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三家店遗迹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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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三家店遗迹考察
& & & & 忻州古称秀容，历史文化悠久，人杰地灵，金代文豪元好问、宋代忠良杨家将、明代剧作家白朴、清代改革先驱徐继都是出自忻州，著名的“忻口战役”、“平型关大战”发生在忻州，万里长城第一古塞雁门关也在忻州。
& & & & 但吸引我到忻州的，不是这些，而是我在网上看到的美国普度大学日的张海燕博士写的一篇文章——《忻州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宣教士遗迹考察记》，而张博士之所以会对忻州宣教士遗迹进行考察，是源于1999年他读的一本书《光绪庚子年在华殉难者》，他在《考察记》中写道：“其中有八位在忻州传道的英国宣教士，格外引起了我的注目：和大多数殉难的宣教士不同，他们是在逃亡了近一个月之后才被抓的，在逃亡过程中他们以日记、书信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经历、思想和对亲人们袒露的心迹。在那段历史的记载中，他们的私人记述以第一手资料展示了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仿佛被这八位宣教士回头瞥了一眼，目光直射进心里来，撞出了一簇照彻灵魂的火花似的，我从此记住了忻州。这么多年了，怀着一颗敬慕和感恩的心，我一直渴望着有一天能够到忻州去拜谒那些神交已久的故人们留下的史迹。& & & & 两年前，我离开工业界，进入普度大学教书。2009年5月初，在回国讲学的前几天，我读到忻州老记者、曾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习过的任复兴先生的博客。从他的博文《&忻州耶稣教浸礼会圣徒殉难碑记&与山西忻州教案》，我才得知这八位宣教士的墓地如今还在，位于忻州城南关村，俗称“洋人坟”。通过电子邮件，我和任复兴先生就共同感兴趣的洋人坟的细节作了探讨。 & & & & &六月上旬我到了北京，正好六月五日、六日两天有空，就决定买火车票，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造访古城忻州。在电话里，我和老记者任复兴先生相约，重走宣教士们当年的逃亡路线，沿途采访他们经过的村落，寻访他们在刘家山以西的后山上挖掘的藏身洞穴，另外，还将造访三家店上的福音堂和宣教士生活过的地方，拜谒东门宣教士殉难地和城南洋人坟，对照宣教士日记和忻州教案的文献记载逐一进行考察。”我又看了张海燕写的《忻州日记》（根据《光绪庚子年在华殉难者》一书写成，加入了宣教士们的生平资料并中国基督徒殉难的史实，从日开始写到7月25日），读后非常感动。当我看了这些宝贵的资料时，我也很想能像他那样重走当年宣教士的逃亡路线，我想每个关心那段历史的读者，也都会有这样的盼望的。
& & & & 告别太原后，我们一行北上来到忻州，按照张海燕和任复兴去年6月所走过的路线，去看当年宣教士留下的遗迹。
& & & & 我们先去看宣教士墓地（“洋人坟”）。我们一路问路，开到南关村红塘沟南梁。南梁是三面临沟而上面平阔的黄土高坡，先前叫“花果山”，现在却看不到果园了。我们找到了被毁坏的宣教士纪念碑，残损的碑石散落在方方正正的基石和被撬开了一道窄长口子的底座周围，正像张博士的博文描述的那样。我在《回首百年殉道血》里看过纪念碑的照片，现在看到这个样子，心里十分难过。
& & & & 我们看到三块碑身型石上分别有中、英文碑文和八位殉道者中的六位的姓名，东西两面的碑冠型石上有圣经经文，还有底座的东面型石上有立碑者的献辞。那块刻有殉道者姓名的碑石上，碑铭是以一种端庄遒劲的哥特体英文字形镌刻的，字母笔划棱角分明，略带花饰，像是一条条粗麻编织的佩带，紧密而有力地佩戴在坚石挺起的胸膛上。这块碑石上只有六个完整的名字，而排在殉难者名录最前列的邸牧师夫妇的名字，大部分刻在叠于其上的另一块已缺失的碑石上，这块碑石的上边处只留下其姓氏
Dixon字母的一半。我想纪念碑的正面一定是朝向东方的。
& & & & 碑身东面的型石上是以英文记述的忻州府基督教浸礼会八位宣教士和四十位中国信徒和慕道友殉难的史实。这里还不是全文，它以上和以下的东面型石上应该还有一些文字，不过主要的纪事是在这块碑石上了——“……（谨立此碑纪念）在毓贤任巡抚时期，日被杀害于忻州城东门的浸礼会宣教士们，并在此前后被杀害的四十位中国基督徒们……”为了表示对毓贤的鄙视，将本来应该大写的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也用了小写，巡抚“Governor”略作“Gover”。
& & & &与这段英文碑铭相对应的是碑身南面的一段中文碑铭，其全文如下：“光绪庚子年，拳匪起衅，於七月十五日，将英国牧师教师等八人在东门里全行杀戳。又，忻州、代州、崞县、繁峙教友学友等，在各处先后被害者男女共四十人。此英华信士之至死有忠心者也。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云：舍生取义，其斯之谓与！故泐石以志不忘。”
& & & & 碑身上面由四块外面为叶状堞的碑石拼合成一个华贵的四方形王冠，可以称之为碑冠。碑冠的四块碑石均有残片，受损程度不一。南北碑冠上并没有发现铭文，只有东面碑冠和西面碑冠有文字。东面碑冠上的文字共有八个字，可惜叶状堞受损严重，大部分的字被敲成半个或更少，所幸尚可依残迹辨认，首尾的两字缺失：“（基）督为你们受过（苦）”。西面碑冠上的文字完好保存（其叶状堞似经过修复），共有七个字：“给你们留下榜样”，其上有十个小字注明经文出处：“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我在心里默念着彼得前书2章21节的经文：“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 & & & 在纪念碑东面的底座上，我们看到了纪念碑捐立者英国浸礼会主席麦考尔皮恩爵士的落款并立碑年份，全部用小号的大写字母镌刻。立碑之时，距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已经十年了。
在宣教士纪念碑附近东南方位，有一块石碑，上面的碑文是“浸礼会道友静乐县人张公讳林旺之墓”。原来这是我在《回首百年殉道血》里看到的少年张林旺的墓碑。张林旺当时才十五岁，是任教士的仆人，在刘家山教书的安绪根见宣教士洞内绝粮，就带他下山找粮，到了离忻州城约2里外的野场村，被义和团抓住审讯，安绪根因张林旺年幼仍未信主，自愿承担一切，任拳民处置，请求放走旺林，只拳民凶恶成性，7月14日把两人一同杀害。没想到张林旺与宣教士葬在一起。
& & & & 据也愚氏的《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记载，1901年春办结教案时，殉难宣教士的遗骸从东城墙脚下被迁葬于南关现址，“坟墓高拱，迄今蔚然可观”。李锦鹏的《义和团时期忻州的反帝斗争》给出了宣教士遗体从东墙外墙脚下迁葬于南关现址的准确时间——日。从周围的砖瓦残片和岑春煊（年任山西巡抚）的保护告示石碑的位置，我们可以推断，宣教士坟墓和纪念碑的四周应该有围墙，构成一个墓园，园门朝东，门北有一个深深的水井，门右是岑春煊巡抚的保护告示石碑。1910年，英国浸礼会主席捐立殉难纪念碑，可惜1946年国共内战，为了不让墓园和宣教士纪念碑成为攻城的掩体，墓园被守城的国民党军队拆毁了。直到80年代，碑石还基本齐全，后来建砖窑，部分碑石被运走了，一些碑石被烧了石灰。
& & & & 我们还看见纪念碑基石的东南角有盗墓贼掏出的两个洞，底座也被撬开了，盗墓贼大概发现没有宝藏，就放弃了。
& & & & 张博士文章中提到的看坟人张老根夫妇的孙子张俊生、张俊才就住在南关村里，我们本来要去找他们，但时间已是12点了，我们就不去他们家里了。这个忠心看守洋人坟的家庭，他们在洋人坟边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实在是值得我们尊敬。张老根的女儿张改叶，也就是张俊生、张俊才的大姑姑，在教会学校中学毕业后，在太原桥头街博爱医院当护士，终生未嫁，专心服侍主，年过九旬安息主怀。想到这些人，我心里一阵欣慰，默默对宣教士在天之灵说：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姐妹们，你们昔日的劳苦确实不是徒然的，因为在你们以鲜血撒种的地方，已经开花结果。虽然有形的纪念碑毁坏了，但那真正的纪念碑，是树立在我们每个中国基督徒心中的，是谁也无法毁坏的。
& & & & 忻州的第二个点是三家店，这是西城墙内的一道黄土坡，为城内地势最高处，仿佛是一头卧牛侧身于城西，忻州城因此得了“卧牛城”之名。三家店有宣教士们建造的福音堂，与福音堂相连或相邻还有几个配套建筑，如教室、男女学堂、祷告室、厨房、住房等。据史料记载，1899年1月，李提摩太在三家店购地四十余亩，作为建堂之用；在此之前的十几年，宣教士们一直是租借民房传道的。这年春天开始建造教堂及其配套建筑，经一年多建设，到1900年5月，教堂接近竣工时，被义和团抢劫、毁坏。义和团之后，教堂得以修复重建。
& & & &我们到了那里，拍摄完后，我就开始介绍在忻州殉道的八位宣教士：
& & & & “忻州教会早年是由李提摩太建立的。1883年，时在太原的李提摩太赴忻州布道后，即请浸信会总会派人到忻州设立教会。1885年初，德冶安牧师来忻州传道，有来自山东的信徒赵夏云同工，福音传到南张村、庄磨镇、刘家山一带。1887年，邸松牧师从太原来忻州医疗传道，不久德牧师回国述职，邸牧师就此负责教会的工作。1896年，教会在忻州北地建立支会，马牧师同年来忻州协助圣工。到1899年，南关村、奇村、庄磨镇已有浸信会支会，需要更多的传道人员，总会又于同年先后派来燕教士和任教士。十几年来，邸牧师培训了十余位本地传道人和助手，与英国宣教士们合力兴旺福音。
& & & &“在忻州宣教士中，邸牧师夫妇是最年长的，但他们殉难时还不到４５岁。邸牧师早年失怙，是在伦敦孤儿收容学校长大的。还在少年时代，他就立志要将福音传给远方的异族之民。经过三年大学训练，又经过两年的医药和外科训练，他被浸信会派往刚果宣教，但两年后他因四肢麻痹而被送回英国治疗。康复后，医生不准他回刚果，他就申请到中国来。邸牧师和身为护士的未婚妻威廉斯小姐于1884年年底结婚后，转年春天就来华宣教。
& & & & “马牧师是苏格兰人，十六岁信主后，就积极参与教会的事奉。一次，他听到来华宣教士回国述职时做的巡回演讲，中国就成为他魂牵梦绕的国度。大学毕业后，他成为英国浸信会的宣教士，1896年秋天来到中国。他以能向这世界上最广大的民众传福音为上帝给他的特殊恩典。而马牧师的太太克拉娜，从小就梦想成为宣教士到异国他乡去传福音。她的父母先是不能理解她，认为是女孩子不现实的奇想，但成年后这个愿望更加强烈，父母也就转而支持她了。她与马牧师在上海结婚之前，已经在中国宣教几年了。马牧师夫妇殉道时，都是三十出头。
& & & &“任教士来华的时间最短，才九个月，她却为此准备了很久。在向浸信会申请成为宣教士之前，她是家乡教会的主日学老师，每一堂课她都精心准备。后来，她又接受了宣教士的训练。真诚且助人为乐的任教士和邸师母走村串户，向妇女们传讲福音。三十岁的她，宣教生涯刚刚开始就结束了。
& & & & “燕教士也是忻州宣教站的新鲜血液，他来华的时间只比任教士早了两个月。他和任教士都还在学习山西官话的阶段，在十里不同音的山西，这尤其重要。燕教士的灵性相当好，他在任何境况中都能信靠顺服的祷告见证了他的信仰。殉难时，他才二十九岁。
& & & & 另两位和忻州教案相关的传教士是恩牧师夫妇。恩牧师与马牧师年龄相仿，两人同年结伴来到山西。英国浸信会在山西有两个传道站，一个在太原，一个在忻州。恩牧师留在省城，马牧师则到了忻州。恩牧师的未婚妻怀特小姐也于１８９８年来到中国，与恩牧师成婚，同心合意地传扬福音。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对恩牧师的太太所知不多，只知道她自幼为孤儿，成年后献身传道。”
& & & & &离开三家店后，我们按原定计划重走从忻城西门到刘家山的宣教士逃亡路线，并看看当年他们在山上挖的藏身之洞。
& & & & 有了张博士去年考察后确定的路线，我们就可以按图索骥了。为了画出这张路线图，去年张博士他们可是花了好大精力，问了很多人，才最终确定下来。
& & & & 张博士是先熟读宣教士逃亡过程中写下的日记和书信，花了两三个半天，仔细比照互联网上的电子地图，才逐一确定了他们的逃亡路线，初步绘制了一张逃亡路线图。然后根据这张图，实地去校对，这样就方便多了。
& & & &我们离开忻州城，驶上了往西南方的南张村去的乡村道路，当年的山村土路如今已是细石子铺就的柏油路了。& & & & 日清晨，忻州宣教站获悉太原宣教站被毁的消息，邸松牧师决定大家到忻州西南偏远山区的刘家山去避难。刘家山是忻州宣教初熟的果子之一，村子里有不少信徒，村民们对宣教士也极友善。当天晌午，八位宣教士和三位中国信徒，赶着两辆马车，悄悄地从城西卧牛岗上的三家店下来，出了西城门，走的就是这条路。然后，他们经过依堤村到达庄磨镇南张村，他们已经走了三十多里地了，南张村信徒张治国就请他们在家里吃了晚餐，歇一歇脚再走。
& & & & 车到南张村，我们停下车来找村里的刘振中。在村民指点下找到了刘振中的家，刘振中正好在家，他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他的院落。从他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一百多年前张治国的影子。刘振中是教会的负责人，他说南张村大约有五十来人信主。
& & & & 我们问他听说过义和团时期殉道的张治国没有，他说知道，张治国是南张村教会的创立人，被义和团杀害后，尸骨埋在村外的“洋人坟”，和本村其他被杀的信徒葬在一处。
& & & & 告别了刘振中，我们就往庄磨镇开去。庄磨镇是忻州有名的小集镇，从南张村到庄磨镇的路是牧马河河谷的平路，只有六七里远，可是靠近庄磨镇时，北面的山根逼近牧马河岸边，河谷骤然狭小起来。到了庄磨镇，两岸的山就像一把钳子钳住了牧马河。我想起宣教士日记提到的：“（从南张村）急急地走了一个时辰，进入一个又深又窄的峡谷，不能再驾马车了。”另一个不能驾车的原因是：过了这个峡谷之后就是庄磨镇，虽然从庄磨镇到西社村有路可走，但庄磨和西社都是人烟比较稠密的地方，宣教士们为了隐藏自己，只能沿着牧马河枯水的河岸西行。牧马河的细砂很好，但在这样的河床上不宜驾马车，所以他们只能弃车步行。在庄磨镇牧马河北岸的一个山洞里，宣教士们把多余的行李藏起来。然后他们就等在山洞里，有几个中国信徒过来领他们到刘家山去。
& & & &从庄磨镇到西社村，我们行驶的是柏油小路。但宣教士们的路线与我们的大致平行，是在牧马河枯水的河床上。那天深夜，中国信徒们牵来几头毛驴，让三位师母骑上，由她们的丈夫牵驴子前行，刚来中国不久还没有习惯走山路的任教士和燕教士也受到优待，各自骑上一头毛驴。大家顺着枯水的河床前行，领路的弟兄既不敢点灯笼，也不能喊，渐渐地宣教士们就跟丢了。宣教士们应该在西社村以西不远的地方，出河谷左拐，攀爬到崎岖不平的高山小路上去，但他们显然误了这个狭小的路口，继续往西走了一段。他们发现走错了之后，马上回头；响导们也已经回到河谷处的狭小路口，焦急地等着他们，大家总算会合了。宣教士们出了庄磨镇，进入三交镇地界，也就是进入了崇山峻岭的大山区。夜里路上基本上没有行人，而且路途也险恶，需要相互照应，向导就和宣教士们一同前行，走从西社附近的山口到碾沟村的山路。这段山路海拔有１５００米左右，而且是九曲十八折，山路上下跳腾，在暗夜里更是难行。我们驱车走过这十里险道时，几个深沟巨崖旁的大转折，都让我们不由得捏了一把汗！《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文章里提到这样一件事：刘家山的信徒苏自来在夜里逃避义和团，所骑的驴失足坠下高崖，结果驴死人伤。可见这里的山路确实奇险。
& & & & 我们到了碾沟村，道路折向西北，经张盛村，向付家庄，由于山路是沿着牧马河的一条支流而延伸，河谷极其陡峭而狭隘，也是一条难走的路。我们可以想像当年宣教士们的疲惫，特别是邸师母，她病得连牲口都坐不稳，身子摇摇晃晃的，邸牧师必须加倍小心地搀扶着她，特别劳累。他们一直走到次日拂晓，才依稀看见了刘家山。这样，从出离忻州城到接近付家庄，宣教士们大约跋涉了七十里的山路，这是逃亡第一天经过的路线。
& & & & 我们先来到三交镇的付家庄。付家庄有一条山区少见的街面，是山村中比较大的一个。我们来到古庙门口，现在这里是村委会所在地。我们进去看了看，见庙里正堂墙上的土黄色佛龛里供奉着五个红色牌位，中间大，两边小，每个牌位上都用黄色毛笔字写着“神拳ＸＸＸ神　神位”，下面摆着一个红色条案，上摆着陶瓷香炉、小酒碗和玻璃杯子，到处是灰尘和蛛网。这些牌位肯定与百年前的义和团相关。宣教士将进刘家山的那一天，也就是他们逃亡的第二天，他们不能进刘家山去。因为那天正是农历六月四日祭关帝的生日，村民们抬着纸马纸衣去赶付家庄的庙会，邻近乡村的村民们都来看唱戏，戏台就紧靠着寺庙。为了不给刘家山的村民们带来麻烦，宣教士们就退到山里，藏了一整天。庚子年春夏旱情严重,直至五月滴雨未降，到处传言：“老天不下雨，都是洋人搞的鬼”。估计这次付家庄在祭关帝生日的同时，戏台上必定上演了消灾祈雨戏。戏一唱，各村的义和团就起来了，村民们开始随伙仇教。而邻近的刘家山因为信教，不参加也不分担庙会、唱戏的费用，为首的付家庄自然憎恨不肯附从的小小的刘家山了。付家庄后来派人去忻州城里去迎神拳，请他们惩罚杀戮刘家山信徒，以泄积怨；但付家庄的人起初应该是不知道宣教士们藏身在刘家庄的。所幸义和团拳民有事耽搁，没有马上来，宣教士在这段时间里在后山挖了土洞，搬进洞中之后拳民才到刘家山。
& & & & 据《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记载，太原的宣教士被毓贤杀了之后，忻州合郡的人风闻这事，都“争相演拳与教为敌”。义和团到付家庄之后，必定是在这个庙中设坛练武，议事联络。那时，在付家庄聚集了一百多个义和团团民习咒练拳，三天后袭击宣教士藏身洞的就是以他们为骨干的。而在付家庄的庙里供奉“神拳XXX神”的牌位，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是一件寻常之事，出生于山西的三国英豪关公，在民间信仰中是忠勇仁义的武圣，更为三晋中人所津津乐道。何况忻州义和团团首，就是在南关村设坛练武起家的张二财主，自称是“大师兄关云长附身”。
& & & &告别了付家庄，我们驱车向着刘家山驶去。宣教士们逃亡的第二天夜晚，刘家山的几位弟兄来接他们，带了火把，肩扛手提地带着他们的什物，颠簸了六里多的山路，进了刘家山。从付家庄到刘家山，路不难走，距离也不远，但我们好像开了很长的路。终于，我们进入了宣教士逃亡路线的最后一站刘家山，现在它叫幸福村。
& & & & 这是一个小小的山村，村子建在山沟两侧山坡上，看上去没有什么生机的样子，杂树野木蔓延在房子周围，看样子大多数房子好久没有住人了。我们找到了一个村民，他告诉我，大多数人都搬到山下去了，现在只剩下五六户人家，都是老人，没有年轻人。我们又向几个村民打听宣教士的往事，一个村民就带我们去看以前宣教士盖的教室。教室建在一块稍为宽敞一点的山坡上，是山村唯一用窑砖砌的房子，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侵蚀，房子的状况还是相当好的，只是门窗有些破旧了。教室共有两个房间，一大一小，大的有一块黑板，可以作上课或聚会之用，小的没有黑板，大概是祷告用的。一个多世纪了，即使在宣教士离开中国都六七十年了，这个教室还是一直在用，直到近些年，没有小孩子上学，学校才关了门，教室的桌椅也搬走了。
& & & & 我们走出教室，环视着这小小的山村人家，不由得想象起当年宣教士翻山越岭来到这个偏僻山村传福音的情形来。从忻州城到刘家山，在当时的条件下，边走边传福音，来回至少得花一个星期，他们到了这里，就在这里扎下根来，把福音的种子播撒在纯朴村民的心中，渐渐开花结果，大多数村民信了主，以至在义和团和官兵疯狂追杀宣教士的狂潮中，刘家山信徒们的信仰一点也没有动摇，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保护逃到他们中间的宣教士。
& & & & 如果说，在抗战或革命战争中，人民军队和人民之间有一种极其感人的鱼水情，那么，当年宣教士和中国信徒之间也是这样一种鱼水情，许多宣教士不愿撇下信徒逃走，而信徒对落难的宣教士也不愿置之不顾，大家宁可抱团而死，也不各自逃命。从这点看，当年宣教士传福音时所做的一切都是很有价值的。
& & & & 我们。我和一个村民说了要去看宣教士们藏身的洞，他说；“山上草很深的，还有蛇，而且要翻几座山，来回得三个钟头。”我说：“我们这次就是特地来看这洞的，不管怎么远，我们都要去看。”见我们态度这样坚决，他就同意带我们去。
& & & &我们心怀感激地快步跟着向导，向刘家山的后山上走去。沿途看见两三个村民在几块不大的高粱地里蹲着身子劳动。翻过几道陡峭的山梁，我们已经陷入群山环抱之中，几乎没有路，有的只是一些山兽踩下的蹄印，沿着土石暴露的山坡山梁忽高忽低地撒落在那里。我们抓着山上的植株，一步步地跋涉，手臂上布满了血痕，特别是孩子们，他们细嫩的手臂怎能受得了这些苦，但孩子们都很坚强，一声不吭地跟着我们快步前进。
我想起逃亡者中最年轻的姐妹任教士在写给浸信会信中的一句话：“祂给我们奇妙的力量和安稳的脚步来作艰难的攀登。”她一定是根据这些深沟巨梁上的体验而写的。
& & & & 从刘家山到洋人窟，直线距离不过六七里地，但由于道路难行，我们觉得好像走了几十里地，途中还不得不歇了几次脚。
& & & &我们到了冯西沟，来到一座大山前。向导告诉我们，翻过这道山梁，就能望见洋人窟了。果然，一过山梁，我们就望见了一片黄土崖，向导指点着说：“洋人窟就在那里！”我问山梁叫名字，向导说：“这山梁叫威梁，下面的沟叫威沟。”
& & & & 我们从威梁往下走，越接近洋人窟，路就越艰险，山坡的坡度大约有六十度了，我们手足并用，身体贴着山坡往前走。孩子们个个小心翼翼地挪着脚步，我们在旁边保护着他们，深怕他们一不小心就骨碌碌地滚下去了。
& & & & 终于，我们来到了黄土崖下的洞口。这个土洞经过百多年时间，已经完全坍塌了。在洞口的塌方上已经长满了蒿草。从塌方的大小来看，洞口相当大。向导告诉我们，还有另一个洞口，相距十多米远。于是我们跟着向导过去，果然看见另一个土洞，洞也坍塌了，只是洞口还有一部分没有盖住，形成一个月牙形的洞口，月牙洞口约有一米多长。这个洞口较小，应该是次洞口，前一个洞口较大，则是主洞口。根据宣教士逃亡日记的记载，主洞口和次洞口是相通的，因此它们是一个藏身洞。这个洞坡度很陡，出入不易，作藏身之所比较安全。
& & & & 我们站在洞口，开始讲解：“这是威梁洋人窟，有两个洞，中间有一条通道连着。它的具体位置是刘家山西北方的威梁的半山腰。这个洞是宣教士藏身的两处洞穴之一，还有一个洞在分水岭那边。《忻州文史资料》1991年第7辑，转载了宣统三年辛亥(1911)秋季印行的《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第四册上册的也愚氏撰写的《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里面讲到庚子之难中的宣教士是怎样藏身于这两个洞，最后被捉被杀的。1900年春天，忽然四处播传灭洋仇教的声音，教会里的人还不介意。到五月底，本会教师马牧师与太原的恩牧师在街上行走时，有人信口狂骂，也有人下手推搡殴打，牧师们忍耐不理。到了六月初三，街市狂闹的情形更加厉害了。牧师们无奈之下，就雇了车马，出城避乱，中国传道人赵夏云等人也和他们同行。出城西三十里，到了南张村，有教友张治国迎接牧师们到家里，款待周至。饭后，牧师们想到刘家山信道的村庄内暂住，但车夫不肯再送，牧师们不得已，只好步行前往，走了七十余里，才到达刘家山，这天牧师们个个苦不堪言。又过了几天，因形势更坏了，众牧师就请本地教友在后山分水岭那里挖了一个土洞，洞挖成后，他们就搬入居住，饮食除了教友所准备的干粮、冷水外，再没有其他了。这时，村里信道的人，听说拳匪过几天就要前来烧村，就各自逃的逃，藏的藏。那时有奇村的教友派人探问西教士消息，到了刘家山见村里没有一个人，就去寻找宣教士，寻到山后土洞里，看见宣教士八个人躲藏洞中，忍饥受饿，苦不堪言，不觉情动于中，相向而哭。那人回去路上被人捉拿问了三次，差点被杀。后来拳匪聚集起来上山搜捕，幸亏没有找到牧师们藏身之地。牧师们粮食吃光，饥饿难忍，只得回村找食物，到了村里，却找不到一个教友。
“分水岭的洞比较小，刚好够大家躺下，而且洞挖在一条河的坡岸上，洞口距河水有三里远。进入分水岭的洞的第二天，就被外人知道了。第三天，刘家山逃走的一位村民回来看他们，见分水岭洞太潮湿了，就向他们提到‘一个老洞’，就是我们这个威梁洞。本来要次日夜里搬去的，因为下雨，那位村民没来。第五天夜里刘家山已经逃亡的几位村民回来送食物给宣教士，告诉他们有人要出卖他们，要饿死他们。第七天，他们搬入了这个威梁洞，次日发现这个洞还连着另一个小洞，通过一个狭小的通道就可以进去。进入威梁洞的第三天，从太原来的三个义和团在付家庄训练村民，此前他们聚众上山搜捕宣教士，却没有找到宣教士的藏身处。晚上，一个吸鸦片的人两次来卖食物给宣教士，第二次来时，劝他们回分水岭洞里去。于是宣教士们回到分水岭洞。当天他们就受到了拳匪的攻击。根据宣教士日记所记载的义和团来路，应该是先聚集在羊圈沟村，然后翻过山岭来袭击分水岭洞的。分水岭洞的坡度，从义和团想滚石头堵住洞口来看，应该没有威梁洞那样陡峭，所以便于攻击。这次攻击事件，显然是精心策划的，只是由于信徒张治国的报警而没能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
& & & & “邸松牧师的日记里写道：‘大约早上9时，听到喊叫牧师牧师两声，便静寂下来。跟着见有4个人站在山顶，望着我们洞口，这样子对峙到下午2时45分。突然有人开始掷下大块石头，经过一段时间，大概以为洞口已经堵塞。马牧师与我趁机冲出洞口，在石如雨下中向空放枪，然后用枪向那些显然是首领的发射。其中一位戴黄帽者，看来是最中坚分子，于是我瞄准给他一枪，但见像树倒猢狲散，人人开始向山上逃走，而那戴黄帽者倒下，一直滚下山坡，到山沟才止。我们爬上山看个究竟，才发现一位忻州教友头部被击伤，颈部割断，已死去数小时。但见他反手受缚，拖着一条长绳，证明他是在山中被捕，被拉着来攻打我们的。他大叫牧师两声，志在警告我们，自己却立即被拳民杀害。他的警告便救了我们。那受伤的拳民，只是皮肉擦伤而已，并不需要我们为他扎伤，稍后他会自己起来行走，看来他真是一个头目。晚上九时，那个受伤的头目告诉我们，他是属于忻州南郊的义和团，他的头头杨老业是隶属于新来的州牧徐桂芬的，是徐桂芬直接派他们来杀掉全体洋人，他名叫张裕祥，他们杀张治国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基督徒。
& & & & &“任姑娘的日记里写道：‘下午2时45分，攻击突然从山洞上面来，大块石头滚下洞，来势汹汹，但感谢赞美主，现时已停下来，大概不久又会回来。噢，一位信徒为了他的朋友而舍命！张治国为来警告我们而被拳民擒住，他们在背后绑着他的手，把他打得半死，又用刀割断他的喉咙。他是我们一位很早归主的弟兄，他现在荣耀里……也许过一二天，我们会向他当面致谢。一位拳民受了伤——一位真正的义和团人，我们为他洗伤口。’在看到亲爱的弟兄被残暴地杀死，仍为仇敌洗伤口，这是多么大的爱心啊！”
& & & & “在逃亡后的第二个主日，在这似乎是最没有指望的日子，宣教士们开始数算主的恩典，喜乐照亮了每一个人的眸子。没有一个人后悔到中国来传福音，燕教士的心中充满了平安和感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心因主的恩典而充满了赞美之声。这些日子让我们得见救主的面。如果主要我们前行，去经历严酷的试炼，我们已经准备得充分些了。深信那位有完全的智慧、完全的爱的主，必有最好的安排。……我要说，如果为了主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加被炼净，我们就更加赞美他，因他看我们值得为他的名受苦。妈妈，主是我的平安。’
他在给妈妈的信中写道：‘我不后悔到中国来，虽然我的生命也许是短暂的，但它有意义————因为它顺着主的旨意。愿主的旨意成就！我恳切地求主的拯救，也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拯救，但我们经过更深的逼迫，也许更能荣耀他的名……当号筒吹响的时候，我将欢乐地跟随我主，不是以我自己的能力，乃是以他赋予软弱者的能力……’马牧师留给自己母亲的遗言说：‘我们处在丧生的危险之中……我们绝对不能逃走了……这是中国黑暗的时刻！但如果所有的宣教士都被杀了，这又将会何等地感动教会！如果这是神的方式，以此将福音传遍中国，我们就决然准备好，为福音的缘故而死。我们中没有人愿意死，但我们都诚心地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 & & & “在宣教士们逃亡期间，中国基督徒和纯朴的村民们向他们伸出了一只只援助的手，而此时，中国基督徒所面对的却是比宣教士所面对的更加严酷的环境，许多中国基督徒为保护宣教士们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7月13日宣教士请年逾60岁的商人弟兄霍存贵回忻州一行，打听官府追缉是不是松懈了，并打探是否有路可逃往天津，但他到了忻州城外妹妹家时，被拳民抓住押往县府，县长以苦打逼供宣教士藏身之处，他宁死不供，于8月9日死于囚牢中。邸牧师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们被杀，请不要忘记回报刘家山的村民们。他们把所有的无保留地给了我们，甚至肯舍弃自己的性命来保护我们。’任教士在给浸礼会的信中特别提到：‘中国基督徒是了不起的——刘家山的村民和我们的助手们，在试炼之中都是忠信的。’还有些基督徒，因为放心不下宣教士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从几十里、上百里之外到刘家山来看望他们。
“《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里写着：最后，城内的兵丁到山里捉拿牧师，声称奉官府命令迎接牧师回城。牧师们想与其饥饿而死，不如为主被人杀死。于是就同兵丁回到忻州。到了城内，看见所住的房屋，抢的抢，拆的拆，不能安身，只得到忻州署听凭官府发落。忻州州牧徐桂芬就将宣教士八人下入狱中。宣教士在狱里关了二周，饮食不错，身体也慢慢强健起来。徐桂芬与都司（地方最高军事长官）海英将宣教士缉拿归案一事禀报毓贤，毓贤就派兵二十人到忻州，会同忻州文武官员，在七月十五日夜里（即8月9日）将宣教士全部杀死。”
& & & & 从山上回来，已经是傍晚了，我们都很累了，所以晚上很早就休息了。
& & & & 第二天一早，我们前往忻州城的东门——宣教士的殉难地。
& & & & 车往古钟公园的方向开去，很快到了忻州城的东门。我们问一个老人知不知道洋人被杀的事，他点了点头，然后指着东门朝外的城墙，说：“原先这城墙是抹了白石灰的，那些洋人的血溅在城墙上，斑斑血迹，直到解放后还可以看得见。”
& & & &他的话与黎民在《壮烈的一幕》文章中记载的相符：“其时血溅四处，连瓮圈城墙上，也是血迹斑斑。直至四十八年以后，解放初期，瓮圈城墙上的石灰皮未掉以前，仍旧隐约可见。”
& & & &我开始讲宣教士的最后一刻：
& & & &“日凌晨，忻州官府假传巡抚的话，说要派兵护送宣教士前往天津。宣教士们从监狱里出来，看见州府准备的四辆车，就信以为真，坐上车朝东门方向出发。车到了城东门的瓮圈内，内门和外门一齐关了，忽然有灯笼从城上垂下来，都司海英命令兵丁放炮数声，然后又大声命令：杀!杀！早有一群义和团等在那里了，伏兵冲出来，将宣教士一一捆绑杀害。这场杀戮被刻意安排在黑暗之中进行，在鸡叫天明之前，表现了屠杀者的心虚和残暴。
& & & & “几年前，忻州的任复兴先生在忻州街头古董市场买到了一份文献，是庚子年七月二十二日，即宣教士被杀后七天，忻州城东门外六里的芝郡村村民李育成写给在内蒙古包头德润厚宝号做生意的父亲的家书。忻州宣教士被杀是一个轰动乡里的事件，在宣教士被暴尸城外的近两天时间内，写信的人一定亲眼见过殉难者的尸身。这是反教灭洋高峰时期的一封民间书信，对忻州教案有比较整全的记录，对其它文献是一个印证。信是这样写的：‘所有咱州洋人，前已不知走了何处。于六月二十六、七日，咱州义和神拳领童子兵三百一、二十人，寻见在城西梨（离）城五、六十里地，名教（叫）刘家山。洋人在半山窑内住，共有洋人八人，男女各四人。于二十八日，官兵上了刘家山，五、六十兵，于二十九日，官兵将洋人全或（获）恐（捆）回。城内来新官，将洋人下了墙内。官家与巡抚行文，巡抚来文不知情。由文武官说，“洋人，你们坐车送你们省城，你们回洋国去！”不料，到七月十五日午明头，洋人坐车回洋国，车走东门，洋人坐车前走，谁（随）后有官兵五、六十人，走在东门问（瓮）卷（圈）子，未开城门，官兵谁（随）后上去，将洋人男女全坎（砍）死了。男女洋人未曾割下头，洪（浑）身刀赏（伤）无数，于十六日将洋人埋在一处，埋在城外，南城墙底。真天降下来，各府州县俱全杀洋人，洋人期（欺）神亥（害）民，老天爷不云（允），城内、乡村平安。’
“这封信的用语带有义和团的色彩，与当时将庚子年北方大旱归罪于洋教的反教揭贴上的言语是非常相似的。可见，当时义和团的宣传，的确对忻州城附近的村民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 & & & &“《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光绪庚子年在华殉难者》和李锦鹏的《义和团时期忻州的反帝斗争》记载了形成显明对比的两件事：一是忻州城附近的王家庄村民百般凌辱宣教士的尸体，二是忻州城的学官朱鸿镐于心不忍，冒死掩埋了八位宣教士的尸体。其实，王家庄村民与宣教士无冤无仇，只不过受了蛊惑，把行恶当作义举，迷失了良心；而学官朱鸿镐出于恻隐之心，‘与州主商酌掩埋之策，奈州主未允’，‘典什物买芦席八条，雇工人次第将西教士八人葬于城之东隅，并插以木标，书死者姓名于其上’，做了一件流芳百世的义举。他随即逃走了，以逃避义和团的惩处。”
& & & & 我们经过忻州七中时，停留了一会儿，我做了最后的介绍：
& & & & “这里是昔日的忻州贡院，清朝开科取士之考场的旧址。八国联军攻陷京津城后，慈禧、光绪仓皇出逃，抵达忻州，正好是庚子年中秋节（日），就停留了一天，在忻州贡院过节。这时的慈禧，已经开始对义和团采取了镇压手段。皇上和太后君临忻州，又适逢佳节，地方官员都来朝贺。据《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记载，不久前杀了西国宣教士以邀功请赏的州牧徐桂芬，因见逃亡中的慈禧神色阴鸷，知道自己仕途将尽，有性命不保之虞，惶惶不可终日，不久惊惧而死。刽子手都司海英，后来逃到忻州所辖的宁武，服毒自尽。至于义和团团首张二财主，后来潜逃回到原籍阳曲小店村，为了转移视听，曾让老婆假设灵堂，哭祭送葬，从此隐姓埋名，不知所终。也愚氏在《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中就这些人的结局作了如下评说：‘善恶之报，毫发不爽，公道之论，自在人心。迄今与忻之父老谈及此事，未有不叹息痛恨海徐二人也!’
& & & &走在忻州的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心里想，昔日忻州人对宣教士态度反差如此巨大，今天中国人岂不仍是如此？如果今天再暴发一次这样的事件，中国的基督徒受到的待遇也许和一百年前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不怕，那杀身体后不能作什么的，没什么值得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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