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弓弦胡同
翔实&&&&&&&&&&&&&&&&&&&&
应网友之邀，晒晒我的《百年北京城》中国美术馆附近的弓弦胡同一节。
弓弦胡同，位于中国美术馆西侧，是呈东西走向的死胡同，西起东黄城根北街，东不通行，南有支巷通五四大街，北靠晓教胡同，全长95米，宽8米。元大都时期为兵营。明代成为皇城外居住区，属保大坊，称弓弦胡同，据专家推测，因有制造弓箭兵器的作坊而得名。清代属正白旗，沿称。民国后沿称。
弓弦胡同原是东黄城根北街通往美术馆东街的一条胡同，1958年因修建美术馆被截断，东部通行。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西库司胡同、双辇胡同北部并入。旧日，弓弦胡同是东皇城根至隆福寺的直胡同，路北皆大宅门。现在路南部分已经全部拆光了，正在拆路北部分。
2010年美术馆二期工程主要是拆除弓弦胡同。弓弦胡同在美术馆西，原来黄米胡同与弓弦胡同是相通的，1958年建美术馆，黄米胡同变成死胡同了，胡同全长200米，西边579号砖墙高耸，斑驳古旧，半亩园就在其中。下图是从高处俯瞰美术馆新建筑与半亩园古建筑的图片。
原弓弦胡同东段现在还残留一截死胡同，现划归黄米胡同（1965年之前称牛排子胡同），黄米胡同内有京城著名的清代麟庆德半亩园，据说是李渔的作品，在没有修建美术馆之前，叫弓弦胡同半亩园。
半亩园是清初兵部尚书贾汉复的宅园，今仅存遗迹。园中假山是李渔所掇，当时誉为京城之冠。据记载，园内垒石成山，引水为沼，平台曲室，有幽有旷；结构曲折、陈设古雅，富丽而不失书卷气。清朝时半亩园有房舍180余间，为三路五进四合院，北抵亮果厂路南，南抵牛排子胡同路北，西临东黄城根，名为半亩，实际半亩有余。要说半亩园得从它的设计者说起，知道国画的人没有不知道芥子园画谱的，书的作者就是清初著名的戏剧家和造园家李渔，他自述生平有两绝技：“一则辨审音乐，二则置造园亭”。半亩园是清初陕西巡抚贾汉复所居之地，李渔是他的幕僚，李渔的设计理念：“因地制宜，不拘成见，一榱一椽，必令出自己裁”。他崇尚新奇大雅，独出一帜，以叠石著名、引水作沼，平台曲室，奥如旷如。道光四十一年此园为河道总督麟庆所居，并对宅院重新修缮，不仅恢复原貌，更增添许多景观，既简静清新，又铺陈古雅。游之观之使人心旷神怡，是半亩园的鼎盛时期。麟庆为官时，走遍中国，游历颇丰，晚年将自己的经历请画家绘出形成了鸿雪因缘图记共收图240幅，逐图撰写图记、其中记录了半亩园的全景图和局部图，也是现在研究李渔建筑思想的珍贵资料。园内布局曲折回合，山石嶙峋，朴素大方但不乏妙趣。内有正堂名云荫堂，旁边的拜石轩，园中叠石均出自李渔之手，园中尚有退思斋藏书斋“琅寰妙境”、近光阁等园林建筑。
麟庆（年），字伯余、振祥，号见亭，姓完颜氏，满洲镶黄旗人。是阿什坦第六世嫡孙，其父廷路曾任泰安知府，其母恽珠是位女诗人，为清代画坛六大家之一的恽寿平后代。嘉庆十四年（1809年）中进士及第，授内阁中书，入翰林院任编修，迁兵部主事，道光十三年，授江南河道总督，降授库伦办事大臣。
麟庆对治理河道很有建树，著有《黄运河口古今图说》、《河工器具图说》、《麟见亭奏稿》等。其中《麟见亭奏稿》一书是研究清道光间政治、经济、水利工程、军事、外交的稀见史料。全书收录麟庆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年间上书道光皇帝的秘奏。凡三百余件。全部奏稿反映了麟庆任不同职务期间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多角度清晰地展现清道光朝的对内对外政策、水利工程的修浚情况、经济、军事等情况。另有诗集《凝香室诗集》及生平旅游纪录《鸿雪姻缘图记》传世。
半亩园如意大门雕的是麒麟，寓意就是麟庆的名字，院过厅上雕有马上封侯挂印，二进院正房檐雕有狮子滚绣球、梅花群鹿三羊开泰图案，梅花寓意主人的高洁品格，前程似锦，群鹿寓意百禄，三阳为春天开始，三羊昂首望日，神态生动，令人心动不已，我国古老的砖雕文化，在这里得到李渔的广泛应用，仔细想来这也符合李渔的造园意向：“以人之一生，他病可有，俗不可有。”也许正是因为年月的沧桑，半亩园如今已再难窥见它的全园风光了。
世事沧桑，半亩园在麟庆后几次易手，民国时归晚清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瞿宣颖所有，1947年被天主教怀仁学会占用，当时园中尚有假山流水曲径园门等，但已荒芜破败。新中国成立后半亩园收归国有，50年代尚存花园内假山和正厅等建筑，现在西边花园部分建了大办公楼，已无踪迹可寻。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美术馆东街25号，原来是清代一官宦人家私宅，是慈禧太后买来为自己弟弟女儿她的侄女购买当嫁妆的。三进大四合院，装修后非常奢侈豪华。解放后是中央保健局所在地。现在是卫生部职工宿舍。没有修建美术馆之前，叫弓弦胡同2号院。
解放后，中央保健办公室的工作地点在弓弦胡同2号，中央军委卫生部也有一部分人在这里办公，负责中央领导人医疗保健的工作，中央保健办公室和中央军委卫生部的其他单位和人员不发生关系，直接受傅连暲领导。为了保密，或许是为了简便，中央保健办公室对外称傅连暲办公室。此刻的傅连暲，已是中央军委卫生部的副部长，他的部下也都算是军委卫生部的人。这个一班人马、两块牌子的委员会，后来改为由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4个部门多头管理。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卫生部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各出一位领导人挂名。中央保健委员会成立时，医疗保健对象总共93人，这个名单是由傅连暲在一份报告中开列的，包括：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其中那些在外地工作的只要一到北京，就由中央保健委员会管；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团中央书记等。傅连暲是最早从事党的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的老资格。1927年，由于及时治疗，他保住了陈赓的一条腿；1929年，他就为毛泽东做过全面体检，一直是毛泽东最信任的大夫。弓弦胡同2号是个很大的院落，有假山、花园、连廊，里面套着许多小院。最里面的一个小院子，是傅连暲的办公室兼寓所。下图是五十年代中央保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弓弦胡同2号办公室门前照的照片。
傅连暲，1894年9月生于长汀县河田乡伯公岭村。傅连暲因父母流落到汀州城谋生，从小随父母加入了基督教会并入读教会学校。1911年中学毕业后者入汀州福音医院附设的“亚盛顿医馆”。1915年冬“医馆”毕业，被聘为订州八县旅行医生、汀州红十字会主任医师、福音医院医生和“亚盛顿医馆”教员兼汀州省立七中与汀州女子师范学校校医。1929年3月，红四军入闽解放汀州城后，他领导福音医院大量收治红军伤病员。1931年后，在订州先后创办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中央红色医务学校，并任校长，为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培训了一大批医护人员。1933年初参加红军，将原福音医院迁至瑞金改建为中央红色医院，任院长。此后，兼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医院院长。1934年10月带病参加长征。长征途中，克服重重困难，为红军伤病员服务，为女红军接生，还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中央领导治病保健。过草地时，还举办了一个医疗培训班。长征到达延安后，任陕北中央苏维埃医院院长。在白求恩的影响下，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曾兼任中华医学会会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34年瑞金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称赞傅连暲是“苏区第一个模范”。下图是五十年代中央保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弓弦胡同2号傅连暲办公室里与傅连暲（中）合影的照片。
1964年，郭沫若亦有诗相赠傅连暲：医国先着鞭，从军四十年。长征随领袖，劭德重劳谦。桃李神州遍，刀圭亦代传。古稀今不鲜，攀上九重天。
徐特立1944年赋诗相赠赞傅连暲其功：南昌暴动时，连暲工作始。当时非党员，工作不懈弛。党外拥护党，连暲是典型。精神在实际，作风师列宁。虽无赫赫功，积累等长城。
长征前夕，毛泽东在江西于都患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傅连暲骑着骡子从瑞金梅坑走了180多里到了于都，3天之内手到病除。病愈之后的毛泽东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我们现代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
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从一个教会医院的医生，成长为一名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傅连暲完成了他人生中最有意义的转变。毛泽东说：傅连暲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红色医生”；陈毅说：傅连暲“对党是有功的”；谢觉哉说：“寿人寿国功在党，傅公名应列首榜”。
“文革”期间，1968年1月康生炮制了安子文设特务电台的罪状，把傅连暲也牵连进去，说他把毛、刘、周等中央领导人的健康情况报送安子文，由安子文通过电台发给香港特务组织。于是，傅连暲又被扣上“特嫌”的帽子。据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写书回忆，毛泽东是知道傅连暲被抓这件事的。
3月13日，江青听取8个专案组的汇报，谈到傅连暲的特嫌问题时，她勃然大怒：“傅连暲这个家伙，竟敢把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向外扩散，应该把他抓起来。”果然，14日凌晨，总后的一群“造反派”到香山新村砸傅连暲的门，把他们夫妇拖下床，赤脚站在地上冷得发颤。“造反派”到处翻腾，最后抱着一个收音机，硬说是傅连暲从事特务活动的电台。傅连暲的富人陈真仁看得清楚。这群人中有总后的一个副部长和北京卫戌区的一个副司令。他们不容分说，把傅连暲推出门外，塞进汽车。傅连暲对追赶出来的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夫人陈真仁说：“告诉党，我傅连暲光明磊落，问心无愧。告诉孩子们，我不是坏人。事情总会搞清楚的。”陈真仁气愤地问：“你们凭什么抓人?”话音未落，几个“造反派”把她推进另一辆汽车，要她也去谈谈。她高声喊叫：“谈什么？要谈也不能这样抓人。”两人就这样被抓走了。谁都没有想到，这次被抓就是他们夫妻的永别。傅连暲被送进秦城监狱，穿上6847号囚衣，关进牢房。同年，傅连暲在秦城监狱被迫害致死。
美术馆东街25号大宅院位于中国美术馆的东侧。该院原为一带花园的大宅门，1958年建美术馆时，占用了该宅西部的花园部分，现只剩东半部住宅部分，有大门一间，倒座房五间，合瓦清水脊顶。在倒座房与过厅之间，现为一宽敞庭院，有过厅九间，合瓦清水脊顶，前后均带走廊，门前东西各有一上马石；过厅后为垂花门，门两旁有石狮，门内为一院落，正房三间，前后带廊，左右各有三间耳房。正房室内有硬木雕花落地罩，罩中为一月亮门，周刻竹、梅等，刻工精细；东西厢房各三间，均为合瓦清水脊。院子西部顺走廊往北，过一月亮门进入第三进院，院内有正房五间各带动一间耳房，为硬山合瓦清水脊。此宅最早为慈禧太后侄女的住宅，是慈禧太后给侄女的陪嫁。民国初年卖给一德国商人。解放后收归国有，现在是卫生部宿舍。1984年定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是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美术馆东街25号四合院，为北京市级文保单位，最早为慈禧侄女的住宅，民国初卖给一德国商人。抗战胜利后，被官僚买办吴信才购得，北平和平解放时作为敌产没收，中央军事保健局住宅与此。1959年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被首批释后留京，被安置于此至1981年随他的女婿杨振宁到美国定居。现在房屋的产权和管理使用单位是卫生部机关服务中心。院内住有该单位老职工44户。笔者2009年走进该院，前院东西厢房前盖满了铝合金门窗违章建筑，出租给外地人居住。此外，因院内消防设施不健全等较为严重的安全隐患。被北京市文物局列为2008年必须进行整改的二十家“黑名单”单位之一。
弓弦胡同15号院，民国时期曾是保密局在北京工作站的秘密据点之一。15号大院，住宅宽阔。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在北平的固定住所，人称“戴公馆”。解放后该院被没收，现在该院内盖起4栋六层住宅楼，大门朝北了，正对美术馆后街，人称安全部大院。
在1949年前半年即将建国的特殊历史时期，香山这块地方，在被确定为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之地。为了保密，对外有另一个说法：“劳动大学”。
实际上，在1949年2月李克农进入北平的秘密任务就是全权负责在北平打前站的工作，按照李克农的设计，进北平打前站需设三个站点：第一站称“劳动大学”筹备处，设在东城区的弓弦胡同15号，这弓弦胡同是个小胡同，就在沙滩附近的东皇城根北街附近；任务是办理对外交涉，备置办公、住宿用具等事宜；第二站称“劳动大学”收发处，设在颐和园西北的青龙桥，任务是负责中央驻地的社会调查、整顿和清理驻地周围环境、布置警卫，并办理中央机关来人的住宿手续等事宜；第三站称“劳动大学”招待所，就设在香山，任务是负责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办公、住宿用房的布置、修缮等事宜。
1959年夏，我家搬到了中国美术馆西侧的弓弦胡同3号文化部宿舍，分配住前院西房，隔壁是罗哲文一家，仅有一墙之隔。听父亲讲罗哲文是搞古建筑的，在文化部下属文物局工作。当年在我们院里罗哲文还很年轻，父亲他们那辈的都叫他小罗，我们小孩叫他罗叔叔，并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古建专家梁思成的得意门生。
印象最深的是罗叔叔房间的墙上挂着三架照相机，一个大方盒子的，两个小扁方的，大概一架是120，两架135吧。多少年以后才知道，罗叔叔用这几架相机拍下了万里长城和即将拆毁的城门和许多古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我们院子里东侧有一间空房，让罗叔叔当了冲洗照片的暗房，顶棚下挂有白灯泡和红灯泡，桌子上是放大机，还有各式各样的白色搪瓷罐、搪瓷盘，裁照片的专用裁刀。我们一帮小孩觉得特别神秘，总想进去看看。
当年，我们小孩只要见暗房红灯泡一亮，第二天准能在他家的土箱里捡到裹胶片的黑纸和小木轴。在当时玩具匮乏的年代，就是很好的玩具和收藏品，黑纸卷成筒拉长当宝剑，还能压平了用来剪影，木轴是全塑料的，攒多了挂在墙上当装饰。罗叔叔看我们在土箱里翻腾不卫生，就有意收着到一定数量再分给大家，我们拿着干干净净的胶卷轴、黑纸卷，特别感谢罗叔叔。
罗叔叔经常给院里的大人小孩照相，六十年代照相机可是高级奢侈品，全院谁家都没有。一听说要照相，大家都穿上过节才穿的衣裳，沾点水把头发梳得溜光流光的，聚集在院里的大柳树下等着拍照。再后来，暗室红灯一亮连冲带洗，过不了两天放大了的照片就摆到了各家的镜框里了。
1969年8月我报名去黑龙江兵团，父亲已先于我去了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家里就我和母亲，正发愁行李包怎么打、箱子怎么捆？罗叔叔来到我家说:“王嫂，别着急，王大哥不在家，打行李有我们呐”！于是，他招呼了邻居两位叔叔，忙乎了小半天才把两个巨大的行李包打好。到兵团以后收到过几个母亲寄来的邮包，包裹上缝着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地址姓名，一看那娟秀的字体工整的楷书就知道是罗叔叔写的，里面还有按母亲意思写的信。我母亲没文化写不了信，每次给我写信寄邮包都要麻烦罗叔叔，他从不嫌烦，有求必应。1971年我去湖北丹江探亲，看到桌子上有一张我的毕业照，大概有八寸大，母亲告诉我说：“前年你走后我老捧着你一寸的小照片掉眼泪，你罗叔叔看到后，拿去了底片放大了几张给我，大照片看的真着，还能摆在桌子上”。
1979年返城以后，我专程去弓弦胡同看望罗叔叔和老街坊，物是人非，住的都是新人。老人们从干校回来都重新分配了住房，从此就失去了联系。
日，我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东告别厅，送罗叔叔最后一程。老人家安卧在鲜花翠柏之中，覆盖着党旗，会场庄严肃穆摆满社会各界送的花圈挽联。我脑海里都是四十多年前年轻时的罗叔叔音容笑貌，心里默默地祈祷：敬爱的罗叔叔，您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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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北平改变泥腿子还是泥腿子改变北平
日07:11 　
进城各种攻城准备和方案没有派上用场，到日，谈判突然加速了，傅作义和北平市长都明白攻守双方的兵力何等悬殊。1月22日10时起，双方进入休战状态，为了保全旧政府最后的面子，“联合公报”的措辞考虑得非常周全。傅作义把士兵从“城里撤出”，到西部驻扎，一个由市长领导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接管过渡，人民解放军将进城“维持秩序”。谁都明白，这只是旧政权移交新政府控制的一种象征性程序。“北平国民党军队26万余人分批陆续开出城外进驻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周之同说，“一天后，我们又接到上级对入城后的5条新规定：外国领事馆人员为侨民，进出大门时不给行军礼；要保护侨民安全；不准进入外国人房间；尊重接管人员；傅作义部人员专由阜成门出入。”围城状态正式宣告结束，而傅作义部队的撤出则一直持续到1月底。“我们两个干事两次换便衣秘密进城。”周之同回忆，“第一次是在1月25日，由军司令部组织七八个人，从西直门进入，傅部派联络官在西直门等候。联络官坐车在前面带路，把我们的人直接引到设在王府井南口原日本大使馆的联谊处，见到四野参谋处处长苏静和傅作义的副官长。副官长出去后，苏静处长对我们的同志说：你们来要注意隐蔽，要装成他们的人，你们的任务是熟悉他们市区内部队的主要防区，以便进来接管。吃完午饭后，傅部派两名军官带我们的人在城内活动，黄昏后送出西直门。第二次是在1月29日，进城的人包括我师3个团的营长，主要任务是划分接防地区，以便部队进城后各营直接到指定防区。”康彭寿所在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接到通知，要求全副武装、进入阵地，监督傅作义部队撤出北平。“我们在1月30日被告知，当晚傅作义部队将通过良乡撤出冀中地区。”康彭寿对本刊回忆说，“我们是黄昏时候进入阵地的，阵地离公路还有一段距离，夜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人声、马声，好几十万军队呢，整整走了一夜，直到黎明才全部过完我们的监视点。”“1月31日中午12时，解放军在莫文骅将军领导下，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防。”人民解放军于是进入了中国最有象征意义的一座城市。入城式是在2月3日，军队穿过前门，沿着东交民巷前进，清朝统治时期，除了前门和皇宫本身的南门——天安门之间的广场，东交民巷是唯一一条能够东西通行的街道。毫无疑问，得胜的人民军队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入城，是要强调新政权的独立和它拥有的权力。“我们在入城式举行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得知，中央军委批准平津总前委关于举行入城仪式的提议。参加的步兵部队有40军的118师和我们121师，摩托化部队有东总警卫团的80辆卡车，机械化部队有坦克和装甲车60辆，炮兵师包括卡车牵引的战防炮、高射炮、化学迫击炮、美式和日式榴弹炮、加农炮，另外还有一个骑兵师也参加仪式。对行军队形序列、装备、着装等都有具体规定。蔡正国师长对我们说，入城式要搞出经验来，不是阅兵式而是示威性质，显示力量，提高群众信心。”周之同回忆。钱浩兵所在部是最先入城接防。“我们在白石桥路集合列队，按照规定检查整理军容风纪，之后走一段路点验一次。师里要求我们每个连指定一个排在枪里压上子弹，重机枪脱掉枪衣由人抬着，以防敌人袭击。队伍转向西直门外大街，我们团的干部骑马在西直门外桥的西端，由作战科科长带着测绘员和警卫营的一个排，在西直门瓮城南边同傅部的一个排相互敬礼交接防务。”钱浩兵对本刊说，“361团团部驻东北大学，363团团部驻仓南胡同5号(又称老段府)。363团二营驻黄化门民生工厂，三营驻东单青年剧院，警卫连一个班警卫驻六国饭店，一个排驻团城，一个排警卫中南海，两个高炮连驻景山公园内北面的平房。”负责维护北平社会治安和保卫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进城后共分4个大队，康彭寿被分在一大队。他说：“我们驻扎在史家胡同，辖内城7个行政区。我当时负责的是东四和崇文门辖区，每天都会在卡车上架着机枪满街巡逻。”接管干部们随后也开进了这座古城。马句对本刊回忆：“我们中共北平第八区工作委员会在1月31日20时被军管会的军用大卡车送进城内，我们从海淀上车，由西直门进城，一直开到前门东珠市口大街原国民党第八区公所的办公地点。当天晚上，我们20多人就在区公所办公室搭了地铺睡觉。”第二天一早，马句到区公所门前，把旧的区公所牌子取下来，换上了一个新制的“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的新牌子。为了庆祝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的建立，马句在门前放了一挂鞭炮。香山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之后，径直去了香山。进入北平后，新政权有一个迫切的事情，就是中央机关的入城。为此，中央1949年初就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山具体负责，着手筹备。杨尚昆从接替李富春的工作以来，已经历经过中央的两次大搬迁，一次是从延安撤到晋西北，一次是从晋西北进到西柏坡，这一次从西柏坡进北平。“北平虽然解放，但仍不是一个被完全控制的城市。从年初，杨尚昆同志就先后派李克农和范离去北平挑选中央机关地址。中南海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驻地，地处闹市，虽然傅作义部被收编，但城区还有阎锡山的特务系统和两军交接时就地解散的宪兵19团，来不及清理，大家认为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马句介绍说，“他们几人和叶剑英、彭真商量后，建议先以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香山为中央机关临时驻地。那里安全，也便于防空。”“中直机关当时共有工作人员5500多人，香山上有一个由原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办的慈幼院，正好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可用。毛泽东的临时住处是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周恩来夫妇住在原香山饭店右侧的一个小院里。”马句说，“2月底，李克农对香山驻地的安排提出了一个方案：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第一站称劳大的筹备处，设在市内弓弦胡同15号；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为香山驻地。这样，中央机关分驻在香山，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中央警卫和公安部门分驻于西直门、颐和园至香山一带。”安全工作仍是众多保护这个临时中央所在地的机构的头等大事。李瑞祥1948年底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大队二队见习区队长被抽调进“政治保卫队”时，这个隶属中央社会部的全新机构刚刚组建，它的目的就是确保几个月后中央机关转移的安全。“中央机关还在西柏坡时，我们就率先进入北平。”李瑞祥对本刊回忆说，“我们的任务是与吴烈的207师联手，负责从香山、颐和园、白石桥到西直门这条长达20公里范围内的治安警戒，为中央机关进驻开道。我们协助207师在外围便衣行动，在敏感地段布监视点，我这支小队有20多人，每个人都穿着黑色对襟小棉袄，肥大的免裆裤和厚棉窝鞋，衣服里藏着一只左轮枪和20发子弹，这种枪不易走火，不易卡壳。”“吴烈的207师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提出从四野抽调的，四野还派出两个专家，一个是搞扫雷的，一个是搞无线电的，他们和范离等作为先遣人员进入香山，查看环境后，在香山制高点‘鬼见愁’建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香山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除了领导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主要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二是筹备即将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1949年中共中央很大的精力还在集中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关于建国的筹备最初的打算是要到1950年的元月纳入计划，但苏联方面当时提醒中央防止溃败的国民政府向西方求援，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样，建国的筹备和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才提前了。”马句说。中央机关设在香山的主要不便是交通上的。李克农方案从安全出发，但带来了机关部门的分散，有时跑一个地方就要花费一天时间。而筹划建国工作的主要活动地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和中南海，那里是民主人士、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重要会谈的地点。从香山到中南海，要经过青龙桥、海淀、西直门，路上就需要一小时以上的时间。“从香山进城的唯一交通工具是汽车。当时通信也不方便，香山电话局虽然很快组建，但打不通电话的情况时常出现，最后还是只有依靠汽车。但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汽车，周恩来的一辆车是从天津调来的紫红色科力司牌美国车，很显眼，想换又没有，我们政治保卫队给派了辆随从车作为沿途保护，但这是辆旧吉普，速度慢跟不上，以至于前车要专门停下来等它。”李瑞祥回忆说，“后来杨尚昆找到四野政治部萧向荣秘书长，从他们收缴的200辆车里专门给留了20辆，才缓解了中央机关的用车紧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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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北平的和平解放,便衣保卫队未等集训学习全部完成,便提前赴命了。
　　便衣队提前进城赴命,为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作好安全警卫准备
　　日清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西黄泥村口的开阔地上,一支150多人的队伍正整装列队待发。队长高富有宣布了队伍将前往北平担负起保卫党中央的神圣使命。
　　此时,这支便衣保卫队组建才3个多月,原定的集训期还没有到,但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将于3月下旬迁往北平,因此便衣队必须先于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作好安全警卫准备。
　　负责运送便衣队的四辆美制十轮大卡车,已经开到西黄泥村。队长高富有发出“上车､出发”的命令后,队员们随即登上了卡车。满载着肩负特殊使命队伍的四辆卡车徐徐启动,继而向北平方向进发。
　　3月10日下午,便衣队如期进入北平。
　　便衣队乘坐的卡车开到市中心一条胡同里停下,下车来到一处三进的大套院中。里面的房屋十分高大,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一色的灰砖铺地。在院子里,不时可以看到穿军装或便服的人出入。这里就是弓弦胡同15号院,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北平的住所,人称“戴公馆”。
　　在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前,就内定整个机关入城后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因此为中央入城作准备而先行进入北平的部门和机构,都与“劳大”有关。按照李克农的设计,这些机构分为三个点:
　　第一个点称“劳大”筹备处,设在弓弦胡同15号,由赖祖烈负责,任务是办理对外交涉,备置办公､住宿用具等事宜。李克农负责的社会部机关也设在这里。
　　第二个点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颐和园西北的青龙桥,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干部王范主持,任务是负责中央驻地的社会调查,整顿和清理驻地周围环境,布置警卫,并办理中央机关来人的住宿手续等事宜。
　　第三个点称“劳大”招待所,就设在香山,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边纪忠和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办公室主任田畴负责,任务是负责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办公､住宿用房的修缮､布置等事宜。
　　已先期到达北平的李克农,在戴公馆迎接刚进北平城的便衣队。他与队长高富有等人紧紧握手,并询问了他们一路的情况。接着,李克农便向高富有交代了三项任务:
　　第一,便衣队暂时住西郊颐和园附近,用三天时间休整和熟悉周边环境,然后安排警卫工作;第二,便衣队主要负责从西直门､海淀､颐和园､青龙桥至香山,复兴门､新北京(现万寿路附近)､八大处至香山这两条路线沿途的便衣警卫工作;第三,根据便衣警卫工作的性质､任务,准备化装的衣服,全部换发小号的自卫手枪。
　　任务交代完毕后,李克农把便衣队的几位领导介绍给了“劳大”收发处的负责人､中央社会部的干部王范,并告诉王范,便衣队一行的食宿等具体安排,由收发处负责。
　　在戴公馆办完入城手续后,队员们又登上卡车前往西北郊。当晚,全体人员就住在颐和园西边青龙桥地段的圆通庵内。第二天,便衣队便分成各个区队和小组,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去了。
　　便衣队进驻香山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配合工兵扫雷部队,把香山内外,党中央､毛泽东的驻地彻底清查一遍,排除一切不安全隐患。
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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