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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舞著
第一章　“洪秀全第二”
　　中国封建社会从战国、秦、西汉起至元、明、清止，经过2000年历史长河，封建社会制度的思想政治理论自孔子学说形成之后，逐渐有了牢固的社会基础，任何企图冲破封建社会制度的思想都难以发展。人们对封建社会制度的弊病最终归结于帝王身上。因此，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中国，只有朝廷的变更，而无社会革命。然而，社会的发展必定有它自己的规律，任何阻挡社会发展规律的意愿，终归要不破自灭的。随着西方英、法、德进入资产阶级革命长达二三百年之久，中国终于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文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中，不屈不挠，从1895年起，在十几年内他先后组织了十次武装起义，结果是十起十落。　　日，孙文生于广东南部香山县（1925年改为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孙中山幼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字德明，号日新。1886年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用化名中山樵，由此而得名字孙中山，后又化名高野长雄。他在欧美及南洋活动时，还曾化名陈文、陈载之、吴仲、高达生、杜嘉诺等，也曾用载之、公武。辛亥革命之后，人们都习惯地用孙中山称呼他。　　孙中山同胞兄妹四人，他排行第三，上有哥哥孙眉和姐姐孙妙茜，下有妹妹孙秋绮。　　孙中山童年和少年因生活困难而没鞋穿，常赤脚走路。家中以蕃薯为主要食粮，很难吃到米饭，过着半饥半寒的穷苦生活。孙眉于1871年被迫离乡背井，跟亲戚漂洋过海到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即檀香山）谋生。他先在菜园里当工人、在农牧场当雇工，旋往茂宜岛（夏威夷五大岛之一）艰苦地开垦荒地，开办牧场，经营商店，还兼营酿酒、伐木等业。到1885年前后，他有了6000英亩的大牧场，雇佣工人1000多人，畜养牛、马、猪数万头，成了茂宜岛的首富之一，被称为“茂宜王”。孙眉的经济富裕起来，他寄给家里的侨汇成为孙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孙家也逐渐转化为资产阶级家庭。　　孙中山6岁便随姐姐上山砍柴草，到塘边捞塘飘，年龄稍长便下田插秧、除草、排水、打禾、放牛，到10岁时才进本村私塾读书。两年后，孙中山随母亲去檀香山投靠哥哥生活。他起初在哥哥的茂宜岛茄荷蕾埠商店里当店员，并很快学会了记帐和珠算。孙眉发现他聪明好学，便送他进英国基督教监理会办的意奥兰尼中学上学。他在那里学习了西方社会政治学理论和自然科学，也学了一些圣经科目。3年后毕业，又进入美基督教公理会办的奥阿厚书院（高等中学）学习，他在那里开始学习英文，很快取得优异的成绩。　　1883年7月，孙中山归国回乡。他帮助家庭务农，又与同村好友陆皓东等人讨论社会政治问题。陆皓东是他在本村上私塾的同窗好友。孙中山称陆皓东为“道友”，陆皓东称赞孙中山是“再世的拿破仑”。　　这“再世的拿破仑”确也有见地。他见到故乡凋敝不堪，乡亲们衣衫褴褛，唯独北极殿神庙中的香火旺盛，泥塑神像装饰一新，拜神的人们往来不断，心里十分生气。就宣称泥塑木雕毫无知觉，劝人们勿妄信神。他的宣传不起作用时，他就决心毁掉神像，认为迷信是愚昧的表现，中国民族要进步，非毁神像不可。于是他便同陆皓东在中秋节赏月时分来到北极殿，见人们在供桌上摆满了月饼、水果之类，香炉里烟雾腾腾，烛台上烛光闪闪，有十几个人在那里跪着叩头求神佑保护，一片乌烟瘴气。　　孙中山先是劝告人们不要信神，接着便跳上正殿，握着“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手，用力一拉，神像的手和身体顷刻分离，泥塑中的稻草和木头裸露出来。　　孙中山和陆皓东又走到左廊的金花殿，将专司生育的“金花娘娘”的脸涂成大花脸，还把一只耳朵扯下。然后他们两人哈哈大笑，尽兴而去。　　敬神的人们心惊肉跳，向神像叩头作揖，口中嚷着：“罪过，罪过！”“作孽，作孽！”　　孙中山和陆皓东的作为遭到乡人的责难，他们被迫出走香港。　　孙中山在香港进拔萃书室（即英基督教圣公会办的中等学校）读书。1833年底，他和陆皓东一起由美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主持，在必列者士街纲纪慎会堂受洗，加入基督教。第二年4月，孙中山转入中央书院（香港殖民当局办的中等学校）继续求学。由于他爱读诸子百家的著作，涉猎群书，知识较广，同窗们送他“通天晓”绰号。　　孙中山在翠亨村毁神像、在香港受洗入基督教的事，引起孙眉的不满，他写信责备他，并要他辍学去檀香山。孙中山来到檀香山后，受到哥哥的严厉斥责，被强迫到茄荷蕾埠商店当店员。孙中山勉强干了几个月，便设法离开檀香山经日本归国，回翠亨村。　　孙眉想以“成亲”的办法来羁绊孙中山，便写信嘱告家中父母速为孙中山办理婚事。年不足19岁的孙中山与香山县商人之女卢慕贞结婚。婚后生孙科、孙金琰、孙金琬一男二女。　　孙中山于1884年8月赴香港，回中央书院复学，1886年夏毕业。经喜嘉理介绍，进入美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读书。孙中山在班里是高材生，他给同学的印象是：“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　　孙中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广交社会人士，他有余钱，便不论教师、学生、工人、商贩，都纳为朋友，在外聚餐，茶饭完毕，谈论国状危险，国人应群起自救。他两袋空空，便不出校门，或伏案读书，或与同学谈论时事。 有一位同学郑士良认为孙中山是位奇人，同他结交。郑士良，广东归善县（今惠阳县）淡水墟人，少有大志，常从乡中父老练习拳技，颇与邻近绿林豪侠及洪门会党相往还，渐具反清复汉思想。他十分钦佩孙中山，每当孙中山发表言论，他都细心倾听，听到会心处，不禁哈哈大笑。一天，孙中山问他：“你为什么不读书，不看报，整天游游荡荡？”　　郑士良爽朗地答道：“我近来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　　从此，这对同窗成为莫逆之交。　　1887年，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他在香港不出一二年，得革命同志3人。这3人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4人皆志同道合，暇则放言高论，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4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四座为惊，毫无忌惮。起卧出入，均相与偕，情胜同胞，因相结为一小团体，人称“四大寇”。　　陈少白，广东新会县人，身长玉立，丰姿俊美，才思敏捷，诗文歌赋、琴棋书画无不精通，有“风流才子”之称。　　陈少白经人介绍从广州来香港会见孙中山。孙中山见陈少白风度翩翩，心中非常高兴，同他谈了十分钟便说：“我们去逛逛公园吧！”　　他们在植物园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谈论时局，觉得投机，便有恋恋不舍之意。陈少白因家境日衰，想在香港半工半读。孙中山劝陈少白在香港学医。陈少白顾虑自己习性不近，不太愿意。孙中山干脆自作主张，替他报了名。　　一天，陈少白来到孙中山宿舍谈天，正是谈得兴高采烈，孙中山忽然说道：“请你坐坐，教授来了，我要听课去，下课了，再回来同你谈天。”　　过了一会，孙中山匆匆地跑回宿舍，对陈少白说：“康德黎博士请你见面。”　　陈少白诧异：“我不认识他呀！”　　“有事情才请你去。”孙中山含笑抓住陈少白衣袖，把他拉到教务长室。　　康德黎博士见到陈少白，满脸笑容地说：“我们是很欢迎你的。”　　陈少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得含含糊糊地回答说：“谢谢。”　　待陈少白明白过来，正要埋怨孙中山不该强作主张，孙中山笑着说：“好了，你进来念书，大家可以多谈谈了。”　　陈少白分在比孙中山低两级的班里久，他们两人结盟拜为兄弟。陈少白小孙中山3岁，为弟。　　尤列，字令香，别字少绔，号小园，广东顺德县北水乡人，自幼好与洪门会党游，久有兴汉逐满之志。孙中山与他在广州相识。一天傍晚，孙中山同郑士良上街买荔枝，忘了带钱，吩咐小贩翌日前来学校取款，小贩不肯赊账，双方正在争执，尤列恰巧随同族叔、孙中山的校友尤裕堂到博济医院访友经过，尤裕堂代付了钱，然后一同回校。当晚，他们以水果当饭，边吃边谈，非常投机。孙中山同尤列从此经常来往，谈政治，结成好友。尤列在1890年从广州算学馆毕业后，来香港充任华民政务署司书记。　　杨鹤龄，字礼遐，是孙中山同村人，比孙中山小2岁，他们自小就玩着长大。杨鹤龄后来入广州算学馆读书，与尤列同窗。他在广州与孙中山重逢相聚，自然更觉亲切。杨鹤龄毕业后也来到香港，住在父亲开设的“杨耀记”商店里，孙中山常常到“杨耀记”与杨鹤龄叙会。　　孙中山觉得在西医书院谈论时政不便，就与杨鹤龄商量。杨决定在“杨耀记”内独辟一楼，作为朋友聚集交谈的地方。遇有闲暇，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便在这里聚会。碰上刮风下雨，他们4人干脆躺在一起，通宵达旦地畅谈，纵论天下大事，筹磋中国前途，抨击清朝的黑暗统治，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孙中山说：“洪秀全未成而败，清人贬之为寇，而我们4人的志向正如洪秀全一样，那么，我们4人倒成了清廷的‘四大寇’了。”　　“四大寇”的称号由此传播开来。　　孙中山于1892年7月以全校之冠的优秀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英国籍教务长康德黎发给他西医书院第一名毕业执照，并授予他医学硕士学位。　　孙中山前往澳门镜湖医院任医师。几个月后，他自己开设了一间中西药局，单独行医。一些葡籍医生借口孙中山没有葡萄牙文凭，禁止他为葡人治病，不许各药房为其处方配药。孙中山便离开澳门，赴广州行医。　　孙中山在广州西关开设东西药局和医务分所，同时还在香山石岐镇与人合股开设东西药局的支店。　　孙中山行医，对贫者实行赠医赠药，一年仍然有1万多元的收入。他在金钱面前丝毫没有动摇改造中国的决心，他“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从事“医国事业”的活动，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孙中山常对人说“官僚生活中的乌烟瘴气，犹如死海上的浓雾一样。满政府既借苞苴科敛、卖官鬻爵以自存，则正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潜滋而暗长乎！华人之被桎梏纵极酷烈，而其天生之性灵，深沉之智力，终不可磨灭。”　　孙中山思考改造中国之策：要救国救民，就非要锄去恶劣的清朝政府不同。而要推翻清朝政府，决不是几人所能完成的。孙中山物色同志，把目光投向军队。广东水师广丙军舰年轻的管带程璧光患有胃病，找孙中山医治。孙见他是海军人才，估计以后必有大用，且他又是自己的好友程奎光的哥哥，有这一层关系，便决定结识程璧光“共任国事”。　　孙中山对程璧光说：“你的病需要每天早晨到野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方可治愈。”　　程璧光果真这么办了，孙中山陪他到郊外散步，借机谈天说地，批评时政，终于同程璧光结成朋友。　　孙中山同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旧友保持密切联系，又先后结交了左斗山、王质甫、魏友琴、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周昭岳等志士。　　1893年冬，孙中山考虑成立革命团体，他召集朋友们到广州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秘密聚会，酝酿筹备成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兴中会”组织。　　他们开始行动。陆皓尔、尤列、周昭岳合资在顺德县北水乡创办兴利蚕子公司，作为联络会党的场所。　　郑士良四处奔走，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经既通，端倪略备。　　但是，要立即组织武装暴动，推翻清廷，仅仅依靠十几个朋友，而这些朋友除程璧光、程奎光是海军军官外，其他人都是手无寸铁的书生。孙中山反躬自问：“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此路不通。他转而把目光射向清朝政府中“识时务”的大臣李鸿章，如果李鸿章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也未尝不可挽救贫弱的中国。　　李鸿章当时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手握军政大权的汉族重臣，他经营“自强求富”的洋务及海军30多年。香港西医书院的康德黎博士称他是“中国之俾斯麦”。李鸿章曾通过康德黎向孙中山表示：“同意孙中山进京候缺。”　　1894年1月，孙中山悄悄地回到了翠亨村，关起门来，用10天时间，埋头写了6000字的《上李鸿章书》。　　孙中山在陆皓东的陪同下，从广州乘轮船前往上海。在那里，他们拜访了郑观应、王韬。郑观应立即给老友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写了一封介绍信：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俾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孙中山和陆皓东兴冲冲地乘船赶到天津，盛宣怀正在天津筹办东征转运。　　盛宣怀接到介绍信，在信封上手批：“孙医士事。”介绍孙中山等往见李鸿章。　　李鸿章传出话来：“等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　　上书改良成为泡影。　　1894年夏秋，孙中山和陆皓东漫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　　在天津，他们“窥”到李鸿章的底细：李由于“军功”，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被提升为总督、大臣，被尊为傅相，成了清朝政府忠实的看家犬。李鸿章发财致富靠的是各级文武官员的供礼。这些官员携带敲诈勒索来的钱，蜂拥前来向他进贡以寻找提升的门路。　　一位青年海军军官告诉孙中山、陆皓东：他不得不签署一个几吨煤炭的受货单，而这受货单是作为火药订单付款的。　　他气愤不过而辞去了职务。　　北京城内的政治之龌龊，百倍于广州，甲午战争即将爆发，国家危在旦夕，而清政府却热衷于筹备慈禧太后的60大寿。慈禧太后下令动用饷需和边防军费100万两，挪用铁路工程经费200万两，向各省和京内各衙门摊派强征290多万两，专供她挥霍。　　孙中山和陆皓东这才觉醒，对腐败无力的清廷是无法用改良的办法挽救的。他们决定分头活动，创立兴中会，准备武装起义。　　孙中山乘轮船到了檀香山，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在1894年11月底建立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的兴中会，吸收会员20多人。会员填写了入会盟书，由孙中山领导，举行了秘密宣誓仪式。选出刘祥、许直臣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　　檀香山兴中会派员到各埠扩展组织，在茄荷蕾埠建立了以孙眉为主席的兴中分会；孙盾又到百衣建立了以邓荫南为主席的兴中分会。檀香山在很短的时间内吸收会员130人之多。　　孙中山又到了香港，召集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杨鹤龄等人，讨论在香港建立兴中会组织事宜。　　1895年2月，在香港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参加人数达几十人。为避人耳目，对外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　　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赴广州秘密串连，设立了广州兴中会分会，陆续加入者达数百人，设立了起义机关。　　孙中山筹集军费，令宋居仁、夏百子等20多人组织兵操队，聘请一位丹麦人为教官，进行军事训练。　　孙中山打着行医的招牌，积极联络会党、绿林、游勇、防营、水师，兵谋举事。　　他们奔走于港、粤之间，策划部署，在广州设立“农学会”作为掩护起义的机关，确定起义计划和起义后的具体政策。孙中山亲自担任军务，拟订攻取方略；陆皓东主持广州起义总机关工作，设计起义的旗帜——青天白日旗，决定在农历9月初9（10月26日）重阳节起义。　　孙中山命杨衢云在香港负责筹措经费和购运军械等工作，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活动，购买了600枝新式手枪。　　孙中山派郑士良前往北江，联络英德、清远、花县一带会党；派李杞、侯艾泉联络香山、顺德各县绿休；又派人联络潮汕、惠州的会党和广州三元里的乡团。　　他们在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设立了机关和接待站，接纳往来志士，贮藏文件、武器；　　在广州河南洲头咀设置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的炸弹制造所，组成了由陈清负责的炸弹队；还购置了两只作为运输工具的小火轮。　　起义工作筹备甚周，声势颇众。孙中山提出公举一位会长领导广州起义。大家同意他的意见，便在10月10日召开兴中会会议，选举会长（也称总统）。结果孙中山当选。大家同他握手道贺，预祝起义成功。　　孙中山当选了总统，决定回广州主持起义。他把银行里的存款、在香港的所有军械统统交给杨衢云负责，他们商定10月25日晚上由杨衢云率领三合会3000人搭夜船到广州，天亮上岸，立即发动起义。　　过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对孙中山说：“前天商议的办法，都是好的。但我在香港主持一切，不可以没有一个名义，所以我想请你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我，待我到了省城，把事情办好了，再还给你，你看怎样？”　　孙中山本是一位无私的战士，听到杨衢云这么说，沉思片刻，便很坦率地回答说：“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但这个总统名义是大家公举的，所以你要当，还是请大家再来商量好了。”　　孙中山立即找来陈少白、郑士良等，把事情告诉他们。　　郑士良听罢勃然大怒，大声嚷道：“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非杀他不可。”　　陈少白摇摇头，慢条斯理地说：“这是不对的。杀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我们还能起事吗？按我的意思，我们先去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办不成功，随便什么人做总统都是没有关系的。”　　孙中山点头称是，采纳了陈少白的意见。　　当天晚上，兴中会再召开一次会议，孙中山主动提出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由于事前已经说妥，表决时大家便通过了。[本帖最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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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流血广州
　　10月13日，孙中山到了广州，陈少白、郑士良等人也来到广州。　　重阳节前夕，广州附近的各路队伍，打着醒目的灯笼，云集广州。省城巡防勇丁和城外兵丁的战斗力很弱。有战斗力的安勇一部3000人，经过兴中会运动，答应起义时反正。珠江中吨位最大的安澜、镇涛两艘军舰，也由兴中会会员程奎光控制，准备响应起义。陈清率领的炸弹队，在城内要道埋伏。　　翌日，天刚黎明，好几路会党、绿林、民团首领已经在起义总机关等候命令。他们以“除暴安良”作口号，红带缠臂做标志。身藏利器的100多名卫队战士，也在起义总机关周围待命。　　等待孙中山下命令，可是，孙中山没有按时回到起义总机关。　　原来，孙中山在自己的住所接到汕头、西江两路会党的报告：“官军戒备，无法前进。”他还接到杨衢云的电报：“货不能来，延期两日。”　　孙中山匆匆赶到起义总机关，向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说明情况有变化，商量应急办法。　　陈少白大吃一惊，连忙说：“凡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如果硬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暂时把事情压下去，待以后再说吧！”　　这话说得有道理。孙中山当机立断，把钱分发给各路首领，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　　孙中山意识到形势必然是越来越危险，他命令战友们立即离开广州，走晚了恐怕出不去了。他自己去给杨衢云发电报：“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形势果然发生突变。　　当天上午，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香港总督密电：“有人从香港私运武器进入广州，请留神。”　　年迈昏愦的谭钟麟淡淡一笑，说道：“英国人连是谁私运武器也没弄清楚，要我留神，岂非捕风捉影？”　　省缉捕统带李家焯气喘吁吁地跑来向谭钟麟报告：“市面外地人突然大增，行迹可疑，可能是要造反。”　　谭钟麟半信半疑地问道：“党首是哪一个？”　　“孙文！”　　谭钟麟认识这位名医孙文，孙文常出入督府给少爷、小姐看病。他不相信孙文会造反，不由仰面哈哈大笑：“孙乃狂士，好作大言，岂敢造反？”　　但谭钟麟毕竟是个老奸巨滑之徒。他闭目沉思了一会，决定派人暗中监视孙中山，并令军队加强巡防。　　侦探到了河南瑞华坊，并不知道孙中山的住处，便问在街口闲坐的轿夫：“孙医生住在这里吗？”　　轿夫平日与孙中山友好，见来者不善，便佯装着糊涂：　　“这里只有伊医生，并没有孙医生。”　　侦探信以为真，也就走了。　　孙中山宛如常日一样，他和区凤墀牧师准时赴王煜初牧师娶媳宴会。城内谣言四起，街上兵弁来回不断。孙中山情知有变，仍然谈笑自若，旁若无人。　　区凤墀却很诧异，问孙中山：“为什么今天的兵弁这么多？”　　孙中山微微一笑：“是来侦探我的行迹的吧！”　　区凤墀大吃一惊，忙回：“什么缘故？”　　孙中山反问他：“行人都说我孙文要举事，你没有听到吗？”　　谭钟麟得到飞报，兴中会会员朱淇自首告密，他大吃一惊，连忙调兵遣将，把守各处关口、码头。　　朱淇的哥哥朱湘，是清举人，主持西关清平局事务，当他知道朱淇名列党籍，作《讨满檄文》，生怕株连自己，便冒用朱淇名义向李家焯自首告密。　　陆皓东得到消息，立即安排机关人员转移，自己最后离开，走到半路，忽然想起党员名册，不知经管的同志是否带走，决定返回机关寻找。这样做十分危险，同行的同志极力劝阻他。陆皓东说：“党员名册最重要，如果落人敌手，我们岂不是被一网打尽？我个人即使冒生命危险，也要保全同志，实属份内的事。”说罢，毅然返回机关。　　陆皓东进了机关，迅速紧闭大门，取出党员名册烧毁。门外，兵勇果然接踵而来，将机关包围得水泄不通。待兵勇破门而入，名册已经烧成灰烬。如释重负的陆皓东露出欣慰的笑容，从容被捕。　　谭钟麟令南海县县衙李征庸审讯陆皓东，妄图迫使他供出同党，一网打尽。陆皓东昂首挺立，不跪不拜。他反令李征庸拿纸、笔、墨来。陆皓东奋笔疾书：“吾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微乡人，年29岁。向居外处，今始返粤，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乃由沪返粤，恰遇孙君，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无奈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觍颜鲜耻，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泽，即曰我辈践土食毛。讵知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民众，据我子女玉帛，试思维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夫两王入粤，残杀我汉人之历史尤多，闻而知之，而谓此为恩泽手。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李征庸狂施酷刑，陆皓东拒绝供出同党。铁钉插入陆皓东的手、足，凿掉了他的牙齿，鲜血淋淋的他始终坚贞不屈。他横眉冷对审判官，嘲弄地问：“你虽然严刑加之我身，但我肉痛心不痛，你又奈我如何？”　　11月7日，陆皓东在广州英勇就义，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广州起义失败后，谭钟麟发出布告，以悬赏花红银1000或数百元缉拿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等人。　　孙中山化装成商人，镇定自若地来到水鬼潭埠头，登上一只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辗转水路，经香山唐家湾到澳门，然后抵香港。　　陈少白、郑士良早已来到香港，他们坐卧不安，忧心如焚。他们听说孙中山已经被捕，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孙中山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使他们惊喜交集，连忙问道：“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孙中山放下行李，神秘地笑了笑：“这个待以后再说，先谈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大家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孙中山想起他的老师康德黎，便去请教。　　他向康德黎通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经过，询问他们住在这里是否安全。　　康德黎听罢，自己也无主意。他沉思一会，说自己不久要回英国，要孙中山去见友人丹尼斯律师。　　丹尼斯详细询问了情况，觉得这是个棘手的事情。他翻阅了法律书籍，查无案例。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劝告孙中山：“像这样的事情，我看最有效的安全措施，还是你们马上远走高飞为妙。”　　孙中山鞠躬致谢，正要告辞，丹尼斯把他叫住，不厌其烦地叮嘱他：“北京的臂膀虽然弱，但仍然是长的。不论你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必须留心总理衙门的耳目。”　　果然不出丹尼斯所料，香港政府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宣布五年内禁止孙中山等人入境。　　香港既然不是久留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决定立即离开香港。　　到哪里去呢？一时间，他们又茫无头绪。　　从报纸上，看到当天晚上有船开赴安南。正是急不择路的时刻，去安南也未尝不可，就派人去买船票。怎知，这是艘货船，不载客人。再去打听，还有一艘“广岛丸”的日本货船，有4个客位，11月2日启航日本。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他们决定乘坐这艘货船出走。　　孙中山从汇丰银行里取出300美元，以备东渡之用。时间仓促，也来不及向康德黎老师告别了。　　“广岛丸”一出港口，便遇上大风，海浪像山起谷落。　　8天之后，“广岛丸”在日本神户港靠岸。他们踉踉跄跄地走上岸来，举目四望，一切都异常陌生，到了一个使人茫茫然的世界。　　孙中山等人从神户转到横滨，在那里见到了陈清、谭发等人，又结识了侨商冯镜如、冯紫珊兄弟，联络了20多位华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冯镜如任分会长。　　孙中山决定到欧美各国向华侨宣传革命。他先赴美国，尔后去英国。　　日，孙中山在伦敦去探望他以前的老师康德黎，在大街上被邓廷铿等3个中国人纠缠，以认同乡为名，拉着孙中山去“吃午饭”。孙中山被他们挟持到一幢房子里，关闭起来。　　绑架孙中山的邓廷铿是清朝政府驻英公使馆三等翻译。公使龚照瑗在清廷授意下，出7000英镑的高价，向格来轮船公司租了一艘2000吨位的轮船，造了一只木箱，准备秘密地把孙中山装进箱内运回国杀害。　　孙中山被幽禁在使馆三楼的一个有铁栅的小房间里。他是坐以待毙，还是设法冲破罗网，重获自由，必须迅速作出选择。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韧不拔之志。危在旦夕的孙中山，决计逃走，不肯坐以待毙。重获自由的关键，在于能传消息于外，他多次耐心说服常给他打扫卫生的使馆英仆贺维太太和清洁工柯尔，暗中给康德黎送信。　　康德黎知孙中山被囚禁，四处奔走，积极设法营救。他先后到英国外务部和伦敦警察署、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交涉，都无结果。最后，康德黎只得把孙中山被非法诱捕的消息以《可惊可骇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公使馆的拘囚》为题在《地球报》上发表，其他各报纷纷转载，震动了伦敦的舆论界，引起英国人民对清朝公使极大不满，公使馆门前聚集着数百名示威的群众，高呼：“释放孙逸仙！”一些市民号召捣毁清使馆。　　英国政府怕引起风潮，派遣代表去清政府使馆交涉，首相兼外相沙侯向清使馆递交备忘录，要求按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迅速释放私捕人犯。　　清使馆不得不把羁压12天的孙中山释放。孙中山从使馆里走出来的时候，街头人山人海的群众向他挥手致敬。孙逸仙的名字传遍世界，声名大著。　　1897年8月的一天，孙中山在日本横滨陈少白的寓所，接待了慕名而来的一位日本人宫崎滔天，这位日本人比孙中山小5岁。　　他们寒暄之后，宫崎首先发问：“我早已听说先生以中国为志，希望详细领教先生的革命宗旨和方法。”　　孙中山低头沉思，徐徐开口：“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　　宫崎急剧地思索着一连串的问题：这个人能担起振兴中国的重任吗？他能够身居4万万百姓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吗？　　宫崎滔天原名寅藏，别号白浪奄滔天，出生在自由民权运动活跃地区的一个“自由民权之家”——日本熊本县荒尾村一个下级武士的家庭。他少怀大志，早有救世的念头，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深恶痛绝，对现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甚为憎厌。目睹当时亚洲大部分国家变成欧美侵略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曾经希望日本能负起挽救亚洲的责任。可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却成了欧美列强压迫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伙伴，充当了侵华急先锋。这样，他把复兴亚洲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事业。他遍访才俊之士，终于得遇孙逸仙先生。　　孙中山继续说：“单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何况清廷执掌政权已经200多年，以愚民政策为要义，以压榨人民为能事，积弊日深，坐令大好山河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有志之士，谁忍袖手旁观？因此，我辈力量虽小，仍然冒险起事，只是不幸遭受失败。”　　宫崎凝视着孙中山，全神贯注地听下去。　　“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平民和人道主义的维护者，尚且不能坐视，何况我生于此邦，与它直接痛痒相关？我才疏学浅，本不足以担当大事。然而，现在不是以此重任推给别人，而自己袖手旁观的时候。”　　孙中山一言重于一言，一语热于一语：“因此，我才自告奋勇，愿为革命的前驱，顺应时势的要求。如果上天庇佑我党，有豪杰之士前来援助，我立时让出现在的地位，愿效犬马之劳。如果无人，只好奋力肩此重任。”　　这在宫崎听来，仿佛是滚滚的激流，稍遇遏制，顷刻又飞流激溅。　　孙中山停顿片刻，又说下去：“我确信，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黄种，更为了世界人类，上天一定会佑助我党。你们来和我党缔交就是一例。征兆已经出现，我党一定发愤努力，不负诸位的厚望。也请诸位拿出力量援助我党，实现我辈的志业。拯救中国4亿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持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关键在于我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成功，其余问题可迎刃而解。”　　宫崎觉得孙中山的话言简意赅，句句贯义理，语语挟风霜，其中又洋溢着无限的热清，恰似自然的乐章，革命的旋律，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暗自称赞：孙逸仙实在已接近真纯的境地。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见识何其卓越！他的抱负何其远大！他的情感又何其恳切！在我国人士中，像他这样的人究竟能有几个？他实在是东洋的珍宝。　　宫崎从此决定通过协助孙中山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心悦诚服，矢志为中国革命事业效力。　　翌日，宫崎和友人平山周乘上去东京的列车。　　到了东京，他们俩人直奔犬养毅的家门。　　犬养毅正在客厅抽烟。一见他们进来，笑着说：“你们回来了。”　　宫崎喜气洋洋，显得十分得意：“犬养君，我们这次不辱使命。”　　犬养盘膝而坐，慢条斯理地说：“有什么值得这样高兴的呀？”　　“我们见到了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　　原来犬养毅是日本民党领袖。松方正义组阁后，犬养毅以在野党领袖名义推荐平山周和可儿，受外务省委托前往中国南方调查秘密会党的活动。行前陆军省参谋部宇都宫太郎少佐告诉他们：“中国有一个人叫孙文，他是提倡革命的，你们要多注意这个人。”他们在横滨英文报上看到载有中国革命家孙逸仙的消息，怀疑孙逸仙就是孙文。到了上海，他们在书店里发现孙中山写的《伦敦蒙难记》，立刻买了一本，读完之后，才知道孙中山的概况。他们赶快将这本书摘要译成日文。到了香港，又用了10多天时间，查阅了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得到一些有关孙文生平的资料。他们很快将这些资料报告了犬养。　　现在，犬养又听了宫崎的报告，喜出望外，问道：“他在哪里？”　　“就在横滨，我和他谈了一整天。你想见见他吗？”　　“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　　“见面并不困难，只是孙先生的生活还没有着落。”　　“你们可以找平冈浩大郎（日本著名实业家）商量，一两年生活费用，他是出得起的。”　　犬养思索：麻烦的倒是外务省的态度。他决定到外务省去找外相大畏重信谈谈。　　犬养取得了外相大畏重信的默许，派宫崎和平山专程去横滨，迎接孙中山来东京相会。　　有了犬养、宫崎他们的帮助，孙中山在东京市麴町区平河町五丁目30番地租了一栋房子居住。孙中山以平山语言学教师的名义，由东京府发给“居留地外侨许可证”，准予留居日本。　　孙中山通过宫崎和平山周的介绍，不但认识了民党领袖犬养毅和大畏重信，随后又结识了萱野长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山田良政、内田良平、福平诚、宗方小太郎等人。　　1899年，孙中山往返于东京、横滨、长崎等地，宣传革命，结识同志，为了再次策划武装起义，派兴中会会员毕永年偕同日人平山周等赴湖南、湖北等地联络哥老会，提出兴中会和哥老会联合反清的建议。他们在湖南、湖北对哥老会各首领进行了发动。　　孙中山命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在香港设立会党机关，与广东三合会取得密切联系。　　这年冬季，联络会党的工作基本就绪后，兴中会便邀约哥老会、三合会各首领在香港集会，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毕永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都出席了会议。　　会上，议定纲领三则，歃血为盟，兴中、三合、哥老三会结成一个大团体，取名“兴汉会”，一致推选孙中山为总会长。　　1900年5月的一天，孙中山收到香港陈少白一封信，报告香港议员英籍华人何启主张革命党人与李鸿章联合“改造中国”的献策，征求孙中山的竟见。　　原来，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侵华的各国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者企图保持它在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勾结这个地区的军界、政界头目，倡议“东南互保”。两广总督李鸿章，也表示加入“东南互保”的行列。何启认为中国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主张革命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联合，宣传两广自主，保存广东。他征得英国香港总督卜力的同意，又向陈少白献策：首先由革命党人联名向卜力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案，请求给予协助，然后由卜力居间撮合。　　孙中山既了解李鸿章的为人，又对英国策划李鸿章同革命党人“合作救国”的方案抱有怀疑态度。　　正在这时，孙中山接到了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邀请他来粤的信件：“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孙中山读了这封信，不由在房里来回踱步。他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刘学询的信又使他不忍放过机会。他想：　　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不妨一试。　　陈少白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召集在港的兴中会骨干草拟了一个方案，署签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堂8人的名字交给卜力。　　卜力马上指使英国驻广州领事暗中与李鸿章接洽：粤省如能毅然向北京政府宣布自主，港督可相机协助，并联合各国领事一致赞成。　　清廷还未陷于绝境。老于世故的李鸿章仍然迟疑观望，不肯正式表态。　　日，孙中山依约与杨衢云、郑士良、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乘法国邮船“烟狄斯”号，从横滨出发，直赴香港。　　孙中山在船上同大家研究今后的行动方针。他说：“在保安条例规定期限内，我不能在香港停留，因此，我们到香港后，内田良平、清藤幸七郎和宫崎上岸办事，我即去西贡，然后前往新加坡。我们在那里会集，观察情况，然后决定以后的大计。”　　宫崎提出建议：“现在应该联合康有为，共同协力办事。”　　康有为和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于1898年秋季流亡日本，通过宫崎和平山的居间联络，孙中山等满腔热忱地希望联合康、梁共同反清。孙中山、陈少白同康、梁分别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是，由于康、梁坚持保皇立场。谈判没有结果。　　对于宫崎的建议，孙中山认为可能性不大，由于大家赞成，也就同意了。　　17日，船抵香港海面，李鸿章派“安澜”号炮舰来接孙中山、杨衢云。大家对李鸿章不放心，建议改派宫崎、清藤、内田3人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前往广州谈判。　　3人上了“安澜”号炮舰，被接到广州刘学询寓所谈判。　　宫崎提出了保证孙中山生命安全，借款6万元作为双方合作的前提条件。刘学询当即请示了李鸿章。　　刘学询传李鸿章的话：“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之前，傅相不便有所表示。至于借款6万元，傅相表示同意，先在香港付予一半，希望孙逸仙先生早日前来，共商大事。”　　宫崎等人连夜返回香港，孙中山已前往西贡。宫崎他们在香港停留了3天，办完了事，便赴新加坡。　　在新加坡，宫崎准备和康有为谈判。不料，康有为怀疑宫崎此行的目的在于行刺，不但避而不见，并向英国殖民当局控告他们。　　7月6日，宫崎和清藤被捕入狱。　　孙中山来到新加坡，获悉宫崎、清藤被捕，立即组织营救。英国殖民当局虽然释放了宫崎、清藤，但却勒令他们和孙中山立即离开新加坡，5年内不得入境。　　孙中山一行离开新加坡返回香港。他们刚刚到达香港海面，便接到香港警署的通知：孙中山的5年驱逐令尚未满期，不准登岸。　　孙中山在香港港口船上得到李鸿章放弃“两广独立”的计划，李决定进京。孙、李“联合救国”成了过眼的云烟。孙中山决定加紧策划起义。　　入夜，孙中山在船上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广东惠州，准备发动起义；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福平诚在香港主持起义筹备工作，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毕永年再赴长江流域联系会党；孙中山同宫崎、清藤则转回日本折入台湾，待起义发动后再设法潜入内地。　　9月18日，孙中山等由神户经马关抵台湾，即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招揽了一批军事人员，等待起义军进抵厦门时渡海接应。他们与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代表后藤新平取得联系，请求支援他们的活动。　　
第三章　孙、黄同盟
　　郑士良领受了组织起义的命令，便和陈少白研究联络惠州、潮州、嘉应各属会党和绿林首领的方法。当时，三合会会员散处四方，不易号召。郑士良、陈少白决定派人去请正在南洋婆罗州谋生的黄福回来。黄福身材高大，手指宛如香蕉，农民出身，在三合会首领中最得人望，而且和郑士良友谊深厚。黄福领受郑士良的命令，潜入内地，联络三合会会员。说也奇怪，黄福一到，各处堂号的“草鞋”都集拢过来。他们约定时日，在惠州归善县属的三洲田会集，听候郑士良、黄福指挥。　　三洲田地势险要，交通方便，便于接济，利于进取，是个战略要地，又是会党啸聚的地方。　　郑士良和新安县绿林首领黄庭耀来到三洲田，开了一间粮油小店。店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不久，便集中了壮士600人，洋枪300枝，子弹9000多粒。　　孙中山原计划从香港海面潜入内地指挥起义，到那时已经变得不可能了。他传令郑士良固守三洲田待命。　　壮士们在三洲田静候了两三个月，粮食渐缺，不得不分散到附近农民家里，只留下80人守卫大寨。他们担心风声外泄，凡是邻近村民入山寨砍柴的，全都拘留，不许走出。结果，适得其反。邻近村民看见凡入山寨的乡亲都是有进无出，联想到粮油小店的异常现象，逐渐产生疑惧，谣传也跟着四起：“三洲田山寨中有人聚众谋反。”把守山寨的80人谣传成“数万大军”。　　两广总督德寿根据各方密报，命令广东师提督何长清抽拨4000多人进驻深圳，又令陆路提督邓万林率领惠州防军进驻淡水、镇隆，企图围困三洲田。　　形势危急，郑士良急电孙中山，请示进退。　　孙中山复电说：“筹备未竣，令暂解散，以避敌锋。”　　郑士良、黄福又续电孙中山：“如能将弹药送到广东某一地点，明示其处，便能一鼓作气，突出重围，接此弹药，以击敌军。”　　清军何长清部的200人部队已经进驻沙湾，逼近三洲田，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革命军迫于形势，决定先发制人，发动起义。　　10月6日晚上，三洲田大寨月光如水，岭岗顶上的大旗，随风招展，四处闪烁着月光剑影。600名精壮的三合会会员头包红布，腰缠红带，腰插一面小旗，裤脚一边卷高，一边放低，显得十分神气。　　黄福头包红布，身上挂着大红绣球，威风凛凛地带领战士们，在马兰头祭旗，庄严宣誓。　　祭旗完毕，起义军分两路下山：南路由黄福率领敢死队80人袭击沙湾，一阵激战，斩清军40人，活捉30人，缴获洋枪40枝，弹药数箱，清军惊溃；东路由林海山率领攻下新墟。　　旗开得胜，士气大振。黄福原想一鼓作气，与虎门、新安一带的江恭喜部数千志士会攻新安城，直取广州。　　孙中山在台湾得知起义已经发动，便积极准备内渡指挥和筹运军械支援，并电令起义军：“若能突出，可直趋厦门。　　到厦门当有接济之法。”　　孙中山电令起义军进攻厦门，而不是进攻广州的原因是：他在与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商借武器、人员和军费时，儿玉源太郎表示：“倘若你真的一封电报便可唤起革命军的话，那你就让他们在离厦门最近之处发起战争，并向厦门进军，等他们接近厦门时我们便将你送去，并且给你们武器和弹药。”后藤告诉孙中山：“目前借款不好办，重新偿还也太麻烦，日本台湾银行厦门分行金库存有几百万元，革命军进驻厦门以后，可以从那里强取出来，待革命成功以后，只需要做个‘道义上’的偿还，日本政府也不会过于追究。”　　其实，这是日本设下的一个陷阱，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孙中山果真占领了厦门，而且果真攻取这个金库，那末，日本出兵占领厦门就有了借口。　　孙中山不知道这个阴谋，他别无选择，就电令郑士良东进厦门。　　郑士良从香港进入内地，他接替了黄福的指挥职务，率领起义军改道，往厦门方向挺进。　　义军避开何长清部主力，向镇隆前进，行军四五里，探知清将邓万林的哨官严宝泰带领100多人前往镇隆，便立即赶到清军必经之地佛子坳埋伏。天渐黄昏，清军果然来到坳顶，郑士良一声令下，义军猛烈开火，打得清兵东逃西窜，击毙清兵数十人，捕杀严宝泰，活捉了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占领了镇隆。　　义军继续向水湖进发，一路秋毫无犯，所向披靡，各处乡民沿路燃爆竹迎送，具酒食慰问，各地来投义军的多达数千人。　　义军到达上杨围，与归国华侨杨发领导的600多名义军会合。　　义军从上杨围出发经白芒花，攻克崩冈、黄沙洋，进入三多祝。这时，义军已经增加到2万多人。义军急需弹药。　　孙中山接到义军沿海岸东上的电报，想方设法接济义军，竭尽了全部心力。　　他致函犬养毅：“吾徒人心虽勇，而兵器弹药尚乞接济之源。久持非计，不得不先作未雨之绸缪。敢乞先生一为尽力，游说政府，为吾人借一臂之助。若今得洋铳万杆，野炮十门，则取广州省城如反掌之易耳。广州既得，则长江以南为吾人囊中物也。时不再来，机不可失，支那兴亡，在此一举。贵政府如允济弱扶危，则各物可从台湾密送，文当划一切施行之策，可保无虞。如何之处，务乞早示佳音。”　　孙中山电令宫崎向菲律宾独立军借用枪枝弹药。　　他又多次向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接洽，请他们援助武器弹药。　　可惜，孙中山的一切活动，都落空了。　　原因是：日本政府更换内阁，新任内阁总理伊藤博文禁止台湾军火外运，禁止日本军人参加中国起义军，也不准兴中会在台湾活动。　　宫崎复电孙中山：“枪械难送。”　　粮尽弹绝的义军变得无能为力了。荷枪实弹的清兵对义军层层拦截围攻。郑士良只得连续急电请孙中山援助。　　孙中山接济武器和潜入内地都成了泡影，他只好忍痛派日本友人山田良政从台湾经海丰到达义军大本营，传达他的命令：“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　　义军接到这样的命令，悲愤交集，慷慨激昂。郑士良当即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决议：“厦门的接济既然不成，不如重回三洲田山寨据守，设法由香港购买弹药，然后向西北会合新安、虎门同志，一举攻陷广州城，作为根据地，发号施令。”　　会议决定解散家在附近的战士，只留洋枪手1000多人，分水陆两路返回三洲田。　　这1000多人的洋枪部队计划袭击横冈，生擒何长清，但粮尽弹绝，也只好解散，大批地流亡海外。　　郑士良、黄福坐舢板逃到香港。　　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的史坚如、邓荫南，屡谋响应惠州起义，皆因没有机会未能如愿，迫不得已，决定用炸药炸毁广东巡抚衙门，炸死署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德寿，打乱敌人的中枢和后方。　　10月28日，史坚如预埋的炸药爆炸后，震坍抚署后围墙一角，德寿从床上震落在地，大吃一惊。　　史坚如于31日前往码头，途中被捕，11月9日在广州壮烈就义，年仅21岁，他是革命党人因暗杀而成仁的第一人。　　郑士良在香港脱去满服，换上西装，散发披肩，神采奕奕，决心继续革命。1901年8月的一天，他应邀到宴琼林酒楼赴宴，痛饮之时，忽然觉得浑身难受，由同伴护送回家，途中丧命。从此，兴中会失去一位重要的活动家，孙中山失去一位亲密战友。　　孙中山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远涉重洋为革命继续四处奔走。1901年他在日本横滨、本州和歌山县及檀香山等地，1902年在香港、日本及越南，1903年又往来于越南西贡、暹罗（泰国）、日本和檀香山之间，1904年间再次去美国的旧金山、华盛顿和纽约等地，同年底又去欧州的英国、比利时、德国、法国。他历尽千辛万苦，几次在亚、欧、美洲各地，宣传非革命不能救亡的道理，广泛传播革命思想，征集革命同志，联合华侨和会党，组织革命团体；并考察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结交外国朝野人士，争取他们赞助中国革命。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秘密地创办了革命军事学校，聘请友人日本军事学家日野熊藏为校长，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孙中山规定入学学生须填写盟书，表示革命决心，并亲自主持宣誓，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在军校传授军事知识、枪炮火药制造方法、游击战术及以寡敌众的夜袭法。孙中山离开日本时，委托冯自由等人负责。　　孙中山在纽约同中国留学生王宠惠、薛仙舟、陈锦涛等人相识；在欧洲同中国留学生史青、朱和中、贺子才等人结交，把留欧学生中的七八十人吸收到他的革命组织中，形成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他向他们指示说：“诸君加入革命矣，仍应努力求学，即返国后，亦可仍为清廷官吏；他日革命军起，诸君以官吏地位，领导民众，更易奏效。如诸君学业未毕，而国内革命军已起事，遇有必要余当来电，电到盼即返国，为我臂助也。”　　1903年夏至1905年夏，中国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反清革命团体秘密地或公开、半公开地进行活动。它们和兴中会一样，共同的目标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这些革命团体中比较有作为的有：1903年5月留日学生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2月由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领导的以两湖留日学生为中心的“华兴会”，7月湖北知识青年曹亚伯、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成立的科学补习所，冬季蔡元培、章炳麟（太炎）等领导的以江浙一带知识分子为主的“光复会”，湖北的“日知会”等等。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　　7月19日，孙中山来到横滨，他的目的是：“先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　　几天之后，孙中山便从横滨赶到东京。　　几千留日学生荟萃东京，而且不少人是忧国忧民之士，他们革命热情高涨，这里是组织革命力量最理想的地方。　　孙中山来到宫崎的住处，寒暄几句之后，便问：“近来增加这么多留学生，当中有没有非同一般的，有没有可以加入我党的志士？”　　正在泡茶的宫崎转过头来答道：“有，我正要向你介绍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　　“啊，那好！我们就去看看他。”　　宫崎连忙制止：“连茶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况且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茶等着吧，我去叫他过来。”　　黄兴住处离宫崎住所不远。宫崎正要出门，孙中山站起来道：“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辈后辈之分，我同你一起去。”　　“黄兴也经常打听你什么时候到东京的消息，说要拜访你。”　　孙中山笑着：“我最先打听到他的消息，所以还是应该我去拜访他。”　　宫崎推开黄兴住处的窗子，往里看去，地上摆着一堆拖鞋，里面一群学生围坐成一圈，正在吱吱喳喳地议论着什么。　　黄兴被宫崎叫了出来。黄兴见到宫崎身边的孙中山，脸上顷刻露出惊喜的神色，连忙向孙中山点头致意，又对宫崎轻声说道：“请先到那边去等一等。”　　黄兴进屋里让末永节、张继出来。他们3人将孙中山、宫崎带到中国餐馆凤乐园。寒暄几句，便不拘礼节，有一见如故之感。　　他们坐在一桌酒肴周围，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中国革命豪杰欢聚一堂边饮边谈，畅所欲言。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大家举杯祝贺。　　黄兴，号克强，1874年生于湖南善化县龙喜乡凉塘。他是留日学生中才华横溢的佼佼者。他11岁就萌发力求新知与救亡图存之志趣。1900年，26岁的黄兴参加了自立军起事的密谋。1902年，他赴日本留学，结识宫崎滔天。次年，他自东京启程回国，与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周震鳞等湖南志士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被举为会长。接着他筹划长沙起义。起义事泄失败后，化装成海关办事人员离开长沙，乘日本轮船避走日本东京，与留日学生组织革命同志会，成了公认的学生领袖。　　孙中山在宫崎的带领下，去《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革命志士宋教仁、陈天华会面。孙中山向宋教仁、陈天华提出，“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建议组织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宋教仁等赞同孙中山的意见。　　湖北、四川、广东以及其他各省的留学生，其中有李书城、邓家彦、何天炯等都先后拜会孙中山，拥护他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的主张。　　孙中山、黄兴邀约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70多人，于7月30日下午在东京黑龙会会址集会，共同讨论创建新的革命团体大事。他们中间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以及其他团体的成员。全国内地17省均有代表到会，这是中国革命者一次史无前例的聚会。　　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他屈腿盘坐，微笑颔首向大家致谢。　　黄兴首先致词：“孙先生最近从欧美回来，现今天下大势如何？中国革命怎样进行？我们请孙先生发表意见。”　　大家屏息静听，全神贯注。　　孙中山洋洋洒洒地从天下大势讲到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方法，大概是不外联络人才一事。中国现在不必担忧各国瓜分，但要担忧自己的内讧。如果这一省要起事，那一省亦要起事，大家不相联络，各自号召，各国必然乘机干涉我国。这样，中国必亡无疑了。所以，依我看来，我们应该以互相联络为首要的事。”　　孙中山端庄的仪态，革命的激情，伶俐的口才，使听众神往。他阐明了革命的理由和实行的方法，提议将全国各地的组织结成一个大团体，协力从事反抗清廷的革命，他鼓励大家：“一切破坏之前的建设，破坏之后的建设，件件事情都得有同志去做。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文明的政府。”　　大家以连续不断的掌声表示赞同孙中山的倡议。　　孙中山豪情满怀地提议：“新的革命组织，就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怎样？”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黄兴深思熟虑，慢慢说道：“我们现在侨居他国行动还须隐蔽，‘革命’二字一出，同志活动更是不便，从有利革命出发，建议把‘革命’二字删去。”　　孙中山向黄兴点头微笑，表示欣赏他的观点，接受他的意见。　　有人说道：“既然我们以驱除清廷自任，当与对象立名。　　我看称为‘对满同盟会’才好。”　　有些人赞同这个意见。　　孙中山站起来说：“不，不应该这样立名。满清政府腐败，我们才起来革命。但我们革命的宗旨，不是专在排满，而是废除君主专制，创建共和。”　　经过一番争论，“中国同盟会”的名称确定下来。　　孙中山提出：“中国同盟会应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经过一番争论，孙中山的提议被通过。　　孙中山即席起草了盟书。黄兴提议：“请入会诸君自愿签名。”　　会场变得寂静。　　刚从湖南来的曹亚伯率先站起来，边走边说：“大家主张革命，才来到这里，如果不主张革命，何必来呢！”说罢，写上“曹亚伯”3个大字。　　程家柽跟着前来：“我亦凭我良心签名。”大家拥到桌边按次签名。　　签署了盟书，孙中山领着大家同举右手向天宣誓。　　会员推举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8人起草同盟会章程，准备召开成立大会。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100余人。黄兴首先倡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　　这个倡议，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众人举手赞成。　　孙中山根据章程规定，当场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庶务居协理地位，总理缺席，有全权主持会务。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副领袖地位，也正式确定了下来。从此，人们把孙中山、黄兴两人并称为“孙黄”。　　同盟会章程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本部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分会；国内应设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5个支部，分辖各省及蒙、藏、新疆等区分会；海外应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　　同盟会成立之后，留日学生相继加盟的400多人；至1906年末，仅东京一地加盟的已达800多人。不到一年，海内外会员总数迅速扩展到1万人以上。
第四章　镇南关星火
　　在同盟会本部领导机关中，除黄兴外，同孙中山最接近的干部还有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等人。胡汉民担任评议部议员，后任执行部书记部书记，汪精卫担任评议部议长，朱执信担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廖仲恺担任执行部外务部干事，兼任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　　胡汉民，1879年出生于广东省的一个士大夫家庭，他自幼接受封建教育，12岁时，日能诵数千言，遂尽读十三经者，更及史记古文辞之属，下笔为古文时，文俱斐然可观。乡试获举人。他19岁以后，交游亦渐广，日与社会接触，而受环境之刺激，益思奋起而改革之。好友史坚如被捕牺牲，更是给胡汉民当头一棒，他常独居深念，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犹不足充所怀之志愿。1902年、1904年，他两度以官费生身份游学日本，接受民主共和思想。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原籍广东省归善县人，1877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里。廖仲恺童年从父母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美国排华的惨事，年纪稍大，又亲眼看到外国人嘲弄、欺凌华人的情景，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16岁那年，他的父亲廖竹宾在旧金山留下临终遗嘱：小脚女人在外国被人看不起，按客家人的规矩，儿子必须讨大脚的姑娘作媳妇。廖仲恺陪同患病的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国。过了几个月，母亲也离开了人间。廖仲恺依靠叔父的资助，进入香港皇仁书院读书。廖仲恺20岁那年，宣扬他要一个没有裹足的姑娘作媳妇。　　有一位年龄与廖仲恺相当的姑娘何香凝，从小反对母亲为她缠足，因而长了一双与男人一样的大脚，父母正暗地愁着她嫁不到好人家，正好碰到专挑没有缠足作妻子的廖仲恺。　　何香凝原籍广东省南海县棉村乡，1878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大地产商家庭。　　1897年，廖仲恺同何香凝结婚。他们是志趣相同，情投意合，天造地设的一对好夫妻。　　廖仲恺结束了香港皇仁书院的学习生活，得到妻子何香凝的支持和资助，于1902年秋东渡日本留学。何香凝也随后来到日本。在东京，他们很快结识了有志之士苏曼殊、胡汉民、黎仲实、朱执信。以后又多次去拜访孙中山，他们向孙中山表示：“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孙中山嘱咐他们：“请先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和他们交朋友。”　　1903年9月，孙中山离开日本前交给廖仲恺夫妇一项任务：在留学生中组织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的军事知识，准备将来发动武装斗争。　　这对夫妻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革命。他们在东京牛込区组织了义勇队。为避人耳目，每天凌晨，义勇队员秘密聚集到大森操场，由黄兴教授枪法，练习射击。不久，义勇队的活动被日本警察侦破，义勇队练习射击的活动，不得不中断。　　1905年9月初，正在广州渡假的胡汉民和廖仲恺，听到中国同盟会成立的消息，马上返回日本。　　刚刚到了东京住处，当天晚上，孙中山就到了他们那里。　　胡汉民初次见到孙中山，自然十分高兴。　　他们经过一番交谈，廖仲恺首先表示参加同盟会，胡汉民也跟着同意。由孙中山主盟，他们加入了同盟会。　　朱执信，原名大符，1885年生于广州，父亲是位知名度颇高的知识分子。朱执信从5岁起便勤奋读书。在12岁时，他的刚刚请来的塾师章奏对他的评价是：“朱大符嵚寄磊落，昂昂若千里驹，闻一知一，无所留滞，而文思潮涌，下笔千言，议论雄放处，虽老师宿儒，亦所不逮，其才非吾力能胜任，何敢素餐以误人子弟哉！”章奏箎便提出辞职。　　朱执信到了16岁随母舅学习数学，自弧三角以上至微分、积分及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等，则自读书籍而习之，每夜钻研，非至四更不就寝。不独能忆各公式，且深明各公式由来之原理与其应用之范围；不独谙新式之算法，各正史之天文志、律历志、周髀、算经、勾股、开方、捷数、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中西算学大成，华蘅芳、梅定九算书，则古昔斋算术等，自古代以至前清时代诸算书，无不探其蕴奥。　　父亲见他聪明好学，很是欢喜，但又谆谆告诫他：“你不患不成名，但应当考虑到名应与实相称，不要像世俗那样沽名钓誉而沾沾自喜！”　　朱执信铭记父母教诲，他写信告诉弟弟朱秩如：“先人初无他贻，惟此耿介之性，实赋诸我。倘腼颜苟活，岂不有忝于祖。”　　朱执信的父母不幸早逝，他们一家只得依赖舅父生活。　　朱执信对清朝政府向帝国主义投降卖国不满，他便开始纵谈国事，发表自己的政见，和古应芳、汪精卫等人组织“群智社”，购买新书杂志，互相切磋，受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教育。　　1904年，朱执信公费留学，他是留日学生中年纪最轻者，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他在东京结识了一些资产阶级革命者，同廖仲恺交往尤其密切。同盟会成立时，他毅然宣誓加盟，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兼书记。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1883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他长得眉清目秀，且聪明好学，善承人意。父亲望子成龙心切，5岁时入家塾读书识字，9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内有庭院，每天晨曦初露，他就“习字中庭”。下午放学回家，父亲还亲自“课督”，要他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或习吟陶渊明、陆放翁的诗。　　汪精卫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但好景不长，他13岁时母亲去世，第二年父亲病故。汪精卫随比他大20多岁的嫡长兄客居粤北乐昌，衣食之费，都仰仗于长兄。　　长兄汪兆镛是个举人，几次赴京会试，名落孙山，即以游幕为生。他对汪精卫管教极严，不稍假辞色，使得汪大有动辄得咎之感。尽管汪精卫对长兄貌极恭顺，如对严父，实际上内心却不免忌恨，但又无可奈何。幼年时期的生活处境，对于后来汪精卫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之形成，不无关系。　　青年时代的汪精卫，痛感于“国势日危”的现实，在社会改革浪潮的冲击下，走上了反清斗争的革命道路。　　1904年，汪精卫同朱执信一起东渡日本，官费留学。他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把从前束缚自己的“君臣之义”抛到九霄云外。1905年，他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被推选为评议部评议长。　　汪精卫发表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的政论文章，笔锋犀利，宗旨严正，文从字顺，师出以律，博得读者称赞，也获得孙中山的信任。汪精卫声誉大增，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留学生，变成了名噪一时的年轻革命党人。　　孙中山、黄兴和战友们制定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加强宣传工作，发展各地同盟会组织，扩大革命力量，募捐革命经费，准备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　　1906年春，同盟会会员蔡绍南回湖南活动，他得到同盟会员、明德学堂学生魏宗铨的帮助，很快和萍乡、浏阳、醴陵一带洪江会首领龚春台等取得联系。在湘赣哥老会和他们的共同策动下，于12月4日发动萍、浏、醴起义。贫苦农民、会党群众、萍乡安源矿工和部分防营兵勇参加了起义。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为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都粮司。　　革命军在10日内迅速发展到3万人左右，一度控制四五个县，震动了长江流域中下游各省。　　当起义消息传到东京时，同盟会会员纷纷要求回国参加战斗。孙中山和黄兴立即派宁调元、杨卓霖、胡瑛、孙旈筠等会员，赶回国内，到苏、皖、湘、鄂、赣、粤等各省发动起义，以图响应。　　但萍、浏、醴革命军由于仓促起事，准备不足，起义后又缺乏统一领导，各自为战，在数万清兵围攻下，英勇奋战20多天，终以孤立无援而失败。同盟会员刘道一（刘揆一的弟弟）和会党领袖冯乃古等人被捕就义。　　1907年春，孙中山决定再次策划两广起义。他带胡汉民、汪精卫前往安南（越南）；命朱执信回广州领导南部起义；命黄兴到香港等地开展活动，廖仲恺潜回天津及吉林等地。他计划先夺广东，次取广西、云南，占领南部7省，然后北出长江，直捣清廷。　　孙中山等人离开东京赴安南河内，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武装起义总机关，决定因势利导，在钦州、廉州、潮州、惠州四府同时举义。　　孙中山派出胡汉民往香港做策应工作，函召黄兴南来协助。他自己在旅越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　　5月，孙中山派黄兴、胡毅生（胡汉民堂弟）分赴郭人漳、赵声营中鼓吹革命，运动清朝新军反正，并委任广西三合会首领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负责联络会党及领导钦、廉地区起义的军事行动。　　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的许雪秋，也在岭东一带的潮州、汕头等地积极联络会党，准备起义。　　许雪秋是广东潮安人，其父因商致富，留下遗产很多。许雪秋在新加坡从商，富有革命思想，早就在潮汕一带，联络会党，图谋起义，却未成事。后来远到南洋，见到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孙看他能够发动会党力量，就授他都督头衔。　　但因潮州方面机谋泄露，清军到饶平县黄冈镇进行搜查镇压，革命党人陈涌波、余既成等急于应付清军，被迫违背孙中山的指示，在许雪秋尚在香港时，于5月22日聚众700余人仓促起事。起义军于次日占领黄冈，成立军政府，推举陈、余为正副司令，同时，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等名义发布檄文。　　25日，起义军准备进取潮州，与清军激战于汫港。清军大举进攻，起义军坚持战斗了5天，因粮械短缺而失败。陈涌波、余既成等为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解散起义军，余等由海道潜赴香港。　　被孙中山派往惠州筹划起义的同盟会员邓子瑜等，听说潮州起义已发动，并不知起义失败，却领导一部分会党武装于6月2日在归善县七女湖响应。　　他们先劫夺了清军防营的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军巡船哨弁多人；接着攻克泰尾、杨村、三达、柏塘等墟、村。　　起义军和清军战斗了10多天，多次击败清军，敌人死伤甚多。但终因寡不敌众，加以缺乏弹药，起义队伍迫不得已于6月中旬将武器埋在地下，自行解散。　　9月初，孙中山命王和顺率领200余人在钦州王光山起义。这王和顺是几年前广西会党起义的领袖，失败后流亡到香港和越南西贡，后遇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孙委任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回去起事。起义军于5日内便攻占了防城，擒杀县令宋鼎元等。随后移师攻袭钦州府城及灵山等地，在云秀桥、狮子口等处与清军激战，均未得手。　　孙中山立即从河内派人四出募款购械，准备接济。　　清朝新军统领郭人漳一面诈称“赞成革命”，一面派兵袭陷防城。起义军腹背受敌，坚持到9月中旬，因枪械弹药和军需给养均发生困难，退入粤、桂两省交界的十万大山中。　　孙中山、黄兴计划从南袭取要塞镇南关，进攻广西。　　孙中山委派王和顺为镇南关都督，前往桂边那模村，同早与革命党有联系的广西游勇凭祥土司李祐卿联系，议定了攻取镇南关的计划。但李嵚卿所部游勇不服从绿林出身的王和顺调动。王和顺无奈，折返河内。　　孙中山改命游勇首领黄明堂为都督，以李祐卿为副都督。　　黄明堂与镇南关炮台清军守兵迅速联系成功。　　12月2日，黄明堂迎着刺骨的山风，率领游勇80人，携带快枪42枝，由镇南关背面小路摸索前进，向镇南关炮台迂回偷袭。他们攀登断涧危崖，直趋第三炮台，正在睡梦中的100多名清兵，还未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就做了俘虏。　　游勇一鼓作气，相继夺取了第二炮台、第一炮台。　　第二天上午，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胡毅生和日本友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狄氏一行10人，从河内搭火车北上。他们包了一个车厢，纵谈横语，好不兴奋。孙中山更是一反常态，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孙中山自从离开日本到了河内，清朝政府悬赏白银20万两索取他的脑袋，或以云南一省作为报酬，要求法国政府逮捕、引渡孙中山。孙中山一直幽居隐所，足不出户。而今，他在荒漠的大原野上，呼吸新鲜空气。　　“我只有一个宿愿，就是进入中国最南角的镇南关，然后悬军万里，旌旗堂堂，贯通中国的中腹，而出中国最北角的山海关。一出山海关，爱新觉罗王朝就彻底完蛋了。”孙中山说罢，纵情大笑。　　列车经过谅山，到了安南铁路的终点同登。他们下车步行10分钟，便到了文渊。　　前来迎接孙中山等人的几名起义军代表，早已在那里等待。他们牵来了5匹马，准备了几辆马车。大家稍事休息，就要向那模村进发。　　孙中山跃身上马，马鞭一扬，骏马四蹄翻腾，身后尘土飞扬。　　黄兴、胡汉民也都跃身上马，扬鞭跟上前去。　　来到那模村，用过晚饭。当地头目何伍集合了增援部队，连同孙中山一行，共60人。他们点燃几十个火把，向镇南关攀登。　　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座落在右辅山上，山高林密，荆棘丛生，攀登相当吃力。　　目的地到了，黄明堂率领北炮台战士，奏着军乐，列队欢迎。　　孙中山当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翌日上午，清军援兵赶来反扑。孙中山用望远镜观察敌军阵地，命令狄氏发炮轰击，一炮击中敌人阵地，清营着火，清兵死伤60多人。　　清兵恃险向起义军开枪放炮，枪弹呼啸，硝烟弥漫，震天动地。孙中山动手开炮，他感慨地说道：“反对清政府20余年，此日始得亲手炮轰击清军耳！”　　鏖战终日，清军参将陆荣廷损兵折将，未能前进一步。他见硬打不行，便取缓兵之计，派一樵妇持函登台约降。　　孙中山立刻召开战地会议，商议对策。有人说：“陆荣廷在东京加入过同盟会，此信真情可信。”另一人反驳说：“陆荣廷这契弟是个反骨仔，醉心名利，丧尽良心，不知杀害了多少同盟会兄弟，哪能和我们一起革命？不要上他的当！”　　黄明堂熟悉炮台情况，沉思良久，瓮声瓮气地说：“我们山上大炮虽多，但只有1门可用，枪只有70多枝，子弹缺乏。我们实难久持，可以暗与陆荣廷联络，命他率部反正。请孙先生等火速回河内筹款购械，以便大举进攻。”　　胡汉民赞同黄明堂的意见。但孙中山表示：“我们走了，这个炮台可能会马上失守。”　　胡汉民辩解道：“我认为坐守在这里是不必的。我们守这台饱和数十枝枪，不是最终目的。这里的将领明白，我们在这里是无法帮助他们的。我们回河内，能想办法策应帮助，他们决不会因此而失望的。”　　会上正在争论，突然接到一封急信。孙中山拆开看去：“大宗粮食、枪枝、子弹，在文登被法军扣留，交涉无效。”　　起义军如果缺乏粮械补充，必然遭受挫折。孙中山改变了主意：下山筹款购械。他要求黄明堂率领起义军坚守阵地5天，一俟饷械运到，立即进取龙州；同时，复函陆荣廷，要他准备内应。　　孙中山一行10人不顾战斗的疲劳，当晚从山后小道迂回下山。　　孙中山回到河内，立即筹款。　　9日晚，孙中山接到电报：“炮台失守。”　　起义军将领到了河内，向孙中山报告了这次战役概况：起义军共获大小炮14门，步枪400多枝，和几千敌兵昼夜血战，打死清兵数百人。大批增援的清军部队即刻开到，起义军寡不敌众，弹绝粮尽，被迫撤离镇南关，退往越南境内燕子大山里。　　孙中山听罢，慰勉道：“这次起义，已显示出我们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震撼了清廷，中国专制政体不久一定会被我们革命党推翻。继续不断地革命，是我们今后的责任。”　　孙中山在返回河内途经一个火车站时，被一名法国警察辨认出来，法国殖民当局便驱逐孙中山出安南。孙中山临行前，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兴、胡汉民二人，要胡汉民负责南洋党务工作，黄兴负责军事策划工作，自己则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　　孙中山先后任命胡汉民为南洋支部支部长和南方支部支部长，策应河口起义，与黄兴共同策划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若广东光复，胡汉民出任都督。　　黄兴根据孙中山的命令，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第五章　屡败屡战
　　1908年1月底，黄兴和谭人凤再赴钦州郭人漳指挥部，运动郭人漳配合起义。谭人凤是湖南人、同盟会会员，也认识郭人漳。　　黄兴是1904年秋在上海认识郭人漳的。郭是一个军官，当时他们两人由于在一次暗杀事件中涉嫌而误遭逮捕，从此两人保持联系。黄兴曾在1905年秋赴桂林找当时任桂林巡防营统领的郭人漳，劝说他参加起义。郭对黄表示友好，但拒绝采取任何公开行动。他托词与同僚随营学堂监督蔡锷相处不睦，行动不能自主。蔡锷是在日本受过军事教育的湖南人，又是黄兴的老朋友。黄兴想居间调解，终不见效。　　这次，黄兴、谭人凤和郭人漳见面，郭的态度友好，要接济黄兴弹药并相机反正。但第2天郭接到广州来信，说他已复原职，就改变了态度。　　黄兴立即返回河内，以免遭不测。　　黄兴在河内组织了一支200人的队伍，半挂长枪，半挂短枪。3月27日，黄兴率领队伍由越南向钦州进发。29日抵小峰，战败郭人漳部管带杨某所部600余人。30日、31日，于途中连续击败清军3营。4月2日，在马笃山再败来犯清军3营。起义军经过数次激烈战斗，队伍扩大到600多人，缴获敌人快枪400余枝和大量子弹，军力有所充实。正准备向广西边境移动时，郭人漳以数千人尾追，企图围歼起义军。黄兴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以夜袭战术粉碎了清军的阴谋。此后，起义军在钦州、廉州和广西上思一带，转战40多天，历经数战，屡败清军，但队伍始终未能再扩大。最后，因弹尽援绝，不得不率队伍退回越南。这已是孙中山所领导的第七次武装起义了。　　在河内负责后勤供应的胡汉民，一度以为黄兴已经遭难。　　当黄兴于5月5日身强力壮、精神焕发地回到河内，胡汉民喜出望外，一则是黄兴平安无事，二则是云南河口起义已经爆发，前线迫切需要富有经验的革命领袖亲临指导。　　4月30日，黄明堂、王和顺等人按照孙中山的部署，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200多名革命军人，在越南边界渡河，得到清军防营一部响应，共约500人，向河口进攻，发动了河口起义。在当天凌晨攻占河口，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等地，直逼蛮耗、蒙自。他们在战斗中收编清军降卒，使起义军从几百人扩展到3000多人，声威大振。　　但是，部队必须有给养和薪饷。在河内，胡汉民困窘万状。他心绪烦乱，不断电告新加坡，催促孙中山火速设法。孙又急电催其他同志，并派汪精卫去荷属东印度筹款。孙中山得知黄兴已返回河内，立即发电给黄兴，委任他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去前线督师。黄兴便立即奔赴云南。　　从河内到河口，火车约需行驶12小时。黄兴到河口后，发现投诚清军不听他的调度，对黄明堂、王和顺等指挥不灵。黄兴意识到：必须有一支他自己直接指挥的、武器装备比较精良的军队，才能顺利地指挥其他各军。他打算把他从钦廉战役带到越南去的战士召集起来。因此，他回河内同胡汉民商量。　　5月11日，黄兴在河内同胡汉民会面后，折返回前线，途经安南境内的老街时，被一个法国警察盘问。黄兴佯装为广东人，但说话方音太重而暴露了身份，法国殖民当局令他离境，他只好离开安南赴新加坡。　　清朝云贵总督锡良派出大军，广西方面亦调兵围攻起义军。起义军里的一些降兵又反正过去，法国殖民当局在河内至老街铁路沿线加强警戒，阻止起义人员和武器、粮食从越南增援云南，起义军陷入困境。他们坚持战斗了近1个月，终于无法坚持。　　黄明堂率领600多名起义战士突围撤入越南境内，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孙中山领导的第八次起义失败后，花费了1年零7个月，积极准备发动第九次起义。　　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募款集资，派汪精卫在安南、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新加坡等地筹款。那些地方的倾向革命的侨商，如张静江等捐资几尽家产。孙中山只好前往欧美筹款。　　黄兴在新加坡逗留时间不长，便去日本。　　河口起义失败后，汪精卫变得更加悲观颓丧了。这时，在海外的保皇党人，对孙中山和他的广东籍同志大加讥嘲，信口雌黄地说，他们让别人在前线作战，而自己则在海外逍遥。汪精卫被这种妄加于孙中山的诽谤所激怒。他想借助某种英雄行动来反击恶意攻击。同盟会内的磨擦，特别是章炳麟等人对孙中山的诬蔑谩骂，使他深感痛心。他认为，只有依靠某种振奋人心的行动，才能恢复党的斗志和团结，于是他便倾向于暗杀和恐怖活动。　　当时中国的暗杀活动已是司空见惯。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史坚如就曾谋杀清广东巡抚德寿于广州；1904年11月，万福华曾在上海谋杀广西巡抚王之春；1905年9月，吴樾曾在北京车站掷弹狙击被派往西洋各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这些暗杀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汪精卫与黄兴商量，想去北京暗杀摄政王，一令敌人胆丧，二鼓同志意气。“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震奋天下人心之举。”黄兴认为汪精卫是同盟会重要干部，如此孤注一掷，殊不值得，便竭力劝阻。　　汪精卫去志已决，对大家痛哭道：“我要为已死的同志报仇，如果大家不放我去，我就投水自尽。”　　黄兴自觉阻拦不住，就让他带上一笔钱，派两个同志同去北京，一人是四川的黄复生，也是热心暗杀的，另一人是一位姑娘，名叫陈璧君，是南洋富商的女儿，因为爱读汪精卫的革命文章，所以加入同盟会，已与汪相爱很久，此次入京，陈璧君自告奋勇扮作汪精卫之妻，以遮人耳目。　　他们3人到北京便开设了一个照相馆作幌子。　　汪精卫秘密侦查摄政王载沣的行踪。他花了许多钱，买通了宫中的一个太监，在摄政王载沛每天上朝进宫的必经之路上，埋下了地雷，将药线与电线相结，只要按动电门，就会爆炸。　　正当汪精卫以为大功快要告成，很是兴奋之时，不料隔墙有耳，事机不密，他与那太监密商时，却被另一太监听到，深夜到摄政王府告发。　　载沣立刻通知步军统领衙门，一帮辫子兵直扑汪精卫的照相馆，把汪精卫、黄复生一一捉住。陈璧君因是个姑娘，兵弁没有逮捕她。　　汪精卫快被押走时，陈璧君握住他的手，泪眼相看：“汪君，你怎么处置我？”　　江精卫慨而以慷：“我与你相交日久，相爱甚深，原以为来日方长，没有考虑婚姻大事，今天我这一去，必死无疑，咱俩身份未明，今天就得一言而定，你肯为我精神上的妻子吗？”　　陈璧君于愿已足，破涕为笑：“汪君放心地去，我一辈子为你守着！”　　汪、黄被关押在内城巡警总厅。法部审讯此案，那黄复生便一口咬定是自己主谋，与汪精卫无关；汪精卫也咬定是自己主谋，与他人无关。法部堂官只得把他们打入牢房。　　汪精卫、黄复生分别押在死牢，肩扛40斤的铁枷，每人每天只给稀饭一盆，粗面饼一块，脖子已被铁枷磨烂了。　　有一位青年人前来探视汪精卫，被狱卒拦住不放进来，就写了一首词送给汪精卫，汪即和一首，词曰：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旧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限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数襟期，梦里重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莫滴新词，透倚寒窗。巡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多情孱僽愧。戴却头颅，仍旧跋涉山河。知不易，愿孤魂绕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　　汪精卫和了这首词，似觉得话犹未尽，便又写了一首题为《被逮口占》的五言诗，其中八句是：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悲壮动人的诗句，读来铿然有声，脍炙人口，曾经被传诵一时。　　陈璧君既然把心身许给汪精卫，便在外面奔走营救，一刻不停。她结识了肃亲王善耆。胡汉民听到汪精卫刺杀载沣未遂被捕入狱，震惊焦灼，即与同志商讨营救办法。　　这善耆却是个清宫中的新派人物，同立宪派同革命党人都有联系，他想借着这两股势力，登上内阁总理的宝座。那各省谘议局代表孙洪伊等请愿提前立宪时，摄政王载沣很是震怒，各衙门各大员对代表们避之惟恐不及，而这位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耆却独树一帜，在民政部大堂迎见各代表，谈话至紧要处，忽然掷冠于地，唱了一声“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的戏词，意思是说：光绪帝若在，立宪早已实行，现在载沣不愿，我却是同情立宪的。　　陈璧君找到肃亲王这里，肃亲王认为这是同革命党联络的好机会，遂为汪精卫等说项。那摄政王载沣对汪精卫等原本是杀无赦的，肃亲王说了话，不得不从轻发落，定为永远监禁。善耆便将汪、黄转移到他那民政部监狱，住在裱糊一新的房间里。汪精卫终日披卷吟咏，颇觉安逸。　　孙中山在南部发动8次起义都失败了，他认为依靠会党作为主力，战斗力不强，便转而侧重于新军的策反工作。　　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潜入广州新军串联，宣传革命主张。　　广州有三个标的新军，都是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那赵声就是一个标的标统。他曾是个秀才，先后在江苏新军和广东新军中当过标统，与朱执信等人素有联系。在1907年的钦州暴动中，黄兴曾争取过他的支援，尔后他奉命调来广州，不久因被怀疑同情革命，受到郭人漳的排斥，遭黜职。降级后的赵声跑到香港，由于他懂军事，并且有些老部下愿继续听他指挥，他便成为同盟会起义的军事组织者之一。　　另有一位广州新军炮队排长、安徽人倪映典加入了同盟会，对部属进行了细致的说服工作。他利用学科讲授机会，演讲历史故事，宣传革命思想，启及反清觉悟。他的工作很出色，很多新军加入了同盟会。　　胡汉民又派邹鲁等在广州军队中积极策划起义。　　朱执信、赵声、倪映典等决计以运动新军为第一步，在广州发动起义。　　1908夏，朱执信、倪映典等召集军中革命党骨干数十人在白云山能仁寺集会，举定干事员，决定分头运动，并在天官里寄园巷五号设立机关，专门联络新军弁目。由于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广州新军加入同盟会者已达3000多人。　　1910年1月，倪映典向同盟会南方支部报告新军起义条件成熟，要求订于夏历元宵节前后起义。　　南方支部又报告给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并要求筹措汇款2万元应急。　　孙中山此时在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建立了同盟分会。他答应准如所请，两月内汇奇港币2万元，并嘱进行勿馁。此前他已先后汇回了在美国华侨中募捐到的港币8000元，允作起义经费。　　广州的武装起义原计划在1910年2月末动作。旧历年节日气氛笼罩着武装暴动的策划与发动。　　不料，在2月9日下午，少数新军士兵在市内为一些琐事与警察发生了磨擦。双方争斗起来，一刻间，军队与警察之间似将发生武装冲突。革命党人在起义前不愿发生这样的事件，而且避之惟恐不及。在紧急时刻，倪映典急驰香港，同胡汉民、黄兴、赵声等人磋商。黄兴是在1月底由日本来到香港的。　　经过彻夜会议，决定在当月15日发动，届时赵声、黄兴将到广州指挥战斗。　　会议刚刚结束，2月12日清晨，倪映典回到广州。情势又发生了变化。在他离开广州时，一标士兵发生骚动，清吏严加戒备。　　倪映典当机立断，即于当天下午回到一标，率领1000余士兵起义，倪映典被推选为总司令。他身穿蓝袍，手持红旗，来往驰驱，指挥起义军经沙河进攻东门。　　起义军进入阵地，同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部2000余人展开猛烈激战。　　这次起义，因准备不足，计划不周，三标新军，除一标起义外，其他两标因清朝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封存了全部枪械弹药，未能行动。一标战士孤立无援，倪映典在作战时中弹牺牲，起义军奋勇战斗1个多小时后，不得已而退却。延至次日晚，起义军退守白云山一带，被清军所镇压，起义失败。死难和被捕者300多人，其余溃散，有些逃到香港。　　第九次起义失败时，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华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满清政府已成破屋漏舟，不可救药，侨胞们应速立志以实行革命。”　　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在洛杉矶同美人咸马里、布恩等多次会谈，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委任布恩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全权财务代办，要求布恩向纽约财团洽商贷款。　　孙中山连续发电报和长信给在香港的黄兴、胡汉民等人，提出再次发动起义的计划：建立革命基地，组织军队，训练军官，贮藏从海外输入的武器等等。在香港的革命党人读过电报和长信，靡不欢跃之至。　　黄兴是位热血之人，当即回信表示：尽管有2月的挫折，但是，图广东之事，不必于边远，而可于省会。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黄兴向孙中山报告，在广西军队的军官中，有数十位同志。在江苏、浙江和江西等省军队的军官中，也有许多人是革命者。在湖北军队中，有孙武竭力运动，成绩亦好。在湖南军队中的革命力量，也不弱于任何其他一省。在云南，同盟会成员深深渗入军队，以致有不俟他处彼亦为之之势。长江流域之秘密会党，一有号召至，可助其威焰，尤以浙江一部为可用。黄兴预言：革命一经在一省爆发，各省将闻风而动，必有谷中一鸣，众山皆应之象。　　黄兴向孙中山建议：必多求之各省同志中，以为将来调和省界之计。他从各省推荐的人材有：刘揆一、宋教仁、杨守仁、蔡元培、吴稚晖等。说杨守仁思想缜密，文采人品亦如汪精卫，美材也。说蔡元培虽开阔达之度，而办事精细有余。说吴稚晖甚属人望，惟偏于理想，若办事稍低减其手腕，自亦当行出色。黄兴深有感触地说：“必须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以感之，彼方见信。若我辈能虚怀咨商，不存意见，人未有不乐与共事者也。”　　孙中山看到祖国革命形势日渐高涨，深感再次举事不宜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避免再蹈羊城失败的覆辙，他在日，乘“蒙古”号轮船赴日本，同黄兴等人筹划广州起义。　　3年前，孙中山被日本政府下令驱逐出境。因此，这次赴日，他事先写信给东京的同志，请他们向日本政府交涉，取消驱逐令。结果，日本政府表示：“改名亦可通融。”　　轮船到达横滨的前一天，孙中山在船上用化名给日本友人池亨吉拍发电报：“明日请偕宫崎同来横滨‘蒙古’号船上一晤。”　　6月10日，孙中山乘坐的轮船刚刚靠岸，正被日本警方搜捕的黄兴就跳上船去，两人久别重逢，兴奋异常。不及寒暄，便讨论起革命形势。　　4天后，孙中山同黄兴、赵声等人在日本横滨孙中山的旅馆里会面。讨论设立秘密机关，统一各省革命团体，策划武装起义问题，对未来的若干大计取得了一致看法。　　正被日本警方搜捕的黄兴，要立即离开日本去缅甸。他快要离开时对孙中山说：“哦！对了，钱！您有钱吗？”　　“是的，我有。”孙中山把满满一皮箱的钱指给黄兴看，这是他在美国向华侨募集的全部资金。　　黄兴没有过数，提起皮箱，准备告辞。忽然，他想起孙中山常常把钱用于革命，生活陷于贫困境地的情况，便说：　　“哦！对了！我还是给您留些，您身上大概没有钱吧！”　　孙中山微微笑着点了点头。黄兴打开皮箱，拿起几迭，也不点数，交给孙中山，关上皮箱，提着走了。在场的人对于他们之间的友谊惊叹不已。　　日本政府不准孙中山在日停留，他便经香港去马来亚。他在槟榔屿致函南洋各地革命党人：“机局大有可为，不可不乘时图大举。”他努力募集10万元作为经费，约黄兴、胡汉民等来槟榔屿，以商卷土重来之计划。　　日，在槟榔屿，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赵声、邓泽如等人秘密聚会。　　孙中山豪壮地表示：“一败何足馁。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乘此良机，重谋大举。财用一层，吾当力任设法。”　　会议决定从同盟会会员中召集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