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剑英雄论坛 升天 几级能玩? 单人升天难...

刀剑英雄2中升天怎么过路才过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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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答案`````````这个任务是刀剑1上搬过来的。任务如下:
任务流程:玩家进入场景后会碰见一些与妖怪战斗的冰峪镇民兵和女侠钦无霜,帮助杀退妖怪后与钦无霜对
话,她会告诉你前面的路已经被扬州符咒师用阵法封锁了,如果想要过去就必须知道破阵之法,最后她会问
玩家为何要去扬州,玩家说出去扬州的理由后钦无霜告诉玩家破阵之法(原来只需要进入阵内,破除阵中青
龙、白虎、朱雀、玄武四个阵眼就可破除阵法封锁)。玩家得到方法后进入阵内会碰见一个无敌的豹王和一些奇怪的小兵,根据钦无霜所提供的方法一路走到场景的最末段就可以看见去扬州的传送点。玩家这时只需要点击传送点就可以进入扬州,最后找到扬州特产商人完成任务并得到奖励。
闯关技巧:四象阵阵位效果设置:该阵法分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个阵位,玩家只要站在对应阵位上一定时间即可破除该阵位(注意站上阵位后一定时间内不要移动,如果移动,该阵位破除时间会重新记数,但可以使用原地腾空技能,如剑客扫叶、散仙八方雨),只要玩家破除这四个阵位就可以进入下一屏。 具体技巧有下面几点:
1、级别就算不高,只要配合好也可以成功完成任务。前面打狗和小狐狸还没有破阵的地方,比较容易,在到第一个破阵的地方,留一个仙在上个场景角落湾里,便于引豹王在那里牵制,其它人就去破阵,觉得对付你的小狐狸太多了可以引小狐狸到仙那里,让仙把小狐狸给定在卡豹王那里。
2、第二个破阵场景,引豹王跑吧,其它人尽量快速破阵,如果顶不住可以跑开,再绕回来破阵,没有必要死顶。
3、第三个破阵场景,谁都可以把豹王引到地图右下,让仙把豹王卡着,同时仙还要尽量多卡狐狸兵,其它人可以先到仙那里集合,让仙固定大部分狐狸兵后,就很容易占山为王了。
4、后面也是如此,小狐狸兵是杀不完的,多牵制豹王多牵制狐狸兵,千万别让一大堆狐狸兵将你包围在死角,否则太卡,气爆不出,跳都跳不出来。
5、虽然破阵时间不能通过轮换玩家来累计,但是也不需要硬抗,觉得抗不住和狐狸兵打游击,让其他玩家去站,注意配合。
6、总结一下,就是“跑垒”。杀不杀豹王和清理不清理小怪看实力。以上内容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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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网游领域专家刀剑英雄2升天出f是什么意思
哪天玩刀2时我升天可大家都问我出F没,我很奇怪什么出F谁能告诉我下
09-06-23 &匿名提问 发布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不是“坚持”也不是“促进”这么一个动作,而一定是一种发展观,“科学”是形容词修饰语,是说这个发展观必须是“科学的”,而不是“非科学的”、“不科学的”或者“伪科学的”。 什么是“发展观”?所谓“观”就是“用...的眼光看...”,所谓“发展观”就是“用...的眼光看发展”,这就好比世界观就是“用...的眼光看世界”,人生观就是“用...的眼光看人生”,爱情观就是“用...的眼光看爱情”。 所以科学发展观,就是“用科学的眼光看发展”。 科学发展观简介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的社会全面进步。 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这个主题。全党全国都要增强促进发展的紧迫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提出的时间背景、内容措施、实施情况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许多学者有着共同的感触,只要一谈到发展,其行为主体除了人之外似乎都不可能担当,这是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的社会整体进化,它远远超过了“满足人类生存”这一简单的道德诉求。由此出发,其合理的顺延就逐渐地形成了导致“科学发展观”产生的源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90年代就认为:“发展越来越被看作是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生成,正是以上述发展概念的拓广为基础的。 中国发展面临6大严峻挑战 21世纪,中国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如下的6大基本挑战:人口三大高峰(即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总量高峰、老龄人口总量高峰)相继来临的压力;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加速整体生态环境“倒U型曲线”的右侧逆转: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巨大压力;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并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和国际竞争力的培育。 所有这些挑战的消解,其实质都在催促着“如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这个总主体。上述这些成为严重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也只能在实现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统帅下,才能得到真正有效地克服。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核心,紧密地围绕着两条基础主线:其一,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其关系的合理性存在。同时,我们必须把人的发展同资源的消耗、环境的退化、生态的胁迫等联系在一起。其实质就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协同进化。 其二,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通过舆论引导、伦理规范、道德感召等人类意识的觉醒,更要通过法制约束、社会有序、文化导向等人类活动的有效组织,去逐步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代际之间关系)的调适与公正。归纳起来,全球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宏大命题,从根本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协调。有效协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科学发展观的运行本质 国家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既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也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是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并将此类规则与关系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的差异表达,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共性趋势之中。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国家的战略,必然具有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哲学内涵。面对实现其战略目标(或战略目标组)所规定的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具体条件,去规定实施战略目标的方案和规划,从而组成一个完善的战略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去寻求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满意解”。 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出发,其体系具有三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其一:它必须能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发展度”,发展度强调了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特征,即判别一个国家或区域是否在是真正地发展?是否在是健康地发展?是否是理性地发展?以及是否是保证生活质量和生存空间的前提下不断地发展? 其二,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协调度”,协调度强调了内在的效率和质量的概念,即强调合理地优化调控财富的来源、财富的积聚、财富的分配以及财富在满足全人类需求中的行为规范。即能否维持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市场发育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平衡?能否维持当代与后代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平衡? 其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持续度”,即判断一个国家或区域在发展进程中的长期合理性。持续度更加注重从“时间维”上去把握发展度和协调度。建立科学发展观的论体系所表明的三大特征,即数量维(发展)、质量维(协调)、时间维(持续),从根本上表征了对于发展的完满追求。 发展的科学度量 包括三个有机统一的本质反映与宏观识别: 其一,发展的动力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能力”、“发展潜力”、“发展速度”及其可持续性,构成了推进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动力表征。其中包括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和禀赋,以及对上述四种资本的合理协调、优化配置、结构升级以及对于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积极培育等。 其二,发展的质量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进化”、“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及其对于理性需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需求)的接近程度,构成了衡量国家或地区“发展”的质量表征。其中包括国家或地区物质支配水平、生态环境支持水平、精神愉悦水平和文明创造水平的综合度量。 其三,发展的公平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共同富裕”程度及其对于贫富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克服程度,构成了国家或地区判断“发展”的公平表征。其中包括人均财富占有的人际公平、资源共享的代际公平和平等参与的区际公平的总和。 只有上述三大宏观识别同时包容在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之中,存在的“发展形态”就具有了统一可比的基础,对于发展的追求才具备了可观控的和可测度的共同内容。 有效实施科学发展观的7大主题 1.始终保持经济的理性增长: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种“健康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它既不同意限制财富积累的“零增长”,也反对不顾一切条件提倡过分增长。所谓健康的增长一般指在相应的发展阶段内,以“财富”扩大的方式和经济规模增长的度量,去满足人们在自控、自律等理性约束下的需求。 2.全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它意味着新增财富的内在质量,应当不断地、连续地加以改善和提高。除了在结构上要不断合理与优化外,新增财富在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上要越来越低;在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强度上要越来越小;在知识的含量上和非物质化方面要越来越高;在总体效益的获取上要越来越好。 3.满足“以人为本”的基本生存需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围绕人的全面发展而制定,其中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和生存空间的不断被满足,是一切发展的基石。因此一定要把全球、国家、区域的生存支持系统维持在规定水平的范围之内。通过基本资源的开发提供充分的生存保障程度;通过就业的比例和调配,达到收入、分配、储蓄等在结构上的合理性,进而共同维护全社会成员的身心健康。 4.调控人口的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的素质:人口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首先应稳定地低于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而后逐渐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此前与此后,都要把人口素质的提高纳入到首要考虑的政策之中。该战略目标的实质是把人口自身再生产同物质的再生产“同等地”保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其年度报告《人类发展报告》中的研究,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源的转变,首先要把人的“体能、技能、智能”三者的合理调配,置于可以接受的状态之下,达到人口与发展之间的理想均衡。 5.维持、扩大和保护自然的资源基础:地球的资源基础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仍然是供养世界人口生存与发展的惟一来源。科学发展观既然规定了必须保持财富的增长并满足人类的理性需求,它的实物基础主要地依赖于地球资源的维持、地球资源的深度发现、地球资源的合理利用乃至于废弃物的资源化。 6.集中关注科技进步对于发展瓶颈的突破:科学发展观始终强调“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强力协调,科技进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能够迅速把研究成果积极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并克服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以此去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管理体制的发展,这三个主要方面将作为一个互为联系的大系统,通过宏观的调适和寻优,达到突破发展瓶颈的目标要求。 7.始终调控环境与发展的平衡:科学发展观不赞成单纯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环境的容量和能力,也不赞成单纯为了保持环境而不敢能动地开发自然资源。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的调节和控制,达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时,也能相应地将环境能力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为此,一些地区在构造“循环经济”、“生态补偿制度”、“工业生态园”、“全过程无害化控制”、“绿色化学体系”等,其根本目的都在维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大会认为,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大会一致同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大会要求全党同志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 科学发展观在实践领域的应用 专家们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狠抓落实,努力实现五大转变: 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当前,存在于某些地区和部门领导干部头脑里的发展观念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有的依然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地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有的依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视为&以速度为中心&,还有的不惜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追求产值,甚至弄虚作假,贪大求洋,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借&统筹&之名搞新的形式主义,如有的打着&统筹城乡&和&城乡一体化&的幌子,动辄提出搞什么&国际一流&、&超一流&,歪曲和背离科学发展观的真正内涵;有的热衷于贴&标签&、炒概念,以口号代替对&五个统筹&的具体贯彻落实。这些情况表明,转变发展观念仍然十分艰巨。 二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是要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二是要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加大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力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全社会提倡绿色生产方式和文明消费,形成有利于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全面建设节约型社会;三是要以科技进步为支撑。 三要进一步转变经济体制。要着力推进以下几项改革:一是要深化财税、金融和投资体制等改革,从体制上解决产业结构趋同、增长方式粗放、低水平扩张的问题。二是要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有序推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引导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配置,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三是要深化社会领域的改革,推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体制改革,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四是要推进劳动就业和社会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创造条件。 四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抓紧建立对工作实绩进行考核评价的新的指标体系,不应仅仅考察GDP的增长,还要同时考核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等其他指标,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五要进一步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坚决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意在实践中形成新思路,在群众中寻求新办法。要着力解决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惟其如此,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落在实处,才能真正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是我们党五十多年来执政的最基本的经验。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根据我国发展出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指导思想,极大地推进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其中尤其以科学发展观的作用最为突出。确立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的地位,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现实根据,也是符合我国长期发展需要的。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各国发展中的有益成果,深刻分析了传统发展观的弊端,全面揭示了发展的丰富内涵,极大丰富和推进了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关于发展的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就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不断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展就是在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上摆脱贫困,发展就要在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基础上推进社会全面进步。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进步,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比例适当、结构合理、相互促进、良性运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相协调。坚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国家、建设环境友好型国家,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什么是发展”、“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出现的新矛盾新课题,决定了科学发展观对全局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从全人类的角度看,发展是世界范围内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从中国的特殊国情看,发展则是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发展观问题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当前,中国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中国的发展成就前所未有,中国的发展难题前所未有,中国处在一个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又处在一个发展的矛盾凸显期。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我国发展出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要看到: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由缺乏财力难以兼顾解决长期积压的问题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有较为充裕的财力开始能够解决长期积压问题的阶段。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23万亿美元的规模,一举赶上英国和法国,成为全球排名第四的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1999年,全国税收收入首次突破了1万亿大关,2003年突破了2万亿大关,2005年突破3万亿大关。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为我国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历史起点。 第二,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由能够支撑我国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到了已无力支撑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阶段。靠粗放型增长方式我国可以实现“三步走”的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但不可能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我国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量的5.5%,而我们消耗的能源占世界的15%,钢材占30%,水泥占54%。这些数字表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已经没有后续空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势在必行。 第三,我国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状况由可以为社会所承受的阶段进入到了社会越来越难以承受的阶段。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加,规模趋于扩大,手段趋于激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不协调已到了非下大力气解决不可的时候。 第四,我国社会矛盾关系由不突出抓好主要矛盾就无法解决非主要矛盾的阶段进入到了不兼顾解决好某些非主要矛盾就难以继续抓好主要矛盾的阶段。虽然,社会事业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资源状况和生态环境问题,相对于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而言不是主要矛盾,但是这些方面的问题和矛盾在不断激化,成为了严重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和薄弱环节。如不投入更大的力量去解决,我们已经难以进一步解决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主要矛盾。当前我国发展的这些阶段性特征和出现的新矛盾新课题,决定了我们必须自觉地、坚定地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时也决定了我们能够凭借20多年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贯彻和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只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才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巩固已有的发展成就,破解面临的发展难题,创新发展的方式,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国当前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我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而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要解决近30年来快速发展所积累的大量矛盾和问题,还要解决好今后十几年、几十年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要求我们必须把以下重要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一,必须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具体落实到定量化的指标上,就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达到40000亿美元,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这个定量化的指标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全面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基础上,推进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方面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 第二,必须坚持发展的协调性。我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由来已久,当前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仍然很大。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解决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的迫切需要。由于我国幅员广阔,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的特征极为突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现象决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根据有关专家测算,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前,我国的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仍将难以根本扭转,而且,由于我国面临着国际上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和在国内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双重任务所造成的两难选择,实现我国的协调发展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长期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因此,坚持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我国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 第三,必须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不会一蹴而就,制约我国发展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还将加大,实现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按照国际上判断发展可持续性的标准,扭转我国可再生资源消耗速率大于可再生资源开发速率、不可再生资源消耗速率大于可再生资源消耗速率、环境污染排放速率大于环境对污染吸收速率的局面,还是一个要经历长期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而且随着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的高峰,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将日益突出,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将是我国发展长期面对的突出矛盾。这些事实表明,坚持可持续发展,解决好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将是贯穿我国现代化进程始终的要求。 第四,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全体人民的事业,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我们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切实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由此可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国当前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且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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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然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关键一环,是及时、准确地监测、评判和反映金融企业经营风险的运行状态。统计在其中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如何进行有效的统计评判和预警则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一、金融企业经营风险的特征和评判指标设置原则所谓金融企业经营风险,是指金融企业产生经营危机的可能性。具体讲,是指造成金融企业资金呆滞损失,债务支付困难,挤兑存款,财务压力沉重,造成严重资不抵债而危及生存的可能性。经营风险与经营危机之间是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如果经营风险不能予以有效防范和化解,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产生经营危机。作为一个经济范畴,金融企业经营风险及其运动变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整体性。它是对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活动风险状况的总体性评价。二是层次性。它是由多层次构成的,既包括贷款经营风险,也包括投资经营风险,还包括存款经营风险、中间代理业务经营风险等。三是共振性。金融企业风险具有较明显的共振特性,金融企业某些分支机构经营风险的恶化,往往会引致整个金融企业经营风险的增大或恶化;一个金融企业经营风险的恶化,又会引起其他金融企业经营风险的增大或恶化,因而金融界将金融风险称之为“爱滋病”。四是动态性。它是运动变化的,即随着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时空、政策、措施变化而发生变化,既有可能变大而恶化,也有可能变小而良化。   金融企业经营风险通过统计指标来反映,而统计指标的设置又必须服从于金融企业经营风险及其运动变化的特殊规律性。我认为,设置综合评判金融企业经营风险程度的统计指标体系,应当遵循以下四项原则:一是完备性原则。从整体性和层次性出发,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地反映金融企业的经营风险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在空间上要成为一个系统,包括金融企业经营风险的各个主要方面;在时间上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仅要从各个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反映出金融企业经营风险的现状,更要反映出该系统动态变化的经营风险态势。二是定量为主原则。应具有清晰的层次结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并以定量分析为主,由定性到定量,由局部到整体,由复杂到简明,在科学分析和定量计算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对金融企业经营风险程度的直观结论。三是可比性。评价指标既要便于进行纵向比较,也要便于进行横向比较;既要可用以进行时序比较分析,也要可用来进行金融企业之间、同一金融企业的分行(支行)之间的比较分析。四是可行性。金融企业经营风险指标体系应该简单明了,所要求的数据资料能够及时、完整、准确地取得,计量评价上要简便易行。   二、金融企业经营风险程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金融企业经营风险的特殊规律性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原则,综合评判金融企业经营风险程度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五个层次共12项指标。   第一层次,主要从金融企业在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遭受危险之间所能承担资产价值损失的能力角度来考察和反映经营风险程度。可以用资本风险率指标来表现和反映:   P1= E1/M1×100%   P1表示资本风险率,E1表示资本总额,M1表示风险权重资产总额。P1的数值越大,表明该金融企业所能够直接承担其风险权重资产价值损失的能力就越大,经营风险程度也就相对越低。   第二层次,主要从金融企业及时支付债务的能力角度来考察和反映经营风险程度。可以用3个指标来表现和评价。   (1) 备付金率。其计算公式为:   (2) P2= E2/M2×100%   P2表示备付金率;E2表示备付金,包括存放央行款项与库存现金,分支行的备付金中还应包括存放在系统内的非约期上存资金;M2表示各项存款余额。P2的数值越大,表示金融企业的支付能力越强,支付风险程度相对越低。   (2)速动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P3= E3/M3×100%   P3表示速动比率;E3表示速动资产余额,包括存放央行款项、库存现金、可以随时变现的有价证券、可以用来再贴现而未贴现的未到期商业票据,分支行的速动资产中还应包括存放系统内的非约期上存资金;E3表示流动负债。P3的数值越大,表明金融企业的资产速动能力越强,对集中性支付和突发性巨额支付的承受能力和应付能力也越强,支付风险程度也相对越低。   (3)备付息率。其计算公式为:   P4= E4/M4×100%   P4表示备付息率,E4表示定期存款应付息结余数,M4表示各种定期存款从存入日到统计日应计提的应付利息合计数。P4的数值越大,表明金融企业支付利息的后备能力越强,支付风险程度也就相对越低。   第三层次,主要从金融企业的信用风险即贷款和投资不能收回本息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角度来考察和反映经营风险程度。可以用3个指标来表现和评价。   (1) 贷款风险度。其计算公式为:   (2) P5= E5/M5×100%   P5表示贷款风险度,E5表示风险权重贷款额,M5表示全部贷款余额。P5的数值越大,表明金融企业贷款资产风险越大,经营风险程度也就相对越高;反之,则相对越低。   (2)投资风险度。其计算公式为:   P6= E6/M6×100%   P6表示投资风险度,E6表示风险权重投资额,M6表示全部投资余额。P6的数值越大,表明金融企业投资资产风险越大,经营风险程度也就相对越高;反之,则相对越低。   (3)本息拖欠率。其计算公式为:   P7= E7/M7×100%   P7表示贷款本息拖欠率,E7表示不能按期收回的贷款本金和利息余额,M7表示全部贷款本金和被拖欠的贷款利息余额。P7的数值越大,表明金融企业贷款本息被拖欠越严重,经营风险程度也就相对越高;反之,则相对越低。   第四层次,主要从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结构风险角度来考察和反映经营风险程度。可以用4个指标来表现和评价。   (1) 贷款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P8= E8/M8×100%   P8表示贷款比率,E8表示全部贷款余额,M8表示全部资产余额。P8的数值越大,表明金融企业资产配置越集中于贷款,经营风险也就相对越集中;反之,则相对越分散。   (2)拆出资金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P9=E9/M8×100%   P9表示拆出资金比率,E9表示拆出资金余额。P9的数值越大,表明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于拆出资金相对越多,经营风险也就相对越集中;反之,则相对越分散。   (3)投资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P10= E10/M8×100%   P10表示投资比率,E10表示投资余额。P10的数值越大,表明金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于投资相对越多,经营风险也就相对越集中;反之,则相对越分散。   (4)存贷比率。其计算公式为:   P11= E11/M9×100%   P11表示存贷比率,E11表示全部贷款余额,M9表示全部存款余额。P11的数值越大,表明金融企业的信贷资金自给能力相对越低,或存款资金用于贷款相对越多,经营风险程度相对越高;反之,则相对越低。   第五层次,从资产负债配置的利率风险角度来考察和反映经营风险程度。可以用利率风险度来表现和评价:   P12= E12/M10×100%   P12表示利率风险度,E12表示利率敏感性资产余额,M10表示利率敏感性负债余额。P12的数值越大,表明利率风险度越高,经营风险也就相对越大;反之,则相对越小。三、金融企业经营风险程度的综合评判方法   从上述金融企业经营风险程度合评价的指标体系中可以看出,它属于一种多指标的综合统计评价;上述这些评价金融企业经营风险程度和指标既有一定的层次性,又有一定的互补性。同时,评价经营风险的实质性意义,在于及时正确把握其运动变化的态势特征,以便适时采取切实有效的化解措施。因此,在综合评价上不宜单纯采用加权综合系数进行静态分析的方法,应当采用加权综合系数进行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全球性的经济金融调整是长期积累的失衡矛盾最终释放的必然结果,对 国经济的影响不容低估。但 国金融机构实力普遍增强,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高,市场流动性总体上还比较充裕,金融体系也是稳健和安全的,能够有效抵御外部冲击。近日来,老牌金融机构花旗集团的命运成为继美林、aig、雷曼之后又一引人关注的焦点。由于担心花旗将面临巨额亏损,年前市场抛售导致其股价暴跌60%。考虑到花旗的规模和它在金融界的重要地位,日前美国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发布联合声明,宣布对处于困境的花旗集团提供一揽子救助方案。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形势的动荡不安,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从总体来看, 国经济平稳运行态势没有发生改变,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更是在险象环生的外部环境中,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央行行长周小川不久前也表示,全球性的经济金融调整是长期积累的失衡矛盾最终释放的必然结果,对 国经济的影响不容低估。但国金融机构实力普遍增强,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高,市场流动性总体上还比较充裕,金融体系也是稳健和安全的,能够有效抵御外部冲击。国主要商业银行08年三季度的一组数据已充分说明,身处&金融海啸&之中的国银行业运行平稳。数据显示,尽管受全球金融危机、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内gdp增长下滑、银行利差收窄等因素影响,三季度国主要商业银行高涨的盈利势头遭受一定阻力,利润增幅环比出现放缓。但是,工行、建行、中行和交行三季度税后利润同比仍然分别增长24.31%、 12.11%、11.49%和28.06%。工行今年前三个季度实现税后利润930.77亿元,同比增长45.26%,发展态势良好。中行日前发布的季报也称,前三季度,集团实现净利息收入1222.5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116.77亿元人民币,增幅10.56%。而此前上述四家银行的中报显示,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增幅为56.76%、71.34%、42.78%和81.21%,为盈利的高峰期。事实上,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银行业就开始了新的历史征程。在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一些酝酿多年、难度很大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相继启动并坚定不移地得以推进的情况下,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来自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9月末,国银行业资产总量达到59.3万亿元,是3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时的195倍。从不良贷款情况看,通过财务重组和加强监管,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持续保持&双下降&。从2002年末的20%左右下降到2003年末的17.8%,2004年末的14.1%,2005年末实现了历史性进步,首次下降到一位数8.9%,2006年末、2007年末和2008年第三季度继续下降到7.5%、6.7%和5.5%。同时,资本实力和充足水平显著增强。 2003年末,国只有8家银行资本充足率在8%以上,但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共有192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达标银行资本占商业银行总资本比例从2003年末的0.6%上升到目前的84.9%。此外,整体抗风险能力大为增强。到2008年9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各类资产减值准备金余额8901亿元,拨备覆盖率大幅提高。与此同时,银行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因此,在2008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就做出了&农业银行改革完成后,不良贷款将会进一步下降&,&现在 国银行业各项业务指标都处在历史最好水平上&的判断。不可否认,今年以来,国发生了一系列严重自然灾害,又与全世界一起面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经济增长明显面临放缓压力。而改革开放使国银行业不断融入世界金融体系,因而不可避免面临着全球经济金融环境的影响。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银行业绩的适度回落在所难免。但是,推动国银行业发展的动力仍然十分强劲,行业增长态势不会改变。从传统业务来看,贷款业务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从中间业务来看,今年上半年在资本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中间业务仍保持了高增长的态势;从混业经营的发展来看,当前国混业经营的程度依然较低,但随着大量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综合化经营必将获得重大突破,这给银行业带来更广阔的成长空间。另外,还有业内人士表示,由于 国银行在西方金融机构发行的不良债券上风险敞口有限,监管层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相对审慎,次贷危机虽然会使中资银行损失掉今年的一部分利润,但不会伤及资本金,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对于 国银行业后续经营不会产生明显影响。不少业内人士指出,面对从美国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们完全可以通过调整金融政策来妥善处理银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具体来讲,就是银行业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新近出台的十条措施,继续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政策,改进金融服务,积极发展面向农户的融资和小额信贷,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致力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满足农村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另一方面,还应大力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防控工作,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对此,蒋定之表示,未来将从完善风险提示制度,建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情况通报和风险提示专题会议制度,进一步强化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建立监管协作机制、共同维护金融稳定等八项风险防范措施进行努力。相信在一系列维护稳定、防范风险的力举护航下, 国银行业稳健经营、健康平稳的发展态势不会有所改变。(转自水晶) 客户关系管理应该是:通过细分市场把目标指向最佳的客户,并与这些客户建立关系。细分市场后,对信息的收集过程给予详细的规划,并将不同客户的信息按类别储存起来。与此同时,在公司建立明确的信息共享制度,客户关系管理是有关企业中的每一个人,信息在企业的相对透明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使用。   通过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企业将可以从以往以产品、业务为中心的运作模式逐步过渡到以客户为中心的运作模式。但是实施了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并不就是管理者的法宝,客户关系管理战略是有它的应用局限的,它代替不了管理,它只能作为管理者的支持手段,管理者通过它更有效的与客户联系沟通,达到开发客户、维持客户、发展客户、提升客户和公司价值的目的。   面对着客户关系管理在中国的不成熟和尴尬的境地,中国企业的客户关系管理之路何去何从?   中国企业很早就认识到客户关怀的重要性,向客户提供售后服务是大多数商家采用的手段,使它们作为对其特定产品的一种支持。例如,家用电器、电脑产品、汽车等商家,都会对其售后服务以及维修给予顾客一定的承诺,这样一来,那些在售后服务方面做得好的公司其市场销售就处于上升的趋势。   因为这样,有人便提出与客户的联系似乎仅仅是企业中某个部门的分内工作,客户关系管理只是企业客户服务部门的事?答案是否定的。最初,客户关系发展的领域是服务领域。由于服务的无形特点,注重客户服务部门的承诺可以明显地增强服务的效果,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但是随着对客户的关注不断地向实体产品销售领域扩展,如今的客户关系管理已经不仅仅只是某人和某部门的努力就可以卓有成效的,它的实施贯穿着市场营销的所有环节。   GartnerGroup就提出了一套实施客户关系管理战略的措施,首先是确立一套度量的标准指导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实施,不仅要考虑财务指标,更要考虑客户满意度的指标。然后培训和教育员工去适应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和要求。另外,要从高层开始建立一个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领导小组,对内部的业务流程进行改变、外部的环境进行监控。在选择客户关系管理软件的问题上,从企业感觉最棘手的问题入手,实施过程要从局部项目开始着手。   在《什么是客户关系管理》一书中,作者提出成功导入客户关系管理的关键在于区分导入的角度是什么。从企业策略角度导入就需要划分不同的客户群,以此作为实施的依据,从企业流程的角度导入就需要建立相应的业务流程,从人的角度导入客户关系管理就需要改进员工的思维方式,激励员工。   但是适用于国外企业的成功经验并不一定能适合国内的同行,首先是不同地区的文化孕育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再加上政策和经济环境的不同也使得客户关系管理的模式无法照搬。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明智之举莫过于自谋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艰辛路需要众人的努力。   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是要提高客户满意度,我们所说企业在实施CS(客户满意)营销战略的时候,通常都是从这几个方面入手的:1、开发客户满意的产品。2、提供客户满意的服务。3、进行CS观念教育,建立CS系统分析方法。反过来要做到这几点,以求得客户满意,客户关系管理战略绝对是很好的支持手段,了解用户,了解他们的现实和潜在需求,能够分析出他们的购买动机、偏好和购物习惯,这都将为提高客户满意度增加砝码。   结合国外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经验和中国国情,国内企业要做好客户关系管理,一定要对当前状况进行改变:   (一)事前考察。考察同行业中已实施客户关系管理战略的企业绩效,分析本企业实施客户关系管理战略的风险和成本后,决定企业是否要实施客户关系管理战略。   (二)改革组织结构,设立专门小组。在公司高层对企业进行战略计划决定实施客户关系管理战略后,就应该着手对组织结构进行改革。相对于GartnerGroup提出的先对人做教育而言,这样更符合中国实际,国内员工相对比较保守,看不到企业本身的改革,他们也就一如既往,如果企业只是对员工反复强调公司要实施客户关系管理战略,可能真的动起来配合的人寥寥无几,最后导致实施效率极差。而直接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做出适当调整,并设立专门小组从企业行政方面对实施过程加以监督,使得整个组织能动态跟踪客户的需求和市场变化,将公司内部和外部流程重新设计简化,去掉流程中没有增值的多余部分,员工很快意识到公司计划实施的紧迫感,也就能更快地做出反应。   (三)进行客户关系管理思想教育。在将组织结构改革后,员工难免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这时候进行员工的培训无疑是最佳时机。为了适应工作环境,大部分员工都会自愿参加培训,企业就趁此机会在内部宣传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文化,通过培训让员工明白客户关系管理战略的实施会给企业带来长期价值,同时是一项管理的变革。员工应该把客户关系管理作为一项长期的商业过程对待,在这一过程中大家要不断地学习、了解提高客户价值和公司价值的方法,学习不断采用新的信息分析方法提高认识客户的知识。   (四)细分市场,收集信息。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值得企业与之建立联系,客户关系管理应该是:通过细分市场把目标指向最佳的客户,并与这些客户建立关系。细分市场后,对信息的收集过程给予详细的规划,并将不同客户的信息按类别储存起来。与此同时,在公司建立明确的信息共享制度,客户关系管理是有关企业中的每一个人,信息在企业的相对透明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使用。   (五)建立客户关系管理软件系统。投资于相关的软件和硬件系统,是应该围绕着组织、文化和流程而选择的。客户关系管理软件说到底只是一种工具,而就算是在员工培训中,我们也不能仅仅就软件该怎么用来开展培训。而对于员工和企业来说,软件真正有用的是你通过软件了解客户,比如客户数据库?收集和储存关于客户姓名联络方法、生活习性、心理特征、购买时间、频度、数量等信息?,呼叫中心?提供公司最直接地与客户对话服务?,而且你还可以从中确定什么是他们想要的,什么是他们不想要的,等等。所有的这些信息就可以转化为解决客户问题的方案或是为企业增加销售机会的工具,而后续的数据研究也就能揭示出企业交叉销售和向上销售的机会。   (六)事后的考评。并不是实施了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后就皆大欢喜了,实施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效果的好坏是要通过事后的追踪考察而得出的。企业应该建立CRM信息回馈通道,对实施CRM前后的客户反应做出对比,关注与客户的长远合作,将数据对比后的结果用于帮助企业的不断完善,切勿犯“鼠目寸光”的毛病。   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在最初的时候先购买软件,选择运行平台,然后再开始围绕着软件设计流程,对人进行培训,使他们熟悉软件的界面和使用方法,最后可能根本不会想到组织和文化的因素和制约。这样一来,CRM就成了复杂的摆设,所以,完善客户关系管理的实施过程是目前中国大多数企业的首要问题。   不可否认,客户关系管理的实施给许多企业带来了显著的变化:企业管理的重心由内部管理向企业外的客户管理转移,通过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企业将可以从以往以产品、业务为中心的运作模式逐步过渡到以客户为中心的运作模式。但是实施了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并不就是管理者的法宝,客户关系管理战略是有它的应用局限的,它代替不了管理,它只能作为管理者的支持手段,管理者通过它更有效的与客户联系沟通,达到开发客户、维持客户、发展客户、提升客户和公司价值的目的。   我们对客户关系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前景还是应该充满了希望,企业利用客户关系管理的战略实施必然可以搜集到有价值的客户信息,这些数据可以作为市场调研的基础,被企业用来进一步分析客户的需求,从而实施交叉销售,发现一位现有客户的多种需求,并通过满足其需求而实现销售多种相关的服务或产品,从而为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在客户关系管理战略的现在与未来之间,公司更要加快发展,提高管理水平,不断增强企业以客户为中心的能力,因为客户的满意和忠诚才是企业前进的无穷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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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 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 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 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57年番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后果: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 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 主要死因为饿死。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贝克尔(Jasper Becker)——一名长期观察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一书中说,大部份对大跃进的批评来自于“在香港观察中国的”国外评论家。而当时有在国内生活过的外国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间关于大跃进的争议的主要来源。杜波斯(W.E.B. DuBois 1959年,著有《中国》一文)大跃进时期到访过中国。“ 浮夸风”作为“大跃进运动”的症结之一,首先在当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农民的饿死。另一方面其影响甚远,大跃进之后的几十年甚至直至现在,在大陆社会主要体现在政界,为了追求政绩,不少党政领导特别是有些主要领导,仍旧使用虚报数据,如财政收入、GDP总量、国民收入,甚至计划生育玩数字游戏。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 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详细补充:大跃进的1958年1958年初,由中央领导人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参加人员之广、声势之大,真可谓历史上少有。凡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无不留下深刻地印象。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至今还记忆犹新,令人难以忘怀。一、开展大跃进的舆论准备。自 1953年起,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顺利完成。工农业生产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当时社会安定、民风良好。大家为了建设新中国,人们都有一股子干劲,争先恐后的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1958年2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明确地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随后,在基层的全体干部中,认真学习社论的精神,为全面大跃进,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做好了精神准备。大跃进的提出,不仅停留在思想上,而且要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当时的理解,也较为肤浅,人们还以为干部做好本职工作,工人增加生产就可以了。因此,大家都在努力工作,不甘落他人之后,一场生产运动,倒也搞得扎扎实实。各个企业生产蒸蒸日上,月月完成生产计划和工作任务。二、提出“超英赶美”的奋斗目标。到 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并批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到了6月17日,又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毛主席看后,非常高兴。因为是领袖亲自批示的,文件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大家听后既兴奋又茫然。兴奋的是落后的中国,能够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茫然是大家不知道如何赶超,英、美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无人所知。在当时消息的来源,只有一家官方的报纸外,没有其他的渠道。既便是对英、美国家的报道,也是社会的阴暗面,至于全面的情况,国人可谓一无所知。学习的结果,只能是做好本职的工作,党叫干啥就干啥吧!三、农业战线连续放出亩产万斤粮的“卫星”。到1958年7月份,从农业战线传来喜讯,各媒体先后刊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放了一个大“卫星”。随即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 %,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亩产万斤粮的消息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都在议论纷纷,有的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是否看错了听错了?榜样既出,各地纷纷效仿。之后,各地区抓农业的领导干部,亲自抓“试验田”。到了秋收季节,亩产万斤粮的报道,便接踵而来,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亩产不仅能够产万斤粮,而且还能够产十万斤粮。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让群众参观。到了10月8日和10日两天,《天津日报》又分别报道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的特大消息,一时轰动全国,可称得起亩产之最了,真可谓压倒群雄独领风骚了。新立村的“试验田”,毛泽东主席亲自视察过,既然是领袖肯定的事情,因此,在全国也就名声大噪了。新立村地处天津市的东郊区,市内各单位便纷纷组织人员前去学习,我也随同单位人员前往参观。到了田间,看到在一亩地中,稻子一棵挨着一棵,不见空隙,如同一个大稻子垛。看后便问带领我们参观的人员(非农民),这些稻子是如何种植的?怎样管理的?经介绍是采用密植的办法,深翻土地,多施肥料,白天要用鼓风机向里边通风,晚上要有灯光照射。当我们参观后,大家还是有很多疑虑,在当时也就不便多问了。农业战线上的高产“卫星”不断升天,丰收的喜讯不断传来,对工业战线也是个很大的促进。为了学习农业经验,于 1958年10月份,由天津市共青团委员会组织青年干部,去河北省保定市参观农业丰收展览会,我有幸随团参观。到了保定后,白天看展览,晚上搞座谈。看展览的过程中,我都进行了全面的记录,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宣传材料,只有靠个人的笔记。在保定市期间,我们还到徐水县参观。因为徐水县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毛泽东主席在日到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向毛主席汇报的,毛主席听后大加赞许。从此,徐水县这个名字响遍全国,一时成为“大跃进”的明星,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纷纷来到此处学习取经。当我们进入县城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标语口号,什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因为各地来到此处参观者众多,我们也只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看一遍,无暇问及更多情况。几天的参观学习,团市委要求每个人都写一份观后感想,并向单位党委汇报参观情况。当我向党委汇报后,党委书记非常重视,让我把参观学习的情况,向全体职工进行介绍。因此,就根据职工的不同班次,分别在大会上介绍参观学习情况。群众听后,确实受到很大鼓舞。会后,有的群众纷纷询问具体情况,还提出许多疑问,我只好按照参观的情况向群众解答。四、全面进入苦战阶段。1958 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到月底结束。在会上研究了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和成立人民公社等重大问题。随后,会议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由9月份开始,在工业企业当中,打破了常规,为了完成全年的生产计划,实行大干苦战,每日工作12个小时。霎时间,整个单位就沸腾起来。职工在生产一线苦战,生产记录不断刷新,高产“卫星”也是连续不断升空。为了鼓舞职工的生产情绪,宣传报道也搞地热火朝天。对超额完成计划的车间、班组和机台,由单位领导亲自出面,敲锣打鼓送去喜报,给予鼓励,职工之间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火热局面。管理人员,也走出科室到现场办公,为生产第一线服务。每到中班或夜班,职工食堂的炊管人员,把饭菜送到车间。即便是节假日,职工也放弃了公休,主动到工厂上班。这样的苦战,一直持续到年底,才算鸣金收兵,方告一段落,恢复了正常的作息时间。到此时,全体职工已经是疲惫不堪筋疲力尽了。五、全民大炼钢铁。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确定要把钢铁作为全党的第一位大事来抓,年计划要完成1070万吨,实现翻一番。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三,还有一个季度要完成这个目标,可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只能完成任务,于是便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大搞群众运动。不是专业工厂,又无炼钢设备,更不懂炼钢技术,如何炼出钢铁?岂不是天方夜谭。在“没有干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口号指引下,要大胆解放思想。还是从农村开始,农民在田间垒起了小土炉,就炼起钢来了。经验很快传开,顿时,田野间的小土炉星罗棋布,火光冲天。农民兄弟能够做到的,城里工人老大哥就更没有问题了。上级领导机关给企业直接下达了钢铁指标,各企业也都先后开始炼钢了。当时我在新华印刷一厂工作,厂领导决定抽出一部分年青的管理人员,组成炼钢队伍,我也被抽调出来大炼钢铁。由于厂院存有纸张、油墨之类的原材料,又都是易燃物品,只好选择厂外职工食堂的小院内,盘起了几座小土炉,通上风箱,将煤炭点燃后再续上废铁,就开始冶炼起来。煤炭消耗很多,炉火也很旺盛,可就是化不开废铁,反而把土炉给烧塌了。经过了解,方知修土炉尚需耐火材料。于是就请教懂炼钢技术的师傅,重新垒起了土炉。这次确实有收获,终于把废铁给烧结在一起了。因为是废铁与煤炭混合烧制,所以炼出来的钢都成为豆腐渣形状,这就是我们炼出来的钢铁。由于各个单位都参与大炼钢铁,开始使用本单位的废钢材,没有几天就用光了。在当时炼钢的原料就成了大问题,只好发动全厂职工群众,收拣废钢铁,有些职工干脆就把自己家中的铁器献出。至于耐火材料和煤炭,也就顿时紧张起来,还是采用发动群众的办法,通过各种关系,千方百计的寻找,就这样维持开工。我们这些人,吃住在工厂,日夜干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上级下达的钢铁任务。之后,把这些不成型的钢铁,送到了指定地点。至于这些钢铁有什么用途,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到1958年底,中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的跃进。从此,“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多年。六、对“大跃进”的冷思考。大跃进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是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1958年以后,一直作为一面红旗高举若干年,对这次大跃进的经验与教训,应当认真地总结与思考。 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的人员,体会是很深刻的,谈一下粗浅的看法。首先,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建设是不可取的。大跃进对一个曾经因为落后挨打的中国人来说,本来是个美妙的字眼。中国又是个大国穷国,不跃进行吗?国家领导人明确的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就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术,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英、美等国家。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搞个大跃进。放手发动群众,在战争年代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但是,转入经济建设阶段后,再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显然是不适用了。因为经济是按照规律发展的,要有科学的管理,严格的工艺要求,还必须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够生产出来合格的产品,才能够持续的发展。否则,采用大轰大嗡的办法,则会是得其反。在当时的情况下,放手发动群众,过分的强调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打乱了各种规则制度。进入1959年后,各个工业企业废品增多,事故频出,火灾不断,事实证明,良好的愿望,并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尊重和掌握经济发展规律,尊重科学技术,靠先进的管理,才能高速发展经济。其次,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1958年大跃进,最惨痛的教训是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大话搞弄虚作假。农业放高产“卫星”,亩产万斤粮,甚至12万斤粮食,又有那个是真实的呢?群众心里早就明白。天津市新立村把几十亩的稻秧苗,快成熟的时候都移植到一亩地中,这样明显的造假行为,不但不加以批评,反而各大媒体却争先恐后的报道,岂不是怪哉!其结果是浮夸风四起,各地报喜不报忧的事情,甚嚣尘上。全民大炼钢铁,浪费了大量的能源,砍伐了树木,所炼出来的钢铁都是豆腐渣形状的废物,根本没有用处。就是这样的废铁有300多万吨,都统计到全年的钢产量中去了。在农业方面,粮食产量比1957年只提高3.4 %,比前五年的平均产量增幅 3.8 % 还略少了一些,这样的产量怎么能够谈上大跃进呢?这些事情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有谁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呢?因为1957年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如果说错了话,不知道又要扣上一顶什么名称的“帽子”呢?老百姓只好“唯上是听”、“唯上是从”罢了!举报 221.2.147.*
上午10:24:54 [中学生] jpack投一票 [摘要] 对于喜新厌旧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有关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争论似已成昨日黄花。然而,争论的消散并不等于疑惑的消除和问题的解决。本文在梳理既有文献后提出,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并非顺乎自然的,不具有普遍性,欧洲经验应用于中国历史具有局限性;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有害无益;谩骂不成为历史,中国历史需要正面贯通。    [关键词] 工业革命 欧洲经验 资本主义萌芽      18世纪后期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学界长期关注的一大命题。然而,对于工业革命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的争论至今尚未烟消云散。工业革命为什么最早发源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究竟是“突变”还是“渐变”?中国的明清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能“自行”进入资本主义?这样一些命题曾经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其余波至今犹存。    一、工业革命为什么最早发源于18世纪的英国    对于工业革命为什么最早发源于英国的解释众说纷纭。    传统观点认为,英国模式的推动力量被称为“斯密型动力”(the Smithian Dynamics)。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劳动分工及专业化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即每个人生产其最适宜生产的产品,然后与他人交换,就可以在市场上获得丰厚的利润(基于比较优势)。劳动分工仅受市场范围所限,市场扩大给经济成长提供的机会也随之增加。而分散决策的价格体系拓宽了市场范围,并且也扩大了从劳动分工获得的优势。传统观点还认为,英国近代化的模式在经济发展道路与社会形态的演进必然导向工业革命,具有普遍性。    制度学派经济史家诺思认为,较充分界定的产权改善了17、18世纪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上的要素和产品市场,其结果是,“市场规模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继之而来的是“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结果是市场规模扩大以及发明的产权得到更好的界定,从而在创新收益率提高的同时,创新成本得到根本性的降低”。诺思认为,正是这一系列相互促进、相互关联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的变化,为西欧的科技和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诺思的论述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传统的观点。    但是对传统观点的质疑随之而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是这方面的佼佼者,针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理论,弗兰克提出了另一套关于早期世界经济结构的解释,在弗兰克看来,欧洲(最早是英国)在1800年以后的兴起并不是建立在欧洲特有的科学、技术和制度的准备上,也不是基于古希腊和犹太教所留下的理性和科学精神。东方的衰落、西方的兴起是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长周期所导致的,是整个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与运动所产生的全球性、地区性和部门性后果。弗兰克认为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运动造成的。     实际上,英国道路并未如马克思所说的具有普遍性,反倒具有特殊性,甚至工业革命本身也并非英国传统经济演进的必然结果,工业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结果。一些史学家研究得出,英国突破斯密型成长的内在限制,并不仅是靠通过海外扩张而攫取新的资源,甚至也不仅是靠通过制度变革,而且靠世界史上无有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     人类社会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各种偶发事件和意外事件使得以后的活动格局以新方式的形成。已经发生的历史并不一定是实际上最可能发生的或应当发生的,甚至并非是必然的。对历史必然性的偏执,掩盖了在特定历史时刻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以工业文明的产生而论,事实上,在西欧这一唯一“自行发展”成功的例子中,其发展并不是那么“顺序”,而是反乎传统社会之常的,并具有甚至远非人力所及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机遇适逢其时地集合在一起,形成这么一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结构性突变的。这件事的“不同寻常”,还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认识。    二、欧洲经验的局限     以往国内史学家,通常以欧洲经济发展道路为标准,来质疑中国何以未发生类似的现象。这种“别人有我们也必须有”的心态与科学的距离真不可以道里计,只能说是一种“情节”(李伯重语,《读书》杂志1996年第8期)。    从现代化的逻辑而言, “资本主义”似乎不证自明地变成了所有社会必须踏入的公理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十八世纪的中国很容易变成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扩散模式的一个注解。因此,我们要准确地定位中国在十八世纪世界场域中的位置,就不能仅仅用十九世纪以后的标准去裁量筛选以往的时代,而是要比较在全球化实现之前中西发展中的同一性因素,然后在各自一度相似的发展道路中寻找到分化的转折点。比如有的学者已经发现,十八世纪以来欧洲与中国都存在原始工业化的能力,即所谓“斯密型动力”,具体表现为贸易和市场的扩大,通过交换形成了专业化的分工体系,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以后,欧洲农村手工业为城市新型工业模式所取代,更适用于新古典主义的以储蓄和投资为动力的增长理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向才最终与西方分道扬镳。 所以,只有当我们通过互为主体的比较策略,揭示出十八世纪中西社会结构中的同一性因素时,才能避免用十九世纪西方全球化的标准武断地取代和贬低十八世纪固有的特征。    现在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扩大的速度上都大大超过欧洲。与英国相比,至少在绝对规模上,明清中国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所形成的大英帝国市场要更大。尤其是在江南地区,由于是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的一部分,而且在这个帝国中占有最佳交通位置,因而江南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从巨大的国内市场中获得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 但在中国明清时代,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固然非常高,斯密型动力的扩展却没有引发工业革命。因此,基于斯密型动力的欧洲经验应用于中国是有局限的。     而且,彭慕兰的研究证明,英国突破斯密型成长的内在限制,靠的是世界史上无有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在此意义上说,由于缺乏煤铁资源,江南不可能出现能源革命,因此当然也不可能发展到近代工业化。英国虽然盛产煤铁,但在18世纪末之前,由于尚未掌握炼焦技术,炼铁木炭又供不应求,所产之铁不敷所需;同时,炼铁技术落后,不能生产品质较高的条铁;因此英国不得不在少量出口生铁的同时,大量从瑞典和俄国进口条铁。因此芒图说:18世纪中叶以前英国金属加工业之所以保有生气,是“多亏输入瑞典或俄国的铁” 。    三、超越“欧洲中心主义”    从亚当·斯密、约翰·密尔、马克思,到桑巴特、韦伯、波拉尼等人,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经济理论,已有了几百年的传统和传播,对我国社会科学各领域产生深刻影响。欧洲中心主义下的一元论认为,人类各民族、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必然的规律与道路,而这种发展道路就是以欧洲模式为基准的,换言之,欧洲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其他民族概莫能外。    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把西方经验不加检验地普遍化,将源于西方的理论、方法不加限制地套用,对我国社会科学各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在“欧洲中心论”者看来,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我们的学界曾一度总是喜欢用西方文明的标尺来考量中国历史。    近年来,欧洲中心主义受到有力的颠覆。柯文等人在治中国史时力主一种“中国中心观”。柯文指出,“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与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并不是一个踏步不前,‘惰性十足’的‘传统’秩序,主要或只可能从无力与西方抗争的角度予以描述,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情势,一种充满问题与紧张的局面,对这种局面无数的中国人正力图通过无数方法加以解决。” 随后,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彭慕兰《大分流》纷纷以独特的视角加入了一场有关中西经济发展道路的大讨论。彭慕兰征引了大量前人研究的结果,发现无论是从农业技术、生活状况还是人口条件角度来看,欧洲与亚洲在1750年左右都有着“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作者由此推论说,西欧在此时期的优势并不明显,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相似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出,从来没有过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闭关自守”、“停滞落后”的东方,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持欧洲中心立场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在他看来,早在欧洲兴起之前,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段,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围绕亚洲,尤其是围绕中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欧洲则长期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直到十九世纪此局面才开始扭转,也就是说,欧洲居于中心的时间来得很晚,也很短。他强调,无论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都必须放在这个大的世界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解释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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