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五七干校&敬仰文坛先贤
日,“中央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停办整整30年。虽然我在向阳湖工作生活时间不长，但“文革”10年也曾到工厂和农场劳动1年多，并且到过毛主席女儿李讷、毛泽民烈士的女婿曹全夫所在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和朱镕基总理曾在的国家计委襄阳干校，以及总后勤部、装甲兵、军区政治部、中央民族学院（现今的中央民族大学）、华中工学院（现今的华中科技大学）、湖北省直机关、武汉市直机关干校及10多所地、市、县干校，同襄阳地区干校老领导王英校长及其它干校校长有过交往。加之我从1970年春开始从事军代表（1968年至1974年全省所有地、市、县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均为军队干部）选派、考核、挂职、调整、提升、移交、复员、转业、收回等干部人事工作，直到1980年为湖北最后两名军代表王群、李俊老首长办妥转业手续为止，全程参加了驻鄂陆、海、空三军两万名军代表（其中襄阳地区军代表1523名）的收缩收回和复转移交工作，因此感慨颇多。
正是这种与干校难舍难忘的情绪，常让我既激动兴奋又心绪沉重，深感向阳湖干校除改造和锻炼干部这两种功能即学习场所和劳动场所外，似乎多了批判场所和审干场所，使五七干校成了“无期”干校。劳动之繁重，生活之艰苦，批判之激烈，下放之长久，的确伤害了不少人的感情。但干校也像双刃剑有利有弊，当然是弊大于利，干多于学，苦多于乐。特别是与数千名文化人中的泰斗级大师们零距离接触，学到了他们屈而不曲、忍辱负重、宠辱不惊、本分做人、踏实干事、蓄势待发、奋斗不止、为而不有等高风亮节，从而更增强了对文化人才的爱护与敬重。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们一下子集中于一校，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为当代文化史上留下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一页。由于当年军区受中央委托代管了包括省电信局、省体委、省气象局、湖北生产建设兵团（即二师十八团）、省国防工办和兵工厂、省人民防空办、武汉长途电话局、武钢、二汽、江汉油田、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即330工程）、文化部干校以及海军两师级单位等不少大单位，因此工作上联系多，知道一些情况。
“热烈欢送参加五七干校锻炼的同志们”：文化部五七战士离京场景
现遵照全国政协和省政协要求，将我所知道的文化部干校有关情况，追忆些细微点滴，嵌最为题纪之（《湖北文史》、《济南文史》、《襄樊文史资料》均以《文化部五七干校散记》为题刊发其中的《谢冰心年龄最大》、《刘炳森最早回京》、《周汝昌最怕犯事》、《冯雪峰晚年最惨》、《最佳导演是吴雪》、《郭小川最为不幸》；国家最权威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已结集出版《我与五七干校》新书，将这6篇全文收录在38-48页，特此说明）。
“五七”干校产生背景
50岁上下的人对“五七”干校都不陌生，但其缘何而生，又为何消失并非人人皆知，故需简要叙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鉴于苏联共产党变质的历史教训，毛主席逐渐形成了通过干部参加劳动密切干群关系的思路，并于日和日两次写批语及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中共中央为此专发文件。但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这一良好愿望并未得到认真贯彻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了过场（经过长沙、滴水洞、武汉、杭州、上海等地半年多的南巡，1966年6月毛主席手书七律诗“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直到7月18日，毛主席在离开首都半年多后才回到北京。此前，5月6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林彪寄给毛主席一份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向中央军委的报告。毛主席5月7日给林彪写了千字长信即“五七指示”，在肯定总后报告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想法的前提下，商讨“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同时反复强调“在有条件的地方”、“在有条件的时候”，工人要“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中共中央5月15日在批转这个著名的“五七”指示时高度评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第一所“五七”干校
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毛主席“五七”指示两周年时首批安排504名省直机关干部到安庆县柳河最早开办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由于干部下放时间有长有短，最长一年，且根据各人体力干活可重可轻，同时还保留原工资待遇，因而大家很容易接受这种轮换安排超编干部的形式。
日中央内参《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刊发黑龙江这一经验。毛主席9月30日即批示：“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人民日报》10月5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全文转载，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9月30日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加之，1968年7月毛主席再次提出各级党政机关要精兵简政、1969年1月再次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
因此妥善安置大批精简及受审干部被提到中央和省部级党政领导的重要议事日程。于是，从中央国家机关（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将各部委由90个精简为19个，干部编制总数减掉82%的请示报告，即将编制53748人减为9710人）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从全国各地、市、县到各大专院校和大型企事业单位，普遍办起五七干校，使当时的绝大部分在职干部都曾分期分批到干校学习劳动。其中较早在宁夏贺兰县一个劳改农场办的中央宣传部五七干校离京最远、条件最差。
襄阳、沙洋是中央机关的干校基地
当时湖北（加上汉南的向阳湖干校共38所，10万余人）有两个“干校基地”或“干校群”：襄阳、沙洋的中央机关和首都院校的干校37所，近10万干部。包括在沙洋的国家八个民主党派、高检、高院、公安部、外交部（中国常驻联合国全权代表、中央政府常驻香港全权代表、享受正部级待遇的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在江西上高县外交部另一所干校2年）、统战部、财政部、农林部、中国地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语大学、总参（024部队）干校、总后（257部队）干校（后迁襄阳，现为军事经济学院分院。1985年6月我应邀随原军区干部部老部长、陆军第43军政委、拟任军事经济学院政委的张相阁老首长及张怀念书记、章治文市长和军分区等驻军领导第五次到总后勤部干校旧址，观看分院首批上千名毕业学员阅兵）以及襄阳的10多所首都大单位（铁道兵、装甲兵等）干校。
国务院办公厅五七学校于1969年1月在石家庄创办（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在此下放），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干校在湖北沙洋农场开办。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第一期五七学校在江西省抚州地区进贤县青岚湖畔正式开学。毛主席对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讲过五句话，其一：“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要熟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其二：“办五七学校是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好形式。”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校部以下按大队、连、排、班建制；学校常年人数在900人左右，每年有300左右的人分别从10多个连队轮换进出；1969年当年实现粮、棉、油、肉、菜“五自给”；1970年又实现“干校开支和学员工资全部自给”；到1979年2月停办时轮训4000多名干部，包括中央暨总参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师干部大都下放过1年，也包括唯一在毛主席身边长大的小女儿、31岁的团职干部李讷同样冒着染上血吸虫病的危险在疫区青岚湖畔白手起家、围湖造田1年，并在干校结婚；1969年疏散到江西南昌步兵学校居住的邓小平，1972年春曾专程到干校看望跟他10多年的老秘书王瑞林（1983年后任军委主席“邓办”主任、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4年晋升上将军衔）。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整整开办11年，可谓办得最久（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
向阳湖畔最几多
1968年8月底中央文化部根据中直机关的统一部署，抽调10多名干部组成先遣队到湖北选择校址。1969年初春首都钢铁公司（石景山钢铁厂）工宣队和北京军区军宣队奉命进驻文化部机关后，最后敲定在鄂南离京广铁路约5公里的关阳湖办校较为理想：既有水陆交通，又可围湖造田。
“四五二高地”：文化部五七干校校部（张士安提供）
1969年5月，包括赵辛初副部长在内的文化部机关半数的干部及所属新华书店总店（仅留3人看门，其他全部下放）等组成五个先遣连队，在军宣队带领下到达关阳湖（在今湖北咸宁，后改名为向阳湖）“四五二高地”安营扎寨。由于尚无校舍便由附近各村庄负责安排到各农户暂住。第一批下放的这五、六百人的主要任务是筹建校舍和筹备各种物资并尽快达到电、路两通，为后续“大部队”进驻作准备。
日至月底，第二批下放干部包括徐光霄、李琦（周总理的老秘书、回京后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杨岩3位文化部副部长，以及著名歌唱家王昆的丈夫周巍峙（《志愿军战歌》的作曲者、1964年组织万余人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任文化部艺术局长，1989年任文化部代部长）、陈原（回京后任国家语委主任）等10多位机关司局长及所属各出版社、各电影制片厂、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联的4000多人在陆军第65军军宣队的带领下陆续到达关阳湖。
与此同时，文化部还在天津静海县团泊洼建立干校，将中国文联下属单位随时有在京演出任务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3个机关及几个剧团（包括中国中央芭蕾舞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即中央乐团、中国国家京剧院等几个革命样板戏剧团人员）的上千名艺人就近下放。至此，万余人的文化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已有近三分之二的干部下放。
日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中苏军事冲突日趋紧张。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公开叫嚣要对中国军事政治的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在3月5日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珍宝岛战况汇报时，毛主席号召“要准备打仗”，同时奠定“联美抗苏”策略基础。“九大”被正式确立为“副统帅”才半年的林彪为显示权威（副统帅不经过统帅而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先斩后奏”，背着一直在武汉的毛主席（1968年6月毛主席在武汉对曾思玉司令员和张体学政委等领导人说“二汽厂址要尽快定下来”、“由襄阳进四川的铁路修通了，二汽也就方便了”。日在武汉讲“同时修从襄阳到四川的铁路”，10月在武汉讲“现在修三峡工程不现实”而“赞成修建葛洲坝”。日焦枝铁路800公里全线破土动工，8个月后的日全线建成通车，主席大喜，赞“修铁路也打人民战争”。日毛主席在签发中央军委给4个军区的电报中讲：“在湖北襄阳建设航空弹射救生研究所，所需施工力量，请有关军区进行安排”），通过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兼军政大学（现国防大学）校长黄永胜和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部长闫仲川及值班参谋3人于10月18日21时30分向全国全军发出“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紧急疏散北京的政要、名人和机关人员，包括突然通知朱德、陈毅、刘伯承、叶剑英（72岁疏散到长沙、湘潭300余天，只有两名工作人员随行，没有一个亲人同往）几位老帅和几十位开国元勋三两天内仓促离京南下安置。林彪自己也“紧急疏散”到苏州，直到日离开。同时将刘少奇疏散到开封，张闻天到广东肇庆（1975年8月转到无锡获人身自由）、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监护”，实际上就是监督劳动。
我也参加过在湖北疏散安置詹才芳中将、雷震少将、黄霖少将（胡耀邦青少年时的同村同学好友）、李建良少将以及北京师范大学老校长陈垣（中央文史馆长启功大师的恩师、终因90岁高龄未离京）等老红军和大学者的具体工作。由于战备，文化部机关及人民大会堂对面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合并改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于1969年底到1970年5月第三批下放干部。包括年过70的“世纪老人”冰心以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前文化部部长王蒙的令尊大人，即商务印书馆资深老编辑王锦第等几十位“老弱病残”的名人、200多名家属（包括廖沫沙夫人陈海云）、300多名年龄在8个月到19岁不等的子女落户关阳湖，使干校达到6000余人（郭小川、沈昌文等人回京工作后两次下放到干校；陈羽纶和兄陈与釜同时下放干校；涂光群与70岁的老母、夫人、3个孩子3代人同时在干校几年）。
干校按军事化管理，校部以下编为5个大队、26个干部连队。部机关一大队分为4个连队，包括红旗越剧团和勇进评剧团，文博口编为二大队，包括北京图书馆（现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三大队是出版、印刷、发行口；四大队是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文联等单位；五大队是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口，包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两个家属连分别设在武昌县（现为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镇和乌龙泉镇。校部设办公室、政工组、生产组、专案组（其中军代表黎喜来、秦平负责冯雪峰专案；张立功、黎喜来是日军区政治部39号文件定的郭小川专案组成员。所有专案已经受30多年检验，没有冤枉人）、基建组、建材组“一室五组”，直属一个食堂、一所幼儿园、一所医院、一个中转招待站、一个木工排、一个运输队、一个机耕队、一个汽车修配厂、一所专为中学生办的“共产主义学校”，俨然像一个肝胆俱全的小社会。
另外，为照顾60岁左右的老弱病残者，在均县（现丹江口市）文字605印刷厂旁建起分校，主要是为全校采购食品。文化部干校成为全国数千所干校中人数最多，并且是唯一能安置“老弱病残”和家属子女的干校，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文化部是被所谓的“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文艺黑线”“统治”的“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外国死人部”，属于“彻底砸烂”的“阎王殿”。所以从日至七八月中间，中央就最先对文化部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调整：1949年建国之初副总理郭沫若兼国家文委主任，茅盾任副主任；“作家部长”茅盾于1954年9月至1965年1月一直担任文化部长，1965年1月经他本人多次请求辞去文化部长职务，只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职。因此1965年1月中宣部长陆定一兼任文化部长。1965年5月之前陆定一部长及林默涵、刘白羽、胡愈之、徐光霄、徐平羽、李琦等几位副部长留任，先后免去了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齐燕铭及夏衍、周扬、阳翰笙的领导职务，并主要从南京、上海、武汉及大学生四方面大批调进干部。
1965年11月毛主席针对调整文化部班子说：“不如到解放军找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当领导”。于是，周总理亲自点将，调做了近40年部队政治工作的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肖望东中将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不久又任文化部代部长。同时调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为党组副书记兼第二副部长。在此前后分别调山东省委副书记杨岩为副部长；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北副省长赵辛初为副部长；周总理点将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颜金生为文化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舟嵊要塞区政治部副主任聂鸣九为文化部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赵长河为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常萍为文化部办公厅副主任；南京军区宣传部长刘宗卓为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郧阳地委副书记霍英（1955年任襄阳县委第一书记6年。1972年由干校调回湖北，先后任华中农学院、武汉工学院副书记）为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传（）》的主编金冲及就是那时从上海调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陈福今（现任全国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主任）当时则是大学高材生分配到文化部的。此时的文化部机关几个业务部门的司局长基本未换，如艺术局长周巍峙、副局长张光年，电影局局长陈荒煤（襄阳人，曾任中南军区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代理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两次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副书记），电影局副局长吴雪和司徒慧敏（二人回京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出版局正副局长陈翰伯、陈原，文物局正副局长王冶秋、李长路，群文局副局长谢冰岩等。此外，文化部有的直属单位主要领导也进行了调整，如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丁树奇调任有近百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南京军区军训部副部长薛磊任中国电影发行发映公司总经理。1966年10月后新文化部班子成员受到冲击，中央派近2000名部队干部组成工作组到文化部机关及所属单位加强领导。日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在文化部宣布：“金敬迈（当时最红火的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负责文化部一切工作。”从此，新文化部领导班子成员们不明不白地被宣告结束领导工作。1971年7月国务院文化组成立，毛主席委派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任组长，刘贤权（中央委员、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任副组长、于会泳（1946年9月参加革命后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即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一年留校，其《民间曲调研究》等教材及《党的恩情长又长》等歌曲颇受好评。曾参与8个革命样板戏的创作。1973年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1975年1月任文化部部长。是被毛主席、周总理认可的音乐家。1997年其旧作《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公开发表）、浩亮（京剧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扮演者）、石少华（曾任八路军画报社社长、中国记者协会主席）、吴印咸（中国摄影艺术家协会主席）、刘庆棠（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扮演者）、黄厚民、王曼恬（天津市委书记）、狄福才（中央警卫师8341部队军职干部、1937年入伍）8人为组员。如此老人未安置、新人大批进，使文化部超编干部最多、专案最多。仅文艺界领导和名人被列为中央专案审查的除原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长兼文化部长陆定一，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党组书记、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3人外，还有文艺界唯一既参加过长征又蹲过敌人集中营的农民出身的革命家兼作家冯雪峰（1927年入党，1932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是鲁迅先生最好的“左联”文友、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任党组书记，回京后修订《鲁迅全集》和校订《鲁迅日记》）、张光年、孟超（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楼适夷（“左联”翻译家、编辑家）、陈白尘（《人民文学》主编，剧作家，有献给周总理的七幕历史剧《大风歌》等传世）、郭小川（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协副主席、秘书长）等10多名重量级人物列为中央专案并在干校接受审查，其中大诗人郭小川1974年二次被中央点名二审。
生活情况是每人每月交12元钱和28斤粮票，管吃饱。另有鱼、肉、蛋、鸡、鸭等副食品在过节时可自由或限量购买。1969年秋冬，故宫9连在潘家湾装运红砖，“中华辨画第一人”徐邦达因胃口小又怕饿买了两个梨以备随时之需，被人告发在连队开批判会，扣上“追求享乐”大帽子伤害了感情。62岁的他在丹江口分校凭脑子记忆，撰写《古书画鉴定概论》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斗、批、改”情况是初期紧张。日中央发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各连均有所谓“五一六”分子，其中中国作家协会5连（连长李季，著有《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故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是干校抓“五一六”分子的先进单位，全连近200人就有20多人是“五一六”分子。1970年“五一”前后相对平和。1970年夏秋后除少数几个中央专案对象外，绝大部分人成为“革命群众”，允许夫妻团聚。翻译家刘辽逸的夫人是全国妇联干部，一同分在14连。星期天休息、可上街；除劳动外转入正常的政治学习，并常开展文体活动，经常举办歌咏、书画、篮球、乒乓球等比赛，几乎人人都作过干校诗、干校画。朱家溍等老人主动教唱样板戏。每周至少看一场免费电影。初期有12人因饮酒、溺水、过劳、疾病等原因死亡曾引起周总理关注。针对境外关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文革”初被抢劫一空的谣言盛行和满足外宾需求，1970年春、日，日、日，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多次讲到文化部所属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故宫等文博单位要开放故宫、重新修订出版《鲁迅全集》、《诸葛亮集》、《三国演义》、《红楼梦》、《清史稿》和二十四史等书，并批准《文物》、《考古》、《考古学报》3种杂志复刊，特别指出“人不够要从‘五七’干校调回”。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著名史学家金冲及就是1971年从干校回京办《文物》杂志的。因此自1970年6月首批二、三十人返京后，出现了1971年春至1972年数百人返京的好兆头。1972年湖北省直机关单位一次从干校商调30多人，8月19日我奉政委命督办文物出版社女同志白浪以及黄逖、仇德虎、田明等同志回京事宜，直至1973年大部分人返京。1972年夏干校军代表们经过多次与北京协商同意：凡是中学生，无论父母上调与否均可回京就读，解除了许多家长和子女的后顾之忧。
大约在1970年初，为表达扎根干校的决心，文人们认为改“关”为“向”一字之改最能表达五七战士心声，于是纷纷称所在的关阳湖为“向阳湖”。20年后向阳湖成为“中华第一湖”和令人向往的文化名片及金字招牌，并以此为荣。当然，著名政治漫画大师米谷（1938年在延安入党，在延安与华君武创办“漫画研究班”，专为八路军《前线》杂志创作漫画，长期任新四军文工团美术组长，1948年在香港出版连环画《少年毛泽东》，为宣传毛主席起了重要作用，对此当年在港的漫画大师方成感受颇多。建国后创办《漫画》杂志任主编和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1970年下放干校从未放下画笔，毕生万幅漫画，数百幅为在干校所画的鸭子，回京后将卧室命名为“千鸭塘”）为其漫画《鸭子图》所配对联，也是当年干校部分知识分子们无奈心态的真实写照：“何必上架去；甘愿下塘来”。1971年4月，当地高赛、西河、甘棠（校部所在地）3个人民公社也正式改名合并为向阳湖人民公社，现为咸安区向阳湖镇。当代中国文坛领军人物，各类最顶级专家学者个个都是闪光的“文化符号”，包括蒙古族精英萧乾（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少有的7名中国战地记者。从干校回京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文革后第一任中央文史馆馆长。著文《在向阳湖的难忘日子》发表，1995年题词“向阳湖是文革时期我们的避难所”。逝世后启功大师接任馆长之职）及周汝昌（泰斗级红学大师）、韦君宜（时任18连指导员，1956年前与丈夫杨述同在团中央工作）、顾学颉、刘炳森（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沈从文（大作家兼考古学家）、侯金镜、王子野、王世襄（红木物件鉴定第一人）、史树青（文物鉴定家）、朱家溍（宋代大儒朱熹25世孙、素有“活赵云”之称的武生宗师杨小楼派传人、3次捐给国家文物达3亿多元，中央文史馆员）、傅振伦、宋木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单士元，周绍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央文史馆员）、秦岭云（中央文史馆员）、卢光照（建国初筹组中国美术出版社，其画多次被国家领导人作为礼品赠送外国元首。大画家的夫人是襄阳人）、罗哲文（国际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唯一的大弟子，这位2002年年逾八旬的古建专家竟为某领导人一意孤行拆除樊城火星观古城墙而痛哭不已。经有快速、直达之责的文史馆员们上书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得以彻查）、严文井（时任5连排长，夫人康志和作家、东津人）、张天翼、张世简（中央文史馆员）、张兆和（沈从文夫人）、王冶秋（国家文物局局长）、李长路（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利器（诸葛亮研究学者）、吴仲超、金灿然、耿宝昌（14岁在故宫鉴定瓷器至今80年）、葛洛、杨新、龙潜、舒芜、李季（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任上逝世）、冯牧、范曾（每幅字画启拍价20万元以上）、绿原、牛汉、金人、邹雅、佟韦（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邵宇等6000多人白手起家，种疏菜、养牛鸭、修桥梁、筑堤坝、挖煤炭、炸石头、烧石灰、烧砖瓦、盖起一排排平房，围湖造田近2000亩，其中水田1600亩，一年多实现了粮、油、肉、菜“四自给”。为此，中直机关特邀湖北省军区军代表两次进京，向中央国家机关两次干校工作会作经验介绍。第一次是日至日“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会议”并形成文件，2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报告》”，要求各地干校参照执行。13连人民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和故宫9连等几个连队及15连商务印书馆赵宋真、故宫冯振山等几位干部被军区树为先进连队和授予劳模称号，曾令五七战士们倍受鼓舞。
被军区树为先进连队的13连：人民出版社五七战士（张士安提供）
文化部“文革”前配干部规格很高，部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因此干校县处级以上干部最多，其中县团职15级以上干部近1800名，4人在干校期间被任命为省委书记。所以军宣队配的既强又多。1970年5月由于战备等原因，周总理指示北京军区撤回驻扎在“三防”要塞张家口的65军百余干部，由湖北省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驻校73名军代表全面接管领导，其中师职1人，团职7人，营职以下干部65人。1971年先后有3人因生活作风等问题收回部队处理。根据日中央关于“三支两军”的两个文件要求，日干校只留15名军代表。日减为7名军代表，其中团职2人，营职3人，连职2人，至1974年12月底干校撤销站完最后一班岗。尽管有些军代表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身不由己、上纲上线，说了过头话，做了违心事，个别人甚至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文化部干校的军代表整体上讲应该说是好样的，这可以从干校走出的5位省委书记和100多位省部级高官的回忆录以及几十名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文史馆（随时有向中央主要领导人面谏的职权，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权威文物鉴定专家和中央文史馆员出自文化部干校）馆员们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还可以从与驻地党政机关及群众关系上得到印证。干校从未发生过治安问题，甚至连小偷小摸的事都未曾发生。在所谓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特定环境中，当地老百姓对干校文化人不歧视、不欺生，真是太好了！
被军区树为先进连队的9连：故宫博物院部分五七战士（张士安提供）
赵辛初最关心干部时任湖北省党政军一把手的
赵辛初同志(张士安提供)第一次见到赵老是1970年6月初在干校督办首批二、三十名回京干部期间。我一直有个习惯，每到新地爱看地形和社会人文风貌。一天早晨我在文化部机关一连（村名上庄吴）小路旁看到地上坐着一位老人正掏烟准备点燃，精致的烟盒吸引了我。望着他一身深蓝色旧衣和脚上半新的解放鞋，以为他是当地的军属便主动问他：“老人家您好！您恐怕也是军属吧？”他这才仰起晒的黑黝黝的脸反问：“你咋晓得？”我说“第一是看您穿的鞋，这军用品是买不到的，说明您有亲属在部队；第二是老百姓（当地社员劳动一天的工分值为3角8分钱，甲鱼一斤3角8分钱）大都抽八、九分钱一包的简装烟，您抽的‘飞马’牌起码三、四块钱一包，这烟只有部队相当一级的领导才能买。”他说：“不错，你看的挺准！”我又问：“那您的亲人在哪个部队？”他沉思了一会儿起身打开坐着的一块塑料布，让我坐下细说：“不瞒你说，跟我聊的人很少，只有那个跟我一起放牛的伢爱和我说几句。我生性话不多，看在你这么热心的份上，我今个要多说几句。”他边抽烟边说：“我是黄梅人，叫赵辛初，今年55啦，1938年入党，也算是新四军老战士吧！参加革命后基本就在鄂豫皖一带打游击，是你们现在军区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张体学的老部下、老战友，与他一起工作战斗20多年，他任鄂豫边区军事指挥长，我任指挥部政委。1946年6月，李先念师长率新四军五师主力‘中原突围’时留下皮定均一旅和张体学二旅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坚持在大别山和大洪山同敌军作战，是一、二旅最早打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一枪！1946年12月我任鄂豫边区第五地委组织部长时和五地委书记张体学旅长2人秘密赴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接着又艰难地到延安向党中央和李先念师长汇报，几个月后回到大别山，为“刘邓大军”第二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向敌人心脏插刀做准备。除此以外，没有到过别的地方。总之，解放前一直在湖北当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第五专员公署专员，湖北军区黄冈军分区兼二一一师政委。解放初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李先念任省委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农村委员会书记，1953年调到管辖两湖、两广和河南五省区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当过副部长，以后上调中共中央书记处（邓小平任书记处总书记）任第二办公室文秘组组长，后来湖北省委王任重书记和张体学省长向中央反映，40岁时把我调回来当了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监察委员会书记和第一副省长，1965年7月初作为优秀干部调到干部规格配的很高的文化部当副部长。1967年底至1968年1月底，曾在大洪山打游击、已经是中央首长的中南局老书记陶铸和湖北省老书记王任重先后被打倒。上面有人怀疑我是他俩派到文化部夺权的，非要我揭发交待，可我总是只检讨自己。所以工宣队就不满意让重写，没得办法只好一而再地写，最后他们看确实从我这弄不到什么‘陶王’（当时口号“打倒刘邓陶王”）两人的材料也就不审查了，去年春天把我先下放到这。刚来时按照惯例批斗过我两次，但都是口号震天响、事实无一样。来一年多又写过几次检讨，不过我也学聪明了，每回都引用很多毛主席关于‘严禁逼供信’和‘实事求是’方面的语录，并且一次复写几份，什么时候要我马上就给，整党（日中央发文整党）我就过关了。看来我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查了。这不，不讲吃穿，就这么点嗜好，喜欢抽点好烟、闻个好味、想个好法、做个好人。”当我问他军代表有无违法乱纪或打人骂人时，他说：“打骂人没听说，但有的经常爱训人、口气大。”最后他拉着我的手去看他俩放的20多条大水牛，并叮嘱我：“你以后可要作证，我放牛放的好哇！”我连忙回答：“那是当然，只可惜你这是大材小用啊！”同时顺手拉着那个17岁的放牛伢说：“你可要照顾好这个老前辈呀！”临别时，我问他现在有什么要我办的，他想了想便直说起来：“这里的高干很多，买好烟紧张，你能不能帮我买点？”我说这事好办的很！并让他以后有事找我或找军代表徐华照秘书转告我。之后我帮他买过两次好烟，请驻校军代表徐华照、周远大（后升任武汉市武昌区人武部副政委）转给他。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高档物资的紧缺，我及时向组织上反映过多次，并找过军区秘书长、省革委会秘书长、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李锋晨老首长；找过在湖北省商业局当一把手的襄阳军分区副司令员郝文德（延安老红军，1969年至1974年任军代表一把手，1970年至1974年任局长）；找过在省业局任副局长的襄阳军分区副司令员、老红军何善清；找过在省商业局、省财委任军代表的老红军、黄冈军分区何太阳副司令员；通过省业局（1983年称商业厅）副局长孙宜然（80年后任省财委主任）之子（我部干部、我10多年主办战士、干部入军内外院校事，为上大学他与其父找过我）找省商业局其他地方领导做工作；同时建议干校军代表们两上北京，找国务院军代表狄福才等领导，找国家商业部部长、开国少将、军代表、总后范子瑜副部长，找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市商业局，终于较快较好地解决了干校好酒、名烟、糖果、副食品等紧俏物资的供应问题。后来我对一连屈连长讲过：对赵辛初等这些老干部、老文人们要客气点，在干校劳动大家都不容易。
这之后赵老又放过一段时间鸭子，可能是他经常下水赶鸭受冷受潮而患重病，干校医院条件有限只好去陆军195医院。1970年冬，我两次去医院看他时一再希望他尽量少抽烟，他说基本没抽了。不久老省长张体学政委从医院把他接到武汉治疗，我随郭天木司令员专门为他送行。
1975年盛夏，军区要重新雕刻司令员、政委的手书体大印，领导说我跟赵政委熟让我去找他写。他很慎重，答应晚上心静的时候写。一、两天后他打电话要我去取，他让我从三件中选一件。我说三件都好难于取舍，他便挑了一幅给我。回办公室后，我开了证明信，刚要去汉口刻章，他又打电话：“你来，我当场再写一张。”只见他这次的字体偏瘦，“赵”为繁体写，三字匀称有功、有力，真是字如其人。这就是当时军区各种命令上盖的政治委员赵辛初的大印。
1975年8月，时任军区干部调配组组长的我根据首长指示，为赵政委选警卫员。当时给军区首长配的警卫员一般都是连以下干部或是准备提干的优秀战士，秘书为营团职干部（比如省征兵办公室李主任给体学政委当警卫员时就是排职干部，以后我给陈丕显政委选的警卫员也是警卫连排长；省委第一书记曾思玉司令员的秘书沈家骅后任军区干部科长，体学政委的秘书沈英后任武昌县人武部政委）。我从军区司令部直属警卫连选了一名排长，拿着小吴照片给赵政委看时，没想到他很客气地说：“要么事警卫员呀！”我说这是部队几十年的老规矩，他这才答应说：“那你们定吧，我没得挑的。”就这样待我给有关领导汇报后即带小吴去见赵政委，望着英俊的警卫员他高兴地合不上嘴。后来他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主任是余秋里副总理）以及国务院国家粮食部长还把小吴一起带到北京，1995年小吴当上了军区作战处长。
正是与他的这段干校情结，他位高权重仍关照我这个小团职干部（当时干部分为行政26级工资，我是行政20级），让我感激不尽。日组织上让我代省委、军区起草对襄阳地委、行署和襄樊市委、市政府的指示，即省委“鄂发1983年38号文件”《关于在襄阳地区和襄樊市进行组建预备役师试点工作的通知》：省里是郭振乾省长和曲光藻副司令挂帅，襄阳地委是王耀书记和郑少波副书记具体负责。因当时我是唯一的团职，在工作队中职级最高，所以让我任试点工作队政工组长，主管干部人事、宣传教育、首长警卫、上传下达、对外联络接待等工作，与地、市委组织部和人事局等地、市直单位有很多工作联系；3个月组建工作包括与郭省长等领导出席的建师大会阅兵式拍成电视专题片《古城新军》在全国播放，干部工作经验在全国推广，使“襄阳陆军预备役师”成为“全国第三师、全省第一师”；全师共配排职以上干部1625名，包括任命10多名副师和团职地方领导干部。此时总政已三番五次通知军区让我速去北京，领导们以“手头工作无法交他人”为由不让我去北京。于是总政破天荒首次正式发文下调令，让我速随时任总政干部部部长、后任空军政委的朱光上将到南京军区考察军职以上干部。1983年8月，我有幸和唐天标（后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总政干部部长、总政副主任、全国“双拥”领导小组副组长、日晋升上将军衔）同一张调令调到总政干部部同一办公室。10月初的一天，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赵老得知我调到总政干部部后，主动把我带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中组部部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开国上将），找他特熟悉的老朋友王照华常务副部长。恰巧李克强同志在王部长办公室汇报工作和思想。王部长前几年就认识我，1977年至1983年春看过我写的15份材料和政论文章（《破除论资排辈大胆选贤荐能》、《共产主义真党是引路人》、《历尽沧桑惟信党》、《恢复光荣传统加强党管武装》、《知人善任赞孔明》、《孔明成才在隆中》、《楚才何时不晋用》、《资历与才干》、《对机关岗位责任制的探讨》、《各省人民武装干部学校亟应创办》、《关于全国实行“省管县”和“市管县”体制及班子配备的建议》、《“地市合并”称“襄阳市”好》、《关于配好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的探讨》、《参加沙市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思考》以及为13岁参加红军、其父母和兄弟姐妹一家8口人同时参加红军长征的藏族女红军姜萍写的传记《难忘那做奴隶的苦难岁月》）。王部长对我提出的“领导干部的品德结构”、“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领导班子的知识结构”、“领导干部的智力结构”、“领导班子的整体结构”、“青中选优”、“班子应是梯次年龄结构”、“建立一、二、三梯队”、“应由‘德高望重’的老年、‘承上启下’的中年、‘奋发有为’的青年干部组合班子”、“要打破论资排辈框框，打破省界、市界、县界，打破军兵种界限，打破机关与部队界限，打破部队和军校界限，打破行政与企业界限，大胆选拔优秀的中青年进班子”、“一把手并非越年轻越好”、“特别要选好县、市委书记”、“基层组织的书记很重要，根基不牢，地动山摇”、“组工干部要甘当人梯，举起别人，奉献自己”、“要扩大选才视野，不能仅局限于现职党政军干部中，而要面向工农商学兵和知识分子中的人才，使各种人才聚集在党的周围，更能为振兴中华大显身手”、“除重视学历外，还必须考察实际的知识水平”、“学历和文凭不是有无真才实学的唯一标志，文凭与真才实学不能直接划等号”、“‘偏才’组合好，可以构成更大的‘全才’，‘完人’只能是一个集体”、“要注意新老搭配、中青搭配、强弱搭配、刚柔搭配、文武搭配、专业搭配”、“每个中高级领导班子必须有自己的政治思想家、战略军事家、学术理论家、鼓动宣传家、应变智谋家、创新改革家、科学实干家，组成‘乐队’，在‘班长’‘指挥’‘协调’下，齐奏美丽动听的新时代乐章”、“配学习型班子、创持续性伟业”、“班子不应大，五至七人为宜”等选人用人新观念完全赞同，批示：印发各省市区、上报中央领导。据说有不少中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我的文章有批示，“表示完全赞同，可以逐步实施。”王部长给我来过几封信，称赞：“你这种广泛收集古今中外的有关资料，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关论述，深入研究的精神非常可嘉。我已转给有关部门参考”。
因此一见面王部长就指着克强给赵老和我作了介绍。随后，王部长拉着我的手说：“士安同志你记住，干部工作者更要德才兼备。总政干部部任免权限很大，管辖陆海空三军和武警部队师以上干部，工作要格外细致、谨慎。此外，干部工作者无论何时都要具有战略头脑、战略眼光、战略思维和发展的思维，把发现和培养使用中高级接班人作为提升党的‘组织力’的重要工作抓好。这时赵老也再次叮嘱我在干部人事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就找王部长，并告诫我“做干部工作一定要公道正派、谦虚谨慎”。我当即表态绝不辜负王老和赵老的希望。李克强同志和我们同时离开中组部时，4人再次相互握手，言称“后会有期”。克强同志对我说：“我去年拜读过你在我们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大作《颂石篇》，对我的启发很大”。他还让我给他一些我写的文章和材料，他“也可以好好开开眼”，并邀请我去团中央机关作客。至今，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还有一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78年春省委常委、军区党委书记、主持军区工作的一把手张洪政委在军区总医院高干楼住院。根据张政委要求，领导再次派我作张政委的兼职秘书（前后6年5次兼职秘书）负责照料和联络。一天傍晚赵政委身披军棉袄被卫兵拦住，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水果湖”。当时电视机很少，参军不久的卫兵没见过他，也不知水果湖就是省委机关，找他要证件他没有，卫兵说啥都不让他进高干楼。恰在这时我下楼回军区大院，才给卫兵说好让他进去。我问赵老：“首长怎么一个人来了？您这样不安全。”他说：“在医院门口下车后我让他们走了，这样我和新四军的老战友张政委能多坐一会儿。你看我和老百姓有啥区别？”我连说：“您老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对我教育很大。”在赵政委与张政委谈话时，他又一次指着我对张政委说：“这是我在干校时的老相识，人很正直、正派，是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干部，他给我和干校知识分子们办过不少好事。”张洪政委插话说：“是的，要不然为什么省委组织部、省委办公厅、省高校招生办、省人事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如：1979年初我随开国中将林维先副司令员在武昌县参加将“人民公社”改为“乡、镇”的“全省第一个建立乡政府”试点，经验指导全省并上报国家民政部）都爱经常借用他。”赵老指着我又说“看到他，我就想起向阳湖五七干校，那时候大多数军代表都不错。干校出来的几位省委书记都有同感，认为李晓祥政委在干校掌握政策比较稳，掌大权没有忘乎所以，为人正直，对干校的知识分子们是体谅的、关心的、爱护的，不像个别军代表那样爱训人，可惜年过五十、按照部队现在干部任职年龄规定只能在师职岗位上干啦！”两位政委在医院的谈话，我当时只给政治部一两位领导汇报过，至今没有给我的老首长李政委透露过。我想，作为1939年参军的“天下第一军”干部处的老处长，他能理解我为什么不早把这话透露出来。
1995年9月文坛先贤张光年在寓所回首当年向阳湖
（张士安提供）张光年最早受审自1970年元月初次与张老见面后，九月初的一天下午我第二次拜访白天休息，夜晚到食堂值班的张老。我首先自报家门，打出了“襄阳”名牌，说自己“文革”前在襄阳工作过几年，深知襄阳自古名人荟萃、人杰地灵。我对襄阳籍的张老十分敬重。我还说：前不久，我又一次到襄阳地区各县为招收飞行学员政审外调，襄阳、光化市政建设变化很大，光化解放前的老河口飞机场现在是军区空军机场，既是军用也可民航，坐飞机方便，希望他能回襄阳看看。并向张老转达了军营常唱《黄河大合唱》的真情，希望他能介绍一些当时的创作背景，以励后生。
正是“襄阳大名垂宇宙”、“襄阳才子遍神州”，增进了他的亲切感，张老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是襄阳光化人，很想回故乡看看，可惜遥遥无期了！因为前两个月还叫交待1938年我作为中共鄂北特支委员（与韦君宜在襄阳一带从事党的活动）在老河口的历史问题和在三厅的历史问题。那时我受党指派，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军官，实际任中共特别支部干事会干事，从事统战工作。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韦君宜的问题已清，她现在是我们干校14连的指导员，最近再次作证，排除了襄阳的历史问题，但还有三厅的历史问题。当时三厅厅长是大文豪郭沫若中将，他是新中国第一届副总理，也可作证。”稍许，张老说：“我是1968年夏天就被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的，在中国作家协会是最早隔离审查的。1969年11月底可能是战备疏散的原因，专案组正式通知我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随第三批人员下放，12月1日就到了干校。原来湖北省的领导赵辛初在这里看水、放牛，我见过他一次，但不便多说话，都怕受牵连。当时受审查抵触情绪很大，感到很委屈，甚至几次想到自杀。因为‘凤凰落地不如鸡’，‘虎入平川被犬欺’。但转念一想《黄河大合唱》又激励我好好活下来，她是中国人民亲密的伙伴与战友；在毛主席领导下，伴随我经历了艰苦的民族解放战争历程；她同我一道欢呼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胜利，鼓舞我向着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理想挺进！在受冤屈、遭批斗的情况下，往往有时想不通。因为我12岁就愤恨洋人杀我同胞而自愿参加游行队伍，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刚过25岁就写出《黄河大合唱》，岂料30年后55岁的我却因此落个宣扬‘投降路线黑标本’的罪名！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些指责，而且那远不止是对我个人指责的感情问题，那是在那个屈辱和抗争的年代量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感情，是我们民族强烈跳动着的脉搏，是我们民族奔泻喷涌的心声！你不让我当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就干脆明明白白地免我的职算了，何必给我扣个这么大的帽子！”说着他拿出几十年一直珍藏的部分《黄河大合唱》初稿手迹给我看。他说：“每当思想十分矛盾时，是她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拿着几张发黄的歌词动情地说：“《黄河大合唱》的词曲发出了中华民族血战到底、保家卫国的怒吼。因而当曲作者冼星海同志在苏联病逝后消息传到延安，许多同志痛哭失声。毛主席亲自为他题挽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新中国成立时《国歌》的曲作者聂耳与他齐名，都是中央一贯称赞的最伟大的作曲家。您写的歌词庄严地歌颂了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反抗侵略、坚强不屈和必定胜利的英雄气慨。它是一部壮阔无比的史诗，表现了中国人民这个英勇勤劳民族伟大的精神风貌。它歌唱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新中国已经破晓’。它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凡是有正常思维和正常听觉的人，都应当不难理解。歌词丝毫没有‘投降’之味，又怎么谈得上是‘投降路线黑标本’呢？黄河不可侮！它应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不朽经典之作，必然永远传唱不衰。现在军营重唱您的歌说明后人不会忘记您！后生坚信：整人者终被狠整，玩火者必然自焚！我估计解放您的日子不会太长！”张老接着说：“好几年没有听到像您这样的话了，使我豁然开朗。但愿历史不会嘲弄我！”我说晚辈们都想知道您当年是怎么创作的，可不可以详谈一下？张老沉思片刻后较为详细地谈起当时的创作背景。
“那是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我带着抗敌演剧三队由襄阳地区出发，从陕西宜川县壶口下游的圪针滩渡口东渡黄河转入吕梁抗日根据地。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黄河，目睹了从壶口狂泻下来的‘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观景象，听到了船夫们与惊涛骇浪奋力搏斗的高亢号子，情不自禁呼喊起来：‘啊！黄河！’萌发了长诗《黄河吟》的构思。1939年2月在山西新军决死二纵队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时，部队有匹刚缴获的战马性子特别火爆，自以为是驯马有术的我骑上去就飞奔起来。虽然一上马就发现马鞍松动却不愿下马将马肚带紧一紧。正在犹豫是否下马时，不料烈马劣性发作，沿着两山间布满碎石的干河滩狂吼乱跳将我摔下，正巧一块石头的尖角扎进我的左臂关节，红肿得异常疼痛。由于前方医疗条件有限，部队不得不派人送我去延安治疗。于是，我躺在担架上，从晋西到晋南，从晋南到陕北，村村转送。渡河西去，再次与雄浑的黄河相偕相伴，再次耳闻目睹中华民族母亲河的伟大风采，再次看到船夫们与恶浪搏斗的动人情景，再次听到他们深沉有力的号子，渐渐地使《黄河吟》的诗句清晰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象：壶口、龙门之水天上来！那黄河船夫们经过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之后到达彼岸的情景，不正象征中华民族突破重重困难、最后取得胜利的光辉前景吗？半个月后我被送到延安二十里铺的边区和平医院治疗。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伴送我到延安，是想借此机会看看他们向往已久的圣地，并且到延安学习和汇报演出，他们需要新的上演节目。住院当天，冼星海立即到医院探望我。1938年春，我和星海、张曙都在第三厅工作，三人同住在武昌昙花林三厅后楼上一个房间里，朝夕相处，有时彻夜长谈，无话不说。我和星海同志1937年、1938年两度在武汉、一度在安陆县相处期间，同他合作过十几首歌曲，其中有《新中国》、《戏剧抗战》、《高尔基之歌》。由于我仨人关系特别好，又和冼星海合作过，所以当我提起已构思好《黄河吟》长诗的事，星海同志真诚地表达了再次合作谱写大型音乐作品的愿望。也就是这时，我突然觉得黄河母亲胸怀太宽广了、容量太大了，一首诗、一章乐曲远远不足以表现出母亲河的伟大，应写成一部大合唱的形式，包括独唱、齐唱、对唱、朗诵。我的这一想法刚出口，冼星海同志顿时产生了共鸣。他非常自豪地说：‘我也要谱写一部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英勇气慨的合唱，采用大合唱形式，这将是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我要用民族的特色、新的技巧来谱曲’。星海同志的宏大愿望鼓励我更加强烈的创作激情。于是，日，我便开始把1938年、1939年两次渡河以及在黄河边上行军时的一些感受所形成的《黄河吟》改写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当时因左臂肿胀，行动不便，躺在病床上，口授给三队的胡志涛同志笔录，5天后我出院时完成了口授脱稿的八种格式组合起来的、有400行诗句的《黄河大合唱》全部歌词。3月11日晚上，在延安‘西北旅社’一间宽敞的窑洞里，聚集了鲁艺同学和三队的同志，左臂还扛着石膏的我一口气朗诵完这首长达400的长诗。冼星海在掌声中站起把我的词稿抓在手里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当时正值延安第一次生产运动高潮，星海同志每天随鲁艺师生们一起上山开荒种地，手上打起了血泡，晚上回到家里马上投入创作，有时通宵达旦，工作毅力惊人。他的头脑里仿佛有无尽的乐语的泉流，刷刷地迸流出来，使他经常处在一种兴奋的无法自抑的精神状态中。他爱吃糖果，延安买不到，他让我设法买两斤白糖，写几句抓一把吃，于是一转瞬间，糖水便转化成为美妙的乐谱了。早春的延安窑洞之夜依然寒冷，他夫人钱韵玲每晚11点钟就为他生火取暖，有时看他实在太累了，就煮几个红枣给他吃。就这样他抱病用了6天时间，三易其稿，把对黄河母亲河和中华民族的爱，对侵略者和卖国者的恨，凝聚成音符，化为多姿多彩的旋律。又经过一个星期的生产劳动和创作，他写完全部的伴唱音乐，从而完成了一次诗和乐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这是冼星海同志的巨大贡献。两周后的4月13日，在鲁艺音乐系的协助下，抗敌演剧第三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次演出《黄河大合唱》。尽管乐器不多，更没有西洋乐器，只能尽量利用当时所能找到的提琴、二胡、三弦、笛子、军号、大鼓，却创造了中西合璧而富于民族色彩的伴奏音乐。乐队不大，不过30人左右，合唱队也不到30人，但是演出还是很成功，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赞赏。《黄河大合唱》首场演出是三队邬析零指挥，我曾登台朗诵。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500多师生先后登台演出《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亲自指挥。演出结束时，星海侧身转向观众带领全场合唱第七乐章《保卫黄河》：‘……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台上台下歌声连成一片。毛主席在观众中间，微笑着，随着歌曲的节拍鼓掌。歌声一落，毛主席高兴地从座位上跳起来连声说‘好！好！好啊！’星海等同志当场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一夜，他很久不能入睡，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下这次幸福的演出，他写道：‘我将永不忘今天晚上的情形’、‘毛泽东同志是我最崇拜的一位真正的民族救星，他的道路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拯救祖国，拯救整个民族的危亡……’、‘不顾一切，为党努力！’日，鲁艺又用《黄河大合唱》欢迎周恩来副主席回到延安，周恩来副主席为星海同志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毛主席、周副主席及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最大动力。1939年初夏，我利用到四川治伤的机会，在朋友资助下正式出版了《黄河大合唱》。由于经过作曲家音乐形象的再创造和音乐艺术上光华四射的渲染并赋予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等原因，很快引起巨大反响、并迅速传遍全中国！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沦陷区，哪里有华夏子孙，哪里就有《黄河大合唱》这雄壮的战歌。自1940年音乐家刘良模把她带一美国并出版英译本之后，她就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著名的韵厅中久演不衰。即便在日本，人们也能听到她，直到1964年还用日文演唱她，而且特地在说明书上注明：‘鬼子即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因为时间不早了我还要赶回部队，只好握手惜别。回部队后听首长们说，总理有新指示：1970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5周年，周总理看到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信送的被强迫改写的歌词时，异常气愤地说‘风在吼，马在叫’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改写成‘红旗飘，军号响’？就是要改，也应该让原作者自己来改嘛！”“张光年我是了解的”，“在干校可以让他回来嘛！”听到此消息不久我当面告诉找我办公事的军宣队秘书徐华照转告干校领导：“给中国作家协会5连那个姓孙的同志做做工作，不要再领头、不要再批《黄河大合唱》歌词了”。然而1974年夏天又听说干校批歌词，我电话询问了当时任军代表一把手的原军区司令部老处长张连珍主任，方知是为了应付上面不得不批时才松了一口气。由于张老上世纪三十年代与影星赵丹是好友，知道一些“中央首长”当时的一些底细，所以不能分配工作。1974年底转至天津静海干校之前，他托我打听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钱亦石故居在湖北哪里，他很想瞻仰，借此缅怀冼星海同志。因为钱亦石是冼星海的老岳父，对冼星海政治上有帮助。由于1938年钱亦石就安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老家已无人，所以他很遗憾。为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日晚上，中央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举办纪念音乐会，按照张光年原词演唱《黄河大合唱》。这是毛主席亲自的演出，许多中央首长到场助威。重点病住院的周总理在电视机前观看，并委托邓颖超给中央乐团李指挥打电话表示由衷的祝贺。可以说，正是毛主席、周总理的这一举措解放了光年老人。张老1975年回京后担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作协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78年我给张老写信推荐（至今未告诉富道老兄）我隔壁的老战友刘富道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眼镜》，经他手刊登后获大奖，使富道老兄当时在全国很火，他从此成为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1985年后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副书记，一度主持省作协工作，2004年出版4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汉正街》获得好评。1996年张老将新出版的《光未然诗歌选》寄给故乡市委书记和我各一本，并在书的扉页上题字：“请士安同志雅正”。文坛先贤如此谦虚令晚辈不得不更加低调地做人。
诗坛泰斗臧克家九十依旧《忆向阳》
（张士安提供）臧克家吟诗最多65岁的臧老1969年底到干校，编入中国作家协会5连，主要是与“文坛祖母”冰心、张光年、张天翼等老人轮流看门、看菜地，偶尔也下田劳动或烧水送茶。从1970年元月初识，到1972年10月他返京工作，我多次拜访过他。但真正交谈时间长的是1970年8月底，当时全国都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25周年。
望着我身着绿色军装，“诗坛泰斗”臧克家自豪地说：“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一名军人，上过中央武汉军校，参加过广州起义，抗日战争之初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部上校秘书（当时国民政府将全国抗日战场划分为一、二、三、四、五、六、八、九这八大战区，其中蒋介石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1937年10月下旬在徐州组织成立。那时李宗仁与中共的关系是合作无间的。李宗仁所辖的五战区地域辽阔，包括长江中游以北、黄河泛区以南、津浦铁路以西、鲁豫苏皖鄂五省的大部地区，是当时全国七大战区中最大的一个战区，加上直属机关共有少将以上高级将官近200人（下辖第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九、第三十三这5个集团军的13个军，即7、30、39、41、45、47、48、55、59、68、69、77、84军，其中第二十二集团军驻守襄阳、三十三集团军驻防宜城、南漳、兴山一带），总兵力二十余万人，也是装备最差、军情最复杂、‘杂牌’军最多的一个战区。当年各战区都不要‘川军’，唯独李宗仁要，他说‘诸葛亮兵少时草人充军，川军总比草人强’。由于他善待川军，川军作战十分勇敢，川军41军122师（代理军长）王铭章师长及全师阵亡。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共领导人都敬献了挽联，传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佳话之一。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是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军事首脑机关和指挥中心。开始作战在山东和苏北一带，由于日寇猖狂进攻，为达到持久战以取得最后胜利的目的，1938年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由徐州逐步撤到河南和湖北境内。先撤到河南潢川，继而在湖北浠水、麻城宋埠各驻了二、三个月。臧老1993年7月题写书名
《毛泽东名联趣话》（张士安提供）日迁到枣阳城西王家桥，11月迁至襄阳县县城樊城的樊侯祠（在樊侯祠成立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1939年5月西迁谷城石花镇，
6月移师鄂北重镇老河口的胡家营、秦家营、杜家营以及杨林铺4个村庄，并修建了御敌需要的老河口飞机场，直到1945年元月李宗仁在襄阳6年多。”“我有一段时间和姚雪垠住在王寄舟的‘战地书屋’里，那时虽很忙累，也常常夜间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记下‘睡’‘梦’中的好词、诗句，以备后用。为此，大伙开玩笑说：‘克家夜夜捉虱（作诗），一夜不捉（作），第二天就痒痒’。直到如今我还坚持记录些名言佳句。”
“你在襄阳工作过，襄阳确实是兵家必争之地。襄阳专区在我国地理位置上绾毂豫鄂，西通陕洛，南控荆湘，物产丰富，水陆便利。跟我在一起好的姚雪垠也在襄阳工作过，他几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写的李自成同张献忠双雄会故事就发生在襄阳的谷城。当年襄阳的驻军很多，五战区李长官司令部军政机关遍布，高级要员众多，还有5名苏联军事顾问兼军事教官。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李长官更树立了民族自尊感和抗日必胜的信念。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周恩来、董必武做上层人物李宗仁工作成立的。我那时还当过五战区文化工作团团长、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十军参议、前线出版社副社长、中华抗敌协会襄阳分会总务股长，奔驰于汉江两岸的战场上。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由中共老党员、20年代的留法经济学博士、著名教育家和经济学家钱俊瑞（与大学者钱穆及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三钱”核专家同族）任‘同少将’主任委员，1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学者为委员（除陈北欧外所有委员均为中共党员），包括解放后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姚雪垠、碧野、王寄舟等是‘同中校’委员，胡绳（解放前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后任毛主席秘书，全国政协副主席）则是‘同上校’委员，按军衔享受待遇。记得文工委成立之初，所有文工委委员集体前往隆中拜谒过智圣孔明。那时的襄阳不仅是第五战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而且也是临近抗日前线最靠前的大后方，同时也是文化宣传活动最活跃的地方，不仅老舍、梁实秋等中国的学者、作家、诗人、画家、演员等文化名人纷纷云集襄阳，而且1940年9月‘朝鲜义勇队’的话剧《皇军梦》、日本‘反战同盟’3位成员自编自导自演话剧《弃儿》也在襄阳、老河口公演，使襄阳一带到处洋溢着抗战歌声，到处贴满着墙报漫画，到处都举行抗战动员会和晚会，充满着团结战斗的激情。在文工委所在地曾家洼（位于樊城西部万户庵村之东北方）的一个打麦场上，我朗诵了《元宵》诗，光年、胡绳等都在联欢会上表演过节目。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开展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办文化培训班培养抗日干部、沿公路建立文化站、成立文工队以及领导五战区的民运工作，比如双沟、张湾、邓桃湖、峪山、老河口等文化站，所有文化站我都去指导过。我记得中南局经委主任、襄阳人王全国在东津、张湾文化站工作过。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属中共鄂西北区党委领导，1939年2月钱瑛到樊城宣布区党委机关驻樊城，后迁茨河，王翰为书记、曹荻秋为宣传部长、张执一为统战部长）的抗日文化工作团体，又是爱国统一战线的产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主任陈诚上将先后任九·六一战区司令长官）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中将）有演剧队，1938年3月张光年率领抗敌演剧第三队和第七队到襄阳一带巡回演出。张光年还和现在在干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4连的老作家韦君宜（1917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湖北利川县，18岁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参加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时入党，1939年奔赴延安后又回湖北从事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文艺学习》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副省级干部）。其丈夫杨述文革前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戴着“三家村黑干将”的大帽子）在襄阳发展青年救国团（也称救国会）员，建立了青年救国团襄阳分团，组织歌咏队，排演戏剧，有力地推动了中等学校在校内外开展抗日宣传。此外文工委的重要任务就是从襄阳县接手继续办《鄂北日报》（后改为五战区《阵中日报》）。由胡绳同志在襄阳主办的《鄂北日报》宣传抗日，我也写过稿子，可惜现在很难找到那时的报纸资料了。总之那几年时间襄阳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其规模和声势在全国都是比较突出的，既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又有力地促进着鄂北新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民国以来襄阳文化的鼎盛时期。”
“我对军人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从军行》、《兵车向前方开》、《海军》、《老媪与士兵》、《送军麦》、《红星》、《十六岁的游击队员》，还有报道著名的‘随（县）枣（阳）战役’的《随枣行》，都是我一身戎装在前线战争间隙的匆促之作。从1933年第一本诗集问世至今，我已出版5本诗集，其中在樊城写的长诗《大别山》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臧克家诗选》中。‘随枣战役’是五战区打的八大仗之一，日本人称它为‘襄（阳）东会战’，作为日本侵华战争中的重要战役被中外写入军史战史。那是1939年春天日军为解除五战区部队对武汉外围的威胁而集中兵力发动的，5月15日五战区部队发起总反攻，经过三天三夜激战日军全面撤退，落空了他的战略企图。”
“五战区打的第二场大仗‘枣（阳）宜（城）会战’也在襄阳附近。特级上将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所属33集团军总司令兼59军军长张自忠将军在襄阳的宜城壮烈殉国。当时，毛主席、周副主席、朱德总司令以及蒋介石等国共政要都题词表彰。”“月间，李宗仁司令长官指挥‘台儿庄战役’，是全国第一次取得歼灭万余日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1949年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选为民国代总统，因坚持与共产党“和谈”得罪蒋介石而流寓美国15年，经周总理多年做各方面工作，日李长官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欢迎。他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住所说：‘一定要找个机会到徐州和襄阳、老河口看看，那里有好多人与我共患难过，在我指挥下好多官兵和老百姓留下无名英雄的热血！’可惜他后来长期患病前两年不幸逝世，心愿未了。作为老部下，我有责任圆他的遗愿，也想重回襄阳，再次拜谒山东老乡诸葛亮！”
“台儿庄大战我冒着敌机轰炸，三进台儿庄，不到10天写成《津浦北线血战记》，这本书由司令长官李宗仁作序出版，这是全国第一本详细报道血战台儿庄的书，因此出版后很畅销。”
臧老最后十分高兴地说：“到干校快一年受益很大，过去在作协书记处当书记时和同志们联系不多，现在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关系非常融洽。饭量增加了，失眠症没有了，由‘病夫’变成了‘壮夫’，生活规律，保持着当年在军队里养成的习惯，只要是开会，我总是第一个到场。你们青年军人只有多读书、读好书，才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军人。”听到这透着军人豪爽与刚练的话语，尤其是听到吟咏新诗“劳动是我师”、“干校三百日，生命复葱茏，长锨在肩上，心舒带笑容”、“一日辛劳成大乐”、“茧手擎大碗，入口饭菜香”、“搭起凉棚护幼苗”、“换得四季菜芬芳”后讲的“我已经写了不少干校诗，这些诗并不是我作出来的，确实是我从内心底流出来的”，我更加敬佩这位65岁的“世纪诗星”，从此偏重了对诗联的研读、收集与创作。1978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邀请全国老红军和地师级以上干部分期分批进京瞻仰毛主席遗容，当时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接待，有幸在“毛主席纪念堂”前见到当时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文化部干校的不少熟人包括臧老（享受正部级待遇）。他说起“干校的劳动锻炼给了我这样的好身休、好心情，使我能出版在干校吟作的《忆向阳》诗集。”此时臧老除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外，还继续担任《诗刊》社领导以及中国写作学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会长等文坛要职。
1984年秋，臧老的血压经常高到二百一，他交待家人：去世后他要与4位“农民哥哥”合葬，可见身体极差。11月1日省文联、省作家协会等联合在唐代大诗人孟浩然的家乡襄阳举办“襄阳孟浩然诗会”。也正是这时，他特想回“老家”襄阳。可是行动不便的他只能以诗寄情。就这样，79岁高龄的老人仍《为襄阳孟浩然诗会题诗》：
两座名城一水穿，戎装小住满周年。
隆中古庙参诸葛，诗里乾坤仰大贤。
岁暮时常牵往事，胸怀忽地起烽烟。
山河生色群英会，愧我已经行路难。
1993年为纪念毛主席百年诞辰，我求这位当年毛主席的诗友（毛主席多次请他改诗、谈诗；1983年为纪念毛主席90诞辰他发表《毛泽东同志与诗》）为我编的新书题签书名时，他将书名定为《毛泽东名联趣话》，还“写了一句祝辞，或可备用。”即：“楹联，是文苑之中珍贵的奇葩。”他还将新出版的《在毛主席那里作客》（这是他1957年1月发表的长诗篇名，收为诗集第二篇。第一篇为1945年9月初，在重庆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激奋之余写了《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长诗。全书收录他的颂诗、颂文27篇）诗集送我一本，并谦虚地在扉页上题字：“士安同志正之，克家（章）一九九三年七月。”总之每次与臧老交往都是受益匪浅：净化了灵魂，开化了思路，造化了艺术，深化了激情，催化了能量，美化了人生。对此我既由衷感谢又万分歉疚：一是1972年10月他因心脏病回京时我不知道，未能相送，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只给他过一些仅部队领导机关和相当一级干部才能吃到的精粉馒头。二是这些年我们常有书信往来，敬祝他健康长寿，却从未给他送过一分钱的礼。三是当时臧老的夫人郑曼老人在干校人民出版社（任编辑）13连与5连相隔10余里，未将他们老俩口调到一起；他的小儿女苏伊在“共产主义学校”，在“向阳湖”一家三口分三地，没有关照过他们。为弥补歉疚我一直期盼日一定要参加他的百年寿诞，可他那颗跳动了99年的诗心却在2004年正月十五停止了！臧老走了（我发表《辑联缅怀臧克家》纪念他），但正如他名诗《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中所吟“他还活着”、“人民永远记住他！”正是：诗心诗魂著史诗，良师百书诲人不朽；联苑联趣论妙联，泰斗九泉含笑永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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