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汽修有什么专业_【西安交通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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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汽修有什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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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上最严安全测试
　　哈弗H6翻滚了几圈之后，让日系车的吸能技术颜面扫地？可能大家看到这个标题可能还有点懵，那么待小编一一来给大家解释清楚。
　　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咱们还要先提一下汽车的安全问题，要知道汽车方面的安全问题以前自然是合资车更加出色，不过随后的国产车也是穷追不舍，在汽车安全性方面也有颇深的造诣，如今的C-NCAP测评五星国产车型简直扎堆存在，这好像已经难以体现国产车卓越的安全性能。
　　最近哈弗H6则是来了一场堪称最严格的安全测试――翻滚测验。首先大家应该明白，汽车的安全性能自然是为了预防事故给驾驶者或者乘客带来伤害，而要说到事故，翻滚的事故可能已经算是事故中比较严重的了，而此次哈弗H6也正是要挑战这个高难度的安全测试。
　　此次测试让哈弗H6一共翻滚了三周半，过多的实验数据咱们就不说了，首先是车身构架基本保持完整，最大的变形度小于127mm，其次是车上的安全设施（安全气囊，安全帘等）均正常工作，四个车门均能正常打开，并且最重要的是车内主副驾颈部受伤概率小于10%。
　　集装箱压车顶
　　除了此次事件之前，在WEY vv5发布时，长城也是举办了一场集装箱压车顶的活动，尽管事后不少媒体反驳这是因为车身构架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长城使用的钢材硬度确实高，我想能够保证车内空间的稳定性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能够增加不少汽车的安全性吧？
　　如果说集装箱压车顶是因为受力面的问题，那么现实中的这个事故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即便是数吨重的钢筋压下来，哈弗H2也确实保证了车内乘客的安全，并且变形还不算太过严重。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日系车，都知道日系车皮薄，稍有一个啥事故就会凹陷一大片，并且号称吸能技术的泡沫填充保险杠，在这可能日系车迷就不同意了，这吸能技术确实存在啊，当然小编也没有反驳这种技术的缺点，首先日系车为何皮薄？省油和节约成本，日系车向来以省油和超高性价比著称，省油除了发动机技术过关，那必然还要和车身重量牵扯上关系，而要提高性价比，自然要降低成本来降低售价了，而吸能技术确实存在，并且还很先进，不过这都是在这些硬件设施上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而研发出来的技术。
　　能够以及技术代替硬件设施，这自然是车企发展的走向，不过近来发酵的日本制造丑闻明显告诉你，日本的下游供货商们脚步跟不上了，近来神户钢铁造假案闹得沸沸扬扬，而又日本专家就指出，造假案其根本原因除了利益的驱使之外，还有一大原因就是处在制造业顶端的这些车企更新技术太快，而这些底层的供货商们的研发技术明显已经跟不上了，所以为了能够完成订单，以次充好，所以这样看来，我还是宁愿喜欢硬件设施更靠谱一些，你们呢？
　　文章关键词：
　　SUV评测哈弗哈弗H6碰撞测试自媒体
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编辑:&&&&责任编辑：陕西教育概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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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教育概述（2）
&&&&伴随着封建国家教育的整体变革，陕西也迈开了地方教育的改革步伐。一方面改革传统的教育体制，设立相应的教育行政组织机构，另一方面兴办陕西近代新式学校，并努力推行留学教育。为了新教育政策和策略的有效推广，清学部提出更新地方教育行政系统的提议获准实施。光绪三十二年（1906），命各省废除学务处，设提学使司。承担省级教育行政管理的责任。陕西省初未设学务处，而由省城的陕西大学堂代替行使行政权力。但由于陕西大学堂的政事教务繁忙，事实上根本无法担当这一职责。不得已，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陕西巡抚曹鸿勋会同学政朱益藩奏请设立陕西学务处获准，并从设立师范学堂、制定教学科目、开展教育调查和进行教育管理研究四个方面开展工作。陕西学务处只存在很短时间。光绪三十二年（1906），国家教育行政机构系统建制确立，于是陕西也随之废除学务处，设立提学使司，陕西省当时充任提学使职务者先后有叶尔怉、沈淇泉（浙江嘉兴人）、余堃（字子厚，四川人）等人。陕西省还遵从学部的章程规定，对各级学堂进行了教育管理制度的变革。高等学堂的行政组织，设监督一人，主持学堂工作。监督之下设三长，教务长掌管教务工作，庶务长掌管总务后勤工作，斋务长负责学生的管理工作。高等学校管理实行内部分工负责，极大地改善了高等学堂的管理，提高了工作效率，提高了高等学堂的教学质量。中小学堂一改传统教育机构一身多任的状况，除设堂长外，增设了教务长、舍监、教务、事务管理等各类人员。教师称呼由“先生”改为“教员”，生徒改称“学生”，学堂内部实行了教育管理的近代革新。&&&&兴学令下，清朝政府命将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府城书院改为中学堂、各省省会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同时下令所有学堂课程“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各级学堂一改经史之学传统，兼习中西方之学。西安作为慈禧的临时行宫，自然闻风而动，地方政府也很快响应清政府兴学诏令，改建书院为学堂的活动便在陕西次第展开，除省级书院改建高等学堂外，全省七府（西安、凤翔、榆林、延安、汉中、兴安、同州）、五直辖州（商州、乾州、邠州、鄜州、绥德州）均裁去书院改建中等学堂。此外，91县也多将书院改建高等小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商山书院率先改建为商州中学堂。陕北榆林地区著名的榆阳书院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建为中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陕南兴安府改关南书院为兴安府中学堂。就小学堂而言，光绪二十八年（1902），泾阳县改泾干书院为高等小学堂，是为此地现代小学教育之始。光绪二十九年（1903），汉阴厅将育英书院改为育英高等小学堂。创办于明弘治二年（1489）的扶风县多贤书院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高等小学堂，此为该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书院。麟游县凤仪书院、宝鸡县金台书院都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为高等小学堂。西安出现最早的小学堂是咸宁县官立两等小学堂，在东关长乐坊，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鲁斋书院旧址改建而成的。在将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之时，一些民间私塾和义学也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逐渐转办为初等小学堂。麟游县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将城内10所义学私塾改为初等小学堂。由书院改建的新式学堂一改传统教学内容，逐渐兼修中西之学，教学开始采用班级授课制和学年制等新的教学方法和教育制度。省城书院向大学堂的变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兴学诏”书发布后，作为慈禧临时行宫的陕西西安积极响应。陕西巡抚李绍棻即奏请成立关中大学堂，并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办法。但此时慈禧太后忙于内务外交，无暇批奏。后继任陕西巡抚升允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再次奏请开办陕西大学堂，并奏陕西大学堂章程。此奏很快御批获准。陕西大学堂遂成立，并于当年三月正式开学。陕西大学堂成为中国西部省份中成立最早的地方性新式高等学府。光绪二十八年（1902），陕西学政沈卫奏请，将泾阳味经、崇实两书院归并三原县宏道书院，改建为宏道大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关中书院改为陕西师范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制定颁布了出洋留学办法章程，开始组织派遣官费留学生，并鼓励自费留学。许多陕籍学子纷纷赴日本留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陕西学子井勿幕在亲友资助下前往日本学习。光绪三十年（1904），陕西赴日私费留学的有21岁文童出身的城固人康宝忠，洋县文童黄国梁；当年十月，张凤翙、白毓庚、魏国钧、张益谦、席丰、炳炎等六人由陕西武备学堂经陆军部派往日本振武学校普通兵事科留学。据陕西日本留学生监督徐炯调查，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陕西在日本的留学生达66人，其中官费生55人，学习陆军19人、工科17人、铁道10人、农科4人、商科1人、医科1人、法科1人、警察1人、师范1人；自费生11人，学习铁路2人、普通科7人、师范1人、警务1人。此时达到清末陕西学子赴日留学的高峰。除此而外，陕西还派遣学校管理层人士和教师出国考察学务，聘请教师、购置设备。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委派高等学校提调杨宜翰（后为监督）、分教习狄楼海等人赴日考察。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曾委派陕西师范学堂庶务长缪延福、斋务长周镛赴日延聘教师，宏道高等学堂和陕西师范学堂都曾有日籍教师担任自然科学等科目教学工作。&&&&五、民国时期的陕西教育&&&&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200余年的封建统治。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张凤翙为大统领，钱定三和万炳南为副统领。12月9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改称中华民国秦军分政府，张凤翙称大都督。民国元年（1912）一月三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了以资产阶级为主的革命政府。一月九日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在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主持下，制定了《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提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废止小学读经，规定凡各种教科书务必合乎共和民主宗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民国元年至二年（）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后，合军令、民政两府为总务府，总揽一切，下设“教育部”，任命曹雨亭为教育部部长，张效铭为副部长，以统管全省教育管理工作。军政府和此后几届政府按照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文件要求除旧立新，使得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陕西地方教育开始有了新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军政府首先是改革教育行政组织，把陕西地方教育行政机关改为公署的附属机关——教育司，司长张效铭。稍后又称教育科。民国六年（1917），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各省设教育厅。陕西即改科设教育厅，厅长吴鼎昌。厅下设三科，另设视学主任—人。管辖全省教育行政。民国初年，各县的教育行政机关名称也多次变动，先后称学务局、劝学所、第三科、学务课等，民国十一年（1922）后改称教育局。&&&&民国初年，陕西各级各类学校在清末新式学堂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陕西军政府教育部初建时，除了发布《谕令各属学堂一律开学告示》《通饬驻扎学堂各营一律迁移以备开学文》外，还改陕西高等学堂为陕西高等学校；将陕西法政学堂改为关中法政大学，并设政治、法律、经济三系，由秦军政分府司法部副部长钱鸿钧出任校长。民国元年（1912）四月，由陕西临时议会中部分议员发起，以陕西农业学堂部分校舍为基础，创办了以留学教育为特色的三秦公学，田仲玉（蕴如）任校长。军政府还陆续派出百余人赴日本和欧美留学，其中成为民国时期陕西著名人物者为数不少。民国二年（1913）初，陕西都督张凤翙鉴于西北地位重要而人才又极为缺乏，决定筹办西北大学。西北大学的筹建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历程。西北大学是在陕西高等学校（原陕西大学堂）、关中法政大学（原陕西法政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法政学校）、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和陕西客籍学堂等五学堂的基础上建立的。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初，陕西都督署就西北大学立案问题上书段祺瑞政府教育部，军阀政府不但找借口不予批准，反而斥责陕西筹办西北大学“尤足以妨碍普通教育之进行”，责令停办。十二月下旬，张凤翙再次致函教育部申明理由，同时成立西北大学创设会，并亲任会长，委员有钱鸿均、马凌甫等12人。民国二年（1913）初，创设会推举钱鸿均任校长，校部设在西安老关庙什字万寿宫，学校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开学。开始招生考生就有六七百人，甘肃、新疆也有五六十学生来陕应考。在校生最多时达到1804人。民国四年（1915）春，袁世凯以扬威将军头衔将张凤翙骗到北京，派其亲信陆建章率兵人陕。陆建章将西北大学校长钱鸿均逮捕，强行将学校解散，改为陕西法政专门学校。西北大学到解散正式毕业两届学生。&&&&民国初年，陕西共有省立中学8所，县立初级中学8所，私立中学3所。省立师范学校11所，有男师8所，女师3所。民国十一年（1922）后因各县急于完成普及教育，许多县还举办有师范讲习所。职业学校省立3所，县立1所。陕西省省立中学之创设，始于清末，校名均称中学堂。但当时社会风气闭塞，入学学生寥寥，各学堂均系依旧府属设立，规模简陋。民国元年以后，陕西省中学逐渐发达。原有省立中学八校，即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中学校与中山中学校。各县县立中学及私立中学，绝大多数成立于民国元年以后。省立第一中学在清朝为府中学堂，民国元年改名，民国十六年（1927）奉命与三中合并，就三中校址，改称一中校名。省立第二中学初设在凤翙，清朝时，为凤翙府中学堂。辛亥革命中，校舍被毁，另行修建。民国七年（1918），凤翙一带战事频仍，乃于次年移至西安。民国十九年（1930）又迁凤翙原址办学，与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合并，就八师校舍，改用二中名称。省立第三中学初名渭北中学，民国八年（1919）四月成立，以三原县东渠岸大公馆为校址。民国十年（1921）三月改名陕西省立渭北中学。翌年二月始归教育厅管辖，改名陕西省立第四中学。民国十七年（1928）一月复改为省立第三中学。省立第五中学筹备于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民国十八年（1929）一月成立。校址在南郑县城内万寿宫旧址。省立第六中学成立于清光绪末年，初名陕北殖边学校。民国元年（1912）以后，改为榆林中学校，民国六年（1917）改为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民国十七年（1928）由教育厅改称省立第六中学。后来还有省立中山中学，初名私立成德中学校，成立于民国六年（1917）。民国十六年（1927）七月由教厅管辖，始改为省立中山中学。省以下著名的有汉中共立中学，原为汉南书院，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汉中府官立汉南中学堂。民国元年（1912）以后，废府制，暂称为陕西省汉中中学校。旋奉部令改称陕西省联合县立汉中中学校。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月改为汉中共立中学。商山共立中学，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系将商山书院改组为商州中学堂。民国五年（1926），改为商县联合县立商山中学校。至民国二十四年（1925）八月改称商县商山联立中学。陕西省省立中学经费，均由教育厅按月发放。各县县立中学经费，多由学田、契税及特种附加税等收入开支。&&&&陕西省小学，创设于清光绪末年，当时社会风气闭塞，故入学儿童甚少，各学堂设备及内容亦比较简陋。民国元年以后，改初等小学堂为国民学校，改高等小学堂为高等小学校。民国十三年（1924）又改称初、高级小学校及完全小学校。这时候陕西省地方安靖，经费稍有余裕，且热心办学者颇不乏人，故当时入学儿童，最为踊跃。到民国十八年（1929），因西北大旱，人民逃亡殆尽，学校无形停闭者为数甚多。民国初年，陕西省小学数不详。据民国十九年（1930）统计，陕西省有省立小学5校，县区乡镇小学3546校，私立小学1643校，共有小学5194校。&&&&民国初年，陕西省私人办学风潮迭起，如张凤翙、惠春波创办菊林中学，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丁午桥主持西安教务时创办玫瑰女校等。民国九年至十年（）间，陕西督军陈树藩在北大街筹建了成德中学，以后改为省立中心学校。私立中学先后成立的有10余所。&&&&清末时陕西省的师范教育发展也较为落后，主要原因是地方中小学教育不发达，所需师资较少，致使省立师范学校投考者与在校学生较为寥落。民国初年之后，随着普通教育的发展，所需师资骤然增加，创办师范教育迫在眉睫。陕西省省立师范学校，大都成立于这一时期（只有第七师范创设于民国十九年）。此时期有一个人值得一提，那就是陕西勉县人董正谊，字纯甫，生于光绪八年（1882），是清末的秀才。民国二年（1913）在北京优级师范毕业后返陕，是陕西第一个创办单级师范的人，也是在所创办单级师范担任校长时间较长（约八年）的人，于民国九年（1920）底辞职。此后，他先后担任过“省视学”和私立培华女子职业学校、汉中联合中学等校的国文教师。董正谊被任命为单级师范传习所所长后，暂在书院门省立第一师范内借了点地方，创办单级师范传习科一个班，学制为一年。到民国三年（1914），单级师范传习班迁到报恩寺街原“客籍学堂”地址，正式创办了“陕西省立单级师范传习所”，学制为两年，收的是各县高等小学毕业和有同等学力的学生。一个年级一次只招收一个班，一、二年级两个年级也就只招了两个班，约五六十人。为了学生学习方便，在校内又创办了一所附属小学。随着规模的扩大，董正谊从单级师范传习所“主任”衔变为单级师范学校“校长”。在当时陕西省教育事业很落后的情况下，单级师范（后并入省立第一师范，即现在的西安师范）为本省的山乡偏僻地区培养了许多单级教学的优秀教师，对于开展陕西初等教育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陕西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是在女子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由陕西提学使余堃在西安创办）的基础上于宣统二年（1910）创办的，第一任校长田淑贞（女）。继任校长为张西轩、康寄遥、石雨琴、呼延振东等。该校后改为西安女中，民国十六年（1927）改为职业学校，不久停办。&&&&陕西省职业教育始于清末，当时省办的有陕西农业学堂两所，工业学堂一所。由县办理者，有南郑初等农业学堂一所。民国元年（1912），农业学堂改为甲种农业学校，工业学堂改为甲种工业学校。此后商南、洋县、朝邑等县亦先后兴办职业学校或职业补习学校。甲种农业学校设有二科：一为蚕科，一为林学别科。南郑初等农业学堂改为乙种农业学校。该校有桑园数处，旱田若干亩，除了教授学生理论知识外，更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实践的场地。陕西省立三原初级工业职业学校，系明代三原王康喜公讲学故址，称宏道书院。清代因之，光绪二十五年（1899）改称宏道高等学堂，宣统二年（1910）改办工业学堂，颇具规模，于民国二年（1913）改为陕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该校设校长1人，专任教员兼教导主任1人，专任教员兼工场主任1人，管理2人，事务员2人。专任教员10人，兼任教员2人，共12人。有学生共173人。&&&&陕西靖国军在陕西人民“反袁逐陆”“反段倒陈”的斗争中，实质上，也就是在陕西的护国斗争与护法斗争中，都站在了最前列。而在与大于自己力量五倍以上的强敌对峙中，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在其辖区内部明令禁止北洋军阀政府所订的各种苛捐杂税，撤销盐禁，推行调解民食政策，严禁烟毒，制裁农村豪绅地主高租、高利盘剥，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利商贾、活贸易，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实行政治言论和学术自由。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促进下，辖区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许多学校公演话剧《列宁传》，靖国军的一些高级领导人，还带头参与这些活动。最可称道的是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以次各将领在紧张的斗争中都十分重视教育，靖国军各部都很注意提倡地方教育事业，除致力恢复旧有各级学校外，更大兴军人办学之风。先后建立了三原渭北中学、三原女子学校、富平立诚中学、凤翔右辅中学等，新创立的小学达十多所。其中于右任先在三原筹办渭北中学，后又办渭北师范学校，并在三原西关设民治小学；郭坚在凤翔设右辅中学，冯子明在富平觅子镇设明道小学，于鹤九创立了方里镇小学。其他将领如石象仪、杨虎城、马青苑等也在各自驻地淳化、栎阳、雨金等地设立学校。虽然遍地烽烟而处处校旗飘扬，弦歌不绝，确为靖国军域内一大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景翼在富平庄里镇创办的立诚学校起源于阵亡将士子女学校。民国七年（1918），靖国军进驻富平县庄里镇，胡景翼把阵亡将士的20多名子女收容起来，请了两位老师教他们读书，生活费用全部由军费开支，这就是立诚学校的雏形。民国九年（1920）胡景翼返回渭北后，聘请郗敬斋为校长，用一部分军费和群众捐款，正式建校。民国十年（1921）学校初步建成，胡景翼亲自出席开学典礼，并为学校书写了“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理想的人格，创造健全的社会”的题词，作为办学的宗旨。立诚学校成为鼓吹民主思想的阵地，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在大革命时期，学校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是渭北党团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这个学校为革命队伍输送了大批人才，习仲勋、邵武轩、周惇、白振江、师继周，以及数以百计的党政军优秀干部，都是在这个摇篮里培育出来的。&&&&五四运动时期，各种新思想新潮流催生了“新学制”，而所谓“新学制”，即民国十一年（1922）十一月以大总统命令的形式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也称“壬戌学制”。教育史上对这个学制评价颇高，认为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经过长期酝酿和反复研究制定出来的新学制，是全国教育界智慧的结晶”。新学制颁布后，陕西召开了陕西全省第一次教育行政会议，结合陕西的具体情况，通过了一系列地方教育法规，有教育经费案、小学教育案、师范教育案、中学教育案、社会教育职业教育案共5项总案，30项分案，有142条项。教育行政会议特别对学制作了新的规定，其中有：初等教育6年，包括初级学校4年，高级小学2年；中等教育6年，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各3年；等等。&&&&伴随着“新学制”的实施，逐步结束了陕西教育的混乱状态。但由于当时陕西政局依然动荡、战乱频繁、连年灾荒、经费匮乏、人才短缺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虽在贯彻实施新学制的过程中改革颇多，也注意结合陕西经济、教育落后的现实，对新学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突出强调注重民生教育，扩张师范教育，发展小学教育，顾及各地方之教育经济力和国民经济力以及酌留伸缩余地，使新学制更加适合陕西实际，陕西的地方教育遂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总体而言，陕西的地方教育发展仍比较缓慢。如初等教育，民国十年（1921）全省入学儿童16万，以后有所发展，但到民国十五年（1926）也只有21万多。民国十八年（1929）前后，陕西灾情特别严重，小学教育受到很大打击，翌年统计，入学儿童减少到20万左右。民国二十年（1931）杨虎城入陕主政后，灾情渐缓，加之又特别重视教育，使教育经费独立并逐年增加，而且从第二年开始，加大了教育改革力度，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加强初等教育，如健全教育机构和教育法规、加紧培养小学师资、改良整顿私塾、实行中心小学辅导制等，遂使陕西初等教育发展情况有所好转。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全省初等教育计有学校11722所，学生484078人。即使如此，许多学校设备简陋、经费短缺的状况也并未根本好转。中等教育发展更差，数量本身就不多的中学又多集中于省会及各地政治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子弟就学十分困难。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全省只有中学23所，学生也仅有7531人。而此时由于小学教育发展较好，促进了师范教育的发展。这年，全省师范学校达到13所，其中省立11所，县立2所。至于职业教育，当时无论是当局或民众，还都一致认为，实施职业教育能够促进生产，不可或缓，但仍多留于口头宣传，并未努力实行，加之经济十分落后，故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全省只有职业学校8所，其中省立4所，县立2所，私立2所。&&&&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西北作为抗日的大后方愈益凸现其重要性，国人将目光转向西北，特殊的战略位置也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民国二十一年（1932）即定西安为陪都，并提出要在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上建立中国新文化，着手部署西北的高等教育。是年秋，根据于右任等人建议，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筹备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成立了筹建委员会，委任于右任、张继、戴季陶、朱家骅、王世杰、李石曾、杨虎城、邵力子、辛树帜、焦易堂、沈鹏飞、吴敬恒、王陆一、王应榆、褚民谊等为委员。同年十二月，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设在教育部内，于右任、张继、戴季陶为常务委员。当时适逢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被查封，国民党政府遂决定将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归并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把校产和部分人员移交给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民国二十二年（1933）初，陕西省政府和筹建委员会共同选定武功张家岗为校址。民国二十三年（1934）三月，于右任被任命为学校校长，因于未到任，学校工作仍以常务委员名义进行。民国二十五年（1936）七月，教育部委任辛树帜为校长。学校拥有一批著名的专家和教授，计有沙玉清、石汉声、李仪祉、余立基、祁开治、涂治、沈学年、齐敬鑫、李赋都、郭厚菴、王学书、南秉方、刘慎谔、杨亦舟、张德粹、湛克谋、章君瑜、王恭睦、盛彤鉴等，显示了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教授阵容，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比较雄厚的，他们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内，造诣深厚、颇有建树，享有很高的学术和社会威望。民国二十七年（1938）六月，国立西北大学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组建为国立西北农学院，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历史遂告结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存在，填补了陕西一个时期高等学校的空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学院与中山军事学校的创办。由于大革命进入高潮和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需要大批革命骨干，同时，鉴于国立西北大学在围城中元气大伤，学生过少，经费拮据，中共陕甘区委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创立中山学院，利用原西北大学的校址及设备条件，专门培训党的政治、军事和群众运动方面的骨干。中山学院从民国十六年（1927）二月创办、三月开学到七月份被迫结束，为时不到五个月。是年三月初，为了培养革命的军事干部，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校址设在北院门（今市政府院内）。中山军事学校名义上归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管辖，实际上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一所新型革命学校。史可轩兼任校长，共产党员邓希贤（小平）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总队长和三个大队的大队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学校建有共产党总支部，并十分注意在学生和教职员工中发展优秀分子入党，到七月份军校离开西安时，已有共产党员近百人。中山军事学校从创办到结束共举办了两期。中山学院与中山军事学校都是因为革命的需要而创办的，也都是因国共合作破裂而被迫停办，而且办的时间都很短，但也都为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培养了不少优秀干部。&&&&抗战前，陕西教育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比较落后，全省中等学校合计仅55所，大部分均系省立，县立私立者很少。抗战爆发后，当局迫于形势需要，着手筹办高等学校，增设中等学校，奖励私立学校，扩充职业学校，普及小学教育，发展师范教育，增加教育经费，使陕西地方教育在这一时期有了一个全面的进步。&&&&从民国元年（1912）中华民国成立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25年间，陕西的高等教育发展十分缓慢，虽然也曾办过诸如西北大学、三秦公学等一些高等学校，但时兴时废，少有建树。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全省只有一所农林专科学校，在校学生300多人。抗战爆发后，国立大学设在省境的有民国二十八年（1939）八月由西北联合大学改名的“国立西北大学”和同年七月从西北联大分出独立建校的“国立西北工学院”，以及同年八月由西北大学分出设在南郑的独立学院“西北医学院”。而此时，战前就已在武功建校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民国二十七年（1938）六月又与西北联大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合并，于翌年（1939）四月正式成为“国立西北农学院”，不再归陕西省所管辖。如此，到抗战初期，事实上陕西已没有任何一所省属的高等学校。&&&&陕西的一些有识之士预感到，抗战胜利以后，大批入陕高校必然返回本省办学，许多来陕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医生和教师等都将纷纷离开陕西返乡。为了及早解决可能出现的人才匮乏问题，他们即着手在抗战期间创办省属的高等学校。截至抗战胜利，陕西省省属的高等学校有四所，一是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系民国二十七年（1938）由原省立助产学校和省立医院合并组成。二是省立商业专科学校，民国三十年（1941）由原临时政治学院改设。三是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民国三十三年（1944）创立，民国三十五年（1946）八月，省立师专汉中分校成立。四是私立西北药学专科学校，民国三十二年（1943）创立。以上各校历年在校学生总数为4282人，毕业生总数为1029人，教职员总数230人左右。&&&&民国二十六年（1937）全面抗战开始后，陕西省中学教育也逐步有所发展，抗战后比抗战前增加了20％，学生总数约20000人，其中女生占10％。总计学生数民国三十四年（1945）比民国二十六年（1937）增加将近5倍，毕业生人数增加10倍以上。特别是抗战以后，西安及其他较大城市的中等学校均纷纷前往各县去办，这有利于较为贫困地区的学生升学。抗日战争期间陕西中等教育之所以能够逐步有所发展，主要原因一是东北、华北各省相继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大批学生流亡陕西，一些工厂、学校也迁来陕西，职工子女需要继续求学；二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国民党政府使黄河花园口决堤，豫东大片土地和村庄被淹没，加之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大批难民逃到陕西，其子女也需要教育；三是一些热心教育的省内知名人士和地方乡绅，为了使本地方的高小毕业生能就近升人中学，慷慨解囊、踊跃捐资，大力兴办私立中学。&&&&据统计，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陕西先后创办了70所私立中学。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在蒲城创办的私立尧山中学，教育家车向忱在张学良将军支持下创办的东北竞存中学校。民国二十九年（1940），临潼县关山镇人郭宇晴为了便于家乡的小学毕业生入学，创办私立中学，学校因蒲城、渭南、富平、临潼附近四县学生都能就近上学而取名私立四维中学，邓宝珊、冯钦哉为建该校各捐千元。其他还有民国二十九年（1940）华阴县人卫勗哉创办的私立云台初级中学，民国三十一年（1942）教育界人士张济同创办的作秀女子初级中学，民国二十七年（1938）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同学会发起创办由杜斌丞任董事长的私立力行中学，民国三十一年（1942）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马彦翀商同地方人士捐资创办由李宗仁亲写校牌的私立风麓中学，民国三十三年（1944）由长安县人王宝灵（中共党员）捐小麦100石及孙蔚如承担建校与办学经费1万元在灞桥镇创办的私立树人中学，民国三十五年（1946）抗日将领户县人关麟征在家乡创办的私立振华初级中学，以及民国三十四年（1945）原北平私立汇文中学校长高凤山，以美国教会及个人捐资500万为基金创办西安私立汇文中学，公推当时河北省省主席孙连仲为董事长，招收因家乡被日寇占领而流亡来陕的学生。在私立中学中，还有外省迁陕工厂办的，如宝鸡惠工中学；铁路局办的职工子弟中学——扶轮中学，基督教、天主教、福音堂等教会办的西安圣路中学、玫瑰女子中学、三原崇美中学、振国中学，南郑县私立民德女子中学（后改为私立明德中学）等。可见，抗战时期的陕西中等教育不仅有省立、联立、县立的学校，而且有大量的私立学校，它们不仅在数量上在逐年上升，而且办学质量也是日益提高，使中等教育在特殊的抗战情形中得以发展，繁荣了当时陕西的地方教育事业。&&&&日寇全面侵华后，东北、华北各省相继沦陷，一些高校和中等学校迁来陕西，大批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以及难民逃来陕西，带来了大量的学龄儿童，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陕西初等教育的发展。根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统计，当时全省共有小学11722所，其中完全小学433所，学生共484078人。这与民国二十一年（1932）相比，学校数增加了4476所，学生增加了一倍多。到民国三十年（1941），全省共有小学13410所，比民国二十一年（1932）增加6164所；学生723235人，比民国二十一年（1932）增加505891人。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据官方统计数字，全省学龄儿童为145万人，入学儿童为93.0425万，约占学龄儿童总数的66％。抗战时期陕西小学教育发展的普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女子教育的兴起，二是私立小学的创办，三是少数民族小学教育的发展。自清末教育上开放“女禁”以后，当时即在长安、三原、高陵、南郑、白水、商南等县设立了女子小学堂10余所。民国建立后，陕西省一些县的教育部门及热心教育的知名人士，更加重视发展女子教育。据60个市县教育史志材料的初步统计，民国时期创办的公、私立女子小学有112所。私立小学的创办，是民国时期陕西小学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公办小学数量有限，各乡村群众就自动自办或联办，许多地方热心教育的人士也纷纷捐资办学，使广大学龄儿童有入学受教育的机会，如临潼县民国二十四年（1935）有私立小学89所，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增至130所。陕西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聚居的西安市、汉中、安康、宝鸡等地区，很注意少数民族教育，西安市新城区回族阿訇王明德、马玉山分别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和民国三十一年（1942）购地建校，创办了伊斯兰小学和中阿小学，主要招收回族子女，并施以阿文标准音的启蒙。同时定边县、宝鸡县也曾创办私立伊斯兰小学。总之，抗战时期少数民族小学的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陕西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陕西的师范教育在清末即开始兴办，著名的关中书院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就曾被改建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此后，师范教育逐渐发展起来。民国初年，陕西有8所省立师范学校，3所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民国十八年（1929），第三师范并于一师，第八师范归并省立二中，民国十九年（1930），四师停办，六师停止筹备，但各县却成立了六所师范讲习所。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小学教育的普及和中等教育的发展，中小学师资需求量迅速增大，师范教育也随之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陕西的中等师范学校发展到14所。按区域划分，汉中区6所：省立的有汉中师范、汉中女师、兴安师范、西安师范，县立的有西乡师范、汉阴师范；关中区5所：省立的有户县师范、同州师范、凤翔师范、邠州师范，县立的有渭南师范；陕北区3所：富延师范、绥德师范、榆林女师均属省立。至民国三十年（1941），陕西的师范学校数增加到23所。其中省立12所，包括省国民教育师资训练所，省立中学附设的1所。县立1所；县立初中附设9所。&&&&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教育经费的投入。抗战时期，陕西省教育经费总额虽少，但年年都有所增加。如民国二十八年（1939）经常费（包括高、中、初等教育及社会教育）为221.3030万元，民国三十四年（1945）增至万元，比民国二十八年（1939）增升18.1倍。据有关资料显示，抗战时期陕西教育经费不管是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还是师范教育以及其他教育，基本上都是逐年增加的。然而，当时的物价指数上升十分惊人，所以教育经费之艰难拮据状况是可想而知的。但总的来说，抗战时期陕西教育经费还是增加了。根据有关资料看，从民国二十八年到三十一年（），陕西省教育经费支出可以说不仅逐年递增，而且教育经费占陕西省总支出的比例也是比较高的。教育费占总支出之百分比已平均达到10.8％，而县属部分更是平均达到18.9 。师范教育的经费在抗战期间增幅也是比较大的，如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师范教育经费比民国二十六年（1937）增加了69倍。教育经费状况的较大改观，不仅从根本上保证了教育事业的顺利开展，也成了推动抗战时期陕西教育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了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但不久，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在其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处处受挫的情况下，加紧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重点进攻。一时战乱又起，物价狂涨，民不聊生，教育经费更加无着，学校难以为继，加之陕西当局又企图将西北大学等高校南迁成都，这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于是，反内战、反饥饿、反迁校的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兴起，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岌岌可危，陕西人民即将迎来新政权的诞生。&&&&陕西教育界具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荣传统，清末时期，即在同盟会会员的领导下，爆发了一次蒲城学潮，这是陕西近代第一次学生革命运动。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蒲城县知县对先进知识分子和学生的革命活动十分仇视，寻衅非法捕押学生和教习、刑讯毒打举人常自新和许多学生，将学生打得“嘴肿如瘤，臀血淋沥”，学生原斯健因受刑过重致死，受伤的常自新被绑在马桶旁，等等，种种非人暴行令人发指。“蒲案”发生后，激起了全省各县学生和知识界人士的义愤，各学堂纷纷罢课，知识界人士群起声援。北京、上海等地以至留日的陕籍学生和其他各界人士立即响应，对清朝地方官吏的暴行作出义正辞严的谴责，“蒲案”很快形成了辛亥革命前陕西教育界一次波澜壮阔的反封建反压迫的民主主义运动。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将肇事知县李体仁革职，对其他当事人也作了处理。运动结束后，虽然陕西教育界及社会各界对本案的处理仍极为不满，但经过这一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全省性的革命斗争，不仅再次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本质，更重要的是锻炼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激发了陕西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蒲城学潮后，宣统二年（1910），西安农业学堂和陆军小学等学堂以“对教学和生活管理不满”为理由，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罢课运动，掀起了学生运动的新高潮。陕西进步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唤起了陕西民众的觉醒，为陕西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民国初期，北洋军阀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北洋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青年学生、先进知识分子及人民群众更坚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运动的浪潮很快席卷全国。陕西各地学生和群众纷纷响应。尽管斗争是曲折的，但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群众不屈不挠，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忱和誓死救国的坚强决心。民国九年（1920）孔子诞辰日，西安女子师范教务主任王授金抵制教育厅厅长郭希仁之命，拒绝赴孔庙朝拜，并发表演讲，揭露孔教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事后演讲见诸报端，影响很大。王授金在被免去职务后，不屈不挠，与郭希仁进行公开笔战，郭希仁在翌年五月不得已辞去教育厅厅长职务，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国的“评孔风潮”。民国九年（1920）九月，由于军阀政权长期克扣教育经费，拖欠教师薪水，陕西教育界掀起“索薪罢教”风潮。斗争使反动军阀作出一定让步，陕西教育得以维持。1921年12月当太平洋会议宰割中国的消息传来，西安学生和各界群众上万人集会游行，迫使陕督刘镇华答应学生致电北洋政府拒绝在“九国公约”上签字等要求。民国十二年（1923）初，全国人民为收回旅顺、大连主权，再次展开了反日斗争。陕西学生积极行动，四月六日这天，打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粉身碎骨，以救大连”等标语，高呼口号，冒雨游行示威20余里，游行队伍从数千人壮大到上万人，特别是进行了抵制日货的斗争，影响很大。民国十四年（1925），美、日、英、法等帝国主义接连在中国制造了一系列惨案，于是全国的反帝浪潮空前高涨，在陕西则展开了驱逐军阀吴新田的斗争，以及非基督教运动、西安中学痛斥牧师蔡雄霆野蛮行凶的罪恶行径、收回教育权的斗争。而且在一些有识之士和知识分子的呼吁与倡导下，新文化运动也在陕西迅速开展起来，新的思想、新的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各种教育思潮和教育团体纷纷兴起。&&&&从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陕西教育界的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兴起并不断高涨，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达到高潮。这一天，以学生为主的西安各界两万余人满怀热忱，举行了爱国请愿大游行。当队伍浩浩荡荡向蒋介石所在的临潼华清池进发时，爱国将领张学良恳劝学生回城，避免了学生的流血牺牲，因此时蒋介石已电令对学生“格杀勿论”。张学良同时向学生表示他要用实际行动报答学生的爱国热情。学生不顾生死的此次游行示威直接促成了数天之后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抗战期间，西北大学在维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抗日救国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当时环境影响下，主要是通过发展读书会等进步社团，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日本投降后，开展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民国三十五年（1946）春，西北大学广大进步学生反对校方以“全体学生”名义发反苏、反共通电和进行反苏游行，要求校方承认学生自治会的合法地位，爆发了西北大学城固学生运动，学生请愿罢课，组织游行。运动遭到反动派镇压，被逮捕学生，在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通过多方营救最后才被释放。西北大学迂回西安后，进步社团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发起成立了第一个进步社团——大地社。该社成立后，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学术研讨和宣传活动，进行一系列政治斗争，如传播《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举办形势讨论会，出刊墙报，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暴行等。在大地社的影响和推动下，民国三十六年（1947），又相继出现了涛社、声社、冰社等一批进步社团。在城固时期就成立的西北风学社、笃行社等也相继恢复和开展活动。西北工学院迁回咸阳后，各进步社团也渐次恢复并成立了新动向社、海社、综合社等进步组织，他们都积极发动广大同学，巧妙地利用学校这块阵地，配合着爱国民主运动。&&&&民国三十六年（1947）五四前后，陕西学生运动进一步活跃起来，通过各种方式反对当局践踏民主的暴行，当南京五二○惨案的消息传到后，西安学生运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胡宗南、祝绍周唯恐事态扩大，慌忙指示杨尔瑛授意各院校三青团负责人，假借各学生团体和人民团体名义，通过中央社在《西京日报》等报纸发表所谓“陕二百余人民团体，拥护维持社会秩序办法”的《通电》，指责学运是“越轨滋事之行为，妨害社会之举动”，“几同暴徒，殊堪痛恨”。又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系列布置。但这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广大学生得知《通电》的真相后极为愤慨，纷纷发表声明，张贴标语，揭露和抗议当局的拙劣表演。而正当学生积极准备参加六二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罢课示威游行时，六月一日夜，反动军警开始了对学生的大逮捕，当时60多人同时被捕，中共地下党组织鉴于形势变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通过进步学生组织说服大家自动取消了上街游行示威的计划，只举行了总罢课斗争和在校园内集会抗议，经过社会各界和进步教师的呼号、营救及学校当局的担保交涉，被捕人员不久也陆续保释了。六二学生运动虽然遭到了镇压，但是形势发展越来越对当局不利，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更使得当局坐卧不宁。民国三十六年（1947）冬，在中共西安地下党负责人韩夏存等的直接领导下，各大专院校的地下党团组织相继得到恢复和发展，斗争艺术也相应提高。&&&&民国三十七年（1948）冬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初，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国民党统治阵营内已是一片慌乱。胡宗南在逃离西安前夕，曾在各方面进行破坏。并准备把西安、咸阳的大、中学校向四川和陕南迁移。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影响下，各学校进步师生进行了返迁校、反集训斗争。西北大学广大师生进行了坚决的反迁校斗争。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一月中旬，胡宗南亲自到校面示杨钟健校长，令西北大学迁往成都，同时又由省教育厅出面宣称，奉教育部指示非搬不可。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不得不着手进行搬迁的准备工作，进步学生在中共西安市工委的领导下，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当时的杨钟健校长作了果断的决定，认为迁校关系到学校的前途和全体人员及家属的安全，且搬迁耗资太大，实际上不大可能，所以杨校长以未找到合适的校址和没有迁校经费为由，拖延时间。西安各大专院校英勇的反迁校斗争，使五月十七日胡宗南军逃离西安时，三个大队只带走了百余人，绝大多数学生仍留下来迎接解放。日，西安解放，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农学院等院校留在西安的学生和几十万西安市民，纷纷涌上街头，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欢庆古城的解放。&&&&六、陕甘宁边区的教育&&&&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地处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地带，属古禹贡雍州境域，秦为上郡和北地郡的一部分；唐宋至明清，大部分归属延州或延安府；辛亥革命后，归陕西北部榆林道管辖；另有少部分在甘肃和宁夏境内。这里自然条件很差，却是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没有现代工业，农业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也十分落后，加上自然灾害和战乱频繁，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是中国当时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文化教育尤为落后，国民党统治时期，除绥德、米脂两县人口较稠密，有人受过高等教育，有两所中学和为数很少的小学外，其他地方常常是几十里无一所学校，穷人子弟求学无门。在清代新政时期至民国初年设立的新式小学堂后来不是毁于战火，也就是因筹款困难而停办。有的地方完全是文盲区域，如西部的华池、盐池、环县、保安等地区和南梁地区，革命政权建立前，一所学校也没有。200个人中只能找到一个识字的。陕甘宁边区教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发展的。&&&&陕甘宁边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经过艰辛的探索走向成熟的代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早期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通过开展社会教育和推行小学教育以及举办非正规的干部教育，为后来陕甘宁边区教育的蓬勃发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二是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从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到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从国民教育到干部教育，各级各类教育蓬勃发展，从而形成了自身的学制系统，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都极大地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内容，有力地配合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需要。三是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指导下，进行边区教育建设，开展战时教育，并在老区教育恢复的同时，对新区教育进行了改革，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才。&&&&（一）从1927年10月清涧起义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前，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是紧密配合创建红军和工农民主政权进行的，通过社会教育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反对剥削压迫，支援土地革命战争，创建工农民主政权；通过干部学校教育对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力量的干部、战士进行政治军事教育。如为了创建南梁游击队和南梁革命根据地，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兼军委书记刘志丹，于1929年夏、1930年初、1931年秋，多次亲赴南梁，向贫雇农宣传革命道理，教育农民起来闹革命。但这一时期对农民所开展的社会教育是结合革命斗争进行的，还没有成立起专门的组织机构。后来的社会教育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也有了新的发展。1934年南梁苏维埃政府在机关、部队和一些有条件的村庄开展“列宁文化运动”，建立“列宁室”、“列宁会”，开展识字运动和学唱革命歌曲的活动。这些专门的社会教育组织主动、积极地开展群众教育，将革命教育推向一个更高层次，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其时的学校教育，有进行干部教育的，如1933年1月红26军在照金地区开办的随营学校，1934年中共陕甘特委和军委在南梁根据地开办的红军军政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主要是用以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国民教育方面，陕甘边政府下设有文教委员会（蔡子伟任委员长），但办学规模小，根据地内仅办有两所列宁小学。&&&&（二）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社会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36年11月，陕北省教育部创办新文字训练班，并组织了新文字促进会开展新文字运动，以促进社会教育运动广泛地开展。日，共青团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部发出《关于冬学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教育部门与各级团组织应立即抓紧开展冬学运动，有计划地开办冬学师资训练班，以解决冬学教员问题；建立小先生制；冬学以《看图识字》、《儿童读本》、《简易的写法》、《政治读本》为教材；冬学的形式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而定，并开展冬学竞赛运动。此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社会教育的组织有夜校、冬学、巡回训练班、识字促进会和识字班等形式，学习的基本课程则有文化课、政治课、自然课和社会课等。&&&&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有了新的发展，但由于单纯的社会教育已难以满足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政权建设以及获得翻身解放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革命斗争的发展也迫切需要大批能够献身革命的党员干部，同时也要求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政策水平等多方面素质，于是，与当时的斗争形势相适应，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进一步蓬勃开展起来。&&&&当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时，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国难教育”为教育的基本方针，动员和组织民众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国难教育”方针的指导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各级各类教育从年上半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干部教育。为实现全面抗战培养了大批党政干部。创办于日的西北抗日红军大学，至1937年上半年举办两期，毕业军政干部学员（包括大批中高级干部）3738名。陕北省委党校从1934年秋创办到1937年7月，共培养区、县级干部1340多名。1936年11月创办的鲁迅青年学校，共培养青年工作干部100多名。同时，根据地还采取短训班和在职学习研究会等形式，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2）开始创办中等师范教育，为国民教育培养师资。1936年8月，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徐特立在志丹县（保安）创办扫盲师范，学员大部分是红军中不识字的病残战士，毕业后分配到陕北苏区从事地方教育工作。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第一所中等学校——鲁迅师范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根据地文化教育工作干部和小学师资。（3）小学教育数量迅速增长。从陕甘宁苏维埃政府1934年11月创办南梁小学至1937年春，根据地内的初、高级小学已发展到320所，有学生5600多人。接受教育的儿童、少年、青年，多为劳苦大众的子女。（4）社会教育以冬学为主要组织形式广泛开展。&&&&在国共两党合作正式形成之前，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提出的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即将实现之时，为使党在各方面的号召和政策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政策保持一致，时代色彩更加鲜明，人民大众更容易接受，进一步提出了实行国防教育的方针，以“根本改变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从1937年8月起，陕甘宁边区就在国防教育方针指导下开展教育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绩。至1939年底，各级各类教育数量有了较大发展。小学教育方面，1937年春为320所，学生5600名；1939年底，小学迅速发展为883所，学生增加到22089名。中等教育有新的发展，1937年春创办鲁迅师范，1938年9月又创办了边区中学。高等干部教育继抗战前创办抗日军政大学，抗战爆发后又陆续创办了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等院校。社会教育方面，为了普及教育，消灭文盲，1937年冬，边区开始办冬学。当年办起冬学619所，学生10337人；至1938年办起冬学723所，学生12824人。1939年，夜校、冬学、半日校为1558所，学生人数为25063名。一批俱乐部、救亡室也在各个机关和农村建立起来；有的县市还建立了民众教育馆，开设阅报室、图书馆，并出版墙报。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教育的开展。&&&&但在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教育发展过程中，由于教育工作者受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实践中一度出现了旧型正规化的倾向。以小学教育为例，日，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中规定：“七岁至十三岁未入学的学龄儿童，不分性别、成分均一律入学读完小学课程。应入学的儿童，凡家长不送至入学者，经说服教育无效，得由当地政府强制执行。”到8月13日，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在延安召开的第三届各县第三科科长联席会议上又提出，教育工作要注意质量，不追求数量；精简合并学校，每县宁可取消十个普通小学，也要办好一个集中的完全小学；每个学校不满二三十人不能开办；年限、班级、开学、放假等制度必须一致。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小学由1940年的1341所减至1942年的723所，减少54％;学生也减少10000余人，减少近1/3。开始时不切实际地推行普及教育、义务教育的冒进倾向，到后来又提出“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口号，实行旧型正规化的做法，都脱离了边区的实际，都是脱离实际的做法。小学教育如此，其他中等教育、社会教育同样出现了类似的问题。&&&&1942年4月，陕甘宁边区教育系统的机关和学校，结合整风运动逐步开展了整风学习。针对教育思想、教育决策、教育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出现的“正规化”倾向进行了整风与改革，纠正了教育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错误做法，使边区的教育工作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指引下，与边区实际紧密结合，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而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却准备打内战。为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毛泽东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达成“双十协定”，接着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使边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建设的新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陕甘宁边区各级各类教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设在绥德的抗大总校和陇东的抗大第七分校都迅速结束，全体学工人员赴华北和东北参加工作。延安大学的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和行政学院大部分师生也于1945年11月中旬迁往华北和东北。1946年3月，八路军医科大学迁往张家口。这样，延安大学就成为边区唯一的高等学校。此时，边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外来知识分子人数也大为减少。为了培养边区本地知识分子，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建设计划方案》，其中的文化建设部分提出：大学和中学的任务是培养本地较高级知识分子和中级知识分子；小学教育则以巩固为主，提高质量；社会教育的中心内容是识字运动和卫生运动。在这一方案的指导下，边区各级各类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建设时期。根据方案，延安大学的发展不仅在政策上有了明确的支持，而且实际工作也得到边区政府的大力帮助。边区政府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大都亲自到校为相关专业班次授课，使教学内容丰富且密切结合边区实际，教学质量也得以提高。边区七所中等学校（延安中学、三边公学、关中师范、陇东中学、绥德师范、米脂中学、子长中学）认真改革了教育教学工作，使中等学校更好地为边区发展服务。计划三年内中等学校普通班（师范班在内）毕业学生1500人，各地干班毕业学生1000人，共2500人。小学教育的质量也有所提高，学校的组织形式、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等能根据群众的实际生活需要和农村环境来选择，使学校、社会、生产三者紧密结合，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1944年后社会教育组织逐年减少，社会教育发展缓慢，但这一时期仍有少数的社会教育组织由于切实以“民办公助”政策为指导，密切结合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因而仍能得到发展。&&&&日，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在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边区各级学校开始实行备战教育。特别是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实行军事化编制，成立自卫军，进行军事训练，课程中增设了军事常识和救护常识，加强了时事政策和反奸教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也于1946年11月中旬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指出内战时期的教育方针是“各级学校及一切社教组织，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者间接地为自卫战争服务。一切教育工作者都应成为保卫边区的宣传员和组织者。目前教育工作者工作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军事、政治、经济、群运等工作争取人民自卫战争的胜利”。《方案》公布后，各级教育机关和各级各类学校立即进行动员，根据《方案》指示，有计划地开展战时教育工作。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陕甘宁边区，各级学校在敌占区无法继续办下去，大部分县区的小学和社教组织几乎瘫痪；中等以上学校则在边区境内辗转迁徙，与敌周旋，坚持办学，并积极支援战争。日，延安大学撤离延安，直到日延安收复之后，才回到延安。其间，延安大学师生按照《战时教育方案》的要求，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辗转迁徙，途经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20多个县，仍然坚持办学。在边区教育厅的指导下，中等教育很快从战争初期的混乱中稳定下来，并进行了适应边区实际需要和战争环境的调整，在自身获得发展、提高的同时，支援了战争，为新解放区的教育工作保存和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在战争环境中，小学教育遭受了很大破坏，除赤水、吴堡等个别县、区尚能坚持外，其余各县几乎全部停顿。根据这一情况，日，边区政府教育厅向各专员、县长发出《指示信》，指示恢复国民教育工作（包括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不同区域采取不同办法。在巩固区，尚未疏散的学校应坚持上课；已解散的学校，在避开城镇及交通要道，先恢复完小，再逐渐恢复普小、民小；在游击区，应抽调有较强工作能力的干部，组成战时辅导组，巡回各乡开展社教工作，高年级学生可以送入分区中等学校，年龄大的学生可动员其参军参战，直接为战争服务。这一指示下达之后，各地小学教育主要是巩固区的小学教育逐渐恢复。战争爆发后的社会教育工作主要由转移中的党政机关、学校、部队和游击队组织实施，他们在途经各地的群众中开展各种形式的社教活动，既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又有效地组织了群众的对敌斗争。&&&&1948年3月宜川战役后，陕甘宁边区的老区逐渐光复，黄龙新区八县相继解放，于是恢复和发展老区与改造新区的教育成为边区面临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老区在光复的同时，其教育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日，延安大学在洛川创办分校，招收国民党统治区及新解放区的知识青年进行培养训练；到1949年春，学生从创办之初的几十人扩大到近千人。日，延安大学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于同年7月由延安迁入西安，并将西北财经学校并入。中共西北局党校进入西安后，改为西北人民革命干部学校。原西北军区所属学校进入西安后，均并入西北军政大学。这些学校都是短期政治和业务训练班性质的学校，学生三个月至半年即可毕业分配工作。这就适应了新区迅速扩大、急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的迫切要求。到1948年底，老区中等学校已恢复五所，即延大附中、行知中学、米脂中学、绥德师范和关中联中，它们与各分区党校、干校培养的干部人数大大超过以前任何时期。从1948年3月到1949年底，老区中等以上学校培养干部近万名，有力地支援了西北解放战争。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得到恢复与发展，到1948年底，老区完小恢复50余所，初小恢复近千所，接近战前水平。&&&&1948年3月，黄龙广大地区相继解放，黄龙分区成立后，边区政府对新区教育采取接管和改造的政策。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黄龙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要求办好新区教育，同时还派出由边区教育厅副厅长江隆基率领的新区教育工作团赴黄龙新区开展工作，使黄龙分区国民教育的接管工作能够有序进行，到1949年2月，新区小学已恢复和发展到6930余所。中等教育的接管与改造也相当顺利，到1949年2月，新区中学、师范共27处，学生8000余名，已有5000余名知识分子服务于边区各项工作。高等教育的接管和改造：日，西安解放；之后，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相继解放，其间接管了七所本科、四所专科高校。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指导下，边区政府认真贯彻党的文教改革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采取保护、调整、改造和适当扩大招生的方针，在校内建立新的学校领导机构，废除旧的训导制度，组织学生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师生员工，迅速地恢复了学校秩序，使这些高等学校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尽快培养急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做好了准备。&&&&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陕西教育&&&&1949年12月中旬，随着宁强县被华北野战军18兵团解放，陕西全境得到解放。从此，陕西省的教育事业开始书写自己的新篇章。&&&&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最后时期，陕西教育出现了全面衰落的局面。陕西的高等教育没有什么发展，只是做了一些调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决定，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以西安为永久校址，三院校迂回西安办学。1946年8月，教育部又决定国立西北医学院合并到国立西北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同年，私立西北音乐学院停办。1947年暑期因经费原因，停办了私立医学专科学校。1946年建立的陕西省师范专科学校和1947年经教育部备案建立的私立户县知行农业专科学校，都坚持办学，一直到西安解放。另外，还有三所国民党教育部未予备案、省教育厅统计资料未予统计的私立专科学校，即三原农工学院、西北法政专科学校、义仁会计专科学校。抗战时期迁来陕西的河南大学及其工学院和农学院、山西大学等校陆陆续续迁回本省。在中等教育方面，1949年陕西解放时，全省共有中学123所，其中公立中学96所，私立中学27所，学生38574人。按全省人口计算，每万人中平均有中学生29.9人，与民国三十一年（1942）相比，学校数与学生数均有增加，之后逐年有所发展，但总的还是发展得较为缓慢，在国民党政府执政的38年中，陕西全省中学仅百余所，私立中学就占四分之一左右，且学校大都在西安市及一些较大县城。1949年全省解放时，全县无一所中学的县竟有34个。其中陕北20个县，陕南11个县，关中3个县。小学教育的发展也较为缓慢。新中国成立前夕，共有公私立小学校14334所，学生728170人，与民国三十年（1941）相比，八年多，学校数增加924所，学生仅增加4835人。师范教育发展极不稳定。通过以上回顾，人们就会明白新中国的教育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陕西教育&&&&1949年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陕西按照毛泽东在1949年10月给“延安同志们”的复电精神，为了巩固革命政权，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老解放区以巩固为主，对新解放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了教育改革。党和政府首先派了一大批干部接收了新解放区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各级公立学校，并采取了“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办法。学校原有的教职工，除个别反革命分子外，一律照常供职。对私立学校采取了“积极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改组了校董会。对于经费困难的学校，政府给予补助。例如，西安市在1951年上半年给私立学校补助面粉207500斤。从1952年起，把私人所办的27所中学和67所小学，改为国家来办。同年又根据政务院《关于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精神，将全省接受帝国主义津贴的圣路、玫瑰等6所中学和益华、崇德等16所小学，完全接收改为公办，从帝国主义手里收回了教育主权。在接收的同时，采取许多得力措施，使学校在较短的时间发生了质的变化，有了一个新面貌。一是取消了学校中原国民党政府开设的“公民”、“军训”、“童训”等反动课程和文史课本中含有反动毒素的部分，从1950年起，小学全部改用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所编的新课本。中学除精简了不必要的旧课程旧教材外，文史课也改用了新教材。二是取消了国民党以毒化奴化为目的的训导制度（即训导与教育分立的制度），统一在学校设教导处，建立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师代表组成的校务委员会（中学还吸收学生代表参加），实行民主管理学校。三是对师生进行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在教师中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封建的法西斯思想，清理亲美、恐美、崇美的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在教师思想改造方面，曾组织全省21000多名教师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使教师受到了深刻教育。同时，利用每年寒暑假举办学机会，组织教师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革命理论书籍及其他有关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教师开始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初步改变了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对学生主要是进行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为中心的“五爱教育”：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党和国家开始实行学校向工农开放的政策。根据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规定》的精神，对旧的学制进行改革，向工农开门，把各级工农业余教育列入正规学制系统，从学制上确立了工农成人教育在人民教育中的地位。具体措施是：开展识字扫盲运动，举办工农业余学校；在中学设立了人民助学金，使学校中的工农成分逐年增加。为了提高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的文化水平，1951年陕西省发布了《关于举办在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教育的指示》和《陕西省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从1950年到1952年，在延安、绥德、榆林、安康、西安、咸阳等地分别成立了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班）等七所新型的学校，参加学习的人数达到1277名，从而使许多工农干部、劳动模范、产业工人受到比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其中有些优秀学员还上了大学。&&&&1949年5月，西安军管会接管了各高等学校。接管后，对高等学校进行了整顿。将陕西省医学专科学校、商业专科学校、师范专科学校等合并于西北大学，将私立西北药学专科学校、西安法政专科学校、户县知行农业专科学校等，因“条件差、师资缺乏”等原因相继撤销，全省只保留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三所院校。1949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延安大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西北人民革命大学。马明方、李敷仁先后任校长。1953年改组为西北政法干校。办学四年，共培训干部1.2万人。&&&&这一时期，各类学校随着经济的恢复，均有相应的发展。据1952年统计，全省高等学校在校生达到4711人，比1949年增长107.35％；中学在校生达63515人，比1949年增长63.14％；中等师范在校生达8790人，比1949年增长207.67％；小学在校人数达1480681人，比1949年增长103.34％。由于土改后农民办学的积极性高涨，148万多名小学在校学生中，民办学生就有935969人，比1949年民办小学在校人数增长285.55％。在扫盲方面，全省用于扫盲的教育事业经费达452000多元，配备了3126名扫盲专职教员，训练了23744名兼职速成识字教师，有13.2万余名工农青壮年脱盲。&&&&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陕西省根据1953年1月中央制定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总方针，巩固了过去的成绩，纠正了教育事业中一些盲目发展的缺点。对普通教育，在整顿巩固的基础上，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了中学。特别是为了满足高等学校招生的需要，着重发展了高级中学。1955年，中学在校生达到117477人，比1952年增长82.58％（其中高中在校生18707人，比1952年增长164.48％）。1956年，在执行“中学面向农村”的方针时，采取完小戴帽的办法，发展中学教育。这一年全省又新建、扩建63所普通中学，其中老区和山区有37所，使中学分布接近合理，便利了工农子女就近上学。1957年，民办中学发展到了376所，在校学生达31394人。到1957年底，全省公办普通中学在校学生达到128286人，为1952年的286.99％，平均每年增长23.4％。对于小学教育，主要进行了整顿。消除了学校一时班级人数过多，拥挤不堪的混乱现象；整顿了教师队伍，提拔了一批优秀教师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对于文化程度、业务水平较低的教师进行轮训等。但在这一时期，由于对发展教育事业应该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认识不足，从1953年1月起，又将民办小学16320所全部改为公办，由国家统一开支经费。1953年8月以后，又改变了将民办小学全部改为公办的做法。但又不适当的对设立民办小学提出了许多过高的条件，政策上的这种摇摆，限制了小学教育的发展，年全省小学在校学生仅增长了2.7％。&&&&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各级政府对教育工作比较重视，并注意了教育投资，使全省教育事业得到较大的发展。据统计，国家为中学工农子女支付的人民助学金达元，使学生中的阶级成分起了很大变化，普通中学工农子女的学生已占在校学生数的78.06 ，五年内基本建设投资共元，共完成基建面积721631平方米；新建普通中学140所，并对原有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进行了扩建。农村小学依靠群众献工献料进行了修建，国家予以适当补助，使学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基本上改变了旧有学校破烂不堪的状况。据统计，1957年在校学生数与1949年相比，中等师范增长了4倍；普通中学增长了45.3倍，其中高中生增长了72.1倍，小学生增长了5.3倍，幼儿园增长了33.9倍。五年内，教师队伍迅速壮大。据统计，全省普通中学教职工达到11982人，比1949年增长了35.1倍，小学教职工比1949年的25866人增长了6倍。各级各类学校的文化基础课教学质量普遍有所提高。&&&&年，陕西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一方面从综合大学分设和新建了一批专门学院；一方面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从沿海迁来陕西一些高等学校。国务院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次年交大除运输起重系外，全部迁到西安。1955年，由东北工学院、青岛工学院、苏南工业专科学校、西北工学院等院校的土建类专业组建，成立了西安建筑工程学院。1956年，华东航空学院由南京迁到西安，更名为西安航空学院。同年由苏南工业专科学校、青岛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的部分专业，组建成了西安动力学院。由于学校内迁，特别是交通大学的内迁，增强了陕西高教的实力。内迁四所院校的在校学生11253人，是1955年全省高校学生总数的1.2倍。陕西高校1956年比1955年增加专任教师1554人，其中有教授44人、副教授42人、讲师390人，大部分是内迁来的。从科类和专业上形成了工科的优势，工科在校学生数比1949年增加了28倍。通过院校调整，到1956年，陕西高等学校由3所发展到13所，在校学生发展到22322人，比1949年增加了近9倍，由居全国第14位跃居到全国第7位。这一时期，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比较好的时期之一。接收旧学校时，陕西高校400多名教师绝大部分安排了工作。聘请了一批学术造诣较高的专家和一批回国留学生来陕执教，如侯外庐、胡锡年、周骏璋等，共30多人。任命了一批著名教授、学者担任校、院领导职务，如著名史学家侯外庐为西北大学校长，医学教授侯宗濂为西安医学院院长，农学家辛树帜教授为西北农学院院长，水利学家田鸿宾教授为西北工学院院长。西北大学各院院长也由著名教授担任：傅庚生教授为文学院院长，张伯声教授为理学院院长，袁若愚教授为财经学院院长，刘泽如教授为师范学院院长。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广大教师学习革命理论和时事政策，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等活动，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广大教师的思想有了显著进步，其中一批老教授，如岳劼恒、王培生、虞宏正、赵恒元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成人教育方面，从1953年起，根据“整顿巩固，稳步前进”的方针，纠正了扫盲工作中盲目发展的倾向。但同时又产生了右倾保守思想，到1954年，将农村扫盲专职干部和专职教师由原来的3126人，减少到846人，使参加业余学习的人数比1952年下降了40.61％。&&&&1956年，陕西省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精神，及时召开了干部、职工、农民各种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的专业会议，并由省、县、社分别编写了识字课本，教学内容都能紧密结合实际。据统计，参加扫盲和各类专业学习的达到2135万多人。&&&&（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陕西教育&&&&从年，陕西高等教育经过了整风“反右”、“大跃进”、高教事业调整和贯彻《高教六十条》等发展过程，走过了曲折的道路。陕西高校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把一批教师、学生和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三年“大跃进”期间，盲目发展，增办了21所高校，使陕西高校总数由1957年的12所发展到1960年的33所。有些新建院校缺乏基本的办学条件，教学质量根本无法保证。这一时期，陕西高校开展了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1958年6月，陕西省勤工俭学指导委员会成立。9月，全省高校停课，师生参加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三秋”劳动，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此后，一些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大搞现场教学，削弱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教学，使教学质量下降。这一时期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左的倾向十分严重，在教师中开展了红专辩论与学术思想批判，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教师和干部。1959年，在反右倾斗争中，又对部分党员干部和教师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处理。1961年开始，陕西高校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压缩、调整高教事业，共撤并了12所高校，使陕西高校总数由1960年的33所减少为21所。在校本科生由1960年的38531人减少到1963年的32632人，专科生由3605人减少到367人。教职工总数由1961年的19528人精简到1963年的13919人，其中专任教师由7743人减少为6152人。&&&&陕西高校在贯彻《高教六十条》期间，按照教育规律办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1961年10月，省委作出决定，在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农学院三校全面试行《条例》，其他学校根据《条例》精神，有重点地研究改进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①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执行了教学为主的原则，全面修订了教学计划，克服了生产劳动过多、政治活动过多、现场教学过多的“三多”现象，使教学工作走上了健康的轨道，明确了加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教学思想，确定了各个教学环节的任务。西安交通大学发扬了重视基础理论教学的传统，加强“三基”教学，成效显著。陕西师大各系各专业教研组，都制定了基本技能训练规划。该校中文系明确规定了各门课基本训练的任务和要求，提出学生应过“写作关”“古文关”“理论关”的要求，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②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大跃进”时期，陕西高校总数最高发展到33所，在校学生数发展到42706人，年招生数最高峰达到1.2万多人。经过调整，高校总数从1963年起一直稳定在21所，本专科招生数、研究生招生数、教职工总人数，均进行了压缩精简，从1964年起开始稳步回升。1963年，本专科招生数为6344人，1964年招生7046人，1965年招生8221人；同期，研究生招生由36人，回升到52人、79人；在校教职工人数由1963年的13919人，回升到1966年的18203人。③较好地贯彻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了教师队伍建设，初步纠正了在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的一些“左”的做法。对1958年红专辩论及学术思想批判中受到伤害的人进行了甄别。对1959年反右倾中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人进行了平反。给大多数“右派’摘了帽子。一批老教师重新走上讲台，调动和发挥了他们在教学、科研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保证了5/6的业务时间，使广大教师受到鼓舞。同时还进行了教学职称的评定和提升工作，据统计，全省高校提升教授15人，副教授120人，讲师620人。在生活上为了改善师生伙食，全省高校普遍开展了农副业生产活动。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各院校普遍举办了科学报告会、学术年会、学术讨论会。西北农学院举办了两届科学讨论会，校内外有1000人参加。该院科研工作也比较活跃，此间共上科研项目726项，其中两年内承担国家项目220项，参加科研的人员1232人。在实行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过程中，陕西高校建立了一批科研机构，创办了一批学术性刊物，完成了一批科研项目。如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研制出的“红外方位仪”，是国内最早研究的多元件并扫红外探测系统。该校研制的“HX101型（A）流星余迹通信系统”是国内首创。⑤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加强了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政治课教师的培养提高工作，省高教局提出了《加强政治课教师培训的意见》。各院校普遍建立了主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机构和政工队伍，西安外语学院总结了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的经验，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1958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从初衷来说，是正确的，为了突破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从客观效果看，也不是一无是处，陕西高校在进行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全面协作中，贯彻中共陕西省委作出的“关于加强工厂、学校、科研机关全面协作的决定”与“一主二辅三结合”的指示精神，实行学校以教学为主，同时进行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交通大学（西安部分）、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师范学院、西安医学院等五所高校建立了24个研究所；西安师范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等院校的学报也先后创办；一些高校同生产单位、科研单位协作，也作出了成绩，如交通大学（西安部分）与西安开关整流厂、西安高压电磁研究所等单位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台33万伏磁吹避雷器和33万伏瓷套管等。&&&&1958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人民提出了《1958年文教工作12条奋斗目标》。对各级各类学校实行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试办了大量的半工（农）半读学校，使各类教育事业从1958年开始到1960年连续有很大发展。据统计，三年共扫除文盲1167462。工农业余小学和业余初中共毕业学生175924人，普通中小学共毕业学生748067人。这些毕业生除一部分升入高一级学校继续学习外，其余均参加了工农业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三年教育革命中，创办了各种职业学校，开展了勤工俭学，实行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为陕西教育后来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途径和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但是，这一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教育革命中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群众运动，尤其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伤害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给教育事业造成不良后果，教师和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过多，忽视了课堂教学与教师的主导作用，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教学质量有所下降，提出发展教育事业的要求和目标过高过快，超越了国民经济负担的实际能力。&&&&为了纠正年教育工作中“左”的错误，陕西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从年对教育事业进行了调整。经过调整，全省普通中学由1958年的1107所，裁并为601所，在校学生由279342人压缩到239367人；小学由1958年的27370所裁并为26918所，在校学生压缩到2097502人，比1958年减少27000人；幼儿园由1958年的42293所，压缩到338所，在园幼儿由120多万人压缩到39276人；将1958年兴办起来的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大部停办。如农业中学由1958年的1257所减少到78所，在校学生由54107人减少到7128人；职业中学由1958年的37所减少到2所，在校学生由3395人，减少到191人。&&&&《中、小学工作条例》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明确了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中、小学工作条例》后，教育厅在中共陕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全省中小学分期分批地认真贯彻《条例》，坚持了党对学校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比较迅速地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加强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外，还在部分中小学进行了学制改革和教学改革实验，为提高全省中小学教育水平创造了条件。由于比较迅速地纠正了过去实际工作中的某些错误，全省教育事业又比较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据1965年的统计，普通中学在校学生达到285280人，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1946）增长了406.73％；小学在校学生达到3262986人，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1946）增长了248.77 ，农业中学也很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学校数由1963年的78所猛增到1143所，在校学生由1963年的7128人猛增到88100人。工农业余教育也有较大的发展。&&&&（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陕西教育（）&&&&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陕西的教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捣乱，陕西同样受到“黑线专政论”的影响，全盘否定了17年的教育工作，把各级教育机关、学校的领导干部诬蔑为“特务”、“叛徒”、“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对他们进行长期的、残酷的批判斗争。教师队伍遭到严重摧残，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甚至致死致残，据咸阳、铜川、汉中、商洛、安康、延安、榆林等地区统计，教师被开除公职的达3472人，致死的达342人。有的长期被下放劳动，本人及其子女转为农业户口，许多教师由此降低了收入，口粮、住房及其子女安排等一系列生活问题无法解决，处境相当困难。1965年，全省有1143所农业中学，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完全改为普通中学。由于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和各种形式的半工（农）学校全部被砍掉，到1976年，全省普通中学达到6682所，造成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不合理状况。小学教育受到的破坏也很严重，学龄儿童入学率下降，学生流动率上升。成人业余教育基本上被搞垮。各级学校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下降，普通教育的教育质量下降。高等教育事业一样遭到严重破坏，关、停、并、转了七所院校，比1965年减少了1/3；高校停止招生长达六年之久，少给国家培养大学生约5万人，少培养研究生近千人。高等学校的大量校舍被侵占，大量设备被破坏。据统计，被占校舍达21.2万平方米。广大干部、教师和职工遭受严重摧残，《陕西日报》公开点名批判了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郭琦、政法学院院长王云，宣布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反分子”。在康生一伙的授意下，彭康和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刘海宾等受尽折磨，彭康在游斗中被整死。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的所谓清队现场会，对高校的领导干部进行了残酷斗争，造成了严重后果。全省高校立案审查的教师3838人，占1969年全省高校教师总数的53.6％，其中教授、副教授和相当这一级的高级工程师等678人、讲师952人，另外还有教员、助教345人。一些著名教授被迫害致死，如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著名地理学家黄国璋教授等。这10年中，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败坏了学校的纪律和学风，极大地毒害了青少年一代的心灵，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陕西高校广大干部和教师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许多教师身处逆境搞科研，据不完全统计，陕西高校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在理工科科研方面搞出重要成果258项。其中著名教授周惠久（西安交通大学）、周尧（西北农学院）、张伯声（西北大学）等都在科研中作出贡献。&&&&（四）改革开放时期的陕西教育（）&&&&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陕西教育事业迅速得到恢复，并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特别是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列为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使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对教育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在中共陕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经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全省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陕西教育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取得了显著成绩。&&&&（1）全日制中、小学和幼儿教育在恢复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