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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十人谈，我想和武汉谈谈
作者：　　　时间： 10:46:27　　来源：《生活家》杂志　　点击数：
&策划 |《生活家》杂志编辑部
《生活家》杂志编辑 | 墨妍
《生活家》杂志记者 | 张珊珊 徐彦 墨妍 肖雏燕 钱彩萍
《生活家》杂志摄影 | 季昊寅 Lemon 缈h
&《生活家》：2012十人谈，我想和武汉谈谈
不管2012是不是世界末日，我们都得跟武汉谈谈，就像春天里种子需要与土壤来一次透彻心扉的交流，也许按部就班，但振聋发聩。
我们选取的十个人中，有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有在武汉工作的人，有离开武汉又重新回来的人，兜兜转转，命运缱绻，始终与这两江交汇之地的牵系，刀劈不开火化不动，难以割舍。
生活和生存，在于我们有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倾注一些情感。
2011年，在媒体视线中出现有关武汉的字眼时，你会不会着重的瞄上两眼？有好的事会为武汉高兴，有坏的事会让自己反省？
在夏日的武汉看海，在冬天的武汉行色匆匆的朝家里奔，一年的奔波，有几帧画面从你眼中平行滑过？
武汉的变化有没有从你在上班路上咀嚼早餐的时候、从下武汉火车站的那一刻起、从形形色色与你擦肩而过的人的面孔中……一一映入你的脑海？
东湖的大气，江滩的旖旎，汉阳门的包罗万象，租界区的古朴旧影，古琴台的历史和风景，昙华林的故事和人情……每个人对于武汉都有一个钟情的理由和念想。
讨厌武汉的理由也很多，但比起埋怨的戾气，身处其中的我们更愿意看着它一点一滴的改变。有时我们甚至怕我们的记忆跟不上变化的节奏，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也许就是沧海桑田。
堵车成为武汉人出行的一大难题，人们最关心的大事莫过于地铁的建成运行，让人期待有了地铁的武汉是否又朝“大武汉”的目标迈进一步。
眺望中心城市的目光也并不那么人心所向，钢铁丛林的城市生存规则里，另一群念旧的人会水土不服。
能满足每个人的微小梦想，难道不是一个城市最伟大的地方么？
谢正茂：武汉的青铜时代
《生活家》杂志 | 张珊珊&& 图 | Lemon
&《生活家》：谢正茂，利器集团总经理&武汉双年展策展人
谢正茂说这是一个青铜年代，拥有一直努力向上的力量和良好的势头，在挣扎中蜕变，在蜕变中创新，走过了原始积累的“黑铁时代”，离巅峰的“黄金时代”尚远。无论是对已过而立之年的他，还是对当下的创意行当，亦或是在此生活了十多年的武汉来说，都是同理。
谢正茂是湖南人，高中毕业后只身闯荡异乡，开始漫漫求学路。异乡情愫的浸染和生活习惯，使他在毕业之后自然而然的留在了武汉。
大学毕业至今，十几年的光景，一直在武汉。去年，他刚过完人生的第三个本命年，武汉俨然是他的第二故乡。
利器公司位邻三环线内，跨过高速高架桥，就是人迹稀少的东方马城。开发区创业中心的一号楼并不高，从外观上看，很具有年代感，倘若倒退十年，应算得上是环境优越的办公区。唯一的一部电梯因设备老旧，暂停运营，尚在维修，大楼的楼管尽职尽责，填上来访资料后才准入内。
利器广告在5楼，内部的构造和格局是广告公司该有的样子，轻松随意，兼具设计感与时尚感，倒是与主栋楼的陈旧感距离颇大。谢正茂解释：“这栋楼是十几年前修建的，硬件环境本就不好，只好把公司内的环境装修得好些。”
谢正茂喜欢广告，他觉得帮产品做全新的诠释，从而获得产品之外的感受和联想，是一种很美妙的体验。高中填报志愿时他就想报广告学，无奈当时国内并没有形成广告学的专业体系，只好投报金融。兴趣使然，他在大学期间，广泛涉猎了关于广告学的书籍。
初入广告行业是在1996年，房地产行业朝九晚五，谢正茂受不了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跳槽到了一家广告公司，以做文案入行，一干就是15年。“我当时选择了入行门槛最低的文案工作，因为每个人都会写字，加上我之前的工作经验，我想应该不会做的太差。”
乍看之下，谢正茂并不像是做商业的人，黑色的毛衣外搭一条围巾，坐姿随意，偶尔会慵懒的半躺在沙发上，尽兴之处还会用动作辅之语言，一派儒相。他有很多想法，不受局限又不偏离主流，不经意间会露出些许狡黠和得意之色，始终明白自己想做的和该做的事情。
跨领域跳槽后，谢正茂很快融入新的环境。初出茅庐的时期，他面临一个半成新的领域，机遇与挑战共存。中国联通这个客户就是他的机遇。1997年，中国联通初入武汉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但谢正茂并未轻待，用广告人的专业和素质提供出了优秀的方案，双方一拍即合，相濡以沫走过15载。谢正茂说：“可以说，我们伴随着中国联通在武汉一起成长，很少有广告商能和一个客户合作15年，这时间比一般夫妻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但我们做到了。”
历经而立之年，谢正茂实现了作为广告人份内的预期，之后就特别想做些份外之事，比如――武汉双年展。10年前，他还是创作部的负责人，带着2位搭档，去上海看了第一届双年展，感触颇深。之后陆陆续续观摩了全国各地优秀的双年展，就特别想在武汉办一个。从最初的筹备，到45天的倒数，武汉双年展在龟北路开展。“能干成这件事，我很自豪。看过展览的人，评价都是正面的，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小的鼓励，很欣慰，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
武汉这个城市对于谢正茂来说，就是家，在这里，他汲取了知识，收获了事业，赢得了爱情。他的太太是位地道的武汉姑娘，如今的三口之家和睦而温馨。谢正茂说：“武汉的姑娘伢都很漂亮，不做作，豪爽，性格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和地域不无相关。”
武汉是一座让人舒服的城市，虽然交通建设暂时拉低了空气的质量，但人活得都很自在。东湖和武汉天地是谢正茂常去的两个地方，一方展现着武汉最美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透露着武汉最时尚的人文气息。和其他的城市相比，谢正茂还是觉得武汉差了那么些东西，“我们总是在盼ZARA来，盼星巴克来，盼宜家来，感觉总是在追逐大流，却没有自己的主意，缺少一种鲜明的本土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承载物。”
飞速的发展，简单的克隆，让武汉少了份沉淀，多了份浮躁。这里有市井的汉正街，也有人文的武汉关码头；武汉人热情、机灵、滑头，陋习不少。在谢正茂看来，下午3点到4点，从汉正街到晴川桥上的种种才是最武汉的一幕。“各种各样的人，挑着担的、开着车的、打货的、运货的、汉骂着的、交易着的、按喇叭的等等等等，配合着拥堵不堪的交通，那情形简直叫人崩溃，武汉的脏乱差一览无遗；但从另一方看，他人也是在完成他的生活，每一个微小个体积极坚韧不停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这才是最武汉的人情味。”
《生活家》：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你觉得你够投入在武汉的生活吗？
谢正茂：不太够投入。
《生活家》：从个人角度出发，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武汉应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
谢正茂：好的书店。
《生活家》：在武汉生活，最难习惯的是什么？
谢正茂：灰尘大。
《生活家》：你觉得武汉对你最无法割舍之处在哪里？
谢正茂：在武汉的家。
《生活家》：用一句话描述武汉在你心中的意义？
谢正茂：家。
《生活家》：2012，您对武汉有什么新的期望？
谢正茂：家门口的地铁2号线能如期安全通车。
《生活家》：武汉要建成全国中心城市，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谢正茂：10年之内。
《生活家》：梦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谢正茂：一旦有梦想，会比以前更辛苦，因为要一直坚持下去。
《生活家》：2012如果是世界末日，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谢正茂：买张机票去最想去却一直没去的地方。
林立：武汉，母亲城
《生活家》杂志 | 徐彦
《生活家》：林立，武汉大众设计策划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创意总监
1992年，林立开始下海从商的经历。在省摄影家协会服务部的承包工作后，林立于1993年注册了“大众”商标，成为武汉市最早的专业设计策划公司之一。对于“果粉”林立来说，创意先行，其器也要利――大众同时也是武汉市内最早采用苹果电脑为设计电脑的公司。“94年的办公电脑是什么概念，PC机也才386级别啊！我专门跑到南方去采购苹果的PowerMacintosh。”林立说，在当时，苹果算是天价，“80HZ的主频就得6.6万元，加上各种字库、打印机、扫描仪，全套下来十几万，我带到广州全部的钱花光了还不够。”
作为武汉市内成立时间最长且最专业的策划设计公司总经理，林立将自己和公司的发展与武汉城市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广泛到类似98抗洪的宣传设计，细化到武汉本地的大型活动和特色品牌例如卓尔足球队的队徽设计，我一直觉得企业的发展是和地区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企业的实力提升了，地区形象才能提升。”最近，林立在着手为湖北省唯一一家茶叶企业的中华老字号“赵李桥”茶叶品牌做策划推广。“策划在前，战略策略引领，产品包装和具体推广创意在后，是全面的服务。”林立说，“汉口数百年前是中国茶叶的国际贸易的中心，而为本地老字号的品牌茶叶做策划，是事业，更是作为当地人对本土文化的情结。”
最近，大众策划设计为武汉卓尔足球队设计的新队徽被选用为定稿，林立在微博上发布自己的好心情。“我是球迷，也是汉军粉丝！”她说，“作为老武汉，自然期望能为自己的家乡做得更多。”
《生活家》：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你觉得你够投入在武汉的生活吗？
林立：如果说对武汉投入生活的态度，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积极的。我经常以公司和个人的身份参与到相关武汉的城市建设的活动中――比如最近参与主办的武汉江滩Logo设计征集和评选活动。武汉的发展是显著的，现在已经比过去好很多。当然，按照综合发展条件，武汉其实应该比现在更好。
《生活家》：从个人角度出发，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武汉应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
林立：首先谈谈精神层面，公众的文化活动。现在大部分普通民众还没有普遍形成文化消费的习惯――音乐会、展览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这是一个文明社会所必需的软实力体现，也是一个较为开化的象征。
物质层面的话，我希望武汉地区能引进“汉堡王”（BurgerKing），在快餐连锁系列里，汉堡王的汉堡比麦当劳、肯德基的味道好多了。国内大城市有分店，我觉得武汉也应该有。
《生活家》：在武汉生活，最难习惯的是什么？
林立：不守信用，习惯性迟到。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男士不经过女士同意就肆无忌惮地吸烟――好歹你要问一声是否介意先。
《生活家》：您觉得武汉对你最无法割舍之处在哪里？
林立：亲朋好友和我的人脉。所有的同学、朋友关系都在武汉建立。武汉的吃自然也是不能割舍的，特别是热干面。另有一点特别要提及的：武汉的水非常珍贵。江多湖多的城市，尤其是在水资源稀缺的大环境下，以后的城市优势非常明显。我个人认为武汉江滩这块绿色风景区会成为类似纽约中央公园一样重要的地标。
《生活家》：用一句话描述武汉在你心中的意义？
林立：武汉是我的母亲城。我的祖籍是湖南，但生在武汉，长在武汉；若说湖南像父亲，那么武汉对我来说就是母亲城，有特别的情感在里面。
《生活家》：2012，您对武汉有什么新的期望？
林立：希望武汉能再干净一点，武汉人的火气更小一点。
《生活家》：武汉要建成全国中心城市，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林立：在我看来，武汉的先天条件很好：华中地区的中心城市，交通便利，至少应该排名在全国城市的3-4位。“京、沪、深、汉”才是我心目中的排名。其实武汉完全可以按照内陆城市的特点发展自己的优势，比如不一定要走精英教育路线，可以提供输送到全国的高级技能的生产者。按照目前高速发展的态势，5-7年应该可以实现。
《生活家》：梦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林立：公司发展成文化创意中心，各方面都有提升，形成创意、艺术、设计、市场营销综合交流的这么一个场合。到时候期待公司能进驻江滩或其他的创意园区――我实在太喜欢那种感觉了。
《生活家》：2012如果世纪末日，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林立：把我存的加州有机葡萄好酒，一口气都喝了。
董松岩：梦想之城中的青春
《生活家》杂志| 张珊珊& 图 | Lemon
&《生活家》：董松岩，微电影导演& 天堂映画创始人
看董松岩的外貌，很难让人预料到他是一位接近30岁的人，业已成家，育有一子。他的表情依然青涩，表达内敛，做派学院，青春、梦想、校园……是从他嘴里吐出最高频率的词汇。
和他交谈，很容易进入一个虚拟的故事环境。他把发问者的问题进行扩充，用倒叙的手法，剪成一辑一辑的片段，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他自己。这和拍电影很不同，电影里的故事大多都是别人的。
19岁时，他给人的招牌印象是“热血”，拿着一台简单的DV，可以出现在校园中的任何一个角落。还在武汉理工大学攻读影视的他，2004年拍摄了纪实影片《红印》，斩获了第28届东京录影节大赛佳作奖，全球共3000部作品参赛，100部获奖，中国仅4部。
初露峥嵘的他进入了人生最璀璨的光辉时刻，更加坚定当初放弃北京服装学院是正确的选择。
校园DV岁月
在整个大学时代，他拍摄了数目可观的电影，在那台简陋的DV里，总有互生情愫的少男少女，斜倚树边的老式单车，整洁的教室和明净的窗台……有关青春的一切。
他还记得拍第一部影片时的情景，那是老师布置的一次作业，演员自选，题材不限。故事的内容早已有了腹稿，为了找到合适的演员，他蹲在食堂门口挨个观察，一连几天，差点被当成了不良分子。
《虫儿飞》是一个半成品，除了基本上算是完整的故事外，其余一切显得粗糙而业余。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初啼，但在董松岩看来，却是一次绝妙的尝试。他一脸认真略带兴奋的说：“你知道吗，片子拍得真的很烂，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勇气重看第二遍，但是这种感觉很奇妙，用影像表达思想，带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这种兴奋的满足感持续了很久，并延续到了第二部影片里。《灯火阑珊》的拍摄成本仅有800块，用于购买拍摄器材和空白录像带，剧中的男主角是他的朋友涂毅，被硬拉来友情出演，在半年断断续续的课余时间里，他完成了这部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网络播出后，即被一家影视公司相中，他因此还赚到了3500元的版税。
“青春是我电影里永恒的主旋律，我喜欢这种方式和表达，也擅长表达出这种感觉。”校园是天然的磁场，永不缺乏青春的正负极，天然的环境孕育出天然的演员，天然的演员演绎着自然而然的爱情故事，观众总是可以在这样的故事里找到似曾相识的影子。
毕业前后，是董松岩最矛盾的时期。“那时，大家都在找工作，我也去了，一家知名的杭州影视公司录取了我，在我真正去了之后，才发现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上前线拍摄的机会很少，学不到真正的技术。混了一个月，我便辞职了。”
离开杭州后，董松岩重归武汉。他还记得2002年刚来的时候，后脚一踏出火车站，扑面迎来的是和湖南完全不同的调子，“熙熙攘攘的人群，偌大的城市，不够大气，也不够漂亮。”短暂离开后，重新回到同样的位置，再看武汉，那是和初见截然不同的感受，城市在变，人也在变，4年来，他竟一点也没留意。
在武汉梦想初升
重回武汉后，董松岩决定自己组建团队，那些在大学里和他合作愉快的人纷纷响应，6人成组，团名叫“天堂映画”。
作为天堂映画推出的第一部影片，《初夏》的剧本是偶然间得到的，董松岩决定做一个大胆的尝试，以这部电影为蓝本，探寻影视行业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影片前期的景况比以往要好很多，开拍前便获得了几万元的投资。演员遴选颇具规模，千中选一。“以前在学校没什么选择，只有拉朋友出演，现在有了这么多人，反而不好选。”
6个月的制作周期后，《初夏》成功在亚贸兴汇影城首映，故事内容是他擅长的青春题材，观众反响不错。《初夏》是青春的一种延续，是在他人迫不及待的长大成年，迫不及待的蜕变为社会人，迫不及待的为了生存盲目放弃梦想的时候，他仍然孤独的做着守梦人。但执着的人定会成功，这是真理。
2006年11月至今，董松岩和天堂映画总共拍摄了十几部故事电影和200多部商业广告，获奖不少。每部电影的拍摄犹如一段漫长的阵痛期，过程繁琐。“拍电影需要不断寻找新的兴奋点来进行自我调节；以前是单一的自我尝试，但有了公司和团队之后，需要考虑更多。”
武汉，是梦想的初升地，是青春永不衰败的沃土。在董松岩眼中，武汉是具象的：老汉口的中年男子，剃着平头，打着赤膊，脖子上挂着金项链，呆在巷子里，好面子，表面上看有气势，内心简单。正是简单铸就了这个城市的真实面貌，人的情绪写在脸上，不矫揉不造作，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武汉话。他喜欢武汉长江大桥，不华丽但很漂亮，不张扬却很实用。“当有朋友来武汉时，便会带着他们到大桥上走一走，在江滩逛一逛，坐一坐渡轮，轻松自然。”
从2002年初到武汉；到2012年成立自己的影视公司，董松岩在武汉的时间，前后一算，正好10年。10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改变最初的青涩，改变敢于尝试的勇敢，甚至改变个体本身的命运，然而，10年来，有些东西却从未改变，那是对电影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
《生活家》：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你觉得你够投入在武汉的生活吗？
董松岩：还可以。
《生活家》：从个人角度出发，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武汉应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
董松岩：一部很好的关于武汉的电影。
《生活家》：在武汉生活，最难习惯的是什么？
董松岩：没什么不习惯的。
《生活家》：你觉得武汉对你最无法割舍之处在哪里？
董松岩：武汉的人。
《生活家》：用一句话描述武汉在你心中的意义？
董松岩：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
《生活家》：2012年，你对武汉有什么新的期望？
董松岩：希望武汉能认识到新媒体、微电影的前景。
《生活家》：武汉要建成全国中心城市，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董松岩：5―10年。
《生活家》：梦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董松岩：支撑我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现实的工作已经很累，没有梦想支撑的话更累。
《生活家》：2012如果是世界末日，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董松岩：带着老婆、孩子环游世界。
詹凯：我更关注行业发展
《生活家》杂志 | 张珊珊 图 | Lemon
《生活家》：詹凯，互联网从业者、DemoCoffee发起人之一
Demo咖啡深藏于林立的写字楼间，店外仅有两个小小的深红色圆形招牌作为引导，虽毗邻主干道，但并不打眼。室内面积比一般的咖啡馆要大很多，装修是复古的英伦风格，拥有整墙的嵌入式书柜，书柜上并未放满。
詹凯是Demo咖啡的发起人之一，初见之下，并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简单干净的装束，戴着眼镜，礼貌随和。刚一落座，他便招呼店员点了两杯咖啡，微笑的寒暄：“边喝边聊吧。”
鉴于工作习惯，我用普通话做了开场白，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之后，他打断道：“你是武汉人吗？”我点头。“那就都说武汉话吧，普通话对话，特别扭。”说完，爽朗一笑。
每一个开咖啡馆的人，都有一颗爱喝咖啡的心。詹凯是，却不尽然。“在这个时代，咖啡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香浓的口味，更是一种感觉，我们会疯狂的沉浸在那种感觉中。”詹凯说：“我们是要借咖啡馆这样一个平台，聚合人的资源，特别是武汉互联网、IT、电商领域的资源，交流整合，自由分享。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卖的不是咖啡，是资源。”
Demo咖啡是种尝试，是实体线下的交流平台，在它之前，武汉还尚未出现类似的咖啡馆，北京和上海有不少，车库咖啡馆、贝塔咖啡、PM（产品经理人）咖啡、3W咖啡等等。
服务员将咖啡端了上来，咖啡杯精致小巧，杯身绘着明黄的花蕊，甚是好看，杯碟上放着糖和奶。詹凯就势抿了一口咖啡，不加糖不加奶。
詹凯今年39岁，正处于人生的巅峰。除却在北京打拼的2年，其余时间都在武汉，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有着20年的IT从业经验。和他聊天，最大的感受便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怎么看待武汉近几年的变化呢？比如说开了汉街，欢乐谷来了，地铁的修建，城市的建设等等。”
“我平常不太关注这些方面，我不常逛街，对欢乐谷兴趣也不大，我关注武汉互联网、IT、电商行业比较多。”
理科出身的人，大多都十分讲求逻辑，对于感性的问题，也需要用逻辑来进行推导。当我问詹凯是否适应武汉的生活，他反问“这个怎么回答呢，适应和不适应的标准是什么。”一时间，角色反转，提问者变成了答题人。
詹凯喝咖啡的习惯很有个人特色，将汤匙紧贴着杯壁，大拇指按住汤匙，其余四指握住杯靶，并非小酌小饮，而是充满些许豪气。回答问题的间隙，常常把玩手中的咖啡杯，眉头微锁，陷入短暂的思考。谈吐间，从容淡定，透明的眼镜片后，映射出颇具自信的神态。
谈起关乎行业内的事，詹凯滔滔不绝，时常会蹦出些专业术语，举一些熟悉的名人例子，并嘱托我千万不要将这些词汇和人名写错；但一说起生活方面，他显然兴趣并不大。
20年浸淫让詹凯对武汉的互联网行业态势又爱又恨，“和北上广相比，在科技这块，武汉还差得很远。武汉的特点是新兴行业多，且集中在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才不少，像全国响当当的雷军、陈一舟等，都是在武汉读过书或做过生意，之后才北上发展。做到现在，有些人甚至改变了行业格局，雷军的小米手机就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从另一方面说，武汉民间的氛围和土壤形成不够，缺少最前沿的东西。”
言谈之间，詹凯始终强调自己加入开Demo咖啡的团队主要的动机就是“有效的交流”，这源于他自身一次不成功的创业经历。
2007年从北京回到武汉后，詹凯开始自主创业，组建了一个20人的团队，搞互联网。此时的互联网行业在武汉来说还并不成熟，缺乏最前沿的资讯、没有有效的互动交流圈。互联网上爆炸式的信息让人应接不暇，公司运转起来后，接踵而来的问题一时让他手足无措，这次饱含激情的创业很快便无疾而终。
Demo咖啡的组建，寄托了詹凯的期待，二十多个发起人和一群青年创业者的期待，因为这个咖啡馆，他们由个体的点，铺成面，共享资源。
工作围绕着Demo，就连生活，詹凯也是以Demo为核心运转。当我问他最喜欢武汉的哪个地方，他停顿片刻回应：“东湖开发区吧，氛围很好。”些许是觉得回答无情趣，后又补充“东湖也不错，景色很美，每天上班都会路过。”
交谈临近结束已是夜幕黄昏，桌上的咖啡已经见底，即使加了奶和糖，味道依然苦涩。Demo咖啡里坐着三三两两的人，大多临窗或靠墙，开着笔记本，边喝咖啡，边注视电脑屏幕；三五成群的则相互之间轻声交谈，尽兴之处干脆笑出声来。和其他的咖啡馆的静谧相比，Demo应该算是个另类。
北京的2年生活，让詹凯将身体机能调到了“北京标准”，快速、高效、紧绷。回到武汉后，就犹如突然的急刹车，速度慢了大半拍，一时间倒有些不适应。“武汉人偏于安逸，满足于小富即安的生活，这是城市的特性，但很限制创业。”
在詹凯眼中，武汉人是聪明的，常常喜欢用小聪明去体现大智慧，成功者有之，如电商行业的“我的百分之一”、“安都”、“混合二次方”等淘宝网店，但却并没有出现像凡客、麦包包这些独立的全国性的企业，这便是城市特性造成的直接结果。
《生活家》：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你觉得你够投入在武汉的生活吗？
詹凯：投入。
《生活家》：从个人角度出发，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武汉应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
詹凯：尚未诞生全国性或全球性的一些IT、互联网行业的企业。
《生活家》：在武汉生活，最难习惯的是什么？
詹凯：没有不习惯。
《生活家》：你觉得武汉对你最无法割舍之处在哪里？
詹凯：亲情。
《生活家》：用一句话描述武汉在你心中的意义？
詹凯：自己的家乡。
《生活家》：2012，你对武汉有什么新的期望？
詹凯：希望武汉的环境更好，交通更便利，城市更文明，发展更快。
《生活家》：武汉要建成全国中心城市，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詹凯：至少10年。
《生活家》：梦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詹凯：不能说是一切，也不意味着空想，除却家庭因素之外，梦想代表着事业。
《生活家》：2012如果世纪末日，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詹凯：在家待着，陪着家人。
朱静：多一点艺术,武汉更精彩
《生活家》杂志 | 徐彦&& 图 | 缈h
&《生活家》：朱静，武汉琴台音乐厅分公司副总经理
2009年当朱静来到武汉担任琴台音乐厅分公司的经理一职的时候，她能够意识到自己将在武汉这一全新的地域进行一个开拓，“武汉的演出市场比较北京等一线城市来说还是有相当的距离”，朱静说，“但是正因为此，我们的工作才更加有意义。”采取拓荒的态度来开辟市场，朱静一直期待在这座地处中原的城市中施展宏图，借助琴台音乐厅这样一个文化场所的中心，使得武汉这座生命力旺盛的市民化城市在另一方面的精神需求也能得到提升。2012，武汉“音乐之城”的建设和打造，正在进行。
《生活家》：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你觉得你够投入在武汉的生活吗？
朱静：我不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老家在北京，来武汉只不过几年的时间。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已经很“投入”在武汉的日常生活了。我非常喜欢这里，一直觉得武汉是一个“美人城市”，环境和水资源非常的养人。虽然武汉的天气和武汉人的性格一样直爽生猛，但这也正是城市的特点和象征。作为投入城市生活的人，我能接受如此独特的武汉。
《生活家》：从个人角度出发，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武汉应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
朱静：武汉的硬件非常发达，唯一欠缺的就是软件了。整个城市的精神状态也是比较安逸闲适的，这一点从城市里人们走路的姿势都看得出来，北京任何时候都永远是急匆匆地向前冲，武汉在许可的情况下，人们还是更愿意过一种悠闲的生活。可能在城市人们的状态中，武汉还需要更有活力，更向上的一种精神。
另一点就是整体的素质修养问题了。因为我们做音乐厅的演出行当，在这种纯精神消费的场所就会使整体素质水平特别明显的体现出来。包括随意大声喧哗，吃东西之类现象的突出体现，还是表明武汉音乐和文化的环境还有待提高。
最后如果要说硬件的话，我强烈建议武汉引进统一供暖！作为北方人，实在无法忍受冬季这种湿冷的房间温度――在北京，人们都是习惯进屋就换便服，而在武汉，即便是开着空调，我还是不敢把羽绒服从身上脱下来！
《生活家》：在武汉生活，最难习惯的是什么？
朱静：还是普遍的素质问题。包括乱插队，大街上抢着拦的士，特别是公共场合的大声喧哗，这是我一直适应不了的。我刚来武汉的时候，对武汉人民“热情”的大声对话方式实在是消受不了，有一次我甚至被人“逼着”倒退出房间――对方大声说话的架势让我误以为是在跟我吵架！后来被告知这是武汉人交往之间表达亲密的一种很有特点的方式，虽然情感上能够理解，但还是有点接受无能……
《生活家》：您觉得武汉对您最无法割舍之处在哪里？
朱静：武汉的水资源，这个是武汉最为珍贵的。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对比起来非常能够感受到这种差异。在武汉，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水可以不用注意特别节省（当然不是浪费的意思），而不像北京，我小时候甚至洗手的用水都是极其注意的。
另一点就是武汉的小吃，这也是非常难以割舍的――如果小吃的环境能更干净整洁的话就更好了。
《生活家》：用一句话描述武汉在你心中的意义？
朱静：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武汉按照城市性格来说，到底是南方还是北方？最后我意识到了，武汉是南方的气候和环境，北方的脾气和性格！
武汉对我个人来说，是事业轨迹中最重要的中转站。
《生活家》：2012，您对武汉有什么新的期望？
朱静：期望武汉到北京的高铁能快点修通！这样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很多院线演出都成为了可能。也期望武汉人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精神需求上，武汉有辉煌的历史，文化底蕴也相当深厚，期待能够在精神层面上有更多的建树。
《生活家》：武汉要建成全国中心城市，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朱静：按照武汉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硬件上应该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武汉有别的城市无法替代的地理优势。交通非常便利，又是华中地区的中心。客观条件上说，对音乐厅也是很有益处的――很多演奏家不愿意去二线城市演出，就是因为没有直达的交通，都是要到某一个中心城市再转车，颇费周折。去年，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提出建设“文化武汉”，其中一项便是要建设“音乐之城”。而武汉这样的交通，会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乐团和演奏家来演出，交流相对会更便捷，更频繁。当然从软件素质上，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城市，还需要更多的历练。
《生活家》：梦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朱静：对我个人的事业来说，希望能有一个新的台阶――毕竟做了十几年的演出，特别期待能够在武汉这样一个全新的平台上有更好的发展。往最大说，还是希望自己的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生活家》：2012如果世纪末日，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朱静：当然是和我的家人们在一起，还有我的宠物狗狗！如果真有那一天，我希望没有任何演出安排，能让我打飞的回去和家人团聚。
麦克峰：和这个城市谈场恋爱
《生活家》杂志| 张珊珊&& 图 | Lemon
《生活家》：麦克峰，纪录片《城市之光》导演& 电视台主持人
鸣笛的轮渡在旖旎的江面缓缓向前，掀起阵阵涟漪，将岸边静止的摩登大楼留在了若隐若现的风景里；两岸桥头飞渡，接连闪现出不停穿梭的车流，两副手绘的黑白映画展开了关于武汉的部分图景。
“这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这里有一群怀揣梦想的人”，麦克峰用一段明快又抑扬顿挫的独白，开始讲述他眼中武汉的样子。优雅的、古朴的、向上的、年轻的、激情的、市井的、创意的……各类武汉，全在《城市之光》里。
有些人说它并不像记录片，极具个人特色的内容和剪辑，让它看上去更像零碎的、絮絮叨叨的个人励志故事。看过影片的人，反应呈两极，激动不已者有之，尖锐质疑者有之。对于各种反馈，导演麦克峰都接受，“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武汉，我拍这个片子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武汉不只有黄鹤楼、古琴台，还有昙华林、棋盘街、爪哇空气、VOX酒吧、青年旅社等等各种鲜活的东西，这是一个更加新锐和向上的武汉，属于80后的武汉。”
我祖籍上海，是典型的80后。武汉对于我来说，是异乡也是故乡，从呱呱坠地起，就从来没有离开过。
家在武昌，武昌便成了我生活的全中心。对于江的那一头，我一直觉得就是另一个城市。
上高中的学校离司门口较近，在整个学生年代，我经常走街串巷，踏足这里的边边角角。司门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街道交错纵横，内有乾坤。就如同一块剁烂的豆腐，但无论剁得有多夸张，依然能够看到它清晰的脉络和格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司门口一度成为商业的中心，新旧交接之间，它成为了矛盾的混合体。它是古老的，百年的老教堂见证着城市的荣辱兴衰；它是新锐的，潮流最前线的商业街鳞次栉比，光鲜亮丽，人潮如织；它是文艺的，棋盘街上有纷繁的个性涂鸦，昙华林里有最美的融园；它是市井的，这里有汉派小吃齐聚一堂的户部巷，有简陋的路边烧烤摊。各种元素的层层叠加，展现着真实生活的全貌。
我始终认为，司门口在新与旧中，保持了自己鲜明的个性。这有点像80后一代，既尊重所有的文化，又坚持自己的风格。在这里，最美的时候是日落，坐在浪花卷卷的江滩边，抬头仰望对面高耸的龟山电视塔，昏黄的余晖穿塔而入，有种一点也不亚于埃菲尔铁塔的美。
参加工作后，生活的圈子逐渐变宽，跳脱了小圈子的桎梏，窥见了这个城市的全貌。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新鲜的。10年前不能称之为职业的职业，在80后的手中，被玩的很漂亮。广八路的街舞、VOX酒吧的摇滚、参差的咖啡、棋盘街的涂鸦……年轻一代在这个城市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
梦想、颠覆、城市，组成了一个向上的有机世界，城市青年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如同百年前的辛亥，在相同的城市，进行的那场颠覆一样。
于是，我拍了这部《城市之光》，为了纪念。
三年的预想，三个月的创作，2011年7月，《城市之光》开机。拍摄的DV是找朋友借的，虽然有时也能借到专业的摄像机，全剧组仅有我和编剧蝎子两个人，交通工具是我的车。全程拍摄，最大的支出可能就算车子的油费。
影片一共采访了18组人，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拍摄了1010G的内容，这个城市和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有关青春，有关梦想，有关青年，有关文化。
记录片最终于12月9日晚上19点在探路者旅行社首映，影片时长43分39秒。我是在12月凌晨5点才把片子做完，离首映，相隔不到14个小时。
影片共公映9场，分别在探路者旅行社、爪哇空气、参差咖啡、VOX酒吧等地进行小型放映，自发前来的观影人数，每场50人左右。之后网络播出，2天之内点击量即达3万，微博转发800多次。我选择这些地方，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武汉先进的青年文化，是这个城市青年文化的地标，虽然现在不明显，但要不了多久，就会凸显出来。
我想表现的武汉，不是约定俗成的黄鹤楼和江汉路，而是将徘徊在主流之外的力量示于人前，青年武汉的精神世界。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存在差异，青年的朝气和锐气使得他们敢为天下先，勇于尝试，并保持独立之精神。武汉有地域和资源的优势，不缺激情才华的青年人，而青年将改变武汉，改变世界。
每个城市都有它独特的气质和味道，武汉有类似上海小情调的里份，但我觉得最能代表武汉的是码头。码头在江边，江边有酒吧，有市政府，有爪哇空气，也有汉阳门。如果把中国看做雄鸡，那么武汉就是这只鸡的心脏，汉阳门就是武汉的心脏。在汉阳门下，有戏班、有商业街、有江滩、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有市井喧嚣，也有安逸静默；有大浪淘沙，也有涓涓细流，它太包容了，以至于你仅仅站在汉阳门，就能窥见大半个武汉的样子。
成都是山一样的城市，那是江湖；武汉是水一样的城市，那是码头。江湖多大佬，码头多市民，所以往往后者更适于生活而不适于生存。
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一句笑脸迎人的“拐子好”，就是武汉的味道。
《生活家》：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你觉得你够投入在武汉的生活吗？
麦克峰：绝对投入。
《生活家》：从个人角度出发，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武汉应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
麦克峰：更多尖锐和新锐的文化以及承载这些文化的地方。
《生活家》：在武汉生活，最难习惯的是什么？
麦克峰：夏天的热，冬天的冷。
《生活家》：你觉得武汉对你最无法割舍之处在哪里？
麦克峰：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无法割舍。
《生活家》：用一句话描述武汉在你心中的意义？
麦克峰：家。
《生活家》：2012，你对武汉有什么新的期望？
麦克峰：家门口的地铁能修好。
《生活家》：武汉要建成全国中心城市，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麦克峰：最好不要建成。
《生活家》：梦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麦克峰：一种自己热爱的生活方式。
《生活家》：2012如果是世界末日，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麦克峰：谈恋爱。
祝亮：活在当下
《生活家》杂志| 肖雏燕&& 图 | 季昊寅
&《生活家》：祝亮，智联招聘武汉分公司总经理
1984年出生，2005年毕业后涉足职场，第一份工作是在智联招聘做一名普通的业务员。历经6年的职场历练，2011年年底他被正式任命为智联招聘武汉分公司总经理。在别人眼中，祝亮算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用六年时间快速完成了职场蜕变。
年仅27岁，就带领着一支100多人的团队在网络招聘这个行业激情奋战，他本身的职场经历就是一个年轻人在自己的城市努力打拼的精彩样本。
毕业六年，未曾换过工作，一定坚守在智联，在流行跳槽的今天并不容易。尽管在坚守的过程中也不乏矛盾和纠结，“2008年之前，智联招聘的整个经营状况并不乐观，北京总部的CEO数度更换，当时人心不稳，业绩也差强人意”，但他同时也看到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行业以及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企业，“刚毕业的学生，不能眼高手低，初入职场的第一年，基本是对所处的行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到了第二年，第三年才开始逐渐在业务上提升自己，制定中长期目标，一步一个脚印的实现。”
作为一名并不太老练的管理者，他坦言自己的压力很大，闲暇之余，他会选择一些历史名人传记来读，比如《明史》《稻盛和夫》等。
不过他信誓旦旦的说：“未来的三年，我要打造一支无坚不摧的铁军队伍，让‘找工作，上智联招聘’成为每一个在汉求职者的首选。”
他笑称自己是“红娘”，在做天底下最美丽的职业，为无数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牵线搭桥，成就他们的美好“姻缘”。“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在这片土地上，能让更多的人找到适合
《生活家》：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你觉得你够投入在武汉的生活吗？
祝亮：很投入。
《生活家》：从个人角度出发，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武汉应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
祝亮：大城市的精神。武汉的人口比较杂，素质参差不齐，从遵守交通规则上就可见一斑。要倡导武汉人从我做起，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和法律，建设武汉的精神文明。
《生活家》：在武汉生活，最难习惯的是什么？
祝亮：武汉城区太大，出门办个事，尤其是过江不容易，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期待武汉地铁网早日建成，方便大家出门。
《生活家》：你觉得你对武汉最无法割舍之处在哪里？
祝亮：武汉是个大都市，比较齐全的配套供给是很多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大型超市、商场、餐饮方面云集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从这方面说，作为武汉人，我感觉很幸福。
《生活家》：用一句话形容武汉在你心中的意义。
祝亮：长江之水养育了我，汉江见证了我的成长，武汉这个城市之于我来说就是母亲的角色，我身体里流淌着武汉的血液。
《生活家》： 2012年你对武汉有哪些新期待？
祝亮：期待2012年地铁2号线通车，方便市民出行。期待加快旧城改造，让城市亮起来。武汉老城区特别多，严重影响武汉形象。最近几年相关部门在加速进行旧城改造，很多老城区已经拆了建成高楼大厦，道路和绿化也在不断的修整。期待武汉成为一个光鲜亮丽的大都市。
《生活家》：你觉得武汉要建成全国中心城市，还需几年？
祝亮：武汉九省通衢，在地理位置上来说已经是中心城市了，但是要跻身于一线城市之列，我觉得应该还需要5到10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别的一线城市也在进步，因此，武汉唯有加快步伐，才能缩小差距。
《生活家》：你觉得梦想对你意味着什么？
祝亮：我每天早上7点起床，吃完早餐，准点赶到公司上班，每天早上在办公室利用十分钟想想，今天我该做什么，要达成什么目标，将每一个中长期目标分解到每一天，于是每天都觉得有希望，有盼头，精神抖擞。因此，梦想对于我来说，意味着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人生也因此而精彩。
《生活家》：2012如果是世界末日，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祝亮：活在当下，如果真的有世界末日一说，我应该是在处理工作，因为我很享受我现在的工作状态。
秦汉春：保护老建筑让武汉变得更好
《生活家》杂志 | 墨妍&& 图 | 季昊寅
&《生活家》：秦汉春，武广客专动车组司机
2011年底，一本以“保护汉口历史建筑”为名的公益挂历制成并免费定向武汉市民推广，这个想法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不是公益团体，也不是工商显贵，而是一名武广客专动车组司机。在人文武汉的一群古建筑保护者提供照片素材和排版设计支持下，由个人出资数千元印刷好公益挂历和台历。他叫秦汉春，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秦北春，这个在武汉出生的北方汉子，对武汉的古建筑着迷，并对武汉古建筑的保护有着长期持续的关注。
秦汉春是一个大孝子，他永远记得老武汉展览馆被炸的时候，父亲眼睛里含着震惊和不解的泪水。父亲秦宪生是给毛主席开过专列，并受过毛主席接见的火车司机。发现老建筑的价值，了解古建筑背后的意义，并致力于保护老建筑的完整，成了秦汉春自己给自己下的一个任务。
父亲开了一辈子火车，秦汉春也做了十几年的火车司机，父子俩的职业生涯就是一部中国火车的发展史。1995年3月，秦汉春也当上了一名火车司机，从内燃和普通电力客运列车司机。2004年，铁路第五次大提速，秦汉春成为首批直达列车司机，以160公里的时速，往返于武汉北京两地。2009年4月1日，他正式成为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司机，往返于武汉到上海、北京之间。2009年年底，武广客专开行，秦汉春又开上了目前世界上最快的时速350公里的动车。
“虽然现在动车上全部实现安全计算机控制，但一旦坐上驾驶座，动车运行的全过程中就得保持清晰的意识和专业的判断，并保证在多种信息同时出现的时候，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开火车既危险又辛苦，1天4趟车，从武汉到长沙。跑3天才休1天。即便如此，秦汉春必然会参与保护老建筑的活动，“我们在汉网上有一个‘人文武汉’的小组，成员们经常会组织一起探访武汉老建筑，抢着保存被拆除的老建筑的资料，呼吁保护现有的历史建筑等等。”
“好多武汉人可能不知道汉口的租界如何划分，江汉路到合作路是英租界，合作路到黎黄陂路附近是俄罗斯租界，黎黄陂路到一元路附近是法租界，一元路到六合路是德国租界，六合路到卢沟桥路是日本租界。租界面积和天津的租界面积相当，仅次于上海。”汉口的租界诉说了大汉口曾经的辉煌，秦汉春对目前武汉的发展也很有信心：“武昌有中国最大的大学城，汉口有上海的外滩，汉阳的兵工厂虽然已经不在了，但是有法国雪铁龙汽车在华的总部以及东风汽车的总部。现在有点像重新复兴前的格局了。武汉三城重新把特征鲜明化了。”
他最为关注的是，古建筑在一个城市软实力的发展占据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武昌是辛亥首义的发源地，汉口是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这些历史会对武汉以后为两岸统一提供良好的基础。如果体现这些历史的建筑能够保留下来的话，就能够让大武汉不光是在国人面前，还是在外国人面前，感觉就会特别不一样。”
而只有珍惜历史，保存历史，一个城市才有长足发展的根基。
《生活家》：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你觉得你够投入在武汉的生活吗？
秦汉春：从1956年我父亲来武汉，我在武汉出生的，算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已经与武汉分不开了。
《生活家》：请推荐一个在武汉你最喜欢的去处。
秦汉春：汉口租界。武汉的辉煌在近代。
《生活家》：从个人角度出发，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武汉应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
秦汉春：武汉曾经该有的都有了，但现在都已经被破坏或者正在被破坏中。发展到现在变成我们武汉市民要跑到外地去看我们曾经有的但被破坏了的东西。
《生活家》：用一句话描述武汉在你心中的意义？
秦汉春：武汉的汉口曾经是“东方的芝加哥”，现在它是我们的家园，希望它能尽快重新拾起这个头衔。
《生活家》：2012，您对武汉有什么新的期望？
秦汉春：武汉的汉口曾经是第二个上海，解放前汉口联合武昌、汉阳，GDP甚至已经超过上海了。武汉面积是上海的两倍。我希望现在的大武汉也能够成为第二个上海，带着中国经济腾飞。
《生活家》：武汉要建成全国中心城市，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秦汉春：复兴大武汉是一个很大的主题，要经济、文化的双发展。如果经济和人文双发展的话，是会很快的。经济是硬实力，人文是软实力，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强拆会毁掉很多历史建筑。
《生活家》：梦想对你来说是什么？
秦汉春：我现在的人生被职业、事业、家庭、爱好四方面包围着，事业和爱好能够良好结合就是我的梦想，我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事业是我退休之后肯定要干的，一个是人文，一个是古典音乐。如果说有什么梦想，大概是退休之后我能跟我妻子开一间音乐唱片书店，她卖书，我卖唱片。
《生活家》：如果2012世界末日真的来临，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秦汉春：跟家人在一起。
黄士勇：用镜头为武汉加油
《生活家》杂志| 墨妍&& 图 | 季昊寅
&《生活家》：黄士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图书馆文献检索员
2003年9月，喜欢拍照的学校图书馆文献检索员黄士勇，用自己新买的相机拍了一组关于江汉路步行街的照片，当时政府投资1.5亿元将江汉路步行街打造成“城市名片”，江汉路一派簇新的景象。当时网上论坛这个与网友交流互动的平台才刚刚兴起，黄士勇注册了一个网名whhb123，将自己拍的图片放在了论坛上。没想到引来一些同好者的好评，生活中喜欢安静，不太言谈的黄士勇觉得挺有意思的，便将帖子取名为《行云的武汉，流水的三镇》，每次在武汉三镇行走时拍到好看的图片，就会上传到论坛上。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了8年，8年时间之内，他一共发布12000多幅武汉美图，引得240多万人次的点击率。
这一串数字被媒体披露，摆在面前，平常的行为便变得有点意义非凡，黄士勇的这一行为也备受关注。当媒体采访他时，他说：“我并未想立史，我只是在不停的拍照中获得享受。”
从江汉路步行街开街到洪山广场建成，从江滩改造到琴台大剧院揭幕，从武汉大道通车到楚河汉街落成，踏遍三镇大街小巷，跟拍武汉城市建设发展与变迁，展现的全是城市美好的面貌，“用照相机记录武汉，更多的是随手的习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只是把自己觉得值得一拍的城市场景随手记录下来，这有点像是用图片在写日志一样，图片会让我觉得生活在这个城市更生动一些。”
用行走丈量武汉的广度，用照片记录武汉的纵深，这个帖子还在继续完善中，相机装备已经用过6套，在摄影这条“不归路”上，黄士勇仍然乐在其中，而对武汉的关注，是身为一个武汉人最原始的冲动，黄士勇说：“不是我刻意在描绘武汉，武汉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只是我感觉武汉的将来会很不错。”
《生活家》：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你觉得你够投入在武汉的生活吗？
黄士勇：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为我是在武汉出生、武汉成长、又一直在武汉工作生活着的公民，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已经融入到了这个城市中，其实这就是我自己的城市，我们也都是构成这个有机城市的一个个微小的细胞，只有我们都融入到这个有气体里，这个城市才会充满活力。
《生活家》：拍了武汉那么多地方，请推荐一个在武汉你最喜欢的去处。
黄士勇：这个还真不好说，所谓最喜欢，还要看自己的心境，我只能说我自己最喜欢去的几个地方是：琴台大剧院及周边、东湖落雁景区以及汉阳江滩大禹神话园等。
《生活家》：从个人角度出发，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武汉应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
黄士勇：从一个最关系到我们老百姓个人实际生活的角度想，就是应该是地铁，尽管多条在建，但这确实是武汉最应该有的。从个人的精神世界考虑，这个城市还缺少对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人文关怀。
《生活家》：在武汉生活，最难习惯的是什么？
黄士勇：在武汉生活，恐怕最难习惯的估计还是许多人不按规矩来，开车的、骑车的、走路的，明明可以各行其道，但往往是混作一团。
《生活家》：您觉得武汉对您最无法割舍之处在哪里？
黄士勇：我生活、成长所伴随的一切基本都在这里，这里有我的家人，我最熟悉的场景，总之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我最熟悉而无法割舍的城市。
《生活家》：用一句话描述武汉在你心中的意义？
黄士勇：很简单，武汉就是我的家之所在。家是什么，家就是你无论到哪里，你的心之所系的地方。
《生活家》：2012，您对武汉有什么新的期望？
黄士勇：我期望这个城市能更加清新、靓丽，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能感受到更多的愉悦，人们的行为举止能更加文明。
《生活家》：武汉要建成全国中心城市，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黄士勇：这需要我们大家从点滴做起，共同努力，要从软、硬件上都达到一个全国中心城市的目标，不是光有我们自己的感觉，还需要国家和周边省市的认同才能算建成全国中心城市，我觉得这需要5~10年的时间。
《生活家》：梦想对你来说是什么？
黄士勇：梦想，对我而言就是让自己的思绪随意飘荡在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里，我的心灵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的翱翔。
《生活家》：如果2012世界末日真的来临，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黄士勇：泡一壶好茶，听几首好曲，静静的和家人在一起面对，这个既不可怕，对我而言也真无所谓，人总是要走向自己的终点，区别仅仅在于早和晚。
尤光付：武汉应做中部“舞者
《生活家》杂志| 钱彩萍&& 图 | 季昊寅
&《生活家》：尤光付，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在我们的记忆里，“大武汉”这一称谓可以说根深蒂固，追溯其源，它更像是人们给武汉盖上的一顶帽子，就像诸如“中部崛起之都”、“长江流域老大”之类的城市定位，但在尤光付看来，这顶带了这么多年的帽子似乎并不那么合适。
“我在很多场合都提过，武汉近十年的城市功能定位都很模糊，它不应成为有‘啤酒肚’的男子，肚子大了不好看，也不能一味照搬上海或者南京的做法，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武汉应该发掘自己的特色，做长江流域中部的‘舞者’，展灵秀之气。”也许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才能把武汉放到湖北省发展和国家中部地区发展的战略支点上去。
“城市精神不能只当口号喊喊，而应该落实到武汉今后的城市发展中去”，尤光付说，“比如同样都属于码头文化，武汉却远远不及上海那么开放和发达，这与武汉人普遍的‘小市民’心态息息相关，所以政府应该增强市民的底气，开拓他们的眼界，最主要的是壮大市民的创新胆量。”
不可否认的是，把武汉的发展放到本地和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去历史地、科学地评估，它还是有日新月异的变化的，最为直观的就是建筑和交通了，也许人们对“满城挖”现象怀有敌意，但实际上要辩证地看。“一方面，它的确反映出政府在城建中规划不全、各自为政的不足，但也凸显了上头有破才有立的思想转变，如今的京广沪，不都是挖出来的吗，我有时还感慨，啥时候才有立体交通啊？”
当然，在看到进步的同时，一些官员也亟待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庸、懒、散、混是禁忌，另外还要打击博弈各方的‘寻租’现象以及街头巷尾的市侩习气。”
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武汉市政府基本上只关注一些大中型国企，无论是制度上还是经济上对中小企业的扶持都少之又少。“山东这几年就很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是个很好的范例，中小企业将来会成为GDP增长中的重要一环。”
当然，对于政策环境的担忧，企业家们大可把它提出来，不要一味埋怨，“毕竟，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评估、反馈等是一个高度讲究民主、科学和法治的事情，企业家可以多参与建言。”
另一方面，“抓大放小”势必会导致中小企业发展受挫，进一步导致整个就业市场的萎缩，“这也就是为什么身为高校集聚地，武汉却很难留住优秀人才，从而导致武汉这座城市‘文’与‘智’的缺失。”
“文化是制度之母”，谈及武汉城市的文化发展上，尤光付把它与商业结合起来，“比如在商业游戏规则中，诚信、共赢的文化若是扎根于本土的社会经济文化之中，是该形成多么强大的软实力和竞争力。”
在一个个同质化的商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时候，融合了荆楚文化与国际风尚的楚河汉街却在众商业综合体里中了头彩，就是因为里面注入了我们城市的文化，顾客们才能有那种强烈的回归之感。
“在当今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中，弘扬武汉的城市文化应当有体制有机制地进行改革和创新，比如应该打造更多含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品牌，当然也应吸收或移植外来文化的精髓，形成一种开放的、向上的以至于脍炙人口的特色文化产业。”
“我常为武汉的艰辛而酸楚，常为武汉的变革而欣喜”，对于尤光付来说，这个城市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家庭和事业皆诞生于此，几十年的时间已让他融入这里，但对于这个城市他又比本土人看得更清，外加专事研究行政管理这么多年，使他能既客观又宏观地把握这个城市的脉动。
《生活家》：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你觉得你够投入在武汉的生活吗？
尤光付：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把“公民” 换为“居民”，公民是政治上的概念而不是社会上的，毕竟大武汉包纳了各个地区甚至于各种国度的人。作为武汉市民，我觉得武汉的发展与我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度与武汉的发展成正相关。
《生活家》：从个人角度出发，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武汉应该有而现在还没有的？
尤光付：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有个比较，回看历史，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历史的镜鉴还是比较优势都在召唤武汉，但我认为有两件事情是武汉亟待解决的：一是留住和引进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因为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强市；二是要重构武汉的金融业，邓小平曾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个地方要成为战略支点必须有强大的金融支持。
《生活家》：在武汉生活，最难习惯的是什么？
尤光付：有两个：一是冬天没有暖气；另一个则是在街头早摊点过早时要面对脏乱差，感觉它让我的生活品质下降了，吃小吃应该是一种有文化品位的事，体现了快乐和悠闲，但是若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在那里大快朵颐，别人会觉得你很粗鲁。
《生活家》：您觉得武汉对您最无法割舍之处在哪里？
尤光付：应该是我的事业、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同事和武汉美丽的景色，还有这些因素支持我对武汉的一种憧憬。
《生活家》：用一句话描述武汉在你心中的意义？
尤光付：用一句80、90后的网络语，“我爱你，我顶你，你要酷毙哈，武汉！”
《生活家》：2012，您对武汉有什么新的期望？
尤光付：希望武汉的发展能日新月异。
《生活家》：武汉要建成全国中心城市，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尤光付：我最不喜欢回答这种时间方面的问题，看了霍金的《时间简史》，改变了我的整个宇宙观，我觉得时间是可以穿越的，如果非要给出一个预期，我觉得大概是15年到20年。
《生活家》：梦想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尤光付：人活到一定的时候，他有的是野心而不是梦想，因为内心在磨砺当中已经趋于平淡了，已经看穿了，如果非要说个梦想，那就是希望我的身体健康，孩子能顺利成长，周围的人事不要出现什么大的变动，应该就是一种无为的状态吧。
《生活家》：2012如果世纪末日，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尤光付：我觉得这是个闹着玩的问题，我只能说，我的世界我做主，不存幻想，只存理想，该干什么干什么，管它冬夏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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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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