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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开考专业的情况和本次考试的课程安排，具体时间、报名地点。每年的1，1月和7月考的是公共课1，建议查询本省(市)高教自学考试委员会网站或联系方式进行报名2.一年四次考试，取得毕业证书，每次最多考4科.自考就得完成规定课程的考试和考核，4月和10月专业课和公共课均有开考，4，10月为考试时间，可申请毕业、报名手续，并取得合格成绩。3，了解本省(市)的报名时间.要认真阅读本省(市)高教自学考试委员会公布的《报考简章》
楼上说的挺清楚了，仔细看看，能看懂的。
自学考试比较难,不好通过,要把你所报考的专业主考科目全部通过才可用,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选择山东大学自考,北京有好多只考院校呢!!!北京交通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不错!!!!!
如果你是专科生你可以问你的大学老师。一般大专院校都有关于自考服务的社团或组织你也可以问问他们。如果你不是专科生也不懂怎么报名，你可以登录你所在省份的教育网了解一下。至于其他的消息下楼的网友也说的很详细了，我也不多说了。我想说的是，自考要有恒心，我也正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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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替汪鑫打抱不平得从奥运会的五环旗说起，五环旗的中心是个黑环，
厚此薄彼刘翔汪鑫冰火两重天。解读奥运黑环。
刘翔因伤退赛，电视台报道铺天盖地，汪鑫因伤退赛媒体鸦雀无声。
如果中国羽毛球队向中国田径那么衰弱，如果黄种人从来就没拿过羽毛球世界冠军，中国的媒体或许会重视汪鑫，但厚此薄彼的坏毛病不会改变。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媒体酷爱昙花一现，轻视长盛不衰。多亏了刘翔是因伤退赛，如果刘翔向丁宁那样受到天大的委屈，中国的媒体起码得抱怨三四年。
中国的媒体导向把刘翔的事情弄得一头雾水。到现在很多人还是弄不清08年刘翔是因状态不佳不敢和如日中天的古巴选手罗伯斯一决高下，还是因伤退赛。敦奥运会前刘翔风光无限，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刘翔将再创辉煌，我却对妻子说：“虽然可能性很小，但刘翔可能在伦敦奥运会上惨败。原因很简单刘翔是个大喜大悲式的人物，要么给13亿中国人带来狂喜，要么扫全中国人的兴。
人生能有几回搏，倒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不丢脸，最重要的是要敢于亮剑。关于亮剑的问题我不想多说，因为08年我专门写了一篇批评刘翔不敢亮剑的文章，可是数十次修改始终无法通过网刽的审查，无奈只能昧着良心乱改一气，最终面目全非的文章勉强在网上活了下来。如今审查更加严格，所以伦敦奥运会刘翔的事我不想多说，我只想替汪鑫说句公道话。
替汪鑫打抱不平得从奥运会的五环旗说起，不管别人怎样解释我对五环旗有独特的见解。五环旗的中心是个黑环，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黑环就是黑洞，此黑洞向全世界宣告：黑心裁判比兴奋剂可怕千倍万倍。更可怕的是到目前为止奥委会只许裁判放火不许运动员点灯，所以向丁宁那样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惨败给黑心的裁判的案例屡见不鲜。
伦敦奥运会中国自行车队两破世界纪录的郭爽、中国女子射箭队、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女子链球张文秀等很多中国人都惨败在裁判手下。伦敦奥运会至少有几十人惨败在裁判手下。
黑心裁判在奥运会制造的最黑暗判罚数不胜数，奥运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层出不穷。每届奥运会都有一些国家惨败在裁判手下，让人欺负得最惨的非中国莫属。以击剑为例：因为中国的体育官员在国际赛场上极其懦弱很少敢为属下争辩更谈不上亮剑，所以导致王海滨等三剑客蒙受奇耻大辱。1949年中国人站起来了，只可惜还没等中国体育强大起来，毛泽东等人就去世了。也许有人把拿了38枚金牌认为是强大，非也！中国经济处在高速发展时期，再加上人口众多，一届奥运会拿下几十块金牌理所当然。如果按13人亿算，平均多少人一块，恐怕少的可怜。最最重要的是国球被人骑在头顶上拉屎连申诉都不敢，又有什么资格谈论强大。甭说申诉，你什么时候在国际赛场见到过中国教练被罚出场（李永波除外）。中国最强大的当属乒乓球队，奥运赛场上最熊的非中国乒乓球队莫属。我不想分析更深层次的原因，再分析下去我的文章又得被屏蔽，如果想知道为什么在奥运会上中国选手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请看《&#9632;熊熊一国》。下面谈一谈规则的问题。
虽然外战女皇汪鑫没有遭到裁判的暗算，但极不合理规则使她颗粒无收。占有绝对优势汪鑫先胜一局，再胜一局便可得到铜牌，遗憾的是她突然受伤，印度人捡了块铜牌。奥运会上并列的事情很多，但汪鑫不行，因为她是中国人。菲尔普斯一届奥运会拿到八枚金牌，没人敢说三道四，中国的游泳小将破世界纪录外国记者很不礼貌的质疑是否服用了兴奋剂。
刘翔两届奥运会退赛，中国媒体依然赞不绝口。王皓三届奥运会屈居亚军未见中国媒体安慰，裁判三番五次欺辱丁宁，中国媒体鸦雀无声。
奥运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懦弱的中国乒乓球队任人宰割。为丁宁鸣不平！
表面上看中国乒乓球队无比强大，其实极其懦弱，是只任裁判宰割的羔羊。多少年来极其缺钙中国的体育官员从不敢对国际乒联的说个不字，试图用忍气吞声来推动乒乓球事业在国际上的大发展，其结果适得其反。委曲求全逆来顺受换来的是国际乒联永无休止的欺凌，百般刁难无法摧毁强大的中国乒乓球队，国际乒联及裁判改变了策略——扼杀最优秀的个体。
如果敢在前几轮对裁判三番五次的无端判罚提出强烈抗议的话，丁宁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如果中国的体育官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反抗精神的话，世界排名第一的丁宁不可能成为任裁判宰割的羔羊。
3场比赛被莫名其妙的扣掉5分，尤其是冠亚军决赛中裁判给了丁宁致命一击后果可想而知。弄一个对乒乓球一窍不通的裁判执法，而且用的是足球的规则，如此黑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949年中国人占了起来，但中国体育官员们始终趴在地上不敢站起来，乒乓球运动员更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本想替丁宁讨伐国际乒联但电脑突然死机，无奈只能去网吧，但因身份证丢失被多家网吧拒之门外（无证上网罚款一万元并没收营业执照）。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绝不允许国际乒联及裁判在光天化日当着全世界人的面如胡作非为。如果中国的媒体中国的体育官员向我一样敢于亮剑，看谁还敢欺负中国体育健儿。
裁判把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比赛变成了最黑暗的比赛。
8月1日奥运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先是4对羽毛球选手代人受过，然后是狼心狗肺裁判把占有绝对优势的丁宁罚为弱势、把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比赛变成了最黑暗的比赛，丁宁并非输给了李晓霞而是输给了裁判，连老天爷都愤怒了，辽宁地区倾盆大雨哭了5天。
比兴奋剂更可怕的是良心不正的裁判和极不合理的比赛规则，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我眼里五环旗中心的黑环就是黑洞。做梦都想到还有比世界悲更黑暗的比赛，我无法用语言形容伦敦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的黑暗程度。
黑洞大学天知焦子，封口富处长董育德。
本文章谢绝黑洞大学读者。原因很简单，极其温顺、极其驯服、极其懦弱、极其自私的黑大教师，面对高度腐败连门前雪都不敢扫，更何况他人瓦上霜，而我的文章充满火药味所以不适合黑大教师。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向黑大教师那样做沉默的羔羊，（真正）法治社会的进程至少得推迟一万年。
古今中外以弱胜强的经典范例数不胜数，军事题材占绝大多数，商战的也很多。不知道是才疏学浅还是孤陋寡闻，我从来就没见过论述高等学府中以弱胜强经典范例的书籍。一想到这我心里就堵得慌，北大、清华有什么了不起，以弱胜强经典范例和黑洞大学比起来充其量是小污见大污。
程伟并非等贤之辈，在他的统治下黑洞大学以弱胜强的经典占例举不胜举。仅举一例足以让北大、清华望而却步。按理说等待提拔的博士研究生排成长队，一个极其平庸的自考生就是八辈子烧高香也甭想升官发财，但董育德掌握着新校区建设12亿资金黑洞的秘密，程伟只能冒天下之大不韪策封他为封口富处长（王山等人只是个牌位，11年来实权一直掌握在程伟手中）。
惯例先抛砖然后在引出董玉得。后勤的一位总务处处长离黑大的最高机密——新校区基建黑洞八百丈远，所以“争轧”在贫困线上。虽然囊中羞涩，但这位“穷鬼处长”玩女人却挥金如土。他玩弄了梁半截的女儿，事情败露后，锛儿都没打拿出几十万元破财免栽。为了半老徐娘如此挥金如土，被他开苞婚前玩了数年的广播影视学院导员李涛得到多少真金白银可想而知。一个如此“寒酸”的处长有何资格和董玉得相提并论。这个穷鬼处长和&#9633;&#9633;省&#9633;&#9633;副主席张行湘的亲家刘志超比起来简直就是个乞丐，你看人家多气派在大连天河盛京给小三买了豪华别墅。同在一个大学为官贫富如此悬殊，更让人瞧不起的是吃窝边草，你看人家刘志超到沈师大跑臊连孩子都有了。
话题还得回到董育德身上，之所以拿刘志超说事是因为他和董育德掌握新校区基建机密最多，奴仆关系决定了董做事必须极其谨慎，绝对不能留下蛛丝马迹，但这不能说明董育德的财产比刘志超少，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更何况主多大奴多大，仗势搂钱的贪官举不胜举。例如1.46351.27
早在程伟作为工农兵学员的年代，董育德就为前几任校长侵吞国家财产充当马仔从中渔利。混乱之际敛财如探囊取物，仅一年当中就有16个工程队在黑洞大学同时施工，董育德对所有的工程队百般刁难横挑鼻子竖挑眼，唯独他爹的工程队捡钱不用弯腰。勒别人越狠，他爹捡钱就越容易，那些年他爷俩没少从黑大捞黑钱。在所有的中国家庭都梦想成为万元户的年代，董育德及黑洞大学领“捣”们早已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偷偷的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经过多年的耳濡目染他成了建“蛀”方面的行家里手，怎样挖坑、什么时候挖坑、挖多大的坑、怎样坑害国家他早已轻车熟路。在新校区建设中他更是大“斩”宏图从中渔利，没有他的“邪蛀”那些对基建外行的黑洞大学的领“捣”们绝对不可能挖出一个12亿资金的黑洞（刘志超除外），没有他的“邪蛀”程伟等校领捣及亲友们绝对不可能肥得八辈子流油。名利双收腰缠万贯的董育德夹着尾巴做人，为人低调从不张扬，虽然伪装的十分高明，但素质太低还是常常露出马脚，他经常逢人便讲宗处长等人是如何落马的，以此来表白自己是如何如何的廉洁，鬼才相信他是清白的。那么多高素质、高学历、高水平人才不提，而让一个极其平庸的自考生当处长，而且掌握黑洞大学最高机密，并非程伟脑子有病，而是见不得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蛀”，事关重大关系到上峰和程伟洗钱集团几十代人的黄金储备。要么被淘汰出局，要么同流合污。在是非之地当婊子还想不立牌坊，真清白无需表白。明知道上峰罩得住，明知道黑洞大学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董育德却一次又一次的表白，不打自招素质太低确实赶不上工农兵学员程伟。进过大学的哪怕是工农兵学员和自考生就是不一样。逢人就表白说明心虚，一般情况下夹个包在街上走，别人无法分辨出你的生活水平，如果把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人家马上就知道你的档次。
现在老校区改造的即将开始，程伟洗钱集团要展开最后的疯狂大“斩”宏图。这块10余亿元的大蛋糕掉下的渣至少能保证董育德家族几十代衣食无忧。封口科长们也都接到了延迟退休的通知，暗箱操作越黑越好参与的人越少越好，就连校长的司机也都延迟退休，宁可给他们分几百杯羹也不让新人知道事情的真相，殊不知保密局、安全局的保密工作远不及黑洞大学。黑大司机到保密局、安全局当局长绰绰有余。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在中国的高等学府，自考生击败众多博士研究生走上处级岗位的仅此一例。是程伟这只贪婪的狼把董育德这只狈“速”造成中国高等学府以弱胜强第一人。一个才疏学浅的工农兵学员当了11年校长之后摇身变成了书记靠的是经济实力。如果不“富”载累累，如果向沈航、沈师等大学那样仅用一两个亿就完成新校区建设，程伟最多只能干一届。正因为董育德等鹰犬的“邪蛀”，把2亿元的小蛋糕发酵成12亿元的大蛋糕才使程伟政治生涯延年益寿，往黑洞里投的资金越多当校长的年限越长，给上峰的贡品越多越珍贵腐败官员的政治生命越长。
横财又一次眷顾长“受”校长程伟，程伟绝不会放弃给自己政治生涯增寿的机会。大斩宏图离不开这位靠风水宝地得到富处长官衔的幸运儿董育德。投入新校区黑洞的钱发酵了6倍，这10亿元的老校区改造资金可想而知。文“掏捂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两人再次联手足以刷新中国高等学“腐”最经典的“占吏”（纳税人的钱不占白不占，占了也白占，白占谁不占）。在此还应该感谢黑大数千名自封口教师，吓破胆的羔羊连微博都不敢发。正因为你们极端懦弱、极端自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工农兵学员、自考生占据领导岗位挡住高素质、高学历、高水平人才的时间才能无限延长，从而促进了国有财产大量流失。
其实我也有罪，其实我也是封口副处长董育德的幕后推手。至于为什么，详情请看《黑洞大学“君”委主席程伟》。遗憾的是《君委主席程伟》无数次被屏蔽，无奈我只能但愿有一天能通过网刽审查这一关。
洗钱处处长董育德。
封口处的组成极其特殊。自考生大权在握，然后是处长、科长、最外层才是10几名建工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名义上处长是一把手，但本着利益均沾的原则走马灯似的换处长，实权一直掌握在副处长董育德的手里。这和校领导班子如出一辙，名义上王山是书记，实权一直掌握在程伟手中。还有许多一脉相承的地方例如：统治黑洞大学的是才疏学浅的工农兵学员程伟，上百名有真才实学的博士研究生摸不着权力的边。建工学院的高材生给所学非所用的自考生当马仔，核心机密甭想着边。
有大辕马不用，用兔子驾辕黑洞大学的筑物风格确实与众不同。最大的特点是浪费能源、浪费空间华而不实。例如：艺术楼4楼，把最好的朝向作为走廊，因为黑大领“捣”见不得光的地方太多，所以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各个方面。例如：黑大第一批校服美妙绝伦，非常适合80岁的老人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前些年的校服还是校车都选定了灰色，充分体现了黑大领捣灰暗的灵魂。尤其是刘志超、董育德在众多设计方案中选中的艺术楼造型更是昏暗。
酷爱糟蹋阳光的黑大领捣浪费了4层楼的阳光还嫌不解气，把2楼阳面的一些房间捂得漆黑做摄影室。黑洞大学的建筑群把浪费能源、浪费空间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您有雅兴的话大雨天去“薄”雅楼还可观赏到从天而降的瀑布，本应滋润花草树木的甘泉找不到出口只能在大厅里东流西淌发泄被浪费的怨恨。
出自刘志超、董育德之手的监狱窗、碉堡窗不仅仅是浪费能源之杰作，它还折射出黑大领捣潜意识。
粗心大意的人不知道监狱窗、碉堡窗的匠心所在。一：窗口小便于遮挡适合暗箱操作，最主要的是黑大领导捣怕见光。二：不管黄金储备银行多么庞大，出钞口必须小，尤其是洗钱出钞口必须小（小心谨慎）。组织部、财务部很重要但远不及洗钱部重要，经济基础决定程伟洗钱集团的上层建“蛀”，所以得委派最得力的部下来运作。董育德名义上是封口处长，实际是洗钱处处长。
“逸”立11年之久不倒。
沈阳航空学院原址，“巴掌大”的地方而且是在郊区，地价远不及黑洞大学卖掉的高职院值钱。人家用卖“巴掌”的钱买的新校区面积比黑大新校区还大。校方还给所有教工买了100米以上的住宅。仅在五彩园三期中，沈航一次团购上百套。
一道之隔冰火两重天，沈航轻装上阵搞建设，贪得无厌的程伟洗钱集团把黑大带入了万劫不复的还债务深渊，2262人，人均负债53万元。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钱人作孽后人遭殃。吃不了兜着走，程伟这个瘪犊子造的孽，黑大子子孙孙无力偿还只能兜着走。
如果向其他大学那样通过周边黄金地带的开发不迁校，或卖掉市内的校区建新校区，程伟不可能在黑洞大学逸立11年之久不倒，原因很简单上峰得到了足够大的蛋糕。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蛀，高度腐败离不开洗钱。买别墅、嫖女人、给若干代留下黄金储备都离不开洗钱。做法很简单把蛋糕做大，蛋糕做的越大，钱洗的就越多，所以程伟洗钱集团精心选择了一块极不适合盖楼的土地建新校区。在古河道上盖楼，别无选择只能打深桩，仅此一项成本就浪费上亿元，百姓心痛，但程伟洗钱集团心里乐开了花，浪费越多回扣就越多。表面上看往地下浇筑的是钢筋水泥，实际上白花花的银子通过黑洞流进了程伟洗钱集团的腰包。甭说12亿建设资金的黑洞，就是数百亿数千亿的黑洞也不会被追究责任。例如：2011年甘肃持资87亿修建的高速公路通车，80天后大修。路面出现坑槽、裂缝、沉降等复杂状态，大坑连小坑满目疮痍形同搓板路。37总投资42.18亿元最贵二级公路，通车仅两月塌落悬崖造成2人死亡。为冒牌大明宫申遗投资400亿元…。
权大于法的社会，高度腐败的社会，绝对不会介意黑洞有多大多深，所以越是国有资产流失得严重的部门官做的越久。程伟之所以逸立11年之久不倒是因为黑大国有资产流失严重、新校区建设负“债”累累。
“沈师”完成土地置换由城里迁到城郊全部费用仅用了2亿人民币，2亿元还不够黑大扔进新校区地下打庄的钱。黑大领捣扔钱的光“融”传统愈演愈烈，不败光怎能融进金融大“恶”行列，不败光怎能让政治生涯延年益寿。所以黑大领导不断地往黑洞里融资，把地处黄金地带的外五栋投进了黑洞还嫌不过瘾，又把寸土寸金的南新村投进了黑洞，为了统治生涯长生不老，贪得无厌的程伟洗钱集团把黑洞大学带入了万劫不复的还债务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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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小强等&：&“学生眼中的王宝来教授”笔谈
作者：&&&&文章来源：&&&&点击数：&&&&更新时间： 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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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小强（1976-），江苏大学法学系讲师。学术兴趣为法学理论、知识产权法。
&&&&&&&&&&&&&&&&&&&&& 朱江（1978-），曾是西北政法学院自考生，现为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西北政法学院在职法律硕士。
&&&&&&&&&&&&&&&&&&&&& 吴情树（1976-），华侨大学法学院讲师。学术兴趣为刑法学。
&&&&&&&&&&&&&&&&&&&&& 冯磊（1977-），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处干部。
&&&&&&&&&&&&&&&&&&&&& &&&&&&&&&&&&&&&&& 褚宸舸（1977―），西北政法大学讲师。
&&&&&&&&&&&&&&&&&&&&& 永远的微笑
&&&&&&&&&&&&&&&&&&&&& ――怀念我的老师王宝来先生
&&&&&&&&&&&&&&&&&&&&& 魏小强*、
&&&&&&&&&&&&&&&&&&&&& 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在我的心中，宝来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 &&&&&&&&&&&&&&&&& 宝来先生是我在西北政法学院读书时的老师，初识他缘于一门选修课。那是1996年下半年我大二的第一学期，学校给本科生开了许多选修课，要求我们选学。平日里喜好思考些“玄虚”问题的我对部门法学的兴趣不大，但当时还是选了一门叫做《中国刑法史》的课程，一是为了凑足学校要求的选修学分，二是这门课程的名称中毕竟还有一个“史”字，它是多少能引起我些兴趣的。 &&&&&&&&&&&&&&&&& 这门课的任课教师就是宝来先生――选课当时还不知道。
&&&&&&&&&&&&&&&&&&&&& &&&&&&&&&&&&&&&&& 记得第一次和同学去上课，我们到的并不晚，但当我们走进教室时，却发现有位老师早已在讲台上了，而且面向门口，正微笑着迎候每一位到来的学生。这对于以往通常是坐在教室里恭候许多步履匆匆、满脸严肃的老师来上课的我们而言，多少是有些受宠若惊的。仔细端详时，看到的他是一位中年人，中等身材，衣着朴素，面色红润但却生着一头与其年龄不大相称的花发，让人感到非常亲切的是他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在我的印象中，似乎除了后来因激愤时弊而慨然拍案时以外，这种微笑就没有从他的脸上消失过。在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他便开始讲课了。他的课讲得清晰流畅、深入浅出，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而于观点新颖（当时他所讲的很多内容于我都是很新鲜的）、事例理论信手拈来中则显示着他不浅的功力。相应的，我上课的兴趣也就油然而生了。
&&&&&&&&&&&&&&&&&&&&& &&&&&&&&&&&&&&&&& 相比于其他老师，他的课最独特也最让我们兴奋的就是他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对他所讲的许多内容，他引导我们随时发表各自的看法，提出意见，哪怕是与他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批评性意见。作为交流的方式之一，他鼓励我们在有些问题上可以与他角色互换，即让我们对问题作必要的准备后上课时走上讲台以教师的身份给大家讲述。这对于自小学起便习惯了被教师“满堂灌”的我以及不少其他同学而言，是既新鲜而又充满挑战的。大家起初有些你推我让，到来便都争先恐后了，可以说当时每一位上台的同学的心情是既十分紧张而又十二分兴奋的。记得课上到中国古代职务犯罪时，我申请了其中某一部分的“主讲”。当时具体讲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全了，但记得当时由于紧张，课下事先准备好的东西一上讲台就不知该怎么讲了，窘迫之时许多内容便是信口发挥了。其中解释“坐赃”时，我说“坐赃”就是“坐地分赃”，因为既为主管官吏，贪污挪用国家财物，必不只是一人而是一伙人为之，岂不是监守自盗，坐地分赃？对于我的窘迫，宝来老师给予了安慰，而对这些主观臆测、甚至有些无厘头式的谈论，他则给了一定的肯定，并夸奖说对坐赃的解释还有一定的新意哩。这样，他的宽容便使我在惭愧中却又有了一份难得的当“老师”的成就感。总之，自第一次课始，每一次课上完后，我们便都会期待着他的下一次课，而到最后一次课结束时，我们都无一例外的向他打听下一学期他开什么课！
&&&&&&&&&&&&&&&&&&&&& &&&&&&&&&&&&&&&&& 自那以后，我与宝来先生的接触便多了起来，以至于因此还欠了他的一笔“债”。大三第一学期的国庆期间，我和几位同学去陕西礼泉县的某个乡做普法宣传。礼泉县盛产果品，被称为陕西的经济强县，我们原以为该地的农民平日里经济活动多，收入高，对法律的兴趣想必是很浓的。谁知眼里看到的和媒体上宣传的相差太远，农民的收入不高，但税费负担却很重。其中有一个号称“小康村”的村子，村民竟然连电都用不起而点油灯蜡烛！相较于党和国家的政策，农民对法律了解甚少且敬而远之。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寻找答案的兴趣使得我把宣传基本上变成了调查，因而取得了一些有关当地农民法律意识状况及其原因的材料，同时也有了据此研究农民法律意识的念头。回校后有一次碰见宝来先生，无意中告知了那次普法活动以及自己的上述想法，他听了之后很感兴趣，告诉我还要尽量再多收集一些相关材料才行，并说他期待着我的研究成果。谁知我一时的热情过后，便把那些材料扔到一边去了，迟迟没有动手整理，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成果”产生。到第二次碰到宝来先生时，他很关切的问我研究到什么程度了，并笑着鼓励我说农民农业问题是个大问题，很有研究的意义，如果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可以找他。我敷衍他说正在研究中。第三次又见面时，面对他的问询，我只能唯唯又诺诺，顾左右而言他了。再以后，即便是见着了，宝来先生就不再问我的“研究成果”的事情了，他大约也觉得我恐怕研究不出什么成果来了。但是他的微笑却一如既往地留在他的脸上和我的眼里，而我却从此欠下了他的一笔“债”。
&&&&&&&&&&&&&&&&&&&&& &&&&&&&&&&&&&&&&& 直到1998年，我已经大四了，学校搞建校四十周年大庆，作为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我所在的法学系组织出版了两部名为《中国法治探索》的师生论文集，其中在学生论文卷中收录了我的一篇论文，题为《农村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分析》。那是在前述材料及后来收集的一些材料的基础上，加上学年论文的压力，才得以完成的“成果”。可以说那是一篇大而不当，理据欠缺的文章，不知宝来先生后来看到它没有，但我是非常希望他能看到的，即便是该文浅陋至另他感到可笑，也算多少是了了些我的心事啊。
&&&&&&&&&&&&&&&&&&&&& &&&&&&&&&&&&&&&&& 时光很快到了1999年，我毕业到了南方一所大学任教，昔日三尺讲台的尝试竟成了要终身为之努力的职业。初次面对学生时的紧张也因曾经有过面对宝来先生和同学的经历而有了些许减轻，角色的转换也就顺畅了很多。当开始有了自己的学生时我的心情自然是十分愉快的，以至于总想告诉他人。
&&&&&&&&&&&&&&&&&&&&& &&&&&&&&&&&&&&&&& 2000年末，因学校公干到西安，其间便想着去拜访宝来先生，好向他学习，也向他汇报。当我向当时尚在西北政法学院读研的同学打听宝来先生的情况时，他告诉我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什么？！顷刻间我犹如被电击，满怀的热情登时化为了数九的寒冷，怎么会……
&&&&&&&&&&&&&&&&&&&&& &&&&&&&&&&&&&&&&& 我无法想象我的老师在那冰冷的海水中经历了何等的痛苦！我同样无法知道他那时刻在想什么，但他一定是非常不愿离开他亲爱的妻儿、他关爱的学生、他热爱的书桌讲台以及这个让他体尝了酸甜苦辣的人世！我迁怒于被人们尊称为“母亲”的大海，为何就如此无情的剥夺了一个鲜活的生命继续生存的权利？！但这一切的疑惑和愤怒皆如同我早已被泪水迷住了的双眼一样茫然不清了……
&&&&&&&&&&&&&&&&&&&&& &&&&&&&&&&&&&&&&& 陶潜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宝来先生虽然已经去了，但他对学生的关爱连同他的微笑则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并时刻作为鞭策，促使我努力地为人为学，把同样的关爱和微笑传递给如同曾经的我一样的学生。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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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王宝来老师
&&&&&&&&&&&&&&&&&&&&& 朱江&#61482;
&&&&&&&&&&&&&&&&&&&&& &&&&&&&&&&&&&&&&& 王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快6年了，提笔要写纪念他的文字，涌上心头的只有感激和惭愧。本来我并不是一个姿情的人，但是夜深人静时偶念已故的老师，泪水总是悄悄地流下。
&&&&&&&&&&&&&&&&&&&&& 一 初识
&&&&&&&&&&&&&&&&&&&&& &&&&&&&&&&&&&&&&& 1998年的西北政法学院，教室比较紧张，学生们要用水壶、课本占座位，才能在上自习时享有一席之地，而且教室在9：50晚自习过后准时熄灯，晚上想看书就没有了学习场所。我所在的宿舍，晚上的主要活动是聊天、打牌，正常休息尚不能保证，如何利用空闲时间学习？幸好我有一个老乡是刑法老师，经过我苦苦请求，他终于允许我晚自习后可以在刑法教研室看书学习，但要主动洒水、扫地、擦桌子、整报纸，保持教研室的干净整洁。
&&&&&&&&&&&&&&&&&&&&& &&&&&&&&&&&&&&&&& 王宝来老师当时担任教研室副主任，一天晚上他来教研室加班，看着桌子擦得很干净，报纸也收拾得很整齐，看着我旁边放着笔记本和书，我想他一定没有生气。王老师向我微笑，忐忑不安的我觉得很温暖，觉得这位老师很和善。我结结巴巴地解释了自己看书学习的想法，王老师没有责怪我，反倒鼓励我。他说学生能抓紧时间看书是好事情，希望我好好学习。我说我一定听老师的话，还要和认真学习的同学交流。我很高兴认识了一个关心学生的老师。
&&&&&&&&&&&&&&&&&&&&& 二 中秋节
&&&&&&&&&&&&&&&&&&&&& &&&&&&&&&&&&&&&&& 王老师的学术造诣，我的笨笔是写不出百分之一。但是他和蔼可亲、关心他人的优秀品质，我是深有感触。记得在1998年秋，有天晚上我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去，王老师对我说：“过两天是中秋节，你不回去就来我家吃月饼吧。”我当时非常感动，受宠若惊地接受了邀请。我从家里回来后拿着月饼去拜访王老师，当时王老师的爱人马老师也在家，他们一点老师的架子也没有。我和他谈起了法学，还谈了一点历史和文学。
&&&&&&&&&&&&&&&&&&&&& &&&&&&&&&&&&&&&&& 王老师谈了一些对刑法研究的认识，说学者应该养成实际调研、走出家门的实践作风。后来他写有关毒品犯罪的论文，很多材料、数据都是他亲自走访调查得来的，这一点可以印证他“知行合一”的观念（颇有犯罪实证学派的为学风格）。历史和文学方面，我们聊得并不高深，只是说说各自喜欢的作者和作品风格。我说我很敬佩胡适先生和他的弟子唐德刚，而且还说胡适的诗歌也写得很好。王老师说话不多，只是在我说胡适考据校对《水经注》的时候，他谈了一些专史的意义，还谈了一些学术规范和考据方法。也许这是当时他写“中国刑法史”初衷的流露，可惜当时我没有在意。交流是愉快的，我的感觉是如沐春风。
&&&&&&&&&&&&&&&&&&&&& 三 幸运的自考生
&&&&&&&&&&&&&&&&&&&&& &&&&&&&&&&&&&&&&& 王老师对我学习给了莫大的关心和帮助。我中专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来西北政法上自考纯粹是为了生计考虑。但无论学习目标如何、自考身份如何，我始终渴望与老师、同学交流，渴望倾诉自己困难和理想。王老师没有象一般人那样对自考生有鄙夷和轻视的成见，而是给了我他力所能及的关心和帮助。去找王老师借法学专著和社科类图书，请教一些专业问题，甚至聊聊法林逸事、学界名流，是我上学时充实而快乐的生活。记得学刑法时，图书馆借不到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后来是王老师借给我看完的。我在学校附近的书店里见过的一些书，有时也会被王老师买回家。虽然我没有钱去买那些新书好书，但能蒙王老师不吝借阅、或是在他家不受时限地翻阅，也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 &&&&&&&&&&&&&&&&& 王老师是这样的一个好人，而我为王老师做的事情真是少之又少：我曾帮助他的孩子王恺补习过一段功课，帮王老师抄书稿，王老师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整天招呼我去他家吃饭，甚至放寒假时还要给我家教费，我推辞不收，他就笑着说是“压岁钱”。我曾送给他一个剃须刀，是很便宜的手动式普通刀片装，他却嫌我花钱，坚决不收。甚至在他离开西安的时候，是苗昆而不是我帮他买的票，我也没亲自送他上车，只是在临走之前在他家里向全家道别，他还说欢迎我去山东找他……
&&&&&&&&&&&&&&&&&&&&& 四 老三届教授
&&&&&&&&&&&&&&&&&&&&& &&&&&&&&&&&&&&&&& 和王老师渐渐熟识起来，我也认识了一帮好朋友，有吴情树（小吴）、褚宸舸（贝贝）、苗昆等，都是一些有志为学的年轻人。只可惜比起吴、褚两位的认真刻苦，我和苗昆比较懒惰贪玩。我们都喜欢跑去找王老师求教、聊天，常以“同门师兄弟”相称。王老师对我们没有老师的架子，经常让我们在他家吃饭，也偶尔会聊一些家常。原来王老师是“老三届”学生，以前在农村插队劳动，后来招工到了铁路系统，主要工作是在边远地区修铁路。真难以想象：白天沉重的体力劳动，夜间寒冷的工地临时宿舍，昏暗的灯光，贫瘠的知识氛围，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他学习的毅力有多么坚定！高考恢复后，王老师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又考上西北政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周柏森先生，并留校任教。我曾开玩笑说他是工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是内心却敬佩于他追求理想、执着求学的精神。
&&&&&&&&&&&&&&&&&&&&& &&&&&&&&&&&&&&&&&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王老师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也可能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生活最生动的写照。这里要说的一个西北政法堪称经典的“故事”：评高级职称的时候，不乏有一些人四处活动，找领导拉关系。但王老师却找来一个塑料编织袋（另据有人说是麻袋），里面装了整整一袋子的论文、专著、获奖证书，扛在肩膀上送去展览，众人皆惊叹。我没有考证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是我毫不怀疑王老师的学术成果，而且深以这样“牛”的老师为荣。
&&&&&&&&&&&&&&&&&&&&& &&&&&&&&&&&&&&&&& 王老师有热心助人的精神，这也许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帮助年轻学生和同事的事情简直不胜枚举。有时大家一起看电视新闻或者专访，凡涉及国家时弊和民间疾苦，他都微露蹙眉叹息之色。
&&&&&&&&&&&&&&&&&&&&& &&&&&&&&&&&&&&&&& 王老师也有一种独善其身的勇气。记得他评职称时要考外语，我帮他向我学俄语的同学借教科书和笔记。当时我自作聪明的“提醒”他，很多人准备夹带、并且四处打听监考老师是谁，我让王老师也“准备准备”。王老师听罢微微一笑，用有些轻蔑的语气坚定地说：“老师经常教诲学生不能考试作弊，怎么能自己行为不端？考不过是自己能力不够，弄虚作假算什么？”考试前他一直认真地复习外语，完全凭自己的真才实学顺利通过外语职称考试，还考了非常好的成绩。我惭愧了很久不好意思去见他（当然也是不想去打扰他复习），而王老师见了我后却笑呵呵地感谢我帮他借笔记。
&&&&&&&&&&&&&&&&&&&&& &&&&&&&&&&&&&&&&& “身教胜过言传”,他没有太多的谆谆教诲，却在朴素言行中体现出学者的魅力。虽然我没有吴情树、褚宸舸那样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也没有醉心于学术的勇气。但每当我看到王老师汗牛充栋的藏书，看到他花白的两鬓，看到他在书桌前认真校对书稿的样子，我也就决心以王老师为榜样，作一个踏踏实实的学生，不要辱没了和王老师的友谊。
&&&&&&&&&&&&&&&&&&&&& &&&&&&&&&&&&&&&&& 我曾听褚宸舸说王老师文学造诣颇深，能写古体诗，我就吵着要看他的大作，还说我们可以相互阅读彼此的“诗作”，他只是笑笑不置可否。我还曾伤感地对他说，我唐诗三百首看多了，觉得文人个个都象杜甫和李商隐一样命运多蹇，“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安渖怼！蓖趵鲜θ床痪獾厮担憧梢匀ザ炼撩飨圩场⒋笃氖剩桓鲂那椤Ｎ也坏闷渲迹幸惶焯健袄紊⒎莱Χ希缥锍ひ朔叛哿俊笔保也鸥械搅成戏⑸铡Ｏ衷谙胂耄艺媸歉瞿昵岷⒆樱诔け裁媲鞍嗝排⒏接狗缪牛认榈某け踩床汇撑膊晦陕湮遥庋闷⑵娜苏媸翘倭恕
&&&&&&&&&&&&&&&&&&&&& &&&&&&&&&&&&&&&&& 王老师是那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人，个子长得高高大大，神情中有一种忧郁和深沉，但讲起话来经常微笑。很可惜，本来很帅的他日常不是很注重外表，花白两鬓，也不经常染发，有时胡子也顾不上刮。经常是上身一套洗得发白的灰色西装，脚下却穿着一双黑色的布鞋徜徉在校园里。不过，有一年他去香港讲学、交流，回来后我看了他的一组照片，他西装革履地在论坛上侃侃而谈，微笑中透出愉快和自信，这才真正让我感觉到他的气宇轩昂。
&&&&&&&&&&&&&&&&&&&&& &&&&&&&&&&&&&&&&& 王老师也有自己的心事。儿子王恺顽皮贪玩，他曾反省自己没有当好一个称职的父亲，对孩子过于高压专制。他是个勤勉的学者，期望儿子念书成才是他最大的愿望。他只所以离开西北政法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追求学术发展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我个人以为和王老师的个性也有关。他祖籍山东，似乎对齐鲁大地、东海之滨有一种向往。城墙里的城市是安全和厚重的，也是闭塞和压抑的，他更喜欢大海的宽广和清新，留有“因为爱大海，离别长安居”的诗句。
&&&&&&&&&&&&&&&&&&&&& 五 伤逝
&&&&&&&&&&&&&&&&&&&&& &&&&&&&&&&&&&&&&& 2000年秋天的一个中午，天阴沉沉的。我下自习回来，隔壁的张小飞对我说：“王宝来老师在山东去世了，听说是游泳溺水而死。”当时一语不啻晴天霹雳，我一下子呆住了，怎么也不敢相信。我结结巴巴地追问，急得都迸出眼泪。张小飞也不忍心再说什么，只是让我去黑板前看看讣告。我心急心慌地跑下楼，最快速度地登着自行车，千万保佑这是一个玩笑或是误会。可是在我面前出现的黄纸黑字，却告诉我：王老师死了，真的死了！
&&&&&&&&&&&&&&&&&&&&& &&&&&&&&&&&&&&&&& 当时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脑海里出现了一幕幕悲剧：海浪滔天中王老师拼命求生，但最终被无情的海水淹没，王恺和阿姨孤儿寡母在他乡异地哭得天昏地暗……我当时忍不住望了望天空，真希望在云端中再看到他那张熟悉的微笑的脸庞。
&&&&&&&&&&&&&&&&&&&&& &&&&&&&&&&&&&&&&& 后来的一段日子，我突然觉得人生的生离死别是那么的反复无常，想到再没有一个特别能关心我、帮助我、鼓励我的老师，心里就特别悲伤。有时我一个人会哭得很伤心，和小吴通电话，和贝贝、姜海东谈起王老师时，我们有时会忍不住默默抽泣，一个在哭，另一个也不劝，只是静静地叹气或者是陪着哭。我的哥哥小龙也是王老师的学生，王老师还给他指导过论文，他也为王老师的逝世嗟叹不已。
&&&&&&&&&&&&&&&&&&&&& &&&&&&&&&&&&&&&&& 最让人肝肠寸断的时刻是王老师的骨灰下葬时，我记得阿姨哭得不省人事，喊着“宝来、宝来！”小吴、贝贝和我以学生的身份参加了葬礼，泪水在寒风中刺痛了脸庞，但我们心里更觉得哀痛――哀痛王老师离开我们，与世长辞。是啊！生前是师生欢聚，其乐融融，死后却是人鬼相隔，两界茫茫。公墓里一片小小的墓地是王老师最后安息的家园，他永远地住在那里了。那里没有他的亲人和学生，没有他的书籍和手稿，只有一片片孤独的墓碑和茔冢……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一句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真是千古以来文人不幸遭际的谶语啊！
&&&&&&&&&&&&&&&&&&&&& 六 愿望
&&&&&&&&&&&&&&&&&&&&& &&&&&&&&&&&&&&&&& 王老师去世后，他的家人回到了西安。王老师的遗孀马阿姨，性格单纯，心底善良，喜欢唱秦腔。她和孩子现在的主要生活来源是退休养老金。她生活条件尚可，我们这些学生没有给过她额外的经济支持，只是过年过节去看她，每次去她都很高兴。我有时在学校里遇见她，大家都感觉很亲切。
&&&&&&&&&&&&&&&&&&&&& &&&&&&&&&&&&&&&&& 王老师的儿子王恺小我5岁，现在是大小伙子了，而且经济独立。王恺不喜欢读书学习，但却对音乐和体育很执着，对待朋友热情诚恳，可惜性格有些急躁。他高中毕业后去北京上学，后来回西安做专业歌手，据说擅长吉他演奏和摇滚表演。我和贝贝与他以兄弟相称，交往颇多。虽然我们不喜欢摇滚音乐和职业歌手，但是我们都能理解并尊重他的选择，而且能与他轻松无间的交流。有时和王恺吃饭喝酒时，看着他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梁，还有笑得很开心的样子，就会想起那位仪表堂堂的王老师。
&&&&&&&&&&&&&&&&&&&&& &&&&&&&&&&&&&&&&& 王老师离开我们以后，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在学校时，我一度的理想是考研后留在学校，作一个象王老师一样的学者，甚至和吴情树、褚宸舸等师兄弟，形成一个小小的学术团队。但自从王老师去世了以后，我一次性的考取了律师资格，就没有一鼓作气地继续考研究生，而是参加了工作。离开了学生时代如火如荼的学习环境，那种渴望学习、献身学术的动力也就渐渐地淡化了。现在我从事律师工作，或疲惫于案牍，或逢迎于法吏，学习上也没有进步，只是再读了一个在职法律硕士，想必王老师在天之灵得知后一定会失望。我未能象王老师那样投身学术研究，有时觉得真是一种遗憾和失落，觉得非常愧对王老师和师兄的关心和鼓励，有种“背叛革命”的感觉。
&&&&&&&&&&&&&&&&&&&&& &&&&&&&&&&&&&&&&& 王老师的遗作至今一直未能出版，可怜褚宸舸几年来的奔走操劳但事倍功半，我们其他人更是无任何绵薄之力可以贡献。现在得知王老师的好友於兴中先生鼎立襄助，愿意尽力帮助出版遗作，我不胜感激。平素对我关照提携的宸舸师兄，知道王老师对我有知遇教诲之恩，约我写一些纪念文字。我不敢违命，聊作此文与师兄们共勉：王宝来老师去世了，但他认真勤勉、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长存，时常让我们感动；他严谨治学的态度和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将成为中国法学发展之路上一段坚实的基石。王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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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改变了我人生的走向
&&&&&&&&&&&&&&&&&&&&& ――谨以此文纪念王宝来教授
&&&&&&&&&&&&&&&&&&&&& 吴情树&#61482;
&&&&&&&&&&&&&&&&&&&&& &&&&&&&&&&&&&&&&& 我是1995年9月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的。入学不久，就认识了王宝来教授。那时他每天经常很早就骑着一辆老式高大的自行车，提着一个很大的烧水壶，站在开水房的水龙头前，与学生一起排队装开水。我当时也是一位比较勤快的学生，经常在早上晨读和上课之间的时段来提开水。就这样，我们俩经常在开水房见面，还经常相互友好地谦让水龙头。由于我比较喜欢刑法，王老师又是教刑法和刑法史，后来每次见面几乎就不免要向他请教一些刑法问题。这时候，他也就不骑车，而是一边与我一起走，一边解答我提出的问题。
&&&&&&&&&&&&&&&&&&&&& &&&&&&&&&&&&&&&&& 但是，加深我对王老师印象则是在1997年10月之后。当时党的十五大刚刚召开不久，在这次会议上，执政党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此时我已经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而且还是法律系学生会的一名干部，经常参与法律系系列学术讲座和学术沙龙的策划、组织工作。
&&&&&&&&&&&&&&&&&&&&& &&&&&&&&&&&&&&&&& 我清楚地记得，有次我们学术沙龙的主题是“十五大&#8226;党的领导&#8226;依法治国”，法律系的领导让我根据这个主题确定邀请的老师嘉宾，当时我们共邀请了4位教授，其中有一位就是王宝来老师。时间虽然已经过了8年多了，但是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次讨论的激烈场面，老师们不仅在学术沙龙上讨论得非常激烈，就是活动正式结束之后，他们四位教授之间还为了这个话题各持己见，讨论得异常激烈，以至于似乎有“打起来”的架势。自从那次以后，我对王教授的印象越来越深了，让我感觉到王老师为了追求真理可以这样的“奋不顾身”，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可以这样不惜地“得罪”自己的同事。
&&&&&&&&&&&&&&&&&&&&& &&&&&&&&&&&&&&&&& 往后的日子里，由于我班的褚宸舸同学与王老师交往甚深（因为王老师是研究法律史的，而褚宸舸也爱好法律史，经常向王老师请教，这样就慢慢地变成了忘年交和学术上的知音），而我、朱江、苗昆三位同学又经常与褚宸舸“混在”一块，慢慢地与王老师的交往也就越来越多了，最后发展到经常去他们家“噌饭”的地步。
&&&&&&&&&&&&&&&&&&&&& &&&&&&&&&&&&&&&&& 1999年8月，适逢王老师50岁生日，当时他没有邀请别人，只邀请了我们几个学生去他家吃饭。当时学校由于正在拆迁，王老师就搬到了学校的老西楼124室。虽然那时王老师家的条件比较简陋，但是师生之间那种“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和痛快也给我们带来全身的温暖，至今回忆起来仍倍感温馨和亲切。
&&&&&&&&&&&&&&&&&&&&& &&&&&&&&&&&&&&&&& 从那以后，我们就经常到王老师家做客，成了王老师家的常客。有一次，我和王老师说，一般年龄相差在20年以上的朋友就可以称忘年交了，我们俩年龄相差近30岁，是不是成为当然的忘年交。王老师说：那当然，那当然！听后我心欢喜，感觉这样的友谊真是难能可贵。
&&&&&&&&&&&&&&&&&&&&& &&&&&&&&&&&&&&&&& 但是王老师深刻影响我，并且改变我命运的事情发生在1999年8月的某一天，我称之为“果汁事件”。那一年我大学毕业，第一次考本校的刑法研究生，虽然总分考了360分，刑法单科成绩也有92分，但是由于英语只考了49分（当年过线是57分），所以第一次考研名落孙山。但是我又觉得如果那样就放弃会非常可惜，非常的不甘心，于是我就决定毕业之后在学校再呆半年，准备来年的考试，而且也决定继续报考本校。
&&&&&&&&&&&&&&&&&&&&& &&&&&&&&&&&&&&&&& 为了加深本校刑法老师对我的印象，并保证来年能够顺利考上，那天傍晚，我和朱江准备去拜访刑法导师组组长。当时是酷热难当的暑假期间，朱江提议，“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让我买个西瓜或是一桶果汁带上。我倒觉得初次见老师，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妥。正当我俩儿走到学校二号教学楼门口的花园里，就遇见了正提着开水回家的王老师。当时他问我们要去哪里，我说要去拜访某位老师，朱江说出去买果汁，两个人回答相互矛盾。王老师就问我为什么要去，朱江默不作声，我说我想明年还报考本校的刑法研究生，想给老师留点好印象。王老师皱着眉头，有些很生气地质问：你为什么一定要考本校，你为什么不试着去报考人大？（当时人大法学院的刑法学阵容非常强大，不仅有老一辈的高铭暄教授和王作富教授，还有一大批如赵秉志那样的年轻教授，因此成了众多刑法学爱好者心中的理想殿堂和学术圣地）？你专业课那么好，只要在英语上多下一些功夫，你就能考上。你不要总是把目光局限在本校，你要考出去，外边有许多优秀的老师和同学等着你去认识。
&&&&&&&&&&&&&&&&&&&&& &&&&&&&&&&&&&&&&& 当时我和朱江一下子好像清醒过来。是啊，我为什么要一直想着考本校了？为什么总是认为考本校就那么的容易，那么的顺利？我是怀疑自己没有考上中国刑法研究最高殿堂的能力吗？王老师的这番话对我影响特别大，好像红军长征中遵义会议促成了中国革命的新转折。以至于今天，当我自己也是一名法学老师的时候，我就经常教导我的学生，告诉和鼓励他们要鼓起勇气去报考外校的研究生，因为外校有更多优秀的老师和同学等着他们去认识。
&&&&&&&&&&&&&&&&&&&&& &&&&&&&&&&&&&&&&& 王老师走了以后，我又在犹豫不决中与朱江一起买了果汁。但王老师的话让我深思，我们暂时决定不去了！我俩在操场散步，非常的激动而毫无睡意。我一直在回想着王老师的教诲和建议，并不停地反问自己：我有这个能力吗？我有这个把握吗？朱江看着我时而踌躇、时而激动，说了一句：“听王老师的话考人大吧！我相信你，吴哥！”最终我们决定，谁也不拜访了，一门心思考人大！当晚我们就打开买来的果汁痛饮，颇有一种破釜沉舟之感。
&&&&&&&&&&&&&&&&&&&&& &&&&&&&&&&&&&&&&& 深夜里我失眠了，经过一夜的思考和反复论证，我最终认为自己应该有这个竞争能力，我确实应该更换一个新的学习场所。于是我就下定决心报考人大。此后，王老师也帮我给他一个在人大上刑法博士的学生打电话，请他帮我邮寄人大历年的刑法考题。朱江有时回来对我说，我去找王老师了，王老师说小吴复习紧张，让我多鼓励你。
&&&&&&&&&&&&&&&&&&&&& &&&&&&&&&&&&&&&&& 就这样，我临时调整了新的复习思路，更换了专业课的复习材料，并且加倍努力地复习（以至于后来得了考研综合症DD神经衰弱）。虽然最后考试的结果并不是很理想，总分考了366分，但是英语成绩却有大幅度的提高DD70分。虽然后来也是差一点进不了人大学习，但是最后总算也到了人大继续深造学习了。记得当时分数线刚下来时我痛苦万分，以为我又落榜了，我还无限叹惋地对朱江说，“成也宝来，败也宝来”。谁知柳暗花明，最终还是被人大录取。我打电话给王老师时，几乎喜极而泣。
&&&&&&&&&&&&&&&&&&&&& &&&&&&&&&&&&&&&&& 在人大，我认识了很多优秀杰出的老师，也认识了很多优秀和富有爱心的同学。在那里，我刑法学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学术视野不断扩大。历史证明，王老师当年的教导和指引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王老师那一次的当头棒喝，我后来的人生也许就要完全改变，个人历史将要重写。于是，我就经常在想，人生就那么的有意思，许多许多的偶然因素都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 &&&&&&&&&&&&&&&&& 当我躺在人大研究生楼那个简单木床上的时候，我总在想，如果那一次没有遇见王老师，如果那一次王老师没有鼓励我报考人大，如果……，那么我后来的人生（包括日在密云发生的那一场不幸的车祸）将重新改写，我的人生轨迹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想着想着，我突然感觉人也许真有命运一说，也许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操纵着我们，在引导着我们，在左右着我们的未来走向。
&&&&&&&&&&&&&&&&&&&&& &&&&&&&&&&&&&&&&& 2000年11月的一天，当我仍然像往常那样起床吃饭和学习的时候，突然接到在西安的褚宸舸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说王老师在威海游泳的时候不幸遇难，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这样？人怎么会这么的脆弱。我还来不及感谢王老师的教诲，他怎么会这样匆匆地离去呢？ &&&&&&&&&&&&&&&&& 可是，这就是事实，一个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残酷事实。
&&&&&&&&&&&&&&&&&&&&& &&&&&&&&&&&&&&&&& 就这样，王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当他的骨灰运回西安安葬的时候，除了他家人和亲戚外，我们三个学生（我、褚宸舸、朱江）一起去西安郊外的一块墓园上。当我望着这一片墓地，看着小小长方形的骨灰盒。我们三个跪在王老师的墓碑前，我们都哭得非常的伤心！同时也让我们深感一个人命运无常以及生命的脆弱 &&&&&&&&&&&&&&&&& 。
&&&&&&&&&&&&&&&&&&&&& 他，一个普通的教授，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他，一个普通的朋友（忘年交），改变了我以后人生的轨迹。
&&&&&&&&&&&&&&&&&&&&& &&&&&&&&&&&&&&&&& 前一段时间，同学告诉我说，他找到帮助王老师书稿出版的一个香港朋友，并嘱托我写一篇怀念王老师的文章，我深感责任重大，迟迟不敢动笔，但是和王老师深厚的交情促使我一定要把以前的往事写出来，以此来纪念王老师在天之灵。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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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王叔叔二三事
&&&&&&&&&&&&&&&&&&&&& 冯磊*
&&&&&&&&&&&&&&&&&&&&& &&&&&&&&&&&&&&&&& 王宝来教授是我家的老邻居，与我父亲早年相识，平时我便叫他王叔叔。我在西北政法学院上大学时父亲托他关照我，我因此常去他家，与他一家人接触比较多。四年之中，叔叔和婶婶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上都对我十分关心，不但指导我如何学习，更教我如何做人，如何适应大学的生活，至今想来仍十分感动。
&&&&&&&&&&&&&&&&&&&&& &&&&&&&&&&&&&&&&& 王叔叔祖籍山东昌邑，生长于古城西安。在要考大学的时候碰上文革，就像那个年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只能将求学深造的愿望放在心底，打起背包上山下乡。他种过地、拉过车，更多的时间被分配去打隧道。多年之后，他经常对我讲起这段岁月，认为虽然十年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工作条件损坏了他的健康，耽误了青春，但也磨练了意志。十年劳作让他知道了许多之前不知道的事，明白了许多之前不明白的道理，深刻地了解社会，了解工人和农民。这对他今后为人为学有着深远的影响。文革结束后，他考上大学，初学历史，研究生阶段学习刑法，后一直从事刑法方面的教学工作。
&&&&&&&&&&&&&&&&&&&&& &&&&&&&&&&&&&&&&& 在我上大二学习刑法的时候，对资格刑比较感兴趣，于是泡了一段时间的图书馆写出来一篇十几页的文章交给他看。他把我的文章仔细看了看，而后对我讲：“你初次动笔写文章，资料收集得还挺全。不过这只能算是资料汇编，不能称其为论文，因为你通篇在复述别人的东西，而没有自己的观点。写论文一定要言之有物，不能人云亦云。另外，你写的题目太大，面铺得太宽，这是写论文的大忌。写文章选题要窄，眼界要宽，要小题大做。这样可能会片面一些，但往往片面才能深刻。”这些话虽然不多，但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这些年见识多了剪刀加糨糊的“文章”，更加深切觉得叔叔这些话的可贵。
&&&&&&&&&&&&&&&&&&&&& &&&&&&&&&&&&&&&&& 叔叔为人耿直，好打抱不平。我上大三时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和他在校园里散步，转到行政楼前，见到一辆轿车倒车时把花坛的护栏撞断了。眼见那辆车准备开走，他快步走到那辆车前，一边张开手拦住不让车开走，一边叫我快去打电话叫学校保卫科的人过来。等我打完电话过来，看见他正大声与司机理论，要其下车给学校赔偿。后来，肇事司机不得不给学校做了赔偿。事后有人笑他太迂，说他纯粹是在管闲事。但他不这么认为，他说：“如果大家都去做对自己得利的事，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那这么这社会将成为什么样子了？”
&&&&&&&&&&&&&&&&&&&&& &&&&&&&&&&&&&&&&& 叔叔有教授的学识和风度，却无教授的架子。有的学生并不是他教的，只是听过他的讲座，或仅是慕名而来向他请教问题，他都是热情接待，耐心解答。有的学生和他相谈甚欢，久而久之成为忘年之交。他说：“古人讲‘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这话很有道理，师生相处应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只有与学生多深入接触才能了解学生的想法和教学的不足。”
&&&&&&&&&&&&&&&&&&&&& &&&&&&&&&&&&&&&&& 他喜欢和年轻学生在一起，认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思想保持活力。他对学生既严厉又和蔼，即便是批评学生也很注意方式方法，免得伤害学生自尊心。学校里很多教师都不愿意去教民族班的学生，觉得这些学生不好管又教得吃力。但是叔叔却愿意挑起这付担子，他针对民族班的特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一个哈萨克族学生上课总爱睡觉，对老师的批评也有抵触情绪。一次这个学生又睡觉，叔叔走上前去叫醒这个学生，对他讲：“哈萨克族的小伙子是草原上的雄鹰，可你这只雄鹰怎么老是打瞌睡呀。”学生听了很不好意思，以后再也没有在课堂上睡觉了。
&&&&&&&&&&&&&&&&&&&&& &&&&&&&&&&&&&&&&& 叔叔对我讲，在一个地方呆惯了，他想换个工作环境再发展。二OOO年的时候，听他说准备到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去教书，我真为他能实现愿望而感到高兴。但是没过多久，却传来他不幸去世的消息。古人云：人过五十，不为夭寿。但他却在自己学术生命顶峰的盛年终止了他的事业，离开了深爱他的家人和学生，使人感到深深的痛惜。
&&&&&&&&&&&&&&&&&&&&& &&&&&&&&&&&&&&&&& 叔叔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也没有写出什么鸿篇巨著，他的一生却有着诸多的坎坷和不如意。但是他从未向命运低过头，他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认认真真地做事，本本份份地做人，去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他把自己的知识、爱心和宽容都给了他的亲人、朋友和学生。作为老三届，他这一代人所能做到的，通过努力他都做到了。
&&&&&&&&&&&&&&&&&&&&& 现在听说於兴中老师、褚宸舸君准备要编辑出版王叔叔的遗著，这是一件好事。作为学生和晚辈，我写下这篇短文，以纪念师长。
&&&&&&&&&&&&&&&&&&&&& 2006年3月于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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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宝来先生
&&&&&&&&&&&&&&&&&&&&& 褚宸舸&#61482;
&&&&&&&&&&&&&&&&&&&&& &&&&&&&&&&&&&&&&& 有些人逝世很长时间了，但总有朋友记着他，王宝来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我之所以经常怀念他，因为我是先生“登堂入室”的弟子，虽然我并没有完整听过他的课程。
&&&&&&&&&&&&&&&&&&&&& &&&&&&&&&&&&&&&&& 我们师生的“课堂”就是四年来的交往和闲谈。1997年当我为了一篇学年论文去他家里查询一条引文的出处（因为听别人说他掌握元史资料较多）。面对我这个素昧平生自己找上门来的学生，他竟在家里翻箱倒柜找了半个多小时，令我着实感动。闲谈，才知我们竟然是西安一中的校友。后来经常的去他家聊天、借书，慢慢互相熟识。
&&&&&&&&&&&&&&&&&&&&& &&&&&&&&&&&&&&&&& 先生知识面广博，他常年订阅购买着社会、文学类报刊五、六种，他待学生宽厚、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又喜爱帮助提携年轻人，具有同情心。他年龄虽大，但不守旧，愿意与学生探讨新事物，因此他的周围总是活跃着一群年轻的学子，我也是其中之一。
&&&&&&&&&&&&&&&&&&&&& &&&&&&&&&&&&&&&&& 他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硬气”和鲜明的个性，说话直截了当，掷地有声，爱“管闲事”“打抱不平”。学生眼里他是“持不同政见者”，而非城府颇深的“御用文人”，和他接触能听到“真话”“实话”，感受到“真性情”。我想这也是学生们可以向他敞开心扉，无话不谈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时，我们可以聊到深夜，话题天南海北，可算忘年交。
&&&&&&&&&&&&&&&&&&&&& &&&&&&&&&&&&&&&&& 在聊天时，先生经常提醒我，即使在某个专业领域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专业之外你永远是无知者。因为你掌握的知识比起你未掌握或根本不知道的知识实在是九牛一毛，不要不懂装懂，自命不凡。正是在他那里，我学到了对知识的敬畏。
&&&&&&&&&&&&&&&&&&&&& &&&&&&&&&&&&&&&&& 1998年我们合作一篇论文（实则是他写的，因为他正好出差开会，托我就几处做文字处理），他坚持要我署名，这和许多人剽窃侵占学生成果形成了鲜明反差。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师长！
&&&&&&&&&&&&&&&&&&&&& &&&&&&&&&&&&&&&&& 1999年他准备撰写《中国古代刑法史论稿》，先请我对他1993年的讲义《中国刑法史专论》提出意见，我提出一些尖锐意见，他很高兴，以我为诤友。遂委托我将近二十年的刑法史论文目录做一整理，作为他专著的附录部分，这是我们第二次学术上的合作。作为朋友，我曾在他家里住过三天帮他校稿。我知晓他写作中的艰辛，也看到一个“老三届”黄牛般的耕耘，同时了解到他家庭和事业中的种种压力。
&&&&&&&&&&&&&&&&&&&&& &&&&&&&&&&&&&&&&& 《中国古代刑法史论稿》见证了我们师生的友谊，也增强了宝来老师对我的信任和倚重。在他随后的课题《毒品犯罪新论》中，他甚至邀我担任副主编并草拟编写大纲，这是莫大的信任啊！这个课题虽然因为他的离世未能出版，但我因此看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了8万字左右的文章（后来发表相关论文6篇），科研、写作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这些都归功于宝来老师的教诲。虽然斗转星移，日月如梭，但师恩难忘，我深深地怀念他。
&&&&&&&&&&&&&&&&& 附录：&&&&&&&&&&&&&&&&& 王宝来先生科研成果一览&&&&&&&&&&&&&&&&& （按照学科领域分类，同领域按照发表年度先后顺序排列，未特殊说明的均为独著）&&&&&&&&&&&&&&&&& 褚宸舸 整理
&&&&&&&&&&&&&&&&& 一、法制史（刑法史）&&&&&&&&&&&&&&&&& 1、《中国法制史》（学院内部函授教材）第一、二章（合作）、第四、五、六章（独立），西北政法学院函授部日印刷。&&&&&&&&&&&&&&&&& 2、《县令巧断无头案》，《学法》1987年第6期。&&&&&&&&&&&&&&&&& 3、《试论元朝惩治官吏犯赃》（西北政法学院硕士论文，1988年）。&&&&&&&&&&&&&&&&& 4、《试论元朝惩治官吏犯赃的实践》，载《法律科学》1990年第4期。&&&&&&&&&&&&&&&&& 5、《经济犯罪新论》，第一章（《我国历史上的经济犯罪》），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994年获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发陕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集体）。&&&&&&&&&&&&&&&&& 6、《略谈秦简中治吏思想》，载《理论与改革》1993年第2期。&&&&&&&&&&&&&&&&& 7、《中国刑法史专论》（上册为讲义，下册为参考资料），西北政法学院教材科1993年印，共30万字。&&&&&&&&&&&&&&&&& 8、《职务犯罪特论》，第一章（《我国历史上的职务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1997年获陕西省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集体）。&&&&&&&&&&&&&&&&& 9、《略论元朝的赃罪立法及其刑罚原则》，载《刑事法学专题研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中国法制通史（第六卷）》（合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七五、八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第三章（《元朝的刑事法律规范》），14.5万字。&&&&&&&&&&&&&&&&& 11、专著《中国古代刑法史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006年印刷，28万字。&&&&&&&&&&&&&&&&& 二、犯罪学（含刑法学、青少年法学）&&&&&&&&&&&&&&&&& （一）教材与著作&&&&&&&&&&&&&&&&& 1、教材《新编中国刑法学（分论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副主编，撰写第五、七、十章共7.0万字。&&&&&&&&&&&&&&&&& 2、教材《新编中国刑法学（总论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八章，1.5万字。&&&&&&&&&&&&&&&&& 3、《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性法学”部分主要辞条，共4.0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二）论文&&&&&&&&&&&&&&&&& 4、《苏联法律规定医务人员不救助病人当负刑事责任》，载《中国法制报》日。&&&&&&&&&&&&&&&&& 5、《乌克兰刑法医疗责任事故罪》（译文），《国外法学动态》1987年第4期&&&&&&&&&&&&&&&&& 6、《苏联防止性病蔓延的法律问题》，《国外法学研究》1988年第1期；《性教育》1988年第2期，1990年收入全国性病防治中心资料集。&&&&&&&&&&&&&&&&& 7、《试论我国防止性病蔓延的法律问题》，载《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88年第4期转载；《中国卫生信息报》1988年第216期4版转载。1986年西北五省法制建设研讨会论文交流，1987年医学交叉学科会议论文。&&&&&&&&&&&&&&&&& 8、《当前卖淫问题的思考》，载《法学内参》1988年第2期。&&&&&&&&&&&&&&&&& 9、《浅谈性病疫情报告的困难性》，载《性病情况简报》1988年第4期。&&&&&&&&&&&&&&&&& 10、《我国性病社会问题初探》，载《青少年犯罪问题》1988年第3期。&&&&&&&&&&&&&&&&& 11、《建立我国防止性病蔓延的法律机制》，载《性病情况简报》1988年第4期。&&&&&&&&&&&&&&&&& 12、《论职业道德与违法犯罪》，载《学法》1988年第1期。&&&&&&&&&&&&&&&&& 13、《传染性病及逃避治疗的刑事责任》，载《国外法学动态》1989年第1期；载《法治论丛》（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14、《关于性病疫情报告的若干问题及对策》，载《中国社会医学》1989年第2期。&&&&&&&&&&&&&&&&& 15、《运用法律控制STD蔓延的几点设想》，载《中国皮肤病性病学杂志》1989年第1期。&&&&&&&&&&&&&&&&& 16、《皮条客――黑道上的红娘》，载《社会》1991年第3期。&&&&&&&&&&&&&&&&& 17、《控制特殊人群性病传染源的几个问题》，载《性传播疾病综合防治――全国性病防治与对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 18、《论当前卖淫低龄化的特点、原因及防范对策》，载《法律与社会》1991年第4期。&&&&&&&&&&&&&&&&& 19、《似应注意宣传一性传播疾病预防之我见》，载《健康报》日&&&&&&&&&&&&&&&&& 20、《略论戒毒的社会保障》，载《中国社会医学》1991第5期。&&&&&&&&&&&&&&&&& 21、《从三宗涉外治安案想到的》，载《社会》1992年第8期&&&&&&&&&&&&&&&&& 22、《可资借鉴的美国艾滋病立法修正案》，载《中外法学》1992年第5期。&&&&&&&&&&&&&&&&& 23、《治安案件应防止以罪代刑》，载《法律与社会》1991年第6期。&&&&&&&&&&&&&&&&& 24、《艾滋病立法的几点伦理学思考》，载《医学与哲学》1993年第5期。&&&&&&&&&&&&&&&&& 25、《对卖淫妇女该怎么办》，载《青少年犯罪问题》1992年第6期。&&&&&&&&&&&&&&&&& 26、《20世纪新的“悲惨世界”――法国血液感染后果沉重》，载《光明日报》日第7版（国际副刊）&&&&&&&&&&&&&&&&& 27、《预防STD的生命伦理学和法制监督》，载《中国医学伦理学》1993年第2期。&&&&&&&&&&&&&&&&& 28、《略论毛泽东的刑罚思想》，载《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4期。&&&&&&&&&&&&&&&&& 29、《论软硬件结合加强艾滋病防治的社会伦理问题》，载《中国医学伦理学》1994年第6期。&&&&&&&&&&&&&&&&& 30、《略论香港查禁淫秽物品犯罪的法律规定》，载《法律科学》1995年（增刊）。&&&&&&&&&&&&&&&&& 31、《海峡两岸淫秽犯罪立法的初步比较》，载《西安石油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第一作者。&&&&&&&&&&&&&&&&& 32、《港台刑法〈妨害风化罪〉评析》，载《性学》1996年第4期，收入《香港法律制度研究》，陕西省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 33、《类推刍议》，载《伊犁法学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作者。&&&&&&&&&&&&&&&&& 34、《淫秽犯罪人初探》，载《青少年犯罪研究》1997年第10期&&&&&&&&&&&&&&&&& 35、《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性健康权的保护》，载《青少年犯罪问题》1997年第6期。&&&&&&&&&&&&&&&&& 36、《我国刑法应建立〈妨害风化罪〉》，载《刑法修改建议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一作者。&&&&&&&&&&&&&&&&& 37、《中国大陆淫秽犯罪初论》，载（日本）《中国研究》期；收入《中国法治探索》（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8、《略论我中刑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载《刑法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9、《试论我国刑法对性权利性健康的保护》，载《中华优秀科学论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0、《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体系的构想》，载《青少年犯罪问题》1999年第2期。&&&&&&&&&&&&&&&&& 41、《略述我国刑法的血液犯罪》，载《中国卫生法制》1999年第4期，第一作者。&&&&&&&&&&&&&&&&& 42、《美国犯罪学专家费莱德教授一席谈：早期预防乃控制犯罪的良策》，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1999年第3期。&&&&&&&&&&&&&&&&& 43、《海峡两岸淫秽犯罪新论》，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 44、《海峡两岸嫖娼立法之反思》，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2000年第5期。&&&&&&&&&&&&&&&&& 45、《我国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立法思考》，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0年第3期。&&&&&&&&&&&&&&&&& 46、《浅析家庭对青少年吸毒行为之影响》，载《青少年犯罪研究》2000年第3期。&&&&&&&&&&&&&&&&& 47、《略论香港的〈损害风化罪〉》，载《法律科学》2000年增刊。&&&&&&&&&&&&&&&&& 48、《略论反腐败与青少年犯罪预防》，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1999年第4期，收入《罪之鉴》，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 三、其他&&&&&&&&&&&&&&&&& 1、《一篇论文资料的搜寻》，载《政法图书馆》1988年第2期。&&&&&&&&&&&&&&&&& 2、《法律高等院校的改革》，载《政法教育研究》1989年第1期。&&&&&&&&&&&&&&&&& 3、《大学生法学教育的改进问题》（译文），载《政法教育研究》1989年第4期。&&&&&&&&&&&&&&&&& 4、《改革中的苏联法学教育》，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1期。&&&&&&&&&&&&&&&&& 5、《一个“三不管”地方的计划外生育》，载《人口与优生》1993年第6期。&&&&&&&&&&&&&&&&& 6、《略论高校综合治理的重点》，载《陕西高校保卫工作研究论文选5.6》，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作者。&&&&&&&&&&&&&&&&& 7、《中国西北民族地区计划生育问题三议》，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 以上共计66篇（部）&&&&&&&&&&&&&&&&& 王宝来先生生平简历&&&&&&&&&&&&&&&&& 王宝来，男，汉族，日出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祖籍山东昌邑，曾用名喜和。&&&&&&&&&&&&&&&&& 1956年9月至1962年8月，在西安市孟家巷小学学习。&&&&&&&&&&&&&&&&& 1962年9月至1965年8月，在西安市第二中学学习。&&&&&&&&&&&&&&&&& 1965年9月至1968年12月，在西安市第一中学习。&&&&&&&&&&&&&&&&& 1968年12月至1971年4月，陕西蒲城唐村插队。&&&&&&&&&&&&&&&&& 1971年4月至1977年9月，铁道部第一铁路工程局二处工人。&&&&&&&&&&&&&&&&& 1977年9月至1978年10月，兰州铁路局房建大修段工人。&&&&&&&&&&&&&&&&& 1978年10月至1982年7月，兰州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获历史学学士学位。（其中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7月至1985年8月，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任教。&&&&&&&&&&&&&&&&& 其中1983年任助教。1983年至1984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进修一年。&&&&&&&&&&&&&&&&& 1985年9月至1988年7月，西北政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8年7月，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刑法教研室任教，历任讲师（1988年）、副教授(1993年)、教授（1999年），曾担任刑法教研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担任学术职务有：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理事、陕西省法学会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陕西省性学会副秘书长。&&&&&&&&&&&&&&&&& 2000年9月担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教授
&&&&&&&&&&&&&&&&& 2000年11月因海边游泳溺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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