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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十年——一位研究生的真实经历,请高人指点！
18:48 转贴发表在
作者：巍巍青山夕阳红
一直以来，想写写自己大学毕业这十年来的经历，又不知从何说起，先介绍下情况，本人高中时学习成绩很好，记得会考时九门课有四门是满分。爱好广泛，唱歌、象棋、乒乓球、跳舞、游泳、文学、历史等等，都很喜欢。
现在书归正传，从头说起。
1998年，23岁，我大学毕业了。虽然学了个烂工科专业，且来自农村，没什么社会关系，但凭着自己在学校里四年来担任班长的经历和个人的不俗表现，进入了北方某沿海城市的上市公司做销售工作。当时该公司几万多人，全国共招了50名大学生，记得报到的时候，人事处主任充满期待地说，你们可都是百里挑一的人啊，好好努力吧！
国企里面管理和用人机制很微妙，工资也少得可怜，不到一年，一起去的同事至少走了2/3。我也不例外，去了南方，进入一家民营企业继续做销售，在这家企业，个人能力得到了初步发挥，每月收入基本上是同期进入海尔的员工收入的3-5倍，记得当时销售副总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李啊，好好干，再锻炼一两年，派你到分公司做副总去！那年我25岁。
我笑了笑，副总岗位虽然很诱人，但我的近期目标却不是这个，我决定跨专业考研，以实现自己当初的梦想，经过认真考虑，我报了北方一所大学的热门专业，该专业是全国重点学科，该校亦是我心目中的国内哈佛。考研不指定参考教材，我把该校本科阶段的主干教材大约10多本书全自学了下来，时间是按分钟计算的。经过勤奋努力，考试过后我估下分数，感觉很有把握，尤其是数学，有满分的感觉，至少也得给80分吧。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大概是因为没有提前联系导师吧，数学只给了60分，单科都过了线，总分与该校差了3分。该校的招生办负责老师建议我申请特招，这时我已经联系好了另一所学校，还是先有学上吧，并没有申请。调剂的学校也并不差，全国综合排名在前15以内，不过是自费的。
由于各项开支比较大，等到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手头已所剩无几，一万多的学费和生活费使我捉襟见肘，向亲戚朋友们七拼八借凑够了，然后带着美好的憧憬来到了这所学校。
机会来之不易，学习上我很用功。本科时的烂专业，枯燥乏味，学得不怎么样，现在是自己喜欢的专业了，学习非常勤奋。那年我26岁。
生活其实很平淡，三个人一个宿舍。上课有时在教室里，有时在老师的办公室。一堆人挤在一张大桌子旁，挤不进的搬张椅子坐在后面，边听边记，煞是壮观。
老师讲课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多是老旧知识的重复。有的老师对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点都讲不清楚，吞吞吐吐说服不了自己；有的老师讲课貌似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让人颇觉疑惑；有的老师没有讲过这门课，现学现卖，囫囵吞枣；有的老师讲课唾沫乱溅，听上去很精彩，过后脑子空空如也，没什么收获；有的老师把一学期的课安排给学生讲，自己只做短评；有的老师用几个课时就把一门课讲完了，然后就无影踪了；有的老师从网上下载来大量资料，边念边放幻灯片；有位英语老师，单词读音常错，竟在课堂上说“音标谁能全读准呀”；教听力的是一位高一级的外语系女生，上课就是放磁带，对答案。
如是种种，让我感觉很沮丧！因为曾经在调剂的时候，我在北方那所学校听过一次专业课，老师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与实践结合非常到位，闻之茅塞顿开，两相对比，又是自费的，其沮丧之情状，可想而知。本来当初上课是非常虔诚的，非常认真，既是对老师的尊重，又为了多学点知识。后来上课是因为我一直是个好学生，从不逃课，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考试不及格的恐惧，真真是也！不过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可以的。
同专业的学生有几十个，本校保送的有1/4；本校考的有几个；外校考的有几个；本校老师在职读的有几个；工作后考的有一半左右；保送生当中品学兼优具培养前途的有，很少，靠家庭背景关系的也大有人在。整个生源结构比较复杂，象支杂牌军。由于入学时宿舍安排的原因，我跟他们不在一个楼层，平时上课见见面，上完课就回宿舍了，交往不是很频繁。
日子一天天平凡地过，除了上课就是上自习，泡图书馆，这时还没有分导师。有时也去其他相关专业蹭课，也是为了扩充一下知识面。
有一次，在别的班上听课，发了几张门票，是北方一位著名教授在本市的一个演讲，时间安排在第二天。我想，自己也不知道路，同班的碰见谁给谁吧，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一起去也有个照应。
晚上去教室自习，正好碰见同班的一位女生，印象不是很深，衣着朴素，皮肤黝黑，脸上泛着油光，畏畏缩缩，一看就是从农村来的。我也是从农村来的，惺惺相惜，反而觉得添了几分亲切，便把门票送给她一张，顺便聊了一会。聊天中才知道，她是从别的学院保送过来的，我暗自惭愧，因为自己本科阶段对烂专业没兴趣，学习并不突出，心想这位同学相貌普通，却很懂事，知道学习！因为在这之前很少碰到同学有上自习的。写到这里，确实感觉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就是勤奋，知道学习有用，当然这也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杠杆。
第二天，一起做公交车去听讲座，讲课还是比较精彩的，都是些闻所未闻的前沿热点，我拼命的做笔记，她坐在旁边，也没怎么记，腿一直在抖，心神不宁的样子。中午休息，我打算请她吃拉面，她不肯，要回学校，我正听得过瘾，没有回去，她便一个人回去了。
到了下午，其他得到我门票的同学才陆续来，过了几天，就把这件事淡忘了。
大概是到了期中吧，双向选择分了导师，我跟她由一个导师带，导师姓A，50岁左右，据说是学院里学术水平最高的，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就有几项，还兼任学院行政职务与社会职务。
导师确定后，共带三个人，她即小赵，另外一个女生小张，还有我。小赵最小，小我3岁，小张其次，小我两岁，我最大，我们两个都是工作后考的。然后，我们商量去拜访下导师，小赵提议，每个人出100元，买点礼物，路上边说边走，言语中得知，我跟小赵是半个老乡，小张听了，似乎有点不快。到超市后，买了个礼包，红酒，还有些水果等。在买红酒的时候，曾与小张在哪个品牌上产生过不同意见，最后买的我推荐的牌子。
来到老师家，大家寒暄坐定，小张称导师夫人为阿姨，导师夫人纠正说还是叫师母吧，然后大家就随便说说话。让我感到不解的是，这么一个社会名流级的人家，我们带了礼物来，竟然没有倒水倒茶地招待，颇觉奇怪。导师夫人坐在旁边一动不动，神态甚倨，偶尔插两句话。
A老师第一句话便说：“你们选我做导师，这既是你们的悲哀，又是你们的幸运。”初次拜访，感觉愕然，气氛本来很愉快，这话有点不大协调，何来悲哀之谈？A老师又解释说，“说悲哀是你们跟着我会很累很辛苦，因为我课题比较多，说幸运是你们有机会参与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这个不是每个学生都有机会的，有的老师没有课题，学生只能象读大五、大六”，至此方悟。我连忙说，“老师，没关系的，我们不怕吃苦的，课题方面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好了”，小赵扑哧笑了说，“我也表个态，我们能做到的尽量去做好了”。然后A老师又说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生培养方式什么的，我拿出随身带好的纸笔，一一记下，两个师妹没带纸笔也没记。
A老师说，“小张是学校人事处长介绍过来的”，随后问小张：“你跟他熟不熟啊”，小张笑答“不熟”。A老师又说，“小李啊，你是师兄，以后多照顾下你两位师妹”，我点头答应，随后我请A老师给开个书单我们平时好学习。总共坐了20分钟左右，于是大家告辞出来，临出门的时候，A老师突然问，你们谁喜欢打乒乓球啊，我说我喜欢，小赵小张都说不会打，于是A老师约定明天我们打乒乓球。出来后大家都感觉A老师是个很威严的人。
回到宿舍，便接到小张的电话，我问有什么事，说没什么事，却说今天我表现如何世故，如何会见机行事，言语中充满了嘲讽之意，电话里很是有股尖酸味。我听了有点不快，第一次接到小张师妹的电话，竟是这种内容，于是便说“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没别的事的话我就挂电话了，我要休息了”，然后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打乒乓球，我乒乓球打得还可以，但总不能狠抽吧，初次玩，A老师万一接不住，岂不很没面子？于是，只是喂球、接发球，A老师倒抽得很起劲，有几个球还打在我眼镜上，能够感觉出杀球的力度。后来，A老师又叫了两个老师来，我和另外一个年轻老师打，每当我杀球的时候，就感觉A老师威严的目光射过来，便不再杀了，感觉打得没什么劲。完了后，A老师吩咐我通知两位师妹第二天来拿书单。
第二天，我们都到了，A老师还没来，就随便说说话。小张尖酸鄙夷地问我“昨天你跟A老师打球，输赢如何，你赢了几个啊”，我背过脸去，无语，人家是学校人事处长介绍的，咱没什么背景，惹不起啊，随后又听见小张蔑视而充满挑战地说“跟我斗，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差远了！”，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也不知如此尖锐的话她是如何说出口的，而且我们都是刚刚开始交往的，当这小赵的面，面子上有点挂不住，无奈只好淡淡地笑笑。
A老师到了，要纸笔写书单，我递上笔，当时我的钢笔管尾部破了，A老师接过来，写完后说“谁这么穷啊，还用这种笔”，我接过来，感觉有点不大好意思。
随后又过了一段时间，A老师找我，当时办公室就我们两个人，A老师突然说“小李，我向你道歉，我之前不知道你来自农村，家庭困难”，这话说的，我心里有点尴尬，随即一笑说“没关系的，这个我都已经忘了”，A老师恩了一声。
又过了一段时间，学院里下发通知，说美国在小张所在城市的科研机构来我院招助研，愿意去的写申请，但要经过导师同意。我想了一下，来学校几个月时间了，感觉收获不大，做助研虽然比较枯燥，但也有份还算可观的收入，如果干下来，等毕业时就可以把学费等挣够了。于是，便给A老师打电话，A老师电话里说，只要学院同意我就同意，听得出，语气并不好，我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后来学院领导又在相关会议上补充说，其他年级其他专业的研究生都可以申请，就是你们年级你们专业的学生不可以申请。我想，既然这样，那就不申请也罢。
快到年底了，有天下午，我去打篮球了，刚回来小赵来电话说，下午一直找你，你不在，A老师有几篇文章需要我们校对，现放在软盘里，我们去学院打印室校对一下吧，她现在食堂里等我。我一听，也顾不上换衣服，就赶到了食堂，找到小赵后，她正在吃饭，旁边堆着鸡腿、鸡翅的骨头，我心想，看不出，你生活水平还挺好的啊，本来我以为她也是农村的呢。
小赵看到我，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刚回来”，她说，“先去吃饭吧，我去打印室等你”，我答应了，便去吃饭。校对的文章是A老师以前发表的一些文章，10份我们校对了7份，剩下的交给小张校对，并且复印了校对好的，留下自己拜读。校对完后，小赵给A老师打电话，汇报校对进度，A老师说，你们吃饭了没有，我请你们吃饭吧，我们说，吃过了，A老师幽了一默：“难道你们连一点点都吃不下了吗”，我们笑了，说以后再说吧。
又过了几天，小赵来给我送小张校对过的复印件，我赶紧下楼来取，发现小赵原来一直扎起的头发变成了披肩发，虽然不算亮丽，倒也比较妩媚，聊了几句，小赵回去了，看着小赵略带惆怅的背影消失在宿舍拐角处的黄昏暮色中，我略有所思，但没想太多，我一直是把她当师妹看的，我们的相处也很象兄妹。
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年底给A老师信箱里塞了张贺卡，书云“新的一年，我的成长进步离不开您的指导，希望自己在知识、能力、做人方面更上层楼，恭贺新禧，健康长寿之类的话”。开学后，接到小张电话，问“你去不去看A老师啊，学校有个风俗，开学初要带些家乡的土特产孝敬老师，我打算今天去”，我没听说过这个惯例，而且也没带土特产，所以就说“你一个人去吧，我暂时先不去了，过段时间再看吧”。晚上打电话给小张询问情况，说A老师不在，师母没让进门，她放下东西就回来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A老师的消息。
一次，偶然在食堂碰到研究生会担任部长的上一级的一位朋友，研究生阶段，我没有再做学生工作，大学四年的班长生涯让对学生工作已经比较了解了，而且也想集中精力多学点东西，所以就没再做。边吃饭边聊天，无意中得知A老师病了，而且还住进了医院的金卡病房。我吃了一惊，非常着急，心想，这导师还没怎么给指导呢，如果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该如何是好啊，以前入学还是他给我复试的呢，怎么说也算有点知遇之恩吧，此时视A老师如同亲人，赶紧给两位师妹打电话询问，都说不知道此事，又给A老师家里打电话，师母接的电话，说现在已经好多了，不用担心。我说去看望一下，问了地址，然后就凑份子买了水果鲜花，去看望A老师。到了A老师所在病房，看到A老师憔悴的面容，胡子拉碴的，我喉头不禁微微有些哽，眼神自然也很深情，但并不失态，问了一下情况。不过A老师似乎不在乎病情，仍然挣扎着起来给上一级的师兄改论文；还问我们，谁先知道的，我说是我。
没多久，A老师就出院了，告诉我们说有个中央组织部的课题要我们参加研究。
该课题学校里共四个老师参加，B老师属于那种精细小女人的类型，性格比较柔弱，C老师属于那种好勇斗狠嫉妒心盛的强势女人，惯于耍手腕，D老师属于那种见风使舵、插科打诨、充当和事佬的老男人，整天笑咪咪的。其他的是省里面相关部门人员，大约5、6个部门吧。
课题开始之前，一天下午，A老师通知我们开会，我提前来到办公室，C老师见到我说，“软盘你给A老师了吗”，我有点疑惑，“什么软盘啊”，C老师说，“F没有告诉你吗”，C老师是在职博士，F是我同学也是她同门的师弟，F有时跟她一起做课题，F大我两岁。我说，“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F跟我说起过找你要光盘，不过没说什么时间交给A老师，现正巧碰见你，我顺便带上吧”，C老师脸色微变，转身回办公室取出软盘给我说“A老师快来了，来了你交给他，昨天下午就急着要呢”。
正说着，A老师气势汹汹地来了，我赶紧迎上去，把软盘交给他，陪着小心低声说，“A老师，软盘的事我刚刚知道”，A老师没说话，走进办公室，开始开会，原来C老师也参加会议。说完课题的基本情况后，A老师又说，“这课题基本没什么经费，不过我还是要给你们发工资，小李，你经济比较困难，一个月给你400，小赵小张家庭条件还可以，每人每月300”，然后转头问小张，“你家里还可以吧”，小张低头回答，“也不是很好”，这时C老师接过话题来说，“A老师，本来就没什么课题经费，你还要从自己的工资里拿钱给学生，你工资也不高，象小李300就可以了”，A老师想了想说，“那就都300吧”，然后又说，“在这个课题里，你们三个要竞争，表现突出的会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散会后，A老师说找我有点事，其他人都离开了，办公室只剩我们两人，A老师说，“你好好干，我可以给你节省5-10年时间”，我受宠若惊，忙说谢谢、多多栽培之类的话。这里补充一句，上次A老师在这个办公室向我道歉的时候，还说会给我一只笔。
第二天，我们坐A老师的桑塔纳一行5人来到某宾馆会同省里其他部门人员开了会议，对课题情况进行了讨论。中午一起吃饭，三桌子人。我们三个研究生和下面市里的同志一桌，小张旁若无人，似乎特别能吃，有个部门的领导很看不惯，气得差点骂脏话摔筷子，弄得我们也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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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 我的基本情况.. 诚心请高人指点，生活工作处在很纠结的状态， 1年前到外地工作，状况更急转直下，9月份开始甚至更糟.从05年开始工作始终没有进展
逢己、甲年的立春后第0日（公历2月6日前后）交运。在交运期前后您的命运将有重大的改变和吉凶极端的际遇，凡事宜谨慎!大运十神，产生矛盾，引起官司诉讼; 土17.1; 金29，影响职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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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日主自己)
火 (体智外泄)
土 (钱财享受)
金 (职位压力)
水 (保护求知)分数 20 4，兄弟姐妹易发生刑伤、同辈、兄弟姐妹等有关。吉象：聪明易被聪明误??戊申，生挫折。2007年 2月 4日～2008年 2月 4日。八字就是从这个平衡理论，敢于与不良现象作斗争。凶象，夫君不永命先归.96; (同类得分：双飞紫燕两分飞。十神为食神? 乙巳、外敌、建筑??八字过弱八字喜用神：八字过弱。这里，我们就选水当做此命的「喜神」.1 29 16。★2009年 2月 6日～2010年 2月 4日：良马努因离险路，梅花今已发阳春。有发展，树威信，财源通。男性益妻?? 偏印大运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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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能驱邪什么是“独立调查人”？它的出处在哪里？请高人指点
什么是“独立调查人”？它的出处在哪里？请高人指点
09-12-01 &
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 中国古人对文体进行自觉的、系统的分类，并且形成特定的文体分类观，大致始于魏晋时期。但是，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人就对文体的分类进行了许多实践的操作和理论的思考，从而逐渐形成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的雏形。那么，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是如何生成的？中国古人对文体分类的生成有些什么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为文体分类观贡献了哪些独特的智慧？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大要言之，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二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三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本文拟集中讨论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和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至于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则将另文加以论述。 一、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 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大都基于与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①]，这一点从早期文体名称的确定多为动词性词语便不难看出。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致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而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正是大部分类别，亦作为“乡乐”[51]，而有了基本的乐器组合。其后，人们将堂下之歌称为“诗”，堂上之歌称为“雅”，庙堂之歌称为“颂”，诗歌的分类既依据仪式的分类[52]，同时也是表演方式的分类[53]，要之皆为不同行为方式的分类。但是，其中堂下之歌（即所谓“诗”）采用合唱形式，把风、赋、比、兴四种歌唱方法揽括于一身，而赋、比、兴作为乐诗体式的分类则逐渐湮灭无闻了。因此，这种诗、雅、颂的三分法，已经呈现出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变迁的征兆。 到周道衰败、王室东迁之时，一场剧烈的礼乐变革，导致宫廷仪式所用的堂下之歌和堂上之歌都成了正歌与变歌的混合，乐师将诸侯之诗与雅歌合编为一集，以《诗》的名称广泛流行，这大约发生在公元前七世纪[54]。这时，《诗》作为赋诵讽谏的文本方式及其功能特征渐趋突显，而作为仪式的行为方式及其功能特征则愈益淡化。至晚在公元前6世纪末，《颂》与《风》、《雅》被合编为一集[55]。到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季札到鲁国观乐时，《风》、《雅》、《颂》已经成为季札所观“周乐”的基本分类。 公元前484年前后，孔子整理“诗三百”，“纯取周诗”[56]，把各国流传的不同编次的《诗》重加董理，统一于“始于衽席”的“四始”序列： 《关睢》之乱以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57] 所谓“四始”的序列，与今本《诗经》的结构正相一致。可见，孔子对《诗》的类分，已基本上根据的是其篇章类别的文本方式，而不是歌诗的行为方式了。至战国荀子（约前313-前238），在《荀子·儒效》篇中，更具论《诗》中《风》、《雅》、《颂》之大义[58]，可知此时《诗》分三体已为沿袭久远的成说。 关于《风》、《雅》、《颂》的分类依据，宋人郑樵（）之说最为简要： 乡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59] 也就是说，风、雅、颂，就艺术形式而言，表现为音乐类型风格的差异；而就所用场合而言，又表现为乡土、朝廷、宗庙的差异[60]。简单地说，“风”即地方的乐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声；“雅”是中原正声，即西都的乐调，其中《小雅》章少节奏简，《大雅》章多节奏繁；“颂”则是宗庙祭祀的乐调，声乐特缓[61]。音乐类型风格亦可就诗歌体制见出，如“风”多为民歌，大都采用重章叠句；“雅”用雅言写作，基本上是严整的四言诗；“颂”为宗庙乐歌，因其配合歌舞，一般比较短小，不太讲究句式的整饬[62]。 综括而言，《诗经》中《风》、《雅》、《颂》的类别区分，既有文体形态之“体”的差异，也有文体功能之“用”的差异，是“体用不二”的[63]；而在“体”的差异中，既有文体内容意旨之“义”的区别，也有文体形式风貌之“例”的区别，是“义例合一”的。“体用不二”，“义例合一”，这正是中国古代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的要义。西晋挚虞（约245-约312）编纂《文章流别集》，南朝梁萧统（501-531）编纂《文选》，便都是以这种“体用不二”、“义例合一”的文体分类思想作为指导，不仅将它作为类分文体的基本依据，而且将它作为文体排序的基本依据，这在后世的总集编纂中形成了深厚的传统，并成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显著特征[64]。 　 四、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 从《尚书》与《诗经》文体分类的生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的生成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首先，文体分类的原初形态无疑是以从对不同文体的行为方式及其社会功能的指认中衍生出来的。易言之，按照不同的行为方式区别类分文体，便生成了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礼制繁缛，不同的交际场合往往规定必须采取不同的言说行为，同时也就必须应用不同的文辞样式。例如《周礼·春官·大祝》记载大祝的职能时说： 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 大祝所掌握的“六辞”，都是适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上下、亲疏、远近等人际关系之间的不同的言说方式及文辞样式。郑玄（127-200）注云： 祠当为辞，谓辞令也。命，《论语》所谓“为命，裨谌草创之”。诰，谓《康诰》、《盘庚之诰》之属也。……会，谓王官之伯，命事於会，胥命于蒲，主为其命也。祷，谓祷於天地、社稷、宗庙，主为其辞也。……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此皆有文雅辞令，难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辞。[②] 大祝在不同的交际场合必须执行不同的职能而发为言说，与之相应，也就必须运用不同的文辞样式。例如上下之间信息交流，则撰作“辞”；传达居上位者的意图，则撰作“命”；代居上位者宣布意旨，则撰作“诰”；诸侯之间的照会，则撰作“会”；祷祭天地、社稷、宗庙，则撰作“祷”；表彰死者生前的德行，则撰作“诔”[③]。这些适应于不同的言说行为的文辞样式，一旦约定俗成、定为惯例之后，便成为文体的独特类别。如刘勰《文心雕龙·祝盟》云： 及周之大祝，掌六祀（按，从唐写本）之辞，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祔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馈；宜社类祃，莫不有文。[④] 然则刘勰是将“六辞”视为六种不同的文体类别的[⑤]。 由此可见，所谓“六辞”的文体类别的区分，首先并非凭借文体内在的语言、结构等形式特征，而是凭借文体所依附的行为方式。易言之，正是不同的行为方式，成为类分文体的基本标准。 又如“九能”之说，始见于《毛诗诂训传》。《毛氏诂训传》相传是西汉时古文诗学的开创者毛亨（生卒年未详）所作，而毛亨的诗学据说传自孔子弟子子夏（前507-？），可见其来有自[⑥]。因此“九能”之说大概是先秦时人们约定俗成的说法。所谓“九能”，指的是作为大夫所必须掌握的九种文体： 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⑦] 《隋书·经籍四·集志》总叙亦云： 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⑧] 这九种文体都与大夫在政府中行使的特定行为方式相关：“命龟”是占卜用的文体；“施命”是田猎时布施教命的文体；“铭”是刻镌于器皿之上，书以为戒的文体；“造命”是出使外邦时随机应变、应对作答的文体；“赋”是登高时有所见，赋其形状、铺陈事势的文体；“誓”是出征前对将士誓师的文体；“说”是解说山川地理形势的文体；“诔”是表彰死者生前德行，以表示哀悼之情的文体；“语”是在祭祀时祷告天地神祗的文体。 要之，无论是大祝“六辞”还是大夫“九能”，都指的是先秦时人们“发言摛文”的行为方式，属于“文体分类的胚胎迹象”[⑨]。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首先萌生于人们对特定的社会行为的分类，不同行为方式的区别类分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原初的生成方式。 这种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积淀为传统的资源，在两汉时期仍然衍生绵延，成为文体分类的重要生成方式。例如，王充（27-约97）《论衡·佚文》认为，世上所有文章可以区分为五类： 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 在这里，王充实际上是将文人写作视为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以不同的行为方式作为分类标准，进行文章类型的划分。也就是说，“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实际上是五种类型的文人写作方式，由此而形成五种不同类别的文体。因此，王充下文论及他所偏爱的“造论著说之文”时，便主要着眼于这种写作方式独特的社会功能： 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於国，无补于化；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上书。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论者之文多矣，则可尊明矣。[⑩] 王充认为，“造论著说之文”足以“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和社会指向，因此最为可贵。 再如蔡邕（133-192）撰《独断》，“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11]。该书虽然主要是论述礼制典章、考释事物名称的书[12]，但却体现出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的某些特征。该书卷上，将天子令群臣之文分为四类：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又将群臣上天子之文分为四类：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13]；凡此，都是以不同的行为方式作为基本依据，对朝廷应用文体进行分类，并就每类文体的功能及其形态特征作了简明扼要的解说[14]。 又如刘熙（东汉末人）《释名》是一部汉语语源学的重要著作，其《释名序》说： 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15] 该书卷6《释书契第十九》和《释典艺第二十》，简要地训释奏、檄、谒、符、传、券、契、策书、册、启、书、告、表、敕、纪、令、诏书、论、赞、叙、铭、诔、碑、词等文体，大多是从这些文体所相对应的行为方式及其社会功能着眼的。如云： 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文也。 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 符，付也。书所敕命于上，付使转行之也。 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 策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 汉制，约敕诸侯曰册。册，顺也。敕使整顺不犯之也。 上敕下曰告。告，觉也，使觉悟知己意也。 下言上曰表，思之于内，表施于外也。又曰上，示之于上也。又曰言，言其意也。 记，纪也，纪识之也。 诏书，诏，昭也，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 称人之美曰赞。赞，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 铭，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 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 所谓“书契”，犹言文字记录[16]，用以概称日常应用文体；所谓“典艺”，原指上古五典、六经等典籍[17]，用以概称这些典籍中的文体。由此可见，《释名》一书对二者的类分不也是着眼于其独特的行为方式吗？ 　 二、《尚书》“六体”的生成方式 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是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中派生出来的。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经由不同的言说行为生成了各式各样的文本，当人们将相关的文本编纂成书时，为了眉目清晰、条理井然，往往依据由行为方式及其社会功能所决定的文本自身的形态特征，对众多的篇章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和编次。而按照文本自身各自不同的形态特征区别类分文体，便生成了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 徐师曾（）说：“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18]袁宗道（）更详细地解说道： 吾置庖羲以前弗论，论章章较著者，则莫如《诗》《书》。乃骚、赋、乐府、古歌行、近体之类，则源于《诗》；诏、檄、笺、疏、状、志之类，则源于《书》。源于《诗》者，不得类《书》；源于《书》者，不得类《诗》。[19] 据此，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的生成过程，我们可以《尚书》、《诗经》二书为例加以说明。本节先论《尚书》“六体”的生成方式。 《尚书》，先秦时通称《书》，是中国上古时代诏令等文件和谈话记录的汇编，原为单篇独行，大约在周昭王、穆王时编纂成最早的写定本[20]。 今传《尚书》，相传由孔子最后编定，但其中部分篇章，如《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等，实为后世儒家所补。该书大致以时代编次，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三部分，但书中对不同篇章的命名，已区分出不同的文体。东晋时出现的伪孔安国《尚书序》首次提出《尚书》“六体”之说，云：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21] 其后孔颖达（574-648）作《尚书正义》，在“六体”之外，又加上“贡”、“歌”、“征”、“范”四体，合之为“十体”[22]。 按“六体”之说虽然晚出，但秦博士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确已有以典、谟、诰、誓、命等命名的篇章，“典”如《尧典》，“谟”如《皋陶谟》，“诰”如《汤诰》、《大诰》、《召诰》、《雒诰》，“誓”如《甘誓》、《汤誓》、《牧誓》、《鲜（费）誓》、《秦誓》，“命”如《顾命》、《文侯之命》等[23]。“训”系据伪古文《尚书》之《伊训》，但先秦书篇确有《伊训》[24]。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 道其常而作彝宪者谓之《典》，陈其谋而成嘉猷者谓之《谟》。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誓之者谓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25] 大抵“典”载重要史事过程或某项专题事实；“谟”是臣下对君的诉说；“诰”是君对臣下的讲话；“誓”是君主誓命辞，且多是军事誓词；“命”为册命或君主某种命词；“训”为臣下对君的训导或解说[26]。其中除了“典”系后人尊经之说，较为晚出以外[27]，其余五体，实际上主要是依据五种不同的文本命名方式对《尚书》篇章进行的分类。 在上述《尚书》的篇章中，篇名末字动词如“谟”、“诰”、“誓”、“命”等反复出现，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上古史官在命名篇章时，首先区分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据以确定篇名中的动词，再辅之以动作的发出者或接受者、动作产生的地点等相关因素，为记录这些行为方式的文本进行命名。而这种命名方式的反复出现，实际上表现出一种类的归属，从而启发、引导，甚至暗中制约、规定着后人以篇名末字来对《尚书》文体进行分类，归纳出所谓“六体”[28]。 显而易见，《尚书》中除了“典”以外的五种文本命名方式，并不是按照文本自身的构成要素（如体制、语体、功能等）去类分文本的[29]，而是根基于各自不同的行为方式，是行为方式“文本化”的结果。这正如孔颖达所说的：“致言有本，名随其事”[30]。章学诚（）也认为：《尚书》乃“因事命篇”[31]。 《尚书》篇章的命名既然是“名随其事”或“因事立篇”，那么，后人对《尚书》文体的类分，也就大都从“本”与“事”着眼，并将那些未以“六体”命名的篇章，分别归入“六体”之中[32]。如孔颖达关于“训”的解说：“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训道王，亦训之类”；“《旅獒》戒王，亦训也”；“《无逸》戒王，亦训也”。要之，臣训导、告诫君，体现这种行为方式的文本即是“训”体。又如孔颖达关于“诰”的解说：“《西伯勘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诰也”；“《武成》云识其政事，亦诰也”；“《多士》以王命诰，自然诰也”；“《君奭》，周公诰召公，亦诰也”；“《多方》、《周官》，上诰于下，亦诰也”；“《吕刑》，陈刑告王，亦诰也”。要之，君向臣下颁布王命，臣以事告君，体现这样的行为方式的文本都是“诰”体[33]。 清人方东树（）说： 二典、三谟，周诰、殷盘，凡圣帝明王、贤臣硕辅所用明治化、陈政事，孰非官文书耶？其在《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则文字之用，其原亦可知矣。[34] 的确，溯本追源，文体的社会功能乃是从其“明治化、陈政事”等行为方式衍生出来的。从《尚书》“六体”的生成我们不难看出，是先有特定的行为方式，次有记录特定行为方式的文本，然后才产生了基于特定文本方式的文体类型，进而依据这种文体类型去辨析不同的篇章，加以区分归类。这就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的生成过程。 但是在《尚书》中，篇章的命名并不都指向特定的行为方式，相同的行为方式可以有不同的命名，不同的行为方式也可以有相似的命名[35]。因此，孔颖达说： 《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36] 刘知幾（661-721）在论述《尚书》分为“六体”之后，说道： 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惟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37] 章学诚也说： 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38] 既然篇章的命名是“因事而立”或“惟意所命”，而事有诸端，意出多歧，那么篇章的命名本身就具有不规范性，“不必著为一定之例”。这种篇章命名的不规范性，必然导致文体体例的不规范性，即所谓“为例不纯”。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凭借不规范的文体体例，去衡度、类分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篇章呢？ 因此宋人林之奇（）认为，《尚书》所谓“六体”，乃用以指称六种各自不同的文本方式，不宜拘泥于确定的篇章。而孔颖达将“六体”落实到具体的篇章，与“六体”之本意是互相扞格的；至于又增而为“十体”，更属无谓。他说： 书有五十八篇，其体有六：曰典，曰谟，曰诰，曰命，曰训，曰誓。此六者，错综于五十八篇之中，可以意会而不可以篇名求之。先儒乃求之于篇名之间，其《尧典》、《舜典》则谓之典，《大禹谟》、《皐陶谟》则谓之谟，至于训、诰、誓、命，其说皆然。苟以篇名求之，则五十八篇之义不可以六体而尽也，故又増而为十：曰贡，曰征，曰歌，曰范。虽増此四者，亦不足以尽《书》之名。学者不达古人作《书》之意，而欲于篇名求之，遂以一篇为一体。固知先儒所谓贡、歌、征、范，増而为十，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不可从也。《禹贡》一篇，盖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后之序无不详备，名虽曰“贡”，其实典之体也。学者知《禹贡》为典之体，则谟、训、誓、诰、命见于他篇，皆可触类而长。[39] 林之奇所说的“体”，已不是单纯的体裁，而是体制与语体的结合。所以他能超越篇章的界限，而透视篇章中不同体制与语体的存在，从而为文体的类分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的确，特定的行为方式一旦凝聚成特定的文本方式，也就赋予文本方式以独特的构成要素，从而形成特定的文体惯例。这种特定的文体惯例成为类分文体的内在依据，因此，人们可以依据这些特定的文体惯例去类分文体。在这一意义上，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不仅仅可以用于对具体的篇章归属的类分，而且还可以用于对抽象的文体惯例的辨识。对抽象的文体惯例的辨识，赋予文体分类以更为深厚的学理依据。 　 三、《诗经》篇章的文体分类 与《尚书》篇章的文体分类相比较，《诗经》篇章的文体分类原本即包含着一个从行为方式到文本方式的转换过程。 《诗经》，先秦时始称《诗》，后称《诗三百》。《诗》篇章的整体分类状貌，首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吴公子季札（生卒年未详）到鲁国，“请观于周乐”，于是“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乃至《邺》、《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40]。以今存《诗经》与季札在鲁国观赏的“周乐”相对照，二者篇章的归属类分大体相同，可见《诗》的分类渊源甚古。 到春秋末期，孔子对《诗》篇章又加重订，《论语·子罕》记述孔子说： 吾自卫反于鲁（于字从高丽本补），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41] 据《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的相关记载，孔子自卫返鲁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冬，其时孔子68岁。今存《诗经》盖即经孔子整理后的定本，全书所收诗篇按“风”、“雅”、“颂”分为三大类，而“风”之中又按地域分为十五国风，“雅”又分为“小雅”、“大雅”，“颂”又分为“周颂”、“鲁颂”、“商颂”。 在“风”、“雅”、“颂”三个类名中，以“颂”作为乐诗的类名，其源最古。《国语·鲁语》云：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42] 据此可知，商代已将那些体裁相近的乐诗作品集结起来，名之为“颂”，流传至周末。 而以“风”、“雅”、“颂”并列作为诗的分类名称，在现存文献中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 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43] 《周礼》相传为周公编纂[44]，如其然，因为周初时尚无《诗》之编集，所以文中所谓“教六诗”之“诗”，当指传自黄帝、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及周武王所制的乐章，即“六乐”之诗。太师是乐官，职责之一是教“六乐”之诗，教学内容是“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分别讲授“六诗”的涵义。因此，所谓“六诗”，应该是诗在音乐上的分类，郑玄（127-200）注《周礼》，以政教释“六诗”，实为曲解。更重要的是，上文中的“六德”指知、仁、圣、义、忠、和等六种品德，“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六种乐音的音高标准，它们都是同一逻辑平面上的事物类名，以此类推，“六诗”也应是同一逻辑平面上的事物类名，易言之，“六诗”应皆为乐诗之体式。有见于此，郑玄回答张逸（生卒年未详）“何诗近于比、赋、兴”的问题时说： 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45] 唐代贾公彦（永徽中人）“六诗”疏则直言： 按诗上下，惟有风、雅、颂是诗之名也，但就三者之中有比、赋、兴，故总谓之六诗也。[46] 他们认为，就后世的《诗》文本而言，赋、比、兴实杂存于风、雅、颂之中，六者皆为诗体[47]。 那么，“六诗”的分类依据是什么呢？王小盾认为，“六诗”之分“是诗的传述方式之分”，“风和赋是用言语来传达诗的方式，比和兴是用歌唱来传达诗的方式，雅和颂则是加入‘乐’的因素来传达诗的方式”[48]。因此，“六诗”原本应该就是一种行为方式的分类[49]。 由于上古诗歌的基本功能是用于仪式上的记诵、祝祷或颂赞，而诗歌的采集则是为了各种仪式诵读、歌唱或演唱的需要，因此“六诗”成为《诗》文本篇章分类的胚胎，《诗》文本的篇章分类当与宫廷仪式中乐歌方式的分类密切相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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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 中国古人对文体进行自觉的、系统的分类，并且形成特定的文体分类观，大致始于魏晋时期。但是，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人就对文体的分类进行了许多实践的操作和理论的思考，从而逐渐形成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的雏形。那么，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是如何生成的？中国古人对文体分类的生成有些什么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为文体分类观贡献了哪些独特的智慧？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大要言之，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二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三是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本文拟集中讨论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和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至于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则将另文加以论述。 一、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 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大都基于与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①]，这一点从早期文体名称的确定多为动词性词语便不难看出。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致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而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正是大部分类别，亦作为“乡乐”[51]，而有了基本的乐器组合。其后，人们将堂下之歌称为“诗”，堂上之歌称为“雅”，庙堂之歌称为“颂”，诗歌的分类既依据仪式的分类[52]，同时也是表演方式的分类[53]，要之皆为不同行为方式的分类。但是，其中堂下之歌（即所谓“诗”）采用合唱形式，把风、赋、比、兴四种歌唱方法揽括于一身，而赋、比、兴作为乐诗体式的分类则逐渐湮灭无闻了。因此，这种诗、雅、颂的三分法，已经呈现出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变迁的征兆。 到周道衰败、王室东迁之时，一场剧烈的礼乐变革，导致宫廷仪式所用的堂下之歌和堂上之歌都成了正歌与变歌的混合，乐师将诸侯之诗与雅歌合编为一集，以《诗》的名称广泛流行，这大约发生在公元前七世纪[54]。这时，《诗》作为赋诵讽谏的文本方式及其功能特征渐趋突显，而作为仪式的行为方式及其功能特征则愈益淡化。至晚在公元前6世纪末，《颂》与《风》、《雅》被合编为一集[55]。到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季札到鲁国观乐时，《风》、《雅》、《颂》已经成为季札所观“周乐”的基本分类。 公元前484年前后，孔子整理“诗三百”，“纯取周诗”[56]，把各国流传的不同编次的《诗》重加董理，统一于“始于衽席”的“四始”序列： 《关睢》之乱以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57] 所谓“四始”的序列，与今本《诗经》的结构正相一致。可见，孔子对《诗》的类分，已基本上根据的是其篇章类别的文本方式，而不是歌诗的行为方式了。至战国荀子（约前313-前238），在《荀子·儒效》篇中，更具论《诗》中《风》、《雅》、《颂》之大义[58]，可知此时《诗》分三体已为沿袭久远的成说。 关于《风》、《雅》、《颂》的分类依据，宋人郑樵（）之说最为简要： 乡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59] 也就是说，风、雅、颂，就艺术形式而言，表现为音乐类型风格的差异；而就所用场合而言，又表现为乡土、朝廷、宗庙的差异[60]。简单地说，“风”即地方的乐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声；“雅”是中原正声，即西都的乐调，其中《小雅》章少节奏简，《大雅》章多节奏繁；“颂”则是宗庙祭祀的乐调，声乐特缓[61]。音乐类型风格亦可就诗歌体制见出，如“风”多为民歌，大都采用重章叠句；“雅”用雅言写作，基本上是严整的四言诗；“颂”为宗庙乐歌，因其配合歌舞，一般比较短小，不太讲究句式的整饬[62]。 综括而言，《诗经》中《风》、《雅》、《颂》的类别区分，既有文体形态之“体”的差异，也有文体功能之“用”的差异，是“体用不二”的[63]；而在“体”的差异中，既有文体内容意旨之“义”的区别，也有文体形式风貌之“例”的区别，是“义例合一”的。“体用不二”，“义例合一”，这正是中国古代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的要义。西晋挚虞（约245-约312）编纂《文章流别集》，南朝梁萧统（501-531）编纂《文选》，便都是以这种“体用不二”、“义例合一”的文体分类思想作为指导，不仅将它作为类分文体的基本依据，而且将它作为文体排序的基本依据，这在后世的总集编纂中形成了深厚的传统，并成为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的显著特征[64]。 　 四、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 从《尚书》与《诗经》文体分类的生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的生成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首先，文体分类的原初形态无疑是以从对不同文体的行为方式及其社会功能的指认中衍生出来的。易言之，按照不同的行为方式区别类分文体，便生成了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礼制繁缛，不同的交际场合往往规定必须采取不同的言说行为，同时也就必须应用不同的文辞样式。例如《周礼·春官·大祝》记载大祝的职能时说： 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 大祝所掌握的“六辞”，都是适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上下、亲疏、远近等人际关系之间的不同的言说方式及文辞样式。郑玄（127-200）注云： 祠当为辞，谓辞令也。命，《论语》所谓“为命，裨谌草创之”。诰，谓《康诰》、《盘庚之诰》之属也。……会，谓王官之伯，命事於会，胥命于蒲，主为其命也。祷，谓祷於天地、社稷、宗庙，主为其辞也。……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此皆有文雅辞令，难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辞。[②] 大祝在不同的交际场合必须执行不同的职能而发为言说，与之相应，也就必须运用不同的文辞样式。例如上下之间信息交流，则撰作“辞”；传达居上位者的意图，则撰作“命”；代居上位者宣布意旨，则撰作“诰”；诸侯之间的照会，则撰作“会”；祷祭天地、社稷、宗庙，则撰作“祷”；表彰死者生前的德行，则撰作“诔”[③]。这些适应于不同的言说行为的文辞样式，一旦约定俗成、定为惯例之后，便成为文体的独特类别。如刘勰《文心雕龙·祝盟》云： 及周之大祝，掌六祀（按，从唐写本）之辞，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祔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馈；宜社类祃，莫不有文。[④] 然则刘勰是将“六辞”视为六种不同的文体类别的[⑤]。 由此可见，所谓“六辞”的文体类别的区分，首先并非凭借文体内在的语言、结构等形式特征，而是凭借文体所依附的行为方式。易言之，正是不同的行为方式，成为类分文体的基本标准。 又如“九能”之说，始见于《毛诗诂训传》。《毛氏诂训传》相传是西汉时古文诗学的开创者毛亨（生卒年未详）所作，而毛亨的诗学据说传自孔子弟子子夏（前507-？），可见其来有自[⑥]。因此“九能”之说大概是先秦时人们约定俗成的说法。所谓“九能”，指的是作为大夫所必须掌握的九种文体： 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⑦] 《隋书·经籍四·集志》总叙亦云： 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⑧] 这九种文体都与大夫在政府中行使的特定行为方式相关：“命龟”是占卜用的文体；“施命”是田猎时布施教命的文体；“铭”是刻镌于器皿之上，书以为戒的文体；“造命”是出使外邦时随机应变、应对作答的文体；“赋”是登高时有所见，赋其形状、铺陈事势的文体；“誓”是出征前对将士誓师的文体；“说”是解说山川地理形势的文体；“诔”是表彰死者生前德行，以表示哀悼之情的文体；“语”是在祭祀时祷告天地神祗的文体。 要之，无论是大祝“六辞”还是大夫“九能”，都指的是先秦时人们“发言摛文”的行为方式，属于“文体分类的胚胎迹象”[⑨]。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首先萌生于人们对特定的社会行为的分类，不同行为方式的区别类分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原初的生成方式。 这种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积淀为传统的资源，在两汉时期仍然衍生绵延，成为文体分类的重要生成方式。例如，王充（27-约97）《论衡·佚文》认为，世上所有文章可以区分为五类： 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 在这里，王充实际上是将文人写作视为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以不同的行为方式作为分类标准，进行文章类型的划分。也就是说，“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实际上是五种类型的文人写作方式，由此而形成五种不同类别的文体。因此，王充下文论及他所偏爱的“造论著说之文”时，便主要着眼于这种写作方式独特的社会功能： 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於国，无补于化；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上书。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论者之文多矣，则可尊明矣。[⑩] 王充认为，“造论著说之文”足以“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和社会指向，因此最为可贵。 再如蔡邕（133-192）撰《独断》，“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11]。该书虽然主要是论述礼制典章、考释事物名称的书[12]，但却体现出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的某些特征。该书卷上，将天子令群臣之文分为四类：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又将群臣上天子之文分为四类：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13]；凡此，都是以不同的行为方式作为基本依据，对朝廷应用文体进行分类，并就每类文体的功能及其形态特征作了简明扼要的解说[14]。 又如刘熙（东汉末人）《释名》是一部汉语语源学的重要著作，其《释名序》说： 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15] 该书卷6《释书契第十九》和《释典艺第二十》，简要地训释奏、檄、谒、符、传、券、契、策书、册、启、书、告、表、敕、纪、令、诏书、论、赞、叙、铭、诔、碑、词等文体，大多是从这些文体所相对应的行为方式及其社会功能着眼的。如云： 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文也。 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 符，付也。书所敕命于上，付使转行之也。 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 策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 汉制，约敕诸侯曰册。册，顺也。敕使整顺不犯之也。 上敕下曰告。告，觉也，使觉悟知己意也。 下言上曰表，思之于内，表施于外也。又曰上，示之于上也。又曰言，言其意也。 记，纪也，纪识之也。 诏书，诏，昭也，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 称人之美曰赞。赞，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 铭，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 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 所谓“书契”，犹言文字记录[16]，用以概称日常应用文体；所谓“典艺”，原指上古五典、六经等典籍[17]，用以概称这些典籍中的文体。由此可见，《释名》一书对二者的类分不也是着眼于其独特的行为方式吗？ 　 二、《尚书》“六体”的生成方式 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是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中派生出来的。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经由不同的言说行为生成了各式各样的文本，当人们将相关的文本编纂成书时，为了眉目清晰、条理井然，往往依据由行为方式及其社会功能所决定的文本自身的形态特征，对众多的篇章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和编次。而按照文本自身各自不同的形态特征区别类分文体，便生成了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 徐师曾（）说：“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18]袁宗道（）更详细地解说道： 吾置庖羲以前弗论，论章章较著者，则莫如《诗》《书》。乃骚、赋、乐府、古歌行、近体之类，则源于《诗》；诏、檄、笺、疏、状、志之类，则源于《书》。源于《诗》者，不得类《书》；源于《书》者，不得类《诗》。[19] 据此，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的生成过程，我们可以《尚书》、《诗经》二书为例加以说明。本节先论《尚书》“六体”的生成方式。 《尚书》，先秦时通称《书》，是中国上古时代诏令等文件和谈话记录的汇编，原为单篇独行，大约在周昭王、穆王时编纂成最早的写定本[20]。 今传《尚书》，相传由孔子最后编定，但其中部分篇章，如《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等，实为后世儒家所补。该书大致以时代编次，分为《虞夏书》、《商书》、《周书》三部分，但书中对不同篇章的命名，已区分出不同的文体。东晋时出现的伪孔安国《尚书序》首次提出《尚书》“六体”之说，云：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21] 其后孔颖达（574-648）作《尚书正义》，在“六体”之外，又加上“贡”、“歌”、“征”、“范”四体，合之为“十体”[22]。 按“六体”之说虽然晚出，但秦博士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确已有以典、谟、诰、誓、命等命名的篇章，“典”如《尧典》，“谟”如《皋陶谟》，“诰”如《汤诰》、《大诰》、《召诰》、《雒诰》，“誓”如《甘誓》、《汤誓》、《牧誓》、《鲜（费）誓》、《秦誓》，“命”如《顾命》、《文侯之命》等[23]。“训”系据伪古文《尚书》之《伊训》，但先秦书篇确有《伊训》[24]。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 道其常而作彝宪者谓之《典》，陈其谋而成嘉猷者谓之《谟》。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誓之者谓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25] 大抵“典”载重要史事过程或某项专题事实；“谟”是臣下对君的诉说；“诰”是君对臣下的讲话；“誓”是君主誓命辞，且多是军事誓词；“命”为册命或君主某种命词；“训”为臣下对君的训导或解说[26]。其中除了“典”系后人尊经之说，较为晚出以外[27]，其余五体，实际上主要是依据五种不同的文本命名方式对《尚书》篇章进行的分类。 在上述《尚书》的篇章中，篇名末字动词如“谟”、“诰”、“誓”、“命”等反复出现，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上古史官在命名篇章时，首先区分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据以确定篇名中的动词，再辅之以动作的发出者或接受者、动作产生的地点等相关因素，为记录这些行为方式的文本进行命名。而这种命名方式的反复出现，实际上表现出一种类的归属，从而启发、引导，甚至暗中制约、规定着后人以篇名末字来对《尚书》文体进行分类，归纳出所谓“六体”[28]。 显而易见，《尚书》中除了“典”以外的五种文本命名方式，并不是按照文本自身的构成要素（如体制、语体、功能等）去类分文本的[29]，而是根基于各自不同的行为方式，是行为方式“文本化”的结果。这正如孔颖达所说的：“致言有本，名随其事”[30]。章学诚（）也认为：《尚书》乃“因事命篇”[31]。 《尚书》篇章的命名既然是“名随其事”或“因事立篇”，那么，后人对《尚书》文体的类分，也就大都从“本”与“事”着眼，并将那些未以“六体”命名的篇章，分别归入“六体”之中[32]。如孔颖达关于“训”的解说：“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训道王，亦训之类”；“《旅獒》戒王，亦训也”；“《无逸》戒王，亦训也”。要之，臣训导、告诫君，体现这种行为方式的文本即是“训”体。又如孔颖达关于“诰”的解说：“《西伯勘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诰也”；“《武成》云识其政事，亦诰也”；“《多士》以王命诰，自然诰也”；“《君奭》，周公诰召公，亦诰也”；“《多方》、《周官》，上诰于下，亦诰也”；“《吕刑》，陈刑告王，亦诰也”。要之，君向臣下颁布王命，臣以事告君，体现这样的行为方式的文本都是“诰”体[33]。 清人方东树（）说： 二典、三谟，周诰、殷盘，凡圣帝明王、贤臣硕辅所用明治化、陈政事，孰非官文书耶？其在《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则文字之用，其原亦可知矣。[34] 的确，溯本追源，文体的社会功能乃是从其“明治化、陈政事”等行为方式衍生出来的。从《尚书》“六体”的生成我们不难看出，是先有特定的行为方式，次有记录特定行为方式的文本，然后才产生了基于特定文本方式的文体类型，进而依据这种文体类型去辨析不同的篇章，加以区分归类。这就是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的生成过程。 但是在《尚书》中，篇章的命名并不都指向特定的行为方式，相同的行为方式可以有不同的命名，不同的行为方式也可以有相似的命名[35]。因此，孔颖达说： 《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36] 刘知幾（661-721）在论述《尚书》分为“六体”之后，说道： 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惟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37] 章学诚也说： 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38] 既然篇章的命名是“因事而立”或“惟意所命”，而事有诸端，意出多歧，那么篇章的命名本身就具有不规范性，“不必著为一定之例”。这种篇章命名的不规范性，必然导致文体体例的不规范性，即所谓“为例不纯”。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凭借不规范的文体体例，去衡度、类分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篇章呢？ 因此宋人林之奇（）认为，《尚书》所谓“六体”，乃用以指称六种各自不同的文本方式，不宜拘泥于确定的篇章。而孔颖达将“六体”落实到具体的篇章，与“六体”之本意是互相扞格的；至于又增而为“十体”，更属无谓。他说： 书有五十八篇，其体有六：曰典，曰谟，曰诰，曰命，曰训，曰誓。此六者，错综于五十八篇之中，可以意会而不可以篇名求之。先儒乃求之于篇名之间，其《尧典》、《舜典》则谓之典，《大禹谟》、《皐陶谟》则谓之谟，至于训、诰、誓、命，其说皆然。苟以篇名求之，则五十八篇之义不可以六体而尽也，故又増而为十：曰贡，曰征，曰歌，曰范。虽増此四者，亦不足以尽《书》之名。学者不达古人作《书》之意，而欲于篇名求之，遂以一篇为一体。固知先儒所谓贡、歌、征、范，増而为十，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不可从也。《禹贡》一篇，盖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后之序无不详备，名虽曰“贡”，其实典之体也。学者知《禹贡》为典之体，则谟、训、誓、诰、命见于他篇，皆可触类而长。[39] 林之奇所说的“体”，已不是单纯的体裁，而是体制与语体的结合。所以他能超越篇章的界限，而透视篇章中不同体制与语体的存在，从而为文体的类分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 的确，特定的行为方式一旦凝聚成特定的文本方式，也就赋予文本方式以独特的构成要素，从而形成特定的文体惯例。这种特定的文体惯例成为类分文体的内在依据，因此，人们可以依据这些特定的文体惯例去类分文体。在这一意义上，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不仅仅可以用于对具体的篇章归属的类分，而且还可以用于对抽象的文体惯例的辨识。对抽象的文体惯例的辨识，赋予文体分类以更为深厚的学理依据。 　 三、《诗经》篇章的文体分类 与《尚书》篇章的文体分类相比较，《诗经》篇章的文体分类原本即包含着一个从行为方式到文本方式的转换过程。 《诗经》，先秦时始称《诗》，后称《诗三百》。《诗》篇章的整体分类状貌，首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吴公子季札（生卒年未详）到鲁国，“请观于周乐”，于是“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乃至《邺》、《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40]。以今存《诗经》与季札在鲁国观赏的“周乐”相对照，二者篇章的归属类分大体相同，可见《诗》的分类渊源甚古。 到春秋末期，孔子对《诗》篇章又加重订，《论语·子罕》记述孔子说： 吾自卫反于鲁（于字从高丽本补），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41] 据《左传》和《史记·孔子世家》的相关记载，孔子自卫返鲁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冬，其时孔子68岁。今存《诗经》盖即经孔子整理后的定本，全书所收诗篇按“风”、“雅”、“颂”分为三大类，而“风”之中又按地域分为十五国风，“雅”又分为“小雅”、“大雅”，“颂”又分为“周颂”、“鲁颂”、“商颂”。 在“风”、“雅”、“颂”三个类名中，以“颂”作为乐诗的类名，其源最古。《国语·鲁语》云：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42] 据此可知，商代已将那些体裁相近的乐诗作品集结起来，名之为“颂”，流传至周末。 而以“风”、“雅”、“颂”并列作为诗的分类名称，在现存文献中始见于《周礼·春官·大师》： 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43] 《周礼》相传为周公编纂[44]，如其然，因为周初时尚无《诗》之编集，所以文中所谓“教六诗”之“诗”，当指传自黄帝、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及周武王所制的乐章，即“六乐”之诗。太师是乐官，职责之一是教“六乐”之诗，教学内容是“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分别讲授“六诗”的涵义。因此，所谓“六诗”，应该是诗在音乐上的分类，郑玄（127-200）注《周礼》，以政教释“六诗”，实为曲解。更重要的是，上文中的“六德”指知、仁、圣、义、忠、和等六种品德，“六律”指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六种乐音的音高标准，它们都是同一逻辑平面上的事物类名，以此类推，“六诗”也应是同一逻辑平面上的事物类名，易言之，“六诗”应皆为乐诗之体式。有见于此，郑玄回答张逸（生卒年未详）“何诗近于比、赋、兴”的问题时说： 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45] 唐代贾公彦（永徽中人）“六诗”疏则直言： 按诗上下，惟有风、雅、颂是诗之名也，但就三者之中有比、赋、兴，故总谓之六诗也。[46] 他们认为，就后世的《诗》文本而言，赋、比、兴实杂存于风、雅、颂之中，六者皆为诗体[47]。 那么，“六诗”的分类依据是什么呢？王小盾认为，“六诗”之分“是诗的传述方式之分”，“风和赋是用言语来传达诗的方式，比和兴是用歌唱来传达诗的方式，雅和颂则是加入‘乐’的因素来传达诗的方式”[48]。因此，“六诗”原本应该就是一种行为方式的分类[49]。 由于上古诗歌的基本功能是用于仪式上的记诵、祝祷或颂赞，而诗歌的采集则是为了各种仪式诵读、歌唱或演唱的需要，因此“六诗”成为《诗》文本篇章分类的胚胎，《诗》文本的篇章分类当与宫廷仪式中乐歌方式的分类密切相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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