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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红旗早期造反领袖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中部：文革风云（七）
作者:戴维堤
日期: 11:17:32
关于抓“四人帮”问题
　　唐山大地震刚刚过去43天，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一代天骄、风流人物”毛泽东走过了803年的辉煌历程后，遵照天意溘然辞世，举国上下一片哀声。　　毛泽东辞世仅仅过了28天，日傍晚，毛泽东钦定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伙同汪东兴等人“大义灭亲”，一举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和侄子毛远新抓了起来，举国上下一片欢呼声。　　中国封建历史上有无数次宫廷政变，大都是子篡父位，兄弟相残，争权夺利，于老百姓关系不大。而20世纪70年代中国共产党内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秘密诱捕“四人帮”的故事，是顺天意合民心之义举，还是另有别的历史结论，任凭历史学家们去评说。　　关于抓“四人帮”的经过，有许多版本，大都分水分太多。文革史“大侠”（南侠）叶永烈先生对原中共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访问记比较准确，转录如下：　　据张耀祠说，抓“四人帮”很简单，毫无戏剧性。　　日下午8时，张耀祠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之命，带领副团长武建华和几个警卫，先来到了中南海毛远新的住处。　　当时，张耀祠身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张耀祠说：“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　　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并让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喊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建华带着三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二敞。正因为这样，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便进去了。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　　“江青（往日，他总称之为“江青同志”），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上了“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带手铐，也无“囚车”。江青的司机，也是张耀祠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　　汪东兴布置另一批人马“埋伏”在中南海怀仁堂，华国锋和叶剑英在那里坐镇。当晚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诱使前来开会的王洪文、张春桥落网。姚文元不是常委，但也通知他前来，也被拘捕。当晚“四人帮”们被分别关在中南海的地下室里，并没有象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张耀祠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汪东兴理所当然知道。”　　就这样，象当年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毫无法律程序被抓起来一样，同样身为中央副主席和常委的王洪文、江青等人也很容易地被抓了起来，“毫无戏剧性”。　　“四人帮”的倒台，从道义上说，是咎由自取，是历史的必然，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从政治斗争的战略战术来说，是秀才无能，害人之心常有，防人之心全无。用华国锋后来的话说，“四人帮没有搞阴谋诡计，否则我们也不是对手。”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四人帮搞政治斗争是小学生辈的”。有人认为抓“四人帮”违反宪法，是“政变”，这话不对！文革中他们倒行逆施，无法无天，随便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关起来，整死，是“四人帮”首先违反了宪法。所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四人帮”及其死党们，抓起来就是了。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只要有枪杆子，什么事都好办。　　抓“四人帮”，汪东兴是个关键人物。这个跟随了毛泽东多年的“保镖”，用某些人的话说是“太监头子”，他同江青一直不和。江青后来自供，“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汪东兴也是一样。为了狗咬狗，他竟然伙同“忠厚老实”的华国锋“大义灭亲”，“几乎把恩人毛泽东的一家都收拾了”（胡耀邦语）。这一点连胡耀邦都认为是“大逆不道，忘恩负义”。胡耀邦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批评华国锋说：“你华国锋的胆子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党还有那么多的开国元勋在，还有那么多功劳比你大几千倍几万倍的英雄活着，你就胆敢自命为‘英明领袖’，心安理得地同毛主席相提并论，你太没有半点自知之明了。” 胡耀邦骂华国锋“是20世纪70年代的王莽，谦恭在外奸诈在心，是一个翻脸不认人、良心丧尽的家伙。毛主席待他恩重如山，可他对毛主席一家动起手来毫不手软，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当然江青是坏蛋，但是从他手里解决毕竟和我们解决他们是不一样的。”胡耀邦快人快语，话虽难听点，但他的话确实代表了许多人的看法。看来，华国锋、汪东兴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冒天下之大不韪干的好事别人却不但不买帐，不领情，反而被骂做篡国夺权的奸贼王莽，实在是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　　华国锋、汪东兴二位同志目前仍健在。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评价肯定是有争论的，历史学家们意见也不一定一致。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们应当明白这个道理。既然干了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那就只好任人评说。不管怎么说，抓“四人帮”这件事客观上是为胡耀邦、邓小平等人帮了大忙的。挨骂归挨骂，当时胡耀邦、邓小平等人听说抓了“四人帮”绝对是欣喜若狂偷着乐，由衷地感激“英明领袖”华主席。　　不过，作为追随毛泽东主席多年和毛泽东亲自“钦定”的接班人，头脑一热就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抓了起来，连毛泽东的侄子也不放过，最后导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被判了死刑和无期徒刑，江青最后自杀，张春桥和王洪文死在了监狱里；导致毛泽东的文革被全盘否定，毛泽东由“神”差点变成了“鬼”，至今受到某些人的唾骂和严厉的批判，毛泽东一家几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英明领袖”华国锋和汪东兴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最后却“为别人做了嫁衣裳”，自己最后灰溜溜的被轰下了台，落了个不光彩的下场。这恐怕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的，心里也绝对是不平衡的。听说华国锋、汪东兴在同别人钓鱼或聊天的时候，也常发点牢骚：“你邓小平就一贯正确？没有我们，你早被“四人帮”整死了。你的白猫、黑猫就能救中国？你把毛泽东的人都斩尽杀绝，做得太过分了吧？”华国锋、汪东兴对邓小平的不满，可想而知。　　不过，老实人就是老实人。华国锋自从抓了“四人帮”后，据说有人劝他再把邓小平抓起来，以除后患。叶剑英等人怕“胆大包天”的华国锋再胡来，曾严厉警告他到此为止，不准再抓任何人。华国锋顾全大局，最后同意解放了邓小平，并很快把党中央主席的位子让了出来，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让了，这就叫立功，这就叫老实人。毛泽东叫他上台就上台，邓小平叫他下台就下台，十分听话。毛泽东生前可能正是看中了华国锋这一点，才选他当了接班人。胡耀邦后来骂华国锋的话当然是一面之词，本书中对华国锋的议论当然也是一面之词。愿老华多活几年，享受享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好处，看看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空时多去毛主席纪念堂转转，心里的不平衡就会一扫而光。　　多年之后，笔者见到了一份材料，记述了当年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农民宰相陈永贵生前同老乡的一些谈话，提到了华国锋，很有意思，摘录几处与读者共享。　　关于抓“四人帮”，陈永贵说：“其实政治局并没有召开什么会议，完全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研究后，通知了叶剑英。抓完“四人帮”后，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抓四人帮是顺从民意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叶剑英的话我记得清清楚楚。”　　陈永贵的话仅供参考。按照政治斗争的常识，在毛泽东病重时密谋把江青、张春桥等人抓起来，再逼毛泽东就范，这是标准的“宫廷政变”。这种方式恐怕要担点风险，搞不好要多少人头落地。中国人历来讲究正统思想，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元勋们恐怕很少有人在毛泽东健在时想把毛泽东的老婆和侄子抓起来，这很难下手。但是，常识归常识，现实中想这样干的确有其人，那就是王震等老将军们。可惜叶剑英等人没有采取王震等人的意见。人们只知道，抓“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在谈到为什么毛主席活着时不能抓“四人帮”时，有一句名言，叫做“投鼠忌器”。　　实事求是地说，抓包括毛泽东夫人在内的“四人帮”，是要担当点风险的，没有最高权利和利益之争，很难下手。而自感利害关天的华国锋为了当“英明领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知无畏气概，终于干出了让世人评论万年的“伟大壮举”。　　据陈永贵回忆说，毛泽东逝世前几天，华国锋悄悄地对他说：“老陈，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留下遗嘱，我最担心他的话对我们封锁。那么一来，我们就可能掉进陷阱里了。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想怎么就怎么，我可怎么办？……现在党中央派别很多，我最担心的是邓小平的复辟势力还有很大的市场。你也要帮我打听些消息，有事告诉我。我们毕竟是山西老乡呀！”　　陈永贵说：“你们不知道，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其实是个陪衬。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定好了以后，在我们面前过一下，并不是真正听取我们的意见。没有粉碎江青他们以前，绝大多数都是江青他们研究好了后，拿到会议上通过。这个情况我们向毛主席作过反映，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他们说：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会议就是一个大圈子，革命就是要多团结一些人嘛！江青我已经警告过你多次，不要总以你的名义办事，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帮’。毛主席批评江青，我认为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毛主席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员、王洪文他们是非常信任的，只不过王洪文不太争气。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华国锋当时也看得清楚，他也曾经对江青说过：‘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的忠实助手。对毛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华国锋就象小孩子讲话一样，我听了都感到好笑。当时对他这个人就有了看法，但没有想到他很快就把江青他们抓了起来，还有毛远新。难怪胡耀邦说他是王莽，表面老实，奸诈在心。我们下台以后，我就知道华国锋的下场也好不了多少。后来的事情，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陈永贵还说，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些讲话，都是按照当时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我是说过“把江青枪毙了也应该”，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其实，江青是支持我们大寨的。许多事情，江青没有外界说的那么坏，许多事情不是事实。有人说，在主席病重时，江青高兴得要死，这怎么可能呢？这都是华国锋他们胡说的。据我所知，政治局会议上从来没有定江青是叛徒，只有许世友说她是毛主席的叛徒。江青也从来没有给蒋介石祝过寿，可是后来发中央文件时故意加进了许多伪造的东西，什么坏事都加到她头上。江青的错误严重，但许多事情不是她发明的，是主席的意见。江青得罪人太多，但她不是处处都坏。江青从来不占公家和别人的便宜，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他捎带点特产，她都是付钱的。她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袭。我们不要搞那套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可以的，你送的东西我收，但钱一定要付的。据我了解，她不但对我，就是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也是一样。有一次，我亲眼见到王洪文从上海给江青带来一些药品，大概他没有给上海有关单位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王洪文只好说不需付钱。最后江青从工资里拿出300元交给了王洪文，让他一定把钱付给厂家。江青爱照相，化的都是自己的工资，有时向主席要，从来不占公家的便宜。　　关于解放邓小平，陈永贵说他开始是反对的，华国锋开始也不愿意解放邓小平，后来迫于压力，只好同意了。华国锋曾对陈永贵说，“毛主席给了他（邓）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戴德的，等于我给了他一次（政治）生命嘛！”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陈永贵说，我原来还认为华国锋真有主席那两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松包。他没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他把毛主席交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华国锋临下台前，我到他家，他当着我的面，给毛主席的画像鞠躬，难过地说：“主席，我对不起你，你原谅我吧！”我说他是自食其果。他说：“我们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点具体工作还可以，搞阴谋诡计不行。”我说那还不是你把四人帮搞掉的吗？没想到他脱口而出说：“因为四人帮他们不是真正搞阴谋的。如果他们真搞阴谋诡计，我们是搞不过人家的。”我听了又吃惊又好笑。　　陈永贵说，由于对邓小平同志许多做法不满，华国锋让我问问邓小平几个问题。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后，我问邓小平，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邓小平笑了笑，但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象三岁小孩那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你自己吧！”一听这话我就火了。我对邓小平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作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你现在应该走什么路线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说完，提上他的皮包就走了。　　陈永贵说，此后，我就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要求回大寨当农民。李先念、纪登奎等人劝过我，安慰过我。不久中央批准了我的辞职，安排我在北京郊区当了农民。现在，我病得厉害，快要死了，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我什么也不怕了。我梦见毛主席了，他老人家叫我到另一个地方去和他一起干。唉！想想毛主席也够可怜的，战争年代献出了六位亲人，建国后，又献出了几位亲人…… 天安门广场“戏说”朝政
　　华国锋靠“政变”上台后，坚持“两个凡是”，反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不知华老头儿是怎么想的，他既然敢抓“四人帮”，就应当敢于解放和重用被“四人帮”迫害最重、反“四人帮”最狠的邓小平，甚至把一把手让给他，自己当个副手，图个清闲，抽空钓钓鱼，多美的事？看来这个世界上还是权力最伟大，最重要。谁都想当一把手，管他当得了当不了，过过瘾再说。　　一天，几位老同学到中山公园一聚。老同学多日不见，无话不说，由于大家在抓“5。16”运动中都挨过审查、关押，遭遇都差不多，一提起“四人帮”来，大家都恨得咬牙切齿。　　酒饱饭足之后，四个老同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已是华灯初上，我们漫步在广场上，借着酒劲，海阔天空地侃了起来。　　“抓‘四人帮’这件事你们怎么看？”　　“我看这是一场政变。华国锋胆子还真不小。”　　“我看是争权夺利狗咬狗。‘四人帮’要抢班夺权，华国锋要保自己的地位，如此而已。”　　“不！我看‘四人帮’该抓，活该！”　　“‘四人帮’真蠢，只会耍笔杆子，不会玩枪杆子。”　　“华国锋忘恩负义，头脑发昏。江青、毛远新毕竟是毛泽东一家子，打狗还要看主面呢！他这一下子，把毛老人家脸上抹了一半黑。”　　“毛老人家已经不在了，什么也不知道了。树倒猢狲散。毛泽东活着，谁也不敢放个屁。”　　“这点你放心，华国锋肯定会继续打毛泽东这面大旗的。”　　“抓‘5。16’是‘四人帮’搞的阴谋，你们说对不对？”　　“不单是‘四人帮’，抓‘5。16’是毛老人家和林彪、周总理亲自领导和指挥的，是老头子把我们卖了，让我们当了替罪羊。”　　“老头子这一手我们算服了。文革刚开始时，学校里有些老师劝我们吸取反右派时的教训，不要带头贴大字报，少说话，可我们当时初生牛犊，那里听得进去？没有想到最后果然当了‘替罪羊’。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革命、造反、干事，有什么错？凭什么让我们当‘替罪羊’？”　　“说来说去，当初不该听老头子的话，不该造反，害得我们把许多老家伙们都得罪了。”　　“不要自己否定自己。毛老人家发动文革的初衷没有错！我们响应他的号召起来造反也没有错。错在毛老人家走向了反面，搞了扩大化，树敌太多，又重用了坏人，搞乱了局势，自己也控制不了了。一切错误都是毛老人家造成的，不能把所有坏事都推倒‘四人帮’身上。‘四人帮’和我们一样，也是替罪羊！”　　“主席的错误首先是选错了接班人，而且一错再错。林彪还可以理解，有战功，可王洪文算老几？这么大一个国家交给他？要我是个将军，我也不服。至于华国锋，现在看来，人很忠厚老实，但胆子不小，走着瞧吧！”　　“华国锋上台了，我们日子或许好过一些。”　　“不见得，他连‘四人帮’和毛远新都敢抓，能保证不整我们？人家把我们看成‘四人帮’的爪牙，而不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了。在老家伙们眼里，我们生来就是反革命，不整死我们算便宜了。”　　“老家伙们整人也是学的老头子那一套，不分青红皂白，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你抓他头上一个虱子，他就认为你要他的脑袋。”　　“你们看华国锋的‘宝座’能坐稳吗？”　　“目前看问题不大，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暂时出不了大事。你看这毛主席纪念堂，盖的时候不知用了多少钢筋，十二级地震也倒不了。”　　“地震倒不了，不一定永远倒不了。当时西单‘民主墙’就有人扬言要砸烂毛主席纪念堂。”　　“那不过是某些人瞎咋呼，量他们也没有这个胆量。”　　“不见得。赫鲁晓夫一夜之间就把斯大林的骨头换了个地方，中国为什么不能？”　　“中国不是苏联，毛泽东也不是斯大林。在中国谁要胆敢把毛泽东纪念堂砸了，老百姓、老党员、老干部们不把他剥了皮才怪呢！毛泽东错误再大，同功劳比起来，也不过是一个小指头。毛泽东是开国领袖，象座大山，很难推倒。否定文革，批判毛的错误可以，但只能把山顶上几块石头推下山去。别看一些文革中挨过整的干部对毛泽东怨气十足，但真要全盘否定毛泽东，他们也不干。道理很简单，全盘否定毛泽东，等于否定了他们自己，广大工农兵和共产党员也不会答应。否定了毛泽东，天下将大乱，那就不是文革那种乱法了，千百万人头将落地，中国的历史将倒退若干年。”　　“现在有些人为了出文革的气，恨不得把毛泽东挖了祖坟才解恨。尤其是某些上层文人，公开在报上写文章骂毛泽东，连‘同志’二字都不要了。中国的文人向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就这个水平。”　　“言论自由嘛！让人家发发火、出出气也可以。毛泽东年代不让人讲话，讲错了就是反革命。现在有人出来骂骂毛泽东，我看也没什么，但若想挖毛泽东的祖坟，下辈子再说吧！”　　“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和皇帝没有人骂，但当代一般不敢骂。秦始皇、汉武帝、乾隆皇帝、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有人骂，不足为奇。关键看站在什么立场上骂，骂得对不对？建立和巩固一个政权，往往都是千百万人头落地，该死的和误伤不该死的人都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夺取政权是这样，巩固政权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有什么可奇怪的？”　　“事实上，华国锋的做法就有点挖毛泽东祖坟，别看他修了毛主席纪念堂。”　　“还是周总理聪明，把骨灰撒了，省得麻烦。”　　“周总理最后也会有人骂的，不信你走着瞧！”　　“我看中国现在仍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难说。关键人物是邓小平，不知华国锋怎么处理他，弄不好又要人头落地。”　　“你是说华国锋再把邓小平抓起来？”　　“这就看事情的发展了。反正华国锋和邓小平尿不在一个壶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华国锋绝对不敢抓邓小平。邓小平不是‘四人帮’。邓小平的势力很大，上层下层都有人，抓了邓小平，天下肯定大乱。”　　“邓小平算什么，江青不比他厉害？照样抓起来。汪东兴让‘八三四一’一动手不就行了？”　　“你说的简单！没有老帅们和军界支持，汪东兴敢抓邓小平？总参和北京军区是干什么的？‘八三四一’不想活了？华国锋、汪东兴不是傻瓜，他们绝对不敢抓邓小平，他们保住自己的地位就不错了。”　　“要我是华国锋，干脆请邓小平出山，自己当副职，来个皆大欢喜多好？”　　“世上那有那么简单的事。你忘了那顺口溜了吗？争名夺利几时休，官居宰相望王侯，人心不足蛇吞象，没有满足的时候。”　　“我看，中国恐怕只有邓小平能挽救局面。”　　“邓小平要上了台，我们这些人更没好日子过。”　　“不要老考虑我们自己，要看邓小平上台对国家是不是有好处。”　　“邓小平上台不见得整我们。胡耀邦就不主张整我们，他可是邓小平的人。别看‘四人帮’把我们一脚踢开，邓小平上了台说不定会对我们刀下留情。我们没整过他，他凭什么整我们？”　　“我们北航红旗没整邓小平，可我们是造反派。现在你没看见，一提造反派，就象过去提地富反坏右一样，一刀切，连一分为二也不要了。”　　“是呀！聂元梓把邓朴方差点整死，蒯大富造了刘少奇的反，北航打死了李井泉的儿子，邓小平和老家伙们能不恨我们？”　　“邓小平的气量不会这样小，他不应当恨我们，谁干的坏事他恨谁去。我们北航红旗没有整邓小平。造反派中就没有好人？国民党里不有不少好人呢！”　　“就算邓小平原谅我们，可象陈云、王震、薄一波那些老人们不干，他们的子女也不干。他们受过打击、迫害，当然对造反派恨之入骨。如今他们都上台了，决不会饶恕我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是历史，没有办法。我们败就败在老头子和“四人帮”手里，早知道当替罪羊，还不如当消遥派呢？历史上没有象老头子这种搞法的。”　　“文化大革命，走向了反面，整人太多，树敌太多，搞得天怒人怨。老头子成了孤家寡人，他重用的林彪，陈伯达、康生、“四人帮”全变成了坏蛋。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等人都被整死了，要我是他们的子女，我也不干。当初把高干子女们逼上了绝路，又抓又打，逼得人家去卖血，讨饭，甚至偷东西活命。设身处地地想想，我们是充当了老头子的‘炮灰’和‘打手’，应当承担历史的惩罚。”　　“这话又对又不对。文革初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算不算打击、迫害？我们听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话，有什么罪？中央文革是中共中央的文革，不是国民党的中央文革，更不是希特勒的中央文革，谁知道里面有坏人？坏事是中央文革让干的，错误是毛泽东犯的，凭什么整我们？当年反右派，迫害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把反右派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全枪毙？文革中本来大家都是受害者，你整过我，我整过你，谁也不是一贯正确。”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一朝天子一朝臣，胜者王侯败者贼，你学过历史没有？我们这些人，不可能东山再起了，能混碗饭吃就不错了。要想翻身，除非当叛徒，跑到台湾、美国去，可那不成了卖国贼了吗？”　　“没有那么严重。我们靠本事吃饭，当老百姓挺好。介入政治有什么好？中国人就是逃不出名和利的圈子。”　　“追求名和利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可惜好多人不懂这一点或不承认这一点。如果大家都想当叫化子，那社会还能发展吗？”　　“听说现在有种第三势力理论，你们知道吗？”　　“我听说了，所谓第三势力，也就是第三条道路。现在许多中国人都在议论中国向何处去，外国人也在议论纷纷，他们认为中国在毛去世后还要大乱。现在社会上人心惶惶，什么思想都有。最近我看了很多书，听到了各种阶层人士的意见，也听了许多敌台广播，各种观点和议论了解一些。我认为要把中国搞好，“四人帮”和老头子那一套肯定不行了。马克思、列宁对资本主义的某些论述、预言看来就是过时了。我看资本主义现在仍然蒸蒸日上，越来越完善，看不到垂死的兆头，而社会主义国家越搞越穷，包括苏联，没有一个搞得好的，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不面对现实，光靠自欺欺人，搞愚民政策不行了，想治国的人必须拿出治国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不行，弄不好要掉到水里淹死。”　　“看来你中毒不浅！别被《美国之音》骗了。”　　“你错了。《美国之音》很客观，不骗人，但观点反动，议论肤浅，对我们这种人来说没有用！我的观点比《美国之音》强多了。中国的出路很难说，或者说困难重重。”　　“别卖关子了！你认为应当怎么办？难道没有办法了？”　　“办法当然有，但非冒风险不可，或者说要付出很大代价。要想住新房子，就得把旧房子里的破烂全抛了，重新粉刷。舍不得孩子逮不着狼。”　　“你是说，放弃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彻底搞资本主义那一套？”　　“这是第二条路，目前行不通。第一条路即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搞了几十年，事实上走的是只搞革命不搞经济的极左路线，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证明已经不行了；第二条路是公开搞资本主义，那就要搞多党制，共产党可能下台，这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国情特殊，让共产党下台，谈何容易？谁上台？谁能控制局面？那样非天下大乱不可。中国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没有任何力量能取代共产党，所以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学习西方的治国方针和先进经验才能行得通，说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这就是第三条道路！”　　“说来说去，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应当打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子搞资本主义？说难听点，挂社会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狗肉？”　　“对！这话难听点，但有道理。学习资本主义的所有先进东西，除了多党制以外其他都可以借用。先把外国资本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引进来。你看我们的汽车工业，航空工业，电子工业，搞了几十年了，比美国日本差的太远了，将来打起仗来，光靠拼刺刀那儿行？所以我认为第三条道路就是保证共产党的领导，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大搞资本主义。这样搞需要有一种理论支持，以便说服党内和老百姓去认识，去接受，不能出事。现在世界上社会主义招牌很多，连塞拉西皇帝都说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不是统一模式，英国有皇室，日本有天皇。那社会主义也不一定统一模式，叫什么都行，我看叫社会资本主义就行，以区别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其它社会主义。”　　“不能要资本主义这个词，我看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行。”（万没料到，事过几年之后，这个词被中共中央采用了，可惜当时未申请“专利”。）　　“那看来邓小平就是要这么干了。邓小平的理论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过，这个理论不严密。能逮耗子又咬人的猫就不是好猫，就该打死。一部分先富起来，怎么富法？到舞台上扭扭屁股，喊几嗓子就赚大钱。贪污受贿、开赌场、开妓院、抢银行就能先富起来，你干干试试？”　　“你认为没人敢干？会有人干的。中国人学好难，学坏很容易。黄河一旦决了口，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浑水摸鱼者大有人在。”　　“你们这是抬杠。老邓的话没错，关键是怎样理解和执行。你们不要曲解老邓的意思。”　　“反正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好办法。”　　“挂羊头卖狗肉有什么不好？现在狗肉比羊肉还贵，狗肉更受欢迎，吃了更能壮阳。”　　“壮阳可以，中国人是该壮壮阳了，但这需要一定的胆量。毛泽东刚去世，他老人家那一套影响了几代人。人们的思想习惯了，吃糠咽菜穷日子过惯了，你突然让他吃狗肉，他可能享受不了。过去总说，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这是辩证法。”　　“你这就错了，这才叫形而上学，恰恰存在第三条道路可走。你们知道现在国际上有名的政治笑话吗？齐奥塞斯库和铁托约邓小平去打猎，开车来到一个丁字路口。齐奥塞斯库开左灯，向左转，结果翻了车；铁托开右灯，向右转，也翻了车；邓小平开着左灯向右转，结果到达了目的地。”　　“高，高，这个笑话太棒了。”　　“那么照你说，真正的第三条出路就是邓小平？”　　“对！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邓小平这话完全正确，并有非常深奥的道理，不是随便说的。我要是社科院的，我会用十篇论文来阐述邓小平的这个理论，保证你们口服心服。可惜现在搞理论的人都是一帮吃干饭的，没有当年陈伯达、王力那俩下子。邓小平的好经他们不会唱，甚至不理解，反对。”　　“说穿了，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子，开着左方向灯，先往前走，再向右拐。老老实实的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资本主义的经济、市场、金融、科技、管理要大学大搞，资本主义的人权、自由、民主小学小搞。慢慢的，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好了，都喊你万岁了，到时候谁还管你是姓社还是姓资？你们说对不对？”　　“高！不错！但你可要知道，资本主义的口子一开，可就由不得你了。这正象黄河、长江决了口一样，想堵就难了。不信你走着瞧！”　　“堵不上就改道嘛！没什么可怕的，有得就有失。历史上黄河改道还少吗？不就是留下了一大片寸草不生的黄泛区吗？花点钱治理一下就行了。况且只要中央掌握住分寸，我看肯定行。”　　“行个屁！ 你不要忘了马克思有一句话永远是真理，物质第一，物质决定一切。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当私有制经济决定一切的时候，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本身就不存在了。”　　“你放心，只要共产党在，不可能让私有制决定一切。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嘛！只要共产党的大小官员不贪财，不好色，廉洁奉公，不可能让个体户大款翻了中国的天。”　　“走着瞧吧！反正我看不得不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中国向来是英雄创造历史，谁有权谁说了算。”　　“英雄创造历史不错，但时势创造英雄，这是不可分的。只有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有能力搏击历史潮流的人才是英雄，才能创造历史。我看毛泽东、邓小平就是这路英雄。”　　“现在华国锋在台上，不会让邓小平上台的，更不要说搞资本主义了。”　　“我看华国锋的日子长不了。现在社会上拥护邓小平上台的人很多。‘四人帮’已抓起来了，造反派们早就被‘四人帮’当成‘替罪羊’宰了，寒了心了，反邓小平的势力成不了气候了。华国锋是挡不住老邓上台这股潮流的，谁让他把‘四人帮’抓起来了？自作自受吧！”　　“华国锋已经创造了历史，完成任务了。该让邓小平上台创造历史了。”　　“美国的历史也是英雄创造的，他们的总统是用钱买的，照样管用。”　　“在美国光有钱也买不到总统，必须代表选民的利益，而且不是白痴。”　　“我看美国的办法就不错，多党制轮流坐庄，不搞运动不整人，国家富的流油，人人向钱看，很安定团结。”　　“在中国不能提倡人人向钱看，还是要提倡点民族精神和仁义道德。资产阶级也没有提‘人人向钱看’这个口号，美国人也很爱国。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照搬美国那一套。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地大物不博，经济基础差，短时间内还达不到美国的经济水平。中国人的首要问题是先吃饱肚子，所以不可能一下子像美国那样搞多党制，张口民主、闭口自由，人人有枪，那样非乱了套不可。一个面包，一个人吃就很文明，若让十个人吃，就要打架，必须有个力气最大的人拿刀子分着吃。这个力气最大拿着刀子的人就是共产党。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能搞多党制的原因。某些人特别是青年人不懂这个道理，张口人权，闭口自由，甚至要共产党下台，纯粹瞎咋呼！某些人吞吞吐吐地不敢讲清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事事都同美国比，我们有我们的国情，美国有美国的国情，叫美国总统来中国当一把手，照样搞不好，当不了，不信你试试看。”　　……　　就这样，我们四个人边走，边议论，围着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又一圈，一直到东方发白。　　上述议论，是酒后戏言，议论完了，也就完了。现在回忆起来，大概如此，稍有发挥。之所以写出来，是因某些议论似乎应当让读者知道。 李冬民事件
　　书归正传。1977年冬，中国的政治气候像天气一样寒冷，但是，地火在燃烧。围绕邓小平的复出问题，中央内外的斗争十分激烈。　　当时积极呼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人很多，大都是老革命家、老干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们，说干脆点，造反派不多，但并不是没有，本人就算一个。　　本人虽因“吹捧”老邓挨了点整，但比起李冬民来，差远了，小巫见大巫也！李冬民文革中是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四.三”派的头头，铁杆的小造反派，后来当了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一样。　　李冬民后来上山下乡，又当了兵，入了党，复员后分到西郊一个工厂当了工人。他在内蒙插队时认识了北航学生李明义和王如山，交了朋友。而李明义和王如山是北航红旗的骨干分子，是我的同学和好朋友。文革中我同李冬民本人不熟，仅见过一次面。　　文革后期，李冬民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他主张保邓小平，支持邓小平上台。李冬民保邓小平还有自己的理论，似乎叫什么“第三道路理论”。　　一天，老同学王如山从内蒙探家路过北京来看望我，并交给我一封李冬民的信，让我转交李明义，因李明义当时不在北京，这封信我看后就处理了。　　李冬民在信里谈了倒华（国锋）拥邓（小平）问题，并谈了他的想法，行动纲领和战略战术之类，当时应当算是一封反革命信，如果落到华国锋手里的话。　　李冬民既说又干，他到处联络人，成立了一个组织，准备大干一场。李冬民等人首先在北京市委静坐、“闹事”，又去天安门贴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上台。　　1977年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李冬民组织人马在天安门广场刷出大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件事顿时轰动了北京市。“英明领袖” 华国锋和北京市负责人吴德立即把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下令逮捕李冬民极其同伙。　　李冬民有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了许多秘密和朋友们的地址电话，其中就有王如山、李明义等人，谢天谢地，那上面没有我的名字。　　李冬民乘公共汽车时，书包不翼而飞，里面有他的绝密笔记本。　　李冬民万万没料到，偷他书包的不是小偷，而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员。　　到了厂里，李冬民被叫去参加一个大会，在会场上，他突然被两个便衣警察押上台去，台上立即挂出了“批斗李冬民反革命集团大会”的标语。　　不久，北京市委向全市公布了“关于李冬民、张兆庆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　　当时，我正在厂里劳动，李冬民案件与我毫无关系。　　公安局很快把李冬民的“反革命集团”一网打尽，包括我老同学王如山、李明义在内，皆被抓了进去。李明义是在东北某医院里父亲的病床前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李刚被抓走，其父便断了气。王如山是从青海抓到北京的。　　李冬民等人在监狱里受到了十分不友好的待遇，据公安局整过李冬民的某警察吹牛说：“到了我们手里的家伙，没有好汉。李冬民被我们三下五除二，就趴下了。”　　这话对李冬民是极大的侮辱，把人捅死骂人家肉皮不结实，这是标准的强盗逻辑。　　一天，我又被叫到了738厂保卫部。　　刁部长皮笑肉不笑地说：“戴维堤，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你怎么净惹事生非？今天市公安局找你有事调查，你要好好配合。”　　我一看，两位警察坐在那里，竟然没有我坐的地方。　　“姓名？”一个警察问。　　我听清了，没有答理。我自己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点上一支烟。　　“问你话呢！老实回答！”　　我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地说：“请问，今天是外调，还是审问？”　　保卫部长继续皮笑肉不笑，“别误会，是外调，公安局的同志找你了解李冬民的事，你不要紧张。”　　不料那个警察仍然蛮横地说：“外调也好，审问也好，你都要放老实点。”　　“你先放老实点！”我顿时站了起来，扔掉烟头，指着他说：“这里是738厂的办公室，不是你们公安局的予审室，有本事你们先把我拷走！”　　这时，陪同来的我的科长老王看不下去了，为我抱不平说：“你们外调怎么这样？戴维堤是我们的职工，我们认为他是个好同志，你们不是外调吗？你们今天是求他来了，怎么这样谈话呢？”　　警察不情愿地说：“对不起，我们习惯了。好吧，坐下谈吧！”　　这还差不多。　　“认识李冬民吗？”警察问。　　“算是认识吧，文革中见过面，但没有打过交道。他不认识我。”我如实回答。　　“知道李冬民、张兆庆‘反革命集团案’吗？”　　“听说了。”　　“李冬民打着拥护邓小平的愰子，反对华主席和北京市委。他给了你一封信，有这事吧？”　　“有，但不是给我的，是让我转交别人的。”　　“别人是谁？”　　“有必要说吗？”　　“不就是李明义吗？他早被抓起来了，你还保他？”　　“本人不知道李明义有什么问题。”　　“王如山认识吗？”　　“认识，老朋友了。”　　“信是他给你的？”　　“没错。”　　“信呢？”　　“烧了。”　　“你不配合我们？”　　“谈不上配合不配合，该配合就配合，想配合也配合不了，烧了就是烧了。”　　“信的内容是什么？”　　“记不太清了，好象是拥护华主席、打倒邓小平之类的内容吧！”　　“你说反了吧？是拥护邓小平、打倒华主席吧！”　　“这话可是你们说的。”　　“看来你确实不想配合我们。这样吧，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回忆一下，把信的内容回忆一下，写一份材料给我们。”　　“可以。没做亏心事，不怕--”下面的三个字没说出来。　　警察又问了其它一些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　　实事求是地说，公安局的同志都是好人。他们与我无冤无仇，他们是奉命行事。他们专整坏人，保护好人，为党为国为民工作不容易，有时还会遭坏人杀害。但是他们正因奉命行事才总出问题，上面错了，他们就错，常把好人当坏人整，而且往死里整。　　李冬民事件，搞得很大，中央发了文件，华国锋、吴德多次批示，说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反革命集团案件，抓了许多人。李冬民他们在监狱里受了不少罪。　　北京市某些人整人特有办法，怪不得文革以来北京市一把手宝座总是不稳，这叫做天报应。（注：现领导人除外。）为了致李冬民他们于死地，坚决反对邓小平上台，北京市某些人竟然栽赃陷害，故意把李冬民要在天安门“4.5”纪念日时发动数十万人拥邓上台的“邓小平”三字改成“王洪文”。这一改，事情当然就不太好办了。　　作为北京中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四三”派的头头，李冬民帮助邓小平改写了历史。　　李冬民等人是民间“倒华、拥邓”的英雄代表。　　李冬民事件，对老邓们采取果断措施起了催化作用。　　李冬民事件，最终以华国锋、吴德等人的下台而告终。小人物斗倒了大人物，这又是一个特例。　　李冬民立了大功，平了反，按说应该混个“官”当当，但据说他既未升官也没有发大财。这就对了，革命者本来就是无私的。　　李冬民后来自己办了一个“社会研究所”，以维持“生计”。　　李冬民有点“不够朋友”，后来在北京饭店7楼的一次宴会上，他竟然不认识我。事实上，文革中李冬民确实不认识我，假如认识我，他的“黑名单”上一定有我，我就会因保老邓坐华国锋的大牢了，那我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保邓英雄”了。后来老邓们利用抓“三种人”整我时，我就可以和老邓们“讨价还价”了。 “母亲打儿子”的故事
　　1981年的春天，我和同事们正在南京出差，厂里急电要我回厂。在党委周书记办公室里，周书记亲自问我北航批斗彭德怀的事，我如实地向周书记做了交待，内容与本书里写的一样，全是实话。　　很奇怪，这些事抓“5。16”时早讲清楚了，当时党委也作了结论，认为我文革中没有什么大问题，属于一般缺点错误，是好同志。前不久中央某大部还要调我去当“第三梯队”并对我进行了兴师动众地审查和考核，最后同意调动，科里还开了欢送会。因当时国务院各部委暂时人事冻结，办不了手续让我等着（谢天谢地我最后没有混入国家机关）。今天周书记又提出批斗彭德怀的事，又不是外调，看来事出有因。我问周书记怎么回事，周书记让我冷静，并把一份上级文件交给了我。　　“你先看看这份文件，咱们再好好谈一谈，事关重大，你要冷静。”周书记对我说。　　我拿着文件一看，大吃一惊。这是一份通天文件，内容如下。（注：事过多年，因没法查对原件，记忆有限，语言可能有误，但主要内容如此。我绝不敢伪造中央文件。）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　　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北京航空学院、国营第738厂党委：　　经查实，原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戴维堤在文革中多次指使人殴打彭德怀同志。在日，伙同韩爱晶等人对彭德怀同志进行了残酷地斗争和迫害，打破了彭德怀同志的头，打断了肋骨，把彭德怀同志打成重伤。在7月26日北航批斗彭德怀同志大会上，戴维堤任总指挥，指使刘向东等人对彭德怀、张闻天等继续迫害。殴打，导致彭德怀同志7年后得了癌症，含冤去世（最后这句话有没有，记不清了）。以上事实皆已查清，证据确凿。望有关单位党委严肃处理，并把处理意见上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乖乖！如果不是白纸黑字，红头文件，我绝对认为是天方夜潭。　　我气得手直发抖，周书记怕我把文件撕了，赶紧夺了过去。　　“你别急，有话慢慢说。事关重大，我们党委研究后决定让你看一下文件。希望你能尽快写出检查。根据你的态度，党委再决定处理意见。”周书记也是部队转业的老干部，但比当年军管会的人态度好，说话很客气。　　“你们真要处理我？我告诉你周书记，这份文件是假的，是伪造的，上面全是胡说八道。”我没好气地说。　　周书记生气了，拍了一下桌子说：“大胆！你敢说中央文件是胡说八道！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这个态度，我们要保你也没法保了。”　　“我不要你们保我，没作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北航批斗彭德怀与我毫不相关。六7年7月19日批斗会我站在后面听了几句就走了人，抓‘5。16’时我早交待清楚了，当时没人让我参加会议，我一句话也没说，我有什么错？‘7.二六’批斗大会我不在北京，怎么成了总指挥呢？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我没好气地说。　　“什么？7月26日你不在北京？”周书记一惊。　　“我祖母病了，我7月25日下午回的山东，坐的十一路电车去北京站。当时天安门广场正开大会，车到东单时走不动了，我记的清清楚楚，206日上午到潍坊下了火车就回老家了。我又没有专机，怎么返回北京主持大会？肯定是北航某些王八蛋栽赃陷害我，欺骗了上级。你们党委要处理就处理吧……”我越说越气，下面的话没说出来，“我操他们八辈子祖宗！我要到中纪委大们口去喊冤、绝食、自焚！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周书记忙说：“别急别急，你说的可是实话？”　　“好汉作事好汉当，杀人不过头落地。我决不说假话。”　　周书记沉思了一会儿，问道：“还能不能找出当时的火车票来？”　　“这就难说了，十年了，我早丢了。”　　周书记点上了一支烟，坐在那里拼命抽了起来，看得出来，他十分为难。事关重大，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上级的文件说“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凿”，让党委直接处理我，他很难办。　　“周书记，你们不要为难，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我不会骂你们的。我自认倒霉。”我诚恳地说。　　“你给我住嘴！”周书记突然站了起来，用拳头用力砸了一下桌子，“你把共产党看成什么人了？共产党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你再跟我说一遍，你说的是不是实话？”　　周书记这个人，我很尊重他。他也是行伍出身，原来在部队支过左，转业到厂里任书记刚两年。　　我向周书记再次保证，我决没有参与批斗彭德怀，希望党组织相信我。　　周书记让我回去好好工作，相信党委和上级会正确处理的。他反复叮嘱我，此事保密，回去不要乱说，更不要胡来。　　我不想也不敢胡来，但中纪委（当时的）这样干，不是胡来是什么？这件事太令人可气，放到任何人身上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出格的事我不干，但向中纪委和中央写信申诉一下总可以吧！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用毛笔书写多份，寄给了中纪委和当时的几乎所有中央领导人。此信我留了底稿，内容如下：　　紧急申诉 　　中共中央、中纪委各位首长：　　所谓我是日北航批斗彭德怀同志大会现场总指挥一事，纯系诬陷。中纪委有关文件就此事对我的点名指控是无中生有，因而是错误的。对此，我万分痛心并深表遗憾。事实是，日下午，我因急事从北京火车站离京了。次日，我在山东半岛。我既无分身之术，也无专机，我不可能赶回北航指挥批彭大会。另外，即使我在北航，这个大会我也没有资格主持。　　北航文革中批斗彭德怀同志与我毫不相干，我对天发誓对得起彭老总。之所以发生如此谬误，完全是北京市某些不称职的办案人员粗心大意造成的，我暂无理由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执法犯法。而中纪委的有关办案人员偏听偏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维护我党最高权利机构的崇高信誉和法律之神圣尊严，请中纪委首长百忙中过问此事。如最后事实证明本人是强词夺理，顽固不化，愿受法律之严惩；如系中纪委方面的责任，请求在《人民日报》为我平反。　　此致崇高的敬意 　　北京738厂 戴维堤 日
　　结果，我发出的所有申诉信皆石沉大海，这是在我预料之中的。　　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分配到东北某单位的一个北航学生刘向东（原名刘汉儒）欺骗了组织。他原是北航红旗造反大队的成员，曾打过彭德怀。我接管保卫部时，把他开除了。组织审查他时，他一口咬定所有坏事都是我让他干的，并说我是批彭大会的总指挥。他的口供差点把我致于死地，可气的是，直至今日，他也没有向我赔礼道歉。文革中一句时髦的话是“触及灵魂”。文革的确触及了每一个人的灵魂，许多人在文革舞台上尽情地表演，打人，整人，干坏事，一旦挨整和面对审查，其丑恶的灵魂更加暴露无疑。　　过了几天，我在厂里碰到了工人张某。老张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员，他一直被厂里抽调去搞专案，但此人很讲政策和原则。我俩是朋友，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在厂里搞我的专案。他爱人在农村，生活较困难，我曾接济过他。他爱喝酒，我常请他到家里喝酒。今天我又请他下班后回家喝酒。　　老张很高兴，他说：“今天你请我喝酒就对了，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好事？”我问。　　老张见周围没人，悄悄地跟我说：“我刚从东北回来，你的事否了。”　　我一听，又惊又喜，老张说下班回家再说。我立即骑车去商场买酒菜去了。　　酒桌上，老张告诉我，为中纪委文件的事，周书记召开了党委紧急会议，研究我的问题。有人主张严肃处理，定为“三种人”，开除厂籍，上报就行了，是否刑事处理由上面定。有人主张再调查核实一下，这自然要担风险，因中纪委文件明明说“证据确凿，严肃处理”，没有让再调查。基层党委对上级定案的事再调查，这绝对是“犯上”，但周书记他们最后决定还是要再调查一下。　　“我们要对上级负责，也要对戴维堤负责。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很复杂，事情又过去多年了，难免出错，再调查一下，我们心里也踏实。上面追究下来，我负责任，这件事我建议几个常委支持我。”周书记征得几位主要党委成员的同意后，立即派专案组赴东北长春调查，并向专案组人员交待了有关问题。老张是专案组成员。　　738厂党委派的专案外调人员到达东北长春刘向东的单位时，该单位领导十分不友好，他们拒绝配合，并对738厂的反调查表示吃惊。材料是他们整出来的，他们立了大功，好不容易抓出了“大坏蛋”，你们738厂党委想干什么？　　738厂当时是地师级单位。738厂的干部见过世面，专案组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拒理力争，一定要见到当事人刘向东，并核实材料。对方没有办法，只好把刘向东从“牛棚”里押了出来。　　当着刘向东单位领导的面，738厂调查人员对刘进行了询问。刘把自己的交待重述了一遍，与原来的交待一致。　　“刘向东，那天大会总指挥究竟是谁？”老张问。　　“就是戴维堤，我亲眼看见的。他是保卫部长，我们都听他的。”　　“你说的是实话吗？”　　“绝对是实话。”　　“你知道批斗彭德怀大会总指挥，在会上把彭德怀打成重伤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　　“知道，是反革命罪行，要坐牢的。”　　“你同戴维堤有什么矛盾和仇恨吗？”　　“没有，我们很熟，关系很好。”　　“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记错了？时间这么久了，难免记忆有误，张冠李戴，你再好好想想。”　　这时，刘向东单位的领导突然站了起来，指责738厂专案人员在搞诱供，双方争吵了起来。　　老张当过兵，多年搞专案，见过世面。他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你们怕什么？刘记错了的可能性完全存在。我告诉你们，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戴维堤不在现场，戴206日在山东。你们懂不懂不在现场是什么意思？”　　这时，刘向东的头上开始冒出汗珠。　　“刘向东，你老实交待，你说的是不是实话？你若欺骗组织，诬陷他人，是要从严处理的！”老张严厉地说。　　刘向东的汗都流下来了。他两手捂着头，痛苦地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可能我记错了。”　　刘向东单位的领导说：“刘向东，你想翻案，罪加一等，你欺骗组织可是罪上加罪！”　　“我不是欺骗组织，我确实是记错了。我想起来了，那天不是戴维堤主持的大会，我没看见戴维堤，因为跟他熟，我就记成他了。对，我想起来了，是张某某主持的。”　　事已至此，只好重写材料。对方极不情愿地在材料上加盖了公章。　　老张说到这里，我立即站了起来，端起一茶怀二锅头，与老张碰了一下杯，一口喝了下去。　　老张又说：“外调材料已交给了党委。周书记看了后哈哈大笑，说戴维堤这家伙不错，是条汉子。”　　第二天，周书记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说我的事查清了，让我不要背包袱。我对党委表示感谢，并表示一定要为厂里好好工作，但我要求上级向我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不在《人民日报》平反，也应下文否定原来的文件。周书记让我不要胡闹，说：“母亲打几下儿子，那里有赔礼道歉的？你给我好好干活去吧！”　　后来，738厂党委写了报告，附上了外调材料和我本人的申诉材料，上报了上级有关单位。据说当时党委主要领导都在报告上签了字。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母亲”果然没有必要向“儿子”赔礼道歉，我早知道结果会如此。　　令人可气的是，几年之后，周书记调走了，换了新党委书记姓王。在给我做“文革结论”时，按照上面的“旨意“，仍说我参加了批斗彭德怀会议（指7月19日小型予审会）并作为我的主要罪状之一。尽管我提出抗议，但仍以此强行定案。　　事实证明，所谓“母亲打儿子”这个比喻文不对题，很不确切，因为母亲不认为打的是儿子，母亲根本不认这个儿子。这个狠心的母亲把作错了事的儿子扔进井里，还不停地破口大骂。作为儿子，既然苦苦哀求没有用，也只好宣布这个母亲不是自己真正的母亲。自己的真正母亲是真正坚持“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写下这些文字，笔者心如刀搅。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彭德怀。他老人家心直口快，襟怀坦白，功大如山；他一心为民，铁骨铮铮，眼里容不得沙子；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我学习的好榜样。什么叫男子汉大丈夫，彭德怀是也！他那黑色的囚衣，他那不屈的头颅，时时浮现在我的面前。今天，我要在这里大声地说：“彭老总，我对得起你，我问心无愧。我是‘小同志’，救不了您的命，请原谅我。我向您老人家鞠躬，愿您老人家的英灵安息。”　　北航1967年批斗彭德怀之后，彭一直在卫戍区西郊的营房里被“监护”着。后来揭发出来的事实证明，所谓的“监护”，纯粹是关押迫害。专案组整天逼供，某些当兵的甚至他们的副司令也打过彭德怀，不但打倒在地，还货真价实地在彭德怀的胸膛上踏上了一只脚。这些，黄克诚同志的回忆录和有关文章写得很明白。彭老总又熬了漫长的7年后才于1974年因癌症去世。请问，究竟是谁害死了彭德怀同志？　　在后来的文革文章和资料中，关于对彭德怀同志的迫害问题，只提“北航红旗”和韩爱晶、王大宾两人，连戚本禹、“四人帮”也是一笔代过。韩、王二人依此为主要罪状分别被判刑15年和九年，这且不论，但从庐山会议开始直到彭德怀去世，这中间参与批判和迫害彭德怀的人（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大有人在，为什么只处理北航红旗和韩爱晶、王大宾等人？相信这个问题会有历史的公论。　　在此，我借本书郑重地向某些人叫板：面对彭德怀同志的英灵和冤魂，某些人敢不敢大声宣告：彭德怀同志，我们对得起你！在你挨整和被迫害问题上，我们问心无愧！？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关于“三种人”问题
　　打倒“四人帮”之前，全国轰轰烈烈抓了几年“5。16”分子，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又大张旗鼓地抓起了“三种人”。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说：“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把“三种人”清理出去。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　　德高望重的陈云同志一反温文尔雅风度，快人快语又刺刀见红：“如果对三种人心慈心软，就给党留下了隐患，一旦让他们东山再起，我们果真要人头落地。三种人对我们这些老家伙，包括你们在座的，都有刻骨的深仇大恨。对他们要统统开除出党。一个也不能留在党内，更不能留在班子里。不这样，将来总有一天他们要挖我们的祖坟！”　　邓小平还说：“这里我们还应该强调，要着重注意那些造反起家，比较年轻，潜伏下来的，对党危害大的人。当初王洪文跟我斗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20年后再看是谁的天下。这话对我影响很深。的确，我们老了，他们还年轻。如果我们不谨慎，让他们钻了空子，一旦他们爬上来，那我们的江山还会被他们篡夺去。对那些年轻的三种人，一定要把他们清洗得干干净净。”　　薄一波说：“我们要特别注意局级、处级及基层单位和企业里的三种人，他们有些人还不死心，千方百计的留在党内，等待时机，说十年再见，20年再见。如果不搞出来，就会埋下定时炸弹，这就是隐患，要十分警惕。”　　杨尚昆笑着说：“三种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差点把一波同志整死，一波同志恨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薄一波说：“不光是我恨，我看全党全国的正直之士都恨他们。三种人比日本鬼子、国民党警匪还要坏，他们戴着红帽子，整起人来最狠。”　　胡耀邦说：“区分是不是三种人的根据，是本人对党对人民造成危害的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头衔或参加哪一个组织，这样规定，有助于我们划清界限，掌握政策。至于那些年岁大了，已经查清和处理过了而又没有发现新的或较大的问题的干部，我的意见一般的就不要再翻老帐了。我建议今后取消新帐老帐一起算的提法和做法。”胡耀邦的话总是同老人们有点差距。　　根据以上老人们的指示，全国大张旗鼓地抓开了“三种人”。正象毛泽东号召整走资派时把新有的老干部几乎都打成走资派一样，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头头和参与过一些造反活动的群众又被整了一遍。被定为“三种人”和“严重政治错误”（二者其实是一回事）的人不在少数。　　笔者不反对--也不敢反对整“三种人”。对文革中那些紧跟“四人帮”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打死打伤人命者，指挥武斗、冲击军事机关造成严重后果者，应当整，判刑、杀头都可以。但是，不能搞扩大化。对于犯了一般缺点错误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历史地分析，大人不计小人过，手下留情，批评教育，吸取教训，既往不咎，更不能让人家一辈子不得翻身。　　据我所知，我一个分配到江苏的老同学由于在外地串联时与造反派们一起冲过军区大院，被定为“三种人”，整出一身病，不久便死去了。分到西安的一个老同学在别人打人时仅说了一句：“反革命该打”，就被投进监狱，关了两年多，定为“三种人”，放出来时当了个体户；分配到河北的一个学生因文革初打过人，对文革中经手的一支破左轮手枪记忆不清，没说清楚，（注：这支破枪早已经我手上缴了北京卫戍区，最后卫戍区证明有帐可查。）结果也被定为“三种人”，并被开除了厂籍，老婆也离了婚，如今仍孤身一人，没有工作，穷困潦倒，连劳保都没有。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他们（包括笔者）一不认识“四人帮”，反是造过，但没有“起家”，也没有参加武斗打死打伤人，也没有抢过谁砸过谁，只因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参与造反而获罪。至于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怎么解释？怎样才算帮派思想严重？文革中谁没有派性和“帮派”思想？说不请。宣判犯人时，在法庭上还允许申诉和请律师辩护一下，而定“三种人”和“严重政治错误”时却不允许人家申诉，更不准请律师辩护，全在当权的共产党基层党委某些人一张嘴。正像当时抓“5。16分子”一样，真正是说你是不是也是。　　事过多少年之后，笔者始终认为，“三种人”的提法十分不科学，因为它是个模糊数。从老人家们当时咬牙切齿的样子看，“三种人”比“日本鬼子和国民党警匪”还坏。谁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和“渣滓洞”，这样给“三种人”定义按说在中国找不出几个来。可是，却整了成千上万。如果说毛泽东文革初期是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形势，混淆了敌我，革命“革”错了对象，犯了严重错误，应当全盘否定。那么后来的抓“516”和整“三种人”就无懈可击、完全正确吗？没有冤假错案吗？几十年来，这些被定为“三种人”和“严重政治错误”的人（绝大部分是出身工人、贫下中农、一般干部，共产党一手培养大的所谓“根正苗红”的青年学生）始终不得翻身，始终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成了新时期新权贵和既得利益者的出气筒和发泄仇恨的活靶子，这时血淋淋的历史事实。　　中国啊，我们可爱的母亲！共产党啊，我们救命的恩人！您干瘪的胸膛和贫穷的脊梁为什么总适宜生长诸如“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造反派”、“5。16分子”、“三种人”，再加上如今的贪官污吏抢劫犯，发廊赌场加妓院之类。这些怪物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什么时候才能绝迹呢？　　我不是“三种人”，可我比“三种人”还“坏”。738厂后来的党委主要负责人秉承上面某些人的旨意，1986年才给我定案，说我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主要问题如下：　　（一）在北航参加过批斗彭德怀会议。在会上，彭德怀同志被打成重伤，负有领导责任。　　关于北航批斗彭德怀同志的全过程，本书已交待得令历史老人汗颜，不再赘述。时至今日，我借次书向国人和全世界申告，文革中北航批斗彭德怀与我毫不相干，我对彭老总问心无愧。某些人后来虽然不得不否定了我是“726批彭大会总指挥”这一重大罪状，但仍很不甘心。要是全否定了我的“批彭”问题，就不好把我定为“三种人”，他们多年来整人的功劳也没有了，没法向主子们交代。于是，他们丧尽天良地继续对我下毒手。当时，专案组的同志把结论初稿交我看时是这样写的：到过批斗彭德怀会议现场（指“7.19”予审会），经查未发现有任何言行。（注：到过现场又怎么啦！文革中连周总理还参加过批斗陈毅的大会呢!关键是在会上说了什么，干了什么?） 按说未发现任何言行的话，写入结论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不，可以改一下。于是，某些人大笔一挥，轻轻地改了一下，就强行塞进了本人的档案。这一改，本人便成了迫害彭德坏的坏人；这一改，令文痞姚文元先生汗颜，自叹弗如。我在“7.19”会议室门口站着看了两分钟就走了人，什么屁也没放，也算罪状？真他妈的岂有此理！　　（二）向江青写信寻求支持　　抓“5。16”之后，我对738厂的做法有意见。738厂某些人告诉我，你的问题全是北航捅的材料，你不要埋怨我们。我一打听，北航抓“5。16”也毫不逊色，连反对北航红旗的许多干部、教工也被打成了“5。16”分子。鉴于抓“5。16”运动严重失误和造成的后果，我认为应当向中央如实反映一下基层的情况，于是我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告了北航的状。此信我同时正大光明地交给了北航党委和738厂党委各一份，没料到，我成了“自投罗网”。　　我的上告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江青同志转伟大领袖毛主席收。　　于是，我变成了向江青写信请求支持。　　由于时间已经久远，我的上告信又没留底稿，详细内容记不准了，里面可能有向“江青同志问好”并请求中央过问、调查基层抓“516”扩大化的内容。我至今认为，就算当时向江青本人写信反映抓“5。16”运动中的问题，也没有罪。江青当时（1972年）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不是国民党中央文革负责人，更不是法西斯文革负责人。当时连整我的人们也正大喊“江青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女性！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我有何罪？　　（三）北航红旗干的许多坏事，戴维堤负有领导责任。　　恕我直言，若每个单位的头头对下属人员干的坏事都要负领导责任并定罪的话，全中国将没有一个好人。　　于是，考虑到戴本人出身好，表现也可以，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即“三种人，事实上是“敌我矛盾”。 ），上报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纪委。　　当时对这个结论本人嗤之以鼻，拒绝签字，但不签字无所谓，照样定案，并装入档案。从此，我成了一辈子不准出国、不准入党、不准当官的“三种人”。　　无独有偶，好事成双。作为一条线上的蚂蚱，尹聚平最后也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罪名是“在王力的黑手指挥下反军乱军”之类。　　开始，对这个“严重政治错误”结论似乎没太在乎，犯了“轻敌”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大斗争。文革中犯错误全是政治性的错误，中国连三岁小孩也犯有政治错误，因为三岁小儿也喊过“打倒刘少奇”，这不可能是生活错误和经济犯罪。　　我个人始终认为自己在文革中说过错话，干过错事，属于一般缺点错误。文革中我认为自己唯一的错误是奉常委之命去大连搞了一些子弹（没有枪支，因为中央已经给北航发了数千支枪）运回北航，详情本书已经说明。我认为这是文革特殊历史条件下犯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的缺点错误，我写个检查也就完了，我不想无限上纲。至于北航红旗文革中犯的错误，某些人干的坏事，如“批斗彭德怀”、“打死学生”、“反军乱军”等等，与我毫不沾边，谁干的谁负责，谁指使的谁负责！我一个革委会委员，凭什么负领导责任？文革中，在北航我没参于迫害和批斗过任何一个老干部；没干过任何打、砸、枪的事，甚至连小偷、流氓也没打过；除文革初见过一次江青外，同“四人帮”没有任何连系。文革中，作为“北航红旗”的原一把手和组织保卫部长，没干过任何坏事，要么不可能，要么就是好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革中，北航在我的保卫下，没打破一块玻璃，没丢过一把椅子，没损坏一件教学设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文革中，我和我的战友们保管着卫戍区发的数千支各式枪支和弹药，没出任何问题，这件事至今许多人都不相信。当时连卫戍区的同志都说不简单，可惜没给我记功，使我至今耿耿于怀。我万万没有想到，后来我成了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三种人”。王力和许多林彪事件的重要成员才定的“严重政治错误”，我们算老几？　　很快，我就尝到了这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厉害。　　我被分到科室工作后，厂里、科里出国培训、参展的名额很多，我所在的科室成员全部出过国。有的人轮了二次、三次。每次论资排辈该轮到我了，就一下子跳了过去。大学毕业生轮完了，中专生；中专生轮完了，初中生、一般工人去，始终没有我的份。开始，还挺恼火，后来就习惯了。出国算什么，不就是背个彩电回来吗？千万别象吃不到葡萄的狐狸那样下三烂。　　由于被派出国的同事大部分是我的同学和好朋友，所以我皆为他们高兴。当时厂里个别人为争出国名额闹矛盾，恨不得出国的人坐飞机摔死才好。而我，每次都去飞机场欢送和迎接他们，我没有那么缺德。当时对我的“伟大壮举”，许多人很受感动。“戴维堤他妈的还行，每次都来送占了他出国名额的人。”　　一次，同科室小齐又一次跳过我二次出国去西德参加计算机展览会，我又去机场为他送行。　　不料第二天，科长老于紧急找到我说：“快上医院，小齐住院了，今天礼拜天，找不到人，你去照顾一下。”　　“你喝醉了？小齐昨天不是去西德了吗？我看着飞机起飞的，怎么飞机出事了？”我大为不解。　　“飞机没出事，小齐出事了，在西德烫伤了，用专机运回来的，就在咱们职工医院。你快去吧！”老于说。　　原来，小齐当天晚上到达西德后，一个人住在一家私人旅馆里洗澡晕了过去。幸亏脑袋在浴缸外面，热水哗哗的流，全身严重烫伤，被房东老太太发现报了警。西德警察和消防人员把它送到了医院，但因医疗费太高，中国大使馆建议回国治疗，正好有一架飞机回国，便把他送了回来。　　我立即赶往医院，照顾和侍侯小齐，并安慰他。小齐当时未结婚，也未让家人知道。我照顾他多日，直到厂里派人值班。小齐很感动，直谢我。其实，这是人之常情，有什么可谢的呢？　　不过，看来我这样的造反派并不见得多坏，倒是真的。　　自从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三种人”以后，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我被打入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深渊，成了中国人中的“另类”。这个“严重政治错误”，使我一辈子不能入党，不能当官，不能出国，事实上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包括被选举权。在当前已没有地、富、反、坏、右的中国，我辈稀里糊涂地成了这些宝贝的接班人，开始享受当年“地、富、反、坏、右”们的待遇，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对于自己因为当了一年多造反派头头而得到的“报应”和下场，说心里话，我是死不瞑目的。但是，想想与自己同样遭遇的一大批人，我无话可说，甚至连牢骚也不应该发。　　事实上，当年如果走走“后门”，我的命运或许可以改变。但是，我感到靠“后门关系”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可耻的，对不起与我共患难、共命运的同辈们和我当年的造反派战友们。　　科学家说，基因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活一点不错。我这人有个毛病，叫缺点也行，就是不爱求人，更不会吹牛拍马，总感到求人不好意思，张不开口。别人求我行，要只耳朵也割下来送人，若为个人而“五斗米折腰”，打死我也不干。文革以后，一直挨整，可说是中国人中的“另册”，心里总感到冤枉，有时喝多了酒也骂骂大街，但就是不愿意求人。我父辈和岳父母的老战友、老关系并不少，有当省委书记的，有当中纪委副书记的，甚至有当总理的，应当说官不算小，有点权力。不说升官发财，在自己挨整（事实上是冤枉的--如中纪委对我的指控）的时候写封信亲自送到他们家里或秘书手里，向他们反映点问题，请他们说句公道话或批个“刀下留人”的条子应当不成问题。可本人死要面子活受罪，从未麻烦过他们。这也算是有“便宜”不沾王八蛋吧！我总感到，为人要正直、正派，走正道，靠自己的本事去生活，去奋斗，不要走邪门歪道。然而如今看来，不走邪门歪道还真的不行，可惜自己始终学不会。　　这些年来，在共产党牢固的基层政权国营北京738厂里，我只有老老实实干活、夹起尾巴做人的义务，任何人都可以管着我，哪怕同一位小徒工组成一个小组，我也只有当组员的份儿。任何好事都与我无缘，任何坏事都与我沾边。日天安门广场那场“大戏”，我正在汕头，（注：为临时打工的公司办事，决不是想跑往台湾。）北京有关方面也没有忘记查查我去过天安门广场没有。　　关于出国、入党、当官，这是“三种人”或“严重政治错误”者的禁区。不过作为享有公民权的公民，不让入党、当官那是共产党党委说了算的事，不让出国似乎太残忍了一点。外国的月亮多好呀！比中国的圆；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放的屁都香水味道。怪不得某些人那么崇拜和害怕美国人！怪不得许多人跑出去不愿回来！美国和北约的导弹、飞机瞎了眼，竟然不够朋友！让我出国把北约秘书长和美国总统一刀捅死，立个大功回来摘掉“三种人”的帽子，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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