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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上国宝级建筑大师张锦秋的作品,你都知道多少?|张锦秋|西安|长安_新浪网
《国家宝藏》上国宝级建筑大师张锦秋的作品,你都知道多少?
《国家宝藏》上国宝级建筑大师张锦秋的作品,你都知道多少?
最近随着《国家宝藏》的热播,除了那些代表着古人智慧的顶级国宝文物开始进入众人视野之外,还有一些为了中国文化而默默奉献了一生的名师大家也都开始了“圈粉”之路,其中,中国建筑界的代表人物——张锦秋大师就成功变成新晋“网红”。▲张锦秋1960年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师从建筑学泰斗梁思成先生,成为这位建筑大师的关门弟子。从1966年至今,一直在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从事建筑设计。所谓“一生只做一件事”,说的大概就是张大师这样的人。五十载春夏秋冬,她与西安这座古城捆绑在一起,她的所有梦想和事业,也在这里得到实现。▲如果你想去西安领略这座古城的风情,一定会有意无意地看到张锦秋的作品:陕西历史博物馆、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钟鼓楼广场、唐华宾馆、陕西省图书馆、大明宫丹凤门、长安塔……让我们跟着张大师的手笔,一起看看西安城的古往今来。陕西历史博物馆▲张锦秋在西安的一个重大作品,就是建造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是周总理当年的遗愿。到底建成什么样子呢?上面只有一句比较抽象的标准:它应该成为陕西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最终张锦秋的方案获得认可,依据是:这是中国古代宫殿的基本格局,因为它体现了古代人民的宇宙观,天子就代表宇宙最高,所以它是一个宇宙模型的体现。▲建成后的博物馆,成为西安的标志性建筑,获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一流博物馆。门票:免费开放。博物馆免费,但是特设展和唐代壁画馆另行收费。珍宝馆30元/人,唐代壁画馆300元/人。游玩时间:建议2-4小时大唐芙蓉园▲大唐芙蓉园位于唐朝长安著名的皇家园林——曲江芙蓉园遗址以北,张锦秋将此工程概括为:以大唐文化为内涵、以皇家园林格局为载体,服务于当代的大型主题公园。▲全园建筑取唐风,建筑形象丰富、种类繁多,兼有宫廷建筑的礼制文化和园林建筑的艺术追求,建成后深受西安市民所喜爱,也成为西安一处不容错过的景点之一。正好最近《妖猫传》热映,对于唐文化感兴趣的一定不要错过这里。门票: 120元/人游玩时间:建议2-4小时长安塔▲长安塔是一座宛如水晶塔一般的钢结构玻璃高塔,是为了2011年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而建。▲长安塔位于小终南山上,在设计上保持了隋唐时期方形古塔的神韵,同时增加了现代元素,既体现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内涵,又彰显出时尚现代的都市风貌。▲“长安塔不是简单的观光塔,而是文化标志性建筑,首先要体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宇宙观哲学思想。”这是张锦秋自己对于长安塔的解读。门票:无需门票。包含在世博园通票内。世博园通票60元,门票包含长安塔、创意馆、自然馆、四宝馆。游玩时间:建议1小时黄帝陵祭祀大殿▲黄帝陵祭祀大殿的设计理念为:山水形胜、一脉相承、天园地方、大象无形。▲祭祀大殿名为轩辕殿,由36根圆形石柱围合成40米×40米的方形空间,上覆巨型覆斗屋顶,顶中央有直径14米的圆形天光,形象地反映出“天圆地方”的理念。▲同时融入周围山川的环抱之中,引发“大象无形”的空间体验。门票:黄帝陵和轩辕庙景区联票90元/人游玩时间:建议1-2小时阿倍仲麻吕纪念碑▲阿倍仲麻吕是日本的遣唐使节。为了纪念这位唐代的高僧,张锦秋在纪念碑中融入了阿倍仲麻吕所处时代最常见的建筑样式——石灯幢。▲碑正面刻有“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八字,背面镌刻其事迹,柱顶四侧是表现中日友好的樱花、梅花浮雕,柱基是采用莲瓣雕饰,柱板上刻日本遣唐使船浮雕,两侧分别是李白《哭晁卿衡》诗和阿倍仲麻吕《望乡》诗,具有深邃的中日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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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藏至我的藏点我与西安晚报的故事
我与西安晚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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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日,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将迎来六十华诞。回首60年风雨沧桑,晚报始终注重报纸的思想容量和文化内涵、提升文化品位。陈忠实、贾平凹等大家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在《西安晚报》上发表的;周明、阎纲、雷抒雁、何西来等陕籍知名作家也常为晚报赐稿;王西京、范崇岷、吴克敬、孟西安、马师雄、崔正来、徐剑铭、商子雍、李敬寅、郭树兴、袁林、张月赓、郭兴文、庞进、赵安等一大批文化界名流都曾经或现在依然是西安晚报的编辑记者,由此形成了值得关注的“西安晚报文化现象”。从今天起,本报开设“我与西安晚报的故事”专栏,邀请他们中的优秀代表畅谈在晚报工作的难忘经历,与晚报的深厚情谊,对晚报寄予的深切期望等,也希望专家、读者为此次活动建言献策,共同为晚报辉煌的明天鼓劲。
&&&&&&&&&&&&&王西京:西安晚报托举让我艺术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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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京曾在西安晚报担任18年美术编辑
他是继石鲁、黄胄、刘文西之后,在中国现代人物画领域最具当代性的大家之一,在他那激越、雄强、高古、旷达的作品语言背后,始终沉潜着一种灵魂的呼唤。作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享誉全国的知名画家,王西京曾创作过大量有影响的传世之作。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曾在西安晚报担当18年美术编辑的经历,用他自己话说“这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幸运&从建筑工人到报社美编
1946年8月,王西京出生在西安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幼年的王西京,除爱玩耍外,酷爱画画,用他的话说“纯属天然,没有家传。”1966年9月,王西京从西安美院附中毕业考入西安美院,然而仅仅上了两年大学便被迫停止学业,被分配到西安一家建筑公司当工人。同年,调到西安晚报社任美术编辑,那年王西京22岁。
“之前我常给报社投稿,当时恰逢西安晚报刚刚复刊,急需美编,就把我招来了。那会儿市面上除了陕西日报就是西安晚报,晚报影响很大,能到这里当编辑,我很高兴,决定干出点成绩!”
1968年进报社,到1986年离开晚报,王西京在西安晚报工作了18年。“新闻工作实践是我艺术道路上的一段特殊经历。西安晚报一直以文化积淀深厚而著称,知识分子成堆,又有一批资深的编辑记者,图书、报刊资料十分丰富。在这个良好的大环境中,我广泛地接触社会、吸收知识的养料,全身心地投入创作,真是受益匪浅。”
感叹& 搞新闻对人的磨炼是全面的
王西京自豪地说,对生活充满旺盛的激情、广泛地接触社会、练就敏锐的艺术观察力,是他在晚报工作期间的最大收获。
晚报天天出,作为当时报社唯一的美术编辑,王西京的工作相当繁重。每天,他不仅要为记者采写的新闻报道或报纸版面配插图、设计题头和尾花,遇到突发的新闻事件,涌现出的先进人物,还要到现场采访画速写。“把新闻事件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需要有很强的绘画能力。针对不同的场景,面对工人、农民、解放军、大学生、演员等不同人群,在一个小时左右要完成一组速写(不能影响出报),非得有敏锐的思维和熟练的业务技巧不可。”王西京打比方说,“就拿画车工、钳工来说,要对车间、机床是什么样很熟悉;画农民犁地,人物的动作必须准确,这就逼着你深入基层,熟悉生活,可以说,搞新闻工作对人的磨炼是最全面的。”
王西京不仅当美编,还做文字记者,采写动态的美术消息,组织美术专版和评论。后来因工作需要,报社又陆续调进一些美编,王西京担任美术组组长。由于美编的专业水平高,加上勤奋敬业,西安晚报的美术创作达到相当的高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敬佩& 斗室中创作出震动画坛之作
在报社期间,成千上万张的速写、几千张插图的创作,为王西京以后的艺术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西京说,当时报纸的影响力非常大,一幅好作品出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就对美编、画家的创作提出很高要求。除干好美编工作外,王西京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200多套连环画,像《毛主席的故事》《渡口小艄工》《林中响箭》《越南女英雄》《千古功臣》《创业史话》等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他说:“那种特殊的人生经历和艺术实践,让我对生活和创作充满激情。这样的创作使我练就了驾驭造型的能力,这对后来的新文人画创作都产生很大影响。”
王西京回忆说,“当时我在晚报的办公室就是编辑部简易楼上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画案是两只凳子支起的一块木板,房间里堆满了绘画资料、报纸、画稿,想画张大画都没地方。那时年轻,也不觉得苦,多晚办公室的灯都亮着。”
就是在这间斗室,王西京创作出了《魏武观海》《李逵探母》《卧薪尝胆》《画家卫贤》等一批人物画精品,特别是巨幅国画《远去的足音》,传神地刻画了戊戌六君子惨遭清政府保守派杀害、英勇就义的动人场景,一面世便震动了画坛,成为王西京这一时期的成名作,并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
动情& 永远感谢《西安晚报》
作为陕西省美协主席、西安中国画院院长,忙碌是王西京的常态,但他每天坚持阅读《西安晚报》。“虽然离开了晚报,但我一直关注晚报的发展。多年来晚报始终追求文化的高品位,办得很不错,应该坚持。陕西是美术大省,在全国美术界具有引领作用。我们有许多大的设想,即将实施或已经开始实施,需要借助晚报这个平台宣传出去。而对陕西美术界的关注和报道,也会积极提升晚报的社会影响力。”
王西京说:“我人生最重要的创作阶段,是在晚报度过的;我的很多重要作品,就是在这里完成的,我永远感谢《西安晚报》!如果晚报需要我做什么事,我会全力配合和支持。”&
(文/图 记者 周 媛 职 茵)
陈忠实:文学生涯的每一步 都和晚报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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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 记者 尚洪涛 摄&
2012年9月,电影《白鹿原》上映,影片充溢着浓浓的关中风情,史诗般的情怀呈现了小说的风貌。而该片的上映让很多观众重读永恒的经典——小说《白鹿原》。在不熟悉陈忠实的人眼里,陈忠实是小说《白鹿原》的作者,是大作家,是文坛巨匠;而熟悉陈忠实的人知道,他是个和蔼可亲可敬的长者;而对所有“西安晚报人”来说,陈忠实更有一份别样的亲切,因为这位撼动中国文坛的作家曾不止一次说过,他的文学生涯开始于《西安晚报》。
人生中的前三篇作品都发表在晚报上
很多年后,当微博盛行时,有热心的博友晒出日,陈忠实发表在《西安日报》上的一首小诗,名叫《钢、粮颂》。虽然后来陈忠实写了很多作品,但这短短的四句20个字却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变成铅字的作品,当时他是一名中学生。陈忠实说:“我从没有把这首小诗当做我的处女作,这只是一次学生习作,一次误打误撞而已。”虽然陈忠实并不认为这是他的处女作,却是他和《西安晚报》结缘的开始。
俗语说“前三脚最难踢”。对一个作家来说,前三脚能否踢开也许将会影响他今后的文学道路。陈忠实告诉记者,他人生中的前三篇作品都发表在《西安晚报》上。在发表了那首小诗后,陈忠实还没有走上作家这条道路,而是在公社当上老师。1964年冬,为了迎接新年,公社要搞文艺汇演,要求每个老师都要带领自己班里的孩子出个节目,陈忠实有些无奈,因为唱歌跳舞显然都不是他的强项。于是,他访问了一位老贫农后写了一段快板书。恰逢当时《西安晚报》在搞春节文艺演出征文,他以这段快板书参加了征文。没想到很快被全文刊发。“我记得当时还给了我二十多元的稿费呢,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我一个月的工资才30元。这次给的稿费几乎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这绝对算是一笔‘巨款’。”
“有了这两次成功的投稿经历后,我开始刻意为《西安晚报》投稿。我认为,人生的处女作是我1965年初发表在《西安晚报》上的散文《夜走流沙河》,因为从这篇散文开始,我开始用文学性的语言写作了。从这篇散文开始,一年多时间里,我先后在《西安晚报》上发表了六七篇散文。”陈忠实说。
敬业的编辑唤起他的文学激情
1972年《西安晚报》恢复出版,同时恢复了副刊。恰好当时有位晚报记者到陈忠实所在的公社采访农村合作医疗,他负责接待。“当时这位记者听说我叫‘陈忠实’后,连呼太巧了,他说报社有位副刊的编辑正好委托他下乡采访时打听一下哪个公社有个叫陈忠实的人,因为这位副刊编辑想找我约稿。”陈忠实回忆说,后来他才知道这位副刊编辑是张月赓,陕西文坛很多作家的处女作都是通过张月赓之手发表在《西安晚报》上。
记者的话带给了陈忠实很大震撼,因为从1966年到1972年,他的文学创作已经中断了六年。他说,自己的头脑中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文学词汇了,还能写吗?他在踌躇。不过想到了编辑特意委托记者来找他约稿,他那颗对文学“蠢蠢欲动”的小火苗还是被点燃了,以解放军帮助赤脚医生的真实经历写了篇小文章《闪亮的红星》,投递给《西安晚报》后很快得到了刊发。他说,从此他又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并再也没有中断过。“可以说,晚报也是我再度起步的平台。”
他感慨:“晚报对初学写作者一视同仁,以稿件的质量作为发表唯一标准。习作稍微有成色都能被编辑发现,编辑论稿不论人,这种精神姿态很可贵。这么多年,《西安晚报》始终保持着这种传统作风,给喜欢文学的作者一个平台,所以许多从工厂、农村出来的基层作者才能得益于这个平台,并真正走出来。”
“《西安晚报》很有文化品位”
陈忠实说这些年以来,每天阅读《西安晚报》已经是他的生活习惯了,从早期的单位订阅到后来的自己订阅,到现在晚报社给他赠阅报纸,可以说天天都离不开晚报。
“《西安晚报》很有文化品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站在作家的角度,陈忠实说,晚报对他每一次重要文学活动都有报道,从小说《白鹿原》出版问世,摘获茅盾文学奖,到后来电影《白鹿原》的立项、开拍、上映,晚报始终给予了大篇幅报道。而站在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角度来说,他对晚报多年来不断提升文化品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多年来,《西安晚报》关注着中国文坛特别是陕西文坛的重大事件和活动,在茅盾文学奖揭晓、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召开等重大历史活动中,都有着晚报记者的身影,有着晚报的声音。”陈忠实说:“《西安晚报》关注着陕西文学的发展,注重文学现象的报道,对陕西文学有激励,有鞭策,也有深度的思考。多年来,不仅是我,陕西很多作家都成了晚报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发稿的最重要的平台。”
和陈忠实、省作协打交道的编辑记者已经换了几拨,没换的却是他和晚报的情谊:“我觉得这些编辑记者有个共通点,就是非常敬业,素质都很高,对文学、对作家非常敬重。他们中的老一辈成了我相交几十年的朋友,新一辈也都成为我的忘年交。对于晚报,我充满了感恩,也充满了亲切。”&&
(记者 张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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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我在《西安晚报》起根发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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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 记者 尚洪涛 摄&
&&&&&他是中国当代闻名海内外的作家,他在读者心中有着非凡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他笔下数百万精妙而朴实的文字,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文学青年的心灵——他是作家贾平凹。上世纪70年代末,《西安晚报》第一次将贾平凹的散文变成了铅字,给当年的文学青年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昨日上午,贾平凹坐在自家条凳上回忆起了与报社的情缘,他对记者说:“《西安晚报》是我起根发苗的地方。”
与晚报感情很深
上世纪70年代末,贾平凹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就刊登在《西安晚报》上。那是一篇很短的散文,能发表出来非常不容易,贾平凹在当时文艺部编辑张月赓的帮助下,不知改了多少遍,那篇小散文才最终见报。
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贾平凹激动地连忙跑到街上去买报纸,“我以前都是在学校的黑板报上,或者是校报上发表文章,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确实兴奋得很。”也就是这次投稿,一下子拉近了贾平凹和报社文艺部之间的关系。
“我跟编辑张月赓的关系慢慢地越来越好,后来在文艺部办公室里还认识了郭树兴等编辑。总之,我在晚报认识的人很多,即便是大家因为忙而疏于走动,但在感情上都非常亲。”此后数十年来,贾平凹有时也在《西安晚报》上发表文章,“我跟每一拨编辑、领导都很熟悉。可以说,报社叫干啥咱就干啥,去年《西安晚报》与我主编的《美文》杂志搞‘中国报人散文奖’颁奖活动,大家在一起合作得非常愉快。”
在贾平凹眼中,《西安晚报》一直被读者信任和尊重。“凡是《西安晚报》上刊登的消息,大家都觉得值得去相信。尤其是在纸媒相当发达的年代,在《西安晚报》上批评个谁或是表扬个谁,那可都是了不得的大事情。”
网络时代仍爱看报
在如今网络时代,传媒手段各式各样,西安城里的年轻人和一些年轻作家爱在网络上读书、写书、了解各种资讯。但在贾平凹看来,报纸和报社的功能依然不可替代,自己就爱读《西安晚报》,喜欢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和民生民情,许多新闻经过报社编辑的加工甄别,不但重大新闻不漏,准确度、可信度也会更高。
“现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人还是爱看报纸。我知道报纸上的文字有不少也来源于网络,但网络上五花八门的消息太杂,人们没有精力辨别,搞不清哪条是真哪条是假,经过核实后报纸转发、摘登,读者会得到更加全面准确的消息。”贾平凹认为,年轻人喜欢玩手机上网,上年纪的人喜欢读书看报,这也不是说谁保守落后、谁先进时髦,这些都完全出于个人习惯。“我想年轻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阅历的增多,还是会喜欢上手不释卷的阅读感觉。等年纪到了他们就爱读报了,看报不伤眼睛。”
以文学圈为例,不少作者获得读者认可的唯一途径就是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找出版社出版作品,贾平凹说:“许多有些年纪的人还都在延续着这条路。”
平实就是晚报风格
作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欣慰的是,《西安晚报》这些年来对陕西文坛及作家的报道十分重视,对于文坛的一些重大活动、作家的重要创作,不惜版面,并多次开辟专栏进行连续报道。“陕西是文化大省,陕西文坛需要这样有责任感的报纸,特别是在纯文学面临生存压力时。”
说起跟晚报的情谊,贾平凹清晰地记得2008年11月记者节前夕,《西安晚报》文化部的编辑、记者集体到“贾府”过节、吃羊肉泡馍的趣事,当时他的《秦腔》刚刚摘获茅盾文学奖。“晚报记者工作很辛苦,我得向他们祝福节日。他们个个都是快枪手,常常是我接受采访完没多久,人家稿子就写好了,而且把你想表达的都写进去了,不虚夸、不炒作、很平实,这就是晚报的风格。因此我一有新闻,第一时间就想到晚报的记者。”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古炉》举行首发式时,他特别提醒主办方在活动背景板上打上“西安晚报独家媒体支持”的字样,“跟晚报合作心里踏实。”
贾平凹认为,晚报的文化气息浓郁,跟报社领导对文化版块的重视有直接关系,加上编辑、记者精耕细作,这块天地就呈现出独特的风景。“年纪大了,我现在很少在活动中当主持人,就是出席活动也讲话少,但晚报和美文搞‘中国报人散文奖”颁奖,晚报叫我当主持人,我就得上。”
从《西安晚报》走出过许多作家,不少人也与贾平凹较熟。他觉得,除了帮扶、培育外来作者,一定要鼓励报社的编辑、记者都拿起笔来写作。他说:“其实有好多作家都在报社工作。严格来说,我也是个当编辑的,我这一辈子的工作都是编辑。”
贾平凹鼓励道:文学这事,搞专业的少,一旦变成专业了也未必是好事。大家工作忙,写小说也许没精力,但写散文肯定有时间。报社编辑、记者积累的社会生活材料,接触社会的各个阶层,社会阅历丰富,这些都对写作非常有用。“总说‘等闲了再写,等退休再写’那些话都是哄人呢,关键是要挤时间!再一个是对文学的热爱,只要爱就觉得快乐,不爱就觉得受罪。大家趁年轻的时候多写,不一定非要当大作家,只要能丰富自己内心,让自己活得充实就是享受。”&
(记者 职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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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烨、李炳银:与西安叙缘 与晚报叙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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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炳银(左)与白烨&
“回到西安,这种熟悉亲切的感觉,真好!”昨晚,作为此次“《西安晚报》现象”研讨会特别邀请的两位北京嘉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白烨,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会长李炳银乘机抵达西安。
作为长期居住在北京的陕西人,他俩一位至今保留着天天读《西安晚报》的习惯,一位起步之作与转型之作都是在《西安晚报》发表,因为这种情缘,让两人从下飞机之时,就表露出特别的兴奋,“常回西安,可是这次参加《西安晚报》文化现象研讨会,意义不一般——这份报纸,我们关注了好多年!”与西安、与《西安晚报》的特殊情感,也让二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情绪高扬。
在首都读到家乡晚报特亲切
“我这个人,家乡的情结比较浓。离开老家43年了。但是,家乡的饭食,家乡的秦腔、碗碗腔等戏曲还是上瘾,说实话,外边尽管会有很多的繁华和趣味,但我对来自家乡的信息总还是饶有兴趣。”李炳银感慨,也正因此,虽然如今久居北京,但自己家仍保留着天天阅读《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的习惯,“大量地传递有关建设大西安不断加强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推进浐霸生态区,融入渭北工业区等很多改革发展和建设的新消息,使我对家乡的情形了解更多,向往也更多。”
李炳银说,在北京阅读家乡的报纸会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自己也总有很浓郁的兴趣。“就说晚报的副刊,不时会有一些名家出场,但似乎更多的版面让位给来自基层的文学爱好者,包括不少在校的中小学生。文章的内容也不是如今许多文章的那种空洞套路,多是一些作者自己的个性发现和感受。在当下这个到处都弥漫着喧嚣躁动现象的社会环境,看这些文章,给人一种安定、庄重、真实和朴素的感觉。”
他感慨,陕西的作家,如陈忠实、贾平凹都说自己的文学道路与《西安晚报》有关。邓小平说,中国的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我看,晚报也是着眼基层,着眼在青少年中培育文化、文学的未来。
《西安晚报》是我的精神故乡
作为我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从事文学评论已有30多年。他回忆,自己踏上文学评论历程的“第一步”是从西安迈出的,初次亮相的舞台正是《西安晚报》。这也是他这次一定赶来参加“《西安晚报》现象”研讨会的原因,“我看重这份报纸,它是我的评论起点,是我的精神故乡。”
白烨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篇评论——《狂叫“正名”,意在篡权》刊发的日子,在日被《西安晚报》以“来稿选登”的方式选发,让当时年轻的他对写作拥有更多的信心与动力。而在日,《西安晚报》又刊载了白烨的一篇电影评论,“这篇千把字的影评,是我在新时期发表的首篇文艺评论。由这篇文章开始,我便以文艺评论作为主攻方向,完成了个人评论写作的定向与转型。”
他因此感慨自己与《西安晚报》的缘分之深,“这是一种缘分,更是一种福分。在我成长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能够在《西安晚报》这样有影响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出头露面,对于一个初习评论的写作者来说,触动之大,影响之深,是难以估量的。这一切都让我感念不已,铭记在心。”&
(文/记者 孙 欢 图/记者 尚洪涛)
&&&&&&&&&&&&&&&吴克敬:百年后留下的只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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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克敬& 记者 尚洪涛 摄&
在陕西作家圈中,吴克敬是个“另类”。上世纪80年代,他在《当代》杂志上刊发了成名作《渭河五女》,而后的20多年里他却没有再写作,90年代成了《西安晚报》的一员。多年后,他重返文坛,几年间先后摘取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桂冠。忆起在《西安晚报》工作的那些日子,他说那是他积累的过程,没有那段新闻岁月,也不可能有他现在的文学成就。
晚报时光是把米酿成酒的日子
吴克敬是宝鸡扶风人,常自豪地说自己年轻时“曾是西府最好的木匠”。他从不忌讳告诉别人,他学历不高,只读过小学。“这是我人生中的缺失,我的知识结构极不完整,所以后来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弥补知识上的缺失”。
正是意识到自己的缺失,意识到学习的重要,他进入西北大学作家班学习。他说:“作家班的学习,是我去偷了一把米,向生活偷,也向命运偷。”就在这次学习期间,他意识到文学的神圣:“要完成文学作品,仅有热情是不够的,思想认识、文化积累、艺术嗅觉都必须达到很高的水平,否则就葬送了自己的情感和情怀。”所以,他决定暂时搁置文学。
也许是命运使然,他进入《西安晚报》,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22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写作。他说:“在西大偷来一把米,如果我不酝酿,不发酵,那就永远是一把米。种到地里,长出的还是一把米;蒸成米饭,那也还是一碗米;只有把它发酵了,变成酒了,才会产生质的变化。而新闻生涯,就是这种积累,就是让米变成酒的过程。这期间,我从一个乡村木匠进行着文化的积淀,文学素养也一步步提升。”
有一种神秘的东西渗入了骨髓
吴克敬十分珍惜他在《西安晚报》获得的文化滋养:“这是一种潜移默化沉淀下来的东西,《西安晚报》很有文化内涵,这是从很早以前就沉积下来的东西,有种神秘的力量,一直渗入到我的骨子里。我经常说,宝鸡是我的生命故乡,而《西安晚报》是我的精神故乡。这里的每一个领导、记者和编辑,每个人我都很感激,他们在我生命的轨迹中,都打下了印迹。”
把米发酵成酒,这是怎样一个过程?吴克敬说,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多年来他一直忘不了自己的第一次采访经历,他说那是刚进入报社不久,在坐59路从咸阳到西安的路上,听到俩人闲聊,一个说嫁女儿给女儿准备的嫁妆是一套家具。另一个问家具是谁做的,嫁女者回答:“瞎子做的。”他说:“我是木匠出身,我知道眼睛对木匠来说有多重要,一个盲人可以成为音乐家,可以成为政治家,但成为木匠,我觉得不太可能。”
于是他向路人打听了盲人木匠的地址,花了80元钱在土门买了辆自行车,骑着自行车就叮叮咣咣到了长安原上。恰好盲人木匠正在家里做活,他搭了把手,木匠很惊讶:“你是行家?”他笑了,他说自己是个很有功夫的木匠,这是他最骄傲的事儿。俩人很快熟络起来,他问木匠:“既然看不见,为什么还要选择当木匠?”木匠回答:“还不是为了一口饭!”一句话,深深触动了他:“古语说‘人活一口气’,但在木匠这里,就是‘人活一口饭’。‘气’是唯心主义,‘饭’才是唯物主义。朴实的木匠说出了最朴素的道理。”于是,他回来后写就了一篇消息,他的印象很深刻,只有962个字,但得到了领导首肯。
进入生活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美
这次成功的采访让他意识到,普通人身上也蕴藏着很多的美,只有真正进入生活,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其实,这也是记者最应具备的眼光,把最朴素的东西发掘并表达出来,就是完整的新闻稿”。
之后,他步入领导岗位,虽然不直接在一线采访,但他依然在新闻生涯中积累着。无论是帮助记者改稿,还是后来提纲挈领给记者指导,他说在指点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进行着无可言说的积累,这种积累是润物细无声的,却影响深刻。他说自己很少要求记者怎么写,而是让记者自己去体会、去发现,从而发掘自己的潜质。
目前吴克敬离开了新闻岗位,成为了专业作家,仿佛井喷一般,屡获国内大奖,长篇、中篇、短篇……他的创作进入了旺盛期,并担任了西安市作协主席,不但要自己创作,还担任着引领西安文学创作的重任。
“有人问我得了鲁迅文学奖后,下一个目标是不是茅盾文学奖?我的回答是,不想拿奖的作家不是好作家,但拿奖绝不是唯一目的。历史是健忘的老人,百年后,留下的只有文字,我想让自己的文字真正流传下来。不仅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也给我曾经供职十几年的,我的精神故乡——《西安晚报》一个交代。”&(记者张
静 实习生 徐月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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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剑铭:《西安晚报》就是我的大学&&&&&&&&&&&&&&&&&&&&&&&&&&
  &&&&&&&&&&&&&&&&&&&徐剑铭:“我和晚报的故事最多最多!”
记者 尚洪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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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剑铭在进行书法创作。记者尚洪涛
&&&&他经历过人生的大喜大悲,曾被命运无情地捉弄,但他始终感恩生活,著名作家徐剑铭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感恩他的新闻生涯,尤其感恩在《西安晚报》的日子。他说,他今年68岁了,和晚报结缘已长达50年,“我和晚报的故事最多最多!”
在晚报拿到第一份奖品是稿纸
作为一方文化厚土,《西安晚报》有着“作家的摇篮”美誉,很多知名作家早期的作品都刊发在《西安晚报》上,徐剑铭也不例外。徐剑铭告诉记者,他初中毕业后就进入搪瓷厂当了一名学徒工,“生活很单调,闲暇之余爱写点东西。”“老西安可能都知道,上世纪60年代,西门里有个群众电影院,电影院外面有个‘街头诗画廊’特别有名,发了很多人的作品,而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作家、画家,我的作品也经常被刊发,这算是我文学生涯的起步吧。”
徐剑铭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作品发表在《西安晚报》上,他对此记忆非常深刻:“有次我写了个小剧本叫《坚持坚持》,被群众艺术馆相中后在骡马市小剧场进行排演。”群艺馆的辅导员看到这个剧本后非常欣喜,推荐给了《西安晚报》编辑。“很快编辑就通知我到报社一趟,让我把稿子重新拿稿纸抄写一遍。因为那时家里穷,我这个剧本还是写在单位的报表后面,极不正规。抄完了,我就离开了报社,没想到第二天就见报了,几乎占了一个整版。”徐剑铭显然颇为自豪:“那年我还不到20岁呢!虽然我是业余作者出身,但我的创作之路没有受过什么磕绊,之后晚报连续刊发了我很多诗歌和对口词,那时每次发还要特别注明‘西安人民搪瓷厂徒工徐剑铭’。”而1965年报社召开年终总结表彰大会,徐剑铭被评为“优秀通讯员”,得到了两本厚厚的稿纸作为奖励:“那是我第一次拥有稿纸,而《西安晚报》也是我走向文学的第一个站台!”
被晚报培养成“文学五项全能”
1984年《西安晚报》从小报改革成了大报,需要扩充编辑记者的力量,特别是要增设文学专版,而在文学圈内已经颇有名气的徐剑铭就被推荐了过来。他来了之后,见到了副总编高平,高总非常激动地跟他畅谈了晚报未来的发展,特别是谈了文学专版的情况:“我们准备把这个版叫做‘终南’,我们也希望从这个版开始促进陕西文学的发展,创办陕西的‘终南’文学流派!”
进入报社工作后,徐剑铭主要负责“终南文学专刊”的编辑工作。他回忆说,那是文学最红火的时代,遇到好稿子的时候晚报不惜版面整版刊发,“陕西作家纷纷在此亮相,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都在我们版面上刊发过稿子。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曲艺、小品等所有的文学形式都见诸报端。”徐剑铭感慨说,他不但要编稿子,有时还要自己写,就是这段时间的锻炼,把他培养成了“文学五项全能”:“这种文学氛围的浸润下,把我自己也培养出来了,后来的十几年里我没工作,完全依靠文字为生,叫我写啥我写啥,我觉得完全都是靠这段时间的锻炼。所以我后来总结我的一生,《西安晚报》就是我的大学。虽然我只有初中学历,但在这里我觉得自己研究生毕业了!”
即使深受磨难,他也依然感恩
然而,就在他准备为报社大干一场时,命运跟他开了一场不小的玩笑。1986年,一场莫名的牢狱之灾降临,他被卷入一个经济案件之中,身陷囹圄长达一年半之久,而他拿到平反判决书已经是在15年之后了。这前后长达16年的苦难,对任何人来说都堪称心力交瘁。徐剑铭告诉记者:“出狱后,我已经不是《西安晚报》的职工了,但偶尔还在为报社写稿子,报社从来都没有对我另眼相看过,我的稿子也从来没有打过绊子。报社忙不过来时还借调我过来帮忙,而我几乎年年都是报社的‘优秀通讯员’。报社的领导对我也特别好,他们跟我说,老徐啊,生活中有任何困难你就张口,报社一定帮你解决!”说起这些,徐剑铭充满了感动。2001年,徐剑铭终于在法院拿到了期盼已久的平反决定书,报社第一时间恢复了他的工作,并在一次会议上解决了他的所有问题,还在浐河附近为他买了一套住房。
2003年,徐剑铭从《西安晚报》光荣退休,现在的他以平均每年一部长篇的数量活跃在文坛上,《血沃高原》《立马中条》《死囚牢里的陪号》引起文学圈及读者积极反响。他说那段落魄的日子里他什么都能写,并从未失手:“广告文案,商业文案,解说词之类的,只要跟文字沾边的事儿我都能干!”“您抱怨过吗?”他的回答很有内涵:“有句话说起来也许很俗,但那真的是我内心的想法,‘对一个作家而言,苦难就是财富’。那段日子让我更加了解人生,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能力也有所提高。何况,苦难的日子里报社也从没把我当外人,我真知足了!”&
(记者 张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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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进:让《西安晚报》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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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 进& 记者 尚洪涛 摄&
他从晚报走上了文学之路,他也在晚报成就了自己的作家、学者梦想。他每天穿梭在太阳庙门与四府街之间,埋头在稿纸与文字堆中勤奋耕耘。在晚报的28年中,他参与编辑的副刊“曲江”“终南”以文化品位获得众多读者的认可。他还是龙凤文化专家,努力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向海内外。他更是社会活动家,在他的联络和主持下,加拿大和美国的华文报纸上长期开设、出版《今日西安》专刊,使得《西安晚报》及西安报业传媒集团的名字走向海外,他就是《西安晚报》高级编辑庞进。
敬业:从文学爱好者到资深编辑
在那个青涩年代,文学创作蔚然成风,和许多文学爱好者一样,庞进的第一篇随笔就发表在日的《西安晚报》副刊上,责任编辑是晚报副刊的创办人之一金江寒先生。当时庞进二十出头,还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书,看到自己文章变成铅字,给了他很大的鼓舞。
之后,庞进就成了晚报的忠实作者。“那几年,少则十几天,多则一两个月,我的名字就会在晚报副刊上出现。我的文稿,有通过邮局寄的,也有骑着自行车送到四府街报社文艺部的。金江寒先生、赵洪先生、米曦亭先生都当面指导过我,他们对工作的认真敬业、对后辈的热情扶持,深深地感动、影响了我。1982年元月,我毕业分配至临潼文化局写作组。邮局门前的阅报栏是我最爱光顾的地方,上面有新到的晚报贴出来,隔些日子,想着该有自己的作品登出来了,走去一看,果然就看到了,心里那个热乎啊!”1984年晚报扩版,报社派赵洪和李敬寅到临潼考察庞进,因为出众的文学才能,庞进被借调到晚报文艺部工作,后来正式调动。因为热爱文学,他便发挥所长长期编辑“曲江”“终南”副刊。
在文学风行一时的年代,晚报副刊是许多文学新人崭露头角的阵地。耐心而不厌其烦地帮助、扶持文学新人和业余作者,修改、润色大量文稿,就是庞进28年来的工作。在这片园地上,他辅导了不少文学新人,并牵线搭桥帮助他们出版作品。“有的作者提出让我帮其修改,然后将我的名字署在其名字前面出版。我说,给你提意见可以,帮你修改可以,修改后帮你联系出版社也可以,但署我名字不可以。编辑的天职是为他人做嫁衣,如果给人改了稿子就将自己的名字署上,这样的事情悖离职业道德,是做不得的!”李秀山是西电绝缘材料厂的一位工人出身的业余作者,常给晚报写稿。后来不幸患了癌症。庞进得知后立即带上礼品登门探望,为安慰这位勤奋、已处于癌症晚期的作者,对他在重病中仍能坚持笔耕寄来的稿件,庞进总是非常看重,尽量编发。
钻研:从资深编辑到文化学者
在庞进看来,晚报这个平台至少有三个优势:一是开阔视野。报社是新闻媒体,信息量很大,在报社工作,不知不觉中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可以开阔你的视野,使你的参照系多维化、多样化。二是精炼文字。在报社工作,尤其做副刊编辑,几乎天天和文字打交道,修改他人作品的同时也是在提炼自己,时间长了,自己笔下的文字就会越来越精当。三是宣传给力。作为大众传媒,晚报发表个豆腐块,几十万人就看到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庞进踏进了龙凤文化研究领域,经过钻研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学者。在报社这些年,他陆续出版了龙凤文化著作18种,他主编的中华龙凤文化网已运行了十多年。他还受聘出任多家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文化顾问,担纲浙江、广东、广西、陕西、河南、海南、湖南、贵州、四川等地龙凤文化项目的主题策划。2007年,庞进被推举为中华龙文化协会名誉主席。2011年8月,龙凤国际联合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市成立,庞进被推举为主席。
庞进告诉记者,在报社工作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很多。其中,成立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的事情最难忘。去年,西安报业传媒集团揭牌后,中华龙凤文化研究院随即成立,庞进担任院长。他充满感激地说:“集团领导层的视野、胸怀和魄力让我感佩!”
开拓:让《西安晚报》走出国门
因为爱人和孩子远在加拿大,庞进在出国探亲期间也不忘宣传推广家乡的报纸。2009年,他在接受多伦多华人媒体采访谈中华龙凤文化时,联系到了当地的华文报纸《加拿大商报》。他与该报负责人商议,与《西安晚报》《西安日报》合作,将古都西安的美景、美食、美事等等介绍到加拿大。经过一番运作,《加拿大商报·今日西安》专刊出版了。这份专刊,是西安报业传媒集团与海外媒体合作在北美创办的第一个专刊。截至目前已出刊180期,发表了54万多字。加拿大的华人读者们从这个别样的窗口,了解到更多的关于西安及陕西的资讯。尤其是大西北走出去的华人移民,更对《今日西安》专刊投以特别关注的目光。
接着,庞进又促成了西安报业传媒集团与总部设在美国洛杉矶的美洲商报社的合作,使《美洲商报·今日西安》专刊在今年8月成功开办。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金学锋就此批示,认为“这是西安日报社扩大西安对外宣传的一个举措”。此事还引起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的重视,魏书记批示称:“做好西安的旅游、招商宣传,扩大影响”。
这两份远在海外的专刊,已在北美华人中产生了良好的、持久的影响。这不仅为西安在海外开设了两个“窗口”,起到了“持续不断地向海外华人传送一个精彩鲜亮的西安”的宣传效果,更使《西安晚报》《西安日报》成功地走出国门,走到北美广大华人的面前,为西安报业传媒集团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借船出海”“借外报办报”的经验。庞进说:“研究龙凤文化,是为中华民族做件事;主编《今日西安》专刊,是为西安人民做件事。把两件事做好,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的心怀中,常常因做这两件事而激荡着幸福感。”
(记者 职 茵)
商子雍:晚报绝对称得上陕西作家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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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子雍对晚报感情很深。 记者 尚洪涛 摄&
“刚刚主持人介绍,我是文化学者、是作家,但其实现在,我就是一个退休老头。比起文化学者和作家这样的冠冕来,我更喜欢别人说我是个编辑,因为我在《西安晚报》当了20多年编辑,最后从《西安晚报》的编辑岗位上退休。”这是近日,在西安高新一中国际部举行的一场读书讲座上,著名杂文作家商子雍的开场白。事实上,商子雍在很多场合都说过类似的话,作为《西安晚报》的一名资深编辑,每次在受访时,他都会说:“咱们是自己人!”因为,与晚报的缘分已经融化到了血液里。
没想到给晚报写稿一写就是50年
作为一名杂文家,商子雍的文字针砭时弊,犀利而深刻,不仅在陕西出类拔萃,在全国也影响很大。1984年,商子雍进入西安晚报工作,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报纸编辑生涯。但他和晚报结缘比这早得多,早在1961年,他就在《西安晚报》上刊发作品了。
“其实我只有中专学历,后来4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也没有给自己再去弄个什么文凭。从西安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在大保吉巷小学教书,班上有个学生,是晚报一位记者的孩子。我给学生的作文写了评语,这个记者也在我的评语后面写了很长的评注和我交流探讨。我当时心想,这位家长不愧是当记者的,这么爱写,也这么能写。”那时,商子雍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尽管工作单位与西安晚报为邻,但却从来没想到这家报纸是自己后半生的安身立命之处。
“看到《西安晚报》副刊上发的散文随笔,觉得自己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于是,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也给晚报寄去了自己的作品。”很快,《西安晚报》上就刊登了:“我的前三篇作品寄给晚报,都刊发了。虽然后来寄的稿子也有被‘枪毙’的,但前三篇作品顺利见报,给了我很大鼓励。此后,我就长期给《西安晚报》写稿子了,一写就是50多年!”
商子雍的职业生涯并不复杂。当老师时,他曾被评为西安市先进教师;因为能写文章,后来被调入了机关当宣传干事、为领导起草讲话稿,年年都是先进;再后来,成为市文联的一名出色文学编辑。1984年,《西安晚报》扩版,商子雍和徐剑铭以作家的身份被引入。商子雍告诉记者:“其实我没有当过记者,对新闻也算外行。在报社,我一直负责的是副刊编辑工作,从文艺部副主任到理论评论组负责人,再到上世纪90年代创办‘周末专刊’,最后担任总编助理,一直负责的都是专刊、副刊。”
为提升晚报文化品位贡献过而欣慰
曾经有人说过“街头艺人也好,腰缠万贯的富翁也罢,只要能干自己喜欢的工作,并用这份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那他无疑就是最快乐的。”出身书香门第,又有写作天赋的商子雍显然就是这样,能做一份与文字相关的工作,并能用这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家人,显然是他的快乐。
他是这样肯定自己编辑生涯的:“我觉得自己还是一名尽职尽责的编辑,也就是说我的编辑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创办‘周末专刊’那些年,我把全部的精力都倾注在了这张报纸上,事实证明张张专刊在读者中的口碑还真是不错。”商子雍也因此获得了西安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等荣誉。
商子雍一直认为,报纸是新闻纸,更是文化纸。报纸唯有具备了相当的文化品位,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西安晚报》一直都是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报纸,能够做到雅俗共赏,我作为一名副刊编辑,曾为晚报文化品位的提升做出过努力和贡献,感到非常欣慰。‘西安晚报文化现象’的形成,是一代一代晚报人坚守文化品位的结果,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安晚报》上崭露头角的很多作家,都是借由这个平台开启自己的文学之路。报纸的副刊是连接作家和读者的纽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晚报绝对称得上是陕西作家的摇篮。”
退休后却更忙碌 得益于晚报的历练
2003年,商子雍从《西安晚报》编辑岗位上退休了,但他却更忙碌了。
退休十年来,他出版了8本书,还有“两本已经交稿,很快就能出版”。他参与创建陕西电视台《今日点击》栏目,并长期担任顾问,为这个栏目服务了五六年。他受聘西安电视台新闻评论栏目《直播说吧》,担任出镜嘉宾,每周一期,评点时事,已有四年。“雁塔祈福·钟鸣五洲”大型电视活动,他年年参与策划论证,并担任祈福词的撰稿人、评委和主诵人。此外,他还先后担任奥运火炬传递现场直播的嘉宾主持,世园会开幕式、闭幕式现场直播嘉宾主持,也因此,被人调侃为“业余名脸”。作为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他参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最近正在《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上连载的专栏“西安民俗记忆”和“咥在西安”,就是研究成果之一。另外,退休十年来,他还在全省各地举办了上百场文化讲座,积极传播先进文化。商子雍说:“虽然退休了,但我从未淡出新闻生涯,这些都和在《西安晚报》工作时的历练有关。”
值得一说的是,商子雍的女儿商臻(阿眉)继承了父业,在《西安晚报》任副刊编辑。商子雍不讳言地说:“我没有刻意培养她继承父业,但是她自己喜欢,也许是一种天性吧。不过这样也好,我和晚报一生结缘,而商臻能把这种缘分帮我延续下去。”
商子雍说,他退休后给自己提出了一条要求,就是努力做一个平淡的人,让写作纯粹变成爱好:“我读书,我思考,我写作,我快乐——何乐而不为呢?”现在的他,已经从市政协委员、市文联副主席等诸多社会兼职上退了下来,也极少参加官方组织的各种文学活动,努力低调而平淡地生活。当然,如果还能源于各种机缘稍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在所不辞。他说:“平和、实在地生活着,幸福感不就会更强烈一些吗?”(记者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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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安:十年记者路立体交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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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安在其拍摄的电视剧海报墙前。 记者 尚洪涛 摄&
“如果没有在《西安晚报》的十年记者经历,或许我现在还是汽车队的一名宣传干事。”已年近花甲的赵安,说这句话时很是感慨。
赵安这个名字,普通市民也许不太熟悉。但作为著名影视人,说到由他制作的《双枪李向阳》《关中匪事》《软弱》《生死劫》《前妻回家》等一系列热播剧,想必很多观众都有深刻印象。眼下,由赵安担任出品人的大型史诗电视剧《白鹿原》即将开拍,再度引发国人关注。
回溯到1984年,那年,对30岁的赵安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在近千名应聘者中,赵安脱颖而出,成为《西安晚报》的一名记者,负责商业与政法系统的新闻报道,一干就是十年。接受采访时,赵安回忆,“当记者的那些年,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了社会,没有这十年的积累,我根本不可能开创后来的影视路。”
晚报首次招聘的“幸运儿”
谈起当年进入报社的经历,赵安连说,自己是个“幸运儿”,“在进报社以前,我是省公路局汽车队的宣传干事,尽管一直热爱文学,但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署名的文章,也能出现在报端。”
1984年,西安晚报首次面向社会招聘采编人员,消息传出,涌来千人报名潮。赵安清楚地记得,当时招聘启事印在头版二条的位置。“那个时候最时髦的词叫‘文学青年’,许多青年都以爱好文学自豪。而当时的媒体,基本不对外招聘,所以当晚报招聘的消息传出,很多文学青年都跃跃欲试。”
虽然知道竞争残酷,只有20人能“胜出”,但在当时还是女朋友的爱人鼓励下,恶补了好几天《新闻知识》,赵安还是鼓足勇气上了考场,“能成为记者,对我太有吸引力了”。而当被录取的好消息传来,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赵安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境,“(录取后)再与妻见,她眉眼中多了几分温柔。(我)和当年中举的范进老先生相比,除了没有屠夫老丈人那油乎乎的一巴掌,其他心境大概全有了。”
晚报让我开始面对社会
从记者部到新闻部,从连消息和通讯都不太清楚怎么写,到成为社会口独当一面的记者,赵安这样概括自己十年的晚报情缘,“十年记者路,立体交叉情”。“在西安晚报社的十年,是我人生黄金的十年,也是对我最重要的十年——我上完中学去三线,进工厂,根本不知道工厂以外的世界。有了十年记者生涯,才有了我提前成熟的人生,有了我不惑之年后些许的精彩。是晚报,让我开始面对社会这个舞台。”
在记者经历中,让赵安感触最深的就是一次次深入基层采访——到一些常人不能到的地方去,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傍晚,才与赴老山前线出征将士喝完壮行酒,回身参加春季广交会;蹲在女监,听身陷牢狱的女囚讲其对命运的怨恨,忏悔,渴望;坐在酒桌,面对各类成功典型,听其炫耀料事如神,睥睨一切的成功……大浪淘沙,一波又一波。眼前人物走马灯,开篇永远三个字:本报讯。”
赵安回忆,在报社的日子,是一段最美好的岁月,“每逢下午三四点交稿前,各个办公室是最忙的时候,逢午休时刻,办公室里总是笑语不断,回顾当年,一番慨叹,恍若昨日。”
让关中风情热荧屏
细述记者生涯,赵安感慨收获甚多,“一曰练胆:因工作之便,衙门进出,高官见惯,各色人等,见怪不怪,胆气不觉就壮了三分。遇事有了经过场面的成熟,心态历练出阅历人生的沉稳,办事少了热血青年的青涩;二曰开眼:视无涯才能心无疆。永远追着新奇走,观察为第一要务,记录乃职业规范,躲不过去的风云漫卷,想不审时度势都不行;三曰正心:厅堂里见精英,牢狱中会囚犯;台上门庭若市,台下门可罗雀;壮年气冲牛斗,暮年惊世感言。每逢路遇歧途,总是思虑再三,诸多诱惑,安之若素。心正了身也就少了些歪斜,人自然也活得潇洒起来”。
离开报社后,赵安成立“光中影视”,成为陕西民营影视标杆,制作的《关中匪事》《神鞭》《前妻回家》相继获得陕西省优秀电视剧奖、电视金鹰奖和年度最佳收视贡献奖。赵安说,也许因为记者时候的采访经历,关中的民俗、风情、故事,一直是自己关注的题材,“我从小在西安生长,当记者后更了解这片土地,因此更加深爱这个地方”。
也正因此,他向记者透露,自己目前除了筹拍剧版《白鹿原》,还在酝酿一部具有浓郁关中风情的长篇电视剧——《百年西安》。“如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用电视剧串起西安历史和关中风情,计划今年就开拍。”&&
(记者 孙 欢 实习生 王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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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西安:记者要做历史的记录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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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西安&& 记者
尚洪涛摄&&
因为在西安出生,父亲为他起了“西安”的名字,但儿时,孟西安并没想到,自己的一生,将与这片土地上的新闻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供职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也和自己的名字相连——《西安晚报》。
从《西安晚报》到人民日报社驻陕西记者站站长兼西北联合党支部书记,在陕西媒体界,只要提起“记者孟西安”,恐怕无人不知。他是名副其实的“高产高质记者”,有50多篇新闻作品荣获全国或陕西省的新闻奖。在《人民日报》工作的二十多年中,他采写了大约5000多篇各类新闻稿件,将陕西、西安的形象带向全国,带给世界。作为一名从业数十年的资深媒体人,孟西安如今回忆往事时,概括自己的职业,“记者要做,也该是书写当代《史记》的‘司马迁’。”
十五年的“晚报情”
时间回溯到42年前,1970年,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孟西安,是第一批经分配进入报社的大学生。他回忆,自己迈入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大门的那一刻,新奇而激动,“大学时,我是校刊《百家争鸣》的主编,从那时起培养起对新闻的热爱,让我一心想去新闻单位,没想到真的如愿了。”
在报社,孟西安负责采写社会新闻,也跑过文化艺术报道。其间,他很快便展露出“新闻快手”的形象,天天有三四篇稿件见报,而且稿件质量很高,最多时,一个星期几乎天天有稿件上头版头条。
虽然年轻,但孟西安的报道一次次“名震全国”——《啤酒商标的风波》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配发评论;《“你们中国人是聪明的”》在《西安日报》发表后,引起新华社的重视并发内参,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两次做了批示;1982年,孟西安和通讯员一起冒雨采访的第四军医大学学员张华舍己救人的新闻《古城又一桩感人的新事》(刊于当年7月14日《西安晚报》),最早报道了张华的英雄事迹,后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10多家报纸转载或刊发,荣获1982年全国好新闻奖,这是陕西省首次获得全国新闻奖。
伴随报道一次次被国人关注,孟西安成为西安市民心中的名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外地同行到西安找孟西安,上了出租车,随口问司机听说过“孟西安”这个名字吗?司机很爽快地反问,“你说的是《西安晚报》记者孟西安吧?”然后直接把他载到了报社。
“当时,那位同行开玩笑,你真红!”在晚报工作十五年,孟西安感慨,这十五年,是自己快速成长,成熟的十五年,“感谢晚报,培养我从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成长为合格的记者。我在这里发表了许多作品,也是从这里走进了《人民日报》。”
汗水是写作的墨汁
由于孟西安的突出表现,在时任西安晚报总编辑马汉卿的支持下,他于1985年调入人民日报社,先后担任人民日报驻陕西记者站首席记者和站长。
虽然平台更高了,但孟西安在晚报社工作期间养成的工作习惯并没有因此改变,“对所报道的人和事坚持做到:不到第一线亲自采访,不写;不对所写稿件进行核实,不发。”
孟西安一直信奉“脚底板下出新闻”,“写新闻必须到第一现场去,现在有些记者,并不愿意跑一线,过于依赖网络。微博时代,这种现象愈加明显,我为此写过一篇文章《现代的科技能制造现代的产品,但制造不了名记者》,就是想说,汗水才是写作的墨汁,必须要下工夫。”
怀揣对新闻事业的崇敬,孟西安一直遵守心中的信条,这些年来,即使身份职务一次次升高,他始终奔波在新闻一线,立足三秦大地,在最基层采访。他曾沿着红军到达陕北走过的长征路,到延安和榆林采访10多天,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青山常在、碧水长流》《初秋季节访吴起》;1994年“6·6”空难导致160多人丧生,他得知后,立即与同事开车追随省市救援车队,最早赶到现场报道;铜川陈家山矿难,他与记者王乐文获知消息后,一起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现场,成为除了铜川本地媒体外,各新闻媒体中最早赶到的记者,连续发回见报稿件9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曹宏亮采写关于郭秀明事迹的长篇通讯《用生命播洒阳光》时,为了获得最扎实的资料,孟西安在铜川惠家沟的十多天里,每天采访到凌晨两三点,其他新闻单位的同志都回城写稿去了,但他仍留在铜川,吃住在惠家沟。
当说到怎么才能成为一名“独具慧眼”的记者时,孟西安笑了,“涉深水者方能伏蛟龙,登高山者方能采灵芝——新闻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只看你能不能,愿不愿意去发现。”
一生难舍新闻情缘
虽然如今已经退休,但孟西安的生活似乎比退休前更忙碌——去高校为新闻专业的学子们上课授业,在家研习本就擅长的书法绘画,在最近召开的中国报告文学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报告文学协会理事。
眼下,孟西安还在编纂两本新书,也都与新闻事业有关——一本是自己四十年采访期间,亲历的重大文物采访集,如兵马俑、法门寺、汉阳陵发掘等。另一本《人生如歌》,收录了他这些年来采写的陕西优秀模范人物及重大事件的报告文学作品,约五十万字。用他自己的话,“我这辈子,放不下新闻。”
“我曾多次跟人说,做新闻记者,就是要做当代的‘司马迁’。”
孟西安十分推崇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他说,一张市报,回过头一看,应记载这个城市的历史;一张省报,回头一看,也应记载这个省的历史;《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回头一看,也应记载着共和国前进的历史。“也正因为如此,记者更应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历史的记录者和推动者。”
著名作家陈忠实为孟西安的报告文学提写过8个字“报告贵实,文学摄魂”,孟西安很喜欢这句话,“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一张张报纸,就如人们观察时代风云的扇扇窗口,这就更要求记者不仅要有新闻的敏感,更要有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追求真善美的勇气和抑恶扬善的道德观和正义感。我一直以此自勉。”
(记者孙 欢 实习生 王 双)
范崇岷:经历十年报界磨砺人生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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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笔下那苍茫的西部草原风情、饱满而细腻的人物,在陕西画坛显得格外生动。他曾远赴海外多国,让老外对中国的西部风情绘画啧啧称赞,他曾在德国柏林夺得金熊猫大奖,他与张艺谋拍摄电影《红高粱》的艺术成就一起被载入西安地方志——他就是从西安晚报走出去的知名画家范崇岷。在报社十年美术编辑的经历,在范崇岷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感慨:“在报社让我感触最深的两个字,就是拼搏!”
开端& 从部队来到文化人聚集的地方
65岁的范崇岷依然保持着进取心和风风火火的性格。一提起那段难忘经历,他就格外健谈。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范崇岷从西安美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彬县文化馆劳动锻炼,主要工作就是画大幅宣传画。偏僻的乡村,贫瘠的生活,没有泯灭范崇岷爱好文艺的天性。他不仅能画画,还擅长吹笛子,唱歌、跳舞还都能来上一手,还组织搞了一台歌舞晚会,在当地一下有了名气。这时,恰逢兰州军区到当地招文艺兵,范崇岷被招进部队,先到青海军区文工团,为《红灯记》等样板戏画布景,后调入兰州军区创作组。这一时期,范崇岷创作了《春到草原》《深山问药》《昆仑扎营》等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画技日臻成熟。
1975年,在西安晚报任美编的王西京带着范崇岷的作品和资料,将他推荐给报社领导。自身才华加上王西京的鼎力推荐,范崇岷顺利地从部队转业到这个文化人聚集的地方,身上的干劲和激情全都被激发出来了。
“报社的文化氛围很吸引人,我来了之后特别高兴,为一心扑在工作上,我连结婚也推迟了两年。直到1977年夏天才和在陕西日报工作的爱人曹先谊结婚。”当时,范崇岷借来一间宿舍当做新房,简朴的婚礼刚一结束,他就与新娘各回各家,他匆匆赶回到报社画画,就这样与画稿一起度过了新婚之夜。
投入& 为工作曾三次累昏倒
在报社当美编总是忙碌,在范崇岷看来,报社风气正、文化气息浓、领导丝毫没有架子,总是和编辑、记者、车间工人打成一片,大家都一心想把报办好,这样良好的氛围让他在创作中如鱼得水。
画插图、速写,设计版面,干完活还要画画,有时一画就是一通宵。由于劳累过度,范崇岷甚至三次昏倒在工作中,但一爬起来就继续干,毫无怨言。“晚报这个平台,确实提升了我的事业心和拼搏精神,这是晚报给我的一笔精神财富,受用终身。”
上世纪80年代的报纸都是黑白版,如果一张报纸上只有照片和文字,版面就成了僵硬的“黑白豆腐干”,靠着美术编辑笔下美丽的线条和图案,才让报纸有了生气和艺术气息,当然,《西安晚报》发行量特别大,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瞬间就能家喻户晓,范崇岷说:“每天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作品,都会特别开心。”
当时的王西京和范崇岷都是拼命三郎,每到凌晨两三点画好插图、做完版后,他俩时常会骑上破旧的自行车到西大街大麻子馄饨馆吃宵夜,一碗馄饨、两个饼,浓香可口,至今念念不忘。
由于报纸插图、速写、尾画等创作量很大,不能只靠专业美编,那时每到周末,范崇岷就会骑着自行车跑几十公里,到长安、户县、灞桥义务为基层美术爱好者辅导,为给报社培养通讯员队伍。80年代初,还在未央区谭家公社蹲点半年,创作了《陕北出了个刘志丹》等一批组画。“当时的人没有啥名利思想,工作中充满激情,为办好报纸浑身都是干劲。”
收获& 丰富积累让他激情创作
在报社的那段时光虽然辛苦,但也是范崇岷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创作井喷期。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报社的鼓励和支持,还有宽松的环境和文化氛围,很难说自己是否还能取得后来的成绩。
“当时报社对编辑们业余搞创作特别支持。领导不但鼓励美编参加省市美展,还给我们一点经费买笔墨纸砚。记得当时的副总编高平鼓励我说,你们要既能当编辑,也能当画家。”在报社十年,范崇岷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连环画作品,他和夫人曹先谊共同完成的连环画《海的女儿》《野天鹅》当时发行达到几十万册。
1988年,范崇岷应德国政府之邀赴柏林举办个人画展,他的近百幅西部风情画在有50多个国家画家参展的“德国国际文化年”上引起轰动,并一举获得了该文化年“金熊猫”国际大奖。“在此之前,张艺谋的《红高粱》也来柏林参加国际电影节,最终拿下了金熊奖。得知消息后我特别激动,临时补了十几幅红高粱题材的作品带去德国,结果格外受关注。”张艺谋、范崇岷两个地道的西安人同在柏林获奖,一时在艺术界传为佳话。&(文/图记者周
媛 职 茵)
崔正来:《西安晚报》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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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部队时,是埋头在地图上标示地理坐标的标记员;他在从事新闻工作之后,是整日忙于关注民生、记录时代的记者。他一生忙碌奔波,累计发表了上千万字的文章,在西安晚报度过了十年创作的黄金期,而后又走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退休后,他笔耕不辍,写出42万字的长篇《黄河滩》。
他就是著名记者崔正来。在《西安晚报》的十年记者生涯中,报社将他送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每每提到当年一边上大学一边当记者的特殊经历,他就激动地说:“《西安晚报》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驿站。”
人生黄金十年献给了晚报
20岁以前,崔正来一直在家乡山西万荣县读书,高中毕业之后参军到解放军兰空司令部指挥所标记连担任标记员和文书,爱写东西的他常向报社投稿,很快就成为一名通讯员。
1971年,当崔正来走进《西安晚报》在四府街上的那座三层小楼,正式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时,等待着他的不仅是记者这个头衔带来的光环,更有稿纸上的文字变成铅字出现在数十万市民读者前的激动,和无数在夜里挑灯写稿、在基层奔波采访的艰辛。
提起在报社的黄金十年,崔正来的言语中有怀念、有感慨:“从1971年春到1981年春,我在报社整整领了十年工资。人一辈子掐头去尾有多少个十年啊!而且这十年我处在26岁到36岁的黄金时间段,因此,报社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驿站,可以说,是报社改变了我这一生的人生轨迹。”
三四十年前的老报纸全留着
崔正来做记者的那些年,主要负责工业、交通、民生类的新闻,笔下关注的都是改革时期城市变革、工业发展的大环境,以及普通百姓在社会转型的大时代背景中,思绪的变化和点滴喜怒哀乐。
如今崔正来家里还留着三四十年前的老报纸,翻开那一本本《西安晚报》的泛黄大册子。记者发现,尽管片片纸张都发黄发脆了,但依然平整光洁,被装订得厚厚的、结结实实的。那些当年的报道和文字好似一面镜子,真实的记录和诉说着那个年代的过往,被载入历史的烟尘中,成为令人难忘和感慨的回忆。
在报纸、广播、电视新闻语言还较为“生硬”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崔正来笔下的文字竟意外地特别活泼和口语化,注重描写充满细腻的人物情绪和场景的画面感,似乎更像是一部短篇小说或是小说的片段节选。这时,他的作品多在头版,或是在重要版面以整版刊发,王西京常常为他配上逼真传神的插图,在当年《西安晚报》密密麻麻的铅字中呈现出一道特别好看的风景。
真实、效率、导向、仗义执言、追求新闻中的最细腻的情感成分,这是崔正来记者生涯的特点。他执笔的150多篇报道在全国屡次获奖,《偷渡分子另辟蹊径》《洛川会址急需抢救性保护》《“收容”改“救助”还需解决的十大难题》20多篇内参分别被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批转……
晚报送我上大学
崔正来与晚报结缘的十年,正是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重要时段。在他最美好的黄金年华中,报社严谨而快节奏的工作经历磨练了他的笔杆子。作家贾平凹曾这样评价他:“记者生涯使他在创作长篇文学作品的结构上、立意开拓上、语言锤炼上得到了长期训练,达到娴熟。”1972年报社送他上大学学习中文的经历,使得崔正来与贾平凹等一批作家成为同窗,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开了一扇门。
1971年春,崔正来在报社刚刚工作一年,全国各大专院校就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报社当时特别鼓励、支持年轻人去考大学、拿文凭。1972年春,他考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并和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贾平凹、和谷等同班。最令众多在校大学生羡慕的是,每个月底,崔正来都从西南城角的西北大学走到四府街的报社,能领上39.5元钱的工资。他说:“那些年我的父母都在农村,全家老小8口人都要靠我接济,我们一家能熬过那最艰难的几年,全指望我在报社的工资。”
因为家里负担重导致崔正来长期营养不良,他还曾晕倒在报社编辑部的办公室里,这时报社互助基金多次伸手帮忙,同事们也常给他借钱、送面粉和粮票。提到这些心酸却温暖的往事,崔正来激动地说:“人常说吃水不忘打井人,我永远感谢《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对我的培养,给我的恩惠。”
在大学经过几年深造,毕业后的崔正来比刚来报社时更加勤奋和游刃有余,由于他的出众,1981年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他纳入麾下,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陕西记者站副站长、站长,为高级记者。此后在更广阔的平台里,崔来正收获了更优秀的成就,做出了更多有分量、在全国引发广泛关注的报道。
数十年来依旧心系晚报
作为盛产作家的西安晚报,从这里走出去的人们都懂得舞文弄墨,从写新闻到写小说的过程也似乎并不复杂。退休后,崔正来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写出了42万字的长篇小说《黄河滩》,201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崔正来由此正式迈入作家行列,这部厚重的作品就连贾平凹、雷达、李星、和谷等作家及评论家都赞赏有加。第一部作品出版了,崔正来仍然没有丝毫懈怠,正在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约有80万到100万字。
在写小说之余,每天最能让崔正来放松心情的事情就是翻翻《西安晚报》。“我一直没有忘记在报社工作、生活的岁月。我每天都要看《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西安晚报》是我了解世界、了解全国,特别是了解西安的重要窗口,是我重要的精神食粮。如果因白天外出没有看,晚上一定补看,否则就睡不着觉。城市晚报我看过不少,但比较起来,《西安晚报》不仅具有大气和导向正确的特点,而且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生动活泼,时效性和可读性强,是全国办得最好的城市晚报之一。我衷心祝愿《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更加兴旺发达,祝愿报社的同志们幸福愉快。”&
(文/图 记者 职 茵 实习生 王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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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兴:《西安晚报》是我事业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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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树兴&& 记者
在外人看来,著名编辑郭树兴在西安晚报的这“一条路”上走得极有分量——他是著名作家柳青眼中的“良师益友”;他经历并见证了《西安晚报》副刊版的重生和壮大;他使当年一批尚未出名的文学青年如陈忠实、贾平凹、茹桂等陕西文化大家,通过《西安晚报》这一平台,留下了最初的创作脚印……
1964年大学毕业后,郭树兴放弃留校机会进入报社,成为当时文艺版的一名组版员。“自此在报社一干就是37年。所以我总说,《西安晚报》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是我的家,是我事业的圣地。”
几十年新闻工作生涯,让郭树兴成为了新闻领域的“多面手”——当记者,工厂、农村、部队、学校都跑过;当组版编辑,文艺副刊版、综合版、国际新闻版都编过;白班、夜班都上过;新闻编辑,文学编辑,都干过。所有的新闻体裁,消息、通讯、评论,都写过,他是西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理事,曾被评为陕西省优秀编辑。
作为一个文学编辑,郭树兴常常担当着“拓荒牛”的角色。“文革”后,他曾多次找报社领导建议恢复文艺副刊,并促成了文艺副刊“延风”的创办,每周一期,一期一个版面,文学在报纸上终于有了一块阵地。
十年浩劫,让过去的作者队伍完全被打散。抱着“一定要把副刊办好”的念头,郭树兴和同事们“拓荒耕田”:一个一个找作者,上门拜访文坛老前辈,进厂下乡联系业余作者,给他们卸包袱,鼓干劲,谈构思,约稿子。为发现和培养新人,还经常应邀去工矿企业、机关单位、部队农村讲课。没有稿费,就发一些书、稿纸、采访本之类。渐渐地,报纸副刊有了起色。
“多面手”与“拓荒牛” 柳青赞他是良师益友
在组建报纸副刊作者“队伍”的过程中,郭树兴帮助不少文学爱好者走上文学道路。徐剑铭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还有著名女作家冷梦。“当时冷梦还是中学生,有一天,我收到她的老师寄来的推荐稿件,散文很不错,感情淳朴真挚,但是稚气了一些,并不适合当时晚报副刊的风格。”下班后,郭树兴专程去了一趟学校,老师带着他找到了冷梦,在学校操场,郭树兴跟冷梦谈文字的把握,也说到文学道路的辛苦,鼓励她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在文学方面成才。很多年后,已是著名作家的冷梦写了一篇文章《满树的星星》,文中说,是郭树兴领她走上文学道路。
鼓励新人,也拜访名人,郭树兴在与许多文坛前辈——杜鹏程,柳青、王汶石、李若冰、霍松林等人约稿、交流后,都成了忘年之交。“当时,柳青经常到报社来,虽然老人有严重的哮喘,上二楼都要歇三、四次,但只要路过报社,他都要上楼看看我。”有一次,到办公室,柳青给郭树兴写了个顺口溜,并兴致勃勃地大声读起来,“你是良师益友,扶着我走,簇我上楼,请我喝酒。”念罢,两人哈哈大笑。
郭树兴说:“在报社编辑这条路上,我交了很多朋友。”这其中就有如今陕西文坛最具分量的两位大家——陈忠实与贾平凹。“和陈忠实的交往从上世纪70年代起,当时他还是毛西公社故事宣讲队的队员,我跟他约了《配合问题》的小小说稿件,大概1000多字,自此,当时的业余作者陈忠实成了报社的‘常客’,我们也成为了生活中的好友。”
贾平凹与郭树兴则不仅是“同好加乡党”,更是“棋友”,贾平凹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上世纪70年代初,还在上学的他就与报社的两位编辑张月赓、郭树兴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几乎没有共同吃过酒肉,和张月赓是清茶一杯,老郭那儿没有好茶,但他能下围棋,教过我‘中国流’的布局。”那段日子,谁要找不到贾平凹,就去找郭树兴,“绝对在郭树兴家下围棋呢。”
“人称我是诗人,我说我是报人”
大半生与文字打交道,退休后,郭树兴依然难舍与文字的情缘,甚至更忙碌起来——帮出版社审阅书稿,自己也不停地写作。他的小说《小花蛇传奇》《王莽赶刘秀》已经定稿,长篇小说《暗夜》也部分完成。业余时间,郭树兴用“丹舟”等笔名,写作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
虽然已经年过古稀,记者眼中的郭树兴依然与时俱进,他谈吐不俗,在网上有自己的微博和博客,不时发表一些随感、杂文、小说、诗歌。他的随感和“时事诗评”,用诗歌的方式品评国家大事和时事动态,其敏锐的思想和诗性的语言常获得网友好评。
因为在本职工作外爱好写诗,很多时候郭树兴被人称为诗人。陕西省作协主席、中国散文学会副主席贾平凹曾说:“许多人告诉我,他们在弄清了许多诗作的作者原来都是丹舟化名所写后,无不大吃一惊……他的诗颇有质量,尤其一些诗句能让人读后记住。他的诗注重传统,讲究内容上的真,不经营小感觉,不花哨,现实性强,精炼而有气势。”
但郭树兴却说:“我就是个报人。”说罢,他向记者念了一首自己新作的诗,“功名早抛九霄外,国忧民苦常在怀。东海波涛天山雪,都随风雨入梦来。”&&
(记者 孙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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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林:晚报让我的人生发生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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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林&& 记者
他曾经是知名编辑、记者,工作之余坚持文学创作,今年他的首部长篇《春发生传奇》一经问世就引起文坛关注,他就是西安晚报的老报人袁林。
“做文字工作这么多年,我要感谢《西安晚报》给我的机会,它让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且这些经历让我受益终身。”与报社结缘于1984年的袁林,在记者面前回忆起当年在西安晚报工作的情景很有感慨,“进报社以前我在工厂,当时《西安晚报》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记者,我那时候都有孩子了,但还是想试一试。考试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把握,后来连过笔试、新闻写作和面试三道关,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
进入报社 不断积累
虽然顺利进了报社,但是与之相关的“麻烦事情”也来了。袁林告诉记者:“进报社时我电大还没有毕业,这种学历,放到当今社会恐怕只能应聘门迎之类的工作了。”
“我那时候连最简单的校对符号都不熟悉,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虽然之前在《延河》《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过文学作品,但是从来没有做过编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不断积累学习。”袁林清晰地记得第一天到报社上班的情景,“当时我的领导陈小波老师交给我一大摞来稿,让我编辑。我当时就有点懵,心想这个怎么把握啊?但是既然坐在这里,就得干,于是一步步开始熟悉这项新的工作。首先买了一本有关校对的书,从熟悉校对符号开始学,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识,那时候没有电脑,做编辑经常需要查阅资料,主要的工具书就是《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个资料或信息,要耗费很多时间。”
初次采访 遭遇尴尬
袁林当年在文艺部既当编辑又当记者。
问到最初采访的经历,袁林记忆深刻。“第一次采访一位知名歌唱家,没想到这位歌唱家一点儿也不配合,我提一个问题,她就说,这些事情我早就说过很多遍了啊,看你也不年轻了,怎么还问?当时我感到非常尴尬。自忖我年龄是不小了,但是当记者还是新兵啊!但是这话不能给人家说,采访还得进行。有了那次经历后,我了解到做记者是需要相当功力的。”
在工作过程中结识了很多朋友,培养了很多文学青年,有些作家还在文坛相当活跃。在报社几十年,即便工作再繁忙,袁林也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创作。他说,“在报社工作期间,感触最深的就是学到了很多知识,各行各业都接触,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对搞文学创作是大有好处。”当时,袁林创作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在上世纪90年代还出版了散文集《随风而逝》,该书获得西安文学奖。
搜集民俗 创作长篇
从年,袁林先后在编辑部几个部门主持工作,但他心里一直存有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他说,“从2008年开始,我就想创作一部表现西安民俗、历史和饮食文化的长篇小说。对于一个生在西安、长在西安的人,对西安有着太深的感情。”
2009年春天,袁林开始动笔创作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春发生传奇》,历时3年,今年4月下旬此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春发生传奇》全书共50章节32万字,采用章回体形式讲述老西安的历史和民俗故事,既有古典小说的韵致又不拘泥于传统,叙事张弛有度,在陕西文坛颇有影响,也收获了一批忠实的读者。
在《春发生传奇》出版座谈会上,著名作家陈忠实感慨:“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袁林就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当时我就感到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作者,后来他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现在又出长篇小说,值得庆贺。”
勉励后辈 心怀感恩
回忆这么多年的报社工作,袁林感慨,“刚刚做编辑那会儿,看到有人竟然可以把文字写得那么优美,这给我很大启发,也给我很大的动力。我也经常和同事交流,提高自己。商子雍老师就经常鼓励我,他一直看好我的文字。很多事情刚开始做都没底气,后来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慢慢就建立了信心。”
谈及报社的老领导,袁林尤其强调:“很感谢老总编马汉卿当年的决策,让我有机会来到报社工作,那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改变了我们那批人的命运。”
作为报业的一位前辈,对年轻一辈的记者,袁林有自己的心得和大家分享:“无论多么忙,都要多读书,读书才能让人长进。尽量不参加那些无关痛痒的应酬,生活在当今社会,应该多向下看多下基层,保守自己内心的一份安静,不要浮躁。”他还透露,“我的第二部关于西安历史、民俗的小说目前正在创作中,这里面写农村更多一些,也有很多笔墨触及民国时期的大人物,希望在明年下半年能够出版。”&&&&&
(记者 曾世湘 实习生 贾艺林)
薛保勤:《西安晚报》让市民生活有了“文化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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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保勤&& 记者
尚洪涛摄&&
官方的身份,薛保勤是“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但他自己更愿意这样介绍自己,“一名报人,一个文化守望者”。这些年,薛保勤与晚报的关系一直发生着变化——从读者,到投稿者,到同僚。但薛保勤笑言,尽管如此,有一个身份一直没变——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是《西安晚报》的忠实“粉丝”,“在我眼中,这是一份把文化做得很讲究的报纸,我因此看重它,爱读它”。
这是一份对文化讲究的报纸
《中国青年报》记者出身的薛保勤,曾任陕西日报社副社长、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如今是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有意思的是,他最初的“新闻稿件”却并非是在《中青报》发表,而是学生时代给《西安晚报》的投稿作品,“1981年的冬天,当时我还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学校举办的一些大型活动,就由我负责拟好稿件,给晚报投稿,类似现在的学校通讯员吧,当时有好几篇都发表了。”
工作以后,虽然不再给晚报“写新闻”,但薛保勤依然是晚报的热心投稿者,“毕业至今,我在晚报上发表各种文章挺多,有散文,有随笔,有诗歌,有时也写一些评论。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写的散文《北海观潮》《面对历史辉煌的烟尘——兵马俑游记》也都是在晚报上首先发表的。”
薛保勤说,爱给晚报投稿,源于自己看重这份对文化讲究的报纸,“我喜欢晚报的文化版,副刊版,尤其是副刊版选登的那些文章,都是很讲究。晚报是我作为一个西安人,最为关注的一张报纸——这是一张能够贴近读者、贴近生活,也贴近文化人的报纸,正是这样一种贴近,使得读者、广大市民的生活都有了‘文化味道’。”
浇灌出古城一片“文化花海”
薛保勤说,自己注意到,这些年来,晚报在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同时,也发挥着它特有的“发现人才,培育人才,推出人才”的潜在作用,培养出一大批文化名人,“他们中不仅仅有作家,也有画家、文化企业家,他们就像文坛大花园中的牡丹,耀眼盛开。”
但更让薛保勤赞许的是,晚报不仅推出了诸多“文坛牡丹”,更浇灌出一片“文化花海”,“不仅关注文化人的培养,也关注全体市民的培养,不仅推出西安标志性的文化人物,同时更以广大市民为文化服务对象,以潜在的价值导向,无形中引领着西安市民的生活,丰富着西安的文化——这样的持续引导,长期坚持,就会提升市民的素质,提升城市的品质,长此以往,必将提升城市的品位。”
他尤其提到了自己最爱读晚报的文化新闻版和周末文化专刊的“读书版”,“我是做出版行业的,尤其关注市民阅读。生活节奏的加快,让现代人普遍浮躁,浅阅读越来越明显,怎么能让人们在读报的同时,引导他们更深层次的读书?晚报做的很好——读书版定期点评好书,向读者推荐好书,并且为作家和读者面对面交流沟通搭建平台,引领读者与报纸一起读书,这些探索,非常有意义。”
晚报回望着文化也创造文化
薛保勤喜欢在旅途中,将灵感火花迸出的诗语记录在手机里,他解释说:“数字时代,用手机这一现代化的写作工具,随时随地‘捕捉’关于社会、人生的思考,将其聚集整合,将其升华,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思考方式和创作方式。”
“但数字时代,通过纸张带来的慢阅读与慢思考,依然无法替代。”
在薛保勤眼中,《西安晚报》就是这样一种纸质载体,通过潜入无声的方式,用浓浓文化味儿回望文化,也创造文化,让读者沉醉其中,“在目前社会浮躁的现象下,晚报一如既往沉稳内敛,做好一系列文化新闻与文化副刊,是非常可贵的。这对于彰显一个城市的文化,聚集一个城市的灵气,提升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为市民提供高质量的文化食粮,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关照着西安的历史,回望着西安的历史,思索着西安的历史,继而与市民共同展望未来的西安。”
在薛保勤看来,晚报已经成为西安市民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尤其是它的文化特色,已经在全国很具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作为读者,为西安能有这样一张报纸高兴。”
(记者 孙 欢)
&&&&&&&&&&&&&&&&&张培合:我读晚报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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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合& 本人供图
1981年,我在甘肃庆阳宁县湘乐中学读高中,那时候家里能让你读到高中,就只有一个目标——考大学。宁县的冬天朔风凛冽、滴水成冰,而1981年的冬天似乎更加寒冷。那个年代,学生集体宿舍是大通铺,麦草上铺着褥子,一条破烂的薄被子,没有任何取暖措施,宿舍里也是滴水成冰。我们只好三两个同学把被子摞在一起,然后挤进一个被窝相互取暖。
我所就读的这所中学有位管后勤的老师,叫蔡文英,他和我的父母私交不错。这年冬天他刚好要去外地学习一段时间,于是把宿舍的钥匙交给了我,让我住到他的单人宿舍。这对我这个贫寒的学生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喜讯。因为老师的宿舍里有火炉子和热炕,还有办公桌和台灯,更令人欣喜的是在这期间我结识了此后相伴我30年的《西安晚报》。当时蔡老师订阅了一份《甘肃日报》、一份《西安晚报》。由于交通不发达的缘故,一般都看不到当天的报纸,要滞后几天。可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西安晚报》反而比《甘肃日报》要早到两三天。《西安晚报》的内容比较丰富,可读性也强,文史方面的内容多,看晚报既能了解西安的经济社会状况,又能积累文史知识。所以,每天能看上《西安晚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养成了读《西安晚报》的习惯,晚报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那时《西安晚报》是四开的小版面,月订阅价只有几毛钱,可是对我们这些贫寒的中学生来说,根本就订不起,所以我只能在蔡老师那里看。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安晚报》对我考上大学走出农门有很大的帮助。
我在兰州上大学期间,在学校图书馆的阅览室就能很方便地看到《西安晚报》,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这期间我通过晚报了解到西安“铁市长”张铁民同志的事迹,也知道了西安进行了明城墙的修缮改造工程,了解了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兵马俑博物馆、大雁塔、小雁塔、法门寺等等许多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开发情况,也了解了关中的风土人情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通过晚报我对古都西安充满了钦佩之情和向往之意。
1987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后来面对国家医药管理总局“七五”期间四大技改项目,又要进行二次分配,项目所在地分别在上海、重庆、成都和西安,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安。这不仅仅因为西安离我老家庆阳近,更重要的是西安博大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不可复制的皇家文化深深吸引了我,而且来西安读晚报就更方便了。从此,阅读《西安晚报》成了我每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随着社会的发展,晚报的变化也很大,而其思想性、权威性、知识性日益凸显,且更加突出了贴近时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特点。她以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内容以及高雅的文化品位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其读者的文化修养、个人素质都是比较高端的。
《西安晚报》的许多栏目在文学界、艺术界都有相当的权威性和知名度,通过这些栏目我认识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书画家。我读了“秦镜”专版上的许多精彩杂文,像杨乾坤先生的《杜甫的悲哀与荣幸》、赵发元先生的《文坛让人荒诞了一回》、吴克敬先生的《喜儿的困惑》等名篇,这些文章给我带来了无穷的思索和回味,让我获益匪浅。特别是近年来晚报文化类栏目如“文化新闻”版、“文化纵横”版、“曲江”版,这些版面的稿件和选登的文章都是非常有深度和思想性的,也特别精美。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我学到了大量文史知识,领略了三秦大地的风土人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明白了只有在这样厚重的人文之都才能孕育出这么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书法家、画家……
学者李骊明的《坚定不移地培育西安文化核心竞争力》一文,将西安的文化产业竞争优势进行高屋建瓴式的分析;王保国的《秦军与锅盔》一文,让人明白一块锅盔里的文化竟是如此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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