任。不过，也还有一些企业至今仍在干着毁坏温州信誉的事，如不少假证件出自温州。因此整顿市场秩序仍是艰巨的任务。 上面指出的为进一步发展“温州模式”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于正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的一些地方来说，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温州模式”产生的大环境（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等）其实也是其他地区发展民营经济的大环境，虽然其他地区在发展民营经济时，大环境已有不同，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模式”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等等。这些地方在发展民营经济中遇到的来自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阻力也比温州当初发展民营经济时小得多，而且可有温州的经验供借鉴。但是，由于历史的、传统的、地理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经济基础弱以及商品普遍供过于求的市场状况等，又使不少地方发展民营经济的条件在有些方面还不及“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模式”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须指出的是，民营经济在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很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而且在发展民营经济中创造了新的经验，也都值得借鉴和推广。 发展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任务，要使民营经济更为健康迅速地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温州模式”的经验，研究“温州模式”在进一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要研究各地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新创造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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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别太在意。这只是个称号，又不是他们都是真真的犹太人，只是形容他们跟犹太人一样很会做生意。我也听说了，广东潮州人，浙江温州人，湖南邵东人，还有一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都称自己为东方犹太人。
最先被称呼为东方犹太人的是潮州人。他们四处漂泊善于经商，不同于温州人是当代借助媒体的宣传而戴上也不同于客家人自我标榜的精神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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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的义利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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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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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温州的人均GDP只有4544
　　过去的三十年里，“有知识”的温州人凭着硬实力赢得了先机；
　　未来三十年或更久，“没文化”的温州人想在倚重软实力的时代游刃有余，就要把接班人培养成市场经济中的“正规军”
　　“温州人管理企业真的不怎么样，但他们很会合作，很会赚钱。温州人很讲契约，很讲诚信，但他们不会把这些写到法律上去。”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洪振宁如此解构“温州模式”的文化内涵。他将“温州模式”文化内涵中的矛盾归结为“新文化和老文化的冲突”。换句话说，被公认为中国最具现代市场经济意识的温州人，其实很江湖。
　　然而在温州人近三十年的发迹史中，他们的市场思维和江湖行为似乎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这大概就是费孝通先生认为温州经济模式“富有东方色彩”的理由，但这注定是温州人总要比其他人面对更多褒贬的原因。
　　市场导向的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前，温州的全部历史几乎都在记录贫瘠。南宋年间，一位温州太守曾经说过，温州人一年的收成只相当于湖州人一年上缴的赋税，而温州人一年上缴的赋税，只够湖州人吃一顿稀饭。
　　耕地资源稀缺和频发的自然灾害是温州穷困的主要原因，长期的穷困则为温州人造就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重利事功观念。早在南宋时期，以温州本土哲学家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便提出了“不以义抑利”的观点，而这样的观点，与其说是哲人的独立思辨，倒不如说是对永嘉民意的概括总结。
　　当代温州人几乎集体承袭了永嘉遗风，所以在今日温州人的履历中，“经商”是一个出现几率很高的关键词，而为了赚钱，温州人个个肯于吃苦、敢于冒险且甘于小利。
　　改革开放之初，十万温州人拎着各式小商品在全国跑市场的故事，如今已被理论界视为温州经济模式的成功经验之一。有专家说，那些推销员是促成温州经济崛起的第一批能人。
　　事实上，温州人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中最早的一批冒险家。一个温州人这样对《小康》讲述他的“发家史”：他曾经穷得一文不名，但是现在已经靠倒房赚得身家千万。他的办法是，用借来的5万元向房主交上定金，并承诺一月内全额付款，随后每平方米加价1000元立即向外出售。在付款期限到来之前，他已经成功地将房卖出并获得了十几万元的差价，继而便是投机与财富积累的循环。
　　温州人经商从来不嫌利小。一位经营打火机配件企业的温州商人说，他的工厂只生产打火机中的弹簧和滑轮，产品的利润薄到“一毛钱卖给你好几个”。但就凭着如此微利的产品，他已经赚得了几亿元。“能卖钱的东西我就做，不管赚多赚少”，温州人如此积累财富，温州因此中小企业遍布。
　　温州人并没有因“利”舍“义”，在市场观念的引导下，他们很乐意为将“利”、“义”间的关系调和至效能最大化而努力。一位自90年代初开始创业，如今已在全国行业内稳坐第一把交椅的温州老板总结说，“我们留住客户的经验就是义利合一。在做生意的同时，一定要和对方建立感情。客户来到温州，我们一定会不计成本地接待好，把他完全当作朋友来看待。但所有这些都建立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如果明知一个客户没有发展潜力却仍然这样做，那就会把自己搞死。”
　　说白了，义更像手段，利才是目的，“我觉得这是温州人的风格。”这位老板如此概括。
　　江湖色彩的方法论
　　对于温州人群体，外界普遍持有的一个积极评价是“抱团”。“温州人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洪振宁说，“现在全国170多个地市级以上的城市都有温州商会，200多万在外温州人就是靠这些商会和亲戚朋友实现的全国化。北京人、上海人出国前要先学好外语，而在国外的温州人，有些连普通话都讲不好，他们能够在世界各国立足，靠的就是亲帮亲，朋友带朋友。”
　　据一位熟悉海外温州人生活的温州企业家介绍，在美国的温州人社区里，一个新来的温州人凭一口温州话和一张温州身份证就能创业。他说，刚到美国的温州人如果没有钱生活，那么他可以投奔当地的温州商会，温州同乡会为他凑钱盘下个餐馆或便利店。赚钱之后，他只需每年连本带息还清一个同乡的债务即可。整个过程不涉及任何法律程序，通常没有人催账，更没有人赖账。温州人“抱团”凭的是信任，而信任这一重要的社会资本，无疑又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省去了难以计量的经济成本。
　　“在融资方面，温州是全国最好的城市”，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一家公司的董事长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说。他所指的融资不是来自银行，而是民间资本。“任何企业都离不开融资，我们在周转不开的时候也会借个一两千万元。只要有熟人介绍，借钱一般是很容易的，留个身份证复印件，担保人再签个字，就这么简单。有时候和朋友借，连利息都不要，纯属帮忙。”
　　并非所有温州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能达到“义气”的程度，但几乎所有温州人都坚守温州生意圈里的社会规则，在一些人眼里，这种江湖道义甚至比法律更为重要。一位温州市民告诉《小康》记者，他的一个朋友欠了银行50万元贷款，银行多次向他讨要都未能收回。“银行的人说你就是借钱也应该把欠银行的钱还上。我这位朋友说，欠了朋友的钱还不上，我就没有信用了。”宁愿失信于银行，也不能失信于朋友，对于友人此举，这位温州市民用“很有道理”作评。温州人的江湖气质如是。
　　温州人惯用的体制外手段常有歪门邪道之嫌，但却常收体制不及之功，比如80年代初温州“能人”们教会全国商人的“回扣”策略。“有人认为温州人搞回扣是行贿，但这确实是很有效的一个办法。温州人就是通过回扣策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堡垒，使温州的商品打入了国营商场。”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官员说。
　　尽管市场经济中的草莽路上另有风景，但是当温州人把逐利的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时，他们还是清楚地意识到，接受一套通用的企业经营机制和市场游戏规则是必须要做的事。
　　浙江圣邦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姜纬，在向《小康》介绍他的企业时，特别说明了他在上海建立分厂的目的。“上海那边的工资、保险、福利等等标准会高一些，但我们还是决定在上海建厂。以后中国的企业会像国外一样越来越正规，法律会越来越健全。企业应该有前瞻性，我们就是要提早走正规化的道路，在上海建厂就是要感受一下正规化的氛围。”
　　财富中毒病
　　温州的地方文化多少带点媚富斥穷的狂傲。
　　温州的狂傲是有“资本”的。在这个城市狭窄的街道上，奔驰、路虎、保时捷列队行驶是常有的事。温州市有出租车3300多辆，据说，当地的宝马车与这个数字大致相当。
　　每一年，在外经商的200余万温州人会源源不断地将赚到的钱汇入温州。据温州市委的一位官员介绍，温州市委相关部门在2006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春节前一个月内，全国各地通过银行系统汇入温州的资金高达330亿元。
　　“这些流入温州的钱，实际上更多地体现在消费方面，所以肯定会对温州的商品成本产生影响。”这位官员分析：“比如温州的房价比一线城市还要高，为什么？就是因为温州有强大的现实购买力支持。”
　　在距温州滨海园区不远的一片工地上，四座住宅楼正在建设中。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小区的房子设计得“很烂”，所以每平方米只卖2万多元。马路对面的一个小区相对好些，那里的房子每平方米的售价是4万多元。
　　在众多有钱人和强大购买力支持下的温州物价，无可避免地成了这座城市“媚富”的象征，而它所具有的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对穷人和外人带来的心理打击。
　　“在温州生活，成本很高，而且压抑感很强，因为到处都是千万富翁，一般人会觉得自己是个小不点，心理压力太大。这是温州独特的城市文化。”圣邦公司董事长姜纬认为。
　　“温州人很爱显摆，在买房、买车、结婚这些事上喜欢攀比。”一位温州市民坦言，“不过攀比也是挣钱的动力。”
　　在攀比动力的驱使下，温州人总是在想方设法地挣钱，而一些人挣来的钱又成为另一些人挣钱的动力。这个循环，如今已经成了温州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温州市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温州的有钱人好像都很忙，除了赚钱没有时间做别的，赚钱就是他们生活的目的。 ”
　　温州大多数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如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大剧院等等，都集中于新城地区，有些虽然已经投入使用，利用率却相当低，因此始终崭新。
　　有知识，没文化
　　“有知识，没文化”是洪振宁总结温州人特点时得出的又一个结论。
　　“温州有大量的制鞋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很多人连小学都没读下来，他们的人文修养确实很差，但是说到做鞋，他们却能讲出很多东西。如果说知识等于信息加思考，那么这些每天研究鞋的人就是制鞋领域里的知识分子。”洪振宁更愿意从积极的角度去总结温州和温州人的成功经验。
　　“温州人办企业说不出什么理论，但是在实践中，他们知道应该把长板做得更长，并且借助别人的长板弥补自己短板的不足。温州人虽然没有文化，但很有商业智慧，总是把新的创意变成新的生意。”
　　洪振宁的话有温州人的成功和温州经济的繁荣为证。
　　然而，“温州人的素质普遍比较差”，这是身在温州的外乡人时常提起的一句话。“温州人家家都装修得非常豪华漂亮，但是很多人却在街上乱扔垃圾。”安徽籍的出租车司机小杜说，“可能是因为财大气粗，温州人的脾气都不太好，所以我们经常被他们骂。”
　　这种可能会排斥外部人才的人文环境，对于温州的发展来说，显然并不可取。
　　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小黄把这些问题归因于温州人教育背景的苍白。“最初创业的那一辈温州人学历方面都不是很好，小学毕业已经是不得了了。现在很多四五十岁的大老板，据说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
　　过去的三十年里，“有知识”的温州人凭着硬实力赢得了先机；未来三十年或更久，“没文化”的温州人能否在倚重软实力的时代游刃有余，没有人知道。不过如今，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已将子女教育问题看得比赚钱更为重要。为了把接班人培养成市场经济中的“正规军”，出身“游击队”的一代温商开始纷纷将孩子送到大城市或国外读书。近年来，温州人对国家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抱怨日渐增多，这似乎也显示了温州人对“有文化”的期待。
　　“即使是就发展经济而言，人文素养的提高也是必要的。温州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请给温州人一点时间。”洪振宁说。
《小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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