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现场正文
【雅昌快讯】80后青年水墨画家：开一场时代之风
摘要：（雅昌艺术网讯）日下午，由北京天大云华美术馆与沧州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时代的趋流——80后青年水墨画家邀请展在北京琉璃厂天大云华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共邀请了10位活跃于中国水墨画坛的80后青年画家参展。该展览旨在以水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与趋势化形态为主题，并以此引申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
　　宣传展示　　(雅昌艺术网讯)日下午，由北京天大云华美术馆与沧州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时代的趋流&&80后青年水墨画家邀请展在北京琉璃厂天大云华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共邀请了10位活跃于中国水墨画坛的80后青年画家参展。该展览旨在以水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与趋势化形态为主题，并以此引申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这是谁的时代?所付诸的是谁的审美?谁与谁所引领下的是谁的趋流?&开幕式现场策展人 刘梓封《东方艺术&国画》主编 杨建国策展人 杨维民天大云华美术馆馆长 石磊　　此次参展画家有赵方方、陈子丰、单鼎凯、梁雨、赵怡文、林聪文、杨士奎、鹿野骋、姚浩、高翔十位青年艺术家。他们在现今的艺术道路上追求自己最简单最完美的呈现方式，不断寻找新的发展接点，正在这样的过程中，也似乎将艺术家和作品找到打通属于这个时代的、充满创造力的新路子。赵方方《误入寰宇》 2015&陈子丰 《魔术》2015单鼎凯《幻夜系列1》 2015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刘梓封介绍说：本次所邀约的十位青年水墨画家，他们的作品并非完全依循于传统中国画的路径上，而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付诸于对现实状态下的新的艺术语言结构上的生成与再造。梁雨 《面孔6》 2010赵怡文 《无处逝离》 2015林聪文 《冷宫系列一》2014　　虽然在他们的身上仍会显露出某一环节上的缺失或不足，但在风格类型、语言形式以及对水墨绘画的思考上却走在了时代的前面。相信当本我的价值观得以重新建立，当这种共识与意识成为主流，时代的趋流便会指引着我们走向一个新的辉煌。　杨士奎 《作品161号》 2015鹿野骋 《天牛No.2》 2015　　杨建国在致辞中说：&大家都在进步，这是我看完展览最重要的感受，简单的几个字概括我的想法，但是我由衷的感触。希望他们在以后走的更稳，更好。&&我已经关注这个展览很久，现在新的手段技术很多，但对于艺术，我们最终还是拿画说话。70艺术家与80艺术家不一样，这一批艺术家都是画自己的画，不是一窝蜂的扎堆，突破了职业画家的束缚，知道艺术的根本是什么，自己要追求什么，回归理性。&杨维民谈到。&姚浩 《少年》 2015高翔 《万物生12》2015嘉宾合影展览现场　　此次展览的出品人石磊在最后致辞中谈到：&虽然这一批艺术家是80后，大多是独生子，衣食无忧，但是他们幸运又孤独着，环境造就你们有自己的个性，可能有人批评你们，但即便是不成熟，但是我真的为作品感动，变化更大，你们的人生阅历也在增加着，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你们画的是活的，不是死画，希望你们一直坚定的走下去，我也会一直支持下去。&这10位艺术家或平稳或浪漫，或热情或严谨，但总有一种平稳淡定的从容在画中显现，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和态度在工具下表现他自己体悟到的问题，并使得自己变得强大，执着于新水墨的潮水中。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9月17日，并将在9月27日在沧州巡展。
（责任编辑：罗书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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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展时间：日 14:预展地点：杭州、北京、成都预展时间：日-22日预展地点：上海延安饭店预展时间：日-22日预展地点：吴东魁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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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程立雪010-[转载]《小说月报》2011年第5期读者点评精选
& &本期读者点评精选中推荐的博文中，读者麦满地在报刊亭与《小说月报》2011年第5期相遇的经历，就如同一个引人入胜的小说开头：在某个“闷热得令人难受的”早上，他一个人“面对一叠稿纸想写点什么却没有办法写下去”，于是决定出去走走，到书店去探望那些“我喜欢的寂寞的书籍”。从书店满载而归后，他又“意识到应该读点新的东西，看看别人都在写些什么，都在思考些什么”，于是又来到路旁一个报刊亭寻找最新的文学期刊。他意外地发现，报刊亭的大姐也是一位知音，她订阅了两份《小说月报》，“一份留给自己读，另一份卖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冒出来的买主”——
& & 在这样一个不怎么繁华的小城，遇到一个爱读文学刊物的人，我自然是感到很惊奇，是一种熟悉的惊奇，像是在一个人头攒动的路边意外遇到了一个好友，一个亲人。我说：“大姐，没想到你也喜欢文学。”大姐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笑了笑。她笑得很不自然，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牵扯着她的面部肌肉。看得出来，生计的艰辛在大姐的一笑里暴露无遗，“大姐，你也写点东西吗？”这句话我让它倒回了肚子。生计与文学，谁轻谁重？我没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知道，爱文学肯定是一件好事情，具体好在哪里只有爱上她的人才知道。我问大姐：“有《散文选刊》吗？”大姐说没有《散文选刊》，只有一本《散文》，不过这本《散文》是帮一个读者订的，书一到，这个读者就来把书取走。一下子之间，我对这个神秘读者充满了想象。我想，他应该是一个男性，年龄大概比我大一些，和我一样没有什么钱，他一定是喜欢文学的，喜欢那些被大众冷落了的边缘物事，比如喜欢灿烂的野花啊倔强的小草啊早晨扯起嗓子叫嚷的小鸟啊什么的。文学在他心中肯定占有一定的重量，读书之余，他一定会操弄点文字，并不在意写得如何，他在意的是把内心的东西掏出来后的那种痛快。
& & 我想有一天我会在一瞥之间偶遇这位手捧《散文》穿街而过的神秘人的。
感谢读者麦满地在分享阅读心得之余，让我们认识了这位素未谋面的售卖报刊的大姐，以及那个会买走报刊亭唯一一本《小说月报》或者《散文》月刊的神秘人，他的描述让编者动容，也激发起我们无尽的想象。
随着《小说月报》2011年第6期的面世，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奖的获奖结果同时揭晓，引起了各方读者的关注。在评奖期间，每天编辑部都会收到许多读者的选票，正如我们曾经写到的“面对那一张张携着南方的湿润或北方的干爽、城市的温度和乡镇的气息，飞进编辑部的选票，可以想象我们未曾谋面的读者，如何经过认真品读、反复权衡、谨慎抉择，选出最能触动他们的作品，用或工整或潇洒的笔体填好选票，郑重地寄送出来……”就像读者博文中提到的那个神秘人一样，每张百花奖选票背后的读者，让我们感到既陌生又亲切，他们填写在选票上那一组组篇目代码，就如同编者与读者之间共享的“密码”，一下子缩短了时空的距离——每届百花奖评选，都是一次让编者重新体认自身工作意义的过程。而在编辑部博客上整理读者点评，在微博上与读者互动，同样如此。在这里分享的读者点评文字背后的那一位位敏锐、执著的读者朋友，也许和《买书记》中描述的神秘人有几分相似，“他一定是喜欢文学的，喜欢那些被大众冷落了的边缘物事，比如喜欢灿烂的野花啊倔强的小草啊早晨扯起嗓子叫嚷的小鸟啊什么的。文学在他心中肯定占有一定的重量，读书之余，他一定会操弄点文字，并不在意写得如何，他在意的是把内心的东西掏出来后的那种痛快”，一定如此。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与这些捧着《小说月报》的神秘朋友擦肩而过，那时我们之间不经意的一瞥，就像两个长期潜伏的同志在偶遇时交换的目光，包含着只有彼此能够解读的“密码”。
本期读者点评精选内容异常精彩，有热烈的回响，有莫名的触动，也有质疑与争论，为我们在阅读小说之后开辟出一个新的思考与品味的空间。在分享这些精彩点评之前，照例也推荐本期作者的创作谈：陈应松：，张庆国：，同时推荐《北京文学》为小说《一个人的遭遇》配发的李云雷评论。
《小说月报》2011年第5期总评
中篇部分：点评陈应松《一个人的遭遇》，张庆国《羞耻》，李亚《电影》
短篇部分：点评毕飞宇《一九七五年的春节》，须一瓜《小学生黄博浩文档选》，罗伟章《细浪》，钟求是《皈依》，赵德发《转运》，马金莲《鲜花与蛇》
很不想用“折腾”这两个字来感受小说，可是小说却偏偏能“折腾”出许多故事。于是就想到或许世俗就是“折腾”出来的，人生也是“折腾”出来的，文学要关注人生，小说要从生活中汲取营养，于是，“折腾”也像传染病一样传染给了小说。
《小说月报》第5期从某种感觉来说就属于“折腾”出来的小说，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基本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幅幅生动活泼形形色色的“折腾”画卷。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些“折腾”出来的故事吧，让我们去慢慢品味“折腾”，或许我们会从中受益。
1. 《一个人的遭遇》：被迫的穷折腾
其实我几次看到这篇小说想写点感受的时候，都曾经在这篇小说的写作表面停留过，因为这篇小说的写作表面太让人感到难受和揪心了，小说写刁有福一个人的遭遇，从他的酒厂被水淹，然后到参股的人退股把他暴打了一顿，到后来刁有福报案却不能立案，肾坏死，晚报给他的舆论压力，最后无奈上访却又受阻，刁有福个人遭遇的不幸让人在深表同情的同时却又让人深感不公平。但是，无论是初读还是再读，都没有使我探寻它的本质，或者说小说背后所要揭示的真相。这件事情在我读了这篇小说的创作谈以后，才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人生大致上分这么几个阶段：首先是生存，然后是生活，最后是生命。这个地方我先尝试着这么说，至于正确与否先不予讨论。生存是人生的底限。生存有了保障，才可以谈生活，生活好了，才可以谈生命，这里的生命是指生命价值，或说生命意义，这里的“才可以谈生命”，也是指真正去理解生命价值，洞悉生命意义，使个人能够更好地容身于社会之中，为社会做贡献。
刁有福的情况是这样的：他本来有个酒厂，这个酒厂的存在首先解决了他和职工的生存需要，也就是说通过在酒厂工作使他们避免为了生存而到处奔波，进而使他们有了自己的稳定生活，然而水灾把酒厂毁了，这是意味着生活的来源得不到保障，他们的生存底限受到了挑战，所以我们看到酒厂的职工中像郭业军、杨远良、罗全青这样的人就因为没钱治病而死，所以我们才看到刁有福为什么要上访，他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他们要解决问题，而问题得不到解决，只有上访。
可为什么得不到解决呢？我觉得这就要谈到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说起来不易，说透了更是不易。既然是这样，我就说说我能够感受到的。
一、作者小说中所说的那个冠冕堂皇的话：建议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把什么都推给法律，看上去对，但实际上也有它不对的地方。在我个人的感知范围中，只有所有的手段都无法产生明显的作用时，法律才是最后可以选择的手段。没有一件事情是动不动就要搬出法律的，假如我们去办事，每件事都要在办理前搬出法律，显然是不必要也无法实行的，或者说，法律干预每件事情的办理本身就是对法律效率的束缚。法的本身应该有一定的空间。
二、刁有福面对的已经不再是生活的压力，而是受到生存底限本身的挑战。这就是说，对于刁有福来说，他需要得到的往往并不是该干什么，而是该怎么去做。在这个社会上，人的一生首先要以人的存在为基础，生存必须要被保证，才可以奢谈其他。刁有福所争取的，或者为其他职工所争取的，归结到一个词，就是生存的权力。没有一个人可以剥夺一个人生存的权力，而且我们必须正视一个我们都无法回避的现实：一旦一个人生存的权力不保，或者一个人生存的权力受到严重的威胁时，这种威胁必会刺激这个人作出强烈的反抗，也就迫使这个人为生存的权力实行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中的某些行为或许会牵涉到他人的利益，而他们一旦将之列为保护自己生存权利的范围之中，他们是会在所不计的。
三、作者创作谈中所说的那些上访者破碎的目光和作者作为信访接待员的感受。很多时候不能说官员不尽力，也不能说上访者不尽力，或许我们只能说两者之间因为立场的不同最终难以形成心灵上的某种契合？有的时候语言是苍白的，只有行动才更有力。
在这里，无论还有什么样的可能，刁有福为了生存而四处奔走，力求上访以取得最大限度的补偿，都是被迫的穷折腾。在这一抹被迫的穷折腾背后，实际上隐含了很多不确定的指向。命题的沉重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部小说，在这部小说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多无法言说的苦衷。
2. 《一九七五年的春节》：难忘的折腾
没想到，还有那么个春节，这个春节是属于那个女人，那个跳舞的女人，那个给阿花化妆的女人的，所有的语言都是为了衬托那个女的，黑风，大船，演出，都不是目的，目的最终落笔在那个女人，而大智、大勇一夜的凿冰捕鱼，最终也聚焦到了女人那里。最后，女人，冰面，舞蹈，交织在一九七五年春节，让这个女人真正有了自己的舞台。却不料，突然间没了，到结尾弄明白了，给折腾到冰窟窿了。作者在一番文字的折腾中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故事的主人公，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生命的消逝，伴随着冰冷的严寒，让我们心中感受到无比的震撼。一九七五年的春节，让作者折腾得如此难忘，只因为那个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的女人。
3. 《电影》：回忆过程中的折腾
这篇小说带我们回到那些中国现代电影的记忆之中去，在这条主线的基础上对放映员张杰出、曹如意的命运以及歪头世界、傻兔子墙根等一帮小孩看电影的珍贵经历做了一番趣味横生的回忆。小说中洋溢着作者对那些少年旧事的怀念之情，并为我们再现了看电影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读后让人百感交集，爱不释手。
故事情节生活化、人物形象鲜明、时间跨度较长是这篇小说的三大主要特点。小说中的那些情节，比如爬柱子拴喇叭，摘西瓜，听火车，比武招亲在作者笔下行云流水般描述起来，非常亲切活泼，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感受。再比如平均的痴情，世界的小聪明，西娃的恒心，特别是西瓜地和刘天庙的“折腾”，使得这些小孩的形象历历在目，生动鲜明。至于小说中涉及的影片之多，也是不多见的，而或许正是这样的如数家珍般的折腾似乎从另一个方面可以为作者把《渡江侦察记》的人物写成《南征北战》的人物找到勉强的理由，但是笔者并无意于此多做争执，笔者希望这样的疏漏、错误越少越好，无论什么情况，无论作者还是编者。
4. 《小学生黄博浩文档选》：乱折腾
行走在这则短篇小说的字里行间，我就忍不住拍案叫绝：看着那小同学一个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成语，想着那老师背地里生气的样子，就忍不住想笑，特别是看到老师惩罚黄博浩的办法，抄&&&&成语&&遍！更是令人喷饭！老师或只是“怒其不争”的发泄，但学生为什么要为此埋单？其实老师的用意不过是要让他好好注意这些成语的含义，以免下次重蹈覆辙，都是用心良苦，何苦为难？后来看到那小同学说春天臭老师不让写，只好去抄点海水蓝，我就知道其实这又涉及到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真实与虚假的关系处理。不是春天臭就不能写，也不是海水蓝就一定要抄，写作是要用自己的真心去领悟，领悟现象之后的本质。后来黄博浩的文档选中老师就没有很多负面的评语了，我想这也许就是一种进步。《小学生黄博浩文档选》：乱折腾也有道理。
5. 《羞耻》：不堪回首的折腾
这篇小说要我想了大半天才想出这么样的折腾。本来李重是个才华横溢绝顶聪明的学生，但高考没考上清华，以此为耻，恰好遇到校制改革，于是去复读一年，在复读学习的过程中，因为曾在高一帮助班里的女同学王小小提高英语，就和王小小与同班里追求她的另一个男生徐亮生搅和到一块去了。这三个人搅和到一块去了不算，那边他们的老师李丽莎家里也是鸡犬不宁，李丽莎本来有丈夫，还有一个女儿，后来她在教王小兵上辅导班过程中被他爹包工头王大兵玩了，李丽莎就和丈夫离婚了，改嫁给了王大兵，但李丽莎的女儿以此为耻，和李丽莎的关系非常不好，于是，一场学生之间的三角恋和以李丽莎家庭为中心掀起的一轮轮风暴此起彼伏，此消彼涨，影响了李重的复读，经过反复折腾，最后以李丽莎离开，李重不见黯淡收场。
小说围绕学校排名低和学生没考好试为羞耻，引出了学生之间的三角恋、老师家庭里出轨和婚外恋等一系列严峻问题，包括李重、王小小、徐亮生之间三角恋延伸出的徐亮生怀疑、跟踪王小小、李重这样的行为，包工头王大兵庸俗的市井心理和金钱万能理论，都在无形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李重身上，并最终导致校制改革计划落空。作品在层层剖析中揭示了人性之中虚假丑陋的外表，当它渗透到学校的边边角角的时候，性质是多么恶劣。
6. 《细浪》：白折腾
在八个家庭的聚会中，妻子王燕感觉到欠了丈夫一点东西，回家之后通过照镜子发现自己的鼻根处有点凹陷，王燕为了给丈夫一个惊喜，在未与丈夫商量的情况下擅自对自己的鼻子做了隆鼻手术……手术后的王燕回到家后却被丈夫一拳打在了鼻子上，最后不得不重新复原了自己的鼻子。小说情节简单，但寓意深刻，相爱背后是彼此间发自内心的真情，无关鼻子凹陷与否。王燕虽然白白折腾了一场，但是她以此为代价换来对自己丈夫更深层次的相爱，也算折腾得有所价值。
7. 《幸福与汗水》：尴尬的折腾
这篇小说最大的看点，莫过于汪霞与她前夫的三次相遇。第一次是王姨告诉了男人汪霞汗蒸的地方，男人去了，这一次由于过于直接，双方都很尴尬。于是男人设计了第二次相遇，在汗蒸房外的公交车站，说话拐了个弯，准备拿出5万元给亮亮结婚用，第三次，一家人在火锅店见面，男人把5万元钱留给了汪霞。作者写到此处似乎是在诠释一个幸福，可是，这个幸福却在文章的最后冰消瓦解，前夫5万块钱的用意却是为了要让女儿捐赠骨髓，这样的结果让人无法想像，也让汪霞无法接受。文章以这样的方式作结，一方面加深了男人面对女人的尴尬，一方面显示了男人欲盖弥彰的背后是一场尴尬的折腾。许多情况下，我们渴望的是父母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爱，而不是父母对子女的怜悯与施舍，因为这种怜悯与施舍只会造成子女心中更大的创伤和疼痛。
8. 《皈依》：可怜的折腾
夫妻俩本应该是要好好过日子的，可是《皈依》中的夫妻所过的日子简直让人感觉莫名其妙。妻子的“皈依”给夫妻间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很严重的隔阂，而这种隔阂的得寸进尺让丈夫“是可忍，孰不可忍”，终于导致了丈夫的婚外恋。只是文章的最后丈夫在寺庙的钟声下怎么也无法完成婚外恋的实质阶段。我不知道妻子受了什么打击，抑或只是简简单单的跟风，非得折腾出“皈依”这样的道道来，最后搞得丈夫为了婚外恋都跑到寺庙外去做爱。我只说一句：以前都说男人有了婚外恋和女人离婚，女人多可怜，现在女人皈依之后，男人连个最基本的性生活都没有了，那也很可怜啊，可怜得男人都不知道该在婚外情里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去做爱了。
9. 《转运》：瞎折腾
一切精心准备全部化为了泡影，转运大会上的哈欠连天让人在哄笑声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卢道长、邴道长这一干处心积虑赚钱创收的人，他们这一通瞎忙乎最终把他们忙乎成了配角，他们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转运大会被真正的主角老睡仙转了运，“转运”是一个符号，它告诉我们转运真正的意义不在那些装模作样的画符，而在于自身顺势而为的理念和机遇，任何打着转运理念搞创收的行为都是瞎折腾。
10. 《鲜花与蛇》：两难的折腾
生男还是生女，鲜花梦还是蛇梦，这是归结到特殊环境下有着特殊意味的命题。城市和农村都在不断进步，这样的问题会越来越不成为问题，但是，它发生在某些特定人身上还是有它特定的意义。《鲜花与蛇》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读解其中的滋味，它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尽管大趋势已定，但小的个别仍然存在，感受这种个别同样会给人留下那些细碎的，容易忽略的感觉。作者对主人公在孕育生命期间两难的折腾进行的细微入致的心理描写，与这篇小说娓娓道来的风格一样，将会留在读者记忆的深处。
十篇小说十种“折腾”，给人十种滋味，总结成一句话：“折腾”有理啊！既然有理，那就衷心地祝愿，让小说在“折腾”中出彩！
（烟散迹绝：）
读这篇小说，很容易想起肖洛霍夫的同名小说。肖洛霍夫写出了在那场旷日持久的苏联卫国战争中，普通人的充满不幸、牺牲、悲痛和生离死别的生活，小说里的一个人当然也意味着全部苏联人。战争和苦难的生活夺走了主人公的亲人、工作还有幸福的全部可能，浪迹在自己的国土却无家可归的悲剧是如此沉重，对爱和幸福的渴求从来没有真的放弃。同样在个人遭遇中呈现出沉重的命运感的还有余华的《活着》。如果说，索科洛夫是用一生直面战争的伤害，福贵是用一生寻求和命运的和解，那么，刁有福是在用一生反抗黑色的命运和铜墙铁壁的体制。
陈应松的《一个人的遭遇》中，主人公刁有福下岗了，凭自己的一点儿技能混生活，搞得有点声色了，可一场大水让他重回一无所有。“水退后，他的酒坊、猪场什么也没有了。……他坐在那个池塘边，鱼也跑了，只有几只野鸭寂寞地望着他，偶尔呷呷叫上几声。”然后是参股的人都变成了债主，一个是他舅舅，一个是他母亲。一顿暴打，刁有福昏死在水退后的泥浆里。丢了一个肾、报纸却称其不肖对母亲暴力相加。告到法院输了官司，又离了婚。从此，为自己讨说法，为同厂下岗工人要待遇，刁有福走上漫长艰辛曲折的上访之路。后来被以妨碍公务罪判了两年半。从监狱出来后，众叛亲离，再次进京上访。最终和解，恢复生产生活。
这篇小说有着陈应松一贯的犀利和深刻。不仅写出了我们今天面对的歌舞升平的社会生活的另一面，而且写出了一个反抗者寻找正义和真理的固执和坚强。
亲情：个人与家庭的瓦解。小说开篇就是亲情的彻底败坏，母亲、舅舅对刁有福的冷漠和残暴令人心痛，此后，刁有福对妻子的大打出手，妹妹对他的嫌弃和愤怒，儿子的仇视和忧伤，这一切，给这个绝望中挣扎的男人，撤掉了最后一块转身的木板，刁有福就是那个时代孤岛上奋力反抗不肯被淹没的西西弗斯，虽然他的反抗带有绝境中的被迫意味。为什么情与爱充斥着我们的视野，而真正的情感越来越稀薄？亲情，爱情，在这个资本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冲击。这个最基础层面的瓦解最能体现社会生活整体的价值失衡和无序。当然，最终，刁有福是在儿子的温暖感召下，放弃了玉石俱焚的念头，接受政府安排，重建个人的家园。这一笔也很有深意，儿子的感情裂变是条隐线，作为父辈悲剧的被伤害者，他同样面临生活的考验和抉择。小说结尾，他的爱给了刁有福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也反衬出这个备受生活凌辱和践踏的人内心对温情的渴求，以及作者对尘世温情的小心呵护。
改革：个人与体制的对话。三十年了，经济体制改革，企业转制，是非功过难以定论，作家不是政论家，也不是政府的智囊团，不必指点江山，也不必出谋划策，但是，要关注生活，关注人，尤其要关注人的死活。这个是最基本的，是作家应有的良知。如果小说只是技巧的比赛，大可以去学习表演魔术。就像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笔墨记录了整个时代的动荡和思想的探求；一个世纪之后，如王祥夫和陈应松所言，还有多少人有文化担当的勇气，有文化重建的追求，有思想探求的自由精神？陈应松这篇小说记录了企业转制给工人带来的灾难；记录了一个工人代表的骨气和勇敢；记录了我们对这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那些“牺牲品”欠缺的一个交代。
上访：个人与政府的较量。刁有福的艰辛上访之路，经历的非人遭遇，让我们看到了在一个强权社会，个人反抗的无力；也反证了北大孙教授之上访者大都精神不正常之说。这里的“不正常”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残酷逼迫正常人失去理性，刁有福也曾经想过搞搞爆炸，用最坏的方式发泄最无力的愤怒；二是这些顽强固执上访的个体，对照习惯了隐忍屈从，苟且偷生的大众顺民来说，不就是精神病吗？刁有福的亲妹妹就认为哥哥是个精神病，给你钱让你过好日子你还闹什么闹？？！！可是，刁有福不那么认为，自己过好了，那些下岗的兄弟们怎么办？基层政府的推诿，霸权，敷衍塞责，草菅人命，和不断的招安，虚假的许诺，都让我们不得不深思，完善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良好的运行机制的形成，肯定不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辛亥百年，烟尘已绝，民主共和之理想依旧悬置历史半空。
法律：个人与法治的距离。小说中多次提及刁有福得到的政府答复是“建议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似乎法律无所不能，又无比公正。事实是，刁有福先是被法院拒绝受理，后来因其举证不力，判其败诉。一次次上诉然后回到原点，重复着制定游戏规则者的游戏。刁有福在冰冷的法律面前，不过是一只猫爪下的老鼠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没有老鼠那么大，他，不过“是一只蚂蚁”。只不过，陈应松笔下的这只蝼蚁既不贪生，也不怕死。
报纸：个人与舆论的流言。传媒在今天几乎已经完全娱乐化了。政府新闻和娱乐八卦一样很“给力”。这篇小说顺带讽刺了无良的记者，助纣为虐的媒体，和惹不起的喉舌。
&&刁民与叛徒
作为政府眼中的刁民，刁有福其实是一个既定秩序的叛徒。刁有福说，“当你说我是刁民的时候，你中午有人请，有酒喝，坐上席。晚上有人请你洗脚按摩，唱歌打牌。回到家清清爽爽，说不定用去了两三个避孕套。可我中餐还没着落，顶多找个路边摊吃碗面。还没有家可回，儿子不知在哪里。你儿子已经找好了单位，穿得周周正正上班谈女朋友，几十万的结婚钱已给儿子媳妇留好了。我身无分文。你说这刁民谁愿意做？……”
作为一个反叛者，他不肯屈服于强大的权力，不肯屈服于看守所和监狱，妻离子散，重病缠身，众叛亲离，都不能改变他的方向。下岗是人祸，大水是天灾，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埋葬了他生活的希望，身在故土，却没有家园，断裂的亲情和冷漠的社会，让一个孤独者的不幸放大了数倍，没有光亮的刁有福走在回村的黑暗的路上。脚下是没有气息的生命，前面是大水淹没的孤岛。一片汪洋的世界，没有办法挽回的生命挣扎。是虚幻，还是真相？“久而久之，对世界就不信了，这个世界也就完了。世界被世界所有的人抛弃了。”“虽然我的确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那么庞大，我这么弱小。”可是，遍体鳞伤的刁有福选择了死扛到底，只是为了世界不被世界的所有人抛弃；只是为了世界的所有人不被世界所抛弃。
与这个时代娱乐至死相悖，没有廉价的感伤，更没有虚伪的乐观，陈应松背负时代的重压，满怀对生活的诗意渴望，写出了一个人的遭遇，这一个人的遭遇也就是一个民族的遭遇。做为沉默的大多数，如果我们不愿意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始终匍匐在地的生活，那么，很简单，站起来，反抗，反抗生命里的虚无，反抗内心里的懦弱，反抗加诸于我们的不自由，反抗制度的暴虐，反抗没有灵魂和信仰的生活。
（张艳梅：）
1956年的最后一天和1957年的第一天，前苏联党报《真理报》连载了一篇题为《一个人的遭遇》的小说，作者是写过《静静的顿河》的肖洛霍夫。55年后，一个名叫陈应松的中国作家，发表了一篇同题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作者陈应松是否读过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并因此受到启发，我无从得知。但两者却给我带来了同样的阅读思考，那就是，在剧变的时代面前，处境卑微的个人能否主宰自己的命运？历史的洪流是否将一切不幸与苦难都冲到了弱小者的身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有着极其相似的写作指向：以写实的手法，描述普通人充满艰辛、不幸和眼泪的真实生活。
……一直以来，从《松鸦为什么鸣叫》到《马嘶岭血案》再到《一个人的遭遇》，陈应松的写作始终保持着思想与精神的可贵品质，分享着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内心承受的深重苦难。他不啻做这个时代真的猛士，摇旗呐喊，奋勇前行，犹如鲁迅所说，还“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的文字，充满正义，富有铁骨；蕴含力量，贯注思考。残酷里包裹柔软，深刻中透出悲悯。真实而又丰沉，复杂而又丰厚。在丰富的内容表达中，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以无比真实的表现手法，刻画了一个来自底层的上访人物刁有福。刁有福名不副实，名为有福实则无福。小说开头就将他置于命运的多舛之中……
小说的震撼力无疑是强大的。原生态的小说语言和叙述方式，让我感到压抑。从来都在写底层的陈应松，在《一个人的遭遇》中写出了残酷的生活现实，揭示了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真相。刁有福的不幸遭遇，岂止是他一个人的遭遇？放眼当下，还有多少刁有福们，曾经遭受过、正在经受着、将要经历着同样的不幸？小说中的刁有福，自己下岗了，想凭借一点技能再混点生活，却处处碰壁。平时的刁有福，不说话，懒得说，因为“跟这个世界也没什么好说的。”他就当自己是只蚂蚁，因为“他们那么庞大，我这么弱小。”“苦难”一直是陈应松文学写作的关键词。在这部小说中，他以无比真实的向下姿态，叙写出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刁有福的遭遇固然只是个人遭遇，但举一反三，由点及面，谁能说这背后牵扯到的，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刁有福的那些下岗工友们，现在都没有单位，日子过得苦巴巴的，“有的摆地摊，有的卖菜，有的捡破烂，还有的像他这样，回到过去的老家乡下，没田没地，比农民还不如，农民还有几亩地可耕。”有些人病死了，有些人自杀了，家庭的幸福远去了。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与此相反的是，“法官太轻率……随意性太大，又袒护报纸。”而派出所警察先生们包括各主管部门推脱责任的最拿手一句话就是：建议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干他的事了。难怪刁有福百般无奈之下想走极端。小说中，他和信访局官员的一段对话发人深思：“当你说我是刁民的时候，你中午有人请，有酒喝，坐上席。晚上有人请你洗脚按摩，唱歌打牌。回到家清清爽爽，说不定用去了两三个避孕套。可我中餐还没着落，顶多找个路边摊吃碗面。还没有家可回，儿子不知在哪里。你儿子已经找好了单位，穿得周周正正上班谈女朋友，几十万的结婚钱已给儿子媳妇留好了。我身无分文。你说这刁民谁愿意做？……”一个真正的作家，须臾不要忘记，文学除了叙写个人的悲欢，还应关注“他人的痛苦”；除了表达一己之私的生活经验，更应关注广大世界的生存境遇。说到底，“写小说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生活，给生活补充一些东西。”以此观照《一个人的遭遇》，其悲悯情怀是显而易见的。
小说结局耐人寻味：信访局这次不仅让刁有福过足住院的瘾，还答应了他不少条件，譬如解决他的生活问题，帮他儿子安排工作，贷款五万元给他恢复生产。于是，刁有福拿贷款的五万元回到村里，想继续养猪搞酒坊。儿子、妹妹、断了六根肋骨的前妻、前妻的弟弟重新回到他身边。“生活似乎又开始了。”读到这里，我那颗沉重已久的心稍微舒缓，眼前仿佛出现了童话故事里常见的一幕：从此，刁有福和他的家人（就像王子和灰姑娘）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不知道，这是我的过于天真，还是作家出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对小说刻意加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或许，写惯了死亡的陈应松，此时面对刁有福也心有戚戚，充满矛盾。遭遇了那么多苦难的刁有福，无疑代表了千千万万挣扎于底层的普罗大众，若他面临的唯有死亡，那余下的普罗大众将情何以堪？苦心孤诣的陈应松，面对底层的残忍和疼痛，虽有悲悯之心却无改变之力。事实上，他和广大读者一样，并不能为刁有福他们找到一条更好的生存出路，但他在思考着，探索着，尝试着。刁有福在绝望之后放弃了上访，他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归于平静。在这场“个人”与“体制”的较量中，刁有福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这显然不过是表面现象。两者和谐的背后，以刁有福的沉痛遭遇为代价。小说中，信访局的人曾对刁有福说：“政府和百姓都要互相体谅。你们不能提到当官的就都姓贪，官员们不能提到老百姓就都姓刁。现在官民之间的误会太深了，一定要化解。”只是，这种误会的根源又在哪里呢？我以为，不找到误会的根源，误会的化解不过是官员们或者老百姓的一厢情愿。
在作家陈应松看来，“小说应该用充满寓言意味的语言来表现具有强烈现场感的、真实的生活，要使小说充满着力量。小说一定要强烈，对现代麻痹的读者要造成强烈的刺激。一定要复杂，不能单薄，要丰厚、丰富、丰满、丰沉，所谓‘四丰’。要真实，令人感动，还要让人疼痛！”《一个人的遭遇》既是他上述小说观的写作实践，也是其具体表现。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读出强烈的生活真实感、现场感，充满力量，蕴含复杂，让人疼痛。他还认为，“文学创造的激情来自于愤怒、警醒和不满。”正是这种愤怒、警醒和不满，让他一直试图贴近底层，关怀人性，表达悲悯，也让我在他的小说中，充分领会到文学的神圣和艺术的尊严，充分感知到文学的骨气与小说的精神……
（陈劲松：）
湖北作家陈应松的《一个人的遭遇》是一篇敢于揭露矛盾、直面现实并且立足于反映最底层人群生活状况的好小说……
我每次读陈应松的这类作品都有一种血脉喷张的感觉。作者擅长于描写和反映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群的生活状况与矛盾纠葛，对那些普通人群、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所表现出来的喜怒哀乐有着很独到的见解和非凡的艺术剖析能力，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需要调动很多生活的体验。记得当年我读他写的《太平狗》时就很长时间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似乎有被某种东西所牵引。作者那犀利的眼光和不回避矛盾、敢于讲真话的胆略令人不能不折服。今天我们再一次从《一个人的遭遇》中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本篇作品读来实在是让人心酸不已。刁有福并不像他的名字那样真的“有福”，乖张而又不幸的命运总是与他紧紧相伴。他和妹妹从小就因为父亲的离去而饱受母亲的虐待，成人后好不容易进了水牛市国有的哞哞酿酒厂当了一名技术工人，谁曾想造化如此弄人，好好的工厂说关闭就关闭了，随即他就变成了一文不名的下岗工人。多年的逆境生涯使他变得比一般人要刚毅，靠着自己拼死拼活的努力创办了个体的酿酒厂，生活虽然算不上富有，但还是能够有滋有味地继续着，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他苦心经营的酒厂，使得他再一次变得一无所有。母亲和舅舅前来拆股并对他殴打无疑使他雪上添霜，妻子、儿子也因故离他而去。他已经够不幸的了，当地媒体还来凑热闹，把他说成是不孝之子。为了给自己正名，当然也为了寻求一条生路他开始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初始他只是为自己的遭遇而上访，但是在上访过程中意外地得知省政府曾经发布过有关企业改制关闭后工人如何安置的文件。文件的精神是很有吸引力的，以至于吸引了众多的下岗工人,他被他们推举出来作为“上访代表”，这样刁有福就有了一种使命感。他全然不顾一身的病痛，把还在病中的父亲搁置一边，上省城、赴北京，他上访的过程可谓历尽艰辛，当地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装摸作样地再次派来了工作组，又暗地里与刁有福协商许以很优惠的条件企图让他放弃上访。但是，刁有福在强权和重利面前忘不了工人们委托他时群体下跪相求的那催人泪下的一幕，始终不改初衷。他的执傲终于激怒了当权者，便罗织罪名把他关进囹圄。其间刁有福的命运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他在上访的途中也有不少热心人伸出温暖的手，但是这一切依然没有能够改变他的悲剧命运。尤其让人不安和不能容忍的是，那些在刁有福顽强地一次次上访中得到了初步安置的下岗工人，面对出狱后的刁有福流露出来的那种冷漠，这种冷漠几乎可以寒彻所有人的心。但是，细心的读者也注意到有一个人，他就是在乡村小学教书的代老师，代老师几次为刁有福写上访的材料，主动免费为他到法院辩护，因此代老师被无端拘留。但是，当出狱后的刁有福找到他时，代老师依然如故地为他出谋划策，这样一份人间真情实属难能可贵。代老师的壮举也为这样一个悲情地故事点亮了希望之光。读到这里，读者还会简单地认为该篇作品描述的只是刁有福一个人的遭遇吗？！
客观地说，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民生的改善、对民意的关注，各地的上访者和以前相比呈逐年减少的态势。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各地政府也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把很多关乎民生和民意的矛盾化解在了萌芽状态之中，没有引起事态进一步的激化，这应该是很可喜的了。毋庸讳言，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如作品中描述的那种悲剧还有酿造它的环境和催生它上演的土壤。尤其是在一些政治氛围不那么浓厚的地方，少数官员的所作所为仍然令人忧心忡忡，谁来监督这些地方官员们的言行，谁来保证更多的“刁有福”们不再有类似的“遭遇”呢，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从体制上着眼了。实事求是地说，仅靠一篇小说作品要想达到解决这个社会矛盾的目的，显然是不理性的，那也不应该是文学作品的功能，正如作者在创作谈里无奈地感叹，他能够做的就是把它写出来，以期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的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我们期待着，随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法制化建设日益完善，人们才能够更加心情舒畅，“刁有福”们也才能够会更加有尊严地生活。在这部作品的末尾，刁有福的妻、儿先后回到了他的身边，他也在当地政府贷款和帮助下重新办起了酿酒厂，从还有些简陋的小酒厂里飘出来的浓浓的酒香或许就是预示着人们对未来的一种美好期待。
读者能够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他在创作《一个人的遭遇》时，面对着难以破解的生存与发展的困惑作者有时候也会和“刁有福”一样无所适从，而他自己仅仅是一个作者，没有更多的能量来左右“刁有福”的命运。但作者的正义感和良知使他不能自己，迫不及待地需要为“刁有福”寻求到一个让读者有些许安慰的去处，于是，作者巧妙地在亲情上做足了文章，给读者展现了一抹亮色，这就让读者比读《太平狗》多了一份温暖。
该篇小说立意很好，结构紧凑、布局合理。矛盾冲突的起始、展开、化解等等都恰倒好处，转呈起合也很自如。文字流畅，清新自然，使读者能够领略到作品内在感人的艺术磁场。
（周其伦：）
《小说月报》第五期和《中篇小说选刊》第三期，都选载了陈应松发表于《北京文学》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足见这个小说的现实影响力。我为这三份刊物的社会责任意识表示由衷的敬意。陈应松的《一个人的遭遇》，讲述了一个叫刁有福的下岗职工在艰辛的上访过程中的非人遭遇。这是一部有担当的现实主义作品，触及我们遮遮掩掩的体制。这是刁有福一个人的遭遇，也是他背后几百名职工的遭遇，那么这还是一个人的遭遇吗？当一群人遭遇到鸡蛋碰石头，那是什么滋味？
起初是因为和母亲舅舅之间的家庭纠纷去派出所、法院、信访局告状，但是他们均以一句“建议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敷衍他，这一句话就可以把任何人打发走，不干他们的事了，如今的公务员不想揽事儿了。“这不仅是一个利益集团，而且是一个冷漠的利益集团。走到哪儿都是一张冷脸，你要老百姓心气能顺的？”家庭纠纷没有解决，但在与信访局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他作为“水牛哞哞酒厂的正式职工”，在厂子“改制”后，按政策应该得到安置，但是“下面没有执行”，他于是和其他下岗职工联系，并被推举为职工代表，开始上访，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遭遇到了种种挫折，但他一直不甘屈服，直到被以“妨碍公务罪”判刑两年半，他出狱后，当时拥护他的下岗职工也疏远了他，而且从他的遭遇里接受教训放弃上访，工友说：“别去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是看穿了。你坐牢，咱们二十多个被拘留，这事你斗不过他们。”坚信政府的刁有福继续上访，但被他们市驻京办的人殴打，虽然信访局治好了他的伤，但他自己坚持正义的决心也绝望了，只好回到村里“贷款”养猪搞酒坊，最后放弃了上访的念头。终于没有拧过大腿。对于刁有福和他的家人也许幸免一场更大“莫须有”的灾难，但是这个结果是政府赢了吗？一个失去信任的政府，对于百姓而言，意味着什么？
能在《北京文学》、《小说月报》（头题）、《中篇小说选刊》这些读者心目中的小说要刊读到《一个人的遭遇》，我看到了中国文学的力量和勇气。
（艾凌：）
淤泥村遭水淹了，刁有福的家也给淹了。洪水中孤岛上黑夜里，刁有福找不到自己家了，却依然想救起一个呻吟在死亡线上的女人。这是刁有福的幻觉吗？不是，是他现实处境的折射，他自己都朝不保夕，却还要代表水牛哞哞酒厂的下岗工人上访讨回公道，因此他经历坎坷，遭遇不幸，与死亡擦肩而过。读完这篇小说，我忍不住想问他一句话，是贫穷和富贵，还是责任和良心能验证一个人骨头的硬度？
当贫穷缠绕时，人心尤其硬，尤其狠。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刁有福的母亲心狠手毒甚于猛虎。刁有福和他的妹妹自幼被母亲丢到猪栏屋养，吃猪食长大。父亲死后，他们又被母亲遗弃，家里的宅基地也被母亲转卖给了舅舅。之后，刁有福厄运连连，企业改制他下岗，他背水一战建起了酒坊和养猪场，却屡受母亲的刁难。当他遭受灭顶之灾后，母亲和舅舅落井下石，强行退股不成，将他打成重伤，再反咬一口给报纸提供虚假信息，并诉诸公堂。故事一开头，就将亲人的背叛和冷酷展现在读者面前。不得不让你考虑，刁有福这种逆来顺受的老实人，还有生存的指望吗？刁有福只得硬着头皮上访告状给自己伸冤了。
从信访局到法院，他像只陀螺被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推搡着旋转，告来告去，个人的冤屈还没有伸张得到解决，又扯上了他们厂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受众人委托，他又成了厂里下岗职工上访的代言人。从此他走上了艰难的上访路，在个人与权力的交锋中吃尽了苦头。如何看待他的悲惨遭遇呢？是众人的一纸委托书支撑着刁有福的脊梁的硬度，还是他心底最起码的良知、他做人的准则和底线决定了他的行为准则？也许在这里还要深究一下人性问题。
毋庸置疑，刁有福有较强的责任心，他为几百工友的重托付出了太多，他经受了非人的遭遇和灾难。年底那次上访，他们在雪地里换车，挤车，受冻挨饿辗转七八天，在家家吃团圆饭的大年夜，刁有福才回到了没家的家。刁有福一次次上访，让一层层官员头疼害怕，他们只好妥协，和他协商，给他钱作为补偿，企图收买他。但刁有福坚定地说：“我唯一的条件是与全厂的职工一起平等坚决”。
掌权者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们开出的条件也是有限度的。不识抬举的刁民——刁有福终于受到了严厉的惩治，被打的半死不活，以“妨碍公务罪”被送到农场劳教两年半。这两年半他受尽了折磨。“到了劳改农场他已动弹不得”，“像搬一个沙包一捆烂絮”被“随便放，野蛮装卸”。没有人想着来看他一眼，唯一来看视他的是妹妹和儿子，他们来“找一个坐牢的人要钱”！“刁有福心中全是伤”。从劳改农场出来的时候，只有八十斤了，他患有乙肝、丙肝、胃病、风湿病、头疼、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等疾病。在这场个人与权力的较量中，权力战胜了法律，刁有福彻底失败了。有人说，这是刁有福个人与体制的交锋。是体制如何如何云云。抛开这些暂且不讲，我们来思考一下中国底层民众的人性，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最容易满足。当政策适当给予点倾斜，老百姓立马见好就收。刁有福的同事，那些下岗职工就是这样。刁有福坐牢，这是杀鸡骇猴，他的工友们都不敢动了，吃上了低保也就算了。当刁有福劳教回来，“大家看着他拄着拐棍儿，风都吹得倒的样子，嘴里说你为大伙儿吃了苦，其实都躲着他”。这是人性中自私冷漠的一面！当人们面对共同的困难时，他们可以群情激愤，呼喊声援，甚至公推某几位代表人物据理力争。但是，当他们中的某一位受到了权利的惩治，这些乌合之众立刻偃旗息鼓，作鸟兽散，为了个人的安危利益装聋作哑，虚与委蛇。这也是底层人物生存现状的无奈和悲哀。
刁有福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有责任心，有良知，一条道走到黑的底层小人物中的一员——一个坚持正义的下岗职工。如果刁有福当初答应了当权者的条件，接受了那6万元钱，完全可以再建养猪场和酒厂，甚至雇佣一些下岗职工来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如果刁有福再灵活一点，与当权者搞好关系，说不定还能捞个致富带头人，一不小心混进政协，也不是不可能。但这个刁有福太死心眼，一条道儿走到黑，所以被送去劳教两年半改改脾气，长长记性。
劳教回来后，年老的爷爷早故去了，他只能到坟头上炷香，磕个头；妹妹哭哭啼啼，指责他，将他拒之门外；儿子因为他坐牢无心高考退学，到餐馆打工了；妻子早就在他和母亲打官司的时候和他离了婚。众叛亲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刁有福面对的冷酷现实。刁有福，一个为了大家死心塌地告状上访的刁民，福从何来？他生不如死，活着还有什么有意义？
刁民刁有福最后一次进京上访，几乎丢掉了性命。最后还是拿回了贷款，又建起了酒坊和养猪场。儿子来了，妻子也回来了。“生活似乎又开始了”。
这个闪亮的尾巴，总算给人留下了希望和光明。但现实呢？
还是透过这个小人物的上访遭遇，揣摩一下他那根骨头的硬度吧。
（冉令香：）
……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从当今的上访事件作为一个人遭遇坎坷的突破口，深刻地揭示了在当今社会转型期间，社会上两种群体间矛盾滋生的缘由以及强势群体如何对弱势群体的无情打击。这样的作品，绝对是现实主义中最为冷峻最为悲凉无奈的写作手法。如果读者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我想一定会为主人公也为自己不幸的遭遇而唏嘘不已。即便笔者作为一个相对纯正的读者，也不免心中暗含诸多悲愤和不平之意。主人公的遭遇，岂止是一个人的遭遇？他分明是这个时代身处底层社会的人，被强势群体掠夺与欺压的一个典型人物。小说里的人物，除主人公外，还有一些人，作家对同处底层人群的一些人在自身权益被侵犯、被欺凌时不敢面对的怯懦与阴暗心理，对强势群体中官员、公务员的官僚作风、没有人性的讲话和行为，都入木三分地给予了嘲讽与批判，甚至是控诉。
文学经典的判定是什么，就是看他是否为这个时代的文学长廊增添了一个典型性的人物。我觉得，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刁有福便是。这个名字，起的就很有意味。刁民有福，何其的冷幽默，但也是心酸无比的“有福”。这其中饱含了作家对这群人的无尽同情。虽然，这篇小说并没有一直冷到底，结尾便有了一些暖色。但我觉得，这也是这篇小说的不足之处。和高鹗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有些类似。因为现实里，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温馨和温暖。也许，这是作家寄予这个社会文明的最后一点希望吧。当我们还相信这个世界，依旧会有正义和公平之时，我们便还会心怀一种希望。这也就是笔者，为何一直推崇作家要给读者一种希望的理由。只有我们还心怀希望，就不至于走投无路，心死如灰，才不会做出对社会有害的事情和行为。这篇作品的积极价值不仅让我们了解了这些人的遭遇，也让我们心怀希望，与这个世界上的不完美做一种积极方面的抗争。
只要心中还有希望，人生就不会仅是一团黑暗，也会有光明和温暖。
（宋凭栏：）
第五期的《小说月报》我没有什么犹豫就买下来了，这期有我喜欢的作家的最新作品：陈应松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毕飞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节》、还有罗伟章的《细浪》。陈应松是我两年多来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使我颓靡的阅读欲望为之兴奋不已。他的《太平狗》、《松鸦为什么鸣叫》、《马嘶岭血案》、《巨兽》、《木材采购员的女儿》都使我感受到陈应松是一个书写底层最重要的作家，他用一部部厚重的作品向那些对“底层文学”嗤之以鼻的批评家们做出了有力反击，这些批评家们大多是在隔岸观火，坐在豪宅里想象底层，他们的理论能抵达底层的真实吗？陈应松的笔力很“毒”。毒到令我意想不到，令我全身发冷，令我掂量出他的每一颗字都是那么的沉甸甸。他的小说绝不是凌空蹈虚的想象和先入为主的虚构。他到神农架去，下荆州去，去那里挖掘小说的富矿，去抵近生活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催生小说艺术的真实，尽管小说艺术的真实里也有想象和虚构。这是硬币的两面，一面依托另一面而存在，各有状貌又不可剥离。/div&
在《一个人的遭遇里》，刁有福从为自己维权到为群体维权，从自由之身到陷于牢狱之灾，凸显出底层个体乃至群体抗争的万般艰难。当这种抗争陷入险恶之境，血与泪告诉我：个体与体制的角力无异于鸡蛋与墙壁的碰撞，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脆弱的鸡蛋与强硬的墙壁，我们的情感天平总是向弱者倾斜。这是时代之痛，而这痛是由底层的一个个个体来承担的。他们在生命不能承受之痛里隐忍、沉默、逆来顺受。敢于发出反抗声音者众，勇于把反抗进行到底者寥寥。反抗，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途，全身披挂利器者尚且伤痕累累，赤膊上阵者的遭遇肯定是万分凶险了。所以，我说：一个人的遭遇反射的是底层之痛。底层的尊严，幸福，其路漫漫。
（麦满地：）
1.刁有福在泥浆里躺了两天，是他老婆发现后叫人将其抬到医院的。刁有福身上的皮一块块剥落，浑身爬满蚂蟥，脖子冒血，腹胀如鼓，还有一口气。
批语：两天就是四十八个小时，四十八个小时之间没有一个人关心过他，四十八个小时之间没有一个人发现过他，只有蚂蟥陪伴着他。我们每个读者读到这里大概都会感到不寒而栗，可是当时那个情境就真的这样发生了。这就是人性？人性真的就这样冷漠？笔者读到这里，既不愿意相信没有一个人发现过他，也不愿意相信人性竟这般决绝与冷酷。但是当这些隐含在文本背后的寓意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在笔者面前的时候，笔者最深切的感受却恰恰是人对于生命的漠视和麻木。在这里，虽然没有围观死刑犯被执行死刑时的看客，却也流露着作者对人心不古和世态炎凉的感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反思一下：如果我们对于一条生命居然这样看待，整个以生命为单体的社会将如何发展下去？
2. 建议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批语：现如今社会上地球人都知道“建议”，可是谁又真正懂得“建议”如果只落实在嘴上，那所有的“建议”又和空谈有什么区别？法律是神圣的，可是把法律“提高”到“建议”的地位上，究竟是贬低法律的地位呢还是夸大法律的作用呢？在笔者看来，法律和金钱一样，在现今社会上，它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它又是万万不能的。法律是当一切方法都穷尽之后仍然达不到涉事人心中的要求时被迫采取的一种途径。笔者认为，就刁有福这些事看，很多事情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不通过法律以法律外的途径来解决。因为他的这些事情一旦走通过程序运作的法律途径，无论是时间、精力、财力，对于刁有福来讲都是一个无法弥补越陷越深的黑洞，可是办事人员却简简单单的一个建议，把整个本来看起来并不复杂的事情复杂化了，让刁有福为此而走了漫长的一条道路，这样的代价，谁来负担？
刁有福拄着拐棍去法院递上状纸的时候，法官哈哈一笑说，报纸是他们的喉舌，你不能告，何况我们的报纸最讲求事实。
批语：报纸是他们的喉舌，哪个又是刁有福的喉舌？这种只许州官放火的行为，让人怀疑法官的素质。报纸讲求事实，而现在的事实是，刁有福已经是拄着拐棍去法院了，这个事实又是哪家报纸讲了出来呢？
老婆说，你妈在村里好得意，听人说，她说她准会赢的，刁有福输定了。报社哪会输的？哪个有这个狗胆判报纸错了？报纸连庭都不出，气死你，法院敢叫报社派人出庭？你把他们咋整？把他的鸡巴扳得弯？老婆说，说到底，是那个母老虎害了你。“你说什么？你竟敢骂我妈？”刁有福将身边的板凳顺手抓起来就砸过去。刁有福刚有点酒意——他因为要压刀口的伤痛，喝了点酒。他基本上是那种沾酒就醉的人，神情恍惚，心中憋闷，有点绝望，有点冲动，下了狠手。板凳砸过去，人就倒了，听见老婆身上喀嚓几声响，砸断了六根肋骨。老婆在病床上写了离婚协议书。
批语：没有老婆就没有刁有福的生命。可是当老婆只是骂了刁有福的母亲“母老虎”三个字的时候，刁有福竟为了这三个字用身边的板凳砸断了老婆身上的六根肋骨并与老婆离了婚。比照前文刁有福的母亲在刁有福痛苦的时候不惜将其置于死地的做法，人情世态冷暖炎凉，尽绘于笔下，刁有福及其母亲与妻子的不幸赫然纸上，刺目耀眼。
上面又派了个书记兼厂长，此人是个酒鬼，喝酒时喜食咸鸭蛋。一个咸鸭蛋捅个小洞，往里挖了吃，据说越吃越香。是个喝小酒的角色，一个咸鸭蛋可喝半斤酒。他脑袋瓜子一转，说喝酒的人都应该喜食咸鸭蛋的，我们就腌制咸鸭蛋，叫龙缸咸蛋。把产龙缸的市陶器厂的龙缸都买下来，这龙缸咸蛋全出口到香港日本，可赚美元创汇。后来才知道那个造龙缸的厂长是他姨老表。
批语：这样的厂长居然来自“上面”的派遣，可见“上面”是一个什么状况了，“上面”的状况都是这样，“下面”的状况又能好到哪里呢？
可是，苦才刚刚开始。车行了不到一小时，就停住了。前面通知说高速公路封了路，路上有冰，前面已经出现车祸。车停在冰天雪地里，司机不开车，也就不发动汽车，车上更冷，苦苦地蜷在车里，三小时一换，一夜基本没睡，一次一次地冻醒。晚上雪更大，离春节只有三天了，腊月二十七了。
批语：看到这里，在想着作者创作谈里那些“目光的破碎”，想着作者“同情一点作用都没有”的感慨，想着作者“无娘的孩子天照应”的叹息，笔者的感觉是笔者发散型的感受似乎处处可以落笔，但分明更是处处无法落笔。年关将近，人人渴望温暖，人人渴望和家人团圆，小说中的主人公却在与严寒做斗争，小说中的主人公却在为自己家人团聚而争取渺小的可能性，小说中以外的那些有着近乎同样遭遇的人呢？初夏的阳光在照耀大地，它能温暖我们身体，但它不能温暖我们阅读这篇小说时沉重的心灵。我突然想起了柳永的《雨霖铃》：“执手相看泪眼，却无语凝噎。”我想说，这里没有“执手相看泪眼”，只有“无语凝噎”。
7. 好歹在街道旅社对付了一晚，没了钱，大家一人买了个烤红薯当晚餐。
批语：虽然无法体味作者写这句话时的感觉，但我看到这里却有种黑色幽默的感受。“烤红薯”这三个字很容易让我联想到“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虽然给刁有福卖红薯的人未必真的是那种不为民做主的官员，但是想到刁有福这些人在这样冰天雪地的环境中能吃上烤红薯这样的晚餐，未尝不是他们对这些当官不为民做主的官员们的一种辛酸的发泄。
8. 你说这刁民谁愿意做？
批语：没有人愿意做刁民，刁有福也不例外。但凡有一条活路，谁愿意穷折腾？所以如果社会上出现刁民，那一定是被逼的走投无路了，于是分析的问题一定要从另一个角度着手……
大家研究他是怎么脱出来的，他自己也说不清。说反正想了整整一个月时间，要绕十几个弯子。后来听人讲，这是艰深的拓扑学，被一个杀人犯自学成才研究出来了。可后来他被枪毙了，这项科研成果只好献给了阎王爷。
批语：不经意的一笔，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有一种人生的大悲剧模式：即人生达到最辉煌的一刻恰恰是在临死之前。《小说月报》第5期《一九七五年的春节》也是描绘了一个女人，当作者把一个空白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平台视为展示她生命价值的舞台时，冰面上的舞蹈却在冰窟窿中彻底终结。只不过当如此“艰深的拓扑学”被“枪毙”的他“献给了阎王爷”时，那种黑色幽默和烤红薯造成的黑色幽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设若那人如此有“才”，何苦今日之生命竟如轻烟一般散去了无痕迹？
辩护人代老师不是正儿八经的律师，不懂，想照几张法庭的照片，被法庭的人上去没收了相机，说他违背法庭纪律，当即宣布对其拘留七天。
批语：笔者读到这里，真想问一句：不是正儿八经的律师都知道为刁有福辩护，真正的律师呢？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律师为刁有福辩护么？难道真正的律师就知道看着律师费打官司么？
11. 刁有福就是在那天被匆匆宣判的，判了两年半。
批语：“匆匆”两字极为传神，法院里的法官就是这样讲求法律效率的？
老人依然支持他，说，我关几天没事。你是工人的代表，那么多人声援你，证明他们事没做好，社会有怨气。我可惜帮不了你什么。于是给他写请求书。
批语：感动中国的人，感动中国的语言。我想这就是孟夫子所讲的“浩然之气”吧。
总批：《一个人的遭遇》是一篇力透纸背的作品。他通过刁有福一个上访人员的遭遇，揭露了现实社会中报纸媒体不分青红皂白，急功近利地杜造情节、法院官员偏听偏信，在案情留有重大疑点时匆匆断案，不负责任、信访办官员遇事互相推诿，办事拖拖拉拉，小事复杂化的工作作风等重大问题。与其说刁有福最后拿到贷款的五万元重建酒坊，不如说是刁有福以单枪匹马之资为自己本应当获得的补偿正当讨回之努力与现实妥协的失败。笔者在反复阅读这篇小说之后，品味代老师所说的那番话，深觉那种任重道远的沉重与苍凉。他——刁有福的遭遇，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一些人的，它如果继续深化下去，或许将是一个时代的浓重的悲哀。
（烟散迹绝：）
云南作家张庆国的中篇小说《羞耻》……故事围绕绕高考复读生李重展开。在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下，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势依然严重，但由于高校扩大化发展，对于普通高中来说，升学率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重要的是看毕业生能否考上重点院校。如果有考上清华、北大名校的，那么“学校的排名就能迅速靠前”，学校定会名利双收。白城二中的吴校长，深谙此理。“他的最新目标是，三年内勇夺白城中学的全市第一”，“他不像校长，像能干的生意人……开口闭口谈钱”。他采取的措施之一是，“一人考取北大清华，班主任和学生各奖五万元”，出每月一千元，供李重就近租房，办教师饭卡让他免费吃饭。吴校长算过账，投资在他身上超不过十万元。只要二中有了大名声，大家就会挤破头进来，“一年至少可以增收五百万”。于是他指示班主任李丽莎去劝说李重复读。如果说故事的发生是有源头的，那么吴校长就是始作俑者的代表。
工人的儿子李重天资聪明，他有过目不忘的才华，是一名优秀学生。“他早立下誓言要考清华，一洗贫寒羞耻”。李重听从了李丽莎的劝说到她的班上复读并担任了班长。由于女生王小小对他有好感，引起了原班长徐亮生的嫉恨。女教师李丽莎，虽然做语文教师和班主任“无人能敌”，但她办课外辅导班赚钱，在班级管理上采用的是情感化方法，而且自身行为不检点，不能正确引导青春期学生的心理躁动。从追求王小小转而暗恋班主任的徐亮生，猜忌李丽莎与李重有不正当的关系，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正所谓唾沫星子砸死人，受不了蜚短流长的李丽莎终于离家出走“不知去向”，李重也不得不中止复读离开了白城。以上是小说的主要情节。而起烘托、陪衬作用的情节，一是学生早恋风波：徐亮生追求王小小，王小小却喜欢上了李重；二是女教师李丽莎的麻烦：被补课学生的家长包工头占有而与其结婚，与前夫离异而被女儿怨恨，因包工头有外遇又与其分居；三是家长和社会的影响：徐亮生的父亲是建设局长，他打一个电话，就有人送钱，儿子为班级拉来五千元赞助；他为感谢李丽莎，帮助包工头赚钱，还说“我们这个时代赚钱是唯一正确的方向”。这些情节，揭示了社会不良因素对教育的渗透与污染。
故事发生的背景有其普遍性，商品经济让学校这片净土蒙羞。与这一故事相类似的情节，在当下中国所有的高中学校里都有可能发生。近年来，名赫一时的国企破产司空见惯，双职工下岗的贫困家庭比比皆是，优秀学生的高考梦想与上不起大学的无奈，中学校长基于名利思想而扭曲的办学理念，教师职业道德的滑坡与个人品行弱点的迭加，部分学生中间“小猫小狗”式的早恋成风，官员以权谋私的行径及官二代的德性，房地产开发商或包工头的暴富恶行，家庭伦理缺失与婚姻的破裂等等。小说内容涉及诸多的人物关系：丈夫与妻子，家长与子女，校长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同学与同学，他们之间的纠葛，呈现了当今社会的各种世态。让我们从中获得清醒的认识并产生一系列的反思。
对当下的教育，我们有许多困惑。教育的目的，办学的任务，校长、教师的职责，学生的理想，家长和社会的期望，究竟应该是什么？教育专家栁斌在《求解“钱学森之问”》（《中国教育报》）一文中指出：“当前，我们的教育存在问题不少，急功近利就是一个既十分普遍，又十分严重的问题。浮泛的心态，躁动的情绪，驱使许多地方的干部、校长、教师、家长涌入功利的大潮，不能自拔。教育是典型的长期事业，是百年大计。争功近利、争名夺利、拔苗助长、商业炒作对于育人来讲是祸害无穷的。”这正是科技大师钱学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来？”的症结所在。
文学作品呈现给我们的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和生活方式。小说本身就是合情合理地虚构“生活里可能发生的事件”。选择现实生活素材，集中描述场景，以生动的的语言展开曲折的情节，在典型环境里塑造典型形象，从而揭示出特定的主题。围绕应试教育所发生的种种现象，被《羞耻》集中反映了出来。我们不难从现实生活中找到其中人物的影子。不同人物所表现的“喜怒哀惧爱恶欲”，折射出的是人的本质或本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篇小说《羞耻》，出色地完成了它所肩负的使命。
从根本上说，学校这片净土的污染，才是真正的羞耻！
（丁春滋：）
《小说月报》2011年5期所刊载的中篇小说《羞耻》（作者张庆国；原发表于《当代》2011年2期）是最近一段时间惟妙惟肖地描写中学校里教师与学生关系的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它涉及到的教育体制、素质教育、高考招生等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都有着很普遍的关注度，当我们读完这篇小说，你会在沉思之余对我们现今一些学校对人才的选拔方法感到十分地困惑和纠结，你会有一种坐不住并且迫切希望去改变它的心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作品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状是一个很好的警世。
《羞耻》这部作品其实所反映的问题并不是今天才突然被人们发现的，只是作品在形象地表现这些问题时写得细腻而生动，运用的细节也把握得当，让读者自然就有了身临其境的意味。生长在城市困难家庭的高三学生李重，从小到大就是一个被父母极其亲人们寄予厚望的好学生，我这里说的好学生是指脑瓜聪明，成绩名列前矛的那种学生。但是，他却万分的纠结，因为在不景气的国营大型企业工作的父母双双下岗，家中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他想考上北大、清华光宗耀祖，但又怕父母没有那样供他读书的经济实力，在这样纠结的心境中他仍然考了602分，离北大、清华是有一段距离，但是选个好一点的重点大学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所在的二中新上任的吴校长是个经营学校很有心得的人，他觉得李重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派出很有经验的教师李丽莎以优越的条件挽留住李重复读，并承诺考上北大、清华予以5万元重奖，这对李重当然就很有吸引力。李重的复度读犹如一块石头扔进了池塘顿时涟漪阵阵，爱慕他的女生王小小便想方设法地接近他，这对一直暗恋她并有些早熟的徐亮生无疑是当头一击。常年工作在重点中学的班主任李丽莎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做好妻子和母亲，情感上也是一塌糊涂，先是和丈夫离婚女儿随父而去，和房地产老板结婚后不久又貌合神离，她只好把自己全部精力都放在学生身上。在她的努力斡旋下，全班成绩一日日向好，圣诞前的一次摸底考试，李重取得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按此推算，实现吴校长所预定的目标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了。意外出现在圣诞夜的晚会上，高三学生那一直被压抑的蠢蠢萌动的青春期火焰喷发出来了，烧得这群少男少女面目全非，连在情感世界常年动荡的李老师，也没有能够幸免。在这场灾难面前,有着大好前程的李重以及徐亮生、王小小，当然也包括李老师都难逃厄运。
阅读完这篇小说后人们一定忘不掉李老师女儿骂她不知道羞耻的那个细节，我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心情是相当沉重的。是的，我们从作品表面上看,事件最后的走向背离了所有人的期望，李老师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但是，我们能够把这一切错误都算在她身上吗，我觉得那显然是不公允的，至少也不那么地道。我们是不是应该冷静地问一问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了，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不是还有那些缺陷。学校什么时候变成了只培养那种唯升学论、唯分数论怪胎的始作佣者，教师按学生分数发奖金，学生按考试分数排名次，那一次次如鬼魅般萦绕在人们脑海里的除了分数，恐怕就再也装不下其他的了。什么民族、国家，一切都不是学生关注的东西，长久下去伤害的恐怕就不单单是师生的心灵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把叫喊了多年的素质教育放在重要位置，而不像现在这样挂羊头卖狗肉。
从这个意义上说，《羞耻》是在讲述一个悲情的故事，而且这样的悲剧你似乎还看不见摸不着。面对着这难以言表的现状和有苦说不出来悲愤，作者同样和我们一样仍然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当然，我一点也没有苛求作者的意思。换个角度讲，这也不应该是作者和一部作品所应该承担得了的。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情感意识到他的忧愤，他是在用一种艺术的手段把他的思索告诉人们，并对我们进行强烈地警示。
我看《羞耻》还有着别样的人生况味，因为我的家人有几位至今仍然在教育部门工作，我们曾经多次地探讨过素质教育为何行不通的问题，究其缘由那就是高考这根指挥棒的罪状，社会各个层面在这根指挥棒下，没有人能够理智地去面对或者是处理问题，大家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随着潮流涌动，否者那就是自我毁灭，那么谁又愿意自己寻找毁灭呢。
当然，《羞耻》中那些表现还比较隐晦地描写青春期男女学生之间的爱慕和差一点走向极端的情节，我觉得只能算是副线了。既然这样的思念和追求是正常的，我们何不因势利导呢。感谢作者张庆国的奉献。
（周其伦：）
张庆国的中篇小说《羞耻》，表面写女教师和高中男生“师生恋”，内层操起“文学的外科刀”，对白城市二中班主任刘丽莎的人性弱点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她对金钱的向往和渴求，使其走向生命与道德的迷惘与沉沦。建筑商王大兵利用她的爱占小便宜、贪财心理，借学校附近的一套房子给她办补习班，夜里寻机将其强暴，进而拆散刘家庭，娶她为妻，帮自己的笨儿子考上大学后即对她冷淡。王老板有钱，借刘老师的学生家长人脉为他寻觅工程挣大钱，在外面玩女人，甚至毒打刘丽莎。刘失去第二次婚姻的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失去亲生女儿对她的最后一点安慰，万念俱灰。加上吴校长的压力，要她照顾好尖子生李重的生活“考上清华”，她和他发生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小说没有明写，用学生、局长儿子徐亮生话说，“看到李重在刘老师家里过了两夜”。小说结局刘丽莎走了，高三重读生李重也离校走了。因为，小喇叭徐亮生“四处广播”，“羞耻之心”，刘无颜再在二中做高三老师只得悄悄走了。作家张庆国的用心良苦，小说回避“性”，超越“性”，从文学视角告诉年轻的一代甚至成年人，再多的金钱，也没有家庭、婚姻和名誉昂贵。正像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张庆国选择这样一个苦涩而沉重的文学故事，显示一个优秀作家内心世界的高尚与圣洁。这部小说是文学的，但也是道德、心灵和伦理方面的校正师，它告诫所有选择教师职业的男人和女性，一个人的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它比金钱更可贵。
（戎平：）
李亚的中篇小说《电影》，可以说2011年写得最好的小说之一，就像《她的城》，无论是语言、结构和思想，在艺术方面相当的出众。
《电影》，选材点很小，写八十年代乡村十八九岁的和十二三岁两拨男孩子看邻庄或小集镇“看电影”的故事，但文学视野却非常地宽阔与博大，写出父辈、青年和少年因子女教育而发生的命运变化。在李亚笔下，乡村的故事是迷人的，变化的，也是多元的，包含着智慧、人情、钱财与世情，还有民风民俗。我感觉，李亚就像是写《茶花女》的“中国式的小仲马”，从容不迫叙述着乡间一个个与电影有关和无关的故事，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有开头和结尾，人物命运的变迁、迭起，同时在故事背后又隐藏着人生的哲理，为什么有的乡村孩子走向人生的高处，有的走向人生的负面或低谷。而《电影》，小说结构和语言方面又做了艺术的创新与探索，比如，他借鉴了赵树理《李有才板话》章节特色，但又拼弃了传统章回小说的模式，把每一个故事既分开，又联系起来，在小说结尾对每一个故事中的人物命运做了“交待”，形成了强大的“思想的张力场”。小说对人的命运正确的思考、体察，同时把关于命运变化的原因，告诉青年和各种不同年龄段的读者，起到照亮人生前进方向的“灯火的作用”（鲁迅语），就是文学的先锋性。可以说，《电影》就是一种充满理性思考的“文学的灯火”。
（戎平：）
《一九七五年的春节》是一篇优秀的短篇。毕飞宇现在写的似乎更少了，当然也更好。小说情节简单，腊月底了，黑风凛冽，县宣传大队的帆船来演出，然后被冰面冻住。一个美丽的女人出现在冰面上，给小女孩阿花化妆。然后，笔墨荡开，写一对兄弟为除夕家里吃上鱼，夜里凿冰钓鱼，看到那个美丽的女人深夜无眠在冰面上吸烟。然后又写女人给女孩们化妆，和阿花在冰上追逐，最终落入冰窟窿淹死了。
黑风。当然是自然景观，隆冬时节的刺骨寒风，毕飞宇用了不少笔墨描述渲染。当然，也不仅仅是自然现象，酷寒的天，也是黑风弥漫的酷寒时代。尽管是尾声了，然而更显出严峻和冰冷。
狂欢。文革本身就是一场“狂欢”，除了革命和领袖，杀人放火打砸抢那是百无禁忌。当然，村人在无所寄托的日子里，看一场演出，就是最振奋的狂欢了。这是他们参与时代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一种表达。毕飞宇选择这样一种形式作为女人出场的背景和舞台，热闹也有了，围观也有了，反衬出这样一个时代的牺牲者内心的惨痛和渴求。
冰洞。巨大的冰面，女人的烟头，鲜红的太阳。芬芳的硝烟，血色的纸片，苍凉的喜庆。化了妆的美丽面庞。冰面下女人无声的尖叫，放大的眼睛，竖起的头发。真的是惊心动魄。小说结尾一段尤其见出毕飞宇的文字和思想的力量。
小说通篇没有交代女人的身份，经历，对阿花亲近的缘由，这个女子简直是突兀地出现，突兀地死亡，但是读完小说，对其命运可以说一目了然。那个时代吞噬了多少美好的生命和爱，生命之船冻结在时代的冰面上，即使夜夜不能成眠，即使一根接一根点亮烟头的火光，又能如何呢？
（张艳梅：）
在中国，或者准确地说中国大陆，毕飞宇的小说是要读的，不管是什么体裁什么作品，但凡是上面印着他的名字，掏起腰包来毫无顾虑。这当然有些先入为主，盲目崇拜的味道。把小说做到粉是粉，麸是麸，不掺砂，不兑水，拿捏细腻，绕指温柔的精耕细作，无几人能出其右。这也许是喜欢毕飞宇文字的源点和动力。但有些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欢就是喜欢，没道理也无原因。说多了，反而淡而无味。
“一九七五年的腊月，生猛、坚硬、冰冷黑风之下的村庄。安静是表面的假象，严冬压制着欢度新年的欲望和喧闹。宣传队的大帆船像一把无坚不摧的冰刀，不容商量地架在村庄的湖面。四年前这艘不期而至帆船也曾来过，它那巨大的风帆被北风撑得鼓鼓的，最终成了浩渺烟波里的一块补丁，准确地说，不是补丁，是膏药。这块膏药一直贴在我们村的心坎上，既不能消炎，也没有化淤。”毕飞宇用惯常使用的平静、冷峻、层层递进的盘剥式语气雕刻了这么一组场面。
在一九七五年的春节前夕，宣传队的功用是什么？是给乡亲们送出精神慰问和戏剧演出。大帆船是黑白分明的七十年代坚硬的、有限的、被动的娱乐象征。当然更是政治面目的民间表达方式。一场突如其来的黑风，使宣传队的大帆船没有走。雨留不住，风也留不住，冰一留就留下了。我们村的人振奋了，其实也被吓着了——这样的局面意味着什么呢？
冰，黑风，宣传队，大帆船等物状，营造了一九七五年的冰冷的腊月，春节即将到来的村庄前夜。所有这些细节本身就有着双重的隐喻。什么是冰，什么是黑风，什么是大帆船，都有着不易轻断的寄予。毕飞宇以物状的间接描绘，以不显山不露水的外围攻势，以小处着眼，注重细节的处理方式回避了生硬、冰冷、直到今天也不能轻易言谈的那段往事。
一个女子。一个抽烟姿势潇洒，举止优雅有度的女子，一个舞姿优美，善于化妆也为村子的小女孩阿花化妆的女子，然而也是一个行动被严格控制，她的双脚永远有一条看不见的镣铐的女子。跟随沉默而又坚固的大帆船一起开进村庄。
色彩的对冲，形势的落差，气氛的隔阻，还有一道不为人知，不可言论的樊篱，制造了一幕暗流奔涌、欲盖弥彰的悲剧。在这里，宣传队的大帆船与春节前后的村庄，抽烟女子与化妆的女孩阿花，黑风与阳光，暗淡无光的窟窿与光滑耀白的冰面，漆黑一团的夜与女子嘴巴上闪烁的烟火，阿花吐出的唾沫和女子张开的怀抱，黑色的爆炸点和红色的鞭炮纸屑如此等等。前者代表着黑，还是后者代表着白？在这里，有抽烟女子一举一动的惊世骇俗，也有女孩阿花的欲拒还迎，还有妇女们争先恐后想去化妆的拥挤和喧闹。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间一整个章节，专门描写了大勇和大智两兄弟在冰天雪地之夜凿洞钓鱼，意外发现冰面上的红火，弟兄二人慌张了，慌不择路了——第二天才发现是那女子坐在冰面上抽烟。
为什么毕飞宇安排了这个看似与本文并无多大关联的情节？
一方面，作者通过另种角度进一步描绘冰天雪地之夜的村庄人事，也通过大勇大智兄弟的眼睛，间接描绘了这位女子的困顿和哀愁。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埋下了伏笔，也就是挖了一个洞，即将吞没这位女子义无反顾跳下的黑洞。
大年初一的上午，那个会跳舞，也会抽烟的女子，文中始终未提及她的名和姓，再次出现在村人面前，愿意给村庄的妇女们化妆。她要把美留在人间，留在每一个爱美的女子脸蛋上。然而，这里隐藏了一个秘密，不可思议的秘密，她为所有的妇女们化妆，只是为了吸引阿花的到来，大年初一的这个上午的所有努力，只是为了让阿花这个女孩叫她一声“妈妈”。
&阿花显然不愿答应这种要求。众目睽睽之下，这个女子在冰面上追逐着阿花，希望阿花以孩子的形式投入她的怀抱，与此同时，她也在冰面上开始了她舞蹈的表演，她像一只没有来历的燕子，在飞，冰就是她辽阔的天空。阿花终于怯生生地前来，即将投入她的怀抱了，然而，为了延长这个开心的时刻，她故意避让了，向后一滑，滑下冰冷黑暗的冰窟。“冰把女人的眼睛放大到了惊心动魄的地步。随后，女人的头发漂浮了起来，软绵绵的，看上去却更像竖立在她的头顶。”
《一九七五年的春节》，以这个女子出其不意的死戛然而止。惨白惨白的纯美，在这一瞬间凝固。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和惨淡，任由读者来填充。
经由毕飞宇独具心裁地盘剥，黑压，鲜活，惨红，苍白，血淋地揭示了悲天悯人的伤疤。以隐忍，委婉，暗藏的方式架构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故事，掀起了历史天空的一角，尽管只是如此怯懦般悄然掀动，也足以抵达苍凉无边的心底，直面人性的本真。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定力来真诚面对现实，力所能及地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
短短一篇《一九七五年的春节》以微量放射元素的巨大杀伤力将真相与惨剧瞬间显影定格，以黑白分明的X光底片形式印在纸上，形成文字和小说，供人类的良知和反省来剖析比对，拿捏诊断，以期开出拯救的良方。
（恍如隔世：）
毕飞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节》是一篇创新之作。创新的不同他自己的以往小说，也不同于其他一般小说。写的很鬼魅。
小说写的是公社一个演出大帆船，因为为黑风的原因，一下子就被冻在村边的湖边上。村里人以为这回可以看一春节的戏了。其实被冻住后，宣传大队的人根本就不出来了。只出现一个女人，小说主要就是写的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但村里人不认识，甚至昨晚演出时她也没露面，可是演出船被冻住后她出来了。“她为了自己更享受一点，她跷起了二朗腿，附带着把军大衣的下摆盖在了膝盖上。然后，开始点烟。她夹着香烟的时候，她的食指和中指绷的很直，而她的手腕那样绵软，一跷，和胳膊构成九十度的关系，烟头正好对准了自己的肩膀。她这香烟抽的，飞杨了。她不看任何人。只对着冰面打量。因为眼睛是眯着的，眼角就有一丝细密的皱纹，三十出头了吧。但她的神情却和宣传大队其他的人不同，她的脸上没有沮丧，也没有绝望，无所谓的样子。她只是消受她的香烟，还有阳光。”
“吸了四五口，或许是过了瘾了，关注起身边的孩子来了。她把清澈的目光从远处的冰面上收了回来，开始端详孩子们的脸。她的脖子和脑袋都没有动，只是缓缓地挪动她的眼珠子。动一下，停一下，一格一格的。女人的眼睛突然在左侧小女孩的脸上停住了。这一停就是好长的时间。小女孩儿叫阿花……阿花被女人盯着，有些胆怯，女人把烟头在椅子上捺了两下，装进军大衣的口袋，伸出胳膊，一把抓住阿花的手腕，一直拽到两条大腿的中间。女人用她的大腿夹住阿花，把她的两只中指伸的直直的，顶在了阿花的太阳穴上，一左一右地看，最终打定主意了。”开始给阿花化妆，画妆后把阿花画的漂亮成另一个人。但是女人对自己画妆效果还没有满意，时不时地把阿花拽到嘴边儿，“这添一点儿，那儿减一点，后来净用舌头舔，这让阿花不满意了，但被迫女人夹的紧，挣扎不出，眼睛里有了泪水，后来对着女人的脸吐了一口。这才逃脱。”后来女人被自己抽的烟点着了，于是她开始灭火，但是灭火中也不慌乱。
可是作者写到这里停住了，写与这个女人没多大关系的孪生兄弟大智大勇，写他们砸冰捞鱼。在捞鱼中见了这么个光景：大勇不动了，大勇直起身子，拽了拽大智的胳膊。大智回过头看到一样东西，“一个猩红色的亮点。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一点把握都没有。也就是闪了那么一下，猩红色的亮点却没了”，由于他们没有手电，只是带马灯，照的太近。正这时猩红色亮点这时又一次出现，而这次又格外艳。大智想去看，被大勇拽住。这个大勇想回家可是慌不择路，于是他们迷路了，这一宿，他们以为走遍千山万水，其实只是在家门口转一宿。他们依着大帆船桅杆找到村庄，竟在大冰上来回转一宿。这时发现一把椅子和那女人抽过的几个烟头摆放在中堡湖的湖面上，椅子的背正对着大帆船。
小说写大智大勇孪生兄弟与这个女人其实就发现女人坐这把椅子关系。作者写这些也是增加鬼魅色彩，两人竟在湖面上转一宿，这种现象早就听说过，过去“鬼打墙”就是这种情况，走夜路的人经常碰到，直到鸡叫了，人才苏醒过来。可哥俩把他们迷路原因归结那个抽烟的女人身上。
这个女人再次出现是在大年初一。村里来到湖面放鞭炮，黑色的爆炸点，红色纸屑散落到处都是。大帆船内部响起锣鼓，可这次锣、鼓、钵、镲失去配合，成了声音的混斗。听上去怒气冲冲。女人就在这种境界中走出船舱。
这个女人在读者心中始终是个迷，这次出面作者是这样写的：我们村的人终于知道了，这个女人的活动是被严格控制的，尤其是白天。她的双脚永远有一条看不见的镣铐。她之所以看上去那样“有派头”是因为她虽然“想改”，但她从小练就的是这个，实在“改不掉”。作者没有写她改什么？为什么改？但是联系前边的“女声小合唱上来了，男生小合唱上来了，接下来是男女对唱，数快板、对口词、三句半……”可是演这些节目唯独没有这个女人。但你从她的派头上看，她是个腕儿。还是个大腕儿。不然她怎么会那么有派头！她闲着没事，就想给孩子们化妆。第一个女孩化完妆产生的幅射力，使阿花终于又露面了。小小的心坎儿里终于阻挡不住她的愿望。
这时作者又用重笔墨刻划，“再有两人就该轮到阿花了。女人长叹了一口气，丢下手里的化妆盒。她点上一支烟，随后把闭上她的眼睛，睡觉那样一口一口吸着她的烟，四五口之后，她把烟掐了，睁开了眼睛，眼睛一睁开，就跳过面前的两个女孩儿，直接找到阿花……”
“阿花没敢动，女人探过上身，拽住了阿花的袖口。阿花知道还没有轮到自己，不肯，屁股不停地往后拱，但她忘了，她的脚下是冰，随着女人的一点一点拉扯，阿花一点一点地滑过来，她到底被女人拉到面前……”这时人们才知道这女人一大早晨目的就是找阿花，要给阿花化妆。“女人把阿花夹紧之后不敞开军大衣的衣襟，一下子把阿花裹在怀里。闭上眼睛，上身开始摇晃。当她第一次睁眼睛的时候，她的嘴巴对准阿花的左耳。她的嘴唇在动，她在轻轻地对着耳朵说什么。显然，她的号召没有得到阿花的响应，她就不停地反复，阿花又一次，在她的怀里反抗了。阿花的反抗顿时失去了耐心，女人的嗓门儿突然大了，几乎就是尖叫，我们村的人都听见了，她对阿花说的是：叫我妈妈！”
阿花又对她吐了口痰，这口痰作者又是细致描述：“阿花的这一口似乎让女人受到沉重的一击，她高挑的眼角，似乎掉落下来，这个变化使她的高贵只剩下百分之十，而倒侮的迹象在顷刻间上升到百分之九十。而女人是不甘心的，她站了起来，一个滑步就追上阿花，她像老鹰捉鸡一样张开了翅膀，她拦在阿花的前头，终止了阿花上岸的企图。她的脸上已恢复了笑容，很巴结的样子，露出了不该有的贱相。”但是阿花还是不肯就范，当女人再次滑到阿花面前的时候，女人为阿花做各式各样的表演：“女人脱下了她的军大衣，红围巾也撂在了冰面上，她先是在冰面上先打了几个滚儿，然后再爬起来，冲着阿花做了许多鬼脸。女人终于在冰面上开始她的表演了，她跷起了一条腿，绷的笔直的，立在冰面上的那条腿同样绷的笔直的，在她张开胳膊之后，她的身体就与冰面平行了，她像一只没有来历的燕子，在飞，冰就是她辽阔的天空。”
表演之后她对阿花说了些什么，开始给阿花化妆，“弓下腰，她伸出双臂想等阿花自己进入她的怀抱，阿花还是怯生生的，但是，终于往女人身边悄悄挪动了。女人似乎特别享受这样的过程，她没有接住阿花，为了延长这个开心的时刻，她故意避让了，在向后滑”。就在这时，这个女人的不幸发生了，掉进冰窟窿。
大智大勇孪生兄弟在湖里转一宿却没掉进冰窟窿，而这女人向后滑却进入另一个世界。这又是一鬼魅的事。
我把小说读到这儿，从糊涂中似乎明白一点，这个女人是酷爱表演艺术，为了艺术把什么都耽误了，她究竟有没有婚姻，有没有儿女，从她对阿花的表现来看她是太喜欢孩子了，以前她缺乏爱，既缺乏她对别人的爱，也缺乏别人对她的爱。在她艺术上得不到展示的时候，她才想起有孩子了好处，可是什么都晚了。想把爱都给阿花。那么，这些女孩儿她究竟为什么独喜欢阿花？就不得而知了。可能是跟阿花投缘吧。
这只是从表现出的文字来看，作者是采取漂浮的冰山写法。只写八分之一，把冰山下八分之七的东西隐藏冰山下，让读者自己去想。作者把这种手法超级发挥，正如著名作家王愿坚所说的，通过让人看得见的让人“看”到看不见的。让人“看”到这种让人看不见的东西越多，越充分，越真实，人们越爱看。这篇小说做到了。但是不是有点过了。
小说的语言还是《青衣》、《玉米》的风格，还是那么形象、生动、活泼、新颖、悦目，只是小说的写法与以前的有所不同了。我想这是作者对自己写作的突破，也是一次偿试，不管是成功与失败，由于语言的精彩，读者还是愿意读下去的。
（星明：）
《一九七五年的春节》……这个小说，是毕氏小说中两根电线的搭点，一根电线是《青衣》，一根电线是《玉米》，那个来自舞台的女人和玉米玉秀玉秧的童年相遇了，短路，擦出耀眼的火花，烧灼了读者的眼晴。短路对电器而言不是好事，对灵魂而言却是震憾。
读到大智大勇出场时，我有点担心，他们和女人的故事要延续，那至少得要一个中篇的笔墨了，担心是多余的，飞宇只用一个鬼火就将彼此勾联了，只用一个冰洞就将情节圆满了。女人的烟，河上的冰，在全文情节中神出鬼没，关键处露一下脸就将情节荡到高处。厉害哪，飞宇分明是一个结毛衣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