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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岸区地图
江岸区位于长江北岸，武汉三镇汉口一方的东部，东邻黄陂区，西与江汉区接壤，南濒长江与武昌区和洪山区隔江相望，北接东西湖区。全区土地面积64.24平方公里，农村面积33.54平方公里；总人口72.3万人，其中男性36.5万人，女性35.8万人；农村人口3.7万人；有汉、回、满、蒙、壮、苗等 23个民族。区辖16个行政街道，158个社区居委会和28个村委会。　　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机关、市人大、市政协机关及大部分市级行政职能部门均设在区内；江岸区是武汉市的政治、金融、信息和文化中心。　　江岸区是武汉市历史上唯一存在过外国租界的城区。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的80多年间，英、法、俄、德、日五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江岸区设立租界，先后有十七个国家的商人、传教士到这里经商、设厂、传教、办学，各国在江岸地区建有众多的洋行、银行、工厂和码头。代表中国官僚资本利益的银行及钱庄也设在租界内外。此时，江岸成为武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是华中地区物资集散地和全国外贸转口中心之一，境内经济和文化也得到发展。江岸区拥有众多富有异国情调的优秀历史建筑。租界时期，电灯、电报等近代公用市政设施首先在江岸区开始出现。江岸区是武汉城市近代化的起点。　　江岸地区人文景观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区。近百年来，许多爱国志士和共产党人在江岸这块土地上进行过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　　这里爆发过辛亥革命惨烈的阳夏之战以及震惊中外的江岸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许多重要部门迁到辖区办公，中共领导武汉各界群众经过英勇斗争，收回英租界，取得反帝斗争的伟大胜利，使武汉江岸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日，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在江岸区召开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江岸区拥有大量珍贵的革命斗争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史迹和教材。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江岸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区委、区政府带领全区人民发挥本区作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金融和信息中心的优势；利用交通便利、信息灵敏便捷；科研院所、军事院事多，科技教育优势突出；有中南地区最大的仓库群，仓储设施和大型企业多，有众多的中央、省、市大型企业，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等特点。积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社会文化事业。　　江岸区位于长江北岸，武汉三镇汉口一方的东部，东邻黄陂区，西与江汉区接壤，南临长江与武昌区和洪山区隔江相望，北接东西湖区中，是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是武汉市重要的政治、金融、信息和文化中心，发展环境良好。　　文化底蕴深厚。江岸区优秀历史建筑文化特色明显，系全国唯一集聚五国租界的城区。保留了原首善堂、原巴公大楼、原美国领事馆、原法国领事馆、宋庆龄故居等一批优秀历史建筑，现黎黄陂路已整旧复旧，形成江岸历史建筑街头博物馆。　　革命历史文化丰富。在鄱阳街、洞庭街、胜利街一带座落着中国共产党“八七”会址，中华全国总工会一批旧址，还有以历史优秀人物命名街道和学校，如岳飞街、黄兴路、向警予中学等。　　商贸商务文化繁荣。江岸区是汉口商贸商务最为昌盛的地区。汉口开埠以来，江岸一带就成为武汉金融商社文化兴盛带，历史上拥有美国花旗银行、日本上金银行等20余家外国银行和40家本地钱庄，现域内已形成各专业银行、保险信托、投资租赁、证券交易等新型金融体系，是全市乃至华中地区金融流通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沿江一带、江汉路、中山大道过去是汉口商贸商务中心，现在江汉路步行街开街， 中山大道整旧如旧，四星级酒店------新世纪大厦，世界海鲜大酒楼，易初莲花，华普超市等商贸商务业的建设，使江岸商贸商务更加活跃。　　水文化特色明显。 武汉市是长江、汉水交汇处的“江城”。江岸区依水而立，得水而兴，拥水而优。水文化优势得天独厚，沿江岸街长达16.2公里，江滩宽阔，岸线平直。江滩整治后，江岸区天然的滨江文化特色日益显现，具有独特的标志性空间景观形象，优美的滨江亲水岸线，成为武汉“城市动脉”，其整体空间、娱东休闲、人文景观、生态环境和文化品味都具有明显的特色化和很强的吸引力，是武汉都市形象的“世纪风景线”。为域内外客商提供了良好的休闲娱乐场所。　　交通网络优势突出。江岸区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水陆空运输十分便捷，黄金水道得天独厚，长江二桥横贯南北两岸，亚洲第一大内河武汉客运港、汉口火车站、武汉国际机场、阳逻深水港、京珠---沪蓉高速公路交汇点毗邻周边，天兴洲长江四桥、武汉中环路、金桥大道不日兴起。沿江、中山、解放、建设及发展等五条主干道与沿江平行；江汉步行街、南京路、大智路、一元路、三阳路、黄浦大街与沿江垂直，武汉迎宾大道-----天梨路畅达便捷，新荣客运中心将建成为武汉长江北岸最大的交通枢纽。纵横发达的水陆空运输体系江岸独特交通网络。　　经济发展空间广阔。 江岸区在发展思路上立足于“三个一体化”（社区经济、城乡建设、治城育人），充分依托区域资源，着力开发建设“三区一带”------建设以中国珠宝首饰博览基地为重点的黄浦科技园区，以现代制造业为重点的谌家矶工业园区，以华中服饰基地为龙头。多园组团的都市工业园区，以沿中环线为布局重点的现代物流带，为域内外客商投资江岸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问。　　特色路街经济充满生机。沿江大道、中山大道、香港路、友益街、台北路和建设大道形成了大智路通信电子市场、南京路摄影市场、二七塑料市场、建设大道汽车市场、丹水池地区生产资料市场和汽车交易市场等一批规模大、专业性强、辐射面广的市场群和吉庆街民俗餐饮文化特色街、台北路台湾风情街。　　工业园区初具规模。黄浦科技园已引进“田田”保健品公司、丰田汽车展销、正远电气公司研发中心等一批项目。占地 1600亩的珠宝首饰加工博览基地在黄浦科技园启动。华中服饰基地、畜产制革工业基地和天马公司工业小园区建设稳步推进。近3000亩的谌家矶现代制造业园区加紧策划运作。组团式工业园区为发展都市工业提供良好的条件。　　楼宇经济成为承接江岸发展经济的重要场所。天恒大厦、港澳中心、数码港主题市场等一批楼宇为投资者提供供了发展金融、电子、科技、通信、咨询等服务业的良好空间和条件。竹叶山创业大厦、三阳广场、金冠大厦、互联网大厦等楼宇已成为全区科技孵化基地。　　科教兴区忧势明显。江岸区把科技与教育、科技孵化与成果转让、科技实业与技术开发、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每年发展民营科技型的企业40余家，其中具有较高技术的企业达70％，实施推广“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形成一批电子信息、网络及通信、计算机软件、生物制品和光机电一体的科技实业和科技产品。　　教育事业日益发展，育才空间不断拓宽。实施教育体制创新，大力改善教育环境，推行公办、民办教育新模式，教育硬件设施，软件应用得到空前提高。二中，六中，育才高中和七一，解放中学成为全省、全市知名的重点中学。七一寄宿学校等民办学校得到较快发展。2002年全区高考上线率达72%，初中毕业平均分数连续三年居全市第一，高中升高校比例首居全市第一。　　文体事业蓬勃发展。以社区文化为龙头的群众文化健康向上，滨江之春，金秋读书节，吉庆街美食文化街等群众文化活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后湖乡为全国亿万人民健身活动先进乡，百步亭花园为武汉市体育先进社区。　　城市基础设施良好。江岸区不断实施“亮、美、洁、绿”城市环境创新工程。建设市民休闲娱乐场所，开发休闲广场。沿江大道、中山大道、江汉路步行街、香港路、解放公园路和天梨路等道路成为人文景观。　　旧城改造取得新成绩。如寿里，智民里等老里弄居住特色明显。佳海公寓后湖生态花园，留学生公寓，百步亭小区等一批现代小区成为全市示范住宅小区。永清片整体拆建，系我区解放以来城市建设大手笔；珞珈山街及周边区域实施保护式改造，将形成环境优美，风格多样，色彩亮丽的欧式建筑园区，将为投资者营造良好的生活休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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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辛亥：阳夏保卫战 武汉喋血4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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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落于湖北武汉汉口球场路2号的辛亥首义烈士陵园，是武汉地区现存最大的一处烈士公墓。占地面积4326平方米，内有鄂军起义阵亡无名烈士墓冢6座，俗称“六大堆”。这里共安葬着4000具无名烈士遗骸，是那段悲壮史实的伟大见证。
【解说词】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推翻清廷封建王朝的武装起义，史称辛亥起义，随即在当时的湖北省谘议局大楼建立湖北革命军政府，督请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向全国发布电报文告，一天之内，中国大地风雷震动。（来源：中国新闻网）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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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实际上是窥窃中国满蒙国土的日本黑龙会牵头在东京组织起来的，可以说就是黑龙会的东京分部）虽然为反满民族革命做出过一定贡献，但辛亥革命的成功本身是体制内外的汉族政治力量共同参与造成的，真正的主要组织来自汉民族的宗族社会，在此基础上衍生了各种会党：洪门天地会、汉留、哥老会、袍哥会、金兰郡、三合会等，涉及的范围远不是同盟会所能比拟的，它们为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外围组织。
阳夏保卫战
10月11日（八月二十）凌晨四时，清廷得知武昌发生兵变。
（日）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
瑞澂电奏。十八日（农历）夜革匪创乱，拿获各匪正在提讯核办。革匪余党勾结工程营、辎重营，突于十九日（农历）夜八点钟响应，工程营则猛扑楚望台军械库，辎重营则就营纵火，斩关而入。瑞澂督同张彪、铁忠、王履康，分派军警，随时布置，并亲率警察队抵御。无如匪分路来攻，其党极众，其势极猛。瑞澂退登楚豫兵轮，移住汉口。已电调湘豫巡防队来鄂会剿。并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等语。览奏殊深骇异。此次兵匪勾结，蓄谋已久，乃瑞澂毫无防范，预为布置，竟至祸机猝发，省城失陷。实属辜恩溺职，罪无可逭。湖广总督瑞澂著即行革职，戴罪图功。仍著暂署湖广总督，以观后效。即责成该署督迅即将省城剋期克复，毋稍延缓。倘日久无功，定将该署督从重治罪。并著军谘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办。一面由海军部加派兵轮，饬萨镇冰（海军统制）督率前进。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陆军大臣荫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并著瑞澂会同妥速筹办，务须及早扑灭，毋令匪势蔓延。钦此。
此时，载涛（光绪帝的弟弟，宣统帝的叔叔，与哥哥摄政王载沣同父异母）正统帅大清帝国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北滦州举行军事演习。这次军事演练，之所以选择在北京与山海关之间的地方进行，清廷的意图是借此向俄国和日本显示武力，以削弱列强对东三省一直存有的野心。“自练新军以后，清廷防汉愈甚，主办禁卫军以资抵制，饷糈充实，器械精良，容仪整饬，过于新军。惟士卒骄慢，皆以贵胄军目之。”这群八旗子弟如同一支德国皇家陆军部队。
如果把这些统带以上的汉族军官们的姓名一一列出，几乎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军阀史：王廷桢、曹锟、王占元、王遇甲、冯国璋、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吴佩孚、冯玉祥、孙传芳、韩复榘、石友三……他们大部分是北洋军人，而且此刻有人已在谋反，几乎一夜之间都成了皇族的敌人。
武昌起义震惊了清朝廷，清政府迅速作出反应。挽救大清帝国的军事行动，由皇族统帅大军才合情合理。
武昌起义的第三天，即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下午，内阁大臣们被召集到摄政王载沣所在的南海开会。清政府撤销瑞澄职务，命他带罪立功，暂时署理湖广总督；停止永平（今河北卢龙县）秋操，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载沣最后的决定是：从军事演练场抽调两个镇的兵力，由荫昌率领即刻南下武昌城。
清廷颁布上谕： 钦奉谕旨：现在派兵赴鄂，亟应编配成军。著将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混成第十一协编成第一军，已派荫昌督率赴鄂。其陆军第五镇暨混成第五协、混成第三十九协著编为第二军，派冯国璋督率，迅速筹备，听候调遣。至京师地方重要，亟应认真弹压。著将禁卫军暨陆军第一镇编为第三军，派贝勒载涛督率，驻守京畿。该贝勒务当妥慎筹办，加意防维，毋稍疏虞。钦此。
昔日汉口英租界江滩街景：横滨正金银行附近
◆汉口设有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和瑞典、比利时等十一国领事馆。军政府一成立，就在《刑赏令》中明确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等条。12日，军政府又照会各国领事，声称“对各友邦，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照会宣布：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担任；各国既得权利和在华外人财产，一体保护。
但照会声明：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如有接济清政府战事用品者，一概没收。照会发出后，军政府又派人分访各国领事，要求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
武昌起义的爆发使欧美各国十分震动。武汉的江面上，外国军舰一时竟增加到二十艘（英八艘，德五艘，美三艘，日二艘，俄、奥各一艘），瑞澂所坐的兵舰就躲在英国炮船的后面。他曾请求英舰阻止革命军过江。11日，英公使朱尔典应允，“请英水师统帅竭力相助”。13日，他又电示驻汉总领事葛福，除“不得已之事外”，“一概不准与革党首领公文往来”（《致英外部大臣葛垒电》，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264、265页）。但是，为了使即将爆发的战争不致波及租界，他们又不得不摆出一副“中立”的姿态。革命党人对此十分重视，炫为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军政府曾以黎元洪的名义发表文告说：“由此以观，足见外国人之爱独立、爱自由，而亦爱人之能独立、能自由也。”（《革党之文告》，见《鄂乱汇录初编》，1911年版）。但事实上，进攻武汉的清军里有外籍教官，外国轮船公司也仍在为清军运送军火、给养。他们自己也承认，“所谓中立，只是千方百计掩护清军。”在递送“中立”照会之后，各国仍然拒绝承认湖北军政府。11月8日，朱尔典说：“至其自谓各领事已认彼军为交战团，据本大臣所闻，则实无其事。”（《英使朱迩典致英外部葛垒文》，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第342页。）
1912年的汉口租界，从左至右：英、俄、法、德、日
◆各国公使馆在起用袁世凯的问题上一起向载沣施压——至少在武昌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列强们不愿意看到大清国动荡，尤其是有大批贷款业务的美、英、德、法四国银行，急需寻找一个能够迅速平息事态以维护他们在华利益的最合适的人选。为此，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公开表示：“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司戴德的呼吁在列强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多次会见载沣，希望迅速起用袁世凯。
14日（八月二十三），袁世凯接到朝廷让他上任湖广总督的上谕。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四川总督著岑春煊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均著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该督等世受国恩，当此事机紧迫，自当力顾大局，勉任其难，毋得固辞，以副委任。俟袁世凯、岑春煊到任后，瑞澂、赵尔丰再行交卸。钦此。臣奕、臣那、臣徐。 　　　
同一天，清廷又颁上谕：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内阁奉上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著袁世凯会同调遣，迅赴事机，以期早日戡定。钦此。臣奕、臣那、臣徐。
这在清朝的历史上，毫无先例：叫袁世凯以一个总督的身份节制具有陆军大臣身份的荫昌。原因是，荫昌所带去的官与兵，是袁世凯所一手训练扩充出来的。
袁世凯给朝廷的回电堪称拐弯抹角的官场杰作：
太子太保新授湖广总督臣袁世凯跪奏，为叩谢天恩，并沥陈病状，暂需赶为调理，恭折仰祈圣鉴事……自天闻命，（兆+页）地滋惭。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我皇上嗣嬴实箓，复蒙渥沛殊恩，宠荣兼备。徒以养疴乡里，未能自效驰驱。捧读诏书，弥增感涕。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此系数年宿疾，急切难望全愈。然气体随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痊，而究系表症，施治较旧患为易。现当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委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赶加调治。一面筹备不止。一俟稍可支持，即当立疾就道，籍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所有微臣叩谢天恩，并沥陈病状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再此折系借用河南彰德府印拜发。合并陈明。谨奏。　
◆此时，武汉三镇皆已光复之时，只剩下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在汉口刘家庙。清廷很迅速地派遣豫军（河南巡防营）两营，由京汉铁路南下，在10月13日（八月二十二）上午到达汉口，扎在大智门。这两营的指挥官，是代理协统张锡元。湖北提督张彪，张之洞亲手培养的湖北新军主帅，作战风格凶狠强悍，湖北新军尽人皆知，湖广总督府保卫战吃了败仗，让他恼羞成怒，来到汉口刘家庙，三天之内(10月13日到10月15日)，会合了从湖南和河南两省赶来的清军援军，包括炮兵、步兵、骑兵一共两千人，跃跃欲试，准备和革命军决战。
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两个军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大举南下，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巡洋舰队及长江水师15艘军舰溯江而上，企图以最强悍的兵力扑灭武昌起义的革命火种。14日，三军迅速向汉口附近集结。荫昌率军才走到信阳与孝感之间，南方各地不断发生响应武昌起义的事件。
10月14日（八月二十三），湖北军政府派张卿云到汉川协助整编队伍，带来干部60余人，枪1000支，炮4门，子弹10万发，炮弹500发。因汉口军政府已成立第一支队，所以汉川为第二支队。梁钟汉为总司令，张卿云为副总司令，王守愚任参谋长，部队改编为五个营。经过整顿，部队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十分强的部队。
湖北军政府于10月15日决定首先扫荡汉口敌军，然后向北推进，以阻止清军南下。从10月18日出战汉口，到11月27日汉阳失陷，前后战斗41天，史称「阳夏战争」、「阳夏保卫战」、或汉口、汉阳保卫战。汉口之战，从10月18日（八月二十七）上午七点钟开始，到11月1日（九月十一）下午结束。关于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作战的经过，我们所知道的以革命军这一方面为较详细。清方留下的史料，除了王树枬的《武汉战记》以外，仅是若干上谕、奏摺与电报而已。
漢口，清軍的偵察騎兵。
（一）汉口之战
◆中华民国军政府以鄂军第二协协统何锡藩为汉口指挥官。何锡藩在八月二十六日午后四时，已经率领本协步队两标完全渡江到了汉口。协司令部，驻在刘家庙。所属的步队第三标（标统是姚金镛）扎营在刘家庙附近，第四标（标统是谢元恺）扎在歆生路西北端。
这时候，清军在刘家庙的是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加上张锡元的河南巡防营两营。刘家庙是清政府南下援军乘火车到达武汉三镇的第一站。当年(1911年)汉口市区建有三个车站，从北向南数:刘家庙车站（今天的江岸车站，当年京汉铁路进入汉口城区的第一个车站）、大智门车站（曾是京汉铁路线南段最大的一座车站，在汉口车站路的起始端，法国工程师设计，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受慈禧派遣，专程从北京赶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一道，在这里举行了铁路通车剪彩仪式。目前是武汉市优秀文物保护建筑之一。）、玉带门车站。
◆17日（八月二十六），驻汉英、俄、法、德、日各国领事照会军政府，声称“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互起战争”，“领事等自应严守中立”。同时声称：不准携带军械的武装人员进入租界，不得在租界内储藏各式军械及炸药等物；勿论任何方面，如将炮火损害租界，当赔偿一亿一千万两（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28、129页）。
英租界(今汉口江汉路至合作路一片)江面成为战争前沿，湖广总督瑞澄将楚瑜号移往下游德租界(今汉口一元路至六合路一片)，停靠在德国军舰朝岸一侧。17日这天，德舰朝武昌增援汉口的革命军轮渡开火，这是辛亥革命史唯一一次外国海军公开介入的记录。
◆10月18日（八月二十七），民军向刘家庙清军发起进攻，揭开战争序幕。何锡藩步队第三协循著铁道线前进。第四协在第三协的左边，并肩前进。敢死队作为预备队，归胡效骞指挥，随著第四协之后前进。马队循汉水故道担任搜索。炮队在跑马场（遗址及残存老建筑在汉口解放公园、武汉话剧院及解放军通讯兵学校内）附近，以刘家庙为射击目标。工程队负责作炮队的掩护。革命军队走到跑马场之北，刘家庙的清军便开始射击。战到正午，清军后方来了二百名援兵。革命军的预备队向右展开，兼“督”第三协的步兵。由于萨镇冰指挥的清军舰从江上炮轰支持，增添张彪等步兵军团的强大火力，革命军受创严重，一度沿铁路线退到大智门车站，退入汉口市区。
战到午后四点，清军有步兵一标、炮兵一营，乘火车来到荆家庙，在隆隆炮声中，车头脱轨，列车翻倒，兵士惊慌奔逃。革命军乘此机会，吹号冲锋。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恰好也派了一标步兵赶到。于是，清军溃败。此时，长江江边，清军舰艇暂时停火，炮弹供给不上来，乘此间隙，革命军进抵“三道桥”（刘家庙到滠口的必经之道，大片湖泊沼泽上建筑三道铁桥铺设京汉铁路铁轨，所以得名）。起初，革命军初战告捷，19日晨，占领占刘家庙车站。这是革命军占领武汉以来，第一次与清军正式交锋。革命军获得全胜，捡得了清军一列火车的武器、服装、粮食，杀死了清军四百余人。次日，两军于上午七点以后在丹水池一带接触，越战越猛烈，战到下午三点左右，革命军占领刘家庙与江岸车站，清军败退到嗫口。
民军占领刘家庙
刘家庙与嗫口之间，铁路线上由南而北有三道铁桥：一道桥、二道桥与三道桥。铁路线的东边是沼泽地，更东，是路堤，铁路线的西边是湖。总之，革命军北进，走的是一条危险的狭路。清军用机关枪与管退炮锁住三道桥的桥口，静候大队人马从直隶、河南而来。集结得越来越多的清兵武装在三道桥顽强阻击，压制革命军数次冲锋，大片湖泊泥沼，湖北军政府从江南派来的援军根本无法立足。进攻滠口失败，革命军伤亡很大，向后退却，在三道桥和刘家庙之间修筑工事，防止清军入城。战事进入胶作状态。
漢口，戰壕里的革命軍士兵。
革命军的一方，首脑部缺乏战略人才。革命军却没有乘胜追击，致使清军有了喘息的机会。就在刘家庙战斗的进退攻守的之间，交战阵营的双方各自发生一些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大事。
◆19日（八月二十八），清廷再发上谕：“袁世凯现已补授湖广总督，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著暂归该督节制调遣，会同沿江各该督抚妥筹办理。”清廷将所有南下的军队，包括荫昌督率的部队，全部归袁世凯指挥。
20日（八月二十九），徐世昌奉奕劻之命到达彰德。但通过徐世昌之口，袁世凯给清廷开列了六项条件：
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成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次兵变诸人。四、解除党禁。五、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六、给予充足之军费。
◆何锡藩奉“都督”之命，于10月18日（八月二十七）上午七点钟，开始进攻“前面刘家庙以南之敌”。
“汉军”旗人张景良（祖先是以汉人而降附满洲，纳入八旗系统的）这时向黎元洪自告奋勇，说何锡藩是他的老部下，他很想杀敌立功，他去了便可以叫何锡藩听话。黎元洪叫张景良“率在汉所有各部队，明日进攻嗫口之敌，但攻击计画及命令须先呈报军政府。”（关于黎元洪委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的时间上，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书中的语气来看，似乎是八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的夜晚。张难先把这一天的黎元洪命令，标明为“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午后十一时半”。不过，张难先关于汉口之战，从八月二十七日的第一战到九月初一的第四战，每一次都记早两天。原因何在？殊为费解。）
但张景良到了汉口，只是把黎元洪的命令，抄了若干份，亲自到各部队找部队长，叫他们依照黎都督的命令对敌人进攻。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怎能越级而直接依照黎都督给指挥官张景良的命令而行动起来呢？便要求张景良另行以指挥官的名义颁发一个较详细的命令给他们，张景良不肯。
在黎元洪都督府的同志，等候张景良送攻击计画与作战命令的草稿，等候到第二天的上午十一时，毫无音信。于是杨玺章、蔡济民、蔡国光、徐达明四人，便请准了黎元洪，派他们渡江来调查。他们来到了刘家庙张的司令部，责问张，张说不出理由。杨玺章就替张拟了一个作战命令，一面派人呈报黎元洪，一面在10月21日（八月三十）下午三点钟发出给各部队。张只得同意。内容是：（一）定于明日对敌军进攻。（二）第二协于拂晓由三道桥进攻敌军正面。（三）第四协第八标于拂晓由藤子冈进攻敌军侧面。（四）炮队第一标于拂晓分别布炮在一道桥与二道桥的路堤，均对三道桥附近射击。（五）第四协第七标及敢死队二大队皆为预备队，集合在造纸厂西南端。
张景良和第八镇宪兵第八营营长寀清阿是亲戚，原为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的标统，很受张彪赏识。革命同志占领武昌，捧出黎元洪当都督以后，叫张景良当参谋部部长（简称参谋长）。他曾经在八月二十四日的深夜，走进黎元洪的卧室，哭著跪求黎元洪不要对清军下攻击令（那时候清军在汉口的仅有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张难先说，为了这件事，张景良被同志们逮捕，关在牢里。李廉方没有作如此的记载，只说“同志欲致之法，经解说而免。”
10月22日（九月初一）拂晓，第二协的谢标（谢元恺的第四标）开始由三道桥向北夜袭，被敌方的哨兵发现，开枪。谢标冲上前去，用刺刀刺死几个。但是，当谢标进至三道桥北端之时，敌军的机关枪便不是刺刀所能对付的了。（革命军在汉口、汉阳的战役之中，从头到尾，最吃机关枪的亏。清军有机关枪，而革命军没有）。一冲再冲，阵亡了二百多人，伤了七十几人，等于是损失了第一营全营。谢标的其他两营，只得退到二道桥的江堤。到了天明时候，清军不但用机关枪，又用了炮，向谢标射击。虽则革命军有炮与清军对轰，然而压不住清军的炮。结果，谢标退回到造纸厂。
第四协第八标于张廷辅的统率之下，在拂晓由藤子冈乘船，渡到嗫口之右。李廉方说，“因地势低洼，崎岖难行，又敌防范严密，不便前进。后见正面谢标已退，故亦仍回原防。”王树枬在《武汉战记》里说，“九月（初）一日，两军以炮队交击。是日正午，革命军步队约一标向三道桥北进战；至未（时），革命军不克而还。”这一段记载，在时间上似乎错误。
谭人凤在《牌词》里说，“九月（初）一日，战于嗫口方面，压迫北军于七里口（沟）第三铁桥以北，‘不追击而返’，致北军再出而据第二铁桥，以嗫河为界，则民军之失算也。”这番话似乎是在责备谢元恺打胜了敌人，反而“不追击”，又而拱手给敌人以三道桥与二道桥。
漢口，戰時休息的清軍士兵。
10月23日（九月初二），军政府派遣李占魁率领工程营带了要塞炮到汉口，帮助炮队安放要塞炮在江岸，同时构筑防御工事。要塞炮刚刚放好，便开始对清军射击。同时，敢死队第一大队与第三大队，也开来汉口。
10月24日（九月初三），革命军在午前五点钟，由二道桥左边向三道桥清军的前卫进攻。清军以大炮六门，放在三道桥后面的小山之上，对革命军猛射，将革命军击退。这一天，清军有炮队一营，带了管退炮从北方来到增援，便决定了此后对革命军逐渐采取攻势。
10月25日（九月初四），天气不好，有雨，双方只有炮战，而没有步兵战。
1930年日本人绘制的汉口地图
当天，在孙武、刘公、张振武、居正等人提议下，军政府再次开会，改订了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增加了政治色彩和民主气氛。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公约推倒满政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暂组织军政府，统辖政务。”第三条规定：“军政府都督代表军政府人民施行职务；除关于战事外，所有发布命令关系人民权利、自由者，须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施行。”第五条、第七条和第十条规定，军政府设立稽查员，任务是稽查各部、各行政机关和各军队，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这显然是为了加强革命党人对军政府的监察（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81-82页）。《改订暂行条例》的最重要之点是取消了包揽大权的政事部，所属各局都改称为部，直辖于都督。各部人事安排为：
军令部长：杜锡钧（清军管带）
军务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长：杨开甲（清军标统）
内务部长：冯开濬（留日学生）
外交部长：胡瑛（同盟会员）
理财部长：胡瑞霖（谘议局议员）
交通部长：熊继贞（同盟会员）
司法部长：张知本（同盟会员）
编制部长：汤化龙（谘议局议长）
上述安排中，新增加的胡瑛、熊继贞、张知本等都是革命党人，编制部长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革命党人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在军政府的人事安排上，革命党人注意保持对立宪派的优势，这是必要的。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在军政府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改订暂行条例》所规定的都督权力仍然很大，“军事参议会”虽具有限制都督个人专权的作用，但并没有组织起来。黎元洪是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军人，革命对他来说终究显得生疏而可怕，当他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几个革命党人部长就很难控制住局面了。
与湖北军政府同时建立的还有汉口军政分府。汉口克复，詹大悲、何海鸣出了狱。他们立即渡江，和湖北军政府联络。军政府派蔡济民率兵二队随同他们返汉，驻扎四官殿。詹、何等对黎元洪、汤化龙身居高位、掌握大权不满，但是又觉得当时还不便公开反对，因此决定成立汉口军政分府。13日自外归来的蒋翊武也支持他们。军政府以詹大悲为主任，下设司令、参谋、军需、军政、军械、军法、交涉、稽查各处，由温楚珩、吴昆、何海鸣等负责。詹大悲等准备以此为基础，在局势稳定时对武昌军政府进行改组。汉口军政分府以文学社为主体，完全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在武汉保卫战中，它作出过贡献。但是，它有些自行其是的做法也加深了和武昌军政府之间的矛盾。
在汉阳，也建立了革命政权，由日知会员、系狱多年的李亚东任知府。
10月26日(九月初五)，清军推进到造纸厂附近，而且集中了九条兵舰在阳逻的江面，革命军加紧在刘家庙江岸车站构筑工事。清陆军在炮舰掩护下，分水陆两路向刘家庙发起猛烈攻势。午后一点钟，革命軍胡效骞领敢死队第四大队的第一排，作为尖兵。尖兵之后三百公尺，徐少斌领了第二排与第三排，作为“前卫本队”。在前卫本队五百公尺以后，是所谓“中队”，亦即马荣的敢死队第二大队。再其后，是四标标统谢元恺所指挥的第四标第三营，作为“预备队”。炮队则布置在铁路线二道桥之东的路堤，作为掩护。如此的“纵深序列”，用之于平日的行军则可；用之于大敌当前、左湖右江的狭道，犯了兵家大忌。进到三道桥之中段，李廉方说：“敌以机关枪多架，堵塞隘路口，对我扫射。少斌当即中弹坠水而死。……惜乎少斌死义，犹未使军（政）府悟战略之非也。同时阵亡十余人，伤二十余人，而我之山炮威力又远不如敌，遂于午后四时。皆退回造纸厂。”（革命军只有过山炮，而清军有“管退炮”。）
◆徐少斌阵亡的消息传到武昌之时，同志们十分激动，纷纷表示对何锡藩不满。当天晚上，黎元洪下令给张景良，于次日进攻清军。熊秉坤的第五协也被派来汉口。（成立第六协，以杨载雄为协统，接第五协的防守武昌的任务。）
◆10月27日(九月初六)午前两点钟，张景良颁发作战命令给各部队：其主要内容是，（一）何锡藩的第二协在东，张廷辅的第四协在西，于拂晓同时向造纸厂附近的敌军进攻，第二协右翼及于长江江岸，左翼及于刘家庙车站西端。第四协右翼与第二协左翼连接，右翼及于戴家山附近。（二）马队黄冠群一营负责警戒第四协之左侧。（三）熊秉坤的第五协，作为预备队，集合在刘家庙南端。（四）敢死队第一、第二两大队，继第二协之后前进，第三、第四两大队继第四协之后前进。（五）蔡德懋的炮队第一标与李占魁的工程营，在刘家庙以北附近占领阵地，掩护步兵进攻。
汉口战壕里的起义军炮兵
李廉方说：「上午五时，正面之敌约第四镇（代理统制是王遇甲）之三千人，与我守兵（第二协?）约二千人接战，相持甚久。因新兵不善用地形（作为掩护），敌乱放榴散弹，颇有命中者。其被机关枪扫射而死伤者亦不少。敌主力遂越一道桥。」「午前十时，战事颇烈。我缺机关枪，又无管退炮。（步枪与过山炮）效力甚微。」「敌复由嗫口增加兵力。」「而敌舰四艘又驶至谌家矶，水陆夹攻。敌舰之炮，轰毁我江岸散兵壕，死伤甚多。敌兵乘隙涌进。刘家庙一带地势平坦，无险为守。我军遂撤去江岸，并遗弃山炮及机械不少。」「敌另一部队，至戴家山一带，布置大炮，轰击我军左翼（第四协），久之，死伤渐多。张统领（廷辅）亦受伤。」「敌进薄不已，更以马队追袭。我军遂陆续退至大智门。以致德日租界后方，多为敌有。……（午后）一时三十分，……我军遂以跑马场后方二百米达（公尺）之考尔夫球场为炮兵阵地，故德界后方，成为炮火横飞之场，双方争夺，一进一退，死伤枕藉，此时最为猛烈。……战至下午六时，两军发生白刃战……遂被敌占有跑马场矣!」
王树枬说：「六日，我军渡三道桥，进攻刘家庙。王占元率混成（第）三协趋铁路东，王遇甲率（第）四镇趋铁路西。人各携二日粮，克期进击。抵造纸厂，敌兵以煤油罐鏖战。久之，步队（第四镇）第七协不能当。某急率一营（第四镇第八协第十六标第三营）驰入阵。战至午，敌攻益猛。而蛇山及塘角之炮，萃集我军。弹如雨下。（我军）急檄海筹、海容诸舰，驶至丹水池江岸，侧击刘家庙。我军乘势勇搏，且攻且前，敌炮声渐微。战三时，（敌）窜跑马场，（我）合军蹑击，遂夺刘家庙……七日，黎明，我军进薄跑马场。」
◆荫昌在调兵遣将，补充军器、弹药、粮食，种种方面却很卖力，虽则胆量很小，只敢以信阳为大本营，偶尔去孝感走走。前方打仗的事，实际上都是标统、协统之流在负责。10月27日（九月初六），袁世凯走马上任来到信阳，以钦差大臣身份换掉徒劳无功的荫昌，统领北洋军及湖北清军以及长江清兵水师，全盘掌控兵权。当即下令整编"旧部"北洋军，任命原第二军统领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官，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官。荫昌并未返回北京，以普通军官身份参加清军部队南下湖北作战。袁世凯踌躇满志，调令北洋军水陆两路大军，气势汹汹扑向汉口。
汉口战役，袁世凯授令冯国璋全权指挥。对袁世凯绝对效忠的冯国璋，指挥北洋军从滠口经三道桥强攻刘家庙，守在这里的革命军人数本来不多，经历之前数场战斗已经体力衰竭，武器装备更不能和装备精良的北洋军相比。这一天，革命军阵亡的有一千人左右。负伤的有五百人左右。
漢口，就餐的革命軍炮兵和列隊行進的步兵。
在苦战过程中，失踪数日的张景良突然如鬼影一般出现在刘家庙，乘着前线吃紧此地空虚的当口，指示跟随叛军放火烧毁刘家庙车站内的军火弹药及装备。前方将士以为刘家庙车站已经被清军占领，退出三道桥前沿阵地，在汉口东城圈往北绕一个弯，从西商跑马场侧边进入市区，以大智门车站为第二道防御堡垒。
张难先说，刘家庙虽被清军侵去，但当天下午，仍被革命军夺回。革命军之所以在上午战败，是由于「刘家庙无端起火（张景良放的），弹械，粮秣尽遭焚毁，军心由是摇动，退却。」「是日正午，我军誓图报复，即在大智门早餐后（军中每日两餐，早餐相当于老百姓的午餐，平时早餐是在十点钟左右，晚餐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这一天上午忙于作战，所以到了正午才早餐），准备进攻。惟指挥官张景良自火烧刘家庙后，踪迹不明。众以主持无人，颇形张惶。」
张景良事前也尅扣了应该发给各部队的炮弹、枪弹。他甚至吩咐与他同谋的一个管带罗家炎送枪弹给敌人。
漢口，清軍炮擊後的廢墟。
◆10月28日（九月初七）黄兴与宋教仁、刘揆一抵达到达汉口、武昌。成炳荣的第三协负有在武昌青山镇江岸阻止清军军舰上驶之责，而了望疏忽，使得萨镇冰的坐舰“海容号”与“海琛号”、“海筹号”，得以顺利地来到汉口江面，从午后三点二十分起，向革命军的南岸炮兵阵地发射了炮弹三百发之多。为了这件事，军政府惩戒成炳荣，记他两个大过。同时，军政府升谢元恺为第四协的代理协统，升胡效骞为第四标标统。
晚间，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派人在后马路某处找到张景良，及原任第八镇参谋刘锡祺。刘锡祺仍旧自称为大清的官吏，不愿投降革命军。随后，詹大悲也捕到了罗家炎。詹大悲一面将张景良与刘锡祺、罗家炎三人看管，一面呈报黎元洪。黎元洪要提这三个人到武昌。詹大悲当机立断，将这三人枪毙。
曾经的中国南北交通重要枢纽：汉口大智门火车站
10月29日（初八）的上午黄兴偕同吴兆麟、蔡济民等人到汉口前线视察，清军在午前六点便把大炮六七门放在大智门车站附近，开始向跑马场的革命军进攻。在歆生路与张美之巷交叉的地方，革命军一度战退清军。其后。革命军之所以放弃歆生路，是因为这歆生路一带及其后面的民房，中了炮弹，起火。下午三点，黄兴受军政府之推，为“战时总司令官”。下午五点，革命军失了歆生路，退到玉带门。
清廷方面的王树枬说：「（初）八日，混成（第）三协发大智门。革军步兵千人，阵守礼门北、歆生路；炮队阵循礼门铁道，截击我军。（第四）镇兵驰赴刘家花园，陷重围，三时不得出。某（第八协第十五标第一营管带）率劲卒及机关枪队，奋力格援，阵始固。」
「（第三混成）协兵与敌战正酣，某（第三混成协第五标第一营管带）率援兵闯入阵。山炮队变式射击敌之散兵，革军动摇。（革命军在汉阳）大别山之炮轰击两时，（炮）火亦息。革军却走汉口市街及玉带门诸地。我军编为追击队。」
「午正，（第三混成）协兵战革军收容队（敢死队，）于由义门，败之。（敌）退走玉带门。步队（第三混成协第）六标遂入汉口。」
「申初（下午三点多）步队（第四镇）第八协及（第三混成协）第五标，踵敌至玉带门，革军扼土堤撑拒，（汉阳）大别山炮丸飑飑落阵中，我以山炮野炮还击之。日暮，敌败走，渡襄河。步队（第）二十六标（第四镇第十六标?）（第三营）击沉敌舰二艘（?），于是我步队（第）八协及（第）二镇之第五标，进据玉带门。而革军之在汉口者，分守要冲，隐市楼狙击，市道逼狭，标兵不得逞，伤亡甚多。」
国民党高官徐源泉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大智门战斗：1911年10月（28日或27日），汉口战况于革命军极为不利，清廷军队倾巢南下，以图挽回颓势。湖北军政府决定招募新兵，扩充起义军力量。黎元洪派人到客栈向外省返乡的军校学生发出邀请。当晚，徐源泉作为代表列席武昌都督府（即红楼）召开的军政会议，慷慨发言愿为革命效力。会后，号召学生军三百余人，自任为队长，连夜渡江到汉口，于大智门火车站与清军展开激烈交战。
漢口，革命軍徵募的新兵準備開往前線
北洋军从东面和北面向汉口市中心压过来，除了一支武装沿歆生路尾随溃退革命武装追击之外，另有一支大部队合围汉口北郊，从姑嫂树向西，经华商跑马场(今同济医科大学校园内)，然后向南，以玉带门车站为堡垒，向汉口旧城区向长江和汉水交汇区呈片状推进，企图堵死汉口军民的最后的逃生之路。
10月29日（九月初八），清军攻陷循礼门，革命军向南退却，退往汉口华埠商住区。清军跨过铁轨，沿街追击，搜寻每一幢房屋和每一条巷道。汉口老城像一座深藏莫测的巨大的迷宫，房屋密集，街巷曲折，纵横交错，辨不清东南西北，革命军退进街巷，如游鱼入水，被汉口市民保护起来了。
29日单天，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及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联名电奏“政纲十二条”，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削除皇族特权，大赦国事犯等，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同时，第六镇统制吴禄贞驻兵石家庄，准备与张绍曾配合，待机起事。北京城有处于被夹攻的严重威胁。
10月30日（九月初九），据王树枬说，清军“冒险”入汉口市街搏战，“自辰至未。廛屋多轰毁，火遽起。我军（清军）不得已去汉口，退屯原阵地。”张难先说：“歆生路沿街树林最多，敌军恐有伏，不敢前进。……午后二时，敌进达我军防御线，于是我（革命军）步、炮队齐发，屋内伏兵亦喊杀，声震天地，敌军不明真相，退还原地。”
10月31日（九月初十），清军炮轰后城马路以南至河街(沿江大道上段)的大片街市，冯国璋指挥部下从循礼门、玉带门一路横扫过来，密如蛛网的汉口街巷讓清軍傻了眼。當天，清军开始用放火政策，烧了一段民房，便占了一段焦土，先后夺得了循礼门与由义门。在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从由义门一直向东及于长江边，向西及于铁路，都入于清军的掌握。清军第一军军统冯国璋竟下令纵火烧城，汉口五国租界以外，沿长江往上，沿江一片(今沿江大道上段)，晚清以来的华人商埠聚集区，街市繁华，民居拥挤，中国内陆黄金码头，茶叶、棉花、桐油、药材、生漆等八大商帮，东西南北的商人，都在这长江沿岸设立商埠转口买卖。清军一把火，从四官殿(今沿江大道四宫殿码头至民权路口一片)到龙王庙，大火三日不绝，繁华的商埠民居化为焦土。汉口的大火一直延烧到11月4日，市区五分之一被毁。清资政院总裁李家驹在奏折中说：“十三日（11月3日）接南省各团体电称，汉口并附近一带地方，官军恣意残杀，惨及妇孺，焚烧街市，绵亘十余里，奸淫掳掠，无所不至。人心愤激，达于极点。”《宣统三年九月十五日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等奏折》，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五），第339页。）
圖為清軍縱火焚燒市區時的濃煙
11月1日（九月十一），清军占领汉口，革命军从龙王庙渡船过汉江，南岸嘴上岸，占领龟山和汉阳铁厂(今琴台大道南侧)。上午，汉口军政分府撤退。詹大悲、何海鸣等长期和孙武存在矛盾，不愿回武昌，便离汉口东下，企图去争取安徽革命党人吴春阳的支援。
王树枬说。清军到了九月十一日，便夺得玉带门及长江几个渡口，把整个汉口占了。李廉方与张难先均说，黄兴在11月2日（九月十二）的下午六点钟。才离开汉口，是黎元洪派轮船来接他去武昌的。那时候，玉带门仍在革命军之手。临行，黄兴还颁命令给各部队，叫他们“守原阵地待援。万不得已，得渐退汉阳，沿襄河布防。”同时，黄兴也下了命令给在汉阳的第一协协统宋锡全，叫他“到汉口维持”。
可宋锡全听了胡瑛的话，竟然带了他所统率的第一协的若干人，擅自离开汉阳，说是退守岳州，而事实上一口气带了卫队乘轮船到了长沙。他这样的举动，极影响军心、民心，几乎弄得汉阳立刻入于清军之手。汉阳知府衙门的职员，逃散一空。（知府李亚东同志，去了汉川，找梁钟汉，其后招集了革命军从汉口、汉阳溃散下来的兵，组成了一个游击队，设游击司令部于沔阳的仙桃镇。）
黄兴接到了宋锡全逃走的消息，请黎元洪打电报给新任湖南都督谭延闾，迎捕宋锡全，就地正法，将首级送回武昌，示众三日，谭延闿照办。詹大悲的东下和宋锡全、王宪章的南逃都加深了共进会和文学社之间的矛盾。
战死的革命军士兵被狗啃食，1911年，汉口
（二）汉阳之战
◆在汉口失守之时，革命军在武昌、汉阳的处境十分危险。但是，汉阳战争并没有马上打起来，汉口失陷以后，武汉的战事沉寂了两周。在这段时间内，全国形势已发生急剧的变化。继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之后，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福建、广东等省又纷纷宣告独立。
清军于恶战多日以后，也需要休息与补给，不曾随即渡过襄河（汉水）来攻汉阳，或渡过长江来攻武昌。同时，也因为九江已经独立，若干海军军舰的官长与士兵已经反正，清军也未尝无后顾之忧。再加上，袁世凯被“资政院”选举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正在从他的葫芦里把他的各种怪药一样一样地搬了出来。
战地救护队
11月3日(九月十三)，黎元洪代表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场举行拜将仪式(遗址在今阅马场拜将台)。黄兴临危受命，率领参谋长李书城、秘书长田桐赶往汉阳，在汉阳伯牙古琴台(今汉阳琴台风景区)设立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来转移到昭忠祠(汉阳老城北门外，具体不详)，在归元寺设粮台(粮秣装备供应储存处)，接手指挥阳夏之战，集结革命军各部总兵力约两万余人，在蛇山、龟山设炮兵守卫，在南岸嘴至三眼桥的汉江沿岸设兵防守。
11月4日（九月十四）黄兴到汉阳，把总司令部设在“淮军昭忠祠”，以李书城为参谋长，设粮台于归元寺，以王安澜为粮台总办。
清军占领汉口后，一线总兵力约三万余人，援军又源源不断地从后方赶到。革命军大多是新招募的士兵，各路又旗号不一，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北洋军相比，革命军完全处于劣势。
漢口，清軍的馬克沁機槍。
11月10日(九月二十)，袁世凯的代表蔡廷干与刘承恩二人来到武昌，黎元洪开会欢迎。蔡、刘二人宣布，只要革命军肯接受君主立宪，清军便可以停战。胡瑛、胡瑞霖代表军政府致词，“必须改建五旗共和，……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实事求是，则满清（皇室）永久立于优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请转达项城（褒世凯），不必固执。”
幕后，另有一番交涉。黎元洪向袁世凯开出“支票”，只要袁肯赞助共和，就推戴他作大总统。这生意一时无法成交。
汉阳对汉口仅有一条架桥可渡的襄河。我可以去，敌可以来，是只能用以进攻，而不能用以退守的地方。21日清军兵分两路，强渡汉水，围攻汉阳。黄兴虽调各路阻击，数次组织反攻，但指挥不灵，革命军伤亡很大。
11月13日(九月二十三)，袁世凯奉召进京，阳夏之战全权交给冯国璋，积极组织责任内阁，秘密与朱尔典会晤。两天后，英国政府表态:希望袁世凯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将会得到我们提供的一切支持。"
11月14日(九月二十四)，清海军舰队参谋长汤芗铭(湖北军政府要员汤化龙的胞弟)在九江宣布起义，支持湖北军政府，率海容、海琛、湖鹗3艘军舰返航汉口武昌江面，炮口调转对准清军。
11月上旬，全国十八个省宣布光复，宣布脱离清廷成立独立政府，形势对湖北军政府有利，湖南革命党人也腾出力量，派遣军队跨省赶来武汉。汉阳前沿渐渐聚集起湘鄂联军一万余人，黄兴感到眼前一片光明，下令反攻汉口。
黄兴于积极准备了十二天以后，11月16日(九月二十六)，下午三点钟始，李占魁的工程第一营在东亚制粉工厂附近，架设“军桥”，于五点钟架成。黄兴即命令各部队渡河，率军兵三路反攻汉口，右翼湘军王隆中部第一协进展迅速，然而中路甘兴典的湘军第二协和左翼熊秉坤的鄂军第五协第九标未能很好的配合，致使右翼部队孤军奋战。在午后两钟点，革命军在开饭的时候各部队争先抢吃，秩序大乱，湘军第一协首先慌张退却，引起全线崩溃。黄兴亲自率领学生军堵截，堵不住，只得下令退回汉阳。这是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的最后一战。
11月17日(九月二十七)，黄兴亲自率领反攻部队向汉口城区发起攻击，由西至东，沿着今天解放大道古田片向东行进，攻占博学书院(今武汉市第四中学)和既济水火公司水厂(今汉口宗关武汉市自来水公司，江汉二桥汉口桥头)。先头部队直逼玉带门。这样无所顾忌的反戈一击是清军所没料到的，完全不合军事常规思维，于是，北洋军援军大批涌向玉带门，迎着革命军的来势分两侧堵截，依然是炮兵掩护步兵，轻重武器一齐射击。
革命军北翼受重创后撤，南翼军队见敌方火力如此强大，不愿拿鸡蛋往石头上碰，顺势跟着后退。黄兴大叫:"不许后退，大家向前冲!"兵退如山倒，纷纷跑向汉水，黄兴调令不动，只得放弃汉口撤回汉阳，伤亡六百人，影响到汉阳守军的斗志。后来史家评价阳夏之战，批评黄兴没有军事头脑，冒险出兵，不顾大局，汉口反攻失败是注定的事。
孝感，醫院外的清軍騎兵
孝感，正在通過浮橋過河的清軍步兵。
清军的甲支队于第二十一标标统吴金彪统率之下，在10月21日（九月三十）由孝感到新沟(古镇，位于汉水与汉北河汇合处，今属武汉市东西湖区)南下，渡过襄河，占领汉阳之西二十多英里的蔡甸。黄兴派湘军第二协（协统是甘兴典）去堵截，堵截不住，退守三眼桥。清军乙支队于十一协协统马继增统率之下，逐走黄金口的革命军。
11月22日（十月初二）鄂军第三协成炳荣率步兵两标和山炮一营，由反正了的海容、海琛两军舰掩护，奉命在武昌青山渡江向汉口湛家矶进攻，計劃在23日午夜由武昌青山渡江，在江北五通口登陆。24日九时乘雾进攻谌家矶附近的三道桥。这个计划如果成功，可以割断清军的交通线，对清军后方造成严重威胁。但成炳荣徒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的资格取得协统的职务，实际上是个昏庸的酒徒。当晚他又喝醉了酒，没有同部队一道过江。当天，清军乙支队在黄金口架好军桥。
11月23日（十月初三），清军屡日攻三眼桥不下，就将进攻重点转移到乙支队方面。清军马继增部乘夜色渡过襄河，占领美娘山，战到黄昏，乙支队的第二十二标标统张敬尧占领仙女山。革命军继成炳荣之任的刘廷壁，于十月初三渡江成功，部队到达三道桥，向刘家庙进攻，受清军炮火压迫，前线指挥无人，攻到晚上，又折回青山。
11月24日（十月初四），吴金彪部继续列阵于三眼桥，牵制汤家山革命军，借以掩护乙支队进攻。清军张敬尧部占领锅底山，另一股清军也渡河，占了琴断口。午后七点，清军占领刘家花园至扁担山之线。
11月25日（十月初五），军政府决定二次进攻。革命军进到三道桥时，周围水势虽退，但泥淖仍深，沿桥长达一里的沙滩，徒涉十分艰难。桥头上清军早有准备，加强了机枪和山炮火力，革命军几次进攻，都遭到很大伤亡。三百多壮士奋勇攀桥梁以渡，还是被清军机枪所阻，退到桥畔的苇丛中，相持了三个多小时。清军以火车架机枪扫射，三百壮士全部壮烈牺牲。二次进攻也失败了。
参谋部副长杨玺章、稽查部长蔡汉卿、军务部副长张振武率领学生军数百人渡江助战。从汉口转移到武昌出版的《大汉报》主笔胡石庵也亲到阵地探访。参谋甘绩熙带病上阵，他披挂着书有“临时督阵指挥官”七字的白色布带，选壮士一百零八人，夜袭磨子山，一举冲上山顶，歼灭了全部守敌（关于甘绩熙夜袭磨子山的时间，诸书记载多误，甘本人也记错了，此据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孙鸿斌事略》等资料订正）。两路清军在扁担山一带会合，合力进攻汉阳守城革命军，大炮声震撼山峦水泊，锅底山和扁担山失守，清军从王家湾、十里铺长驱直入，近逼归元寺(中南名刹，清光绪建筑，今汉阳翠微横路20号)和汉阳铁厂(张之洞湖北工业基地之一，遗址在今汉阳区琴台大道旁边)。据李廉方说，黄兴于午前六点下令叫“沿襄河防御部队，各抽四分之一，到十里铺增援。正午，抽调各队到。当是时，勇敢之士死伤殆尽，军无斗志，一闻机关枪声，即多方趋避，汉阳危在旦夕。”黄兴派李书城回武昌，向黎元洪申请拆运兵工厂的机件与枪炮子弹。黎元洪召开军政府会议，加以讨论，参谋部副部长杨玺章认为这件事足以摇动军心、民心，不肯赞成。结果，议决了一面拆运，一面死守。清军分数路从汉口渡河，从琴断口、十里铺、五里墩、古琴台、南岸嘴沿河登岸，汉水堤防全线溃散，困守汉阳城的革命军只能是拼死搏击，战争进行到这一步，汉阳保卫战陷入绝境。
11月26日（十月初六），早上六点，清军向十里铺绕攻；战到十点，革命军支援不住，副参谋长杨玺章阵亡。甘绩熙挑选了辎重营、工程营与陆军中学学生，一共一百多人，会同刘鸿斌、周秉武、韩管带（佚名）对清军夜袭，占了磨子山与扁担山。韩管带阵亡，刘鸿斌与甘绩熙先后负了重伤，刘玉堂率部来援，代替甘绩熙指挥，让甘绩熙回十里铺请援兵。不一会儿，刘玉堂阵亡，清军又把两山夺去。湖南援军自行撤退过长江经洞庭湖回湖南，湖北军队也纷纷乘船渡江到武昌。当夜，黄兴悲愤地说，“汉阳失守，吾何颜见人，唯一死耳！”（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何亚新小传》，湖北省博物馆藏，（三）207号。）
11月27日（十月初七）拂晓，清军攻占梅子山。随即分兵三路，一队攻龟山，两队攻汉阳。上午十一点，占领龟山。留日士官生萧钟英看到汉阳将要陷落，组织敢死队渡江在汉阳铁厂码头登岸，持枪杀敌，遭清军猛烈扫射，全部英勇牺牲。黎元洪派人来迎黄兴回武昌。革命军在汉阳的陆续撤退。据综合战报，汉阳之战，革命军前后共伤亡了三千三百多人。
在革命军和汉阳人民乘船向武昌撤退时，清军又向江中开炮。据当时报纸记载；“武昌城外，由江中捞出之死尸陈列堤上，不计其数。内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妇人抱子，母死而子苏，啜泣索乳者。血溅江边，死者相枕藉。”（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53-154页。）
◆阳夏保卫战虽然以失败告终，然而他却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长达四十日之久，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这41天之中，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市，先后独立。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山东四省效忠清朝。故阳夏保卫战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重大意义。
历时41天的阳夏之战结束，这是自清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城以来，武汉三镇遭遇最惨重的一次战争灾难，双方死亡人数超过5000人，其中，革命军阵亡将士4200人，汉口城区破坏得惨不忍睹，汉阳城郊弹痕累累，古琴台和晴川阁被清军重炮毁得残存无几，归元寺被革命军点火烧毁大部分古建筑及文物珍藏--这就是革命的代价。
1915年的汉口、汉阳、武昌地图
◆11月27日（十月初七），黄兴回到武昌之后，黎元洪召集会议。甘绩熙在《阳夏鏖兵实录》里说：“某夜，都督府会议，黄克强倡议弃武昌，都督及孙武等均赞成。军务部副部长张君振武竭力反对之。谓‘吾头可断，武昌绝不可弃。’同会人多数和之，事遂寝。予正卧病，闻言怒曰：‘有言弃武昌者，予当以手枪对待之。’及闻事不行，始大慰。而黄克强与李书城等遂连夜赴南京。而南京适于斯时光复也。”
居正在《辛亥札记》里说：“克强（黄兴）退回武昌，鄂军中颇愤湘军擅退，因之不满克强，遂邀集一会议，请克强报告汉阳失守经过。克强自九月初七日到武汉，迄十月初六（初七）日失汉阳，寝不遑席，食不甘味，弥月劳顿，精神甚疲，兼以新败之余，自无多话可说。乃表示退让，云将返沪转粤，再图北伐。同志多表示慰留，而少数不满于克强者，亦知克强必去，默不作声。克强竟去矣。”
黄兴见反对者众，遂向都督告辞，约李书城、田桐等同赴上海。
11月28日（十月初八），黄兴辞职以后，黎元洪任命万廷献为“代理战时总司令官”，万廷献不就（他当过南京陆军中学的总办）。都督府参谋部部长杨开甲辞职，副部长杨玺章阵亡，黎元洪在军政府召集会议，讨论坚守武昌和总司令人选问题，孙武、蒋翊武、吴兆麟、蔡济民、刘公、范腾霄等均出席。当场决定：战时总司令一职由蒋翊武护理，吴兆麟为总参谋长，姚金镛为副总参谋长；司令部设于洪山宝通寺；将沿江划分为三个防区，以窦秉钧、何锡蕃、张廷辅分任司令；海军在阳逻附近游弋，掩护武昌。此外，孙武、张振武、刘公（仲文）都留在武昌。与此同时，黎元洪于11月27日、28日分电独立各省都督，说明武昌危在旦夕，要求各都督“迅拔老练之兵，携带枪弹”，“星夜来鄂援助”（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83页）。
◆11月29日（十月初九），晚间九点钟，蒋翊武下令各部队，对他们分别指定防区：
第一协，协统蒋肇鉴，右翼与第四协连络，左翼至吉祥宾馆附近。
第二协（欠两营），协统何锡藩，防御武昌城。
第三协，协统窦秉钧，防御凤凰山经青山至两望北端一带。
第四协，协绕张廷辅，防御右翼，与工程营连络。
第五协，协统熊秉坤，防御两望至砖瓦厂一带。
第六协，协统扬载雄，防御左翼，至大堤口附近，与第五协连络。
第七协（欠第十四标），协统邓玉麟，防御武昌城沿江一带，与第六协连络。第十四标，标统黄申芗，防御东湖及沙子岭附近，并向东搜索。
第八协。协统罗洪升，防御金口附近，与第一协连络。马队第一标，标统王祥发，在宝通寺集合候命。马队第二标，标统刘国佐，在鲇鱼套集合候命。
工程第一营，管带李占魁，防御鲇鱼套。工程第二营，管带杨金龙，防御造纸厂附近，与第七协连络。
其余各部队为总队预备队，在洪山南麓候命。
双方虽则在武汉方面停战，在黄陂方面却仍有剧烈的战斗。黄陂城曾经一度为革命军游击队占领，于11月30日（十月初十）被清军夺回。到了12月8日（十月十八），革命军对黄陂城反攻，从辰时战到未时，阵亡了六百多人，退到马家寨；次日，退至仓于埠。
◆武昌起义前后，会党的活动，也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911 年9月，四川「哥老会」首领王天杰和同盟会员吴玉章等宣布荣县独立；10月，张文光在云南「哥老会」协助下，在腾越建立「滇第一军都督府」；11月，「哥老会」首领曾省斋在广安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被推为正都督。
刘英（），湖北京山人。日在京山以“鄂军副都督”名义起兵响应武昌起义。
11月26日至12月1日，汉口英国总领事葛福派最善汉语的英国人从汉口乘木船过江到武昌，湖北军政府也派特使过江来汉口英总领事馆，南北停战议和的策划在长江两岸紧锣密鼓地酝酿。
11月27日，汉阳陷落，清军进驻汉阳，占领龟山炮台，炮口对准蛇山头上的奥略楼，隔江遥轰武昌，对黎元洪施压，逼其停战议和。袁世凯下令冯国璋再一次按兵不动。
黎元洪于11月27日、28日分电独立各省都督，说明武昌危在旦夕，要求各都督“迅拔老练之兵，携带枪弹”，“星夜来鄂援助”（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83页）。各省回电均表示希望“坚守待援”，并纷纷派出援军。此后，湖南、江西、广西、江苏、上海的援军相继到达，特别是赵恒惕率领的桂军和李烈钧率领的赣军的到来，有力地加强了武昌的防御力量。但是，当各军到来时，双方业已签订停战协定，开始南北议和。
冯国璋攻陷汉阳后，清廷传谕嘉奖，赏给他二等男爵，本希望他继续进攻，占领武昌。然而，当时全国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张勋又从南京败退，逃往徐州。北方近畿一带，也是险象环生。而清军兵力却全被吸引在京汉铁路一线，根本无法应付全国的革命形势。袁世凯有见于此，他就继续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对武昌方面又打又拉，重点放在拉的方面。
一方面，袁世凯让清军从龟山用重炮轰击武昌，继续对黎元洪施加压力。另一方面，袁世凯又通过欧美使团加紧进行停战议和的活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联络北京各国使团，出面斡旋停战。11月30日，袁世凯致电冯国璋，告诉他英国出面调停，令新任汉口兵备道黄开文同汉口英国领事商办。
11月29日，黎元洪任命蒋翊武为战时总司令，湖北军政府决定:"坚守武昌，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北洋军和革命军，隔着大江南北对峙，战斗停了，炮声息了，硝烟渐渐散去。
12月1日英领事派英人盘恩由军政府顾问孙发绪陪同，准备到武昌晤黎元洪，商谈停战。盘恩带来了停战条件，说武昌成日受炮火威胁，百姓恐慌，领事馆已同清军商议，建议停战三日。只要同意停战条件，在协定上盖章，双方就可停战。停战条件规定：从12月2日上午八时起至12月5日上午八时止停战三日；在停战期内双方一律按兵不动，“各守现据界限，彼此不得稍有侵犯窥探”。正午，都督府正厅中弹起火，黎元洪带了都督印出城避往武昌下游九十里的葛店，逃往葛店的途中，黎元洪在王家店还给英、俄领事和袁世凯发信，要范腾霄“幸即送到，以解决局势之倒悬”。事实上是告诉对方，他在等待招抚。湖北军政府代表蒋翊武和吴兆麟，北洋总理大臣袁世凯代表刘承恩和蔡廷干，在武昌宝通寺(古刹，位于武昌大东门外今武珞路路边)签定停战协议，照黎元洪带走的都督印样刻了一个印盖在协定上，
12月2日，南北停战开始。
这样，从10月10日武昌举义开始，到第二年的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止，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武昌起义政权和占据汉口的清军一直隔江对峙。
正在袁世凯与清廷玩文字游戏的时候，立宪派首领梁启超正策划用金钱收买皇家禁卫军，然后利用各省咨议局的政治势力发动一场里应外合的政变。梁启超之所以敢这样设想，据他说是因为“北方兵事，有熟人，亦有亲贵”。“亲贵”指的是军谘府大臣载涛，而“军中熟人”指的就是吴禄贞。吴禄贞，清军第六镇统制，不但与革命党人有联系，与立宪党人关系更为密切。不属于北洋系的吴禄贞能出任北洋高官，是因为梁启超给奕劻送去的那两万两银子。
吴禄贞与驻滦州第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早有谋划，决定联合举事，以武力“攻取北京”推翻大清王朝。但是，吴禄贞手上没有足够的兵力。陆军大臣荫昌抽第六镇第十一协已归入冯国璋指挥的南下第一军，而且因为不是北洋出身，吴禄贞与第六镇的官兵一直关系疏远。正在这时，朝廷命令他指挥第六镇第十二协前去弹压宣布独立的山西革命党人。吴禄贞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迅速奔赴石家庄，然后沿正太铁路直奔娘子关，秘密会晤了山西民军领导人仇亮。仇亮原是陆军部军制司二等科员，两人“把臂而谈，及于半夜”，决定将仇亮率领的民军部队归吴禄贞调遣。吴禄贞回到石家庄后，秘密致电还在滦州的张绍曾，要求他“率第二十镇之兵来与第六镇相合”，然后共同发兵京城，趁着北方清军兵力空虚将大清王朝一举捣毁。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秘密谋划，以滦州张部为第一军，奉天蓝部为第二军，保定吴部为第三军。一军奔丰台，三军赴长辛店，二军出山海关策应，三路直逼京津，一举推翻清王朝。
张绍曾 ()1895年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2年回国，获光绪皇帝接见，任陆军第三镇炮兵标统。1910年随载涛出洋考察欧美陆军。后任陆军贵胄学堂监督。
日(九月初八)，也即在武昌起义爆发(10月10日)后，梁启超写给立宪派骨干徐勤(字君勉)一封万言密信，详述两年来与满族亲贵来往情形及辛亥年的宫廷政变计划：
昨晨发一书，今日又发一电，文云：「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机已得，任即行，待数万押会所，电济。泣血叩。」想已达……
两年以来，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涛、洵两人而已，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而涛与泽地位相逼，暗争日甚。去年解禁之议，涛、洵争之不下十次，而梗之者则泽也。泽与庆结，泽夫人为太后之妹，日日出入宫禁，老摄废物，畏蜀如虎，故使泽势大张。泽遍布私人，如张謇、郑孝胥之流，皆为之鹰犬，而外复与袁结，务欲蹙涛于绝地。……故数月来，惟务多布吾党入禁卫军，而外之复抚第六镇(驻保定)之统制吴禄贞为我用，一切布置皆略备矣。吾两月前致兄书，谓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喜之事，盖即指此。……
这封密信，是解开1911年梁启超试图发动宫廷政变、策动滦州兵谏进而逼迫清政府交出政权、实行君主立宪的重要证据，也为解开辛亥革命领导人疑案提供了重要证据。
信中所提及的「用北军倒政府」，即是梁启超于辛亥年前即谋划已久的运动北洋军倒内阁，进而达到彻底颠覆清廷顽固派、控制国会、进行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的政变计划。此计划的完整表述是：「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方针。政变的具体内容是：「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一面勒禁卫军驻宫门，以备非常，即逐庆、泽，而涛自为总理，杀盛以快天下之心;即日开国会，当选举未集时，暂以资政院、谘议局全数议员充当国会议员，同时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
信中所说的“涛”，指军谘大臣载涛，“洵”指海军大臣载洵，“庆”指庆亲王、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泽”指度支部大臣载泽，“老摄”即光绪之弟、溥仪之父、监国摄政王载沣，此五人者，皆满清皇族，掌握了晚清的政治、陆军、海军、财政大权。其中，载涛、载洵、载泽皆主张君主立宪，但载涛、载洵倾向于康有为、梁启超立宪派，而载泽则倾向于张謇、郑孝胥立宪派，但载泽与载涛权争日久，斗争激烈，而载洵实无用，载沣虽然也为梁启超所拉拢，但软弱无能，实际权力掌握在庆亲王奕劻及载泽等人手中，而奕劻与袁世凯为同党，是清廷顽固派的代表人物。故所谓的发动宫廷政变，“勒禁卫军驻宫门，逐庆、泽”，即是以载涛所掌握的禁卫军驱逐载沣、奕劻、载泽等顽固派势力，并以载涛为总理。“杀盛”乃是指除掉当时力主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化而引发全国骚乱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继而召开国会，由立宪派所控制的资政院、咨议局议员充当国会议员，逐渐向国会过渡。
此外，关于夺取政权之后的建设，梁启超亦有详细布划：「国会晓谕此意，然后由国会选代表与叛军交涉;告以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之义，当能折服;政府一面仍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以消除怨毒。」通过这样的方式，逼迫清帝下罪己诏，满清交出政权，废八旗制度，改汉姓，满人照例赐姓，以消除怨毒。
当然，由于是绝密军事计划，故此，梁启超在此信中对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语焉不详，只含糊地说“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观之事”，所谓的“非常可观之事”，即是指由梁启超与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北洋新军统领策动的让晚清政府奄奄一息的“滦州兵谏”。
蓝天蔚（1878年－日），字秀豪。湖北黄陂人。1902年（光绪28年），经张之洞推荐，赴日本留学。先入成城学校，后入陆军士官学校。归国后，蓝天蔚就任湖北督练公所提调兼湖北将弁学堂教习。其间，蓝天蔚组织长沙日知会，宣传革命派思想。其后，改任第32标统带。陆军第八镇统制张彪怀疑其宣传革命，对其进行监视，蓝天蔚遂自动辞任。
10月27日，张绍曾和蓝天蔚等根据梁启超的战略部署，屯兵滦州，联名电奏清廷，提出实际由梁启超起草的《请愿意见政纲十二条》，要求在当年之内「立开国会」，由国会起草制订宪法，「君主不得否决之」，「特赦擢用革命党人」等。这个电报实际是一道最后通牒，威胁清政府要把多年来拖延未办的大事在两个月内全部办完，否则马上杀奔北京。
大清皇帝万世一系。
于本年内召集国会。
宪法由国会起草，以皇帝之名义宣布之，但皇帝不得加以修正或否认。
缔结条约及讲和，由国会取决，以皇帝之名义行之。
皇帝统率海陆军，但对国内用兵时，必经国会议决。
不得以命令施行“就地正法，格杀勿论”之事。
特赦国事犯。
组织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选举后，以皇帝敕任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荐任之。皇族不得为国务大臣。
国会有修改宪法之提议权。
本年度预算未经国务议决，不得适用前年度之预算支出。
增重人民之负担，须由国会议决。
宪法及国会法之制定，军人有参与权。
梁启超、张绍曾等提出的《十二条政纲》是要求实行英国式民主立宪，不同于日本、德国式的君主立宪。日德的立宪体制较多地保留了君主专制内容，而英国的民主立宪是通过宪法制约军权，给国会以很大的权力，从而形成君权与民权的平衡《十二条政纲》中虽也提出了「大清皇帝万世一系」，但综观政纲内容，没有赋予清廷皇帝任何实际权力。皇帝仅是一个虚设的「国家元首」，从而全面否定了旧有的封建专制体制。
10月28日晨，梁启超急电国内「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张绍曾派骑兵进京赍送奏章。在武昌起义爆发之际，手握重兵的张绍曾、蓝天蔚等高级将领提出这样的政纲，不啻是给清王朝当头一击，迫使清王朝不得不下罪己诏，颁布《重大信条十九条》(当然，此“政纲十九条”与梁启超所拟的“政纲十二条”有所出入)，完全接受这个政纲。
10月29日，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收到天津兵给司令部副官、同盟会秘密会员彭家珍急电，要张在滦州扣留由彭负责押运的军火。张见电即刻行事，共截获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之后，张联名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榘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直隶滦州通电，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政纲”
滦州兵谏的同日，山西宣布独立，东西呼应，给清廷以极大威胁。清廷急忙将滦州以西的火车车皮（即车厢，多指货车）全部集中于京，以防滦军乘车西进。
10月29日—31日，时孔庚自武昌来，向吴陈述汉口战况及清军焚烧汉口罪行，革命党人彭家珍敦促张绍曾截扣军火。梁启超也作出「扣留南下军火」的决策。吴禄贞派张世膺来滦州，「强张绍曾截之」，并电请清廷严惩纵火军官，大赦革命党人。清廷疑其为革命党，但以其地处要冲，不敢撤换，乃佯为嘉许。11月2日，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截留了北洋军开往湖北的军火列车。这一行为令朝廷大为吃惊，但又不敢贸然撤换他，因为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冯国璋的主力全部在武汉前线，一旦北方有变朝廷将万分棘手。于是，干脆封官许愿，任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
「滦州兵谏」立宪虽然没有提出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君主制的要求，但对清政府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摄政王载沣阅览张绍曾等人要求立宪的奏折时，「震惊异常，面色骤变，手颤不已」，看完之后「瞠目直视」，半天没有说话。因为事关重大，立即召集「御前会议」，宣读奏稿后「亲贵大哗」，隆裕太后「流着眼泪在立宪陈条上签字」，皇亲国戚眼看世代的基业将要崩溃，「相对而泣」。
清廷接到张绍曾领衔的《兵谏》奏章后，觉「兹事体大，立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新旧两派争论激烈。以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为首的旧派反对实行君主立宪及开放党禁，他们极力反对兵谏和《十二条政纲》，主张严惩张绍曾。而以军谘府大臣载涛为首的新派则主张改革政治，开放党禁，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主张暂准张绍曾所请，建议派与张绍曾关系密切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去滦州「抚慰」。
最后，新派主张占了上风，在张绍曾的奏折送上去的当天，清廷即连下几道《上谕》：一是命资政院起草宪法;二是摄政王载沣以小皇帝宣统名义下「罪已诏」，自责「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并表示，「誓与我国军民维新复始、实行宪政。」三是下令释放自戊戌政变以来的一切政治犯;四是下令嘉奖张绍曾，授以「侍郎衔」。
10月29日，清廷急派海军大臣载洵前往疏解不成，11月4日乃再派吴禄贞。是时，山西亦宣布袒义，举阎锡山为都督，清廷直接下令第6镇第12协协统吴鸿昌率兵进驻石家庄，攻打娘子关。吴闻讯，星夜由滦州赶赴石家庄，制止部队进攻，并派参谋长何遂与晋民军商谈合作，又派副官长王孝缜去武昌联络。吴阳为接受，于6日赶赴娘子苯会晤山西都督阎锡山，密议组织燕晋联军，由吴任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副之，并约定会师北上日期。
11月1日(旧历九月十一日)清廷又宣布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内阁免职，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他「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划改良政治一切事宜」。
11月4日，袁世凯电奏内阁称：“前日令营务处刘承恩及张彪等，致函黎元洪，招其归顺，使洋人送往。时接复书，称现在开会议，一二日定局再告，语气尚恭顺。然匪心叵测，备战仍不敢懈。”
11月6日，宣统帝下罪己诏，释放革命党刺客汪精卫、黄复生。
11月7日，任命张绍曾为“长江宣抚大臣”，调离滦州，削去兵权。张绍曾交出兵权，避居天津英租界。同时朝廷提拔潘榘楹为第二十镇统制。将七十七标移至锦州，七十八标调往关外，第七十九标团部及三营驻扎在滦州车沾，一、二营驻扎在滦州北关“直隶第三师范学校”院内，第八十标开到临榆（抚宁）。这样把二十镇分散调开，化整为零。将第三镇由东北调至廊坊，切断了第二十镇与第六镇会合的可能；调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削去兵权。至此滦州兵谏平息。
第二十镇七十九标一营管带王金铭、二营管带施从云曾建议张绍曾，趁此时机与吴禄贞、蓝天蔚联合起义，但张犹豫不决。后吴禄贞被刺客暗杀，蓝天蔚逃亡到上海，此事未果。张绍曾被王金铭派人送到天津租界避居。
北洋第六镇系袁世凯一手练成，前三任统制（王士珍、段祺瑞、赵国贤）均为袁之心腹。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原本极有希望成为「革命巨星」，不料其率军路过石家庄时却突然被人刺死。更让人吃惊的是，杀手不是别人，正是其亲信部下马步周。11月7日凌晨，吴在石家庄车站司令部草拟复张绍曾联军入京急电，马率暴徒突然闯入，将吴戕害，取其首级而去。参谋张世膺、副官周维桢同时遇难。
吴禄贞被刺死后，「燕晋联军」无形中宣告瓦解，清廷解除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威胁，而袁世凯也得以扫除障碍，顺利进京掌控大局。吴禄贞去山西前，摄政王给他一个小匣子，嘱他回家看，尽是检举他为革命党的告密书信。清廷没有杀吴意图，有心示好，小匣子便是明证。
吴禄贞被杀之谜
吴禄贞出任六镇统制后，就拿暮气已深的十二协协统旧式军人周符麟（当时已56岁）开刀，说他『烟瘾甚重，行同盗贼』，将其撤换。在请求被否后，吴禄贞写信给陆军部大臣荫昌，指责其『只知作官，不尽职守，有负国家委任』，后来又到陆军部大吵大闹，这才将周免职。周符麟虽然被免，但陆军部并未批准吴禄贞所提名的人选，而是由『暂由二十四标统带吴鸿昌升署』。「协统撤换」事件后，第六镇的各级军官不免人人自危，各怀去志，由此与吴禄贞积怨匪浅。吴禄贞这边则因为计划不能实现而惘然若失，他在镇内虽然「贵为统制」，但实际上是个「空杆司令」，对部队毫无控制力。由此，吴禄贞心灰意冷，他更多是呆在北京『与朋侪饮酒赋诗，借以清除胸中的积闷』，而很少到保定去过问第六镇的事，与属下官兵的关系也日渐疏远。
在被刺杀的前夜，吴禄贞还对人说过：『第六镇是靠不住的！』吴禄贞11月6日回到石家庄后，即召开第六镇中级以上军官开会，其中微露「革命之意」。按吴的计划，他打算次日犒赏三军时向士兵演讲「革命大义」，以逼迫各级军官服从命令。但吴的意图很快被第六镇中上层军官所识破，吴禄贞当晚即被刺死。
大部分人都把幕后策划锁定在袁世凯身上。理由是：一、吴禄贞截留的是袁世凯急需的军火，这是对袁世凯后方的重大威胁。二、吴禄贞是反袁阵营中的重要一员，他与皇族中强烈反袁的良弼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而且皇族一直把吴禄贞视为牵制袁世凯的一枚棋子。三、吴禄贞不除对于袁世凯的政治前途来说多了一大障碍：“吴之种种布置，已为袁世凯和北京侦悉。袁其时虽住广水，而钳制载沣等逐步计划，早有成算，取得政权，即在指颐；若使吴直捣北京，进行颠覆，则满盘计划全空，尚有何戏可唱？”——这是随荫昌南下的陆军部秘书科长恽宝惠的记述。
只有载涛认为，吴禄贞的被刺与袁世凯没有关系。
数日后，段祺瑞率军来到石家庄收容第六镇残兵，局势才告稳定。此后，晋军退回娘子关后再未出关，京畿转危为安。11月13日，袁世凯途径石家庄安然入京，开始为挽救清廷而做最后的努力。
不久，北洋军攻破娘子关并进逼太原，最后迫使阎锡山等山西民军转战晋北，局势一时大变。
许多年后，孔庚在悼忆吴禄贞时说：『（吴）是个雄才大略、辩才无碍的人，尤其是识见过人，热心爱国。假使他这次（燕晋联军）的事能成功，袁世凯当时决不能存在；北洋派也不至祸国十余年；民国成立，必另有一番气象。』
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1924年在与人谈起马步周时说，『马蕙田（马字蕙田）是英雄，够朋友，他的行动省了不少的事。』此话大意，似应做以上解。
后来，段祺瑞的谋士曾毓隽在《忆语随笔》中有这样一个记载：段祺瑞率兵到达石家庄后，有人挖出吴的首级向官复原职的周符麟请赏。周向段汇报，段称『此案中央作如何处理，尚不可知，汝与之五千元，告其速去。』段祺瑞说这话时，曾毓隽就在旁边，系亲耳所闻。而民国后，北洋政府并未追查此事，但马步周自此无人敢用，最终瘫痪潦倒而死。
◆袁世凯主使说、清政府主使说及两者勾结共同主使策划说，都强调吴禄贞被谋杀是袁世凯或清政府通过收买和指使原六镇协统周符麟，由他指挥马蕙田等人于11月7日凌晨动手谋杀了吴禄贞。
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等說周符麟潜入石家庄，以2万元巨款收买吴之卫队长马惠田行刺。另说主使者是清政府，也有说是六镇亲袁势力自发所为。由于此案一直未见分晓，所以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双重“无头案”，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吴禄贞被杀之谜。
当时担任陆军部秘书科科长职务并在武昌起义后随清军南下作战的恽宝惠说，据他所知闻，吴禄贞被杀时周符麟和李纯都还在汉口第一军司令部，传说周杀吴均不确（恽宝惠：《袁世凯再起与吴禄贞被刺》，《八十三天皇帝梦》，第223页）。再查陆军部档案，即周符麟本人发至军咨府和陆军部的电报，可知他当时确实没有在石家庄。周本人到达石家庄是事变发生60小时之后的事。 日周符麟发的电报说：“麟于本日下午到石家庄” （《周符麟电》、《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一辑，第198页）。这份陆军部所存电报直接说明了有关时间问题，证明周是在吴禄贞死后第三天才到石家庄。如周符麟当时在石家庄，那他势必会出来控制局势，而绝不会任由阎锡山的军队乘机运走吴禄贞所截军火。再就是事变发生后，燕晋联军副都督阎锡山了解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从撤回山西的部分吴禄贞部下的叙述中，得到的深刻印象也“与一般所传刺吴将军者为周旅长符麟微有出入”（《近代史资料》，总55期，第136页）。
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公园吴禄贞墓
如果周符麟并不在现场，那“袁世凯指使周符麟刺杀吴禄贞”或“清廷指使周符麟刺杀吴禄贞”的两种说法就有些站不住脚，因为按当时的通讯条件，加上突发事件瞬息万变，远在汉口的袁世凯或周符麟都无法预知吴禄贞的密谋，更无从指挥这一重大行刺事件。
◆如果周符麟不是刺杀事件策划者的话，那有个神秘人物即颇值得引起关注。这就是孙中山最得力干将陈其美之弟、满清特务陈其采。
陈其采与吴禄贞、张绍曾同为日本士官第一期同学，回国后均受重用。在吴禄贞前往滦州招抚张绍曾时，陈其采曾随同前行。但吴禄贞前往石家庄后，陈其采却秘密回京。直到11月6日，也就是吴禄贞被刺的前一天，陈其采突然现身石家庄。得知吴禄贞的真实意图后，陈溜回北京告密，清廷将滦州的火车车皮全部调走，这样起义军就无法进军北京，起义的计划再次破产。
此时，山西义军已经宣布起义。袁世凯得知吴禄贞等人的计划之后，明里笼络吴禄贞，暗里调动部队去山西剿灭义军，实际是削弱吴禄贞的兵权。吴禄贞当然不愿意，于是联合山西义军，组织燕晋联军，一方面从东西两侧夹击兵力空虚的北京，一方面截断南北交通，阻止袁世凯北上，夺取北京后，再与南方革命党合歼袁世凯，便可大告成功。
11月6日，吴禄贞率部到达山西、河北交界处——娘子关，与山西义军成立燕晋联军，公推吴禄贞为燕晋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山西义军率部沿京奉线西进，然后北上直取北京，并分兵扼守密云，防止宣统帝逃窜热河;并派兵把守京汉路上的黄河铁桥，阻止袁世凯北返，其主要部队顺京汉路北上。吴禄贞亲率第六镇和部分山西军直逼北京，一旦占领北京，立即全歼袁世凯部队。
11月6日晚，吴禄贞赶回石家庄，在电报局大楼召集中级以上军官开会，宣布7日凌晨起义。
此时，清廷和袁世凯也加紧了布局，采用了暗杀手段。袁世凯将此任务交由段祺瑞执行，段曾是新军第六镇统制，对第六镇情况了如指掌，与此同时，清廷亲贵以两万两白银收买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步周。
11月7日凌晨，马步周趁吴禄贞等人谋划战局，将其杀害，为了请功领赏，并将吴头颅割下，吴禄贞的助手周维桢和张世膺也惨遭杀害。
为了实施该政变计划，梁启超于该年的9月16日，乘坐日本天草丸号客轮，秘密抵达大连，企图在东北与同党熊希龄、蒋百里、吴禄贞等人会晤。吴禄贞之死导致梁启超整个政变计划的挫败，也使得他的归国计划暂时落空。滦州兵谏虽然失败，但客观上却促使袁世凯重新执掌权柄，立宪派丧失了掌握主动权的机会。
陈其采的身份与经历颇为吊诡。如清廷不垮，他原本有一个不错的前程，因为他不但是首批派往日本士官学校的军事留学生，而且是毕业成绩最好的优秀学员。
回国后，陈其采在各地编练新军，之后又调入陆军部。1911年军谘府（即参谋本部）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后，陈其采以“正参领”的资格（相当于上校）担任军谘府第三厅厅长，时年不过32岁。
一开始与吴禄贞发展的人魏宸组、胡秉柯、史青、朱和中，后来在欧洲与孙中山留影的，孙中山那时候就已经知道吴禄贞在清廷军队宣传与安插内线的，肯定以后会妨害了他自己的总统梦的。所以吴禄贞肯定是孙中山的第一眼中钉！
值得一提的是，陈其采即陈其美之三弟，后来“CC系”陈果夫与陈立夫为其大哥陈其霭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侄子。陈其美是南方革命党中著名的刺杀大王，其弟弟陈其采虽然名气远不如其老兄，但或许也有家族遗传？
各省的独立
谭人凤，「洪門」中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谭人凤前往武昌协助军政府工作。1911年底，北洋军兵临武昌城下，军政府领导人黎元洪和黄兴先后逃离武昌，谭于12月6日被推举为战时总司令，率军坚守武昌。黄兴赞誉他『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
武昌起义後，黄州（黄冈）、天门与汉川三地光复最早，是在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以前。黄州的领导人为吴贡三，天门的领导人为刘英，汉川的领导人为梁辉汉（梁钟汉之弟）。
10月下旬清统领刘韫玉率五营人马，沿襄河水陆二路东下，准备与汉口的残余清军汇合进攻武昌军政府。梁钟汉率汉川义军与刘英所率天门义军在仙桃岳口大败刘韫玉，缴获船只80多艘，枪弹无数。
冯国璋由孝感南下，准备从新沟直逼武昌。汉川义军在新沟设防，严阵以待，冯国璋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为武昌义军争取20多天的时间备战。
武昌起义的炮声，似阵阵春雷，唤醒了全国，不到两月，内地十八省中便有十四省举起了义旗，宣告独立，使清政府迅速地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而在这十四省中，首先起来响应武昌起义的，便是湖南。
焦达峰（），湖南浏阳人，「洪門」中人，1902年加入洪江会，开始参与会党活动。1905年 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06年 任同盟会联络部长，负责联络中国地下会党，将同盟会活动范围由南方沿海推进到长脚流域。同年回中国参加萍浏醴起义，任李金奇参谋，起义失败后返回日本，组织四进社任湖南都督府首任都督。1907年 在东京东斌学堂学习军事。与孙武、张百祥等成立共进会，将同盟会宗旨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这是湖南都督府发布的安民告示
湖南起義革命軍
湖南都督府成立后，随即派遣湘军援，先后派出三批共计8千余人，有力地支援了阳夏保卫战。图为援鄂湖南革命军官佐
湖南与湖北密迩相连，共进会和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出现，实际上是两省革命势力的结合。早在1911年5月两省革命党人就互相约定：“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5页）。陈作新被革去新军排长职务后，便寄居在寿星街李培心堂，以教书为掩护，进行运动新军的工作。湖南体育会，在中太平街贾太傅祠内，主要负责人吴作霖，与革命党有联系的教育界人士经常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